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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退歐之後的幾點建議

英國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現在輪到歐盟的其他成員國來決定：是懲罰英國，以防止其他成員國效仿，還是盡可能地滿足英國的意願?從此前歐洲各國在公投前表達出的意向來看，大都傾向於向英國施以懲處。

現在歐盟領導人依舊不做讓步，呼籲英國盡快退出，這或許是一個大錯誤。談判過程分為兩步——退出(第50條款)以及就貿易及其他領域確立新的關系。第一步可以迅速完成，然而第二步卻可能會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在退出後遲遲無法達成新協議將加深歐洲面臨的危機，加劇經濟後果，並可能損害與英國幾代人建立起來的關系。因此，歐盟應當采取紳士的處理方式，讓退歐能夠順利進行，其中包括了確保與離開歐盟後的英國繼續保持良好的關系，即使這一過程可能持續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

對下一屆英國首相的建議是放慢進程。退歐派在公投中贏得了多數票，但仍有48%的選民選擇了留歐。內部的分裂，民族主義的特性令這部分選民對於未來擔心害怕、心煩意亂。眼下經濟遭受的沖擊將更進一步加深危機感。下一屆首相，很有可能出自退歐陣營，應當放慢英國退歐的步伐。他或她應當堅持就退出進行談判並維系好英國退出後與歐盟其他成員國的關系;尊重歐盟其他成員國的利益，而不是只求英國選民的意願能被包容;根據談判結果與歐盟建立相關會員、特殊關系。

對留歐陣營的建議則是推動第二次退歐公投。

退歐陣營對離開歐盟後的英國予以鄭重承諾。現在他們的任務是與歐盟其余國家談判來達成這些目標。不幸的是，即使歐盟在談判中表示合作，許多承諾都是空想，不太可能實現。一旦塵埃落定，留歐陣營應該就退出條款發起第二次公投。他們應該支持第50條條款談判與未來關系確定同時進行。退歐陣營顯然會抵制二次公投，但鑒於他們支持普選，這樣做在道德上站不住腳。如果人們對歐盟成員國身份有發言權，那麽他們同樣對於談判結果有發言權，有權評判談判結果是否是退歐陣營之前所承諾的。事實上，今年二月 “脫歐”派領袖鮑里斯· 約翰遜表示他有可能支持第二次公投。如果他當選首先，或許他能夠被勸服重拾這個想法。

大眾普遍認為蘇格蘭將嘗試從英國分離。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蘇格蘭人民需要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來進行新的獨立公投。保守黨眼下還有場領導人選舉，而候選人很可能會排除這個可能。

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將舉行抗議活動，爭取新的公投，而這將造成緊張的對峙與憲法危機。但一個從英國獨立出去的蘇格蘭，失去了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協定很難成功。蘇格蘭還是先靜觀英國政府能夠與歐盟達成怎樣的協議為好。他們應當加入留歐陣營一同推動第二次退歐公投。然後，也只有在那之後才能來提第二次獨立公投。

繼英國之後，愛爾蘭是歐盟成員國中受退歐傷害最大的國家。退歐危及到了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並可能嚴重損壞愛爾蘭的經濟。愛爾蘭應當將自己定位為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之間的可靠中間人。愛爾蘭總理應強化與新任英國首相的關系，不懈努力來達成能最小化退歐損害以及允許英國與歐盟進行密切貿易往來的全面協議。

此外，對美國的建議是積極參與退歐談判。

一個強大且團結的歐洲符合美國長久以來的戰略利益。公投結果後美國也遭受了很大挫折。現在，華盛頓應發揮起作用。應當致力於減少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怒火，勸說歐盟成員國盡可能地讓談判順利進行。應當勸說英國政府在談判中采取更具建設性、更合理的做法。應當堅持退出談判與未來關系的確立雙管齊下。美國應當清楚，一個強大的歐盟依舊是其長遠利益。(本文來源於布魯金斯學會，譯者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

保爾森基金會：建議設京津冀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保爾森基金會6日建議，借鑒德國和美國得州的實踐經驗，設立京津冀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該當日發布《風光無“限”——助力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的領軍之旅》報告。報告認為，京津冀地區開展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具備優勢。

分析稱，北京與張家口是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舉辦地，張家口擁有豐富的風光資源，北京也正在尋求清潔能源轉型。借鑒德國和美國得克薩斯州這兩個國際案例，報告認為，京津冀地區可以成為全國可再生能源並網的典範，提高非化石燃料發電占比，同時改善空氣質量。

報告作者、保爾森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侯安德介紹，京津冀地區可以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和降低棄風率方面發揮積極領導作用，“這兩點也是中國實現宏偉的清潔能源和減排目標的關鍵。”侯安德認為，確保張家口的清潔電力輸送到整個京津冀地區，也是推進京津冀地區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的切實成果。

據介紹，北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贏得了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主辦權。攜手備戰冬奧會之際，兩地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以展示在治理空氣汙染和發展清潔能源方面的成就。

張家口已被列為首個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示範區。截至2015年底，張家口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容量達到8吉瓦，計劃到2030年增長到50吉瓦。

但報告認為，張家口城市規模較小，用電需求並不大，不足以完全消納本地的清潔電力，導致張家口棄風率一直居高不下。報告稱，張家口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示範區通過擴大本地用電負荷與引進高載能行業的發展戰略，可能與國家制定的提高能效和2020年達到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目標有沖突。

報告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試點可擴大到張家口之外，將整個京津冀地區設為“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將張家口的清潔電力直接輸送到北京和天津等電力需求較高的中心地區。由於棄風仍是京津冀地區甚至全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重大困擾，報告建議將降低“棄風率”作為關鍵目標之一。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及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卻落後於其它國家。

2015年，美國的風電並網容量僅為中國的58%，但風力發電量卻超過中國。報告稱，從2011年到2015年，中國棄風限電導致的電費損失累計約510億元人民幣，多消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4.3億噸原煤。

報告認為，用4至5年的時間足以讓投資和建設到位，完成政策調整，使可再生能源棄風率降至1%以下。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制定明確的實施方案及時間表。

據預測，將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擴大到整個京津冀地區，不但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與輸電規劃的協調性，還可以探索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制度，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全區調度。

報告還建議，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與輸電規劃的協調性，同時加快對輸電設施的投資，確保京津冀地區實現清潔能源目標。在京津冀地區試點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

1985年7月10日: 李福兆建議簡化上市程序

太鬆會有啤殼、太緊就會沒潛力公司上市，上市定位真難決定。

收評：滬指漲0.37%收獲三連陽 券商為何建議落袋為安

繼昨日大漲後，今日滬指維持3050點附近高位震蕩，指數上攻意願不強。而創業板指在經歷連續調整後再度走強，跳空上攻盤中沖擊2300點關口。盤面上看，在金種子酒(600199)發布二季度業績預告後，帶動整個白酒板塊走弱，消費品板塊遇冷。場內資金挪騰再度進入題材股板塊，受Pokemon GO紅爆全球影響，虛擬現實及遊戲板塊受資金追捧。

截止收盤，上證綜指收報3,060.69點，上漲11.31點，漲幅0.37%，成交額2,793億元;深證成指收報10,853.56點，上漲95.71點，漲幅0.89%，成交額4,497億元;創業板指收報2,285.37點，上漲38.02點，漲幅1.69%，成交額1,296億元。

板塊方面，傳媒、通信五福、虛擬現實、電子競技、人工智能等概念板塊漲幅居前，白酒、機場航運、煤炭、特鋼等板塊跌幅居前。

消息面：1、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7月12日作出非法無效的所謂最終裁決。中國政府聲明：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南海諸島擁有內水、領海和毗連區，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中國在南海擁有歷史性權利。2、李克強：中國經濟符合預期，運行基本平穩，要穩定宏觀調控政策，適度擴大總需求;二季度經濟增長穩定，中國將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強調發揮新經濟的作用，促進結構轉型升級。3、國資委：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13家中央企業人事調整，章建華任中石油總經理，真才基為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副總經理。4、經國務院批準，新組建的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列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名單，排在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之後。

分析人士指出，存量博弈格局下，絕對收益者基於安全墊考量，因此不會選擇繼續加倉。而當前的情況來看，指數並沒有因為市場擔憂加倉做多資金不足而選擇調整。這說明了在3000點一線資金減倉意願是不足的，階段性籌碼成本可能已經集中在3000點附近。在國家隊資金參與下，預計行情大概率將延續中線震蕩，但重心逐步上移的市場趨勢。

與此同時，申萬宏源證券夏季策略暨上市公司交流會今日在上海召開，首席策略分析師王勝表示，部分行業在過去四個月里估值不斷擡升，目前已經回到去年牛市高點。風險收益比並不樂觀，建議投資者逐步兌現部分收益。

短期：微觀結構已明顯惡化，7月下旬回調，8月下旬“吃飯”。6月底市場指數才出現加速上漲的態勢，但實際上6月底僅僅是行業主題快速輪動的開始，失真的市場指數並未準確反映已經持續4個月的結構性行情，公募基金凈值變化才是市場賺錢效應的準確反映。整個6月絕對收益投資者倉位快速提升，且加倉的主要方向集中在部分短期高景氣產業類主題方向上，熱點板塊的交易極度擁擠，微觀結構惡化。市場最佳運行方式是找到新的持續性方向抱團，但6月底開始的行業主題輪動卻是投資者為加倉而加倉，尋找補漲熱點的過程，指數吃飯行情並未出現，倉位卻已到了高位。市場的微觀結構並未改善，而是仍處於全面惡化的趨勢中，我們認為需警惕7月回調傷害凈值。市場普遍預期的吃飯行情將有望在調整後展開，越臨近維穩預期較強的9月初G20峰會，越有利於“吃飯行情”的開展和延續。

結構：下半年的結構性機會反而小於上半年，繼續高舉價值型成長大旗，繼續踐行逆向思維和反轉策略，攻入“無人區”。2016下半年震蕩格局難改，但一次出清的風險逐漸清晰，熱點板塊反而需要緊盯風險收益比，繼續強調只有價值型成長才是堅守方向。我們下半年的行業配置關註4條主線：(1)傳統消費為主的價值型成長仍是確定性的機會，特別關註名義估值便宜、邊際變化向好的醫藥中的部分細分行業。(2)廣義價值成長疊加極端天氣主題的PPP(建築，環保中個股機會).(3)高息率的水電等。(4)關註寶萬之爭落定後，如果資本的力量得到認可，舉牌概念可能卷土重來，地產，商業零售可能都有階段性機會。至於申萬策略在3月之後陸續精準推薦的黃金，新能源汽車，電子，軍工，物聯網，煤炭階段性仍可能有機會，但是目前卻堅持逆向思維。

金融監管體系怎麽改？招商局原董事長建議參考英國模式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各國都在重新評估過往基於微觀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並提出了改革方案。中國進一步改革金融監管體系的內容也被納入“十三五”規劃綱要。

7月14日，香港金融發展局成員、招商局集團原董事長秦曉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做題為《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理念、功能和模式選擇》的報告，反思中國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局限，分享金融監管改革的國際經驗，並建議中國采取“央行+行為監管局”的英國模式進行金融監管體系改革。

“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會在今年年底以前，應該會出方案了。”秦曉在報告現場說。

現行金融監管體系五大局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形成了“ 一行三會的分業式的機構導向的金融管理體系”，在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促進金融監管的專業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隨著資本市場和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一行三會”監管體系問題開始凸顯。

秦曉表示，首先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難以防範系統性風險，不利於維護金融穩定。第二是監管協調的難度大，監管成本增加，監管效率下降。具體來說，可以概括為監管競爭、協調困難、信息分割、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五個方面。

秦曉舉例說，監管部門之間的競爭在我國的債券發行市場體現得尤為明顯。當前我國的債券市場存在著發改委、財政部、證監會和人民銀行(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四個監管機構，各自負責審批不同類型的債券發行。2015年初，為了鼓勵交易所債券市場的發展，證監會降低了對公司債發行的要求，公司債發行量不斷創下歷史新高。隨後發改委與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相繼降低企業債和超短期融資債的發行要求，而債券發行的監管競爭從整體上加大了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

分業監管中協調困難的問題也日益凸顯。秦曉表示，分業監管部門的監管理念、目標、方式和執行均存在差異，平行的“三會”之間的競爭使得監管協調變得困難。秦曉認為，雖然國務院於2013年建立了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但這個聯席會議制度不改變現行金融監管體制，不替代、不削弱有關部門現行職責分工，不替代國務院決策，重大事項按程序報國務院，因而無法從制度上改變協調難的問題。

分業監管體系也造成了金融統計信息的分割。秦曉表示，各監管部門的數據來源僅限於所轄的行業，基於不完全信息，監管決策可能對經濟體帶來極大地傷害，去年股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股市存在泡沫，如果信息充分，決策會讓它軟著陸，但是簡單處理就會造成硬著陸。”秦曉說。

在監管空白方面，秦曉認為，當前我國在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投資者(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影子銀行業務、創新金融業務和互聯網金融等方面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監管空白。比如，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空白，掩蓋了整個銀行體系不良率的真實情況。

國際上有何經驗?

面對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缺陷，對其改革已經被提上日程。事實上，金融風暴以後，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對原有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程度不一的修補和改革。

秦曉表示，金融危機以後，各國都將宏觀審慎監管擺在了極其突出的位置上，以填補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空白。美國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進行頂層協調，英國徹底重構了金融監管體系，他們兩次重構，重點加強了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還有澳大利亞搞出來的“雙峰監管”，將金融機構的行為監管獨立出來，形成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分離的“雙峰”監管。同時，危機之後，國際上還提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

那麽，中國在考慮改革的時候金融監管模式怎麽去選擇?“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目標有三：一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二是強化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三是建立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監管框架。

基於這三個目標，秦曉認為，可以首先排除單一超級央行模式。央行的主要職責是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賦予央行全部的金融監管職能可能會與貨幣政策目標(物價穩定)相沖突。這種模式的另一個缺陷是，必然造就一個權力巨大的超級央行，實際上回到了改革開放前的大一統模式。

秦曉表示，我們也可以基本排除金融協調委員會+“一行三會”模式。設立一個更高層級的協調委員會不能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這個“疊床架屋”的協調委員會難以成為常設的決策機構，至多是有事議一議，沒事一切照舊而已。至於“一行一會”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的要求，缺點是沒有體現行為監管的相對獨立;“一行兩會”符合宏觀審慎的要求，但仍具有分業監管的特征，既不能滿足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的要求，也無法實現行為監管的獨立。

他提出，較為合理的改革方案是參考英國模式的“央行+行為監管局”或者參考澳大利亞模式的“一行雙峰”(央行+審慎監管委員會+行為監管局)架構，將三會的審慎管理並入央行，同時成立行為監管，合並以後央行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管理局，審慎管理局負責宏觀審慎，也包括微觀審慎。央行還負責提供金融基礎設施監管，和金融業的綜合統計。行為監管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和央行獨立。

在具體實施層面，秦曉認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新的金融監管框架改革既不應墨守成規，也不應過於激進照抄別國模式，可能是一個分步走的漸進過程。改革的第一步，可以考慮以“一行兩會”或設立“金融協調委員會”為起點，將重點放在加強監管協調和構建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之上，將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移交央行。第二步，在完善宏觀審慎管理的基礎上，實現功能監管，強化行為監管，最終形成類似於“央行+行為監管局”的模式。

上海已向兩部委提交負面清單修改建議 近期將推5條金改細則

7月20日，上海市政協召開十二屆二十九次常委會議。上海市副市長陳寅在會議上表示，希望在演出經紀、航空服務、教育培訓、軌道交通設備制造等領域實現進一步的開放。

陳寅還透露，在2015版負面清單實施的基礎上，上海已經向商務部和國家發改委提交了負面清單的進一步修改建議。同時，近期還將推出自貿區金改的5條實施細則。

自2013年成立以來，上海自貿區對於外資開放的範圍和深度就在不斷調整。在2013年發布的全國第一張負面清單基礎上，2014年又做了進一步調整，發布了2014版負面清單。與2013版相比，2014版的特別措施從190項變成了139項，減少了51項，調整率達到26.8%。對負面清單縮短的同時，上海對負面清單以外的外資企業也已經全部實行了備案管理，備案辦理的時間也由原來的8個工作日，縮減到1個工作日。

與負面清單相配合，此前上海自貿區曾發布了兩批共54項制造業服務業擴大開放項目，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已經累計有29項共計超過1700個項目落地。

上海的負面清單實踐為後來的全國推廣積累了經驗，也為上海外資發展註入了新的動力。

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資達589億美元，同比增長86%，規模位居全國首位。實際利用外資達184.59億美元，同比增長1.6%，連續16年實現增長。

具體到上海自貿試驗區，2015年共新增外資項目約2800個，合同外資超過350億美元，占上海全市合同利用外資的59.4%;實際利用外資超過30億美元，占上海全市實際利用外資的16.25%。

這其中，融資租賃、工程設計、旅行社、遊戲遊藝設備生產銷售、演出經紀、船舶管理、增值電信等行業的擴大開放措施，都取得了積極成效。

不過，產業開放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負面清單，上海自貿區進一步放寬國際船舶運輸、管理，國際海運貨物裝卸，國際海上集裝箱站和堆場、國際船舶代理等領域的外資準入條件，

但是，上海市政協常委、市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建設委員會主任孫建平表示，除“區內允許設立外商獨資國際船舶管理企業”的政策吸引了13家船舶管理企業入駐外，其余政策的實施效果均不理想，原因之一是綜合發展環境對企業吸引力不大，影響了市場主體的集聚意願。

比如，“允許區內設立外商獨資國際船舶運輸企業”一項，截至目前尚未有企業正式提出申請。

孫建平說，主要原因在於境內船公司的稅負、融資和高級海員的雇傭成本等，都高於境外。同樣，就上海爭取多年的國際船舶登記制度來說，僅單純放寬所有人股權結構、船齡限制、外籍船員配備等登記條件，而沒有具備競爭優勢的財稅、融資環境，將很難吸引中資“方便旗”船舶回歸登記。

而且，孫建平說，準入後的開放不到位，也影響了企業的實際運作。

比如，目前對外商獨資的船舶管理公司從事船員外派業務的資質要求仍然很高，給企業的運營增加了巨大的成本負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員外派管理規定》，從事船員外派業務的企業，必須滿足“具有自有外派海員100人以上”等條件。孫建平說，考慮到直接聘用船員的高額成本及潛在的勞務糾紛問題，自貿試驗區新設企業對經營此類業務望而卻步。目前，外資船舶管理企業多是通過委托勞務公司派遣的方式，為其所管理的船舶安排船員。

孫建平說，要充分利用好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平臺，爭取中央部委支持，在全球、開放的大格局下思考航運發展環境優化問題，構築上海在國際航運領域的比較優勢，為“集聚全球航運要素資源、提高航運資源配置能力”提供實實在在的支撐。尤其在稅收政策方面，建議繼續做好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政策的研究和儲備，積極爭取國家支持。

今年9月,自貿試驗區將迎來三周年的大考。陳寅表示，要以自貿試驗區三周年的總結評估為契機，進一步研究深化改革的新領域和新舉措，聚焦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加快推動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稅制政策等落地。

與此同時，上海也要堅持問題導向，積極務實地謀劃下一步改革開放的創新舉措。“我們要進一步發揮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的優勢，創新推出一批與供給側改革向適應的成果，切實提高企業的獲得感和感受度。”陳寅說。

農業大數據缺乏 業內建議建國家層面大數據中心

25日，在2016年第二屆國際(北京)數字農業論壇(IFDA)上，中國農業大學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教授李道亮稱，雖然農業大數據在現代農業的實踐應用中越來越重要，但是國內面臨著農業大數據缺乏、大數據模型缺乏長期積累、農業大數據缺乏與行業產業結合、農業大數據缺乏必要的規範等問題。

隨著傳感器、智能移動設備、互聯網等的發展，數據呈現爆炸式增長。農業大數據(Big data)是指在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等各種活動中形成的，具有潛在價值的、海量的、活的數據，是現代農業建設、發展、管理的“基準線”。而農業由於存在地域性、季節性、多樣性、周期性的特點，決定了農業大數據具有量大、類雜、複雜、實時的特征。

李道亮表示，從過去的小農經濟到規模農業，再到現在的數據農業，在農業大數據的幫助下，農業將實現從“看天吃飯”到“知天而作”的根本性轉變。不過，這需要數據采集、數據存儲和管理、計算模式與系統、數據分析與挖掘等關鍵技術的配合。

數據農業的基礎是來自物聯網的農業大數據，而這些數據的采集也經歷了被動、主動、自動的三個階段。早期的數據是人們為分析特定問題的需要，通過采樣、抽象等方法記錄產生的數據。後來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社交網絡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在網絡上傳遞發布信息，主動產生數據。到目前，傳感器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利用傳感器網絡可以不用控制全天候的自動獲取數據。

值得關註的是，數據分析是整個大數據處理流程的核心，這些大數據的價值也就產生於分析，實時數據分析和處理是大數據分析的一個核心要求。而通過大數據管理將海量數據聚合在一起，將離散的數據需求聚合能形成數據長尾，從而滿足傳統治理中難以實現的功能。

李道亮說，農業大數據的應用領域包括基礎研究、智能農業生產、市場行情、智能決策、農產品安全等。

以畜禽養殖為例，目前面臨出欄率低、生豬成本高、疾病控制不力和科學化經營和技術管理有待提高的現狀。但是，通過大數據技術對海量的、形式各異的數據，進行研究、分析、判斷，就可以研究出多種分析模型，建立起大數據處理中心，就會使畜禽養殖技術變得更加科學化。

在種植方面，通過大數據平臺對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為農情監測、作物生長管理提供指導，基於平臺集聚的典型病害特征圖像、病蟲害專家知識、診斷模型，通過現場病例特征結構化表述、典型樣本特征快速匹配、病例圖像與環境指標數據的深度融合等大數據平臺病蟲害分析服務，實現作物病蟲害的分析決策和預警。

不過，遺憾的是，我國農業大數據面臨著缺乏農業大數據、大數據模型缺乏長期的積累、農業大數據缺乏與行業產業結合、農業大數據缺乏必要的規範等問題。李道亮建議，應該加強農業農村大數據的采集，通過物聯網完善數據采集渠道，強化歷史數據的整理，並做到開放共享，此外還要加強數據數據處理人才隊伍，在共享開放大數據的同時，需要確保數據安全管理。

此外，他還建議建立農業信息化國家大數據中心，解決我國信息資源“條塊化”與整合共享問題。這就需要制定國家農業公共數據描述與表達標準，研究農業大數據存儲、調度、個性化需求智能聚焦、信息服務按需分配等技術，研究農業多源數據、知識、服務資源的統一層次化表達與描述、高效存儲、統一調度、資源共享、個性化服務。

有房還要住好房？ 黨國英建議劃轉增加1億畝城市建設用地

“北京的某房地產開發商老拿中國的樓房和東京等國外的獨棟房子比，說中國的房價不高。怎麽能這樣比”？

7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關於城鎮化與土地制度改革的論壇上。在談起當前居高不下的房價時，黨國英表示，“北京獨棟房子的價格非常高，樓房也是一樣。老百姓即便買得起房，也住得非常密集，居住形態遠遠趕不上東京和歐美國家的標準。”

中國老百姓的居住品質能否才能達到國外的水平? 黨國英建議，能否從農村建設用地中劃出1億畝，增加城市建設用地量。

呼籲增加1億畝城市建設用地

黨國英以東京新宿一家地產中介公司展示的賣地廣告信息為例，在新宿，買200平方米的土地需要100萬元(人民幣)，建築、安裝、裝修成本算下來一平方米要2萬元，200平方米的房子建成差不多要花500萬元。

黨國英表示，這個價錢在東京新宿能住上獨棟樓房，但在北京三環以內可能還買不了滿意的樓房。

不過，據了解，日本買房出了支付土地價格之外，不僅要支付高額的房產稅費，還要考慮遺產稅的情況。

對於中國人的居住形態能不能像國外一樣的問題，黨國英認為還是有可能性。

黨國英在會場上表示，他最推崇的是荷蘭人的居住狀態。黨國英出示的一個圖表顯示，在荷蘭一些主要城市，50%以上的居民住在獨棟樓房，有的城市這個數字甚至高達80%。 “荷蘭是發展緊湊型城市的典範，人口密度是我們的3倍，他們能做到，為什麽我們做不到?我們在居住形態上的問題不是資源問題，而是政策問題，是規劃管理體制的問題。”

黨國英說，“中國我們的建設用地大概是5億畝，城鎮村及工礦占地約4.6億畝。我們不能把高樓都炸掉，不能把大量的已經是工廠的地方變成居民區，但是如果我們從農村建設用地中劃出來9千萬畝或1億畝做住宅用地的話，中國人的居住品質就可以達到歐洲的水平”。

建議劃定農業保護區防止耕地被侵占

目前，外界擔憂的是，如果在土地政策上做一些調整的話，會不會侵蝕農業用地?農業用地會不會減少?黨國英給出的方法是劃定農業保護區。

黨國英表示，“中國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有60億畝，其中30億畝如果被劃成農業保護區的話，再去掉20%的河流道路，還有24億畝。劃了農業保護區之後，在保護區內非農建設只能少不能增，非農建設的占地只能減不能增。”

他補充道，這樣的話，政策實施起來比較簡單，而且對保護耕地更有利，犬牙交錯的基本農田不容易被蠶食。

黨國英表示，土地本不應成為問題，卻成為中國發展最大的問題。土地問題之所以成為目前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顯著問題，黨國英認為主要是由於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強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造成農業低效率，農產品相對昂貴，加劇了消費抑制，減弱國民創新活力；而土地規劃管理制度的缺陷形成中國現行居住形態，抑制消費，從而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再者，政府幹預土地出讓交易， 影響最終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加劇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資源配置失衡，形成資源浪費。

發改委“降息降準”建議被刪 央行：貨幣政策沒變

“堅定不移降低各種企業成本。擇機進一步實施降息、降準政策。”這是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3日上午發布的《更好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一文中的建議。但到了3日下午，上述字句已被刪除。此舉引發強烈關註。

一些觀點認為，刪文舉動可能隱含了一個信息：到目前為止，降準、降息不在政府和央行的考慮範圍。

不過，一名接近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並非是一份已經正式出臺、生效的文件，只是發改委政研室一份儲備性的、前瞻性的研究報告，這種研究報告在發改委政研室有很多，要根據經濟形勢擇機出臺或不出臺。通常情況下，這類文件就算是能夠正式發布，也要經過多重程序，或許還要進行修改。

財政部一位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單純的貨幣政策效應已經甚微，“大家更寄希望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來提振經濟，或者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刪文可能是由於媒體的過度解讀或市場的敏感反應。”

央行網站3日傍晚的最新文章顯示，2016年央行分支行行長座談會稱，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預調微調，增強針對性和有效性。

是否有必要降息、降準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一些專家表示，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是一個發改委內部的研究機構，其研究視角和其他市場研究並沒有什麽不同，也是以經濟的走勢為出發點，因此也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並不意味著未來政策一定會這樣做。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就是篇政策研究性質的報告，並不具有市場所猜度的那樣是釋放某種政策信號，刪改是為了避免市場過度解讀。”

也有觀點認為，降息、降準的政策決策權在央行，甚至是國務院，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此次發文建議擇機降息、降準可能會誤導市場，這或許是上述建議被刪的主要原因。

那麽當前階段究竟是否有必要降息、降準?

央行2015年進行了5次降息，目前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至4.35%，五年以上的商業貸款基準利率降至4.9%。

上述接近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人士表示，目前經濟形勢發展的趨勢還不是非常清晰，作為儲備政策，提出降息、降準還是可以研究的。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經濟增速情況來看，企業融資成本要下降還是有必要、有空間的，這種情況下還是要降息。

但他同時強調，降息還是要考慮另外一方面，就是對人民幣匯率會不會帶來一定壓力。眼下，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如果此時降息，人民幣貶值壓力會更大。這會帶來兩方面效果：一方面，對出口可能有效果，但不見得很大;另一方面，貶值或許會加速資本流出，導致中國投資增速的下降。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民間融資的真實成本被高估，對企業而言現有的利率水平其實並不高。

根據他的研究測算，目前民營企業的融資利率在6.6%~6.7%，距離最高位的9.6%已經大幅下跌。尤其是融資利率和企業息稅前利潤率比較，現在的息差幾乎與2012年在同一水平。

是否繼續降準，要根據流動性情況判斷，這要看外匯占款是否繼續減少。今年6月外匯占款較5月減少了977.27億元。據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解讀，減少主要與英國“脫歐”公投導致的金融市場波動有關。在此之前，5月外匯占款環比減少337億元，降幅連續5個月收窄。

連平表示，除了降準，目前央行有很多可替代的調控工具未滿足短期、中期的流動性安排。而降準對多各方面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魯政委表示，從整個國家大的政策導向來看，進一步降準的可能性也不大。

今年5月9日，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的撰文中，首次提出了“房地產泡沫”，並且警示了風險。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抑制資產泡沫”，業內人士解讀這主要指向房地產行業。

“這樣的政策背景下，一旦繼續降準，很容易造成市場的誤讀，尤其是在房地產上。”魯政委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上述財政部官員也表示，近期來看，降息、降準的空間都不大，即使真的降息、降準了，政策的邊際效應也在遞減。

貨幣政策如何助力去產能

雖然如今提振經濟更需要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的發力，但穩健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依然不可替代。

魯政委的一種說法很有趣：“2010年、2011年經濟過熱，2012年是一個往下轉的時間節點，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的狀況還不算差，由此表明，現在的利率回到了一個比較不錯的水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還存活不下去，那是不是‘僵屍企業’呢，或者還有其他什麽方面存在問題?”

我國上半年去產能成績單日前相繼“出爐”。上半年鋼鐵、煤炭產業去產能任務僅完成全年目標的30%和29%。要實現全年任務目標，意味著下半年將要完成全年任務的70%左右，去產能壓力加大。

國資委黨委近日在《求是》雜誌刊發署名文章《堅決打好提質增效攻堅戰》中提到，結合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加快處置“僵屍企業”，對石油石化、火電、汽車、煤炭等創效壓力較大的企業開展專項督導。

那麽，貨幣政策能在去產能中扮演何種角色?

連平表示，貨幣政策對於去產能的直接作用不大，“去產能更多是一個結構的問題，還是要通過信貸的方式，比如對產能過剩的行業信貸投放嚴格控制，或者通過結構性工具讓資金流向政策支持的行業等。”

魯政委表示，從債券市場的表現可以看出，目前鋼鐵、煤炭、有色、化工等行業的信用利差比較大，融資成本比較高，但是醫藥、城投債等融資成本都比較低，利率甚至可以說達到歷史最低位。這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現象，應該樂觀其成。只有差異化的融資成本，才能促使落後產能、僵屍企業退出市場。

當然，去產能絕不只是清退、整合那麽簡單。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去產能確實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和阻力。地方政府有對地方GDP、稅收和社會穩定的考量，企業的債務問題、人員安置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都制約了去產能的速度。此外，價格的反彈使產能過剩的企業對市場仍抱有期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下一步的工作重點，一是中央財政已設立了千億級的鋼鐵煤炭行業去產能獎補資金，要發揮好其化解過剩產能、員工安置等方面的作用;二是要積極穩妥推進寶鋼、武鋼兩大鋼鐵央企的重組整合;三是發揮新成立的央企煤炭資產管理平臺公司(國源)在去產能和促發展方面的作用。

胡遲表示，上半年已經制定好去產能的目標任務和完成路徑，下半年的進度一般會快於上半年，再加上國資委督導力度加大會倒逼去產能加速，全年去產能的目標是很有希望達成的。

發改委“降息降準”建議刪除 一秒變網紅

央行貨幣政策動向時時牽動著市場人士的神經。

8月3日上午，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子站發文《更好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下一步建議：“堅定不移降低各種企業成本。擇機進一步實施降息、降準政策。”但當天下午，相關字句已經刪除。此舉引起市場人士猜測：這是否代表著近期央行貨幣政策的意圖。

“我覺得這沒必要過度解讀，發改委並不對貨幣政策負責，該文對貨幣政策的解讀也是不恰當的，刪掉只是回歸發改委的本職工作，也並不代表透露央行貨幣政策意圖。”對此，招商銀行總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發改委上午的文章中明確提出‘擇機進一步實施降息、降準政策’，下午的文章又將這句話刪除，其中可能隱含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到目前為止，降準降息不在政府和央行的考慮範圍。”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只有政府和央行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沒有降息降準的打算時，發改委才需要刪除“擇機進一步實施降息、降準政策”這一句話。

鄧海清還提到，貨幣政策最終是由央行決定，發改委只有參與權。

對於下半年經濟工作，不久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註重相機、靈活調控，把握好重點、節奏、力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要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合理增長，著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作為貨幣政策制定者，央行在近日召開的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分支行行長座談會上對下半年預期引導已有表述。央行相關人士表示，下半年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水平合理充裕，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加大對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和民間投資的支持，推動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隱患，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紮實推進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升金融服務與管理水平。

實際上，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也並非只有降息降準單一選項，今年以來，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動作不小。

2016年以來，央行以逆回購為主，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搭配使用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保持流動性總量合理充裕。3月上旬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後，市場資金供給進一步充裕。

央行今年還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現實選擇。2月18日，央行建立了公開市場每日操作常態化機制。今年以來，公開市場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穩定在2.25%的水平。自公開市場每日操作常態化機制建立以來，存款類機構隔夜和7天期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波幅下降了50%左右。

此外，今年以來，央行多次開展SLF操作，隔夜、7天、1個月SLF利率分別為2.75%、3.25%、3.60%，積極發揮其作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同時，MLF3個月、6個月、1年期利率分別逐步下調至2.75%、2.85%、3.0%，發揮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導金融機構降低貸款利率和社會融資成本，支持實體經濟增長。

自5月起，央行在每月月初對國開行、農發行、進出口銀行發放上月特定投向貸款對應的抵押補充貸款(PSL)。此外，根據市場流動性情況，央行多次使用MLF補充中期貨幣，期限也由6個月增加為3個月、6個月、1年期。

早前，央行在今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里對貨幣政策操作也有著明確的表述：“建立公開市場每日操作常態化機制，加強對貨幣市場利率的引導和調節，註重維護短期利率平穩，適時下調中期借貸便利利率，探索常備借貸便利利率發揮利率走廊上限作用，充分運用價格杠桿穩定市場預期，引導融資成本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