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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搶占人才主戰場 “蓉漂”成新流行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5401.html

湖南人小張拿著現場工作人員發放的招聘企業名錄,逐條尋找成都的對口企業。她是智能家居領域的一名產品規劃師,在深圳已經待了10年,不過,最近她決定奔赴成都。在5月14日舉行的“創業天府行動計劃深圳行”活動上,一家成都公司讓她心動。

實際上,在成本更低、政策吸引和創業創新環境等效應下,成都迅速成為人才新的匯集地。人才“孔雀東南飛”的現象逐漸隨著“川軍”回流向“孔雀西南飛”轉變,一大批被稱為“蓉漂”的創新創業大軍匯流創造了的財富神話,又更加刺激創新創業活力的迸發。

像小張一樣的年輕人,之所以做出到成都的決定,另外的原因就是成都相對深圳便宜的房價。今年年初以來,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房價又出現一輪暴漲,“逃離北上廣”再次成為熱門話題。高房價促使越來越多的職場白領把目光投向了像成都這樣的生活舒適、經濟活躍的新一線城市。

而這也給了成都爭搶人才的好機會。“創業天府行動計劃深圳行”是成都市今年開展“創業天府行動計劃——城市行、高校行、海外行”的首站。5月14日當天,成都數十位企業家親自坐鎮招聘現場,15名高端崗位求職者完成了簽約儀式。

“蓉漂”成為流行新趨勢

在深圳工作了三年的小趙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中寫下這樣的話:跑步時路過一個姐妹住過的地方,習慣性地想喊她跟我一起去跑。轉瞬一想,她已經離開深圳到成都一個月了。

“對於做項目來說,這個薪水已經到頂了,除非轉做管理層或轉行,但是沒那麽容易。而目前這個薪水買房壓力山大。”建築設計師小楊在深圳工作七八年了,他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將準備隨時放棄三四十萬元的年薪,去成都這座並不那麽熟悉的城市。

當天,小楊面試了一家成都實力雄厚的建築企業之後,有點心動。小楊並不是四川人,但像他這樣決定去成都工作的人還不在少數。成都經濟活躍、文化深厚、生態宜居,有對口的專業崗位,而且薪資水平也不錯,生活安逸舒適,這些因素更促使那些“逃離北上深”的人把成都作為最佳去處,“蓉漂”逐漸流行起來。

此次“創業天府行動計劃深圳行”,成都就帶來了81家知名企業提供的 200多個中高端崗位,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行業覆蓋範圍廣,從金融到先進制造業。年薪在30萬元、50萬元、100萬元不等,且崗位發展前景好,具有非常強的吸引力。

實際上,隨著成都高端產業的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為了讓人才東流變為孔雀西南飛,成都還連續出臺了一系列人才引進的政策措施。

比如,《成都市引進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實施辦法》規定,對在成都市創新創業的國家“千人計劃”、四川省“千人計劃”和“成都人才計劃”長期項目的人才,給予100萬元專項資金支持;對帶項目、帶技術創辦獨立納稅企業的高端人才,給予最高100萬元科研經費支持。對入選“成都人才計劃”的個人和團隊分別給予50萬~500萬元支持。

今年2月,成都市政府又發布了“成都人才新政十條”,在資金規模和資助標準上下了前所未有的大手筆。原有的人才發展專項資金將增加至20億元,增幅近1/3,其中,市級層面增加為2億元,區(市)縣設立總額不少於18億元。

原有的引才辦法按長期、短期和青年予以每人50萬元到100萬元的資助,新政則實施分類分層資助,按人才類別和水平,區分國際頂尖人才、國家級領軍人才、地方高級人才,分別給予300萬元、200萬元和120萬元的資助。同時,人才落地的區(市)縣也將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配套資助。

成都市委組織部人才處副處長黃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外地人才對成都的吸引力越來越認可。比如當天來招聘現場的人中,非四川籍的超過了一半,而此前合作方智聯招聘統計預計的數據是不到30%。這大大超過了預期。

創業創新“成都都成”

成都作為內陸城市,如何繞過承接高端產業轉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從“制造”到“智造”的跨越轉型?人才是關鍵。

成都一直註重招才引智。今年以來,更是大力實施“天府人才驅動計劃”,創新人才政策、推進人才發展機制改革、營造“雙創”環境,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主動引才。

正是在成本、政策以及成都良好的條件等綜合因素的作用下,越來越多的人才來到成都,他們遠不只是到成都謀職工作,更多人匯集到成都來創業,因為這里已經成為創業創新的熱土,“成都創業,創業都成”已經深入人心。

早在2013年4月,熱門遊戲“找你妹”的開發團隊雲中遊科技撤離北京搬到成都發展成為業界一大熱點話題。隨後有相當一批做遊戲的人士來到成都,其中有一些是在盛大、網易、騰訊做高管的,他們在行業內較有影響力,也有資金,還紛紛帶著團隊紮根成都。

不僅如此,不少“海歸”也加入到蓉漂的隊伍中。四川和芯微電子的董事長鄒錚賢就是其中一個。

32歲的鄒錚賢從新加坡歸國創業,有7個城市進入了鄒錚賢的選擇範圍,“和芯微電子是一個以創新研發為重的企業,能否留得住人才,才是未來發展的關鍵。”最終,和芯微電子將成都作為他們事業起飛的基地。“無論是人文環境、生活成本,還是人力資源、創業成本,成都的綜合優勢是最佳的,最適合企業的發展。”

成都奧泰醫療系統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鄒學明曾在美國工作多年,回到成都創業後成立奧泰醫療,成為我國第一家註冊於國家工商總局、投資超導磁共振的大型項目。

配套資源是鄒學明瞅準成都的主要理由之一。他說,成都作為西部經濟發展高地,為他們公司研制的高端醫療設備提供了廣闊的後發醫療市場資源。此外,成都及周邊城市綿陽、德陽等有著豐富的航空航天機電產業配套產業鏈,為奧泰吸引了國際頂尖的優質零部件供應商。

此外,當地政府的資金支持也為他們前期進入市場、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鄒學明介紹,奧泰先後獲得了四川省科技支撐計劃、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轉化、成都市醫療器械研發資助、成都高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專項等10余項科研項目資助,無償獲得政府科研類扶持資金920萬元。以及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高新區的各級流動資金貸款貼息和技改項目支持,資金總額達到2971萬元。

除了企業之外,創業者個人也能獲得資金支持。彭倍自2014年創辦四川阿泰因機器人智能裝備有限公司以來,先後進入四川省“千人計劃”和成都市“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支持計劃”,分別獲得了100萬元的補助。

在上述共200萬元補助的幫助下,阿泰因機器人智能裝備有限公司的發展踏上了快車道。雖然2014年才創辦,但是2015年就開始順利盈利了。當年銷售額達到了2000萬元,實現凈利潤500多萬元。彭倍躊躇滿誌:“按照目前的訂單和發展勢頭,預計今年銷售額能翻一番。”

其實,這些成都創業創新企業已經連續創造了財富神話。最新的莫過於,廈門華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將作價18億元收購數聯銘品100%股權。項目完成後有望成為近年來國內大數據行業最大一宗收購案。而數聯銘品就是成都一家成立不到三年的創業企業。

賽伯樂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朱敏表示,成都的創新創業環境好,一方面來自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務環境好;另一方面,成都生態居住、人文藝術環境都不錯。賽伯樂計劃在成都投資100億的規模,爭取三年打造出百億企業,培養成都本地走向世界的企業。在朱敏看來,“成都創業 創業都成”已成為更多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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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資人才聊了5分鐘,你可能已經被PASS了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608/156389.shtml

和投資人才聊了5分鐘,你可能已經被PASS了
青山資本 青山資本

和投資人才聊了5分鐘,你可能已經被PASS了

如果把所有可能產生被PASS的小細節進行排序,第一個被排在前面的是“不自信”。

文|青山資本

投資行業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是,一個真正好的項目點燃投資人的投資興趣速度非常快,可能只需要10分鐘,接下來聊的時間都是做各種細節確認要不要投。身處天使投資行業,青山資本本身的投資決策很快,所以有些項目聊了不到30分鐘就已經決定投資,比如最近剛拿了1億Pre-A融資的互聯網保險項目悟空保。

另一個略顯殘酷的真相是,更多創業者遭遇了另一種情況:表面看起來,你今天和投資人聊了一個小時,投資人看似在一直確認要不要投你,真相卻是聊了5分鐘,你已經被PASS掉了。之所以還聊那麽久,一方面是念及創業者和投資人見一面並不容易,另一方面投資人也想給創業者提一些建議,或者進行行業探討。

我們發現,造成這種創業者快速被否決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項目的方向和前景不被看好,還有一部分,不是因為項目本身,而是創始人身上流露出的一些特質,讓投資經理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有了初步判斷,覺得創始人無法lead此事或者有道德風險不能投。 下面這些情形,是很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被PASS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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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自信

如果把所有可能產生被PASS的小細節進行排序,第一個被排在前面的是“不自信”。從青山資本看的項目來看,要占到整體數量的60%。

很多創業者在見投資人時,有禮貌,自信,言談間傳達著他的堅持和篤定。但我們要說的不自信,他的表現是,和投資人特別客氣,客氣到說話之間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話說不好得罪了投資人。在講述自己的項目時放不開,內心不夠篤定,時刻自我懷疑,還頻頻以“請教”的名義問投資人,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對的?”

除了這種低層次的“不自信”,大多數的不自信源於對項目細節的不了解,沒有自信能掌控全局,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表現地特別猶疑。

公允地說,這樣的創業者實際上並沒有做好創業的準備。如果創業者對自己的項目實現路徑都不那麽確定,如何自信面對更多的用戶和投資人?後面如果有什麽大的風吹草動,不夠篤定的創業者,分分鐘就會放棄。

2.過於偏執

需要說明的是執著和偏執是不同的。我們會傾向於把執著看成一個長期行為。比如,一個創業者可以不管他人是否認同,認準一個方向上堅持幾年,這是一個優秀創業者必須具備的品質。

偏執更像是一種應激性行為,針對某一個觀點或者說法,條件反射式進行回擊。

在聊項目的時候,有時候投資人會用一種故意施加壓力,或者就一些關鍵問題進行反複確認。有些創業者會在沒有完全理解問題本意的時候,或者稍被質疑,就進行刺猬式的防衛。看不到對問題的直接回應,只看到他對自己創業想法的堅持。

這樣的創業者,很難聽得進別人的意見。創業的合作成本會比較高。

3.老油條

與第一種情況相反,這樣的“老油條”創業者在和投資人見面時,第一感覺是江湖氣和匪氣很重。

具體表現是,和投資人自來熟,聊起天來十分健談,可謂用“口若懸河”來形容,時不時地提及自己在行業里的地位和上下遊資源,有意無意間炫耀人脈,表示和大佬ABC都很熟。對當下流行的創投概念信手拈來,並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研究。

但是,當問及自己要做的項目時,對於細節的了解不夠清楚,也提不出很好的解決方案。關鍵問題上遮遮掩掩,試圖蒙混過關。語焉不詳之時,會迅速轉移話題,甚至拉出其他投資機構的“高度評價”給自己背書。

說比做容易的太多。面對“就他最懂”的創始人,我們會判斷這樣的創始人可能沒有足夠的能力,以及實實在在的資源挑起這個項目,沒法把這件事真正做出來。

4.數據水分大

很多項目如果在天使投資階段沒有數據可言,但到Pre-A的階段,是否獲得融資需要看數據的“勢”。有些已經跑了一段的天使項目,也會有數據產生。

自然,在表達項目前景時,創始人必然會提到數據。在沒有開始DD之前,僅憑創始人一家之言,數據的真實性就要受到考驗了。

一般來講,投資人對數據是有一定的寬容度。但如果從過往看項目的常識判斷,和創始人再三確認後,發現數據的水分太大,那創始人的誠信就要受到懷疑了,可以判斷,未來如果合作,可能有道德風險。

自然,投資一個項目需考量各種綜合因素,但不投一個項目的理由可以有千萬種。

肯定與否決之間,投資人只有一個渴求,那就是希望找到頭腦清楚,內心篤定,比投資人更懂行業,樂觀自信,有人格魅力等品質的優秀創業者,可以排除各種艱難能夠把一個商業計劃書變成一樁頂天立地的生意。 做成這些事情的前提是,雙方在見面的開始,已經給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並建立可以長期合作的信心甚至信任。

說一千道一萬,對創業者而言,沒有比真誠更好的融資姿態了。作為對真誠的回報,對投資人而言,我們願意認真聆聽每一個創業項目,即使因為種種原因不投,但也會給出資本之外的誠懇建議。

融資 天使 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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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雲峰:中國需要怎樣的人才選拔制度?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5016.html

一年一度的高考再度來臨,其之所以備受各界矚目,是因為高考制度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人才選拔制度。雖然這項制度只運行了數十年,但已和盛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相提並論。

也許有人認為與科舉制度最相似的是公務員考試,實則不然。其一,科舉制度的參與者幾乎是當時所有的讀書人,而公務員考試參加人數占比不高,近五年報考平均數僅140萬,與950萬的高考人數相比,相差較大。其二,對古代讀書人而言,讀書,然後為官可以說是自古華山一條路,所謂“學而優則仕”;但在當代社會,有知識和學歷的年輕人選擇很多,考取公務員甚至不是年輕人向往的人生道路。但絕大部分中國年輕人,尤其是知識基層,幾乎都經歷過高考,以及對此十分重視。

中國歷來十分重視人才選拔,在討論當前需要怎樣的選撥制度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歷史。科舉取士之前,中國經歷過先秦的門客養士制度,兩漢的察舉制(舉孝廉)、征辟制,以及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由於隋唐以前中國是貴族政治,所以這些制度都建立在貴族統治階層內部選撥人才。到隋唐之際,貴族政治逐漸衰落,科舉制作為一種選拔人才補充制度得以施行,中唐以後貴族政治退出歷史舞臺,科舉制就成為中國舉足輕重的選拔人才制度,宋代以後直接是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不二法門。

這些制度本身,都有或多或少的問題,如最受後人詬病的九品中正制,發展到東晉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情形,但另一方面也印證,中國的貴族政治當時已是強弩之末,只能通過這種嚴格按出身來決定人才等級的制度維持。

歷時最長且影響最大的科舉制度,曾經被西方人認為是最具開創性的官吏選撥制度,因為開始將統治階層的大門向普通大眾敞開,一個中國人只要熟讀詩書,並能在科舉制度的“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中脫穎而出,就有資格躋身統治階層。到了宋代,如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曾布之類名噪一時且享譽後世的士大夫,出身都不算“高貴”。

江南貢院,中國古代最大的科舉考場

當然,科舉制度亦有不足之處,如發展到明清,考試形式越來越固化,出現了很多專門為科舉而生的“讀書人”。明太祖朱元璋痛陳這種情況,甚至因此暫停過科舉:“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之士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重。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

到了清末,由於科舉取士選拔的人才與當時內憂外患複雜的社會情形越來越不相稱,加上中國近代大學制度開始興起,於是科舉制度也就在1906年被廢止。隨後國內盛行興辦大學,當時大學都是自行出題自主招生,直到1938年,由於大學數量激增至百余所,民國政府借鑒歐美經驗,改革考試制度,開始下達高校招生計劃,並組織全國統考。高考作為人才選拔制度,即肇始於此。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贅述歷史過往,無非是想表達,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人才選拔制度,都有其興亡背景,我們不應以現在的視角去看待過往。同時,高考作為當下中國所采取的人才選拔制度,雖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如應試教育導向、考題與實際脫節之類,但這個制度本身,無疑是當前最優選擇。我們目前需要做的,是根據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去完善這個制度,科舉制度的1300年,也經歷了無數次的改革。

有人覺得大學自主招生是個好選擇,比如在美國就實行得比較好。實則未必,首先,我國與美國國情不同,中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還比較落後,大批人口生活中社會底層,而美國是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一旦全面推行自主招生,底層學子,尤其是農村地區考生,由於條件限制,青少年時期很難形成自主招生所需的“綜合素質”,以致日後享受優質大學教學資源的幾率會大大降低,社會對流的大門隨之越來越窄,與當前提倡的社會公平相違背。

其次,我國的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基本都是公立國辦,而美國的不少名校為私立,公立大學因為是社會公器,開辦自主招生,難免出現諸多貓膩,數年前被揭露的中國人民大學自主招生窩案,即屬其例,人民大學作為國內名校,自主招生大肆徇私舞弊,影響十分惡劣。

當然,高考制度本身雖說是目前的最優選擇,但本身問題不少,也需要改良。如出題質量,以及受爭議的地域之間不公平現象,這些都要在日後運行中不斷改善,以做到盡可能地體現選拔人才的屬性和體現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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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政府新血 先進民主國家這樣做 他山之石 擴大人才庫、善待政務官

2016-05-23  TWM

如何塑造高品質的政務官?反貪腐一定要公開個人財產嗎? 從人才培養到與立法院的互動,歐美先進國家這樣做。

政府政務官難找,不只是台灣的問題,許多先進國家也都碰到過。事實上,國際許多先進民主國家,從人才培養到與立法院的互動,都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塑造高品質的政務官。

人才池不足

英國解方:延攬學者、商界人士,建立影子內閣培養政務官,近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英國有解方。內閣制的英國,行政首長都是由資深的下議院議員擔任,而幕僚及團隊則由資淺的議員組成。這樣的好處,是「不會發生政務官雖然是社會專業人士,行政經驗卻無從培養,難以融入政治環境的窘境。」英國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資深研究員萊道爾(Peter Riddell)說。

但面對人才匱乏的現象,英國還是要找出解決之道。萊道爾舉例,面對人才池越來越小,二○○七年,英國前首相高登遂大舉用才,以「廣納賢能」(Government of All Talents)為號召,擴大非議員閣員,納進許多沒有政治經驗的學者及商業界人士進入內閣。

除此之外,英國的在野黨也有正式組成「影子內閣」(反對黨監督執政黨)的傳統,由卸任的政務官及議員、專家、學者集結而成,對執政黨提出批評及反對政策。國內不少學者也建議,國民黨團應趁著在野這段時間,組影子內閣,重新建立起台灣的政務官人才池。

財產公開趕跑人

美國解方:官員安全堪慮,陽光法案急轉彎一二年,為了加強政府透明化,美國通過《STOCK法案》。其中一項最受爭議的規定,就是高階官員與政務官申報的財產資料,全部都要在網路上公開,曝光程度相當於台灣的《陽光法案》。

然而,在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案生效前,國會卻通過了法案修正案,取消網路上揭露財務資訊的規定,讓財產申報回到原本封存,民眾僅能書面申請調閱的流程。

為什麼?美國國家公共行政學院出了一份報告「《STOCK法案》公開財產對政府影響的獨立研究」,明確反對法案網路公開財產。報告指出:「法案如果施行,會對官員人身安全造成問題」,「高階官員的人才庫已經逐漸縮小,公職吸引力和其他民間職位競爭已失去吸引力,法案對政府吸引、留住人才,將會有長期且負面的影響。」事實上,若分析國際透明組織的「清廉印象指數」就能發現,在主要國家中公開官員財產與不公開之間,並無直接關聯。美國撤除《STOCK法案》網路公開的議案,獲美國參議院全數同意,毫無異議。

對照美國,看看台灣,我們是否也能在反貪腐與政務官人身安全中間,找到平衡點?

不讓立院作秀

德國解方:五天前提問,一小時答十八題如果台灣立法院質詢是歹戲拖棚,那麼德國議會質詢就是字字珠璣。根據《德國議事標準》,黨團質詢的問題,必須由五%以上的議員連署提出,且所有問題都要五天前先提交,禁止脫稿演出、減少重複。此外,議員個人還是有機會獨秀,每周三有一小時,議員可以向各部會部長做「口頭質詢」。

一周一小時的時間怎麼夠質詢?台灣民眾看慣立法院時間又長、戲又多的質詢方式;在德國議會,一五年一整年下來,總共只有五十個小時的口頭質詢,卻提出了九百多個議題,平均下來,一個小時可以問答十八個不同議題。

如此高效率,是因為德國議會就連議員事先交的問題格式都有嚴格限制,問題必須提出數據及前提,方便回答。而問題主要由書面回覆,口頭質詢僅是補充,因此快問快答,效率極高。

如果台灣要擺脫立法院的作秀文化,提高政務官在質詢時的效率,德國議會的質詢規定,值得參考。

撰文 / 楊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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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創業公司應該招多少人才對?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624/156912.shtml

早期創業公司應該招多少人才對?
土匪投資日記 土匪投資日記

早期創業公司應該招多少人才對?

公司人數是創業公司的第一大天敵

現在的創業不比以前,創業都會爭取拿一筆風險投資。

當我問那些來找我談融資的項目,到拿錢了做啥?

百分之百會有一個理由, 就是招人,增加人數, 擴展業務。

這個理由無可厚非, 公司要發展, 員工就得增加。 但是每個階段需要多少人, 自己能管多少人, 這個問題可能需要非常認真的思考下。

你到底應該招多少人呢?

看下倪正東(清科集團創始人、CEO)的一段話

 “很多創業者在融到VC的資金後,會在第一年花掉募集資金的50%-80%,然後第二年把剩下的錢花掉。他們募資後會雄心勃勃地幹三件大事:1擴大辦公室或者搬豪華辦公室; 2漲工資,大幅招人;3市場營銷費用巨增。之後,他們又沒錢了,並處在生死邊緣。很多創業者,都會因為曾經花錢太快後悔!” 

說的其實非常有道理, 可能創業失敗的理由千千萬, 但是拿了投資又失敗的公司大部分都走了這條路。

原則和經驗公式

一個創業型公司每個階段需要多少人,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需要case by case 的談, 但是有幾個天條我覺的大部分創業公司都適用,歡迎探討 :

1.聯合創始人不要超過3個(除非起步就是個明星級的大項目,類似於小米)

2.在沒拿到投資之前, 如果有盈利業務,人數不要超過10個, 如果沒有盈利業務,人數不要超過5個

3.在拿到第一筆投資後, 沒超過500萬人民幣,如無客服和大量銷售人員, 人數不要超過15個

EOE的靳巖對這個寫過一段話,供大家參考

 ”就創業公司人數的問題,我老是和創業的一幫朋友們探討,最早我也很迷惑為啥一家公司做這麽點事情,就需要幾十個人?為啥一個CEO怎麽一裁人,公司里邊的人數裁了一半?甚至什麽前臺,hr,都自己去做。後來慢慢的明白,原來人數不是成功路上的必要條件,人數在某些時候甚至和創業公司的成功成反比。認識的一哥們,很有意思,他說,靳巖,我總結了一個創業公司提升3倍效率的公式,我聽了聽,感覺還挺那麽回事的。至少很有意思,懂的人可以參考,不理解的人可以博得一笑。“ 

創業公司提高3倍效率經驗公式

1.假設公司原來有50人,效率低,老是感覺人手不夠。各個部門的老大老是吵著要招人。

2.送走1/3不合適的,包括部門老大。效率立刻提高了1倍。

3.間隔1-2個月,堅決砍掉不核心的業務,讓公司集中在一件核心的事情上,效率再次提高一倍。

4.經過一段時間,有人跟不上公司發展的節奏,再送走1/3掉隊的,效率再提高1倍。33人*(1-1/3)=22人。

至此,顯性薪水不變,人數從50人減少到22人。效率提高到400%。 

很多人都有一個習慣,如果我們沒有50個人,我們的創業如何成功?如果沒有一個人數多的團隊,事情怎麽能夠做完。親們,不管是不是創業公司,不管在哪里做事情,永遠都有做不完的事情。關在在於如何做起事情。我的潛意識里邊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排上優先級,那就說明這件事情不重要,更直白的說是這件事情可以不做,甚至是不值得做。那還為什麽還要安排很多人去做這個事情。這是老大的問題,是Leader的問題。員工數量不是成功道路上的必要條件。

 公司人數是創業公司的第一大天敵

1.一家沒有效率的公司,必死。

2.一家沒有效率的創業公司,會以最快的方式死去。

3.創業不容易,成活率簡直低的可憐,從今天開始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創業公司,你的公司成功的可能性將會大大增加。

“僅有190人的Supercell”

2016年6月21日,騰訊公司宣布,確認收購日本軟銀集團所持芬蘭遊戲公司Supercell的股份,占股約84.3%。

這家收購後估值為102億美金的公司旗下共有《部落沖突》、《皇室戰爭》、《海島奇兵》和《卡通農場》四款遊戲2015年為Supercell帶來21.09億歐元收入(約合23.26億美元),凈利潤8.48億歐元(約9.64億美元)。

花了六年時間成為全球最賺錢的手遊公司,荷蘭的Supercell卻只有190個人,其中一半是研發團隊,這樣算來人均凈利潤達到了500萬美金之多。

Supercell的CEO 潘納寧(Ilkka Paananen)從企業文化方面解析了公司的成功,說道“不像有些公司動輒招攬數百名開發人員,Supercell一直保持精巧,每個團隊由7人組成,迅速開發遊戲,然後迅速拋棄(但只有一個人能做出淘汰決定,就是拿出創意的人)。

再看幾個不錯的創業公司

唱吧

陳華在離開阿里之後再次創業剛開始做的是最淘,雖然拿了上百萬美金的融資,但是人數也就是30多個人,最淘沒做成,重整團隊開始做了我們現在知道的唱吧。我想大家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認為唱吧是一款雖然很簡單,但是不得不說是很nb的產品。在後續輪拿到千萬美金投資,真沒想到團隊不但人數沒有擴張,而且只有十幾個人。真是一家高效率的公司,成功是有理由的。 

37signals

這家公司是我非常欣賞的一家國外公司。學過RubyOnRails的人都知道,ROR是一款偉大的Web框架,讓Web開發變的無比有效率,包括Twitter都采用的ROR的開發。而ROR的創始人DHH就是37signals的創始人。37signals,是2008年十大最值得關註創業公司;37Signals在web應用業界可謂是鼎鼎大名了,不僅僅有BaseCamp、Highrise、Backpack、Campfire等知名產品,同時還衍生出一本Web創業公司的經典書籍《Getting Real》、《ReWork》(成為Amazon書店排行榜第一名)。37signals目前只有35名員工(包括客服),運營了超過13年,年收入估計超過千萬美金。 

MailBox

團隊只有13人,做出了iOS上最好用的郵件客戶端。發布不到1一個月就被Dropbox給收購了。 

Path

在發布Path1.0的時候只有15個人,在發布讓人驚艷的Path2.0的時候,員工人數才有有25人。估值超過2.5億,B輪融資達到了4000萬美金。 

Instgram

Instagram公司位於舊金山,由凱文·斯特羅姆(Kevin Systrom)和Mike Krieger聯合創辦,產品於2010年10月正式登錄App store,隨後用戶迅速增長,Instagram上線僅一周就擁有了10 萬註冊用戶。2012年10月25號,Facebook以總值7.15億美元收購Instagram, 員工只有13人。 

Whatsapp

2014年Facebook以190億美元收購了即時通訊應用服務Whatsapp,當時whatsapp僅有35名工程師,但該應用的用戶數已經超過4.5億,2015年9月,whatspp的用戶數超過了9億,工程師的數量仍舊保持在50名左右, 

小紅書

被總理稱為“2015年中國發展最快的創業公司之一”的小紅書短短三年時間,已擁有近2000萬用戶,在完全零廣告投入的前提下,半年的銷售額突破7個億。標榜“產品技術驅動”的小紅書卻只靠30個工程師和產品經理撐起了千萬用戶十億交易額的社區電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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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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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計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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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大洗牌!懂服務、又會寫程式者吃香 金融業新金飯碗 瞄準非財金生

2016-06-27  TCW

金融科技成金融業的決勝關鍵,搶人戰火熱開打,三年內,將誕生四千名相關產業人員,擁有資工背景大加分。

再三年,就要屆滿一百歲的華南銀行,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

這家老銀行,今年出現了一批新特權階級,華南銀副董事長林知延說:「他們真的很不一樣,全公司只有他們是不穿制服的!」

這群不穿制服的銀行員的特色是:年輕、理工科系畢業為大宗、想法天馬行空,他們是華南銀內部負責金融科技(Fintech)的新員工。

國內民營銀行龍頭中信金,是國內第一家資助大學,做為人才培訓庫的金融業者。「Fintech的發展、相關人才的培訓,決定未來五年內的金控排名!」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校長施光訓指出。

從近百年歷史的老行庫,到台灣最國際化的銀行,幾乎全體總動員的進入金融科技發展搶人才戰。因為根據市調機構Accenture最新報告指出,二〇一五年,全球對於金融科技領域的投資金額超過二百二十二億美元,比一四年的一百二十六億八千八百萬美元成長七五%(見第七十五頁圖)。今年,金管會提出《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預計三年內培育出兩千名以上金融科技人才學生、四千名以上相關產業人員。

高薪搶資工生起薪甚至比當教授還要高

以薪資水準而言,將金融科技相關工作稱為「金融業的新金飯碗」,一點也不為過。安侯建業金融行業顧問服務執行副總經理李育英指出,現在大型金控為了發展金融科技,爭相搶著要資訊科技人才,有的是透過發放獎學金來物色有潛力的學子,有的則直接祭出高薪。

舉例來說,倘若具有區塊鏈技術能力的新鮮人,進入金融圈後,月薪五萬元起跳是正常水準;若有更高階的能力,或同時有商管的訓練,七萬、九萬不成問題,是22K的數倍。「有些資工系所教授說,學生(去金融業)的起薪,比他們當教授還高!」李育英說。

這群看似與傳統金融從業人員截然不同的人,若一言以蔽之,堪稱是一群年輕的「混搭」人才。永豐銀電子金融處資深協理梅驛如此形容:二種『綜合形態』的人種出現了,學歷顯得不重要了。」

如今,這個全新人種,儘管年輕、專業經驗未必充足,但在金融圈卻儼然形成不容小覷的另一派主流。

中信投資新創團隊主導計畫的六人,平均30歲

身為消費金融龍頭,中信金為了發展數位金融,推出「ARK數位方舟」計畫,而且喊出最具顛覆性的目標:以十億元資金,在未來三到五年內投資五十個國內外的金融科技新創團隊,屆時得以中信銀的平台為基礎,打造出自成一格的金融科技生態鏈,背後藏著將實體的消費金融王國搬到虛擬通路上的野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計畫的主角,是六位平均年齡三十歲的年輕人,而且幾乎都擔任過董事長、總經理特助,堪稱是公司內部最受重視的一群精英。

玉山、永豐創混血部隊吸納遊戲、電商外部人才十多年前即不惜血本投入數位金融的玉山金,一向對九成以上員工皆為自行培訓的「玉山寶寶」引以為傲,但唯有玉山銀的數位金融處例外,從雅虎、PChome等知名科技業者,到新創科技公司的行銷、技術人才,皆爭相跳槽至此,外來人才比率已達二〇%。

就連永豐銀也是如此。該公司電子金融處處長陳亭如出身PChome,加上待過eBay和露天拍賣的梅驛、曾任職雅虎電商部門和宏達電的協理嚴國瑞,從部門主管到員工,電子商務、遊戲業背景的人才占比達三分之一。

同為公司裡血統最不純正的單位,才讓玉山金、永豐金這些國內資產規模不到國泰金、富邦金一半的中型金控,旗下的銀行卻可以靠著「混血」部隊,締造多項金融科技服務的紀錄。

以玉山銀為例,同時創下首家與支付寶合作兩岸支付通、與PayPal獨家合作「玉山全球通」、首家推出HCE(主機卡模擬)手機信用卡等紀錄。

永豐銀推出「豐掌櫃」第三方支付平台,抱走經濟部金網獎、金融研訓院菁業獎的獎項;今年三月,又搶下國內首張境內實體支付O2O(線上到線下電子商務)執照,被譽為第一個台灣版「支付寶」,穩坐銀行界中電商服務之冠的寶座。

「論基礎工程,銀行的數位平台和電商的相比,差距非常遙遠,」台北富邦銀執行副總經理吳昕顥,坦言現今銀行業者的劣勢所在。他的話,也間接凸顯了水豐銀優勢所在:由於電金處深諳電子商務「眉角」,知道買、賣方在虛擬通路上處理金流的困擾,所以才能推出從使用介面到金流服務都深獲好評的豐掌櫃。

玉山、永豐銀團隊的故事,皆堪稱最「混搭」的金融科技人才,而且正是這幫人才,讓這兩家規模僅算是中型的銀行,在金融科技的戰場上,走出一條連大型銀行也望塵莫及的道路。

過去,財金科系是金融圈的人才庫,但現在金融科技打破了這個界限。許多銀行員擔心飯碗不保,甚至機會比不上會寫程武的理工人才。究竟要成為金融科技人才的條件是什麼?

金融服務是基本功也要懂程武開發背後邏輯

首先,對於資訊科技的學習熱情,不可或缺。施光訓表示,中信金融學院對學生的要求,除了金融全證照、雙外語等能力外,大二就必須會寫App,「不用寫得多好,但至少你要懂是怎麼開發出來的,才能去想更深入的model(模式)。」

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赴台大管理學院對數百名學子演講時建議:「可以的話,去修程武設計的課,不是要你寫贏資工系,而是要理解開發程式背後的邏輯。」

玉山銀數位金融處的年輕員工們,下班後時常主動召開會議,但會議主題很「不金融」,不是圍繞著Java程式語言、VR(虛擬實境)新科技,就是秀出主動開發的全新App、QR Code,互相測試、提供意見,而且不時會舉辦內部競賽,不是為了一較輸贏,而是觀察誰開發的產品最受到使用者所歡迎,探究消費者的潛在需求所在,這種自發性的熱忱,是他們能帶來如此多科技創新的關鍵所在。

若為傳統的金融從業人員,也不必過於憂慮,因為,絕不是懂得數位科技或寫軟體,就足以穩穩捧住金飯碗。李育英說,金融科技的基礎,仍是余融商品、服務的創新和管理,這方面,財金、商管背景的人才,仍有一定優勢。

玉山銀數位金融長李正國則表示,要成為優秀的金融科技人才,雖然並不局限於特定的科系或背景,但,最基礎的能力仍是「深入了解金融業的特質」;奠定此根基後,發揮高度的「自我鞭策」(self-driven)精神,不但會主動為自己設定學習目標,設定之後也願意全力以赴,「在這種精神下,才能累積足夠能力,把商機轉化為具體、可實踐的步驟,最後

(把商機和可實踐步驟)整合在一起。」

「科技能力只是小事,」施光訓說:「懂得做planning(規畫),想到realized(可行的)的生意模式,才是最重要的。」

金融科技需要「穿新鞋走老路」的人,新鞋好比科技創新,老路則是對金融專業的基本功,在既有的專業上,知道運用科技來串接上新的商品服務,才是在金融科技趨勢下穩紮穩打之道。

撰文者張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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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email,竟請動DNA祖師爺幫我們關說 人才、股市猛 「台灣生技幫」亞洲第一強

2016-06-27  TCW

每次談到台灣生技產業優勢,台灣留美的生醫、化工人才庫,都會被拿出來當說嘴的項目。其實,台灣人在波士頓生技社群,真的很「給力」,光看這次《商業周刊》採訪團隊到波士頓所「驚動」的大老層級,就可見一斑。

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陳良博,幫商周發出一封短短只有幾句話的email,就讓諾貝爾獎得主夏爾普(Philip A. Sharp)、知名創投艾飛揚(Noubar Afeyan)馬上說好。

為了約訪超級難約的新任諾華藥廠研發中心執行長布萊德納(Jay Bradncr),陳良博幫我寫信給華生(Jamcs Watson),麻煩他關說一下。華生何許人也?一查,哇!竟然就是教科書中發現去氧核糖核酸(DNA)雙股螺旋結構的傳奇人物。今年高齡八十八歲的生醫界祖師爺二話不說,馬上回了email:「沒問題!馬上喬。」

後來雖然因為時間喬不攏,沒跟布萊德納見到面。但,讓生物課本傳奇人物華生幫我關說,也創下了職業生涯的新紀錄!

生技界的「愛迪生」蘭格(Robert Langer)只要一開金口,就能讓生技公司估值加個零,麻省理工學院特別為他訂出一小時四千美元的諮詢公定價,而且有錢還約不到。但在波士頓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協助下,我們約到了!

這次商周團隊得到訪問他三十分鐘的寶貴機會,親炙這位身價上億美元教授的風采!

此行也見到前工研院生醫中心主任蘇新森。他在台灣任職兩年後,二〇〇六年回到波士頓,與另三位在哈佛等校當教授的夥伴合夥創立Agios生技公司,二〇一三年在美國那斯達克(Nasdaq)成功掛牌,最高市值接近五十億美元。

生技實力亞太區最強外資看好,上市籌資比整個歐洲多

台灣海外生技人才,真的很厲害。這些心繫本土、熱心熱情的海外專家,成了台灣發展生技的重要連結。事實上,不少台灣知名生技大老,都是波士頓的哈佛幫或麻省理工學院(MIT)幫。

台裔美國科學家、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是哈佛/MIT共同學程博士;上智生技創投總經理張鴻仁是哈佛碩士;台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主任陳建煒曾任哈佛公衛學院副教授;即將於七月中旬上櫃的藥華藥,董事長林國鐘也在波士頓重量級生技公司百健任職十多年。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也是MIT有機化學博士,他就是在攻讀博士時,與在同校進行博士後研究的浩鼎董事長張念慈結為好友,後來才陸續轉赴聖地牙哥發展。

這也難怪,在二〇一四年的全球最大生技展上,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出,台灣在人才、資金、開發項目選材等面向中,超越日、韓,發展得最好,擁有亞太區最強的生技發展潛力。

台灣為什麼強?研發能量加上資本市場,就是生技創新最重要的力量,」張鴻仁表示。

紛擾不斷的台灣生技股,看在外國人眼裡其實很寶貴。前年捐出三億五千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一十五億元)給哈佛大學,創該校有史以來最大單筆捐款紀錄的香港恒隆集團兄弟之一的陳樂宗,就曾向陳良博表達對台灣資本市場非常羨慕。

「台灣擁有全球第二好、僅次於那斯達克(Nasidaq)的生技股市,」張鴻仁說,二〇一三年台灣生技股上市籌募的資金,竟然比整個歐洲生技股合計還要多,「歐洲業者都很驚訝,其實,台灣現在已經是亞太區中小型生技公司的籌資中心了。」

台灣模式兩個隱憂醫師沒空做研究、公務體系思考待改

在亞洲各生技聚落中,台灣最常被拿來跟韓國相比,目前韓國政府已經喊出二〇二〇年拿下生物相似藥(BioSimilar),生技藥品專利過期後的平價仿製藥)全球市占二二%的雄心壯志。

韓國SK生命科技公司擔任臨床發展中心執行總監的台裔醫師何伯容分析,韓國是由政府出資、大財團當主力,有組織的投入生技業,強力發展原料藥、生物相似藥。「相較韓國的系統化做法,台灣比較百花齊放,但也不見得不好。」他認為,由政府領軍,方向不一定是對,台灣靈活自有優點,反而不該期待政府設大型科技園區、主導砸大錢在特定公司,而該把重點放在經營好環境,讓生技公司能有沃土自然成長。

平台至少有兩大重點該做。何伯容指出,在波士頓,醫生可大量削減看診量,將時間投入做研究,薪資一大部分改由學術研究經費支應,不會因此減薪。但在台灣,卻被看診業務整個綁住,「醫生沒辦法做研究,等於是讓台灣生技的創業車庫破了一個大洞!」

張鴻仁認為,法規也是很高的障礙,由於新藥往往需要由博士或醫學背景,來正確評估是否安全有效。「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六千多人,一半是醫生或博士,」他說,如果台灣仍然用不足的人力、公務體系而非專業的思考模式管理,將是生技產業拼圖中偏弱的一環。

但當務之急,還是先搞定台灣學術界技轉的持股與利益迴避爭議。「新藥創新源自學術單位的比重,至少過半。」最近才成功將公司送上那斯達克的Proteostasis生技公司醫務長李柏勳指出,機制一定要設得很清楚。

其實,正如蘭格是波士頓生技業的「粽子頭」,艾飛揚是生技股王製造機,台灣的蘭格是誰?有人將翁啟惠類比為台灣的蘭格、潤泰集團董事長尹衍樑比為台灣的艾飛揚。雖然現在談這個,很敏感。「事實上,真是這樣沒錯,」波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艾伯維(AbbVie)藥廠資深專案經理許翠玲附和這個想法。

波士頓生技業機制,讓蘭格能連續發明救命新藥並創立三十家公司、名列全球資產第五高教授,台灣能不能、要不要這樣的模式,仍須整個社會開誠布公對話。

撰文者蔡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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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技術人才也能共享,這家公司要做按需雇傭的“人才雲”平臺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12/157347.shtml

高端技術人才也能共享,這家公司要做按需雇傭的“人才雲”平臺
張曉軍 張曉軍

高端技術人才也能共享,這家公司要做按需雇傭的“人才雲”平臺

王龍行認為任何一家公司非核心的崗位,可以階段性工作的崗位,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去招全職。

2015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規模約為1.956萬億元,預計未來五年年均增長速度在40%左右。共享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越來越滲透到各個不同的行業,現在,招聘領域也成為其中的一員。實現網就是一家解決創業公司階段性人力資源供需不平衡的人才共享平臺。

實現網創始人王龍行原來在新浪做產品經理,在2013年,萌發了做線上創業孵化器的想法,在產品demo做出之後,離開新浪正式出來創業。

王龍行告訴i黑馬,他之所以創立這樣一個平臺,主要是他發想為創業公司解決三大問題。

“首先,創業公司招人難。技術人才是創業公司最稀缺也是最難以招募的。而如果你要吸引 BAT 工程師加入要付出高於 BAT 薪資水平20% 左右的薪水。這對於早期創業公司是很大的一筆開銷。其次,節假日或者活動等用人高峰期,創業公司臨時性的用人需求特別多,但為了滿足特殊需求去招更多全職的工程師顯然不適合。再次,初創企業的自建團隊往往人手有限、精力不足,在產品開發中容易遇到各種各樣的技術難題。如果投入過多的精力和時間去解決這些問題,一是沒有條件,二也會拖慢整個產品的開發進度。”王龍行說。

因此,王龍行想要建立的是一個雇主可以按需獲取優質人才的“人才雲平臺”,即創業公司在平臺上可以快速預約知名互聯網企業的工程師、設計師到自己的團隊工作。互聯網工程師可以在實現網註冊成為技術顧問,利用業余時間助力創業公司,並且獲得以時薪為單位的報酬。這樣不僅幫助創業公司快速推進項目開發,同時也讓工程師掙到不低的收入。

目前實現網已經推出了“快速到班”和“長期兼職”兩項服務。“快速到班”是針對創業者的臨時或者緊急需求開發的,雇傭方上午下單,經實現網極速匹配工程師,晚上工程師即可到班兼職。

“長期兼職”是針對創業者的長期需求開發的,實現網推薦工程師與雇主簽訂一至三個月的兼職合同,使兼職工程師與雇主建立一個相對長期的合作關系,幫助創業者渡過短時間內招不到全職人才的尷尬期。

截止到目前為止,實現網的用戶數有5萬多人,包含了6000多位來自BAT等公司的優秀工程師,有超過1800多家雇傭方在實現網進行交易,成交單數超過5300單,並已完成了300萬元的天使輪融資。王龍行向i黑馬表示,實現網將於近期開啟A輪融資,融資後的計劃獲取更多B端和C端的用戶,同時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分站,快速和當地的創業者和孵化器建立聯系。

以下為i黑馬對話實現網創始人、CEO王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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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網創始人王龍行

i黑馬從開始做線上創業孵化器到現在做創業公司與人才的撮合交易實現網中間經歷了幾次轉型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王龍行:最開始的時候,我想要搭建一個平臺,讓互聯網人才在上面組成早期創業團隊,並且把早期產品快速通過分工完成,同時在這個社區里尋找它早期的種子用戶來快速適應。這更像是一個精益創業的社區,在里面快速實現各種創業想法。但我們發現,在這種純線上的合作當中效率比較低,穩定性也不強。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團隊自己想參與進去,更加快速高效地孵化一些項目,但當後來自己參與孵化的過程發現,這種模式相當於我們在免費幫他們做外包,整個團隊自身會變得非常的疲乏。於是我們開始進行第二次轉型。

第二次轉型的想法是借助更多的外界的力量,我們想讓這些大公司的工程師來幫創業者去孵化項目,同時得到股份回報。但是發現工程師對這種回報方式是存在很多顧慮的,首先是他們對於項目選擇的能力有限,另外股份回報過於長期,收益不穩定。

第三次轉型,我們開始嘗試以直接現金改變以往以股權交易的方式來促進工程師和創業者之間的合作。我們在去年7月份開始測試,9月份開始上線,來做了現金回報方式,一直走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i黑馬如果給平臺定性的話,現在是屬於外包行業還是招聘行業

王龍行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更加算是招聘而不是外包。典型的外包流程是你跟客戶之間商量好一個產品開發的目標,然後規定好交付時間,並按照項目來結算。我們的目標跟招聘的目標一樣,即招一個人去你們公司里面工作,並且持續的來叠代完善你的產品,達成你的業務目標。

i黑馬現在的模式解決了招聘行業什麽痛點問題?

王龍行最大的痛點在於按需雇傭,按需雇傭的理念是說每家公司里面有一些工作不需要全職來做,這樣的工作有階段性,是可以模塊化的,只要在需要他工作的時候去公司工作就可以了。舉個最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企業方招某人來公司做全職工作,後來發現並沒有那麽多工作可以派給他做,但是必須要為這些時間發工資。這是對人力資源的一個浪費,也會給公司造成財力負擔。

我們現在的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到工作真正需要你做的時候你才去那里工作。拿我們平臺來舉例,我們公司是沒有前端工程師的,但是有前端的工作需求,這項工作並不飽和,我們不需要招一個全職的前端工程師。因為從企業成本上來說前端工程師工資很高的。我們的做法是把頁面設計好,只需要開放一兩天時間就可以約一個前端工程師來我們公司工作。我們可以邊做邊跟他商量,以後還可以約他來繼續地叠代。

i黑馬:之前實現網是免費的,最近要開始收費了,你預期的盈利模式是怎麽樣的?

王龍行我們計劃從下周一開始來收費,盈利的話主要向企業客戶完成的定單收5%的傭金。

我們在收費這個事情上是根據自己的各個結點的規劃需要來做的,最近之所以這麽做,出發的機制是現在我們發現在資本市場變冷的情況下,很多機構期望創業公司能夠盈利,我們也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盈利對於公司財務上來說更安全,然後我們又考慮了收費的合理性以及為客戶貢獻的價值,我們覺得在現在來說可能是一個收費的時機。同時,我們在目前並不追求利潤率,並不以開始賺多少錢來衡量這個比例的。

i黑馬在人才與公司對接的過程中,會不會出現人才跳單、或者違背協議的現象,當出現糾紛時有沒有設定一些條款或者規範來制約風險

王龍行這些相應的問題我們會提前明確好,出現問題的時候由平臺裁決,它的基本流程是根據我們的雙方的協議來舉證。我們現在協議里面有規定,一種是在客戶下的訂單里面,如果工程師主動退出的話,那他拿不到預付薪酬,同時我們平臺會立刻派出新的工程師去頂替前面人的工作。另外一個情況是,這個工程師完成了當下的訂單,而客戶期望的是再下單,讓他做一些叠代的工作,這個工程師是有權力去拒絕的。因為在我們看來客戶不能夠綁定工程師,這就跟勞動合同一樣。所以在實際過程中,跳單的現象比較少。

i黑馬:現在遠程辦公越來越流行,工程師可能在各自的家里就能完成對應的工作,我們為什麽要實行坐班制呢?

王龍行我們發現中國現在的企業對於遠程辦公的接受程度還不是很高。為了讓更多的創業公司都能夠去適應,去系統地了解按需雇傭這種用人方式,我們覺得應該盡量先去滿足他們對用人的期望。他們會覺得坐班是更可控的,更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們先從坐班來做。

現在為了順應客戶的需求是默認讓大家坐班的,但是從理念上面來說,我們本身也認為有部分工作是可以用遠程來很好地達到目標的。如果相應的工具能夠發展越來越完善,遠程已經完全不影響到工作的溝通效率的時候,我們自然會來用這個工具來開始運用遠程。

i黑馬實現網未來想做成什麽樣的平臺有提過想做一個人才雲平臺,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

王龍行:這個概念相當於說,在將來我們認為任何一家公司非核心的崗位,那些可以階段性工作的崗位,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去招全職。每家公司只會保留最精銳、最核心的那些崗位,來大家一起面對面地工作。其它的工作都會運用我們這樣的“人才雲”平臺,他們每當需要做某項工作的時候,在實現網上面快速去下單,讓這個人去完成相應的工作就可以了。這樣的話每家公司自身會變得很輕,用人的時候會變得很快,招聘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我們把這個叫做人力資源的雲平臺。

招聘 人才共享 實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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