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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萬外來人才半數沒房，“地渴”深圳只有填海救急

“靠海吃海”，填海造地對於深圳來說毫不陌生。深圳現在很多繁華之地，如前海、後海中心區、深圳西站、深圳國際機場都曾是一片汪洋大海。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下稱《計劃》)，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填海計劃的出臺並不突然。早在今年3月，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做客當地直播節目時，就“提前預告”了填海、陸地整備等決策。

填海造地似乎成為解決深圳開發強度日益增大、空間不足現狀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而，公眾對於填海的關註，並不局限於填海是否能夠緩解高房價帶給深圳人的壓力，還包括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系統性問題：比如深圳為何要持續填海造地?填海與拆遷重整相比成本如何考量?未來5年，填海工程將給土地資源稀缺的深圳城市格局帶來什麽影響?

未來有幾百萬人口流入

經過30多年的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本就稀缺的深圳幾乎進入無地可用的境地。全市土地面積約為1997平方公里，相當於北京市的八分之一，上海的約三分之一，廣州的約四分之一。早在2005年，深圳就將全市陸地總面積的一半土地劃入基本生態控制線，這部分土地面積共計974.5平方公里，使得可供發展的土地僅剩1000平方公里左右。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深圳面積小，開發強度已經到了48%，在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中開發強度是最高的。聯合國宜居宜業城市標準為開發強度在20%左右，顯然，深圳已遠遠突破這一標準。

同時，近年來，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推進，深圳產業經濟發展在全國一路領先，新增人口不斷增長。曲建認為深圳的中小學生增長量值得關註——他們需要家人照顧，中小學生人口的增長成為城市人口整體增長的標誌。據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深圳在校中小學生約125萬人，其中，小學生約為86.48萬人，增長9.0%，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增速最快。數年之後，深圳在校小學生人數有望突破100萬人。

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相當於內地一個城市搬過來。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而深圳市歷屆政府歷任領導，最頭疼的就是人口越來越多、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

在深圳土地稀缺的背景下，近幾年呼籲深圳合並東莞、惠州並直轄“升級”的聲音越來越強。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對《第一財經日報》建議，深圳應當走建立深莞惠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之路，淡化行政區劃，打破行政阻隔，建立強有力的三地協調委員會，統一協調區域內的規劃問題，包括交通、公共服務設施、環保等，促進資源均衡流動。

令深圳羨慕的是，廣東省省會廣州獲得批準，享受城市擴容帶來的土地紅利。2014年2月13日，廣州市公布行政區劃重大調整方案：原蘿崗區和原黃埔區合並為新的黃埔區，從化市、增城市“撤縣設區”，廣州區劃由原“十區二市”變為“十一區”，新廣州市轄面積由3843.43平方公里擴大到7434.4平方公里，市轄總面積超過上海。

深圳何曾不想學廣州擴容，可這條路顯然沒走通。

“人越來越多，開發強度又高。擴市又擴不了。怎麽辦?還有一個辦法是填海造地。”曲建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填海還能解決工程棄土

深圳土地面積稀缺帶來的不僅是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連余泥渣土的存放也成為棘手難題。隨著地鐵施工等大型建設項目的推進，深圳市余泥渣土產生量平均每年約3600萬立方米，但目前剩余庫容僅約為1600萬立方米，還不夠半年的容量。

去年12月，深圳光明新區余泥渣土臨時受納場因渣土堆積過多、管理不善發生重大事故，造成至少73人死亡，曾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這場災害被國務院調查組認定為安全生產事故，是受納場渣土堆填體的滑動，不屬於自然地質災害。

隨後，各方開始拷問城市建設中產生的大量余泥渣土該如何處理?深圳官方給出的回答是，填海造地也成為解決工程棄土的重要手段。

今年2月，深圳市城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楊雷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為了解決過量淤泥渣土的存放問題，除了推進余泥渣土綜合利用，規劃建設一批受納場之外，深圳還將推進填海工程項目，積極協調國家海洋部門推進深圳用海項目，以此作為解決深圳工程棄土出路的重要手段。

綜合上述因素，深圳的填海規劃終於出臺了。按照6月新鮮出爐的《計劃》，未來5年深圳將填海50平方公里，包括由市規劃國土委、鹽田區政府、大鵬新區管委會負責的“東部海域圍填海項目”和市規劃國土委、寶安區政府“西部海域圍填海項目”。

事實上，深圳填海歷史悠久。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建市以來，至2013年通過填海變成陸地的海域至少為69平方公里，超過6個蛇口半島面積，占全市海域面積6.5%。

根據2004年市政府常務會議通過的《深圳市海洋功能區劃規定》，2005~2010年圍海造地區包括沙井、寶安、機場、前海等填海區，用海面積相當於34.65平方公里，以上項目均已完成。

無疑，過去的填海對深圳的生態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內伶仃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研究員王勇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深圳灣經歷了三次填海，影響最大的是第二次。內伶仃紅樹林保護區至今已消失了一半，保護區內的紅樹林原有130~140多公頃，現在天然紅樹林不到70公頃，後來補種才達到80多公頃;其他很多地方紅樹林都已經全軍覆滅了，像福永、鹽田港等。而且填海惡果已經顯現，深圳灣陸地化非常嚴重。本來最有生態價值的是1.5米至2米高的紅樹林地段，底棲生物和鳥類都在這個層次生活覓食。以這樣陸地化的速度算起來，60年之後深圳灣陸地將會擡高1.8米，紅樹林將面臨滅頂之災。”

為了減少填海對環境的影響，《深圳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總結了許多措施，包括：確保生態優先，按照生態擾動最小、綜合效益最大原則，引導海洋經濟活動;對在生態敏感地區進行的重大涉海項目，實行最嚴格的排放標準，並制定生態恢複措施;對圍填海工程項目盡量采取離岸式、人工島式、棧橋式等鏈式的開發模式。這是最有實際意義、最具操作性的一點。

雖然有負面影響，但填海造地相比舊城改造釋放的城市空間更具優勢。從成本上看，填海便宜得多。

按照《計劃》，填海工程包括海域填海， 陸域形成、軟基處理工程，東西部海域填海共計投入273億元，50平方公里折合7.5萬畝，填海一畝平均成本是36.4萬元，折合546元/平方米。同時，填海造地既不會觸碰耕地紅線，也沒有拆遷賠償費用，不易引發矛盾，審批程序也便捷。

曲建表示，填海造地似乎成為深圳城市空間不足、走投無路時的選擇。大家都知道填海一定有負面影響，利弊相權取其輕，目前利用城市空間重組的辦法解決深圳發展空間的問題無望，只有填海。“我想反對填海的人，除了提出反對意見，還要提出建設性意見，如果不指出路，光反對很難解決實質問題。”曲建說。

楊雷在上述采訪中表示，為了減少填海負面影響，國家對填海的審批程序嚴格，《海域使用管理法》規定：“國家嚴格管理填海、圍海等改變海域自然屬性的用海活動”，“填海五十公頃以上的項目用海應當報國務院審批”。國家發改委和國家海洋局按照《圍填海計劃管理辦法》規定，實施圍填海年度計劃管理，調控圍填海規模。

此次深圳東、西部填海主要用途是什麽?曲建表示，西部主要是為基礎設施預留，大空港區域、第三跑道建設、T4航站樓建設，以及大展覽區等。至於東部區域，如果深圳產業向東挺近，產業升級換代都需要空間和土地。

不指望城中村拆遷

除了填海造地外，《計劃》安排，通過拆除重建實現用地供應約12.5平方公里，顯然比填海造地的面積小很多。

那麽，深圳市政府為什麽選擇填海，而不是加大拆遷的力度?

在深圳地產界的一位人士看來，拆遷老房子會推高新房出租的價格，這會導致租金對外來人才的擠壓效應愈加明顯。

按照深圳官方的統計口徑，深圳1100多萬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只有300萬左右，占常住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外來人口數量龐大。今年6月，深圳住建局房改處處長劉逸群在一場以“共享深圳”為主題的論壇上透露了他掌握的一組數據：2013年深圳常住人口的住房自有率是30%，而在珠三角，這一數字為53%。

他說，在“十三五”期間，深圳還要引進大概132萬具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才和技能型的人才。這些新引進的人才中，至少50%的人在深圳沒有房子。

上述地產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如果連房子都無力租住的話，那麽更多的外來人才，尤其是年輕人，可能會加速離開，這一後果可能比房價上漲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必須放慢拆遷的速度。

即便是拆遷，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此前，深圳的拆遷和舊改以住宅為主，包括法外建築和正規的商品房老舊小區。

劉逸群說，在深圳的住房結構中，手續完善的住房只占37%，歷史違法建築、法外建築比例高達63%。而在這37%里，真正能在市場上流轉的住房比例更少，只有21%，其他更多的是一些產權手續不全，甚至是一些配套不足、存在安全隱患的，或者臨時性與過渡性住房。

城中村是上述法外建築紮堆之處。城中村拆遷似乎總是塊難啃的肉骨頭。除了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拆遷成本之高也令外界咋舌。深圳近年來每一次舊改後重建的商品房價格基本都創下區域內的新高。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本報記者表示，無論是從過去還是從今年幾個大的城中村拆遷改造項目來看，舊改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現在，在市區，舊改後的房價通常被助推到10萬元/平方米，開發商才能有利可圖。

一涉及拆遷，繞不過的總是複雜的法律糾紛和漫長的利益博弈。拖一天就有一天的成本。拖得越久，成本越高，最終都由新來的購房者接盤。

宋丁舉例說，假如開發商用1年時間拆除一個城中村，新房房價定為8萬元/平方米，那麽如果拆遷時間拖延到3年，房價可能就會飆到 12萬元/平方米。

舊小區改造舉步維艱

然而，城中村的拆遷可能還算不上是最難的。

美聯物業深圳及惠州區董事總經理江少傑告訴本報記者，和城中村建築的擁有者即原住民談判，會相對容易一點，開發商一般會找村委，由村委牽頭，統一去談。

他說，反而是那些屬於正規商品房的舊小區，業主太分散，談判起來太費精力，有些業主甚至出國了，連人都聯系不上。

在深圳市2010年第一批城市更新名單的九個住宅小區中，由於牽扯到的個體利益太多，博弈至今處於僵局。目前，成功拆遷的只有4個，還有5個小區的舊改項目未完成。舊小區改造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江少傑說，拆遷耗費的時間和資金成本太高，開發商如果沒有資金實力，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據他介紹，去年深圳某區準備出臺一項先試先行的政策，嘗試突破100%簽約率這一條件，規定不願參與權益轉換和簽訂搬遷安置補償協議的權利人不超過5%時，開發商可向政府申請強制征收。但是有法律界人士認為，由於與上位法《物權法》的規定相沖突，該政策可能無法執行。

他說，在國內有些地方，拆遷是由政府牽頭的，而在深圳，主要是由開發商來完成，拆遷難度很大，遇到一個釘子戶就會拖很長時間。“對於這些開發商來說，一個相當大的成本就是賠償原住民，以及比一般開發期長很多年的利息開支。”

曲建也表示，舊小區改造一般需要提高容積率，相應的，這個地方的基礎設施、道路、地下給水、電力的設計都得改變，任何一個舊改的前提條件，是開發商的成本收益要基本打平，而現在原住戶的經濟要求越來越高，實際推起來可能要經歷10年之久。

舊工業區將是舊改的重心

深圳未來的城市發展，重點在存量土地的再開發。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規劃，接下來舊改的重點是舊工業區。

據本報記者了解，深圳的不少工業區都不再或不僅僅是工業用途了。

在人力和資源成本居高不下的重壓下，不少傳統制造業工廠在逐漸搬離深圳，廠房大量閑置。

這半年來，深圳寶安區一個工業園的負責人幾乎每隔那麽幾天，就在微信朋友圈里掛上廠房和寫字樓的招商信息，目前點擊量已經達到1000多人次，但是真正來租的人數遠遠達不到他的期望值。

企業對當地新供應的工業用地，似乎也不那麽熱衷。

6月中旬，深圳市一宗物流用地和3宗工業用地在土地房產交易大廈進行拍賣，但是市場反應冷淡，與之前深圳拍賣住宅等商住用地時“地王”頻出的熱鬧形成鮮明對比。最終，3宗工業用地底價出讓，而位於坪山的物流用地宣告流拍。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也顯示，除去上述拍出的3塊工業用地，2015年以來深圳共有52塊工業用地出讓，其中有4塊工業用地流拍，多數都是以底價拍出。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負責人王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深圳工業和物流用地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地價漲得太高，很多買家不願意再在上面蓋工廠、修建倉庫了，之前很多工業和物流用地只能改成居住、商業等用途。

她說：“上述坪山的物流用地，樓面價6月份拍賣時已經接近3000元/平方米了，而2015年坪山物流用地和工業用地大多還是1000元/平方米以下。”

在工業用地和物流用地價格高企的背景下，不僅深圳一些傳統制造業工廠持續外遷，物流商也將目光投向了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畢竟地價便宜啊。

填海對深圳房價影響輕微

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規劃，“十三五”期間，深圳計劃供應商品住房用地590萬平方米，其中城市更新用地450萬平方米，占比近八成。這其中大部分來自工業區改造。

這些釋放出來的土地能抑制深圳居高不下的房價麽? 當地不少觀察人士稱，深圳土地供求關系緊張的局面不會改變，改造只能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那麽，填海又會如何影響深圳樓市的走向?江少傑認為，填海的面積不大，對於房價的影響也非常輕微。但是在城市更新以外，為深圳提供了一個額外的、供應土地的方向。

他說：“填海需要時間，不是馬上就能用，短期內沒有影響。填海不會在市區，所以對於市區土地供應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更多的是對未來土地緊張局面的舒緩。”

江少傑說：“2015年，通過招拍掛方式供應的住宅用地就幾塊。今年上半年也就供應了3塊住宅用地。其中2塊面積大一點，一塊在光明，一塊在龍華，都是在原關外。”在他看來，未來深圳房價如何走向，還是要看宏觀經濟和人口是否持續流入等基本面因素。

曲建也持相同觀點。他表示，填海50平方公里，會不會深度緩解深圳的房地產市場壓力，還需要觀察。不填一定是房價暴漲，填完之後還要看人口流入量，如果人口持續流入，深圳繼續快速增長，50平方公里還是解決不了什麽問題，最多讓房價上漲趨勢放緩。

一流人才 二流環境 三流心態

MBA多博士少 上海還缺哪些人才

全球化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自帶“人才高地”屬性，匯聚最高端的人力資本。

伴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孕育興起，國際經濟競爭更加突出地體現為科技創新的競爭。對於欲打造科創中心的上海，現有人才的分布和對人才的吸引力成為了重中之重。

日前，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與上海市徐匯區政府聯合發布了《上海市科創中心人才報告》(下稱“報告”)。該報告重點圍繞上海先進制造、金融、互聯網與軟件、醫療健康四大行業的人才分布情況、與國內外其他城市的人才結構對標分析，並對上海科創人才布局和人才政策進行了前瞻性分析。

打造科創中心，上海最缺哪些人才?從資深人才分布上來看，縱觀四個重點行業，上海市與國內外城市對標時，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特征即人才的平均從業年限與國內對標城市類似，卻遠遠低於國外對標城市。

缺資深、高端研究人才

從統計樣本中可見，上海市在領英上註冊的人才超過100萬，他們分布在各行各業中。從細分行業分布中可以發現，匯聚人才最多的前三個細分行業分別為先進制造、金融、互聯網與軟件行業。從職位分布來看，17.6%在從事銷售崗位的工作，排名第一;工程職能位居第二;與互聯網相關的運營與信息技術職能也名列前茅。前五名的職能占比總和達到了整體樣本的47%。

在對人才的細化比較中，《第一財經日報》從領英方面獲悉，上海的工商管理碩士(MBA)人才占比最高，達7.7%，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5.1%。在四個重點行業中，上海MBA的比例也均超過國內對標城市，醫療健康業甚至超過了一些國外對標城市。

不僅如此，上海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比例達20.4%，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2.1%。在四個重點行業中，上海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比例均高於國內對標城市。

盡管上海吸引了大量海歸和高級管理人才，但該報告也發現，資深人才和高端研究型人才的缺乏，或成為上海科技創新之路上的一大攻堅點。

以醫療健康行業為例，在美國波士頓工作的人才中，擁有十年以上工作經驗的資深人才高達41.8%，遠高於上海的22.2%。由此可見，吸引和留住資深人才已經成為上海打造科創中心之路上亟待解決的一大課題。

此外，高學歷研究型人才較為稀缺。報告顯示，上海具有博士學歷的人才比例為4.5%，低於全國主要一線城市平均水平5.3%;在金融業、互聯網與軟件業和醫療健康業，上海的博士比例也都低於北京和國外對標城市。以先進制造業為例，上海的博士人才占比為4.3%，遠遠低於德國慕尼黑的12.4%。

當前中國本土企業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在逐漸加強，但上海的高端人才則更多聚集於外企。以先進制造業為例，上海人才最為聚集的10家企業中，只有華為和寶鋼集團兩家中國企業，其余都是外企或合資企業。而在深圳的制造業中，高端人才則更多服務於像中興、聯想、比亞迪這樣的領先本土廠商。在金融行業中，上海憑借著成熟的商業環境與完善的金融產業鏈，無可爭議地處於行業的領先地位，但隨著北京等城市對金融人才的政策支持和激勵措施，也使得城市間的金融人才爭奪戰漸入白熱化。在互聯網與軟件行業，北京擁有眾多大型本土互聯網企業、創業氛圍濃厚，對於科技互聯網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處於絕對的領先地位。

對此，領英中國副總裁於誌偉表示：“我們相信，在這個以人才為核心競爭力的雙創時代，唯有撬動和釋放人力資本，才能把握住創新的變局，並站上產業升級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跨界人才更吃香

那麽公司又在尋找什麽樣的人才呢?

埃森哲大中華區人力資源招聘總監蔡董莉在接受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媒體采訪時表示：“公司正在面臨各種結構上的變革，但我們人才核心上的理念跟要求沒有變過。”具體來說，“我們咨詢行業需要幫助客戶創造價值，首先要有服務精神，這是作為我們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其次，敬業和專業很重要，嚴謹的思維能力也一直在我們的人物畫像上。”

以招船長為例，攜程旅行網人力資源總監陳誌雲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們首先會從領英找一下全球範圍之內優秀的遊輪公司的船長、大副，並把具體範圍縮小到華人、中國人，然後再去主動聯系。由於出海，很多時候這些人的手機打不通要等靠岸再去找。從優秀公司要挖優秀的人才，從圈子里去找，讓朋友從行業內推薦。這和傳統的發布招聘啟事大有不同，“HR要不斷地接受挑戰，不斷地應對新的問題。”

互聯網時代，各行各業都在追求創新變革業務、結構上的轉型，“有互聯網相關背景的人才很受歡迎。”於誌偉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跨界類人才也很受企業的喜歡，還有那些跨行業的人才。企業更喜歡這些人才幫他們從不同的專業角度看事情。”

科創中心發展在即 上海人才集中在哪些行業？

21世紀什麽最重要？人才！伴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孕育興起，國際經濟競爭更加突出地體現為科技創新的競爭。對於欲打造科創中心的上海，現有人才的分布和對人才的吸引力成為了重中之重。

7月19日，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在上海市舉辦了“引領創時代”——2016領英ConnectIn峰會，並與徐匯區政府聯合發布了《上海市科創中心人才報告》(下稱“報告”)。報告重點圍繞上海先進制造、金融、互聯網與軟件、醫療健康四大行業的人才分布情況、與國內外其它城市的人才結構對標分析，並對上海科創人才布局和人才政策進行了前瞻性分析。

從統計樣本中可見，上海市在領英上擁有超過100萬的人才，他們分布在各行各業中。從細分行業分布中可以發現，匯聚人才最多的前三個細分行業分別為先進制造、金融、互聯網與軟件行業。從職位分布來看，17.6%在從事銷售崗位的工作，排名第一，工程職能位居第二位，與互聯網相關的運營與信息技術職能也名列前茅。前五名職能占比總和達到了47%。

在對人才的細化比較中，領英發現上海的工商管理碩士（MBA）人才占比最高，高達7.7%，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5.1%。在四個重點行業中，上海MBA的比例也均超過國內對標城市，醫療健康業甚至超過了國外對標城市。

不僅如此，上海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比例達20.4%，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2.1%。在四個重點行業中，上海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比例均高於國內對標城市。

盡管上海吸引了大量海歸和高級管理人才，但報告也發現，資深人才和高端研究型人才的缺乏或成為上海科技創新之路上的一大攻堅點。

當前本土企業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在逐漸加強，而上海的高端人才則更多聚集於外企。以先進制造業為例，上海人才最為聚集的10家企業中，只有華為和寶鋼集團兩家中國企業，其余都是外企或合資企業。而在深圳的制造業人才則更多服務於像中興、聯想、比亞迪這樣的領先本土廠商。在金融行業中，上海憑借著成熟的商業環境與完善的金融產業鏈，無可爭議地處於行業的領先地位，但隨著北京等城市對金融人才的政策支持和激勵措施，也使得城市間的金融人才爭奪戰漸入白熱化。在互聯網與軟件行業，北京擁有眾多大型本土互聯網企業、創業氛圍濃厚，對於科技互聯網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處於絕對的領先地位。

從資深人才分布上來看，縱觀四個重點行業，上海市與國內外城市對標時都出現一個共同的特征，即人才的平均從業年限與國內對標城市類似，卻遠遠低於國外對標城市。以醫療健康行業為例，在波士頓工作的人才中，擁有十年以上工作經驗的資深人才高達41.8%，遠高於上海的22.2%。由此可見，吸引和留住資深人才已經成為上海打造科創中心之路上亟待解決的一大課題。

此外，高學歷研究型人才較為稀缺。報告顯示，上海具有博士學歷的人才比例為4.5%，低於全國主要一線城市平均水平5.3%；在金融業、互聯網與軟件業和醫療健康業，上海的博士比例也都低於北京和國外對標城市。以先進制造業為例，上海的博士人才為4.3%，遠遠低於慕尼黑的12.4%。

對此，領英中國副總裁於誌偉表示：“我們希望憑借領英在行業內敏銳的洞察力和豐富的實踐資源，為上海通向科創中心之路貢獻綿薄之力。我們相信，在這個以人才為核心競爭力的雙創時代，唯有撬動和釋放人力資本，才能把握住創新的變局，並站上產業升級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廣東省急需緊缺人才缺口還有45335人 最需計算機服務

截至2016年5月27日，廣東省急需緊缺人才的需求總數達45335人。從整個二季度看，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用工需求最旺，企業需求人數占在崗員工數12%以上。

廣東省人社廳7月20日發布2016年二季度廣東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和企業用工監測情況，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廣東全省城鎮新增就業75.75萬人，二季度末城鎮登記失業率2.43%，市場用工需求274.63萬人次，進場求職257.46萬人次，求人倍率(需求數與求職數之比)1.07，處於常態水平。

從行業看，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制造業、住宿和餐飲業等行業用工需求較旺，企業需求人數占在崗員工數12%以上。從工種看，電氣工程技術人員、電子工程技術人員等工種較為緊缺;電子元件器件制造工、裁剪縫紉工等工種趨向飽和。

這與此前廣東省人才服務局發布的急需緊缺人才信息基本吻合。7月5日，廣東省急需緊缺人才供求分析報告發布，截至2016年5月27日，廣東省21個地級市共有3195家企事業單位提供急需緊缺人才崗位10408個，急需緊缺人才需求總數達45335人，主要集中在計算機軟件、計算機服務(系統、數據服務，維修)、機械/設備/重工等行業。

從地市分布看，佛山需求最多，缺口達10095人，其次為廣州、惠州、東莞和中山，需求分別為4517人、4180人、3979人和3831人。

崗位學歷要求方面，本科以上學歷的有7916個，占總需求的17%;要求本科學歷的有16987個，占總需求的38%;要求大專學歷的有10619個，占總需求的23%。

另據全省20000家企業用工定點監測數據顯示，二季度末監測企業平均在崗人數391.40人，同比下降1.88%。企業在崗人員流失率(流失人數與在崗人數的比值)10.71%，同比下降1.86個百分點。在崗普工和技工的月工資中位數分別達2965元和3713元，同比分別上升7.22%和4.97%。

此外，廣東省行政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以及自主創業人數均有所提升。粵東西北1002個行政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情況監測顯示，勞動力人口183.45萬人，占總人口51.09%，同比下降0.64個百分點，其中外出就業人數82.61萬人，占45.03%，同比上升1.2個百分點;本地自主創業人數4.15萬人，占2.26%，同比提高0.56個百分點。

中民投資產規模2000億 海外投資需加強本土人才培訓

過去一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提速，“一帶一路”戰略推出，中資企業海外投資規模大幅增加。據統計，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但與此同時，全球正在進入“多事之秋”，前腳還未走出英國脫歐“黑天鵝”泥沼，又遇上了土耳其“驚魂政變”。

中民投旗下中民國際首席執行官廖鋒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今年整個世界經濟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英國脫歐、美國退出QE，都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不少動蕩和波動。

在此背景下，2015年年報顯示，全球著名的主權財富基金如淡馬錫、中投，盈利出現負增長，而國內多家中資企業更為海外投資交出了昂貴學費。中民投作為民企航母抱團出海，在海外布局與投資上有哪些經驗教訓?

加強本土人才培訓

廖鋒介紹，今明兩年將逐步看到中民投一些新動作開展。就目前而言，去年25億美元收購的思諾保險，今年4月通過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監管審批後，股權已經完成交割，思諾保險的中國團隊建設與新產品開發工作正在有序進行。

另一方面，聯合20多家國內龍頭民企投資約50億美元的印尼產業園，中民投對印尼本地化人才的培養計劃已進入實際運作階段。7月25日，由中民投、清華大學和印尼工商會三方聯合發起的“一帶一路探路印尼產業‘領航計劃’高級工商管理人才項目”在清華大學開班。

廖鋒認為，中資企業參與海外投資並購，融入“一帶一路”戰略規劃進程中，最明顯的感受是文化差異問題急需化解。中國的企業家里能懂海外，懂“一帶一路”相關情況的人不多。同樣，這些國家能夠真正了解中國的人也不多。國內了解海外相關文化的人才更多集中在政府外交層面，企業層面有經驗的人才匱乏。

其次是體制上和理念上的差異。中國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進程中，政府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習慣了這種體制優勢的中國公司，在其他國家很難適應。特別是在“一帶一路”一些國家，當地政府對經濟相關領域的推動力與中國相差甚遠。

從中民投的做法看，他們正在通過與國內知名高校合作對印尼本地人才進行培訓、交流來化解文化上的差異。由於中民投在印尼有產業園布局。與之相應，中民投成立了“一帶一路”人才培養基金，計劃分10年累計投入1億元人民幣，為中國企業在印尼產業園的發展提供本土化人才支持。

據了解，人才培養計劃每年開展兩期針對性課程，重點培養市場、運營、財務、IT等高級管理人才，預計開展20期，總培訓人數約600-700人。

此外，廖鋒稱，中民投實際上針對產業和產業發展趨勢做了大量基礎性研究。內容包括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以及最急需的投資等。這能夠更好提高企業對外投資或建廠的收益，降低企業運營風險。

看好印尼投資機會

在廖鋒看來，選取投資國的核心在於該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以及中國企業是否具備競爭優勢，中國企業應該在自己相對比較熟悉又有相對競爭優勢的領域中尋找投資機會。

他稱，印尼人口眾多，人口結構年輕，正處在一個基礎設施建設的爆發高峰期，整個國家正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資源型社會轉變成一個新興的工業化社會。在此進程中，隨著中國產業轉移的推進，印尼經濟體有希望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找到更好的位置。

特別是一些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電力、港口、碼頭、高速公路、煤炭這些行業和領域里，中國的企業在全球有相對不錯的競爭能力，質優價廉的模式，在過去的發展過程當中已經找到了性價比非常好的企業生產經營模式和辦法。這些相對競爭優勢在印尼的市場上大受歡迎。

“這是中民投認為印尼是好的投資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廖鋒說。除了經濟形勢，土耳其政變、英國脫歐公投無不印證了政治風險也是對外投資的頭號風險之一。

對於投資國政治風險如何評估，廖鋒表示，“一帶一路”上的這些國家，每一個國家都有各種情況和各自的問題。中民投的觀點是：從長期來看，印尼作為一個不斷向上發展的經濟體，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穆斯林社會，和一個在東南亞，東盟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經濟整體發展是穩步向上的。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政治風險、體制風險都會逐步得到解決和釋放。當然不排除印尼短期內會有波動，但這樣的風險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是存在的，對企業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管理風險與消減風險。

什麽樣的人才適合創業？我認為創業者需要具備這十項能力

李開複 2016-07-29 10:05

什麽樣的人才適合創業？我們可以從如今已經成功的創業者身上去尋找一些共性。分眾的江南春、盛大的陳天橋、網易的丁磊、百度的李彥宏、大名鼎鼎的蓋茨、喬布斯、佩奇等都具備一些共同的成就其事業的特點。

首先他們充滿激情但又非常理性，他們不是單純地享受創業過程，他們更是為了一個好的結果。他們做的都是自己最愛的事情，所以能夠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量極大卻不知疲倦。他們是自己產品和服務的最好的質檢員和改進者，關註的同時不斷去創新。

國外的創業者勇於打破傳統，因為他們有很好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國內的創業者往往需要嘗試中國商業的“潛規則”。而無論創業的地點在哪里，邁出第一步的魄力是做出成績的必須品。

如果一個創業者可以具備以上條件並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那麽就至少具備60%的成功要素了。

創業者需要具備的十項能力

1、強烈的欲望

“欲”，實際就是一種生活目標，一種人生理想。創業者的欲望與普通人欲望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欲望往往超出他們的現實，往往需要打破他們現在的立足點，打破眼前的樊籠，才能夠實現。

所以，創業者的欲望往往伴隨著行動力和犧牲精神。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

因為想得到，而憑自己現在的身份、地位、財富得不到，所以要去創業，要靠創業改變身份，提高地位，積累財富，這構成了許多創業者的人生“三部曲”。

因為欲望，而不甘心，而創業，而行動，而成功，這是大多數白手起家的創業者走過的共同道路。

或許我們可以套用一句偉人的話：“欲望是創業的最大推動力。”

2、超乎想象的忍耐力

在創業的路上，付出怎樣的代價，付出怎樣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別人不能夠忍受的憋悶、痛苦、甚至是屈辱、這種心情只有創業過的人最清楚！有多少人願意付出與他們一樣的代價。

對一般人來說，忍耐是一種美德，對創業者來說，忍耐卻是必須具備的品格。

老話說“吃得菜根，百事可做”。對創業來說，肉體上的折磨算不得什麽，精神上的折磨才是致命的，如果有心自己創業，一定要先在心里問一問自己，面對從肉體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沒有那樣一種寵辱不驚的“定力”與“精神力”。如果沒有，那麽一定要小心。對有些人來說，一輩子給別人打工，做一個打工仔，是一個更合適的選擇。

3、開闊的眼界

對於創業者來說，只有真正見多識廣。廣博的見識，開闊的眼界，才能有效地拉近自己與成功的距離，使創業活動少走彎路。

眾多成功創業者創業思路的幾個共同來源。

第一，職業。俗話說，不熟不做，由原來所從事的職業下海，對行業的運作規律、技術、管理都非常熟悉，人頭、市場也熟悉，這樣的創業活動成功的幾率很大。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創業思路的來源。

第二，閱讀，包括書、報紙、雜誌等等。比亞迪老總王傳福的創業靈感來自一份國際電池行業動態，一份簡報似的東西。1993年的一天，王傳福在一份國際電池行業動態上讀到，日本宣布本土將不再生產鎳鎘電池，王傳福立刻意識這將引發鎳鎘電池生產基地的國際大轉移，意識自己創業的機會來了。果然，隨後的幾年，王傳福利用日本企業撤出留下的市場空隙，很多人將讀書與休閑等同，對創業者來說，閱讀就是工作，是工作的一部分，一定要有這樣的意識。

第三，行路。俗話說，“讀萬卷書，行千里路”。行路，各處走走看看，是開闊眼界的好方法。

眼界意味著什麽？如果你是一個創業者，開闊的眼界意味著你不但在創業伊始可以有一個比別人更好的起步，有時候它甚至可以挽救你和你企業的命運。眼界的作用，不僅表現在創業者的創業之初，它會一直貫穿於創業者的整個創業歷程．“一個創業者的眼界有多寬，他的事業也就會有多大。”

第四，交友。很多創業者最初的創業IDEA(主意)是在朋友啟發下產生，或幹脆就是由朋友直接提出的。所以，這些人在創業成功後，都會更加積極地保持與從前的朋友聯系，並且廣交天下友，不斷地開拓自己的社交圈子。與朋友們進行頭腦風暴，就能夠不斷地有新思路、新點子．

四大創業IDEA的來源，也就是四大開闊眼界的有效方法。有空一定要到處多走一走，多和朋友談一談天，多閱讀，多觀察，多思考。“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頭腦”，讓自己“眼界大開”就是最好的準備。

4、善於把握趨勢又通人情事理

勢，就是趨向。做過期貨的人都知道，要想賺錢關鍵是要做對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勢。比方說，大勢向空，你偏做多；或者大勢利多，你偏做空，你不賠錢誰賠錢！反過來說，你就是不想賺錢都難。

勢分大勢、中勢、小勢。創業的人，一定要跟對形勢，要研究政策。這是大勢。很多創業者認為政策研究“假、大、虛、空”，沒有意義。實則不然。對一個創業者來說，大到國家領導人的更叠，小到一個鄉鎮芝麻小官的去留，都會對自己有影響。在政策方面，國家鼓勵發展什麽，限制發展什麽，對創業之成敗更有莫大關系。做對了方向，順著國家鼓勵的層面努力，可能事半功倍；做反了方向，比如說，某個行業、某類型企業，國家正準備從政策層面進行限制、淘汰，你偏趕在這時懵懵懂懂一頭撞了進去，一定會雞飛蛋打。

順勢而作，才能順水行舟。觀察政府，研究政策，是為了明大勢。

中勢指的就是市場機會。市場上現在時興什麽，流行什麽，人們現在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可能就標明了你創業的方向。俞敏洪如果不是趕上全國性的英語熱和出國潮，他就是使再大的勁，灑再多的淚，流再多的汗，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功。

小勢就是個人的能力、性格、特長。創業者在選擇創業項目時，一定要找那些適合自己能力，契合自己興趣，可以發揮自己特長的項目，這樣才有利於你做持久性的全身心的投入。創業是一項折磨人的活動，創業者要有受罪的心理準備。

一個創業者要懂得人情事理。老話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創業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合理合法地賺錢，不是為了改造社會。改造社會是等你發達以後，還需要你有那樣的興趣。創業更不是為了要跟誰賭氣，你非要如何如何，非要讓對方覺得你這個人如何如何，你才覺得心里舒服，你那是自己為自己設絆。

創業是一個在夾縫里求生存的活動，尤其處於社會轉軌時期，各項制度、法律環境都不十分健全，創業者只有先順應社會，才能避免在人事關節上出問題。作為對照，很多原先很牛氣的外資企業，認為本地人才這樣不行，那樣不行，只有外來和尚才能念好經，現在也都認識到了人才本地化的重要。人才為什麽要本地化？因為本地的人才更熟悉本地的情況，能夠按照“本地的規矩”做事，也就是說更能入鄉隨俗。創業者一定要明勢，不但要明政事、商事，還要明世事、人事，這應該是一個創業者的基本素質。

5、敏銳的的商業嗅覺,即商業敏感性

創業者的敏感，是對外界變化的敏感，尤其是對商業機會的快速反應。

潘石屹現在是商場的紅人，潘石屹成為紅人有他成為紅人的理由。有誰能夠從別人的一句話里聽出8億元的商機，而且是隔著桌子的一句話，是幾個不相幹之人的一句話？

1992年，潘石屹還在海南萬通集團任財務部經理。萬通集團由馮侖、王功權等人於1991年在海南創立。馮侖、王功權都曾在南德集團做過事，當年都是“中國首富”牟其中的手下謀士。萬通成立的頭兩年，通過在海南炒樓賺了不錢。1992年，隨著海南樓市泡沫的破滅，馮侖等人決定將萬通移師北京，派潘石屹打前鋒。

潘石屹奉馮侖的將令，帶著5萬元差旅費來到了北京。“這天，他(指潘石屹)在懷柔縣政府食堂吃飯，聽旁邊吃飯的人說北京市給了懷柔四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願意做。在深圳待過的潘石屹知道指標就是錢，他不動聲色地跟懷柔縣體改辦主任邊吃邊聊：“我們來做一個行不行？”體改辦主任說：“好哇，可是現在來不及了，要準備6份材料，下星期就報上去。”

潘石屹立即將這個信息告訴了馮侖，馮侖馬上讓他找北京市體改委的一位負責人。這位領導說：“這是件好事，你們願意做就是積極支持改革，可以給你們寬限幾天。做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按要求需要找兩個‘中’字頭的發起單位。”通過各種關系，潘石屹最後找到中國工程學會聯合會和中國煤炭科學研究院作為發起單位。萬事俱備，潘石屹用剛剛買的4萬元一部的手機打電話問馮侖：“準備做多大？”馮侖說：“要和王功權商量一下。”王功權說：“咱們現在做事情，肯定要上億。”

潘石屹在電話那邊催促馮侖快做決定，“這邊還等著上報材料呢。”馮侖就在電話那頭告訴潘石屹：“8最吉利，就註冊8個億吧。“北京萬通就這樣，在什麽都沒做的情況下，拿到了8個億的現金融資。

這就是潘石屹那個“一言8億”的傳奇故事。後來萬通在海南做賠了本，多虧了潘石屹這一耳朵“聽”來的8個億，才有了萬通的今天。後來兄弟幾個又鬧分家，於是誕生了潘石屹現在的紅石和北京大北窯旁邊的現代城。

潘石屹能賺到這筆錢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源於他的商業敏感。

有些人的商業感覺是天生的，如胡雪巖，更多人的商業感覺則依靠後天培養。如果你有心做一個商人，你就應該像訓練獵犬一樣訓練自己的商業感覺。良好的商業感覺，是創業者成功的最好保證。

6、拓展人脈

創業不是引“無源之水”，栽“無本之木”。每一個人創業，都必然有其憑依的條件，也就是其擁有的資源。一個創業者的素質如何，看一看其建立和拓展資源的能力就可以知道。

創業者資源，可分為外部資源和內部資源兩種。內部資源主要是創業者個人的能力，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及知識技能，家族資源等。擁有一份良好的內部資源，對創業者個人來說無疑是重要的。

但外部資源的創立。同樣不可或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人脈資源的創業，即創業者構建其人際網絡或社會網絡的能力。一個創業者如果不能在最短時間之內建立自己最廣泛的人際網絡，那他的創業一定會非常艱難，即使其初期能夠依靠領先技術或者自身素質，比如吃苦耐勞或精打細算，獲得某種程度上的成功，我們也可以斷言他的事業一定做不大。

創業者人際資源，按其重要性來看，第一是同學資源。

在許多成功者的身後都可以看到同學的身影，有少年時代的同學，有大學時代的同學，更有各種成人班級如進修班、研修班上的同學。赫赫有名的《福布斯》中國富豪南存輝和胡成中就是小學和中學時的同學，一個是班長，一個是體育委員，後來兩人合夥創業，在企業做大以後才分了家，騰訊馬化騰也是與大學同學一起創業．

實際上，同學之間本來就有守望相助的義務，在現今這個時代，帶著商業或功利的目的走進學堂，也並沒有什麽不妥當。

同學之間因為接觸比較密切，彼此比較了解，同時因為少年人不存在利害沖突，成年人則大多數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彼此也甚少存在利害沖突，所以友誼一般都較可靠，純潔度更高。對於創業者來說，是值得珍惜的最重要的外部資源之一。

與同學相似的，是戰友；可以與同學和戰友相提並論的是同鄉。共同的人文地理背景，使老鄉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曾國藩用兵只喜歡用湖南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兩大商幫，徽商和晉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老鄉拉幫結派，成群結夥的。正是同鄉之間互為犄角，互為支援，才成就了晉商和徽商歷史上的輝煌。同學資源和同鄉資源，可並稱為創業者最重要的兩大外部資源。

第二是職業資源。對創業者來說，效用最明顯首推職業資源。所謂職業資源，即創業者在創業之前，為他人工作時所建立的各種資源，主要包括項目資源和人際資源。充分利用職業資源，從職業資源入手創業，符合創業活動“不熟不做”的教條。尤其是在國內目前還沒有像美國或歐洲國家一樣，普遍認同和執行“競業避止”法則的情況下，選擇從職業資源入手進行創業，已經成為了許多人創業成功的捷徑和法寶。　前中學數學教師、“好孩子”創始人宋鄭還是通過一位學生的家長，得到了第一批童車訂貨，這才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童車這樣一個賺錢玩意兒的。同時，宋鄭還做童車的第一筆資金也是通過一位在銀行做主任的學生家長獲得的。如果沒有學生家長的幫助，宋鄭還可能會一事無成。而萬通的馮侖和王功權原來則是同事，兩人曾一起在南德工作過，後來兩人離開南德，攜手海南打天下，才有了現在的興旺發達。

第三是朋友資源。朋友應該是一個總稱。同學是朋友，戰友也是朋友。老鄉是朋友，同事一樣是朋友。一個創業者，三教九流的朋友都要交，談得來，交得上，就好像十八般兵刃，到時候不定就用上了哪般。朋友尤如資本金，對創業者來說是多多益善。“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是至理名言。一個創業者如果不能交朋友，沒有幾個朋友，肯定只有死路一條。人際交往能力應列在創業者素質的第一位。

7、謀略

商場如戰場，一個有勇無謀的人，早晚會成為別人的盤中餐。

創業是一個鬥體力的活動，更是一個鬥心力的活動。

創業者的智謀，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創業成敗。尤其是在目前產品日益同質化，市場有限，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創業者不但要能夠守正，更要有能力出奇。

對創業者來說，無所謂大智慧小智慧，能把事情做好，能賺到錢就是好智慧。京城白領沒有幾個沒有吃過麗華快餐的，京城的大街小巷，經常能看見漆著麗華快餐標誌的自行車送餐隊。麗華快餐由一個叫蔣建平的人創立，起家地是江蘇常州，開始不過是常州麗華新村里的一個小作坊，在蔣建平的精心打理下，很快發展為常州第一快餐公司。幾年前，當蔣建平決定進軍北京時，北京快餐業市場已近飽和。蔣建平劍走偏鋒，從承包中科院電子所的食堂做起，做職工餐兼做快餐，這樣投入少而見效快；由此推而廣之，好像星火燎原，迅速將麗華快餐打入了北京市。假如蔣建平當初進入北京，依循常規，租門面，招員工，拉開架式從頭做起，恐怕麗華快餐不會有今天。

謀略或者說智慧，貫穿於創業者的每一個創業行動中。

謀略其實就是一種思維的方式，一種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對於創業者來說，智慧是不分等級的，它沒有好壞、高明不高明的區別，只有好用不好用，適用不適用的問題。創業者智慧：不拘一格，出奇制勝。作為創業者，你的思維是否至今依然因循守舊？

8、膽量

創業本身就是一項冒險活動。要有膽量，敢下註，想贏也敢輸，創業是最需要強大心理承受能力的一項活動。

很多創業者在創業的道路上，都有過“驚險一跳”的經歷。這一跳成功了，功成名就，白日飛升；要是跳不成，就只好鳳凰涅了。當年周楓帶人做婷美，一個500萬元的項目，做了2年多，花了440萬元還是沒有做成。眼看錢就沒了，合作夥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楓把這個項目賣了。周楓說，這樣好的項目不能賣，要賣也要賣個好價錢。合作夥伴說，這樣的項目怎麽能賣到那麽多錢，要不然你自己把這個項目買下來算了。周楓就花5萬元錢把這個項目買了下來。原來大家一起還有個合夥公司，作為代價，周楓把在這個合夥公司的利益也全部放棄了，據說損失有幾千萬元。單幹的周楓帶著23名員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幾個朋友一共湊了300萬元。他把其中5萬元存在帳上，另外的錢，他算過，一共可以在北京打2個月的廣告。從當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訴員工，這回做成了咱們就成了，不成，你們把那5萬塊錢分了，算是你們的遣散費，我不欠你們的工資。咱們就這樣了！這些話把他的員工感動得要哭，當時人人奮勇爭先，個個無比賣力，結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楓成了億萬富翁，他的許多員工成了千萬富翁、百萬富翁。現在很多的大學教授、市場專家分析周楓和婷美成功有諸多原因，其實事情沒有這麽複雜。說白了，不過是一個合適的產品，加上一個天性敢賭的領導，加上一些合適的營銷手段，才有了這樣一樁成功的案例。

創業需要膽量，需要冒險。冒險精神是創業家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創業畢竟不是賭博。創業家的冒險，迥異於冒進。什麽叫冒險，什麽叫冒進？冒險是這樣一種東西，你經過努力，有可能得到，而且那東西值得你得到。否則，你只是冒進，死了都不值得。創業者一定要分清冒險與冒進的關系，要區分清楚什麽是勇敢，什麽是無知。無知的冒進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你的行為將變得毫無意義。

9、與他人分享的願望

作為創業者，一定要懂得與他人分享。一個不懂得與他人分享的創業者，不可能將事業做大。

只有當老板舍得付出，舍得與員工分享，員工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就從老板這里都得到了滿足。員工出於感激，同時也因為害怕失去眼前所獲得的一切，就會產生“自我實現的需要”，通過自我實現，為老板做更多的事，賺更多的錢，做更大的貢獻，回報老板。這樣就構成了一個企業的正向循環、良性循環。這應該是馬斯洛理論在企業層面的恰當解釋。

做生意的人都會算帳，只不過有些人算得是大帳，有些人算得是小帳。商業法則：算大帳的人做大生意，做大生意人；算小帳的人永遠只能做小生意，做小生意人。

分享不僅僅限於企業或團隊內部，對創業者來說，對外部的分享有時候同樣重要。在南存輝的發家史上，曾經進行過4次大規模的股權分流，從最初持股100%，到後來只持有正泰股權的28%，每一次當南存輝將自己的股權稀釋，將自己的股權拿出來，分流到別人口袋里去的時候，都伴隨著企業的高速成長。但是南存輝覺得自己並沒有吃虧，因為蛋糕做大了，自己的相對收益雖然少了，但是絕對收益卻大大地提高了。

分享不是慷慨，對創業者來說，分享是明智。

10、自我反省的能力

反省其實是一種學習能力。創業既然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創業者就難免在此過程中不斷地犯錯誤。反省，正是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的前提。對創業者來說，反省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有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具不具備自我反省的精神，決定了創業者能不能認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能不能改正所犯的錯誤，是否能夠不斷地學到新東西。

成功創業者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都非常善於學習，非常勇於進行自我反省。

作為一個創業者，遭遇挫折，碰上低潮都是常有的事，在這種時候，反省能力和自我反省精神能夠很好地幫助你度過難關。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對創業者來說，問題不是一日三省吾身、四省吾身，而是應該時時刻刻警醒、反省自己，惟有如此，才能時刻保持清醒。

創業者需要的是綜合素質，每一項素質都很重要，不可偏廢。缺少哪一項素質，將來都必然影響事業的發展。有些素質是天生的，但大多數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改善。如果你能夠從現在做起，時時惕礪，培養自己的素質，你的創業成功一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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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電人才荒：操縱員比飛行員還金貴，卻沒時間戀愛

“2016年就業形勢比較複雜、非常艱巨。”這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針對大學生就業狀況的判斷。

相比之下，有關高校核電相關專業的畢業簽約率卻非常樂觀。比如中山大學官方向第一財經1℃記者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6月20日，該校中法核工程與技術學院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共72名學生正式畢業，除了6人繼續讀博之外，絕大部分簽約中國廣核集團(下稱“中廣核”)，另有3人簽約法國電力集團、2人簽約法國阿海琺集團。

一篇《用就業率決定考研專業選擇》的分析文章中說，“今天看似冷門的專業不一定將來工作就難找。”清華大學核能院反應堆工程專業的畢業研究生也為就業煩惱，但他們煩惱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為“去哪一家”發愁。一些同學，由於長期跟隨導師從事核反應堆的科研項目，具有很強的科研和實操經驗，包括中核集團、中廣核和東北一家核電設備制造廠在內的單位紛紛向他伸出了橄欖枝。

另外一些就業分析文章則統計認為，正如中山大學中法核工程與技術學院第一屆碩士研究生那樣，核電相關專業的就業率幾乎是100%。

昔日的就業冷門專業為何在今天變成最熱?這與中國核電產業的再次大發展有著必然的關聯。日本福島核事故過去5年後，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核電行業逐漸恢複了元氣。目前中國在建的核電機組是24臺，在建數量位列世界首位。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核能的重要國家，這是一個事實。”歐盟駐華大使史偉2015年在廣州對1℃記者說。

在一這背景下，核電人才變得炙手可熱。

2015年3月，在山東舉行的全國核電人才開發與建設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研究生辦公室主任艾德生分析說， 中國未來10年對核電運營管理人才的需求要達到至少3-4萬名以上的總量。

高校早已對人才市場的需求做出了反應。1℃記者最近從有關核電主管部門獨家獲得的資料顯示：“目前(2016年)，中國已有40余所高校設立了核專業，在校生規模達到1萬人。校企合作，已成為核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

而在2007年，公開資料顯示，全國所有開設核工程專業的高校畢業生總量大約500人，他們主要來自於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哈爾濱工程大學等四所高校。

對於一哄而上的核電相關專業和集聚出現的畢業生，真正專業和骨幹的人才稀缺問題更受關註。原國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員對1℃記者表達了自己的隱憂，“最令人擔心的是超常規發展帶來的專業技術人才不足問題。”

最近，環保部對幾名核電工作人員的違規操作采取行政處罰一事，引發了業界的廣泛關註。 “還好被發現!”事件公布後，某核電企業的一名員工對第一財經1℃記者說，“核安全中的人(員)因(素)問題很關鍵。”在他看來，哪怕工作人員的一個小小失誤，都有可能直接威脅到核電廠的安全。

7月26日，環保部國家核安全局官網掛出的兩則消息顯示，環保部已經對陽江核電廠4名核電工作人員進行了行政處罰，原因是在2015年3月22日陽江核電廠1號機組大修期間，他們在對有關設備的處理過程中，未按程序操作，導致余熱排出系統泵全停運6分鐘，違反了核電廠運行技術規格書要求，且事件發生後隱瞞不報和未按程序記錄事件。

上述處罰事件，是中國始終把核安全擺在首要位置的集中體現。而在核電快速發展的今天，中國需要更多的核電人才，尤其是骨幹和核心人才。

核電發展首缺人才

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中法核工程與技術學院的畢業生馮英傑和連倩倩說，他們當時報考該核專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好核電未來的發展前景。他們今年成功簽約進入中廣核工作證明了他們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

“中國的核電發展很快。”2016年1月27日，國家原子能機構主任許達哲在當天舉行的《中國的核應急》白皮書發布會上介紹，2015年，中國大陸開工建設的核電機組多達6臺。

1℃記者對公開資料梳理發現，2015年全國開工的核電機組總數，是過去3年開工的核電機組加起來的兩倍。其中，2014年為0臺，2013年為1臺，2012年為2臺。

受日本福島核電事故影響，2011年2月16日，中國政府表示“要充分認識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核電發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中國對現有核設施進行了綜合安全檢查結果顯示，中國運行和在建的核電機組基本滿足中國現行核安全法規和國際原子能機構最新標準的要求，安全和質量是有保障的。

許達哲在上述白皮書發布會上還表示，核電是一種清潔、高效、優質的綠色能源，發展核電是中國核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大陸運行的核電機組30臺，總裝機容量2831萬千瓦;在建的核電機組共24臺，總裝機容量2672千瓦。在建核電機組總數世界第一。

中國在2014年印發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下稱《計劃》)顯示，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容量將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記者據此測算，“十三五”期間，中國預計每年將有6臺核電機組開工建設。

7月20日， 中核集團官方微信發布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徐銤談核電：發展不能再低調》消息稱，目前，核電在中國的電力供應中占比只有2%左右，而世界上有18個國家的核電在其電力供應中占比均已超過了20%，全世界平均水平則約為13%。

“中國核電發展的規模還太小，需要在未來15年中堅持規模化發展，新增70至100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廣核董事長賀禹稱，為實現中國的節能減排任務，到2030年，核電占一次能消費總量的比例達到5%左右才能有效支撐。

核電大發展意味核電人才需要快速增長。“我國核電發展始終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支撐我國核電安全、高效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人，那麽預示著未來五至十年，需要大批核工程與核技術、核物理、機電及熱能工程、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核電專業人才。”來自國家能源局核電司的閆林在2015年全國核電人才開發與建設研討會上說。

骨幹人才在流失

作為“國之重器”，核電產品複雜程度高，產業鏈涵蓋了科研、開發、設計、制造、建設、運營等各個方面，行業範圍涉及到從原子核物理試驗到機電設備制造、從熱工水力學研究到核電站運營、從裂變材料勘探開采到核廢物處置等。

“對於核電運營行業，每臺核電機組約需要500-800名員⼯。”艾德生在上述研討會上分析說。1℃記者據此計算，中國目前在運的30臺核電機組需要的運行管理人才在15000-24000人;而按照一臺核電機組從開工建設到建設完成所需周期為5年來計算，到2020年，隨著在建的24臺機組陸續投運，54臺在運核電機組需要的運營管理人才是27000-43200人。

如果按照中廣核董事長賀禹的說法計算，到2030年中國核電機組增至100臺，那麽這類人才將再增加一近倍，即達到23000-36800，屆時的人才需求總量將是50000-80000人。

沒有公開官方資料顯示中國目前直接從事核電的人員具體數量。《中國能源報》2013年報道稱，它從有關渠道“獲得的一份2020年核電人才需求預測數據”顯示：到2020年，包括核燃料循環、核電科研、工程設計、工程管理、施工安裝、電站運營、電站維修、電站退役及後處理、快堆示範工程在內的10個領域的人才都將實現大幅度增加。其中核燃料循環、施工安裝、電站運營、電站維修、電站退役及後處理人才需求數量將分別由目前的8500、48000、14000、9700及9400人增至2020年的13300、70000、47500、16000-19000和12600-13300人。

目前也沒有公開官方資料顯示正在運行和建設的核電機組人才缺口有多大。但在全國核電人才開發與建設研討會的材料中，一份有關華能山東⽯石島灣核電有限公司的人力資源介紹材料顯示：受國內核電形勢等客觀因素影響，公司在項⽬、人才等⽅⾯都面臨激烈競爭，與集團公司(華能集團)要求和核電發展⽬標相比，人才隊伍建設還有一定差距。

該研討會提供的一份來自國家核安全局的資料則提出警告：大量非核專業人員的加入以及運行人員流向在建核電企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核安全骨幹人員的稀釋和流失，存在核安全文化弱化的風險。

2012年10月16日，環保部在其官網上掛出國務院批複的《核安全與放射性汙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稱，“現有資源分散、人才匱乏、研發能力不足……制約了中國核安全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這在中國啟動第一輪大規模發展核電時期便有了集中的體現。據中核集團內部刊物《中國核工業雜誌》2014年報道，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是中國核電進入大發展的火熱階段，無論是施工方、業主方還是總承包方，都存在大量骨幹人才被稀釋的現象。

報道舉例，2008至2011年間，由於中核集團陸續有福清核電、方家山核電、海南核電、遼寧核電、桃花江核電等項目開工或開展前期工作，中國核工業建設二三公司旗下北方公司的骨幹被嚴重稀釋到5個核電項目上。

“盡管當時業界存在各種各樣的看法和議論，核電大躍進的宏偉氣勢還是著實令全世界瞠目。”上述國家能源局的前官員對1℃記者說。

來自興業證券2016年3月的一份證券研究報告稱，從 2015 年開始，核電將進入第二輪發展高峰。從 2005 年至 2010 年，中國大陸地區共有 29 臺核電機組開工，裝機共計 3500 萬千瓦。2015 年至 2020 年新一 輪核電發展高峰將迎來 36 臺核電機組開工，裝機量約為 4158 萬千瓦，平均每年建設5至6臺核電機組，呈現前高後低的趨勢。第二輪核電發展高峰在新建機組數量與容量上都將超過上一輪。

核電骨幹和專業人才是否能與產業大發展相匹配，將決定著中國核電產業的發展程度，甚至決定著這一產業的走向。

核電廠的命運就交給操縱人員了

在核電站所需的人才當中，最重要也關鍵的非主控室里的操縱員莫屬，他們好比是飛機上的駕駛員。“因為電廠建成之後，就是交給操縱人員了。”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理事長、國家核安全局原局長趙成昆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

核電站的主控室由值班長、副值長、反應堆高級操縱員，汽輪機高級操縱員、輔助系統操縱員等5至6人負責值守。其中，正副值班長均是由高級操縱員晉升上去的。1℃記者在2014年到紅沿河核電站的主控室采訪時看到，這些操縱員面前有四五個電腦屏幕，以及幾臺投影，上面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各種顏色的數字和圖表。

“整個核反應堆的命運是由他們掌控的。”該核電站的講解人員對1℃記者說，他們在主控室里隨時監控反應堆的運行狀況，根據用戶的用電情況調節反應堆的輸出功率，在出現故障的時候要迅速作出響應。

按照新的核電建機組都采用數字化設備操作的思路，一個機組需要4名獲得操縱員執照的人員，現行核電站普遍采用6班制輪流換班的流程，未來的24臺在建機組將需要的操縱員就多達600人。

1℃記者從有關核電主管部門獨家獲得的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12 月，共有2075人持有核動力廠操縱人員執照，517人持有研究堆操縱人員執照。

“數量不是問題，現在操縱人員也分為高級和普通兩類，每個核電廠都是提前幾年準備培訓和儲存人才的。”作為中國核反應堆操縱人員資格核準委員會的成員，趙成昆對1℃記者表示，該委員會每年要開4次會議，對操縱員的資格狀況進行評審。在核電站正常運營的情況下，目前的操縱員是可以適應的，關鍵是中國核電發展比較快，高級的、有經驗的操縱人員需要采取措施加強培養。

“一旦發生大的事故，那這就看操縱員的水平了。這就是人的因素。”趙成昆說，一名高級和成熟的操縱員，其能力主要不是體現在理論水平高，而且對事故的分析與判斷要準。

趙成昆分析認為，從此前發生的美國三里島核事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日本福島核事故來看，都與操縱員對事故本身的判斷有關。其中，盡管日本福島核故事發生的主因是史無前例的地震加海嘯造成的，操縱員當時的判斷失誤，則讓事故有了進一步加重的機會。

2012年夏，提交到日本國會有關福島核事故的一份綜合獨立調查報告解開了事故的原因：福島核事故是一場“人為的災難”。

對於任何一個擁有核電站國家來說，實踐證明，發生一次核事故便是一次致命的打擊。在上述三大核事故當中，有關資料表明，發生於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所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二戰時期爆炸於廣島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導致事故前後3個月內有31人死亡，之後15年內有6-8萬人死亡，13.4萬人遭受各種程度的輻射疾病折磨，方圓30公里地區的11.5萬多民眾被迫疏散。

在1979年3月28發生三里島事故後，美國在時隔30年才於奧巴馬政府期間重啟新的核電項目。而福島核事故的損失及其後續花費的最終成本為11萬億日元(約合6277億元人民幣)。日本民眾對於核工業的信心遭到了嚴重打擊，反核遊行此起彼伏。

三里島事故發生後，“核惡夢”這一標題隨之也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隨後，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找到了既是海軍核動力之父，也是民用核能之父的海曼·里克弗將軍求教。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程師”的海曼·里克弗以私人的身份向吉米·卡特寫了一封長信，並強調信件內容只是基於自身的核領域工作經驗而成的。他寫道：

“涉及人為因素的災難性事故通常表現為以下4個特點：事故最初的導火索是一些相關較小的設備發生了一系列故障，繼而便是工作人員出現了操作上的失誤;及時的故障認定和快速的糾錯行為可以避免事故進一步擴大;如果相關人員能夠在較早前就註意到已經出現的小事並能夠采取快速的糾錯行動，接下來的事故災難就將能夠避免;為減少類似或更嚴重災難再次發生的可能性，美國必須構建和實施足夠嚴格的核安全技術標準，並加大對工作人員的能力培訓。”

考操作員資格都沒有時間談戀愛

培養一名高級操縱員需要多少錢?

“我在這兒給大家講一個數字，培養一個核電高級操作員的成本大概和養一個飛行員的成本差不多。”在2014年12月4日國家發改委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上，國家能源局核電司司長劉寶華介紹，中國第一代核電操縱員都被稱為黃金人，他們對於核電安全非常重要，“所以要做好人才的培養，慎之又慎”。

他說，國內核電發展當前面臨一些新的包括人才在內的挑戰。

中國第一代核電操縱員在法國培訓時，每人的費用相當於一個成人平均重量的黃金。即便操縱員現在已經可以在國內培訓獲得，但培訓費用每人仍需150萬元。

培養一名高級的操縱員還需要漫長的時間和魔鬼式的訓練。《中國青年報》曾引述國家核電董事長王炳華的話說，培養一個符合條件的核電站主控室操作員需要8到10年的時間。美國許多核電站的操控人員多是從潛艇服役人員中挑選的，而中國主要是從高校畢業生中自主培養。

王炳華當時介紹，一名核電主控室的操縱員除了參加各種嚴格的培訓，在正式上崗前還需要3000個小時的實踐操作，包括在常規電站(火力發電、水力發電等)、核電站調試階段操控，以及在其他核電站的主控室隨操作人員進行的“影子培訓”。

在操縱員的培訓過程中，學員須完成100多門課程的學習，並且通過國家核安全主管部門組織的筆試、口試、實操考核，最後通過反應堆操縱員考試。反應堆操縱員還要達到國家核安全法規規定的運行時間要求，方可獲得操縱員執照。

在2015年的全國核電人才開發與建設研討會上，中科華核電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曲紅在介紹有關情況時舉例說，“考操作員沒有時間談戀愛，(這是)很痛苦的。”

中國對進入核電操縱員選拔的大學畢業生來源限制相當嚴格。趙成昆向1℃記者介紹，這類畢業生主要來自於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哈爾濱工程大學等少數老牌核專業高校。

包括操縱員在內，有核電企業人士表示，為了得到一名優質的核電人才，企業之間已經展開了激烈的角逐，互相挖人是常有的事。

1℃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原中電投(2015年7月15日，中電投與國家核電組建成國家電投)在重組之前，其核電從業人員約2700人，其中大約有500人是從核工業系統引進的。

同樣，1℃記者獲得的另外一份材料顯示，2015年，山東石島灣公司從核工業系統引進的核電人才是101人，占公司正式員工738人的13.69%。

英國核能行業協會主席LordHutton在2015年向《中國能源報道》表示，未來十到十五年，人才短缺將成為全球核電行業面臨的共同挑戰。目前從事核電工作的人正在老去，所以如何吸引年輕人加入這個行業將成為最大的挑戰。

核電人才的培養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現在很多年輕人很現實。”國務院參事石定寰在2015年的全國核電人才開發與建設研討會上表示，“在這個情況下，核電的人才培養也遇到很大挑戰。”在他看來，如何鼓勵更多年輕人從事這一“非常重要非常光榮的事業”需要研究。

“核電廠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原來收入高，有優勢，但是現在的優勢已經慢慢失去了。”趙成昆說，“比如深圳，跟別的城市相比，那就沒有優勢。現在人員流動快。”他舉例說，有的核電站費了很大的勁才從一所老牌核專業學校“挖到”一些畢業生，但經過企業的兩年培養之後，由於薪水等因素無法滿足就“跑”了。

以深圳為例，連倩倩對1℃記者說，她的薪水相對於其他行業整體水平來說並不高，屬於“業內的中等水平”。她沒有透露自己的具體薪水，但她相信，日後“通過不斷提升自我能力，成為領域的技術專家，收入水平也自然會得到相應的提高”。

1℃記者從有關渠道獲悉，像連倩倩這樣的新員工，月薪稅後大約為8000元。

在中國某核能研究單位工作了10年的一位工程師對1℃記者說，他現在的年薪是13萬。“很多年沒有漲了。”他表示，在核電行業比較特殊，工作壓力太大，自己正在考慮跳槽或者兼職。“我有些同學常年出差，有些常年在核電站，跟家人團聚的時間很少。”

在趙成昆看來，對於核電等重大和特殊行業，國家在薪水方面應該有適當的傾斜，尤其是針對核電技術人員。“必須建立一個科學的激勵機制。”

與此同時，趙成昆認為，在中國核電發展較快的當今，國家應該通制定相關政策吸引在國外核工業工作的優質人才歸國。

艾德生認為，國家政府部門關於核人才培養的宏觀規劃、指導和具體支持，需要更具體化。他認為，目前有“一哄而起”的趨勢，重視形式、擴張和數量，而忽略內涵建設和質量。

有核電企業人士建議，國家層面或全國性行業協會可以進一步加強對核電人才培養的協調組織，加強核電企業間、院校間的聯系，建立核電人才培養經驗交流和反饋機制，從而推動建立標準教材、標準化體系，建立統一的實習基地，為院校和核電企業實施人才培養提供指導和支持。

在趙成昆看來，像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哈爾濱工程大學等老牌核專業高校，其教學質量非常高，應該進行擴招。

趙成昆今年到上海交通大學參加該校120周年校慶時就問該校老師，在中國核電最需要人才的時候，學校為什麽不考慮核專業進行擴招?他得到的回答是，學校招收學生的名額有限制，多招收一名核專業的學生就意味著其他專業要減少一名。

此外，石定寰認為，企業和工程單位對核電人才的繼續教育同樣面臨挑戰。

中科華核電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曲紅在座談會上介紹，公司在技術人才培養方面，主要存在研發工程任務不確定性和非標準;年輕員工占比較高，需要加快培養速度和培養質量;人才培養周期長。

閆林在上述全國核電人才開發與建設研討會上提出警告：“核電人才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國家、社會各界、企業共同努力。”

中國在讀的1萬名核電專業大學生當中，未來將有部分人加入核電行業，但這並非意味著他們很快就可以擔負重任。

“現在我國核電大發展，缺少的正是35-40歲左右的有項目經驗和管理經驗的人才。而至少要經過5-6年完整的項目鍛煉，才能培養、成長出一個完備的項目人才。” 《中國核工業雜誌》上述報道引述中國核電工程公司福清核電項目部副總經理李振雲的話說。

買不起房咋辦? 深圳5年要建28萬套人才保障住房

近日，深圳市住建局表示，“十三五”期間，深圳將建設28萬套人才住房，而這些人才住房將從保障房體系剝離。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單獨建立人才住房保障體系，在全國尚屬首創。此外，這28萬套住房占深圳“十三五”期間原保障房計劃供應數量的80%。

顯然，深圳的保障性住房正向人才大幅度傾斜。當地部分區域經濟觀察人士表示，在深圳這座房價居高不下、外來人口占多數的城市，這一舉措是合理的。

以90平方米較大戶型為主

今年深圳市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表示，當地的人才住房隸屬保障房體系，但保障房屬“救濟政策”，而人才房屬“激勵政策”，兩者交集運作，出現了諸多弊端：如果按保障面積標準，難以滿足人才住房需求。如果以人才住房需求提高保障房標準，則違反了保障房“保基本”的政策，也存在保障房“福利化”的問題。

深圳市住建局近日答複，計劃將人才住房困難群體與社會住房困難群體相分離，厘清社會保障房與人才住房邊界，制定人才住房建設標準。

該部門也表示，“十三五”期間，深圳將建設28萬套人才住房，而這些人才住房將從保障房體系剝離，以90平方米左右的較大戶型為主。同時，建設一批100平方米、150平方米的大戶型人才住房，滿足高端人才引進需求。

當地一位熟悉保障房建設的人士告訴記者，將人才住房從商品房中剝離出來，單獨建立人才住房保障體系，在全國來說屬於首創。“在深圳，人才住房概念是‘十三五’期間，也就是今年才提出來的。‘十二五’期間，住房保障主要是指公租房和安居型商品房，不單獨針對人才。”

自去年以來，深圳房價漲幅較大，外來人才的購房壓力大幅增加。“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遍布當地各個公共場所的廣告語曾經讓外來人心生溫暖，但如今，在那些去東莞和惠州買房的深圳上班族無奈的戲謔中，這句話已經被改為“來了就是東莞惠州人”。

在這座人口結構嚴重倒掛、外來人口占多數的城市，這種壓力也傳遞到了當地政府等各個層面。

在今年6月份的當地一次研討會上，深圳市住建局房改處處長劉逸群公布了他掌握的一組數據：“十三五”期間，深圳可能還要引進約132萬名本科以上、技能型的人才，新引進的人才至少50%在深圳沒有房子，保障房建設的任務艱巨。

他也表示，深圳引進人才的數量已經出現一點點下降的趨勢。本科以上的學歷，從2011年的59.76%降低到55%，呈小比例下降，碩士和博士占比下降得更多一些。深圳迫切需要通過住房保障和人才安居，來緩解高房價帶給人才的擠出效應。

八成保障性住房留給人才

當地政府已經加大了住房保障的力度。今年2月1日，深圳市政府在市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計劃五年內建籌保障房40萬套。而“十二五”期間，深圳全市新增安排籌集建設保障性住房24.62萬套，建築面積約1600萬平方米，超額完成計劃。

兩相對比可以發現，深圳“十三五”期間的保障房籌建數量將是上一個五年規劃實際完成的1.6倍左右。

此次，深圳市政府計劃從保障房中剝離出28萬套，意味著什麽?深圳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市政府承諾“十三五”期間籌建40萬套保障房，其中交付35萬套。如果從保障房中剝離出28萬套作為人才住房的話，這意味著80%的保障房將提供給人才，其他20%才是給低收入者。

“為什麽向人才傾斜呢?因為房價上漲速度太快，如果要留住和吸引能滿足產業升級需要的人才，只有通過政府強制補貼和實物補貼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人才住房的比例似乎大了一點，但是對於深圳這座城市來說是合理的。至於能否在全國推廣，不好說。

目前，將人才住房從保障房體系中剝離出來這個大的戰略目標已定，但是一些實際操作問題，包括人才標準的制定、以及住房如何落實到人才手里等，尚未明確。

不過，今年6月底，深圳先後召開的市政府常務會議和市委常委會都原則通過了《關於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幹措施》。

其中一點是，實行統一性與差異化相結合的人才認定標準。一方面，設定人才安居政策適用對象的基本條件，包括全日制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國家職業資格二級及以上技能人才、特殊緊缺專業人才，並與本市用人單位簽訂聘用合同或服務協議等，作為準入門檻;另一方面，允許各區政府、行業主管部門制定差異化人才認定標準。

大讀世界 梅克爾跳票 難民補不了人才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