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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驚現個股遭腰斬：半日跌幅達78.4%後停牌

航標控股9月30日開盤後跳水，暴跌78.39%後突然停牌，停牌前報價0.35港元，成交3628.6萬股，成交額達2226.15萬港元。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中證登：深交所、港交所等17日起開展港股通業務仿真測試

深交所、港交所等四方簽訂深港通協議

10月1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和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在深圳共同就深港通簽署《四方協議》。深交所吳利軍理事長、港交所周松崗主席出席儀式並致辭，深交所王建軍總經理、港交所李小加行政總裁和中國結算戴文華總經理分別代表各方簽署協議。

吳利軍理事長表示，深港通是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的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大事，對充分發揮深港區位優勢，進一步擴大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的規模，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加速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深交所將與各方密切協同，共同推進準備工作盡快就緒。同時，也將繼續深入落實依法監管、從嚴監管、全面監管理念，防範跨境炒作風險，打擊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為深港通的平穩推出和安全運行營造好環境、奠定好基礎，為內地與香港的進一步合作積累經驗、開辟道路。深交所將以深港通推出為契機，進一步加快改革創新，更好地服務自主創新國家戰略，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供給側結構改革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

港交所周松崗主席表示，深港通將兩地市場的互聯互通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進一步加強了深港兩地的聯系。兩地三所將會繼續通力合作，積極回應市場各界對深港通的高度信心和期盼。

中國結算戴文華總經理表示，四方協議的簽署，是各方進一步深化合作新的起點。中國結算作為支持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將繼續優化完善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應急處置機制，為廣大投資者、結算參與人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登記存管結算服務，全力支持深港通的順利推出和穩定運行。

深交所王建軍總經理接受采訪時表示，深股通標的上市公司充分體現深市新興行業為主的特色，表現出較強的盈利能力和成長性，代表了新經濟的方向。《四方協議》是深港通的框架性協議和基礎文件，協議中明確了各方權利義務，內容涵蓋深港通股票交易、結算、存管、市場監察等各方面主要的業務安排，是四方就深港通交易結算運行機制達成全面共識的重要成果。《四方協議》的簽署，標誌著深港通籌備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各方共同表示，下一步將在兩地監管機構的有力部署和指導下，精心組織，密切協同，圓滿完成年內盡快開通深港通的任務。

香港交易所預計香港市場將於11月中下旬作好實施深港通的準備，但深港通具體開通時間須待市場準備就緒、並取得中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的批準方能落實。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傾向於11月中旬後某個周一推出深港通

10月13日，深交所和港交所正式啟動深港通全球路演，首場路演於13日下午在香港舉行。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媒體見面會上表示，傾向於11月中旬後的某個周一推出深港通，周一方便風險控制。

此次路演共吸引600名機構投資者及券商代表參與，每位投資者代表都獲發了一本投資者指引。

深交所副總經理王紅表示，內部準備工作早已開始。從8月16號開始，兩邊緊鑼密鼓開展工作，兩邊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經全部準備就緒。10月17日-11月9日將進行全天候全市場仿真測試，周末時間進行全網測試。

港交所：深港通全球路演今日正式啟動

香港交易所今天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為香港證券市場的交易所參與者舉辦深港通投資者推介會，標誌著深港通全球路演活動正式開展。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及深交所理事長吳利軍於會上致開幕辭。香港交易所、深交所、中國結算代表分別就深港通機制設計、結算制度和深圳市場特色向在場的約600名投資機構代表作了介紹，並回答了投資機構關心的問題。

李小加表示：“深港通的推出將進一步完善內地資本市場與香港的互聯互通，強化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本次路演是推廣深港市場整體競爭力和吸引力的重要舉措。”

吳利軍表示：“深港通方案獲批，標誌著中國資本市場在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方向上又邁出了堅實一步，內地與香港合作進一步加強。深交所的上市公司具有鮮明的創新創業特色，為境外投資者提供了獨特的資產類別。”

在此次推介會後，香港交易所還將聯合深交所在內地及海外舉辦一系列深港通推廣活動：

香港交易所下月還將聯合香港證監會屬下投資者教育中心，為香港個人投資者舉辦深港通工作坊。

此外，香港交易所今天與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舉辦聯合講座，向近40名中國內地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的行政總裁及資產管理經理介紹投資香港證券市場的機遇。今年9月，中國保監會已發布新規允許內地保險機構參與港股通。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港交所：2016年滬股通成交金額按年大跌五成

據路透21日報道，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港交所)稱，2016年滬股通的成交金額按年大跌五成，港股通則微升4%。

據港交所提供的資料，截至12月15日為止，滬股通於2016年的成交總額為71.9億元人民幣，去年同期則為144.2億元;同期港股通的成交總額78.3億港元，去年同期75.6億港元。

這與中港兩地股市表現以及在人民幣貶值下投資者對資產配置態度改變的情況一致。

由年初至今，港股恒生指數基本持平，同期中國股市滬綜指則累計下跌12%。另一方面，人民幣中間價自年初以來累計貶值約7%，境外投資者不得不審視人民幣資產配置策略，而國內居民對港元資產需求增加，受港元與美元掛鉤帶動。

至於本月初開通的深港通則剛好相反，深股通在首九個交易日成交總額為190億元，港股通則只有51億港元，反映境外投資者分散中國股票投資至較高增長的新經濟及新興行業的需要。

港交所報告揭示HIBOR利率緣何屢屢暴漲

香港離岸人民幣隔夜Hibor連續第二日暴漲，最高達61%，接近去年1月12日創下的66.82%的歷史高點。針對離岸流動性問題，港交所“恰逢其時”地出了一篇關於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問題的報告。

報告指出，在811匯改之後，依賴於跨境貿易結算渠道的長期流動性，由於人民幣套利機制反轉而出現了收縮，導致了整個離岸人民幣總體規模下降;在此大背景之下，現有的短期流動性的供應機制與市場對短期流動的需求的“錯配”，會時常造成離岸人民幣短端利率的大幅波動。

而這種波動並非沒有代價。首先，這會影響到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穩定擴張，即影響離岸人民幣投資渠道的擴張;其次，加大了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風險對沖難度，即影響了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的動力;最後，兩地利差拉大可能誘發投機性短期跨境資本流動。

關於本報告的要點總結如下:

長期流動性因匯率貶值預期而收縮

港交所在報告中稱，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人民幣主要通過跨境貿易結算渠道從在岸獲得人民幣資金。自2009年7月推出跨境貿易結算以來，人民幣一直是處於輸出狀態，至2014年全球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達1.6萬億元的歷史高點。輸出的主要動力來源於當時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預期。當時離岸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較在岸更貴，導致進口企業有動力直接使用人民幣取代美元進行支付，在離岸再進行購匯，獲取額外收益。在此過程中，人民幣就“沈澱”在了離岸。詳細流程如下圖：

但在811匯改之後，離岸人民幣較在岸出現了更大的貶值趨勢，市場的套利機制反轉，人民幣資金開始從離岸回流在岸。具體而言，當CNH較CNY貶值超過一定基點後，貿易商在離岸買入“更便宜”的人民幣，通過經常項下貿易將人民幣送回在岸賺取匯差。同時，投資者對人民幣匯率信心減弱，將部分人民幣存款轉回美元等其他幣種資產也是造成離岸人民幣池縮小的原因。

短期流動性供給機制“錯配”

離岸人民幣的短期流動性供給分為官方和市場兩部分。官方的流動性供給來自於香港金管局，具體的供給安排方式如下圖：

而市場提供的流動性主要來自於外匯掉期市場。目前離岸人民幣掉期期限一般為當天、隔月到一年。此外市場參與者還可以通過銀行間拆借，清算行回購來獲得短期流動性。

但目前離岸人民幣在香港市場的日均交易額已經達7700億元，在某些時點甚至超過了港幣，但相比之下即日交收的日間資金規模卻很有限，導致短期流動性供不應求。

但官方和市場兩個渠道目前都無法有效滿足需求。官方的資金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與人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因此使用時需要“服從”內地銀行間市場和清算系統的運算時間。特別在內地長假期間，內地資產結算暫停，導致離岸市場頻現流動性壓力。市場資金方面，掉期市場在進入美元加息周期後波動幅度增加，讓該市場的利用效率明顯下降。

此外，因人民幣資金無法跨境自由流動，而是只能通過貿易、FDI和RQFII等有限的渠道鏈接離在岸市場，也是導致離岸短期流動性經常“告急”的主要原因。

短端利率波動的“代價”

首先，這會影響到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穩定擴張，即影響離岸人民幣投資渠道的擴張。由於人民幣流動性趨緊，導致香港人民幣存款利率上升超過內地水平，點心債的融資成本也水漲船高。相比之下，內地流動性寬裕，導致離在岸債券利差擴大，大部分點心債的發行主體回到在岸發債，導致離岸債券市場萎縮。

其次，加大了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風險對沖難度，即影響了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的動力。人民幣加入SDR後，境外機構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也會持續上升，各國央行和全球投資者也會考慮增配人民幣資產，對相關風險的管理需求也會上升。但如果離岸人民幣短期波動性加大，會導致機構在浮息貸款，人民幣資產定價和風險管理方面缺乏合適的利率基準，並加大對沖利率風險的難度，進而限制海外資金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上的參與度。

最後，兩地利差拉大可能誘發投機性短期跨境資本流動。隨著內地的降息降準，離在岸的利差在目前情況下有進一步加大的可能，有可能導致資本從非正規渠道加速流出，對在岸流動性造成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