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之間,還有幾個年富力強的思想家和社會改革家,插在美國先賢和馬克思這兩段不同思想之間,聯繫著兩片大陸。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羅伯特·歐文是英國人,出生在美國革命五年前的1771年。父親是個小業主,母親娘家也挺富裕,算個小康人家。歐文卻很早就開始學徒生涯(這在 當時很普遍),後來升到工廠經理,又和別人合夥開廠。他不僅有豐富的管理經驗,自己還是個資本家。他喜歡讀書,也趕上了啟蒙時代後的新思想爆炸。
英國是個有歷史負擔的國家,英國革命的政治爭執,九九歸一,都會歸到宗教,甚至起頭就是宗教派別之爭,只不過後來吵成了宗教化的政治而已。
可是到了一百年後的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世界已經面目全非,宗教隱退,世俗政治挺進。其實宗教紛爭並非神在打架,而是人借神名在打架。後來,宗 教紛爭退回教會,宗教熱情也不再堂而皇之化為世俗世界的政治燃料,這都和啟蒙時代有關,而啟蒙時代一直可以追溯到英國17世紀的洛克時期。
啟蒙時代對知識人的影響,是強調理性;它促成社會的根本轉折,是推出政教分離。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二者脫離了關係。教會回到原位,為信眾們修心養性,和社會政治拉開距離。
面對巨變,後世歷史學家更多注意到制度層面的改變,卻很少注意個人變化:他們的思維和說話方式,正悄悄地改變,變得脫胎換骨。他們開始不再用宗 教語言討論社會問題。社會政治議題可以和信仰無關,政治家吵架不再引用《聖經》,不再用宗教來指導政治。人們開始習慣理性地進行邏輯推論、用世俗話語,不 再習慣將政治人物當作聖人崇拜。
因此,對所謂政治領袖的超常服從,會立即被西方世界看作是政治神聖化的返祖現象。他們會條件反射一樣認為是出了問題。這種判斷,既源於他們經歷過特別殘酷的政教合一的古代經驗,又因為他們經歷了後面啟蒙時代的反省對比。負面歷史經驗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針免疫劑。
如此漫長的政教合一的負面經驗,一旦「分離」,自然就有一大批知識人覺得如夢方醒,大徹大悟,從把一切問題歸於宗教信仰,不由自主走到徹底否定宗教的另一極端。
歐文就是。他的成長時期,浸泡在啟蒙後的「新社會」。他特別強調理性,強烈反對宗教,認為一切宗教都是人欺騙自己的幻覺。歐文認為,宗教不是把人變笨變傻變得弱不禁風,就是變痴變狂變得不可理喻,再不,就是變成個偽君子。那個時代認為「上帝死了」的,可不止一個兩個。
當「美國」還只是英國殖民地、掙紮在新移民墾荒時代,英國早已發生工業革命,經濟起飛,可巨變下的社會狀況觸目驚心:工人自然就被集中起來。千 年農業社會好不容易形成的規範,突然不管用了,而新時代的規範還沒來得及誕生。貧困也不是農業社會的那種貧困,艱難也不是農民熟悉的那種艱難。業主們身不 由己就進入了惡性競爭和追逐利潤的雙重怪圈,拚命壓低成本。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在英國,一開始資方為壓低成本,把工資壓了又壓,英國的保爾頓織工,1795年平均週薪是33先令;20年後的1815年,週薪減為14先令;到1829年至1834年間,竟然每星期淨收入只剩下4先令多一點。物價指數不可能是下降的吧。
工廠主還不發錢,只發工廠貨幣,只能在工廠商店換東西,出廠門就沒人認賬,商品價格還定得比外面高。英國紡織廠大量招收婦女兒童,超過工人總數三分之一,圖的就是廉價、不容易鬧事。
18世紀末,歐文在格拉斯哥的新拉納克工廠,認識了工廠主大衛·戴爾,愛上了他的女兒卡羅蘭,1799年結婚。第二年,他就成了岳父工廠的半個 老闆和經理。新拉納克工廠經營很成功,前後有兩千工人在那裡工作——讓我驚訝的是,這兩千工人不但四分之一是小孩,而且被戴爾領來廠裡幹活時,居然才五六 歲。據說戴爾先生對這些小孩很好,我相信是真的,他是歷史上的著名慈善家。
可這就更說明了兩百年前英國底層狀況的可悲:就算是善心好人,也沒覺得領五六歲小孩來工廠幹活有什麼問題。當然,這也是童農觀念的轉換版,所謂 不當童工也要當童農,農村孩子也是從小就幫家裡放牛放羊了,幹了還沒現金進賬。但工廠是工廠,和在家裡幫父母幹農活兒有本質的不同。你必須釘在一個崗位上 不挪窩,工時還特長。
這也和當時社會底層的極度貧困有關,看狄更斯的《霧都孤兒》,那小孩只不過要求添口飯,大家就被他雷得石破天驚。戴爾工廠這些孩子,就都來自極貧苦的家庭以及本地或愛丁堡的孤兒院。讓他們有口飽飯吃,就是天大的慈善了。
歐文看到,當時的工廠對成人都是地獄,凡是日子還過得去、還能留一份自尊的農家,都不肯來幹這種毫無自由、工時又長的工作。所以,他看到的成年工人大多是問題人群,酗酒賭博、偷盜犯罪,是工人群體經常發生的事情。
工業飛速發展,底層社會迅速擴大,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大,古已有之的平等議題,很快就走向了工人砸機器洩憤、知識分子聲討自由經濟的地步。有很多 人想到,與其讓「看不見的手」在那裡操縱,競爭無度,還不如好好規劃,計劃經濟,讓「看得見的手」管一管。管生產也管分配。這種想法一點不高深莫測,很直 觀很自然。所以,此後雖然計劃經濟屢戰屢敗,還一定會屢敗屢戰。因為每次失敗大家總是想:錯的一定不是不該多管,而是沒管好或是管得還不夠。
歐文顯然是個好人,他接下工廠,寧可少賺錢,想搞成個實驗基地。他開的工廠商店價廉物美,可他的改革措施對一個資本家來說,是在反利潤,合夥人難以接受。歐文最後只得請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購股票,其中就有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老頭兒在歐文工廠投了一大筆錢。
歐文還在作哲學思考,結論是:個人不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應誇獎或者責備「個人」做對或做錯什麼,因為人的「性情」不是神賦天賦或遺傳,而是被社會環境影響造就,有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歐文是個「環境決定論」者。
這想法實際上很有啟蒙時代特色。可宣佈「上帝死了」不要緊,上帝死了以後「道」的一部分怎麼辦?原來由基督教認定人有「原罪」,又由上帝引領來 作靈魂救贖,如今一切宗教渠道,都被「理性」宣佈無效了,那麼,原來由上帝在照管的個人道德,還有集合個人道德的社會道德怎麼辦?歐文的結論是:理性教 育。
後人研究歐文,研究哪些理論是原創,哪些古已有之,可不管結論是什麼,有一點大家都特別買賬,就是歐文更有實踐。他要自己動手,開創新教育和建 立更好的社會環境。所謂「好」,對歐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平等手段,達到個人和社會道德完美。那就是生產、分配製度都公平的社會主義,以及財產公有的 共產主義,推論下去,人自然就會產生一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道德,因為如果按需分配,貪婪、爭奪、嫉妒、怨恨等等就都會消失,沒必要了!於是,世間惟有 愛。
歐文一開始就是拿自己的錢實驗,不斷改善工廠環境和工人生活。這改革還是從他丈人戴爾開始的,戴爾的改革收效甚微,最後,他把新拉納克工廠和週遭地產,以6萬英鎊賣給了歐文和他的合夥人。
歐文之所以能改革成功,是他捨得放棄更多的利潤,給改革投錢。他禁止招收十歲以下的童工。實驗除了在工廠進行,還有新拉納克的工人村。歐文建學 校,供工人孩子讀書。幼兒教育就是歐文的發明。我想,一個重要起因就是當時的「低幼童工制」,他的工廠是十歲起招,別的工廠都是五六歲就招,要想讓孩子受 點教育,也只有開發幼兒教育了。不然小孩斷奶沒幾年,就得進廠幹活了。
新拉納克成了改革樣板,人們紛紛前來參觀,後來的俄國皇帝尼古拉也來看過。2001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終於將新拉納克遺址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蘇格蘭五處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歐文深受英國傳統影響,認定必須以立法來推廣改革。英國在1802年就有了第一個工廠法《學徒法》。1812年,他把自己的實踐寫出來,呼籲進一步立法。
在他的努力下,1819年,英國國會立法限制童工最低年齡,規定受僱孩童必須年滿九歲;規定工人勞動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考慮到當時五六歲童 工的普遍現象,工人最長一天可能幹16小時,這算是很大進步了。可立法還需要執法,由於缺乏執法機制,英國當時「上有立法,下有對策」。童工處境無太大改 善。
工廠實驗給了歐文極大鼓舞,他進一步推而廣之,提出歐文版的未來社會藍圖。那是理想化的公社聯合體,現在被大家稱為「烏托邦」。1820年,歐文在一篇報告中提出,應該達到的目標是:消滅私有制,財產共有。
於是,1825年,馬克思七歲那年,英國人羅伯特·歐文不遠萬里,去到美國,建了個烏托邦共產村。
資產泡沫的故事總是一遍又一遍的上演,嘲諷著人類的無知。人們總是願意拋開邏輯,寄希望於流動性可以毫無代價地創造一個好時代,讓自己一夜暴富。當泡沫破滅時,他們就開始責怪其他人,比如央行沒有及時加息、政府沒有適時緊縮、做空者或其他人製造了恐慌。接著,他們開始尋求幫助,即使連他們自己也明白這種救助最終只會讓事情更糟。同樣的戲碼在澳大利亞的泡沫破裂的時候會再度上演。
澳大利亞礦業泡沫的破裂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過去十年,部分澳大利亞城市的房價每年上漲近10%,帶動了一輪以房屋估值為基礎的融資潮。自2006年以來,澳大利亞的家庭債務一直在可支配收入的150%附近。隨著全球商品價格下跌,採礦業跟著遭殃,澳大利亞的房地產泡沫將會破滅。地產崩盤將拖垮澳大利亞的銀行體系,這跟西班牙經歷的相似。西班牙的經濟危機由房地房崩盤引發,為國內銀行業留下了數十億歐元的壞帳。
太荒謬了。澳大利亞的經濟基本面非常強健。我們的GDP年化增長率是4%,今年及明年的經濟增速比其他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要快。看看我們的基本面,2012至2013年我們的預算將回覆到盈餘狀況,低失業率,強勁地創造就業,各種資源的投資創新高——約5000億美元。謝國忠是居住在哪個星球?除了財政狀況良好以外,澳大利亞還有降息的彈性,公共債務佔GDP比例僅8.9%,當然可以確保經濟經受外部需求下滑的衝擊。
在危機之前,西班牙政府的財政收支也處於盈餘狀態。地產泡沫破滅以前,西班牙政府處於盈餘狀態,經濟也非常強勁,但已經開始失去競爭力,而這正是今日澳大利亞所面臨的情況。
澳大利亞的名義GDP在過去十年裡翻番,澳元兌美元的匯率也翻了一倍。因此,澳洲的人均收入遠高於美歐。澳洲的房價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澳洲主要出口產品鐵礦石最高時升值超過10倍。對澳洲礦業的外國投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資金的不斷流入使得澳元始終強勢,儘管其經常賬戶存在赤字且通脹也高於其他國家。強勢澳元吸引了中日的個人投資者的資本。金融市場帶來的財富效應使得澳大利亞在近期鐵礦石價格大跌的時候仍然得以保持強勁增長。而由於礦業投資的長週期性,這種資金流入也相對穩定。....
澳大利亞的經濟則很可能是一個建立在中國過度投資泡沫之上的泡沫。後者的泡沫破滅遲早也會給前者帶來同樣的結果。許多礦業投資者如今強烈的期望中國很快會再次啟動類似08年的刺激措施,這就是鐵礦石近期反彈40%的原因。抄底的投機者湧入市場下注中國會在大會前後啟動刺激政策。
隨著像鐵礦石這樣的礦產價格飆升,巨額的利潤吸引了全球的淘金者。無數投資者湧入非洲叢林和蒙古草原淘金。即使這些投資的風險非常高,金錢的魅力仍然讓這些投資者無所畏懼。遺憾的是,當這些投資開始產出之際,這種利潤率就開始消失了。大部分的淘金故事都是如此收尾。
市場從十年前的不相信中國的增長股市變成如今的堅信此前的業績將永遠維持下去。尤其,當中國2008年的大規模刺激讓投機者堅信當衰退再度來臨時,中國還會扮演救世主。在需求疲軟、價格崩潰之際,對於需求和價格會反彈的看法是強烈的讓人驚訝。這就是為何許多新項目仍然在尋求融資的原因。2008年本應成為這輪繁榮週期的尾聲。中國的刺激計劃讓市場有了其他的想法。中國在2009-10年的需求復甦完全是政府一手促成。它在本就過剩的產能上又堆積了更多的產能。這只不過推遲了難以避免的調整併且放大了這種調整的規模。如今經濟正在為過去的錯誤買單。但礦業仍然堅信並鼓吹2008年的故事會重演。
澳大利亞擁有充滿活力的為礦產開發融資的市場。任何擁有未開發區域所有權的人都可以以仙股的方式上市。最初的融資用於覆蓋勘探成本。如果勘探無果,股票的價值就歸零。如果勘探有好的消息,那麼股票的價格就會飆升。企業隨後可以融到更多的錢來支持進一步的開發。到了有明確的礦產證據時,公司就會被出售給必和必拓或力拓這樣的巨頭。這個市場在激勵礦產開發和分散風險方面非常有效。這點燃了「淘金夢」。而如今,已有太多的資金流入了礦業,投資者們不願離開,而是希望市場會反彈。這就是澳大利亞礦業繁榮背後的故事。
在2006年,美國的非銀行貸款機構首先陷入危機。2007年輪到了抵押貸款機構。接著在2008年是高槓桿的投資銀行。最後在2009年輪到了大銀行。同樣的模式也在歐洲上演,只是有一些小區別。冰島、愛爾蘭和西班牙存在房地產市場泡沫。但在希臘,則是低利率帶來的國債泡沫。在所有的危機中,債務危機都是首先打擊了邊緣市場,隨後向縱深蔓延。澳大利亞看起來避免了這種命運。那些邊緣玩家,比如非銀行金融機構或者消失或者被四大行所吞併。在抵押貸款市場,貸款風險集中在四大行身上,即國民銀行(NAB)、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澳新銀行(ANZ)以及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這四家銀行的總貸款金額達到1.4萬億美元,佔到了整個市場的78%。然而如今澳洲的銀行業較金融危機剛剛開始時競爭度更少且在房貸市場的系統風險更高。從風險角度看,事情可能變的更加糟糕而非更好。澳洲的銀行變的愈發「大而不能倒」。
任何海外資金推動的資產泡沫都會在資金流向逆轉時破滅。這將導致貨幣體系收縮。隨著央行用新錢替代流出的資金,澳元貶值,這將使持有澳元存款的亞洲個人投資者受損。資產市場將隨緊縮政策和資本外逃下跌,這將嚇走更多的海外資本。新的均衡將在更大的澳元和資產價格上獲得。在新的均衡中,澳元的幣值或只有峰值的一半。危機的觸發點可能是一系列礦產項目未能獲得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其投資者被迫退出。資本流入的減少使得經常項目赤字更難融資。當然,鐵礦石價格走低也會增加經常賬戶赤字。這將導致澳元開始貶值趨勢。這一趨勢將加速其他資本的外流。判斷泡沫破滅的時點是一門藝術。我大膽猜測這將在2013年發生。全球經濟正在下滑。大環境讓金融市場更加艱難。當中國未能在6個月內出台刺激措施時,許多礦業投資者將退出。
1. 根據澳洲央行資料,包括巴西和俄羅斯在內的23個國家的央行可能持有澳元做為外匯儲備的一部分,央行購買澳元的行動為匯率提供了強力支撐。2. 澳洲國債的需求強勁3. 礦業項目的大筆投資
三年前,三個創業的年輕人加班很晚,突然想吃外賣,在網上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滿意的外賣信息,他們靈機一動:「為什麼我們不自己做一個呢?」
這個「靈機一動」變成了現在的「外賣庫」,一個蒐羅外賣信息的網站,最近還推出了外賣庫APP。到目前為止,外賣庫收錄了北京外賣近8000家,提供了外賣菜單、電話、地址等詳細信息,讓想吃外賣的人隨時隨地都能下單。
這三個年輕人就是外賣庫的創始團隊:孟超、趙玨映和羅晟,現在分別擔任外賣庫的CEO兼總裁、市場副總裁和產品副總裁。
一起做點什麼
外賣庫的創始團隊頗為惹眼,他們三個都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孟超是2006清華土木工程系的碩士畢業生,趙玨映是2006年生物系的本科畢業生,羅晟則是2009年機械系的碩士畢業生。
三個不同年齡、來自不同院系的年輕人結緣於清華大學對外交流協會(簡稱ASIC),孟超正是ASIC的創始人及首任會長,而趙玨映是ASIC的首批會員及第二任會長,羅晟也曾在ASIC擔任部長。
作為創始人的孟超,將這個學生團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點一點建立起來。在他的帶領下,ASIC進行過外事接待(比如丹麥首相及惠普總裁)、組織過境外交流訪問。在共同的工作中,孟超與趙玨映、羅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既然大家做事這麼合拍,以後是不是可以一起做點什麼?」孟超這樣提議。
於是,「一起做點什麼」的想法為他們後來的創業埋下了種子,這個種子在2009年開始生根發芽。
到底做什麼項目,一開始目標並不明晰。當時他們三個人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比利時,一個在香港,雖然有各自的工作要忙,每週還是會抽出時間開兩次電話會議,「我們列了好多種可以做的事情,逐個討論分析。」這樣討論了半年之後,他們辭掉了原先的工作在北京相聚並開始進行嘗試,他們做過管理諮詢、做過旅遊項目、做過設計、貿易。直到2010年那個想吃外賣的夜晚。
創業過程是一種收穫
孟超2006年畢業後直接留在了清華大學基建部工作。在外人看來,這是一份又穩定又體面的工作,但是孟超做得並不是特別開心。「讀書的時候比較活躍,在事業單位的體系裡不太習慣。」孟超回憶說,於是他下定決心,到09年三年合同期滿,他便辭職創業。
但是這個決定遭到了孟超父母的反對。「我父母認為,你現在有車有房有家庭,你還要什麼呢?我的觀點剛好相反,我現在有車有房有家庭,我還怕什麼呢?」為了說服父母,孟超做了將近半年的思想工作。
趙玨映則原先在寶潔香港區客戶生意發展部任大客戶經理,羅晟曾在IBM做大客戶銷售,為了創業,都辭掉了高薪的工作。
對於創業,孟超說:「創業當然有風險,但是最差的結果無非就是創業失敗、公司關門、資產賠光,但是至少我很努力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人生是一種體驗,創業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收穫。創業是很苦,但是好多事情你不做你永遠不知道,我還年輕,安穩的時間有的是,而創業,錯過了這個時機可能就永遠錯過了。」
先跑起來
說到外賣訂餐,外賣庫並不缺少競爭對手,比如美餐網、餓了麼、外賣網等等。但外賣庫與它們有個最大的不同,其他網站的模式是在線查詢、在線下單,外賣庫則是在線查詢、電話下單。為什麼不支持在線下單?孟超有自己的考慮。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幾家外賣網站如今的規模大小相差無幾,誰能快速獲得儘可能多的用戶,誰就更有可能脫穎而出。
「如果做在線下單,有的商家你沒有跟它打通訂單系統,你就不能把它收錄進來,用戶來了一看,沒有想要的那家,就可能走掉了。」孟超認為,另一方面,沒有在線下單業務,則不需要在與商家的系統關聯上進行投入,有利於輕裝上陣,「先跑起來,回頭再加。」在線下單仍在孟超的考慮之中,從支持一部分合作商戶在線訂餐開始,逐漸擴大到所有商戶,但是這個目前並不是外賣庫業務的重點。
重點還在外賣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上。外賣庫創立之初,公司員工用掃街的方式,一家一家地找飯店的外賣菜單,再收錄整理。這是個體力活,靠這種笨辦法,兩年時間內,他們將收錄商家數從零做到6000多。
不過最近剛剛推出的外賣庫APP幫了他們的大忙。用戶的手機安裝了外賣庫APP後,可以自行拍照上傳外賣菜單,再由工作人員審核通過。短短的時間內,商家數量增長值將近8000,趙玨映介紹稱,現在單就審核用戶上傳菜單這一件事,已經讓他們忙瘋了。
目前這個10人左右的小團隊在海淀區雙榆樹的一套公寓裡面辦公,他們去年獲得了來自天使灣創投的天使投資,目前正在尋找新的融資。
「長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鳥人。」這句網絡流行的調侃語,放在當前熱火朝天的創業環境下,戲謔中頗有幾分真實的意味。
周亮(化名)最近就碰到了一件令他鬱悶的事。在通過申報、審核、比賽等層層關卡後,周亮所在的企業加入了某知名第三方創業聯盟。該聯盟承諾會對入選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戰略梳理與規劃指導,並有大量平台資源可供企業共享,對於成長優秀的企業還會參與早期天使投資,這對於剛在互聯網創業階段起步的周亮來說,無疑等於多了一個加速平台。
出於對上述聯盟的信任,周亮將涉及企業目前的商業模式、核心技術、拓展設想等具體內容毫無保留地告訴了聯盟派駐的相關服務人員。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他便獲悉聯盟內部自己組建了一個團隊,操持起了與周亮類似的創業項目,原本的導師瞬間竟然成為了行業競爭對手。
在炙手可熱的創業大潮推動下,大量的創業圈子順勢而出,這些圈子背後的操盤者多為第三方創業服務機構,他們以服務的形式為創業企業提供發展平台,甚至還包括提供早期的投資資金,而這些都恰恰是創業早期企業最迫切想要得到的資源。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創業服務機構而言,通過搭建平台接觸大量的早期創業企業,從中發現成長優秀的苗子也成為了其獲取早期投資渠道的有效途徑之一。可以說,這是一種雙贏的做法。
然而,正因為如此,不少魚目混珠者也乘機混入了這個群體中試圖謀利。一位投資界的人士告訴記者,這群人在業內被稱為「假天使」,且一直存在,他們借為企業服務的名義來誘套企業的核心機密,其實質是自己組建團隊來複製創業者的項目,或者是將一些初創型企業的好點子嫁接到自己的已投項目中,這些假天使中也不乏一些打著創業扶持機構名義的個人或是團體。
周亮覺得自己可能是碰到了「假天使」,但當他試圖維護自己權益時卻發現自己除了與該聯盟簽訂過相關服務協議之外,並無其他約束條款,而在已簽訂的協議中也無涉及保密企業核心內容的相關條款。
記者在採訪多家創業服務機構之後發現,在這些服務機構內部鮮有與企業簽訂保密協議的做法。甚至於有機構內部人士向記者直言,不簽保密協議是行規。
他給出的理由是,一般進入這些創業圈子的第一步就是申報,在申報時企業都會被要求遞交商業計劃書,而其中必定會涉及一些企業的核心內容。不僅如此,所有的投資機構瞭解擬投企業的第一步都是從商業計劃書開始。「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要與每一個遞交商業計劃書的企業都簽訂保密協議顯然是不現實的事情。」他說,「保密協議大多只存在於進入DD(盡職調查)階段。」
另一方面,上述人士也向記者提及,其實對於早期創業企業,它們中的不少企業一開始並不明確自己的創業方向,調整發展方向的狀況時常存在,一旦發生變更,先前的保密協議就會變成一張廢紙。
然而,即便是那些少數有簽訂保密協議的機構,對企業來說很多時候這紙協議更像是安慰劑。某家早期創業扶持服務機構的副總經理告訴記者,其在與企業簽訂服務協議時會涉及一部分保密條款,比如企業間不能相互洩密,機構不對外洩露企業核心信息等內容。但他也向記者坦言,這些條款無任何法律效應,是否遵守全憑協議雙方的個人信用,一旦真的發生洩密的問題,企業很難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但也有創業者對此事並不感冒。一位創業者向記者直言,企業害怕核心內容洩密無非是怕被競爭對手趕超,但在創業這件事上,沒有一個絕對獨一無二的創業想法,任何一個創業思路的背後都可能有成百上千個相類似的企業誕生,且任何企業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行業間對手的抄襲、模仿。他舉了個例子,就好比企業開發了某個核心技術,但這個技術永遠都不會成為壁壘,因為永遠有更厲害的技術高手。「指望著想要一家獨霸天下的做法本身就不正確,相反只有在更多同行企業的帶動下才能促進行業的發展,企業才能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他說,「企業真正在乎的核心壁壘應該是時間,誰能在時間上搶先一步,誰才能站穩腳跟。」
上述投資界業內人士建議初創期企業在加入第三方創業服務機構前,應先瞭解一下這個服務機構過往在業內的口碑。同時,為了規避後續可能產生麻煩,創業者在與這些機構溝通時也可以採取有所保留的做法。「比如不一定要向機構全盤托出涉及企業的關鍵信息,按照機構對企業的服務進程以及是否對企業真正受用的程度,再逐步地向機構『透底』也是一種穩妥的方式。」
郭鶴年祖籍福建省福州市蓋山,1923年10月6日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享有「亞洲糖王」與「酒店大王」的美譽。從白糖、酒店、房地產、 船務、礦產、保險、銀行、傳媒到糧油,郭鶴年不但建立起龐大的商業王國,更讓這個商業王國持續向上。郭鶴年可能是除了政治領袖外,最廣為人知的馬來西亞人。然而,他異常的低調給他本人及其事業平添許多神秘色彩。
經營法寶:以產業鏈整合模式實現擴張
1947年,郭鶴年以3萬多美元起家,在新加坡戲館街租下的一座三層老店,成立了力克務公司,經營商務、船務經紀、雜貨業等。創立公司次年,父 親郭欽鑑逝世,郭鶴年返回馬來西亞,在母親鄭格如的建議下,於1949年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股東除鄭格如、郭鶴舉、郭鶴年外,還有郭鶴青、郭鶴堯 (郭欽端長子)、郭鶴景(郭欽仁長子)、郭鶴新及郭鶴瑞(郭欽寶之子)等堂兄弟。該公司聯合郭氏兄弟的資產,繼承郭氏家族企業東昇公司的傳統業務,經營大 米、麵粉、豆類、食糖等,排行第三、年僅25歲的郭鶴年出任總經理。成功後郭鶴年曾對外界表示:「母親對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勞,她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 的大學生,對兒子的管教非常嚴格,也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人。」
此後,郭鶴年成立了馬來西亞糖廠。1954年,郭鶴年遠赴英倫進行學習和考察。除了學習先進的管理方法外,郭鶴年對期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 時,作為世界上發展期貨交易最早的國家之一,英國已經有了金屬、穀物、塑膠、砂糖、羊毛等九個商品交易所。郭鶴年在期貨方面的學習為他在白糖市場上迅速崛 起立下了汗馬功勞。
馬來西亞獨立後,郭鶴年回到馬來西亞。20世紀50年代末,郭鶴年孤注一擲將郭氏家族全部資金投入到煉糖業,涉及糖的生產、提煉以及銷售等各個 環節。1968年,郭鶴年與政府合作成立PPB集團前身—玻璃市種植有限公司,向玻璃市州政府租下14500英畝的森林地,開墾成為蔗園。1973年,全 球市場白糖價格飛漲之時,蔗園首次有了收成,這不僅為郭鶴年的煉糖業規避了風險,同時也標誌著馬來西亞的食糖開始自給自足。上世紀70年代初,郭鶴年成功 控制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80%的糖業市場,並通過與印尼首富林紹良合作將業務擴展到印尼。在其鼎盛時期,郭鶴年控制了國際市場上每年食糖貿易總量的 1/10。1976年,郭鶴年發動了一場倒置收購行動,將玻璃市種植變為郭氏的商業艦隊,馬來西亞糖廠成為玻璃市種植(即PPB集團)的子公司。PPB集 團的經營範圍開始不限於甘蔗和糖,積極向其他業務領域擴張,如通過控股PPB油棕進軍油棕種植領域,經由郭氏擁有的棕油廠加以提煉,並通過旗下的香港嘉裡 貿易,銷往中國等地。PPB集團也因此被譽為郭鶴年在馬來西亞商業版圖上的一顆明珠。
隨後,郭鶴年利用在糖業所積累的資本,以「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之勢多元化發展,分散投資種植業、銀行業、地產業、航運業、保險業、酒店業等領 域。在某一具體行業如航運業,他的做法仍是圍繞產業鏈整合展開:建立船務公司後,就建立了與之配套的船塢公司,處理船隻維修,而航運業和保險業關係密切, 他又設立保險公司。
酒店業是郭鶴年繼糖業以後又一成功投資。1971年,郭氏家族正式進軍酒店業,投下1億令吉在新加坡設立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之後,其分別在各 國首都及大城市建立據點,從吉隆坡、曼谷、香港、斐濟等一路延伸至中國內地,並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酒店集團。如今,郭鶴年所創立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已成 為國際著名的五星級酒店經營者。
時至今日,郭鶴年的商業王國不但橫跨整個亞洲,而且擴展到巴黎、聖地亞哥、溫哥華、智利等地。公開資料顯示,以郭鶴年為首的郭氏家族在馬來西 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等5個國家和地區對豐益國際、馬國際船務、南華早報集團、香格里拉等10多家上市公司中擁有控股權或投資,合計持有市值近1500億港元(表1)。
郭鶴年能在國際商場叱咤風雲,除了過人的商業智慧、膽識及眼光外,出色的交際手腕,廣結政商界精英,適時引入策略性商業夥伴也是他成功的要素。 如與馬來西亞前總理拉扎克、侯賽因·奧恩、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等政要保持良好的關係,攜手東南亞航運家曹文錦進軍航運業,攜手印尼商業巨人林紹良進軍印 尼市場,結盟ADM、中糧進軍中國市場等。
商業智慧:跟隨最有活力的市場走
郭鶴年商業基地的轉移較為清晰:在出生地馬來西亞發家後,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期,他將商業基地轉移到新加坡,標誌就是他在那裡建立起第一個香 格里拉酒店,將他平生創立的第一家公司—力克務公司易名為郭兄弟(新加坡)有限公司,作為在新加坡活動的基地。70年代中期,郭鶴年又開始以香港為基地鞏 固自己的商業帝國—80年代,成為香港無線電視的最大股東;90年代,從英國人手中收購香港英文報《南華早報》,成為舉足輕重的傳媒大亨。郭鶴年後來在談 到對香港的印象時曾表示:「我1975年剛來香港,頭三四年都是在馬來西亞和香港之間來來往往,1978年起就長住這裡了、喜歡這裡了。作為華人生意場, 全世界就沒有第二個地方可以跟香港比,這裡真正是一個設立生意總部的好地方。香港的法治好,政府管理有方,很少插手企業運作。」
郭鶴年在接受《大公報》訪談中表示:「我的心分成兩瓣,一瓣是愛我生長的國家,一瓣是愛我父母生長的家鄉。」近年來,他的投資重點又轉向中國內地。
郭鶴年與中國內地的第一次正面交往始於一場白糖貿易戰。上世紀60年代,印尼黃仲涵家族的產業被印尼政府接管沒收後,亞洲糖業便無能執牛耳者, 中國外貿部看準了這一機會,以政府作後盾,把大量的中國食糖輸入馬來西亞銷售,以求長期佔領這個市場。一時間,一艘艘貨輪從中國駛來,卸下大批的白糖,然 後以排山倒海之勢傾瀉到馬來西亞市場。這一攻勢讓郭鶴年措手不及,由於中國糖價格更便宜,郭鶴年的白糖被積壓在倉庫裡。面對此狀況,郭鶴年從印度輸入白 糖,以更低廉的價格奪回了失去的陣地。最終,郭鶴年戰勝中國糖,奠定了其糖王的地位,從此以後,他稱霸亞洲糖業30餘年至今。通過這場白糖貿易戰,中國政 府與郭鶴年結緣。此後,中國方面通過在香港的商業機構與郭鶴年合作經營食糖生意,並且委任其作為中國相機、顏料以及電冰箱在馬來西亞的總代理。
1983年,郭鶴年與北京四季青公社、五礦進出口總公司在北京海淀區建起了中國內地的首家香格里拉酒店—北京香格里拉。1985年,郭鶴年斥資 5.3億美元與經貿部在北京合資興建「中國國際貿易中心」;80年代末期,絕大多數外資因政治因素放緩投資中國,郭鶴年反其道而行,在中國投下數以十億計 的巨資,使他成為馬來西亞企業進軍中國的開路先鋒。郭鶴年對此的看法是:「危機就是機會。一名生意人必需保持對時勢的敏感與警覺。」
與李嘉誠、李兆基等耳熟能詳的頂級富豪相比,郭鶴年顯得異常低調,即便是控股《南華早報》後,他仍然不改其一貫作風—對任何訪問都一概拒絕,想 多瞭解一點他私人及家庭的事情絕非易事。最令人稱奇的是,在收購香港無線後,如此重大的舉動照例說要舉行記者招待會,然而郭鶴年父子自始至終沒有在新聞界 露面,這更增加了郭鶴年的神秘色彩。
除了不斷擴建自己的事業版圖,郭鶴年對領導之道,也有獨到的看法。他認為,一個企業領導人的成功要訣有三:一、擁有一批強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經理 人才,並與屬下的各級員工密切合作,為公司奮鬥;二、公平及誠實,領導人應以公平及誠實的態度與所有人交往,平時以禮待人,講究信用,將會建立良好的聲 譽,一旦面臨困境時,將會得到貴人協助;三、擁有堅強的體魄及精神意志,隨時為公司的前途盡力奮鬥。對待員工,郭鶴年認為:「員工能否對公司有歸屬感,與 僱主本身是否有公平對待員工,以及給予他們怎樣的報酬息息相關。」
如今郭鶴年已年過80,用他的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是舊社會的說法,現在,九十歲才是古來稀。人生一定要有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