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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滿意度最高，堪稱“模子”的上海家庭醫生你約了沒

在上海，家庭醫生正逐步走入尋常百姓家，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從中受益。

“我經常服用的三個藥——泰嘉、可定、47.5毫克的倍他樂克，在三甲醫院每個月配兩次需要511.2元，按三甲醫院30%的自費標準，自己要承擔153.36元;而社區醫院只要付10%，配這三個藥我只需要付41.7元。” 71歲的李峰老人說。他居住在閔行區龍柏四村，由於血壓方面等問題，需要長期服藥。

李峰補充說，過去每次跑三甲醫院開藥，路上和等候的時間不算，車費、掛號費、診療費加起來也不少。“一年12個月，就近到社區醫院可以省下1628元，我和我老伴兩個人加起來節省了3500元左右。”

同時，相比去三甲醫院看病時經常由不同醫生接診，簽約的家庭醫生由於是固定的，對老人的病情也了如指掌。現在，社區醫院還推出了延伸處方和長處方，李峰在簽約的家庭醫生這里就可以配到好多以前只能在三甲醫院配到的藥。這些措施，都給社區居民帶來了極大便利。

上海自2011年起啟動家庭醫生制度構建，已覆蓋全市所有社區，簽約居民超過1000萬人。在此基礎上，目前，上海有21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立了“1+1+1”組合簽約分級診療體系，即居民在選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簽約的基礎上，再選擇一家區級醫療機構和一家市級醫療機構進行簽約。

上海市靜安區彭浦新村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家庭醫生在指導社區居民日常用藥。

上海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上海市衛計委”)主任鄔驚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前有些居民擔心一簽約，就診範圍會被限制，其實這個是誤解。李峰告訴記者，他平時根據身體情況可以自行選擇醫院，不存在限制之說。閔行區龍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劉玉昌也表示，分級診療簽約其實是“軟簽約”，意在引導社區居民形成合理的診療秩序。

近日發布的上海市行業服務質量測評結果顯示，2016年社區衛生行業的公眾滿意度達到近年來最高水平，為86.24分，位居上海十大服務行業首位。

“貼心”的家庭醫生

“原來作為全科醫生，只要坐門診，解決掉病人當次的訴求就可以。但做了家庭醫生後，我們更多地要跟病人建立起類似朋友之間的關系，我要對病人的病情有階段性的了解，有時候病人來就診之前，我們之間都有可能事先已經溝通好了。”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翁立立表示，家庭醫生與原先的全科醫生在服務模式上有比較大的區別。

目前，馬陸鎮有4000多名居民簽約翁立立。對這些簽約居民，翁立立根據情況采取分門別類的方式。

比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穩定期病人，他更多采取預約門診和長期跟蹤的模式，平時也會進行電話溝通;對殘疾人、長期臥床而需要導尿服務的病人或者因為手術需要換藥服務而出不了門的病人，他就需要上門服務;在他這4000多人里，有2000多人是沒有病的，針對這種未病或者亞健康狀態的簽約居民，他會定期到小區里進行健康宣教，以提高他們對健康的認識，起到防病作用。

馬陸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給翁立立配了兩名助理，這兩名助理承擔預約病人、控制穩定的慢性病人，以及健康人群的健康教育和宣傳、輸入檔案等文字資料的處理等工作。

76歲的沈德斌是翁立立的簽約病人，有30多年的糖尿病歷史，去年從靜安區搬到了嘉定區馬陸鎮。原先習慣在瑞金醫院總院看病的沈德斌，現在強烈地感受到了家庭醫生的好處。

除了可以免去跑大醫院的費時費力，沈德斌表示，家庭醫生現在成了他的健康守門人。“一年接觸下來以後，確實拉近了我和醫生之間的感情。我有一段時間沒來，翁醫生會主動打電話問我最近身體的各方面情況，我覺得很貼心。而我以前到大醫院看病拿藥，醫生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誰。”

滬上著名三甲醫院的排隊長龍。

簽約家庭醫生的好處遠不止這些。據鄔驚雷介紹，簽約居民享有簽約就診的各項優惠傾斜政策。

比如，簽約居民可在簽約機構內預約優先轉診至上級醫院，上級醫院拿出50%的專科和專家門診預約號源，提前50%時間優先向家庭醫生與簽約居民開放。目前，上海每天拿出超過1萬個市級醫院的專家專病號源優先預留給家庭醫生，實現簽約居民優先轉診。

此外，各區縣以二三級醫療機構為依托，建立區域內的影像、檢驗、診斷技術支持中心，通過信息技術手段，推動優質醫療資源的整合與下沈。

同時，試點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延伸處方和長處方的服務。延伸處方服務即對簽約居民延續使用上級醫院專科醫生處方藥品，並通過第三方物流配送實現藥品的針對性供給。

截至2017年3月20日，全市已開具延伸處方超過24萬張，金額近5000萬元。慢病長處方服務則是慢性病簽約居民可一次性配到1~2個月藥量，從而減少往返醫療機構的次數。

“軟簽約”無礙病人選擇權

“經常會聽到有些病人會有顧慮，怕簽約以後就束縛住了，不能自己轉出去看病，其實不是這樣的。”李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李峰目前也簽約“1+1+1”，除了龍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他還有兩家區級和市級的簽約醫院——閔行區中醫院和華山醫院。李峰表示，其實他現在也很少去三級醫院了，因為沒必要。平時他需要做一些大的檢查，或者現在他的社區醫院還沒有的像心臟彩超之類的檢查，他就會去華山醫院。除非是一些目前還不在延伸處方範圍內的藥，他的簽約醫院閔行中醫院好多藥都可以配，他就不用跑別的醫院了。

“跟我們簽約了，還可以到別的地方去看病。”劉玉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分級診療簽約是“軟簽約”，並沒有限制性，主要目的是通過提供這一便利服務，來引導社區居民逐漸形成合理的診療秩序，把常見病、慢性病留在社區醫院來解決，把三級醫院、二級醫院更多的號源和醫生讓給真正有需求的、疑難危重的病人。

那麽，簽約病人在突發危重疾病時，是否會有轉診醫院的次序之分，比如先轉二級醫院，再由二級醫院判斷是否需要轉到三級醫院?很多居民會擔心這樣可能會延誤治療的最佳時間，從而拒絕簽約。

“我們沒有轉診的次序之分，首先主要還是根據病情判斷，有些病情很危重的患者，我們為了爭取搶救時間，會就近轉院。”龍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楊建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選擇醫院方面，這些病人有充分自由的選擇余地和知情權。

“比如來了心梗的病人，現在基本上我們的二級醫院也有實行PCI(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能力了。在保證患者生命體征平穩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會建議家屬先送最近的醫院。”楊建玲詳細解釋道，如果病人的病情不是十分兇險或危急，就會和病人家屬商量，看他們希望轉到哪一級醫院，而醫生也會給出推薦意見，根據病人的情況適合到哪家醫院去接受進一步的診治。

家庭醫生的收入也漲了

翁立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做家庭醫生這兩年來，能明顯感覺到收入比原來高了，而且高了不少。“2014年我的年收入在12萬元左右，2015年我做了家庭醫生以後，這一年的收入為17萬元左右。”

據馬陸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朱傑介紹，2016年該中心的家庭醫生人均薪酬水平19.17萬元，最高的達到25.42萬元。

朱傑表示，中心建立了基於標化工作量的內部目標薪酬分配體系，對家庭醫生實行責任目標年薪制，通過統一家庭醫生的工作內容，標化基本服務項目工作量作為考核分配的基礎依據，逐步建立與標化工作量、服務質量、服務效率相匹配的績效考核體系。

在完善績效工資制度方面，上海市人民政府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推進本市社區衛生服務綜合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滬府辦發〔2015〕6號)規定，根據社區衛生服務功能定位、工作性質、勞動強度確定社區衛生績效工資水平，建立科學的內部分配激勵機制，實現“多勞多得、優績優酬”，並向家庭醫生與遠郊地區傾斜。

同時，在家庭醫生的職業晉升和教育方面，上海也做了很多的探索和改革。

據鄔驚雷介紹，在職業通道上，上海針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科醫生的職稱晉升專門開辟了“通道”。

“過去，全科醫生如果要跟三甲醫院的醫生競爭評主任，大概永遠評不上;而且在編制序列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基本沒有高級職稱。現在，在這一點上上海率先改革突破，單列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高級職稱序列，同時專門編制了序列。”鄔驚雷表示，最初的編制序列中高級職稱占全部人員的比例為2%，現在這個占比大概在8%，中級職稱的比例也從原先的20%提升到現在的40%。

全科醫生的梯隊建設也跟上了節奏。目前，複旦大學和同濟大學均開設了全科醫學系，上海還專門組建了上海健康醫學院。對於如金山、崇明、奉賢等遠郊區，還開展定向免費培養。

居民在龍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接受治療護理。

在家庭醫生的繼續教育方面，上海設立了很多國內外的繼續培訓項目，比如選送優秀的全科醫生到英國、澳大利亞等在全科醫生方面有更多經驗積累的國家進行培訓學習。

鄔驚雷表示，此舉是為了讓這些家庭醫生能夠不斷接受新知識、新理念、新服務模式，使得他們的服務始終跟上居民所需，與基本的衛生服務一起提升。

上海市衛計委副主任吳乾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上半年，上海市所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都要推“1+1+1”簽約。“今年，我們希望對老年人和慢性病人這種重點人群的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達到60%，對普通人群的簽約達到30%。”

聯手樂視 興業銀行試水首個“家庭銀行”

3月31日，興業銀行聯手樂視控股在北京召開發布會，宣布正式推出TV版“家庭銀行”。興業銀行將借助樂視電視、樂視盒子等終端渠道為電視用戶提供“產品超市、視頻點播、視頻直播、視頻客服”等在線銀行服務。

興業銀行銀行卡與渠道部總經理汪宇稱，在物理網點服務能力方面，興業銀行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覆蓋率上，與大行相比還有差距，並且鋪設物理網點費用非常昂貴。

“現在興業銀行通過手機、PC、電視、家庭銀行等多種方式開展業務，以平臺搭建、線上線下融合、生態圈鏈接等為重點，實現時空上的突破，彌補我們跟國有大行在傳統網點觸達客戶能力不足的短板。”

記者發現，在樂視TV上下載興業銀行“家庭銀行”APP後，可以通過“產品超市”的文字、圖片、語音等多媒體形式介紹該行金融產品，涵蓋安愉儲蓄、理財產品、信用卡、興業寶、基金、實物金等眾多品種，並提供產品購買二維碼、信用卡申請二維碼、在線聯系視頻客服等功能。

客戶只要隨意點擊一款產品，即彈窗跳出產品購買二維碼，手機掃描後就能進入興業銀行直銷銀行購買頁面，輕松點擊即可完成購買。客戶想進一步了解產品，或是購買過程中遇到疑問，點擊“視頻客服”按鈕還可通過視頻與興業銀行遠程客服實時咨詢交流。

記者了解到，對於必須到營業網點辦理的大額交易和複雜交易來說，客戶點擊“前往網點購買”按鈕即可定位到離客戶最近的興業銀行網點。

興業銀行網絡金融部總經理楊忠稱，家庭銀行還有“視頻點播”和“視頻直播”等功能，主要功能為提供產品服務介紹、研究成果分享、新產品推介等服務，並可通過直播的形式開展產品路演、專家講座等客戶活動。

“移動互聯網已經徹底改變生活的各方面，從吃穿住行用到金融產品，目前真正現在到網點去辦業務的客戶已經極少。銀行要更多的思考客戶最終端的需求，讓金融服務走進生活服務的生態圈、構建一個嵌入到各行各業生態系統里的互聯網生態系統，這是我們真正想打造的目標”，楊忠稱。

十萬個家庭「落錯車」（2017/3/16）林本利

康佳攜手湖南移動打造智慧家庭

4月27日下午，康佳集團與湖南移動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攜手為用戶提供智慧家庭服務。康佳集團新任總裁周彬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只是康佳異業合作的一個開端，通過擴大異業合作，康佳希望在家庭互聯網時代向平臺型公司轉變。

周彬認為，在家庭互聯網時代，智能電視不只是硬件終端，正在往平臺轉變，康佳有1700萬個這樣的終端，每年還將增加500萬個終端，以每個終端覆蓋2-3人計算，康佳具備成為平臺型公司的條件和潛力。

“渠道、用戶、內容、品牌方面，我們都可以嘗試合作”，周彬說，康佳與中國移動旗下做音樂、動漫等內容的“咪咕”網站已有深度合作；而繼與湖南移動合作之後，康佳下一步還將與國內其它地方的移動公司進行合作。

根據合作協議，這次康佳與湖南移動的合作，以寬帶網絡為依托，以智能硬件為核心，實現智能電視、冰箱、洗衣機、手機等電器之間的“互聯互通”，解決萬物互聯場景下智能家居的“連接”和信息交換難題，形成開放的智慧家庭產業價值鏈，具體合作有三個層面。

首先，康佳與移動合作後，康佳可以通過移動光纖網絡向客戶提供更好、更快、更穩定的寬帶服務，滿足未來家庭場景下的網購、遠程教育、影視劇娛樂內容等各項需求。

其次，康佳通過聯手移動魔百和，能夠在內容端共享中國移動的內容資源，為用戶呈現超高清首發院線大片和更多精彩節目，讓用戶享受到客廳場景下“雲+端”的電視、電腦、手機三端同步觀看的服務，實現多屏、跨屏的應用遷移。

此外，雙方還將實現各自產品資源、渠道資源、營銷資源的共享和聯動。據預測，到2020年智能市場規模將超過4000億美元，發展空間巨大，智慧家庭產業也成為各大企業發展的必爭之地。在推進智慧家庭產業發展過程中，其中很重要的變化就是以用戶為中心，以家庭場景化需求的痛點為突破口。

因此，康佳今年提出“硬件+軟件、終端+用戶、投控+金融”的戰略發展新思路。而在這個新藍圖中，圍繞客廳的智能產業將成為核心支柱產業之一。康佳未來將以智能研發、智能制造為核心布局智能產業，除提升自身智能研發和制造能力外，還將通過投資、合作等方式完善智能產業布局，打造康佳智能產業體系。

“要實現智能產業的突破性發展，僅僅靠康佳自身力量是難以提速的，所以康佳會聯合產業鏈的各方力量，進一步完善了康佳智能產業生態圈”，周彬說。

舊金山家庭年收入超十萬美元 仍可申請經濟適用房

在舊金山，一家四口年收入要達到多少才能不被標為“低收入”家庭呢？

據舊金山當地媒體KRON TV報道，美國聯邦政府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的知情人士稱，在舊金山，一個年收入超過十萬美金（超過65萬人民幣）的四口之家，仍然可以向當地政府申請經濟適用房。HUD的官員稱，舊金山灣區申請經濟適用房的收入限制在全美來說是最高的。

而灣區附近區域也受到了高生活成本的沖擊。在這里被標為“低收入”的那些家庭，在美國其他地方，都已經達到了中產階級的標準。

比如，舊金山附近的聖克拉克縣的低收入標準為8.4萬美元，康特拉科斯塔縣為8萬美元，納帕是7.4萬美元，索拉諾是6.4萬美元，而舊金山的低收入標準達到10.5萬美元（約70萬人民幣）。但是，全美的低收入平均水平在2.4萬美元。

KRON TV早前的報道稱，由於缺少經濟適用房，即使那些高收入的人群都不得不住在自己的車里。在聖克拉克縣，近期一份調查顯示，超過6000人無家可歸，其中23%的人不得不住在自己的車子里面。

Elaine Sanchez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表示，她已經六年沒有和自己結婚將近40年的丈夫住在一起了。他們各自住在自己的房車里面，然後兩輛房車停靠在一起。

《衛報》也曾報道稱，灣區的住房情況。Facebook的員工向老板馬克·紮克伯格要求幫助支付他們的高額房租。Twitter的員工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表示，即使年收入有16萬美元，他們也感覺被生活成本掏空，每天只能勉強度日。

iRobot創始人:掃地機器人將成智慧家庭的信息中樞

金黃頭發、銀框眼鏡、比爾.蓋茨式的微笑……全球掃地機器人領軍者美國iRobot公司的董事會主席、CEO及創始人科林.安格爾，5月17日現身上海，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講述了自己的創業經歷和對未來智慧家庭的構想。安格爾希望把握住中國市場的機遇，他同時希望掃地機器人能成為智慧家庭的信息中樞。

摸索12年才找到家庭入口

智慧家庭的美好前景雖然激動人心，但是業界至今仍然迷茫，怎樣才能找到真正的入口。而安格爾也是創業12年之後，才找到進入家庭的契機。

安格爾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便進入了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研發微型太空車。因為小有成果，學校讓他讀研究生，並繼續留在實驗室里做研究。兩年後，他拿到了碩士學位。他無心做單純的學術研究，相信機器人未來一定會進入家庭。受這一遠景吸引和驅使，1990年，他與麻省理工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老師和同學，三人一起創立了iRobot公司。

小時候從電影里看到的機器人形象，讓安格爾著迷，但是要變為現實，卻艱辛得多。公司創立的前六個半月，他每到月底總會苦惱員工的工資怎麽才能發得出來。

安格爾和他的團隊做了許多不同的嘗試，最早突破的是在商用領域，而非家用領域。太空機器人、清理油汙機器人、機器人玩具、排除水雷機器人、大型機場用的掃地機器人……在多種嘗試之後，安格爾才積累了制造能進入家庭的機器人的技術和經驗。

“做機場掃地機器人，讓我們積累了清潔的技術；做排雷機器人，讓我們積累了移動的技術；做機器人玩具，讓我們獲得了成本控制的經驗。”安格爾回憶說。

2002年，iRobot推出第一臺家用掃地機器人。三年之後，公司於2005年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至今，其在全球家用掃地機器人的銷量已超1800萬臺。

家用機器人，為什麽會從不起眼的掃地機器人率先獲得突破呢？安格爾說，機器人如何進入家庭，他們反複思考，並畫了圖表。思考的重點是，什麽是家庭消費者經常做卻又不喜歡做的，這些才是產品的契機。洗衣服、洗碗都更複雜，掃地相對簡單，可以先行切入。

掘金中國掃地機器人市場

就算研發出了產品，公司又上市了，也不是萬事大吉。一開始，掃地機器人的市場推廣並沒有預期那麽快。有一次，銷量卻突然翻了三番。原來是百事可樂以掃地機器人形象做了一個廣告。

從尋找資金、積累技術、做出便宜的消費者接受的產品，到學會市場推廣，安格爾一步一步跨越創業的障礙。2016年，iRobot實現營收6.6億美元，占據全球掃地機器人市場約六成的份額，並成為美國最大的掃地機器人供應商。

不過，在全球掃地機器人最具潛力的中國市場，iRobot目前居於第二位。安格爾知道，必須在中國市場加大投入力度。以前，iRobot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采取代理制。2016年，它在上海成立分公司，自己直接開拓市場。

安格爾說，他來中國已經20次，最早一次在1999年。如今，他到中國出差更加頻繁。中國是iRobot的重要市場和機遇所在，因此要培養本地團隊更好地管理電商和分銷渠道。

不過，中國有不少本地的掃地機器人公司。而iRobot銷往全球的掃地機器人，也是在廣州、深圳、上海的代工廠生產的。面對這樣的競爭格局，安格爾一邊強調公司的技術優勢，一邊舉起了專利的武器。

2017年4月，iRobot在美國向11家競爭對手發起專利訴訟，指控它們侵犯了公司的六項技術專利，被指控的對象包括3家中國企業及8家外國企業，而這8家外國企業中也有幾家的掃地機器人是由中國企業代工生產的。

“進入一個市場，後來者有優勢，看前面的人怎麽做，可以學習、複制技術，成本不會那麽高。所以，第一個創造了這種技術專利的企業，要用知識產權來保護成果。”安格爾說，2017年，iRobot在研發上投入了1億美元。專利保護所得，將會持續投入到未來的創新中。

智慧家庭不由單一設備鏈接

未來，掃地機器人做的不僅是掃地，還將成為智慧家庭的重要入口。安格爾正在構想他的智慧家庭未來圖景。

他援引麥肯錫的研究數據說，未來物聯網及智慧家庭的市場潛力很大，家庭聯網設備的數量從2014年到2019年，將保持年均35%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25年，互聯智慧家庭市場規模將達到2000億美元以上。

安格爾說，智慧家庭部署的上百個互聯設備及傳感器，可以為居住者帶來更加舒適、安全和高效的家居生活。不過，從目前看，互聯設備的實現性仍有不少的挑戰，八成的使用者表示操作有困難。

他認為，由智能手機等單一設備來連接這麽多互聯設備，並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消費者還要手動進行程序設置，如果互聯設備很多的話，將會使操作的工作量增大。

在安格爾的構想中，未來智慧家庭的願景是簡單、自動、個性化。不打攪用戶的生活，房屋會自行工作，自動進行配置與維護，並滿足用戶的偏好。

掃地機器人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步，它將一邊掃地，一邊識別家中的各種智能設備；第二步，它構建家中的地圖，明確所有互聯設備所處的位置；第三步，智慧家庭可以解讀人的各類行為，從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如今，iRobot給掃地機器人加上導航與繪圖的功能，機器人把數據傳送到雲端，再傳送到手機，這些只是實現上述藍圖的第一步。安格爾說，未來會找到合適的第三方公司來合作，探討數據的合理利用。

互聯網巨頭也都在覬覦智慧家庭的市場商機，像亞馬遜的Echo、谷歌的google home都想成為智慧家庭的控制中心。如何處理跟巨頭們的關系呢？

安格爾說，智慧家庭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共同努力來構建，大家切入的角度並不相同，掃地機器人將充當收集信息、反饋信息的角色。此外，各種設備之間的標準如何統一，仍然需要不斷地探索。“我們還處於創業的早期階段”，他輕輕一笑，顯示自己有更大的雄心。

美國家庭債務總額超金融危機時歷史峰值

美國家庭負債已經於2017年初達到了創紀錄的最高點，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峰值。

紐約聯邦儲蓄銀行5月17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家庭債務總額實現11個季度連續增長之後，達12.73萬億美元。這一數額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歷史高峰12.68萬億美元，並且比2013年第二季度的較低水平上漲14%。房貸占比雖然占家庭債務總額的68%，但低於2008年峰值的73%。

盡管總額創歷史新高，但美國家庭債務在GDP的占比仍處於較低水平，一季度家庭債務占美國GDP總額的66.9%，而在2008年第三季度這一比例是85.4%。

最新家庭債務數字是美國經濟長期緩慢複蘇中的另一里程碑。債務水平的上升，從另一方米昂也顯示出，眾多在經濟衰退時期處於困境的美國人已經修複其信用，符合了借貸資格。同時也說明銀行和其他貸款機構對於經濟增長更為樂觀。

事實上，美國人在2007年至2009年經濟衰退期間和之後已大幅度削減債務，在2008年第三季度觸及峰值至2013年第二季度期間下滑12%。

“近九年來，美國家庭債務總額終於超過了2008年的高峰期，但債務構成和借貸人的情況都與之前大不相同。創紀錄新高的家庭債務不值得慶祝，但也不必因此恐慌。”紐約聯儲研究員Donghoon Lee表示。

當前的美國家庭債務與2008年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房貸、學生貸和汽車貸是主要債務來源。

截止第一季度，房貸余額達8.63萬億美元，占美國家庭債務總額的67.8%；2008年第三季度是，房貸占比達73.3%；學生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2008年的4.8%上升至10.6%；汽車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2008年的6.4%上升至9.2%。

值得註意的是，由於學費上漲，學生貸款目前達1.3萬億美元，占家庭債務總額將近11%，比2008年第三季度的5%高出一倍多。同時有超過十分之一的學生，貸款用戶拖欠還款，違約率超過紐約聯儲銀行跟蹤的其他任何家庭貸款種類。

相比之下，住房貸款借款人和違約情況均有所改善。報告顯示，第一季度借款人信用分低於低於620的房貸占比為3.6%，遠低於十年前的15.2%；借款人信用分高於760的房貸占比為60.9%，較2007第一季度的23.9%有大幅提升。而一季度，房貸90天逾期未還的比率僅為1.7%。

無錫樓市限購：暫停向非本市戶籍有房家庭出售二手房

5月20日，據無錫發布消息，無錫市政府辦公室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區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通知共有四個部分，其中前兩部分對房屋售賣作出了新的規定：暫停對已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購買住房在取得不動產權證2年內不可轉讓。通知自發文之日起實施。

據通知，進一步規範房地產經紀行為，加強二手房網簽管理，全面開展存量房交易資金監管工作，具體操作規定由市住建部門會同相關部門另行制定。

通知全文如下：

各區人民政府，市各委辦局，各直屬單位：

為合理引導住房需求、穩定市場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現就加強市區房地產市場調控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暫停對已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

二、新購住房（含二手房）在取得不動產權證2年內不可轉讓；法人單位購買住房（含二手房），在取得不動產權證3年內不可轉讓。

三、進一步規範房地產經紀行為，加強二手房網簽管理，全面開展存量房交易資金監管工作，具體操作規定由市住建部門會同相關部門另行制定。

四、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不動產登記中心等單位要嚴格執行本通知規定，切實履行相關責任和義務。各房地產開發企業及房地產經紀機構如有違反調控政策的行為，一經查實可暫停網簽資格，並責令限期整改。

本通知自發文之日起實施。

無錫市人民政府辦公室

2017年5月20日

長沙樓市調控再加碼：本市戶籍家庭限購兩套房

據新華社報道，長沙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20日發布新的樓市調控政策，限購對象擴大至本市戶籍家庭，限購範圍也從新房擴大至二手房，其中本市戶籍家庭限購兩套房。

根據長沙市住建委的新規，暫停對在限購區域內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家庭出售商品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房，下同);暫停對在限購區域內已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家庭出售商品住房。

對在限購區域內無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家庭：憑在長沙市連續繳納12個月以上個人所得稅或社會保險證明限購1套商品住房;屬於省、市、區引進人才和公務工作調動的非本市戶籍家庭憑有關部門證明限購1套商品住房。

同時，在限購區域內購買的商品住房，需取得《不動產權證書》滿2年後方可上市交易。

2016年下半年以來，長沙房價持續上漲。今年3月，長沙實行區域性住房限購政策，非本市戶籍家庭限購1套新房，限購區域為6個城區及長沙縣的長沙經開區、星沙區域。當時，本市戶籍家庭和二手房沒被納入限購政策。

長沙時隔兩個月再度加碼樓市調控，與當前長沙市房價上漲壓力加大有關。自3月份實行限購政策以來，長沙新房成交數量大減，但價格仍在上漲，熱點區域繼續“一房難求”。同時，由於二手房未在調控範圍內，呈現量價大幅攀升態勢。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顯示，今年4月長沙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上漲4.3%，漲幅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

“民族資產解凍”騙局：受騙人家庭關系疏離，部分文化程度高

一名法院工作人員翻查各種虛假的“民族資產”單據、文件（南方人物周刊/圖）

“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把母親加入的詐騙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姚星又和母親大吵了一架，這次，是因為母親執意想去天安門“領錢”。

“你不要管我、我們斷絕母女關系算了。”電話被掛斷了。母親帶著哭腔，但“決絕，擲地有聲”。姚星也早哭了，心里想，這個瘋女人，現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了。肝疼得厲害。

“想殺了那些人，你妹的。”事情過去一年了，她念叨的時候依然咬牙切齒。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但她知道，他們操縱設置了一個拙劣的騙局，披著的外衣叫“民族大業”“民族資產解凍”。

她是在一次和母親的通話後猛然意識到不對勁的。兩年前，她接到母親的電話，母親讓她把自己的身份證號、電話、銀行卡號發來。她問用途，母親支支吾吾，只說“是好事情，但要先瞞著你”。姚星覺得不對勁，母親只有小學文化，社會經驗相對單純，她至今記得2002年，母親帶她去火車站時，輕易被人以“這是假鈔我幫你去銀行驗證”的伎倆騙走了兩百塊。

姚星最後通過母親的微信頭像摸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那是一個“很醜的頭像”，以紅色作底，與此同時，母親的聊天背景圖換成了綠底。姚星開玩笑地問：“你怎麽換了個這麽醜的頭像？”母親說，群規定的。姚星留了個心眼，就上網查，什麽組織會要求人把頭像、聊天背景換成這樣？

接下來看到的詞，讓她痛恨至今。順藤摸瓜，她繼續搜關鍵詞，百度、知乎，每一個問答平臺顯示的問題都正中她心病：“急！民族資產解凍是不是騙局！”“求助！如何讓家人相信‘民族資產解凍’是騙局？”“民族資產扶貧扶助款是真的嗎？是不是傳銷？”

每個問題下都能找到一群焦慮的子女：

“我給我公公說中央臺曝光了，他說他看過，還說那是國家宏觀調控，不能什麽人都領。我都不想再跟他說什麽了。感覺無可救藥，我都想聯系精神衛生中心了。

“我媽媽最近陷入這里面和我說馬上就能拿錢，我要怎麽說服她？我把知乎上的鏈接發給她她就發火，說以後什麽事都不會和我們商量，我真的好擔心。

“還在麽？現在我媽也是身陷騙局，怎麽勸都沒用！”

無人報案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警王輝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案子。根據騰訊轉交過來的用戶舉報的線索，明明部分受害者名單擺在眼前，他們卻卡在了第一步立案上——不僅沒有人主動報案，更難以置信的是，哪怕是微信群被用戶舉報後查封、專案組一個個給轄區內受騙者打電話，受害人也都一口咬定，沒聽說、沒參與、沒受騙。

第一輪嘗試失敗，專案組檢討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改電話聯絡為當面約談。底牌也亮得晚了，先不提騙局，只稱公安局有事相找。還是吃了幾個閉門羹，但這次事情有了轉機：唯一一名願意配合工作的受騙者向標，在2016年7月，冒著大雨從兩小時車程外的壽縣趕了過來。

向標不是來報案的，至少他本意並非如此。他只覺得，配合公安工作，這是他作為一個老黨員的義務。62歲的人，走起路來腰板挺正、前傾，頗有股雄赳赳的氣勢，說完爽朗大笑。

聽公安局辦案人員說明約談來意後，他掏出手機，毫不掩飾地向警員展示信息：屏幕一直往下滑，每屏都是各種各樣的群，“武當山北京慈善總群”“民族大業”“精準扶貧項目”，不一而足，手機震動不止——王輝嘆為觀止，“我估計能有一兩百個（群）。”

屢屢碰壁的專案組警員們內心竊喜：這個向標，幾乎是有問必答。他一五一十列舉著自己參與過的所謂民族大業項目：從2016年4月起到8月，他已經買了單價3600元的“巨龍國際項目”一份，1100元的“三民城項目”一份，2800元的“西安慈善會議項目”一份，單價139元的“精準扶貧項目”46份，單價55元的“亞投行註冊費”68份……前前後後，僅就梳理清楚的部分，他至少投了兩萬五千余元。

（南方人物周刊/圖）

在公安局的受案登記表上，這兩萬五千元是向標的“損失”；但在向標看來，這是為解凍“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貢獻的力量，而希冀通過民族資產解凍獲得“上面”承諾的巨額物質回報（比如“巨龍國際公司”承諾給一千萬、豪車海景房、美國綠卡、坐飛機一元錢等），不過是順帶的、不重要的小目的。他對時事政治和當下流行的新概念尤為敏感和熱情，每個詞都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隨機組合起來。

他喜歡這種緊跟國家形勢、心系民族命運的感覺，這撐起了他對自我精神境界的要求和信心。最開始，他因偶然點進一個鏈接接觸到所謂“民族大業”，只覺得“怪好玩的”，“平時在單位、朋友圈，沒有這些話題。這些話題很特殊。在單位就是工作嘛，同事們每天都在聊臨床，對什麽是民族大業都不太懂。而在那個圈子里有那麽多事情，就感覺很好玩。參與‘民族大業’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很有夢想、不甘落後的人，都想跟著國家的形勢走。”

“你覺得那些是真的嗎？”

“真的假的我倒不知道。那時候有空就看看信息，我認為他們做的是正事，因為他們在群里宣導的都是正義的理念和正能量，說只有愛國人士才能參加民族大業。我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樣。我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走千家串萬戶，如果工作沒完成，我寧願不赴約，連飯都不吃，也要把工作完成。實際上，我是2014年退休被返聘過來的，我的領導認為我很認真、負責任。”

“我們是有夢想的人”

向標的家在炎劉鎮上，在壽縣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級貧困縣里，炎劉鎮尚屬於經濟稍好的。鎮上的中心小道坑窪，小貨車開過沙塵漫天，折進小巷里方耳清目明，是農村常見的帶院落的灰色水泥平房，院里種著樹、有幾方菜畦，玉蘭花香一陣一陣。

房子是老舊了些，但任何人走進向家的客廳，都不可能不註意到掛滿三墻的紅色錦旗。農村一層的主屋本來就高，向標把錦旗從高到低足足掛了三排，全是“妙手回春”“醫術高明”“在世華佗”之類的溢美之詞。除了老黨員，向標另一個反複掛在嘴邊的身份是“中醫世家第四代傳人”。他特地用塑料硬卡片制成的名片上，背面印著一行黑色大字，“專治精神病、神經病、精神分裂、頸椎病、不孕不育、怪病癥”。

向標家門兩側的偏房里，住著他的病人。每次住一名，以精神病人居多，通常是患者家屬找上門來的，四處求醫問藥碰運氣的過程中，特意來擁有祖傳秘方的“神仙”這兒碰碰運氣。向標對自己的醫術很有信心，在他口中，“精神病院治不好，在我這兒治好了”的病例比比皆是，邊說邊有意識地扭頭揮臂，讓人再次註意他身後的滿屋子錦旗。“大部分都要中西醫結合，中藥、西藥、針灸、刺血，關鍵看是什麽病癥。”

赤腳醫生在農村並不少見，向標不過是其中之一。青年時期，他來到安徽靠行醫謀生，自稱“沒有沒治好的”，外面送個美稱“神仙”，十多年後就從鄉下搬來了炎劉鎮。等到1995年上了衛校，拿畢業證辦到行醫執業許可證後，他成為街道衛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

向標說著自己如何“為人民服務”：“我幫助了64個拄雙拐的殘疾人，12個精神殘疾人，17個……”

“你怎麽幫助他們的？是不收他們醫療費嗎？”

“不是，就是我知道這些人在我們鎮上屬於家庭非常貧困的，原來在合肥、六安、淮安精神病院的。一個家庭出現一個精神分裂患者，會導致一個家族的貧困。我不光給他們治，還拿錢幫他們投資民族大業的項目。”

向標自己的家境並沒有好到哪里去。盡管家有菜園、基本生活開支極低，但從2005年前妻因癌癥去世，加上兒子屢次創業失敗，向標家至今已經背上了一百多萬的債務，有銀行貸款，有求助於親戚朋友的借款，有朋友幫忙在擔保公司借的二三十萬。憑借在街道衛生服務站的本職工作和行醫收入，他每年能賺到十來萬，在一個貧困縣的小鎮上，這收入算相當高了；但他沒有用於還債：“還給他們，我這個錢就沒了。我拿錢來生錢。這是個理財方式。”

三個孩子都在外地，平時偶爾通電話，對父親的“民族大業”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但父親對自己的財政有絕對的自主權。這兩年，向標找到了個全力支持他的賢內助，小衛。小衛是1986年生人，和向標整整差了31歲。她對這個年齡足以做她父親的人充滿了崇拜，兩人第一次偶然認識時，她用“偉大”稱贊向標的醫生職業。“你看像我們這樣的，就接觸不到什麽優秀的人。向老師身邊，就都是優秀的人。”

2009年北京朝陽法院，一位99歲的老人被控冒充國民黨元老李烈鈞解凍13兆民族資產，詐騙70萬余元。（南方人物周刊/圖）

小衛所指的“優秀的人”，正是民族大業群里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城里面的人嘛，然後呢，他們懂得又多，一般都是做過什麽的，公司里面的退休工人啊，或者是村里的書記啊。最起碼他們比普通人接觸的東西要多一點。”小衛在農村長大，上面有個哥哥，家里不富裕，從小是乖乖女、學習認真，但對數學、物理不大開竅。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她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開始去小賣鋪打工，一年後去美容院上班。雖然學到了些人體經絡、養生、美容的知識，但推銷護膚品的要求讓她覺得很無聊、不適合自己：“因為做美容，除了懂手法，還要會說，性格要好。我不會說。我喜歡靜，不愛天天講那麽多話。”

那麽，“普通人指的是哪些人？”

“沒有理想，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然後打麻將。你看隔壁，吃完飯就打麻將去了。但是我們接觸的人，不是這樣的人，我們是有夢想的人。所以我們接觸的人，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是有追求有思想的，我們是有相同價值觀的人。”

王輝始終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為，就像所有電視劇、法制新聞里演的那樣，那個冒著大雨來到公安局的七月天，會是向標幡然醒悟的開始，畢竟走之前，穿著警服的王輝還拍著向標的肩膀告誡說，這些是騙局，以後要多加小心；沒想到，向標轉頭回家，就在群里買了新的民族大業項目。

王輝和同事們哭笑不得。向標成為了他們辦案故事里的神奇人物之一， “這個人，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理財迷思

為這事，向標上了央視焦點訪談。那時候，淮南市公安局已經將“巨龍國際公司”“三民城”的詐騙團夥基本打盡，詐騙金額逾兩億元、潛逃泰國的詐騙頭目李保財也被捉拿歸案。公安專案組節假無休，加班加點整理案卷起訴，76卷證據、文件、口供筆錄，堆得比人高；詐騙團夥為“民族資產解凍”偽造的金條、銀行文件、龍袍、印章、寶箱，光是運費就花了幾千塊，看得專案組警員們氣不打一處來：“怎麽這麽拙劣的東西也有人信？”

總之，騙局事實清楚，向標為“民族大業”投入的錢，最後不過成了李保財在泰國購置十余套別墅豪宅、揮霍享樂的贓款。央視播出的節目錄像里，向標和他的女朋友小衛卻還是深信不疑：

“民族大業是真的。這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表面上打擊，暗地里在考驗我們。”

這些話是他們從群里看到的。小衛把半張臉藏在電腦屏幕下，眼也不擡地回應著央視記者的疑問：“不知道。我就是信。要悟。”

又一個多月過去，這次，他們倆的態度動搖了些。王輝聽說，焦點訪談播出後，向標羞得不行，覺得鄰居們都知道了，笑話他。這次一上來，他就主動澄清：“上次焦點訪談來，我覺得我自己說得不太嚴謹。”哪里不嚴謹？對民族資產的表述不嚴謹。說著又重申了一遍：“應該說是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雖然存放在國外，但是那些是我們中國的錢。現在我們要這些錢是天經地義的。要報聯合國批複，如果近幾年要不回來，那就又要再過20年。現在民族大業、民族資產結束了，以後不存在什麽民族資產了，因為那些人全部都被封了。”

“誰跟你說的？”

“群里講的，說是這些存放在海外的列祖列宗的資產解凍不了，幾年內要不回來，又要等20年以後。比方說，我是群主，我們幾個都是好朋友，我告訴你，你告訴他，你們又各自建群傳播這些信息，反正都覺得是‘傳播正能量’。”

“所以是群主說的嗎？”

“也不全是，還有項目的上級領導人。”

“項目的上級領導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就信？”

以前用“要悟”來回應的小衛，這次放軟了語氣：“現在吧，你們又是公安又是媒體老來跟我們說，搞得我心里也不是很確定到底該不該信了。但你們就是不信，我們就是信，有什麽辦法呢？我們價值觀不一樣。”

向標也有了點不好意思：“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可笑。可能一開始也不全信，但群里老說，看得多了，就覺得應該是真的。”但過了會兒，他的口徑可能又會變成：“民族大業應該是真的，只是我們運氣不好，這次被那個李總裁騙了。”

“民族大業”泡湯，向標把還債的希望寄托在兩件事上，一是兒子的創業，二是“雲數貿”（另一規模較大的傳銷組織，通常以非法入股融資，發展下線）。從2012年開始，向標陸續往“雲數貿”里投了十幾二十萬，2016年10月開始，開始嘗試“五行幣”，又投了五千。“這幾年又多背了十來萬的債。”

“現在賺到錢了嗎？”“沒有。”

“萬一實現不了呢？”“我相信雲數貿會實現的。”

“為什麽如此肯定？”“雲數貿在全國都有，還做到外國去了，專門在泰國建旅館的，在中國大陸搞得轟轟烈烈。它們就是要和日本占股百分之七八十的天貓、京東抗衡。它怎麽可能失敗呢？”

無論拉家常時多麽正常、乃至熱心腸，只要聊到類似的騙局項目，和向標、小衛的對話，總是輕易地滑入一個邏輯無效的死循環。他們拒絕討論事實與細節的真偽，拒絕辨別信息的來源，拒絕觸碰半點“我可能錯了”的假設，以不變應萬變地用“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信”兩個邏輯來回應對方的一切質疑。跳出了民族大業的坑，卻跳不出量子眼鏡、量子電飯鍋投資，跳不出五行幣、維卡幣、雲數貿、330農場遊戲、郵卡幣……

“萬一是真的呢？”

“容易被騙的人大概有幾個共性。第一，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太窮，手頭上有點閑錢，又還有賺更多錢的需求；第二，有一定文化程度，但沒有批判思辨的能力。”

周濤穿著囚服背心，左手被銬在桌上，坐在鐵欄里邊，鎮定且有條理地說出了這番分析。在去年8月前，周濤大概從來沒想到，擁有師範院校的在職碩士學歷、做了十多年中學教師的自己，有一天竟會以詐騙嫌疑從犯的身份被關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審判。

牢獄之災是退場的警鈴，但事實是，被卷入騙局的人里，絕大多數人的反思停留在為其帶來損失的直接事件上，幾乎不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在采訪到的數名受害人和詐騙犯中，只有詐騙頭目李保財和中學教師周濤，真正意識到了各類騙局“舊瓶裝新酒”的本質。農村出身的李保財只上到小學四年級，13歲就開始到外省打工，社會經驗極其豐富、為人油滑，但用最樸素的方式道出應對萬宗騙局不變的核心：“要你拿錢的都不要信唄！”

2014年西安，一名婦女假冒清朝公主，利用“解凍資產”騙局詐騙了572萬元，警方將她刑拘後清點假鈔和假金條。（南方人物周刊/圖）

如果說小學文化水平的李保財尚是憑借樸素的認識能力，周濤則是極少數真正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周濤的犯案級別不高，最開始甚至也是受騙者，後來因為發展了些下線被卷進案件，算組織里的低層。可惜的是，他的理性邏輯顯然太過姍姍來遲，一旦心存僥幸一步步滑進深坑，最後多半會騎虎難下。

周濤有三個孩子，都在讀書上學的年紀，夫妻兩人都在中學執教，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家里尚可溫飽，但養三個孩子，隨著未來教育支出的增加，壓力不是沒有。“民族資產”等其他騙局項目的初始投入都偏小，幾百甚至幾十塊的都有，又承諾了巨額回報，他想，反正這麽點小錢，哪怕是假的損失也不大，就當丟了也不可惜，於是雜七雜八地投了不少。沒有一個讓他賺回錢，每到承諾的日子，群里就會出現各種延宕日期的意外。他沒有群里其他人那麽狂熱，只是將信將疑，又抱著僥幸想，那就再等等唄，萬一是真的呢？

直到去年6月初，他被一個叫“黃龍”的人加好友，對方和他聊“民族大業”的事情，順勢把“三民城”項目推薦給了他。這次，對方告訴他：“如果三民城項目沒有成功，其他你之前報的項目都成功不了，都拿不到錢。”

這句話是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後來回想，那時候，他有種一切都得到了解釋的感覺。“破釜沈舟吧，最後一次了。”

於是，他交了三民城項目的1100元，拿到“三民城證”和“團證”兩本證件，對方承諾，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頒布後就會發放善款，加入三民城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當然，作為一個有理性有文化的人，他其實不大相信。但1100元尚可承受，若真能換來那些經濟回報，倒也不是不值得賭一把。

更何況，他在群里看到了那麽多人，甚至有大學教授。“大學教授總該是聰明、有文化的吧？群里那麽多比我聰明的人都信，我有什麽理由相信自己比他們更聰明呢？”

大約兩周後，黃龍邀請他去莆田仙遊縣三民城項目考察。周濤半信半疑，以沒有錢推脫，沒想到對方爽快地給他打了2000元路費。6月中旬，他來到仙遊縣，黃龍帶他去了當地一所民居，把他介紹給一名據稱是“三民城項目負責人”的老人。老人家里墻上貼著好多他看不懂的字，也拿出了很多和“民族資產”相關的文件、物證。

周濤其實還是不太信。但最大的吸引力來自黃龍的承諾，“這個項目做了以後可以衣食無憂。”

“我還是挺想賺錢的，然後抱著一絲僥幸心理就做了。”

“什麽樣的僥幸心理？”警員曾這樣問他。

“當時心情很複雜，很糾結，覺得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還希望是真的。並且後來做了以後，發展得很快，越做越大，報名的人越來越多，到人真的多起來以後，我有點身不由己的感覺了，不論真假都只能做下去了。”

總結怎樣的人容易被這種騙局迷惑時，他給出了開頭的答案。我追問，“為什麽是‘一定’文化程度？”

“很有文化的不會信，但完全沒文化的，他也聽不懂這些項目在說什麽。而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往往有種自負，不是自信，是自負自滿，他們不相信自己是錯的。”

說到這，周濤低頭、語氣驟輕：“我之前，也有點自負吧。別人說什麽我都聽不進去，覺得自己才是對的。”

“浪潮”

7月中旬，周濤第二次來到莆田。這次，全國各地來考察“三民城”的人匯聚一堂。豪華的酒店會議廳，真實鮮活、各行各業的人，“融洽信任”的氣氛，“三民城”組織展示的種種物證，“上層領導”的現身……現實世界中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切，比微信群更叫人信服。

刑警宋秀鳳也曾親眼見過所謂“民族資產解凍”項目組織的會議。去年8月，廣西南寧，專案組已經事先布置好警力，準備趁著會議將“巨龍國際”詐騙團夥一網打盡。會議在當地一家裝潢豪華的酒店召開，一兩百號人身著統一的紅色上衣，隊列排得整整齊齊，偶爾有集體敬禮、喊口號的儀式。臺上擺著一排“寶箱”，放著偽造的“民族資產解凍”物證——假金條，偽造的國庫或銀行憑證，蓋有假冒國務院公章的文件，拙劣PS出來的李保財與國家領導人的合照……所有人分小組排隊上前參觀。在這里，李保財被吹成了一個神話式的神秘領袖：他聲稱是國民黨將領李烈鈞的兒子，真實年齡已經80歲，但仍保持著37歲的容顏。

“跟邪教一樣，非常虔誠。”宋秀鳳回憶，“組織形式和傳銷類似，但他們不限制人身自由，也有少數幾個好像不太相信，中途離場走掉的，也沒人管。”

由於擔心發生大規模騷亂，他們一直蹲守到會議結束，才對主要詐騙嫌疑人逐個實施抓捕。她和同事在賓館電梯里將其中一名女性詐騙犯逮住時，問該嫌疑人在團夥中是幹什麽的，對方張口就說：“看庫的。”

“什麽庫？”

“西南地庫。”

真被洗腦還是假被洗腦？有時連警員們也說不清。向標也深以為他在群里上交的所有錢最終都會流入國庫，甚至在破案後面對公安人員“如果贓款被追回返還給你，你要不要”的問詢時，依舊大義凜然地說“如果是進入了國庫的，我不會收”。

他女朋友小衛卻在他走後，嗤之以鼻地輕笑了一聲：“怎麽可能不要呢。”

廣西南寧、北海等地都曾曝出過類似新聞，甚至一整個村子都基本被熟人關系圈拉入傳銷或詐騙組織的事，也並不罕見。“巨龍國際”的頭目李保財在追溯自己走上詐騙的歷程時，把責任歸咎於20歲開始的酗酒賭博和“環境不好”。他操著粵語口音：“廣西那個地方你也知道，2008、2009年那會兒，廣場上很多搞傳銷的啦，談資本運作，談開發。發下財這樣子。反正很泛濫。”

當時他30歲，已經在社會上混了17年，換過不少營生，在餐廳洗盤子、擦皮鞋、掏糞便里的蟲子賣給養魚販、賣西瓜、開養生會所，從最開始的正經勞動賺錢，慢慢涉足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行業。2009年左右，他在火車站旁邊和人閑聊，認識了一小撮聊傳銷的人，漸漸混在一起。

大概是少時混社會的警惕，從最開始，他就沒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名——他父母是沒什麽文化的貧苦農民，自從他離家打工後便不大管了，兩個哥哥各自在外打工不常聯系，除了一群酒肉朋友外也沒有真正的好友，結了婚但七天里有五天在酗酒，脾氣暴躁，兩個年幼的孩子出生時他都不在、記不住生日、取名和自己無關……可信任的社會關系幾乎是零。

不久，這撮四人的小團隊以“中華十七梅花同盟會解凍資產委員會”的名義開始了“民族大業”的行騙——之所以選擇“民族資產解凍”，是因為團隊中有人對此騙局已有幾十年經驗、又容易操作上手。但據李保財自己的描述，“沒什麽人信”，並且就在第二年，三名同夥被逮捕，只有他因沒用真名而逃脫。

當年由於涉案金額較小，同夥入獄一兩年後即被釋放，但對“叛徒”李保財耿耿於懷。盡管如此，詐騙在他們看來，依然是來錢又多又快、永遠有人上當、也最熟悉的賺錢手段。2015年，同夥冰釋前嫌，再把李保財約出來喝茶，重啟“民族大業”。最開始的進展依舊緩慢，直到在發展下線過程中，遇到了具有傳銷組織經驗的得力幹將，把傳銷中發展下線、凝聚組織向心力的模式帶進了“民族大業”騙局……

“巨龍”的發展速度，從此一日千里。“我哪曉得會搞那麽大的嘛。唉，真的是，捅破天了。”鐵欄里面的李保財肥肉滿身，每聊幾句就開始掰扯手銬。

不幸與不甘

看守所里，哭得最慘的是46歲的肖思。盡管已消瘦到顴骨突出，但還是看得出她五官的清秀。被誇時，她顯然楞了一下，又羞赧：“我已經老了。”

年輕時，她的生活確實令人艷羨：嫁了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老公，有個會跳芭蕾和民族舞、每次都考全校前三名、考上北京某大學的聰明女兒。但少有人知，這光鮮背後的家庭關系已然支離破碎——

“你丈夫平時不會跟你說，註意預防怎樣的騙局嗎？”

“不會。他工作太忙了，每天6點就出門上班，總是零點以後很晚很晚才回來，我都睡著了，平時根本沒機會交流。”

“女兒呢？你和女兒說過嗎，她勸過嗎？”

“她不知道。上大學後，大概一兩個月給我打一次電話吧，也就是聊聊最近吃什麽、過得好不好，我自己經濟上的事情不跟她說。我也怕打擾她，她很優秀的，不是我做母親的偏心，她是真的很優秀的孩子，也很忙，有時候打電話過去，在圖書館不方便講話啦、在忙什麽社團活動啦，我不忍心占她太多時間。她和爸爸比較親，可能說得多點。”

夫妻關系名存實亡，經濟也各自獨立、互不幹涉。最開始，兩人好過。二十多歲時，肖思因事故傷了脊椎、行動不便，丈夫也曾徹夜陪伴治療，但逐漸敵不過時間對感情的淡化。肖思從衛校中專畢業，後來在煙草公司負責財會工作，婚後也自己兼職做些直銷生意，比如去公園推銷賣蟲草。隨著年齡漸長，經濟的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自己的養老金夠不夠？女兒以後還要成家買房，自己能不能出份力？

2016年西安，兩名男子打著投資開發民族資產的名義，號稱成立大中華海外投資銀行，詐騙他人錢財100萬元

肖思便上網查“理財”，搜索結果跳出來往下翻，維卡幣之類的進入了她的視野。她不信任銀行，這是很多年前一次意外形成的執念——當時，她剛把三百塊存進存折，第二天就被盜取了。網上這些理財方式，看起來倒頭頭是道，承諾的獲利也叫她蠢蠢欲動。

她不清楚真假，確實也曾搜索過。但搜到的結果眾說紛紜好壞參半，她也不知該信哪個。思來想去，她下了決心，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理財嘛，不是風險越大收益越高嘛，哪還有不承擔風險的？

之所以參加“巨龍國際”的“民族資產解凍項目”，也是類似的心理：“雖然我當時不相信，但看見有很多人都參加了這個巨龍國際項目，我就抱著賭一次的心理也交了3500。”由於表達能力出眾、當地人脈廣、有一定組織能力，還有處理公司財務的經驗，她在南寧的大會上被李保財看中，納入公司管理高層負責財務賬目工作，並被李冒用身份證，以她的名義註冊了“彩龍”公司。

和中學教師周濤一樣，騙局只會是個向下的滑坡，一旦邁出將信將疑的第一步，哪怕之後徹底明白這就是騙局，也很難擺脫“身不由己”的處境和纏身的欲望。去年5月開始，她甚至大膽到與李保財的團隊分裂，不再把收上來的會員費上交，自己帶小團隊單幹（與此同時，李保財則稱她為“叛徒”“害人精”），短短一個多月，四千多單、每單3600元，總金額約1400余萬。她平生第一次見這麽多錢，被沖昏了頭腦，害怕又興奮，瘋狂購物、買車買房，重新拾起七八年前打麻將的愛好，輸了幾十萬……

東窗事發後，她抽抽搭搭地抹著眼淚，眼眶全紅：“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看看書、種種菜，前段時間我還和女兒說，我想去學鋼琴……我不該貪心的，現在我什麽都沒了……這次丈夫一定會和我離婚的，我身體又不好，我會死在這里面……”

然而，聽說自己投了39萬的維卡幣也是一個騙局後，她吃驚地睜大了眼睛：“不會吧？”

每個悲劇背後都有一個疏離的家庭

北大副教授張昕專門研究老年心理學，他曾在知乎上寫專欄文章、開線上講座，其中有一篇名字就叫《爸！讓你別給騙子匯錢，你怎麽就不聽呢？》。這也是和姚星一樣的受騙者家屬最糾結的問題——不管他們如何使盡招數證明那是騙局，神秘的“組織”似乎早就教了他們的父母一套應對方式：親人不支持？很正常，多少人妻離子散，做大業的人必然是孤獨的！看到負面新聞？偉大的名人某某某最開始也被人詆毀！群里誰傳播負能量誰就要被踢出去。公安局打擊？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只有意誌堅定、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贏得勝利，這是大浪淘金！

姚星特別後悔四年前開始教母親用智能手機。在她看來，一切禍根都從此而起：“網上那麽多亂七八糟的信息，她看到什麽都信。要是每天轉點雞湯也就算了，誰想到她會迷上什麽民族大業啊？”

姚星和母親相差近40歲。50年代出生的人對教育的理解，無非是讓孩子吃飽穿暖上學，精神世界、情緒心理的深入交流幾乎是零——印象里，她第一次來月經，母親知道後也只“哦”了一聲。她生活在一個關系複雜的重組家庭，本來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時間也不多，而母親退休後，無疑是過著空巢的生活，吃飯、看電視劇，“非常空虛”，也幾乎不和女兒分享自己的世界。

在張昕看來，也許這不能全怪母親太過單純：“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人的各項能力是在走下坡路的。從退化的角度說，老年人是一個全腦的退化，尤其是前額葉的萎縮。前額葉與人類的邏輯思維、執行控制能力等相關，是人類相較於其他動物而言，比較獨特的、後進化出的腦區。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後進化、先退化’，也就是說，其他一些比較古老的腦區，退化的速度會相對慢一些，比如說負責情緒處理的腦區。”

人類衰老過程中大腦退化的生理必然，加上時日不多的心理緊迫感、社會角色的轉變，讓老年人的認知決策有了自己的特點。在研究老年人信任感的來源時，張昕意識到，許多老年人是按照親疏遠近來區分信任誰、不信任誰的。而騙子一旦已經進入老年人最核心的親密感圈子，甚至取代了家人、子女的地位，此時再想讓他糾正之前的觀念，基本是亡羊補牢——因為衰老也伴隨著思維固化傾向的增加，和記憶力的衰退，他們對已經獲得自己信任的騙子或組織，總會選擇性地記好不記壞。

“如果你說，我的家人被騙了，我該怎麽辦呢？我經常跟他們說，你要問你自己，在他們被騙之前，你幹什麽去了？第一，你有沒有每周至少打一兩個電話給你的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第二，你在跟父母或爺爺奶奶交流的過程中，有沒有盡到一個良好的傾聽者的角色？還是在他們說的時候你很不耐煩，說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騙子時不時幫老年人買個菜、去超市買個東西，他付出這麽多目的是什麽？還不是為了以後有更大的收獲。這是一個值得年輕人去思考的問題，你有沒有盡到這樣一個責任？”

在聽過那麽多爭吵、絕望和無力的故事後，張昕家故事的借鑒意義顯得尤為珍貴：他父親對爺爺的高質量陪伴時間非常多，而爺爺雖然有時候也會被各色名目的保健品推銷和騙局吸引，但總會在做決定之前，先問問兒子，“你幫我看看這個是怎麽回事、靠不靠譜。”他對兒子的信任度，遠在陌生的騙子之上。

相較之下，水深火熱中的姚星，自從發現母親的“民族大業”，就開始了與母親的手機攻防戰。理工科的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想強制把母親加入的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我就看看，我就看看……”重複著母親的話，姚星的語氣，也漸漸低了。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