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十年實現有量子通訊保障的互聯網

2016年8月16日下午1時40分，我國發射了世界上首顆量子通信衛星“墨子號”。同時，我國京滬幹線量子保密通信骨幹網絡也正在建設。

你可能也關心我國量子通信和量子技術的發展，2016年11月17日，世界互聯網大會大數據論壇上，“墨子號”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潘建偉院士分享了相關進展。

據潘建偉介紹，我國量子密鑰相關技術已經有實際應用案例，而利用十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將可實現有量子通訊保障的互聯網。

量子通信

傳統信息安全依賴於加密算法，不過隨著計算能力增加，傳統加密算法面臨挑戰，而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測量性的量子通信相關技術，可能是未來用來解決信息安全的核心關鍵技術。目前在量子通信領域，我國在理論研究和技術應用等領域均開展了具有領先性的研究。

“今年8月份我們的量子衛星發射之後，已經開展了一些相關的實驗”，潘建偉17日首次披露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非常好地建立了一個天地之間的通路，每秒鐘能夠傳輸的種子密鑰是在2萬個左右。基本上已經能夠滿足一些信息安全傳輸的需要。”

“墨子號”發射之前，我國已經有建立量子光纖網絡建設計劃。潘建偉說，2012年，我國相關技術已能做到覆蓋6000平方公里，支持千節點、萬用戶需求，目前相關系統已投入永久使用。

潘建偉院士介紹地面站和“墨子號”密鑰分發實驗

目前，我國正在構建從北京到上海的量子通信骨幹網絡，“昨天正好是上海到合肥所有之間設備已經完全開通。我們在國際會議上給國外學者做了相關展示，這個是700公里光纖。到今年年底，(北京到上海骨幹網)會完全開通，開通之後可以用於一些銀行的轉賬。”潘建偉說。

量子通信的第一步是通過光纖構建城域網，目前該技術在我國已比較成熟。下一步，將通過量子中繼技術，實現城市間的互聯。

“我們希望通過十年左右的努力，用光纖來構建一個多橫多縱的骨幹網絡。在相關衛星的幫助下，我們能夠實現一個天地一體化的、廣域的量子通信網絡。”潘建偉說，“有了這個網絡，就能夠給每個有需要的用戶提供密鑰;有了密鑰之後，和相關的加密算法加在一起，也許在十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就可以構建一個有量子通訊保障的互聯網。”

量子計算

未來萬物互聯，無時無刻不產生海量數據，“數據爆炸”之下，進行數據的收集和計算同樣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而十多年後就可能面世的量子計算機，將可能解決計算力不足的問題。“利用世界排名第一的‘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求解有10的24次方個變量的線性方程組，大約要100年，但利用一個T赫茲的量子計算機，只需要0.01秒就可以完成。”潘建偉說。

未來的可控量子計算，將可能帶領人類進入一個真正的科技飛躍時代。高溫超導機制、量子霍爾效應…… 這些在目前計算力下無法研究的問題，將通過量子計算開展研究。

對量子狀態進行高精度支配，同時實現很好的存儲時間和相幹時間，是量子計算的兩個前提。

“按照目前的估計，大家應該在非常近的未來，也許是5年，也許是10年，能夠實現40個比特左右的量子糾纏。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來計算一些特殊的問題。”潘建偉說。他估計，操縱25個比特相幹量子的計算力相當於一顆英特爾4核CPU，當能夠操縱50個比特，其計算能力就可以高於“太湖之光”，後者的計算力相僅相當於操縱45個比特。

目前，全球在量子計算領域進展也非常顯著。谷歌、微軟、IBM等科技巨頭，提出到2018年底實現50個比特的相幹操縱。在特定實驗室環境下，國外有研究機構宣稱已做到了100個比特的相幹操縱。

“我覺得他們相對樂觀”，潘建偉說，“本來我們計劃在15年內能夠實現100個比特量子相幹操作。”但他也認為，國外的積極參與和更激進研究目標，客觀上也刺激中國科學家加速量子計算領域的研究，“這給我們提出很大的挑戰，因為達到100個之後，它的某些計算能力，可以說是全世界計算能力總和的100萬倍。”

不過，潘建偉認為，量子計算機問世仍然道路漫長。

“目前我們已經做過相關的演示，可以用所謂的量子算法有效地求解線性方程組;在光量子計算上，我們在2015年也進行了非常有趣的實驗。但是，所有的都是演示性質的。我們還沒有做到遠距離的、大尺度的量子計算。”潘建偉說。

有人也許或好奇，我們將來的計算機是用什麽做的，但回答這個問題或許也還太早。“我們目前很難想象量子計算機到底是固態的、液態的還是氣態的”，潘建偉說，“這就像計算機出現以前，有人問你，計算機究竟是用玻璃珠子做的，還是木頭做的。”

楊振寧、姚期智已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科院院士

2月21日據新華社消息，已放棄外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的楊振寧、姚期智依照《中國科學院章程》和《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正式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16年底，已放棄外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的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楊振寧和姚期智兩位教授先後提出，希望根據《中國科學院章程》規定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因外籍院士提出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學部歷史上是首次，無先例和程序可循，中科院學部主席團高度重視，經審慎深入研究，專門制定了《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按照新制訂的程序和規則，楊振寧院士加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姚期智院士加入中國科學院信息技術科學部。中國科學院院士目前人數為754位，外籍院士人數為78位。

楊振寧，物理學家。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1922年9月出生於安徽合肥。1938至1944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讀書，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4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創立“楊-米爾斯規範場”論(Yang-Mills gauge theory)和提出“楊-巴克斯特方程”。因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而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歷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愛因斯坦講座教授兼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洛克菲勒大學董事。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物理學會以及巴西科學院、委內瑞拉科學院、西班牙皇家科學院、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員、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日本科學院榮譽院士。曾獲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美國費城富蘭克林研究所的鮑威爾科學成就獎、費薩爾國王國際獎的科學獎。著有《楊振寧論文選集》、《楊振寧文集》、《曙光集》等。發表論文約300篇。

姚期智，計算機科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1946年12月出生於上海，籍貫湖北省孝感市。1967年畢業於臺灣大學，1972年在哈佛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75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獲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長。

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在三大方面做出突出貢獻：(1)創建理論計算機科學的重要次領域：通訊複雜性和偽隨機數生成計算理論。(2)奠定現代密碼學基礎，在基於複雜性的密碼學和安全形式化方法方面有根本性貢獻;(3)解決線路複雜性、計算幾何、數據結構及量子計算等領域的開放性問題並建立全新典範。2000年獲得計算機科學領域最高獎圖靈獎。入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外籍院士及國際密碼協會會士。(簡歷來源：中國科學院網站)

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開幕，院士現場實驗挑戰食品謠言

辟謠小實驗現場。（鄒成蹊/圖）

“社會上廣泛流傳某些蔬菜水果是被染色的，看這個實驗就能讓大家明白，所謂掉色，掉的就是‘花青素’，花青素遇堿、遇酸會發生變色反應，並非外‘加’顏色。”

水和色素根本難以進入西瓜和螃蟹，而進水的西瓜很快就會爛掉，打針的螃蟹也活不過一個小時。

金華火腿、蘭州拉面、安溪鐵觀音、寧夏西瓜、西安冰峰汽水……只有你吃不到，沒有你想不到。一場展會，仿佛滿足了人們在酷熱的北京的所有暢想。

6月29日，一年一度的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主場活動在京舉行。2017年的宣傳周主場活動形式別致新穎，在全國食品安全示範城市、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創建成果展覽（以下簡稱“雙安雙創”成果展）上，各省市的展臺幾乎把“舌尖上的中國”都搬進了展館。AR體驗、現場炒茶、肉菜快檢、趣味遊戲……各個展臺還各出奇招，展現在食品安全上的努力及特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副主任汪洋出席開幕式並講話。汪洋強調，要堅持德法並舉、法治先行，加強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加快形成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格局，共同守護好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China Food Safety Publicity Week），是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於2011年確定在每年六月舉辦的，通過搭建多種交流平臺，以多種形式、多個角度、多條途徑，面向貼近社會公眾，有針對性地開展風險交流、普及科普知識活動，因活動期限為一周（因主題日的豐富而適當延長），故稱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

院士現場實驗，擊碎食品謠言

“水果掉色靠漂染，西瓜變甜靠打針，螃蟹增重是註了膠，膠粘碎肉變有毒牛排……”這些你刷刷朋友圈就能看到的文章靠譜嗎？

宣傳周第一天下午，在“科學實驗”展位，中國食品安全領域首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和他的專家團隊，親自演示了簡單明了的科學小實驗，將瘋狂傳播的食品安全謠言“各個擊破”。

陳君石拿著裝有楊梅汁、櫻桃以及浸泡過黑皮花生和紫米的杯子，往里面加一點堿，原本深紅色的水就變成了藍黑色，再加點兒白醋，顏色又變回了紅色。

——這個簡單的實驗過程，證明了“水果掉色”是花青素遇堿、遇酸後發生的變色反應，並非外“加”顏色。

“社會上廣泛流傳某些蔬菜水果是被染色的，看這個實驗就能讓大家明白，所謂掉色，掉的就是‘花青素’，花青素遇堿、遇酸會發生變色反應，並非外‘加’顏色。”陳君石說，

社會上有很多關於食品的誤解，這些誤解造成了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過度擔心，而各種各樣的謠言不僅對食品產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還誤導了消費者的心理，影響公眾對政府和行業的信任度。

隨後，科信食品與營養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科普自媒體達人鐘凱，研究員阮光鋒也依次為現場觀眾演示了“西瓜打針”“螃蟹打針”“脂肪乳化”等小實驗。

觀眾們恍然大悟：水和色素根本難以進入西瓜和螃蟹，而進水的西瓜很快就會爛掉，打針的螃蟹也活不過一個小時。

鐘凱是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也是長期致力於破除食品謠言的自媒體人。他說，食品謠言傳播的破壞力極強, 而我們的辟謠力度卻不夠。現在很多“劉洪斌”之流的假專家曝光率很高，而真正的專家卻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意發聲。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雲波教授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食品謠言爆發是中國目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食品謠言的傳播形式借助互聯網社交平臺“與進俱進”，比如2016年把“調理牛排”說成“有毒膠水拼碎肉”，不僅是圖文，還以短視頻的形式瘋狂擴散，嚴重誤導了消費者，也對生鮮產業和生鮮電商平臺造成巨大打擊。

隨後，羅雲波也幽默地提出一個“群主公約”倡議，希望每個人都能參與到遏制食品謠言傳播中。“我註意到，現在很多謠言火起來，靠的就是各種微信群。一個群的群主往往是大家信任的、在群里說話有分量的人。如果每一個群主都能夠在自己的群里和大家‘約法三章’，規定好不傳謠言，不討論危言聳聽的內容，那麽謠言的傳播將一定程度上就失去了傳播的土壤。”

辟謠小實驗現場。（鄒成蹊/圖）

楊裕生院士：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不合理 建議有關部門修改

日前，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國標草案曝光，根據草案要求，低速電動車多項技術條件較以往有所提升，如要求低速電動車碰撞測試須達到電動汽車標準，並且要求低速電動車使用鋰電池。經過向低速電動車國標制定組組長董揚求證，此草案真實度非常高，最終標準將很快出臺。

近日更有消息稱，低速電動車將成為我國乘用車門類中的最新細分品類。作為一種長期的客觀存在，低速電動車迫切需要走上合法合規的道路。那麽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是否合理？對低速電動車產業將產生哪些影響？就以上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裕生，對國標草案進行了相關解讀。

楊裕生首先對該草案中的部分內容表示不認可，他認為，新版《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的很多標準制定的不合理，將有可能扼殺了低速電動車的發展。“草案界定的所謂‘低速電動車’除最高速度與高速電動車有點差別外，基本是按高速電動乘用車進行要求，該草案不僅沒有顯示低速電動車的特色，也沒有和歐、美、日的低速電動車標準接軌。” 楊裕生說。

在最為關註的低速電動車電池之爭上，楊裕生指出，《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雖沒有正面限定使用何種電池，但僅憑“系統比能量不應低於70Wh/kg”一條規定，即排除了鋰離子電池外的所有電池，而此項規定直接導致了低速電動車的成本將比用鉛酸電池時提高至少一萬元。單此一計，就可打掉低速電動車的“半壁江山”。

由此，楊裕生說：“《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將會嚴重打擊低速電動車的發展，客觀上保護了排放嚴重的燃油車。”

對於部分人士擔心的低速電動車獲國家認定後將沖擊高速新能源車的影響，楊裕生認為，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根本不會對高速新能源汽車產生不利影響，高速新能源汽車有補貼和積分雙重保護，而低速電動車不享受任何政策紅利。

楊裕生說：“雙積分辦法中已明確規定，純電動乘用車獲取積分必須‘30分鐘最高車速不低於100km/h、電動汽車蓄駛里程（工況法）不低於100km’，低速電動車被明確排除在外。”

采訪最後，楊裕生院士對低速車國標制定組提出了相關建議，楊裕生院士表示：“電池、電機、電控等部件的品種都很多，都應該由企業根據總體設計和市場進行選擇，沒有必要有標準越俎代庖。”

低速電動車在現階段的中國有著比歐、美、日的低速電動車更為特殊的意義，有幾億人使用不遮風、不擋雨的自行車、摩托車，急待升級換代。所以，《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的制訂要全面考慮各方利益，不可脫離中國實際、脫離廣大群眾的切實需求。

“我們現在看到的《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即使真實度非常高，也還只是個‘曝光版’，還有修改的可能。我建議，有關部門和專家要改變觀念，對此《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進行徹底修改後再行公布實行。”楊裕生說。

專訪倪光南院士：中興事件“必然會發生”

近期，因為中興遭受美國制裁和當年助手的一篇微信刷屏文章，79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被推上了各家媒體的新聞頭條。他多年來為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付出的努力，再一次被世人記起。

他又是怎麽看中興事件的？國產芯片和進口芯片差距究竟有多遠？芯片的國產化只能靠BAT了嗎？4月24日，倪光南接受了中新經緯客戶端專訪，就上述熱點作出回應。

倪光南接受中新經緯客戶端采訪。中新經緯 羅琨 攝

談中興事件：必然會發生

美國商務部公告稱，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22日，曾任倪光南助手的梁寧發表文章《一段關於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往事》，回憶了當年和倪光南等人一起研發芯片和操作系統的歷史，成為微信刷屏文章。

這段歷史是如何影響今天的？中興走到今天的局面是必然還是偶然？

4月24日，在銀谷大廈8層的會議室里，倪光南向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中興遭受美國制裁是必然會發生的一件事情，只是什麽時候發生具體會到什麽程度無法預測。

“我們一直說要做自己的芯片，如果你不做，一定會遇到很多問題。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中興事件也驗證了這一點。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人家遲早會用各種辦法來給你設置障礙。”倪光南說。

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如果不考慮自主可控，確實直接從市場上買要來得便宜來得快，而自己研發見效慢費時長成本高。倪光南指出，在過去，中國企業並沒有重視到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大家應該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重視自主創新的力量。

談中國芯片：不能一概而論說很差

中興事件已經給中國企業敲響了一記警鐘，此後中國還需要多少年才能用上中國芯，擺脫對國外的依賴？

倪光南說，臺式電腦和筆記本所用的電腦芯片國產水平離進口芯片尚有三五年的距離，手機和服務器上使用的芯片有些已經與進口芯片旗鼓相當，有一些特殊領域的則差距較大。“一概而論說現在中國企業芯片不行，也不符合客觀情況。”倪光南說。

他也同時指出，芯片產業主要分為設計和制造兩大塊，中國的短板主要在制造上，在制造上如果要趕上美國的水平還至少需要十年八年。

倪光南近期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加快推進國產自主可控替代計劃和構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體系，是建設網絡強國的需要。《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了發展“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的重大專項，其目標就是要以基於高端通用芯片(CPU)和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所構成自主的技術體系來替代Wintel體系，這是沒有疑義的。按照工信部最近的評估，國產軟硬件已從“不可用”發展到“可用”，正在向“好用”繼續推進。實踐表明，推廣國產自主可控不等於“保護落後”，通過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等，從政府和重要領域開始，加快推進國產自主可控替代計劃和構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體系是切實可行的。

政府和企業應該怎麽做？

從863計劃、973計劃到國家重大專項到集成電路大基金的成立，政策層面一直不缺乏激勵。如何把這些激勵落到實處？

倪光南認為，在芯片的關鍵領域和大項目上應該在政府支持下形成企業主導的格局來推動芯片的國產化，如果過於分散很容易導致不合作，在這一方面可以借鑒北鬥導航的成功經驗。至於小的項目則可以放開，通過競爭的方式去實現優勝劣汰。

在操作系統上也如此。據倪光南介紹，當前國內有七八家企業在做操作系統，說明其門檻並不高，但是力量分散，他建議在國家基金支持下將這些分散的資源整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標準，在一個共同的體系下和跨國公司競爭，這樣才有成功的可能。

“我們一定要及早投入力量，通過自主創新來解決的問題，不能有僥幸心理。”倪光南再三強調。

他也提出，在芯片的制造上，投入幾千億是至少的，而且需要持續地投入。只有這樣，中國的芯片制造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芯片國產化要靠BAT?

中興事件發生後，阿里巴巴集團宣布，全資收購號稱中國大陸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天微)，此前百度、騰訊、科大訊飛、華為等巨頭也在芯片產業上早有布局。

有觀點認為芯片的國產化要靠BAT這樣的大公司大資本來入局才能破解推廣難題。對此倪光南認為，目前來講，BAT在這類核心技術方面並沒有投入很大的力量。

“BAT是很成功的，在電商的移動支付和共享單車等上確實做得很好，但是在這個我們說的傳統的計算機領域里，比如CPU也好，操作系統也好，他們投入不大，我覺得因為和他們的業務關系也不是太大，目前也不作為他們的業務的主要的方向，所以他們投資的力量也有限。”

倪光南堅持認為，在芯片研發制造上還是要靠國家更多的支持，企業如果靠這個可能要十多年才能盈利，投資風險太大。

倪光南生於1939年，1961年畢業於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作為中國最早從事漢字信息處理和模式識別研究的學者之一，提出並實現在漢字輸入中應用聯想功能。主持開發的聯想式漢字系統，較好地解決了漢字處理的一系列技術問題，於198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所在企業亦由計算所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隨後又主持開發了聯想系列微型機，於1992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自然資源部“三定”方案如何做？中科院院士這樣建議

自然資源部“三定”(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眼下正在加緊編制。“三定”該怎麽定？

5月5日一早，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八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侯增謙通過微信公號表達了自己的建議。

3月30日，侯增謙應邀參加了自然資源部就機構改革方向、職責定位和職能設置等問題組織召開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並作了發言。

4月11日，自然資源部黨組成員，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黨組書記鐘自然對侯增謙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上的發言稿作出批示：“侯增謙院士的發言蘊含真知灼見，既有前瞻性的理論思考，又有務實性的實踐探索，對推動地質工作的理論基礎從傳統的地質科學向地球系統科學轉變，服務領域從傳統的礦產資源向多門類自然資源轉變，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侯增謙認為，地球科學21世紀的突破點就在地球系統科學。當前，構建和發展地球系統科學，也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重大科學使命。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的統一管理和系統修複，為發展地球系統科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踐平臺。

侯增謙說，在整個地球系統科學中，自然資源部應特別關註從地殼淺部（“根”），到關鍵帶（“枝”），再到人地耦合系統（“葉”）的三個關鍵問題：

他分析說，淺部地殼（0-10km）蘊含著人們生產、生活所必需的能源資源和空間資源，受地球深部過程的控制和影響。向深部要資源、要空間，是必然選擇。自然資源部應更加關註0-10km範圍內的地殼精細結構與能源資源分布和城市地下空間利用問題，為國家能源資源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關鍵帶是大氣圈、生物圈、水圈、巖石圈高度交匯和相互作用的地球表層複雜系統，也是地上、地下物質和能量循環的重要紐帶。侯增謙認為，應從系統科學的角度，探測研究關鍵帶的結構、形成與演化機制，物質轉化過程與相互作用，觀測關鍵帶內能量和物質通量、遷移和轉化，為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提供地球科學解決方案。

“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交互作用已逐漸成為地球表層系統演化的主要驅動力。”侯增謙說，人地耦合系統研究，能夠增進對地球表層變化趨勢及機制的理解，記錄和解釋地球變化的特征，提出有效應對策略。

侯增謙認為，自然資源統一管理和系統修複，需要建立強大的調查與評價-探測與觀測-模擬與預測全流程技術體系。在自然資源綜合管理體制下，需要利用空天地一體化的調查方法技術，獲取自然資源的數量、產狀、分布等要素特征數據；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結合各門類資源的屬性特征，對自然資源的質量、生態價值或效益開展綜合評價，為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制提供準確可靠的基礎支撐。

目前，在全球層面已建立環境、陸地、氣候、生態的觀測網絡。美國建立了包括10個關鍵帶觀測站和1個關鍵帶研究網在內的地球關鍵帶觀測網絡（CZO），歐盟建立了4個關鍵帶觀測站。它們正逐步成為全球尺度和區域尺度能源資源、環境綜合利用與治理的基礎。

侯增謙認為，目前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所發生的水文過程、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和生態過程進行模擬，從國家、區域、局部等不同尺度對自然資源生態系統可能發生的變化進行預測、預警還是短板，亟待加強。

“全面履行自然資源管理職責，提升科學管理水平，要做好摸家底、做評價、定規劃、用護監4個環節。”侯增謙說，過去條塊式的自然資源管理模式，造成現有多門類自然資源數據之間標準不統一，相互矛盾的情況時有發生。急需統一標準、規範，對現有的自然資源家底數據進行清理、核查與整合。

侯增謙認為，自然資源統一管理和系統修複，需要按使命整合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專業技術支撐力量。建議按國際發展趨向，以地球系統科學為指導，統一地礦海水林草等多門類自然資源的綜合調查、綜合評價職能，組建新的“中國地質調查局”（類似美國想建沒建成的地球系統科學機構）。

侯增謙說，新的中國地質調查局，將在自然資源數據提供、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和國土空間適宜性評價、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系統性模擬預測等方面，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通過自然資源調查示範，制定評價標準規範，引領40萬地勘行業隊伍轉型，全面參與並支撐服務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的自然資源綜合管理和國土空間用途管制與保護。

同時，應整合原各部委的規劃研究力量，打造統一、規整的國土空間規劃技術支撐隊伍，打通從綜合調查、綜合評價到國土空間規劃最後一公里問題，無縫對接、支撐服務部空間規劃職能。

對於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進行監管，存在“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潛在問題；如何實現資源管理與資產管理的統一，規劃與監管的協調，資源節約集約與高效利用；如何合理界定自然資源監管與環境治理的權責邊界；對於自然資源的利用，應該區分公益性（如各類保護地）與經營性（礦產等），進行分類管理；資源安全與保障等問題，侯增謙認為，這些都是新時代面臨的新問題，需要盡快破題，加快研究。

一年新增13名院士 上海吸引人才“落滬” 發展先進制造業

21世紀什麽最重要？人才。這個段子放到今天都不過時。

“以前是搶設備，現在是搶人才。” 上海微技術工業研究院總裁楊瀟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根據《2017上海科技進步報告》，2016年上海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49.88萬人，比上年增長11.3%，上海R&D經費投入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10年上海全社會R&D經費支出1049.32億元，比上年增加113.18億元，增長12.1%，投入強度3.72%，比上年增長0.7個百分點。

回憶起最初成立上海微技術工業研究院時從長寧區起家，到2014年搬到嘉定，楊瀟說“整個過程當中，花精力最多的就是吸引人才”。

在上海建設科創中心的過程中，人才吸引對新興產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才政策需要定制化，另外像科研院所也能夠培養一些人才，可以幾個方面共同努力。但是招人確實是最大的一個挑戰，比買設備還要難。”楊瀟說。

以上海正在進行建設的8英寸晶圓廠新昇科技公司為例，需要找的是十年以上的“工匠”，這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國都需要的稀缺人才。但如果要招一個符合這樣標準的十年工作經驗的工程師，很可能因為沒有博士論文就不符合引進人才的標準。

在上海，新昇公司被寄予厚望。公司2017年已經銷售近10萬片12英寸矽片，2018年有望實現盈虧平衡。“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2021年左右，沖入前五，占到15%的市場份額，這已經是非常的雄心壯誌了，因為沒有15%的份額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根本就看不上，如果只是1.5%或者1.2%，在世界上是沒有什麽影響的。”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王曦院士說。

王曦還曾對第一財經記者提到，半導體行業中國未來五年需要60萬的人才，但我們可能缺一半，“那麽多廠子即將開工建設，我們需要人才”。

同樣面臨“找人難”的還有上海超導。“這個圈子里的華人科學家我們都認識。”上海超導副總裁趙躍說。在這個圈子內，中國華裔科學家是互相熟識。

與此同時，通過與上海交通大學成立超導聯合研究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後備力量。“企業為學校提供一定的研究經費，學校持續研發新技術並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趙躍告訴記者，在這一新形式下，原本分散在各院系研究超導的教授聚攏起來，允許科研人員雙跨工作，減免了高校指標，同時也方便按照產業化要求進行人員考核，而在管理和制度保障上，由研究院實行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讓人員聘用、晉升等都有制度可循。

“就C等級（高層管理職位）的職位而言，中國的平均工資比美國高，不回國主要是擔心自己對國內生活、工作環境的不適應。回國的機會成本越小，越容易回來。” 美世中國區副總裁、員工健康與福利業務負責人虞煒說。

在他看來，對工作15到20年的海外人才而言，回國的機會成本是最大的。工作3到5年的人，他們回國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還有一種，就是在國外已經工作了20年以上的，通常他們的子女已經完成了基礎教育，上大學了，這時對他們來說，做決策會相對簡單一些。對於這些人（工作了20年以上的）而言，中國是一個真實的國家，而對於小朋友（指其子女）而言中國只是一個概念。這些顧慮背後的問題，不是薪酬所能解決的。

高端人才要想在上海安居樂業有著諸多挑戰。以海歸人才為例，虞煒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提到，除去語言問題，首先是來自於子女的教育問題。盡管國際學校會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但小朋友也面臨著適應周遭環境的挑戰，因為此前漢語可能並不是他們所擅長的語言。第二是配偶工作問題，需要相對合理地解決雙方的工作安排。第三是醫療福利方面，他們對高端醫療、特需門診、外賓服務都有一些個性化需求。第四就是養老，但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高端醫療。“其實都是圍繞著後顧之憂四個字來的。”

為了解決人才問題，上海相關部門也正在積極落實《關於進一步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實施意見》（人才“30條”）。截至2017年11月，已有1046名外籍高層次人才辦理永久居留，近7500名國內科創人才通過居轉戶、直接落戶等方式引進。目前在滬兩院院士共計182人，2017年新增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0人，創近12年來歷史新高。

王建宇院士：原創的科學思想是創新的靈魂

墨子號量子衛星工程常務副總設計師，衛星系統的總指揮王建宇院士在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上表示：“原創的科學思想是創新的靈魂，科學的問題一定是思想的引領。沒有科學家，就沒有國家的科學。”

中國已是航天大國 還不是航天強國

2016年8月16日，我國發射全國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墨子號”搭載了四個有效載荷，其中一半都是由王建宇院士領導的中科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牽頭研發。

王建宇院士指出，中國的航天技術和空間激光技術已經有長足的發展，航天器發射技術現在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但是他同時強調：“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了真正的航天大國，但是要成為航天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6年《科學美國人》將“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的發射成功評為全球的十大創新技術，這也是唯一一項美國本土以外的技術。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稱：“寂靜了一千年，中國誓回發明創新之巔”。對此，王建宇院士表示：“量子衛星做成以後，給該科學研究領域的科學家帶來希望，我們國家現在要立一個專門的重大專項，來研究量子通信、量子計算機。”

王建宇院士表示，在國際上，歐美和中國在量子技術方面正在交替領先。“德國、歐盟馬上立了很多項目，他們說不能落後於中國人。美國為此專門開了聽證會，確保美國在量子技術中的地位。所以我們壓力也很大，要跟他們競爭，保持我們的領先地位。”

“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去年就已經完成了三大任務：第一個是密鑰分發，第二個是量子糾纏現象的確認，第三個是隱形傳態的實驗。“我們完成了在宇宙尺度上，實現上千公里的實驗驗證，量子密鑰分發和地星的量子隱形傳態這兩篇文章是在8月份的《自然》雜誌發出來，國際上都說這是里程碑式的實驗。”王建宇院士表示。

浩大的科學實驗需要工程式的管理

王建宇院士和中國科學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院長潘建偉院士2007年前因量子相識，兩人十年磨一劍，最終將“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發送並交付給量子團隊。王建宇院士坦言：“國際媒體都說這是中國發射的世界第一顆量子衛星，確實當時我是很忐忑的，因為我是工程的負責人。衛星發射成功，並不是說我們這個事情做成了，恰恰證明我們的火箭把這個衛星送到軌道上去了，更艱苦的是我們後面的實驗。”

在王建宇院士看來，“量子號”的實驗成功，是中國科學家的勝利。“潘院士當時在歐洲維也納留學，他的導師Zeilinger教授問他以後想幹什麽？他說，我希望多年以後，在自己的國內有像您一樣的實驗室。”王建宇院士回憶道，“2009年我去奧地利，Zeilinger教授，潘是我最得意的學生，現在學生已經超越了老師。”

潘建偉團隊從2003年開始做大量的地面的實驗，從2008年起，潘建偉和王建宇兩個團隊合作，開啟了“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的系統性工程。王建宇院士表示：“這是一個工程問題，它是多學科的融合，不是你一個團隊，一個科學家能夠做出來的。我們科學院和國內最強的團隊都參與了這個工作。這里面有很多技術，比如說衛星的發射、衛星的平臺，要天地對接，還要做所謂的糾纏源，要產生糾纏的現象，這個每一個都是國際領先的東西，難度很大。”

總結中國式的創新，王建宇院士提出了四點：原創的科學思想是靈魂；管理層的快速決策是資源保障；兵團式多團隊聯合的工程管理以及科學團隊的交叉融合。

2017年9月29日，世界首條量子保密通信幹線——“京滬幹線”正式開通。通過這條結合了“京滬幹線”與“量子號”的天地鏈路，中國的科學家成功地和奧地利實現了世界首次洲際量子保密通信。

王建宇院士在提到量子通信的產業化問題是表示：“量子通信是一種補充，不是全面替代（傳統通信方式），它將率先用於國家安全領域。”

王曉東院士：企業里的科學家

在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王曉東和施一公、饒毅齊名，稱為“三劍客”。三人都從美國留學回國，擁有頂尖大學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都為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並且，三人現在都創辦了自己夢想的事業——施一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研究型學院西湖大學，饒毅創辦了科普公眾號《知識分子》，王曉東創辦了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新藥研發公司百濟神州。

王曉東目前擔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他身上有很多標簽——40歲的時候放棄在美國的高薪職位，毅然選擇回國，這是他自稱至今都感到“慶幸”的選擇；41歲的他“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一片樹葉窺探細胞雕亡

5月下旬的上海，已經進入了梅雨季節的前奏，天空時不時地飄著小雨。但是這並沒有打消科學愛好者的熱情——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報告廳座無虛席，他們都是來參加上海科技周期間的墨子沙龍活動的，當天的演講嘉賓正是生命科學界的頂級學者王曉東。

王曉東個子不高，長相富有親和力，他身穿一件白襯衫，沒有考究的袖扣，而是隨意地將袖子挽了幾下，外面套上一件深藍色西裝，顯得極其簡單樸素。這也是王曉東一貫的風格——“擼起袖子搞科研”。

他始終面帶笑容，一開口就讓全場安靜下來，大家被他富有磁性的聲音所吸引。王曉東平時為人頗為低調，很少將自己置身於聚光燈下，尤其是創辦了百濟神州之後，他幾乎不會以公司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但是科普活動總能讓他破例露面，他喜歡參加這種不帶任何目的性的純學術場合，用生動的故事吸引觀眾，一切高深的生物學理論，只要讓王曉東來解釋，就變成了一個個活潑的例子，小朋友都能聽懂。

王曉東的研究重點是細胞雕亡的生物化學途徑。為了向人們解釋什麽是細胞雕亡，他發揮了科學家的浪漫想象，開場便引用一首泰戈爾的詩歌《生如夏花》：“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從一片樹葉的雕零，窺探細胞雕亡的全過程。

細胞雕亡是有規律的，而王曉東正是這種規律的研究者。2000年，王曉東的團隊進行了一項實驗，研究一種神秘的線粒體蛋白質細胞，這種細胞可以打破腫瘤的“堅硬堡壘”，誘使腫瘤細胞“自殺”，對研究治療癌癥方法有重要幫助。

王曉東表示，早在1972年就有科學家發表文章稱，細胞雕亡是細胞內的某種“死亡開關”的機制被觸發了，如果抑制這種開關不被觸發，就有抑制細胞雕亡的可能性。“這一理論在發表後近20年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一直到1992年，人們才逐漸認同這種觀點，開始用實驗驗證。”王曉東表示，“這說明，如果你的觀念比別人超前10年、20年，文章是很難在主流科學刊物上發表的。”

此後，王曉東致力於研究受體相互作用蛋白RIP3是如何殺死細胞，以及這個過程與細胞雕亡及其他形式的細胞死亡間有何聯系。這項研究也是對過去十幾年來由細胞內一種叫做Caspases的酶執行的細胞死亡形式系統研究的延伸。

直到現在，王曉東還堅持戰鬥在科研的第一線。他經常親自指導學生做實驗，鼓勵他們力圖從實驗中找到別人容易忽略的新發現。比如，最近一位學生在意外的情況下研究了一歲半的雄性老年老鼠的壽命和生殖功能的關系，實驗發現，藥物能夠控制雄性老年老鼠精囊腺的分泌，提高其生殖能力，不過老年老鼠繁殖的後代幾乎無一例外有先天基因缺陷。盡管目前沒有改變這種基因缺陷的方法，王曉東認為，這樣的研究依然有意義。他還透露，目前他的團隊很大一部分又在投入卵巢相關的研究，希望解決更多社會問題。

從沒感覺他是企業家

施一公院士對王曉東的評價是：“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施一公回國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曉東的影響。與王曉東共事13年的國際知名神經生物學家、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敏敏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這樣評價王曉東：“頂級的學者，真正的大師。”

在談到十幾年前選擇回國決定的時候，王曉東坦言：“很慶幸在40歲的時候有勇氣做了這個決定，而不是在60歲。”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

2003年，中國計劃成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並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當王曉東收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聘書的時候，他毅然做了回國的決定。

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這一“開歷史先河”的研究所從創立之日起，身上就有諸多托付和期盼。王曉東更是從回國那一刻起，就在思考如何在中國做出影響世界的科學。他表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怎樣建立符合科學發展的文化和體制環境，並以此為載體，吸引有科學訓練和科學追求的年輕人回國。”

回到國內，王曉東的工資收入比過去減少了一半。他對第一財經記者開玩笑說道，創辦百濟神州也有這部分原因。“這（創辦企業）是出於社會責任，也是出於家庭責任。”王曉東說，“當時我的工資減了一半，太太也辭去工作跟著我回來，雖然她很顧全大局，但是我們壓力很大，難免抱怨。”

各種機緣巧合的因素下，王曉東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百濟神州，專註於癌癥治療的創新型分子靶向和腫瘤免疫藥物的研發。這些人當中也包括百濟神州的CEO歐雷強（John Oyler）。

王曉東和歐雷強的交情，要追溯到2003年王曉東剛剛回國創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時候。他和歐雷強創辦的北京保諾（Bio-Duro）生物科技公司在同一個園區。直到現在，百濟神州的總部就位於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的對面。

2010年，有投資人找到王曉東，希望他能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創立醫藥公司。灣區是和美國波士頓齊名的生物醫藥創新谷，那里聚集了大批的華人科學家和創業者。投資方同時還給王曉東帶去一個消息：“歐雷強的保諾公司剛剛賣了。”

於是王曉東就約歐雷強吃飯。兩人在飯桌上決定一起去灣區創業。做抗癌藥物是歐雷強的想法。他認為，創業應該在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已經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醫藥市場，而癌癥發病率的增長和病人的增加，讓這個市場有非常多未滿足的需求。

歐雷強說服了王曉東，2011年百濟神州誕生。王曉東依然在科學院上班，公司的日常經營由歐雷強主管。王曉東在百濟神州不擔任管理職務，僅象征性地擔任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但他是公司的大股東，掌握著決策權。

2016年，百濟神州在納斯達克上市，成為了第一家中國在美國上市的新藥研發企業。短短兩年內，百濟神州股價從二十幾美元的發行價漲到了目前接近200美元的水平，漲了近七八倍。

但在談到經營企業成功時，王曉東總是顯得特別不好意思。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實說起來，我的內心更認同科學家的身份。”王曉東很少在公開場合主動談論公司。而他給人的感覺也是科學家的成分要遠勝過企業家。羅敏敏甚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從來沒有覺得他（王曉東）是一個企業家。”

羅敏敏表示，王曉東大部分精力還是會放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北生所就好像是他自己新生的小孩。”羅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說道，“通過這麽多年的積累，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鼓勵自由探索的體制，培養真正做事情的文化。我想文化方面的支持對於科學家而言是最重要的。”羅教授還表示，自己加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這些年來所做的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之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北生所對於很多雄心勃勃的科學家來說，仍然很有吸引力。”

中國不缺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

百濟神州目前市值已經超過100億美元，但它仍然還是一家燒錢無數，尚未有銷售額的公司。

然而，劇情正在被改寫。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今年下半年就將同時向中國和美國藥監局申請新藥，我想到明年我們就會有幾個新藥走向市場。”其中兩個即將能夠投產的小分子藥物包括BGB-3111和BGB-290，分別用於淋巴瘤和實體瘤。

目前，百濟神州已經將多款藥物從研發推向了臨床試驗階段。王曉東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稱，公司擁有上千人的研發團隊，分布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百濟神州已經在中國蘇州落成了其首個藥物生產基地。蘇州工廠每年大約可以生產50批，產量達5000萬粒到1億粒，可以滿足2萬到5萬病人的需求。公司斥資22億投資的廣州生產基地也已經奠基。

另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是2017年，百濟神州與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新基（Celgene）合作，獲得兩款已上市加一款已獲批即將上市的藥品和市場團隊。作為交換條件，新基公司將獲得百濟神州免疫治療領域的PD1抑制劑BGB-A317在實體瘤方面的亞洲以外市場的商業化權利。

免疫治療是當下腫瘤研發領域最火的靶點，而PD1是這一領域競逐最激烈的賽道，被稱為“抗癌神藥”。王曉東表示，基於生物標記物的治療原理，理論上它能治療的癌癥種類很多。目前除了國際上已經批準的兩個上市的PD1藥物以外，百濟神州是擁有PD1臨床數據最多的。

通過這次合作，百濟神州可獲得2.63億美元的前期許可費和1.5億美元的股權投資；有資格獲得高達9.8億美元的研發、監管和銷售里程碑付款以及特權使用費。除了直接獲得大量的資金，百濟神州通過接受新基中國的運營，還獲得了市場團隊，完成了從研發、生產、市場運營的布局。

在談到與新基的合作初衷時，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雖然可以將自己的藥品在美國等市場推進臨床試驗階段，但組建市場團隊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對於管理的要求，顯然不是公司在短時間內達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將市場權益許可給跨國巨頭，坐收利潤。這是一個共同開發的戰略合作的做法，以後這種做法在國際方面會越來越多。”

王曉東承認，中國的創新藥企與跨國醫藥巨頭相比，在商業運作方面沒有任何經驗。“百濟神州從研發起家，生產尚可以砸錢建廠，但市場團隊並不是只有錢就能速成的。”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新基合作後，我們一下子擁有了一支富有經驗的團隊。要成為立足於中國的、有世界影響力的藥企，我們現在至少雛形已經從價值鏈上合攏了。”

對於百濟神州取得的成功，王曉東一直抱以非常謙遜的態度。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還算是走得比較前面的，正好趕上政策放開，醫療行業起飛的階段，百濟神州有先發優勢。現在香港的醫藥板塊允許不盈利的藥企也能上市，A股也會逐步放開，一定會看到很多企業在近期上市。”

王曉東表示，中國這麽多年積累了那麽多的生物技術領域的人才，是促成目前新藥研發領域活躍的關鍵因素。他一直強調：“產品在哪，人在哪，資金就在哪。”不過他表示，政策的推出會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新藥審批制度放開也只是一部分，後續還包括支付、醫保、生產以及生產後的監督等諸多難題。“我覺得具體一個是時間問題，另一個就是人才問題。”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缺的不是在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缺的是後期的轉化開發人才和商業運作的人才。”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真正的原創技術其實還不多。“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王曉東表示。他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

不過好在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科學知識的儲備。王曉東認為，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方差別並不大。”王曉東說，“關鍵是要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誤入歧途。”

上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家Robert A. Swanson主動約見諾貝爾獲獎人、生物化學家Herbert Boyer教授，決定共同創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就是基因泰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後來被羅氏收購。王曉東堅信，只有當本土生物醫藥公司的實力能支持其不以短期回報為目的的原創科研時，這些公司就能成為中國的基因泰克。而他正在依靠胸懷的遠大理想和對科學堅定的信仰，帶領百濟神州實現這個目標。

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開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2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國要強盛、要複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勢、搶占先機，直面問題、迎難而上，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引領科技發展方向，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勇做新時代科技創新的排頭兵，努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講話中首先表示，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是黨的十九大後我國科技界召開的一次盛會。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全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總結我國科技事業發展實踐，觀察大勢，謀劃全局，深化改革，全面發力，堅持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堅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奮鬥目標、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堅持以深化改革激發創新活力、堅持創新驅動實質是人才驅動、堅持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我國科技事業密集發力、加速跨越，實現了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重大變化，重大創新成果競相湧現，一些前沿方向開始進入並行、領跑階段，科技實力正處於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

習近平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

習近平強調，要充分認識創新是第一動力，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著力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契機，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杠桿培育新動能，優先培育和大力發展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制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轉變，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習近平指出，要矢誌不移自主創新，堅定創新信心，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只有自信的國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行穩致遠。樹高葉茂，系於根深。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奮鬥基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強烈的創新信心和決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於攻堅克難、追求卓越、贏得勝利，積極搶占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制高點。要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敢於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強化科技創新體系能力，加快構築支撐高端引領的先發優勢，加強對關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學問題的研究部署，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銳力量，作出戰略性安排，盡早取得突破。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科技創新的落腳點，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向。

習近平強調，要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升創新體系效能，著力激發創新活力。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科技領域是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科技體制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闖難關，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要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牽引，在實踐載體、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環境營造上下功夫，在創新主體、創新基礎、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方面持續用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要優化和強化技術創新體系頂層設計，明確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創新主體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位，激發各類主體創新激情和活力。要加快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發揮好組織優勢。要著力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評價制度，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

習近平指出，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著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主動布局和積極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夥伴關系，共同應對未來發展、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人類健康、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挑戰，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惠及其他更多國家和人民，推動全球範圍平衡發展。要堅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創新，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提高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和主導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程，鼓勵我國科學家發起和組織國際科技合作計劃。

習近平強調，要牢固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著力夯實創新發展人才基礎。要創新人才評價機制，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有利於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制度。要完善科技獎勵制度，讓優秀科技創新人才得到合理回報，釋放各類人才創新活力。要通過改革，改變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的做法，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要營造良好創新環境，加快形成有利於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有利於人盡其才的使用機制、有利於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制、有利於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機制，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讓人才根系更加發達，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創新局面。

習近平指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要繼續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同全國科技力量一道，把握好世界科技發展大勢，圍繞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敏銳抓住科技革命方向，大力推動科技跨越發展，勇攀科技高峰。要繼續發揮院士群體的智力優勢，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戰略研究，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意見和建議，為推進黨和國家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強調，兩院院士是國家的財富、人民的驕傲、民族的光榮。黨和人民對廣大院士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廣大院士弘揚科學報國的光榮傳統，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學精神，勇於創新、嚴謹求實的學術風氣，把個人理想自覺融入國家發展偉業，在科學前沿孜孜求索，在重大科技領域不斷取得突破。各級黨委和政府對院士們要政治上關懷、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關心。要做好退休院士工作，鼓勵他們繼續發揮作用。

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科技創新事業不斷前進的根本政治保證。要堅持和加強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萬眾一心為實現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而努力奮鬥。各級黨委和政府、各部門各單位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科技事業的部署上來，切實抓好落實工作。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科學素養，不斷增強領導和推動科技創新的本領。要尊重科研規律，尊重科研管理規律，尊重科研人員意見，為科技工作者創造良好環境，服務好科技創新。

習近平強調，青年是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創新的未來。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放手使用優秀青年人才，為青年人才成才鋪路搭橋，讓他們成為有思想、有情懷、有責任、有擔當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當科學家是無數中國孩子的夢想，我們要讓科技工作成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為孩子們尊崇向往的職業，給孩子們的夢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讓未來祖國的科技天地群英薈萃，讓未來科學的浩瀚星空群星閃耀。（講話全文另發）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同誌出席會議。

大會由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主持。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致開幕詞。

1300多位兩院院士，“百名科學家、百名基層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央和國家機關及軍隊有關方面負責同誌，在京有關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和高等院校師生代表等出席大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