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公認的科技互聯網大師和開源精神踐行者,3D Robotics創始人克里斯安德森表示,開放性創造公司能夠創造一個“生態圈”,這個“生態圈”將為市場提供無限的接觸平臺,從而為企業贏得競爭。
i黑馬:美團網墻上貼著“要麽牛×,要麽滾蛋”的標語。這是翻譯自Facebook的口號“go big or go home”。
美團網墻上貼著“要麽牛×,要麽滾蛋”的標語。這是翻譯自Facebook的口號“go big or go home”。目前,美團網的技術團隊150人,是花費3年組建起來的。這個團隊的組建遵循亞馬遜的觀點,即招進來的人水準應該比現有團隊50%的人高。只要按照這個標準,整個團隊會越來越強。
從2013年7月起,為了做《九敗一勝:美團創始人王興創業十年》(李誌剛著),我將美團的高管們幾乎一網打盡,這些高管橫跨了王興校內網、飯否網和美團網三次創業歷史。在這本書里,我花費了很多筆墨來描寫王興身邊人是怎麽做事的,在創業過程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2014年8月,美團網交易額突破45億元,王興創業十年,跟這些人的努力密切相關。也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成就了今天的王興。
王興豹變:從執拗到包容
王興外表看似溫和,內心實際是很執拗的人——不執拗也不會堅持創業到今天,屢敗屢戰。他又有點兒不通俗事,心思未放在人際交往的技巧上。在溝通中,他更註重自己是否有豐富的內涵,自己有一桶水給別人一杯水,讓別人願意與他交往;如果自己沒有東西可講,就是蒼白的人。
他現在也在學習改善溝通技巧。他媽媽說過,王興你說話太直,後來他說話時就開始註意分寸。這樣的改變,是因為他的世界變大了吧,他需要面對的不再僅僅是一群極客。隨著公司擴張,越來越多的、個性迥異的人加入美團網。除了共同的理念讓大家走在一起,他也需要考慮自己說話、行事方式對方是否接受。
從校內網開始追隨他的人也意識到,在組織團隊協同上,王興跟校內網時期完全不一樣了,變得更開放了。以前在校內網的時候,對別人的意見,他是禮貌地聽,不會接受。現在能夠聽得進去很多反對的意見,如果是有用的,就會接受。
有員工說,他不覺得美團網做得很好,但他覺得自己提出的意見有反饋,能見到正面的影響。美團網早期創業,一周上六天班,很多人有意見,後來就改進了。一家發展中的公司不可能事事完美,不過,讓員工相信這家公司是想把事情做好的,這很重要。
大學時期的王興還是一個好辯的人,明知自己沒有理由也會堅持辯論下去,美團副總裁王慧文跟他相處多年,不再跟他辯論了,反正辯到後面都是因為沒有體力才結束。
他覺得王興最大的變化是更為包容了。做一個CEO,需要包容很多人,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各有各的缺點,若是光挑毛病,那每人都有毛病。包容是什麽?就是看對方能不能在關鍵事情上扛起來,不觸碰公司底線,在其他小節上就得有耐心,能忍受。
王慧文去無錫,見到88米高的大佛,遠遠看到大佛,跟山一樣高。走近大佛,人站在大佛腳面那里,人還沒有大佛的腳趾高。王慧文想,如果這尊大佛的腳臭的話,站在腳旁邊的人就只能聞到佛的腳臭味,而看不見整個大佛的巍巍如山。只有包容的人,心胸寬廣,眼界開闊,才看得到大佛的寶相莊嚴。
也只有包容的CEO,才能聽到下面的真實心聲,兼聽則明,才能有各種奇人異士來幫你做事。
美團網做成的概率很大,但最終能做得多大,跟靈魂人物的眼光和胸懷有關系。你能看得多遠,就能裝下多少人。很多人懷有遠大的夢想,不只是奔著錢去的人,更願意跟王興創造一個偉大的公司。王興在這方面的感召力越來越強,這是企業靈魂人物需要具備的。
王興自己說:“我覺得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很倒黴,或者際遇很悲慘。我當時就覺得,那些跟我一起做事的人,我希望他們能夠有更多的回報。”他依舊有他的理想,希望改變世界,但他現在也會考慮,還有重要使命是讓員工過上體面的生活,他會理解和包容不同人的追求,兼顧理想和現實。
王興的人才觀
現在是80後的創業時代了,2014年初,我拜訪了若幹1983年出生的創業者,他們的公司已經做到幾億美金的估值,或者用戶過億,僅僅花費了短短兩三年時間。深入了解他們的團隊,我更深切的感受是,單打獨鬥的個人英雄主義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那種鐵腕、彪悍、個性鮮明的領袖形象不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團隊作戰,年輕的創業者和誌同道合的人(多數是他的同事或者同學)一塊,互相彌補短板。團隊其他人,在這個團隊的話語權和重要性,更為凸顯出來。
我問王興,如何理解CEO的職責?他回答:“CEO沒法讓別人代勞的職責是,第一,設計公司整體願景和所有戰略,確保傳達給所有利益相關方,不僅是管理層,包括所有員工,不光是公司內部人,包括股東、消費者、商戶和合作夥伴。第二,招到並留住最優秀的人。第三,確保公司始終要有足夠的現金,這和空氣一樣。其他事情都應該找最專業的、最好的人來做。”
一家團購網站的高管告訴我:“我覺得王興是產品經理型的人,在他背後應該有一些很強的人在支撐他。我不認為他的戰略非常強,美團網強在每條業務線上各司其職的人非常優秀。”金沙江創投合夥人朱嘯虎投過拉手網,表達過類似的觀點,為什麽美團網比拉手網做得更好,因為美團網在引進職業經理人上比較成功。校內網聯合創始人、美團副總裁王慧文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們在引進職業經理人上比較成功,本質上與王興的特點有關系,他導致我們引進非常謹慎。我們的競爭對手,有的一直沒有引進得力的職業經理人,有的則是亂引進。引進一個優秀的高管絕對上一臺階,引進錯了就下一個臺階,一進一退差距就拉開了。”
例如在線營銷,如果不知道數據情況,不能算清楚百度搜索引擎來的用戶有多少、一次消費情況、二次消費情況是怎樣的,那錢就有可能花錯。美團網在百度、360、Google、億瑪都做了廣告投放,每個渠道里,每個用戶花多少錢、賺多少錢,必須算得清楚。這樣,如果要砍掉100萬元營銷費用,也能夠立馬知道哪個渠道性價比最差,該砍掉哪個。
如果沒有數據,根本就不會知道渠道哪個好,哪個不好。而要算清楚這些數據,是需要專業人才的,需要在管理上、開發上都貫徹這件事。
美團網找來陳敏鳴來負責這件事,讓王興和王慧文焦頭爛額的在線營銷被他扛起來了。2011年,除了負責在線營銷的副總裁陳敏鳴,美團網還相繼引進了財務總監郭強、負責移動的副總裁陳亮、客服總監楊濤,COO幹嘉偉。原在美團網的人,強烈感覺到,每來一個人,美團網就上一個臺階。
2012年是美團網奠定整體優勢的一年,年初彎道超車,奪得團購市場第一,年底市場份額達到30%,目前市場份額接近60%。如果說美團網的銷售團隊初期是靠執行力強而奠定了市場份額擴張的基礎,那在團隊規模擴大之後,靠幹嘉偉加入美團網,植入了成熟的直銷地面隊伍管理,才做到了如今的規模。
1969年出生的幹嘉偉在美團網屬於“高齡”,他原本是阿里巴巴B2B負責銷售的副總,到阿里巴巴從銷售幹起,是阿里巴巴67號員工。歷時5個月,王興終於說服幹嘉偉擔任美團網COO,管理銷售團隊。幹嘉偉說,“我不相信一個人趕上好時代就能把事情做起來,我相信事情是一步步幹出來的。王興務實嚴謹,這一點吸引了我。”在去美團網之前,他在杭州觀摩美團網城市經理的交流會,坐在最後一排看臺上的年輕人情緒高漲,依稀看到了十年前的阿里人。“我在十年的這些經驗,如果用到這批人身上,應該會很有成就感。”
他也見了美團網的高管們,對這些人印象很好,激情、實幹。跟什麽樣的人一起做什麽樣的事,其實第一個比第二個重要。
2011年11月,幹嘉偉來的時候正是團購行業跌入低谷。“我相信我的判斷,我看好這個行業,認同這幫人。再好的行業里,也有做倒閉的企業,你在爛的行業里,也有做成功的企業。”
身為COO,幹嘉偉負責美團網的供應鏈管理,銷售部、品控部、編輯部、銷售支持部、客服部、商品團購部均歸他管理。他跟各個部門的人聊,感覺“美團網能撐到今天挺不容易的,甚至不是犯錯誤,是壓根兒不知道什麽是錯誤。”
他開始大刀闊斧進行銷售團隊的改革,在硬件上,改變組織結構;在軟件上,確立銷售管理制度;執行“狂拜訪、狂上單”的業務策略。這三板斧奠定了2012年美團網業績的增長。
在寫《九敗一勝:美團創始人王興創業十年》這本書時,我就深有感觸,也是因為這樣的團隊,才能說明王興是一個什麽樣的CEO。看一個CEO的層次,是要看他身邊人的層次。CEO老弄一般的人才圍聚在身邊,那CEO的層次也上不去。只有將厲害的人才聚集在自己身邊,CEO的層次才能上去。
CEO用什麽樣的人,就能聽到什麽樣的建議,靠譜的人就是靠譜的建議,這樣CEO就能解放出來,有更多的時間去關註更重要的事、未來的事。如果是不靠譜的人,那CEO就得忙死了,要麽他背著CEO做很多不靠譜的決定,要麽他整天來問你這個該怎麽辦那個該怎麽辦。
王興說:“如果說美團網的問題,就是引進人才上面還是做的不夠好。我覺得應該更激進一些。我們的人都是靠譜的人,但當公司業務規模進一步擴大,團隊進一步擴大,你需要很多更專業的技能,這些技能可以學,不過需要時間,關鍵是我們公司的增長非常快,這跟花費時間學習是沖突的。
和而不同。如果大家目標不一致的話,會制造出問題,誌同道合非常重要。但另外,和而不同也非常重要,就是說和他完全一致,那有一個人是多余了。
一方面肯定專業領域還是有專長的,其它的話,他認可這個事情,同時有執行能力。性格無所謂,但是價值觀肯定是大致吻合,我肯定會跟他講我們是什麽樣的,不能因為他的到來而改變,也不能被改變,我希望先搞明白他大致是怎樣的人,我說我們是怎樣的一家公司,你看合適不合適,如果不合適,大家在一起會很痛苦。
引進人才必須在價值觀立住之後,不然越高端的人才,失敗率越高,引進高管可能有5%的成功率不錯了。先得立住價值觀,才能引進人才。”
本文摘自李誌剛新書《九敗一勝:美團創始人王興創業十年》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 SA)表示,由於供應緊張,黃金借入美元的利率已經變為負數,預示著黃金短線可能從四年低位反彈。
彭博每日一圖顯示,從周線圖來看,三月期黃金遠期拆借利率(GOFO)已經變為負值。去年該利率四次降至負值,其中有三次黃金價格出現反彈。
法國外貿銀行經濟學家Evariste Lefeuvre在11月10日的報告中稱,這是一個押註黃金反彈的窗口期。
類似於現貨升水(現貨價格高於期貨價格),GOFO利率為負意味著交易商借出黃金換取美元時,不僅不用支付利息,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利息。
Lefeuvre指出:“這明顯是一個選擇做多的好機會,這種反轉通常伴隨著價格的上漲。由於近期這種反轉尤為嚴重,我們建議在短期采取做多的策略。不過我們中期依然看空金價。”
從市場走勢來看,國際現貨黃金已經從11月6日的四年半新低1131美元反彈至目前的1160美元附近。
截至北京時間今晚20:21,國際現貨黃金報1162.75美元。
小貼士:
GOFO (Gold Forward Offered Rates),直譯為黃金遠期拆借利率,國內多把它譯為“黃金出借利率”。
GOFO利率是由倫敦黃金協會(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每日倫敦時間上午11點在其官方網站(www.lbma.org.uk)公布的。
據其官方解釋,GOFO由其做市商成員:加拿大豐業銀行、高盛公司商品部、加拿大皇家銀行、摩根大通、法國興業銀行、匯豐銀行和瑞銀集團提供。代表了做市商會員用掉期借出黃金換美元的利率,GOFO平均值(GOFO mean)提供了黃金掉期利率的國際標準值。它的作用是提供了黃金利率掉期交易和黃金遠期利率協議的基準。
GOFO期限一般有1個月、2個月、 3個月、6個月和一年。期限最多一年。在黃金租賃市場時常有各國央行的身影。央行時常有外匯頭寸的調劑要求,所以產生了黃金與美元互換這個品種。各國預算都為一年,所以黃金出借期限一般上限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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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不出意料地維持了現有購債規模。不過這一次,黑田東彥贏得了大部分委員的支持。
在上個月的政策決議中,日本央行內部的九名成員對於是否擴大QQE的投票結果是5:4。雖然最終決議通過,但黑田受到了空前的挑戰。
但這次會議的投票結果是8:1,只有一名委員反對繼續維持每年80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規模。這意味著,有三名成員轉而支持黑田東彥的立場。這對黑田無疑是一大勝利。
如今,孤註一擲的黑田已經將自己逼入了寬松的單行道,他通過雷厲風行的資產購買,向市場表達了不達通脹目標誓不罷休的決心。
雖然上個月意外的降息讓他備受指責,但今天的投票結果意味著,他在擴大寬松問題上獲得了更多的同盟。
據英國《金融時報》,瑞穗證券首席市場經濟學家Yasunari Ueno表示,反對者轉變態度並不意外:“一旦政策塵埃落定,他們會選擇不再為市場帶來額外的震蕩和混亂。”
而據彭博,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證券經濟學家Naomi Muguruma則稱:“低通脹仍然是最大的憂慮,黑田可能會在明年下半財年考慮再次加大刺激規模,但至少目前來看,他不用再擔心委員會的反對。”
黑田表示,日本的核心CPI短期內可能會停留在1%的水平,甚至更低。而就在四個月前,黑田還信誓旦旦地稱通脹“沒有可能”降至1%以下。
根據2013年4月央行推出QQE時的目標,通脹應該在兩年內達到2%。
在本月的會議上,日本央行對全球經濟的評估比上個月更糟,但他們預計日本經濟增長仍將“超過其潛力”,增速在0.5%左右。
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黑田東彥還就昨天安倍晉三推遲上調消費稅進行了點評。他表示,日本的債務負擔仍然是全球之首,政府和國會應該對此負責。央行的責任在於完成通脹目標。
路透評論稱,黑田這是在表達對安倍政府的不滿,因為後者沒有遵守其與央行的協議。該協議約定,日本央行將竭盡所能達成通脹目標,而政府承諾采取措施鞏固財政。
在黑田看來,自己正全力以赴,但政府卻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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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股語者 於 2014-12-21 18:45 編輯 什麽樣的國家將贏得未來 作者:丁力 編者按:這是一篇4年之前的文章。當時歐債危機,全球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作者這篇文章從一個很高視角探討了變革、主義、平等、民主等國家的定位,震耳發聵。現如今,4年過去了,全球除了美國一枝獨秀,其他國家和地區似乎再次徘徊在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爭相印鈔和貨幣貶值的泥潭邊緣。 哪些發生了變化?哪些沒有?我們是否在一次次重複過往的錯誤?什麽是我們值得思考的?我們有多少個4年可以揮霍? 所以格隆匯在4年後分享這篇,期待有所啟發: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我們不能指望全球經濟在2012年顯著好轉,還要擔心可能爆發新的經濟危機。 目前這場危機已經持續3年多,情勢仍在蔓延中。危機中的國家都在探究病因,尋找出路。由於起因在制度,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危機,因此解決方案的一大部分當在經濟之外。歐美民眾的“占領”抗議當然是這場危機的一個結果,而中東的抗爭其實也是經濟原因誘發的,肇始於一個小販的自焚。如今,民主化浪潮已經蔓延到了東亞,東盟的窮國緬甸正在嘗試開放政治領域,而金正日之後的朝鮮或許將不得不做出某些改變,讓百姓多得一點口糧。 政治制度必須符合經濟狀況,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是對的。危機中的國家要改變他們的制度——雖然未必是基本制度。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阻擾下,變革通常會被拖延很久。我們要明白的一個常識是:變革只會被推遲,不會被扼殺;當被阻撓的變革到來時,必將釋放出更強大的爆發力。 幾年之後,當這場危機結束的時候,世界經濟版圖將開始出現大的變化,而國家間新的實力對比能夠改變地緣政治的格局,不過,這會是一個時間較長的過程。由於還存在很多變數,還有很多未知因素尚未發揮作用,現在不能預知未來的世界格局將是怎樣的,或哪個國家(國家集團)將成為贏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做出最恰當變革的國家將贏得未來。 歐美危機的形成 當前這場全球經濟危機起源於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那是一種個人債務危機。這些債務人受到地產公司和金融公司的誤導和欺騙,因為個人舉債過多,無力償還,造成房地產泡沫破裂。 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直想對華爾街實施更多的監管。本月17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3年的調查之後,指控房利美、房地美這兩家房地產公司的CEO等多名高管欺詐,對他們提起訴訟。 至於美國聯邦政府可能關張,則是受困於國會對政府預算案的制約,不是美國真正缺少資金。政府與國會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分配預算。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在促成了範圍更廣的醫療保障體系之後,又想為1.2億美國工人每人減稅1500美元,而議會的共和黨人想借此推動他們的管道計劃。雙方最終達成妥協,各得其所。12月17日,參議院通過了一萬億美元的撥款議案,美國政府得以繼續開門。 美國的兩大政黨的選民基礎不同,民主黨更多照顧平民的利益,而共和黨更多維護企業的利益,兩黨之間的權力更叠實際上也是政策在左右之間的搖擺。不過,美國人一般篤信個人奮鬥,對政府一直疑慮重重,歐洲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政府包辦模式在美國沒有很多支持者。即使這樣,美國人也享有很好的福利,而且他們的福利還在增加中。 與美國的個人債務危機不同,歐元區的危機主要表現為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是政府欠債,而欠債的主要原因則是過高的福利支出。歐元區國家的發展很不平衡,債務危機多在相對落後的南歐。如果把歐元區看作是一個國家,那麽,這些國家的債務就是地方政府債務。當然,這些債務很少用來支付給政府和官員,不會激起民怨。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對通貨膨脹高度警惕,不願意多印鈔票來償債,稀釋大多數人的財富;也不願意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讓南歐人有更多的閑暇曬太陽,這是危機一時沒有解決的主要原因。此外,德國受戰敗的影響,對發揮地區領導作用多有遲疑。但經過多年的深刻反省,德國已經改變了鄰國的態度,不僅與法國合作密切,現在連長期受害國波蘭也在期待德國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德國或將成為贏家,帶領歐元區其他國家走出危機。 比照美國和歐洲的危機成因,可以看出,無論政策是偏左或者偏右,縱容企業或平民,都潛伏著危機。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需要在各種社會力量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兼顧各方利益,而危機拖延的主要原因則是各利益方的博弈。如果歐美政府能夠斷然犧牲某些特定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危機本來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是,這些政府根本沒有權力做出這個極不道德的、制造動蕩的選擇。 事實上,這場危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政府的危機,不是民眾的危機。正因為歐美政府的權力很有限,如果歐美政府能夠隨意強拆房屋、操縱股市、控制匯率、濫印鈔票,而民眾無權也無力反抗,甚至無法理解他們自己的貧困狀況,那麽,這場經濟危機就不會發生,但社會動蕩將不可避免。 東亞模式 在歐洲和美國之外,還有其他的經濟模式,比如東亞模式,以日本為先行者。在上個世紀,日本是東亞經濟的領頭雁,後發國家都或多或少模仿了日本的成功經驗。 這個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政府、銀行、大企業之間建立起錯綜複雜的關系,投資由政府指導和配置,生產以出口為導向,而國內消費不振。日本是註重精英的社會,但同時也很平等,收入差距較小,而且未來的收入可以預期。這算是日本的特色之一。19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又沒有能力解決。此後,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亞模式的其他國家又受到重挫,東南亞的小龍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相繼倒下,至今沒有恢複原來的發展勢頭。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韓國政府極力扶植和指導的一些超大企業(如Chaebol)破產。韓國多位前總統因經濟問題受審,又有盧武鉉跳崖自殺,自證清白,這些也是官商一體的結果。但在危機之後,韓國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做出了很大的改變,經濟又複興了。 在東亞模式中,中國走得最遠,而且現在好像是一枝獨秀,號稱“中國模式”。如果以發展的結果看,中國還算不上什麽成功。即使與1985年以前的日本、1998年以前的韓國相比,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面仍然瞠乎其後。例如,當時日本和韓國的品牌在國外更知名,國民更富裕,國民福利更完備。 當然,像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未必就是優點。在東亞模式中,中國的權力更集中,政府主導經濟的力度也更大,企業的創新能力更差,而它們造假投毒的動力卻不小。目前除了政治行當之外,中國的各行各業都在“山寨”——這個詞不僅指侵權仿制,還有水泊梁山的那種“山寨”——占山為王,攔路搶劫。為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與環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過去數十年,在已經或將要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危機被轉移到社會,社會中下階層(農民、工人、中產階級、民營企業家)依次被犧牲,被當作經濟跨越壕溝的填充物。現在,我們可能面臨著社會和經濟的雙重危機,而社會危機已經沒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前些天,股市一跤跌回十年前。中國的股市是“政策市”,其實就是政府坐莊,股市莊家也如同阿Q的家鄉未莊設賭攤的莊家一樣,一遍又一遍地唱:“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於是,散戶阿Q的銅錢就沒有了。有一次,阿Q贏了錢,但“他不知誰和誰為什麽打起架來了”。人群散去後,他“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好像是挨了打,最關鍵的是,“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 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提議把養老基金的資產放入股市,央行前行長、現社保基金理事會會長戴相龍做出響應。這兩位金融專家肯定知道,股市是險地,投資股市是一著險棋。但莊家需要贏更多的錢。嚴重畸形的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將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在貧困中到來的老齡化將會雪上加霜。養老基金本來不多,分配嚴重不均,又被“管理”得千瘡百孔,如果再在股市失去一部分,今後的老人將如何生存? 與股市異曲同工的是通脹。嚴重的貨幣超發的打擊面更大,幾乎傷害到全體國民,偷走他們的錢,而且超發在好多年前就開始了,因輕易得手而一再重複。 社會危機積壓了數十年,本來應該隨時解決,卻被穩定下來。在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中,中國仍然有充足的應對手段。但是,這次需要既得利益者做出讓步,絕不能再由中下層承擔損失了。中國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政府部門僅在年底突擊花錢的數字就達3.5萬億人民幣之巨。這些錢的一部分可以用來幫助窮人,穩定社會,還需要補償過去缺失的正義。 經濟危機或將來臨。但是,在有改革決心的前提下,一場經濟危機對中國不完全是壞事,它將給改革提供契機和動力。據說,歷史的最大教訓是:人們從來沒有很好地汲取歷史教訓。於是“黃宗羲定律”成為定律,王朝一再興衰,制度卻沒有改進。統治者前赴後繼地掉進同一個坑里,樂此不疲。 平等可行嗎 社會主義的一個理想是平等。中國目前的一個迫切需求也是平等。 但是,平等在很多時候只能是一個理想。在寓言小說《動物農場》中,喬治·奧威爾描繪了一個理想國的破滅。這個理想國是由農場的動物們建立的,牛馬羊雞鴨鵝等家畜家禽在偉大領袖豬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人類的統治。但打下江山之後的豬很快墮落了,用恐怖手段建立起更為專制的統治。豬的新標語是用“有些動物更平等”來替代以前倡導革命時的口號。 在革命後的動物農場中,嚴重的不平等和非正義都是在平等的理想中產生的,否則邪惡不會這麽肆無忌憚。這不是“播下龍種,收獲跳蚤”,因為播下的本來是跳蚤種,人們卻期望收獲巨龍。高遠的社會理想從來不曾懷過龍種。 在中國的歷次農民暴動中,領袖多有以“均貧富”為號召者,這個經濟平等的訴求從來不曾達到。“勝者為王”的遊戲把“江山”作為獎品,繼續維持(即使沒有加大)原來的不平等。 正統的儒家不願意參與商業活動,也堅決反對官府“與民爭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們的主張近似經濟自由主義,但他們又非常同情底層人民。儒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把自己的責任放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內,把贏利的事情留給商人。 在《精英的興衰》中,帕累托說:“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幹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這樣的精英是對社會有利的,即使其中有些壞人。在得到嚴格執行的好的法律體系中,生產商不敢往食品里添加毒物,這時的他們就是好人,且不論他們的本性如何。 在集權國家,因為缺少平等機會,“致富”不是合理競爭的結果,所以才會有“仇富”。對於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仇富”者卻贊賞有加,毫無微言,甚至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在他們那里的名聲也不壞。他們仇的只是機會的不平等、財富得來的不正當。 帕累托強調精英的流動性。流動性在有序競爭中產生。政治和經濟一樣,都需要競爭才可以保持活力。競爭推動社會的發展,壟斷只能導致僵化。如果沒有流動性,那將如張木生先生所說的:“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狼下黃鼠狼,黃鼠狼下耗子,而耗子下出來的第四代只能是跳蚤,不可能是龍。 任何社會都必有精英。缺乏流動性和競爭將制造偽“精英”,而不是帕累托定義的那種。在17年前的克拉瑪依大火中,領導一聲“讓領導先走”,離火源最近、離大門最遠的官員們安全撤離,288名中小學生死亡。此後,在汶川地震中,學生大批死傷在學校;在今年的甘肅校車事故、江蘇校車事故中,學生死在10倍超載的校車里,甚至連死難者的數字都有異議,而領導坐著高檔轎車“先走”了。雖然官本位制度使得官員睥睨一切,唯有官員才被當作精英,但“脫離群眾”的官員無論如何都不是真精英。 中國古代文明昌盛的原因之一是科舉制,它保證了精英階層的流動性,也提供了一定的機會平等,雖然考試制度的一大弊端是制約創新。科舉已亡,在現代社會能夠提供機會平等的唯有民主制。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回到前面的左與右的話題。左右之爭也是主義之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類似的爭論在西方也存在。雖說是“西方那一套”,其實同屬西方的歐美大不相同,歐洲內部各國也很不一樣。大致說來,歐美對這兩個主義的不同傾向是它們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歐洲國家多一些社會主義,註重提供更多的國民福利,終於不堪重負,因此造成了主權債務危機。美國多一些資本主義,鼓勵創新和冒險,但金融業者的私利在“創新”中失去約束,由此,新的金融衍生品促成了個人債務危機。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說法,資本主義的最大動力在於創新。資本家在創新中承擔風險,享有由此帶來的收益。他認為,失去創新能力的資本主義終將被社會主義取代。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蓋茨、喬布斯的稀世才華才有用武之地,他們為市場提供了新技術,而不只是經營商業。自19世紀以來,美國的商業天才就層出不窮。當今的中國更有雄心,不久前,幾位中級官員表示,他(她)們要培育、領導數十名、數千名喬布斯。喬布斯不屬於他(她)們領導。社會主義的優勢在於廣泛而平等的國民福利。但是,如果缺少創新帶動的經濟發展,慷慨大方的國民福利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還會遏止創新——優越的生活條件鼓勵懶漢,而創新是艱苦和高風險的。 兩個主義之爭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卡爾·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也承認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事實上,我們今天享用的物質條件幾乎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思想財富也有一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創造的,其中包括那兩個主義及其爭端。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歐洲,在歐洲的勢力一直比在美國強大。歐洲長期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19世紀後期開始向工人提供社會福利。在1929年的危機之後,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美國也出現了政府幹預經濟的變化。凱恩斯及其信徒的成功、蘇聯的一度成功,也在為這個趨勢推波助瀾,全球向左轉。在冷戰中前期,熊彼特、約翰·加爾布雷斯等學者都對馬克思表示敬意,而他們被中國貼上的標簽卻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這個時期,倡導自由市場的奧地利學派受到排斥。在1980年代初,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推行自由經濟,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向蘇聯發起直接挑戰,在國內壓縮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監管。這時,奧地利學派才又逐漸受到重視,而中國也開始了改革開放。 二戰之後,歐洲的民選政府都是在中左和中右之間搖擺,極左和極右都沒有市場。前些年,在奧地利和法國,極右(其民族主義等立場更接近中國的左)曾略有擡頭,立刻遭到抗議和抵制。其實,對照中國的極左政治觀點,歐洲的極右卻相當溫和,一點也不“極端”。 在建立他們的理論模型的時候,經濟學家往往首先假設市場上有充分競爭。但事實並非如此。從來不曾有過完全的市場經濟,影響市場的最強大的力量是政治。在各個國家,政治對市場的幹預有多有少,政治對民眾的開放程度也有多有少,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因此,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有國家都處在這兩者之間的某一點上,既有資本主義,也有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變化,不過是“姓社姓資”哪邊多一些,而且是可以全民爭論的。 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窮無力支撐社會主義。但徹底的社會主義卻必然導致貧窮,而且還是“通向奴役之路”,這個判斷是哈耶克得出的,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還有20世紀集權國家的現實證明。如果權力集中,公有財產必然和權力一起成為少數人的私有物,成為控制大多數人的工具。但是,在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前提下,有限的社會主義會可以帶來更多的國民福利、更多的收入平等。在公開透明中的有限再分配不會太多遏止資本主義的創新。兩全其美的保證是民主制度。熊彼特認為,社會主義可以是民主的。 剝削制度不僅是資本家的特權,況且他們中的許多人發現了市場機遇,提供了資本、管理,並為此承擔風險,特別是在創新之中。因此,他們的利潤是合理的;在一定範圍內,他們的“剝削有理”。介入市場的官員則不同,他們的利潤以社會為代價,而他們創造的風險則由社會承擔。更有甚者,在財富分配的半途中攔路打劫,甚至連救災濟貧的善款也不放過。 更多的平等不可得。過多強制的經濟平等也是一種剝削——對勤勞者、傑出者的剝削,並導致嚴重低效率。這在20世紀後期的中國得到證明。在1980年代中後期,對於收入的流行評論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前者屬於“計劃經濟”,珍貴的導彈設計師的勞動得不到尊重;後者屬於“市場經濟”,即使從事卑微的工作也能有不錯的收入。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權力迅速擴張,貧富差距急劇加大,而且是缺乏合法性的差距,於是有人對文革式的“平等”的懷念多了起來,盡管那時也不過是如奧威爾筆下的“有些動物更平等”。 在中國對經濟控制最嚴密的時候,官員們也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嚴厲打擊農民用雞蛋換食鹽等不法行為,反證了市場的頑強存在。而在鼓勵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美國,窮人也享有福利,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要求政府給予更多的照料,註重爭取中下層選民的民主黨在和他們呼應著,如“占領華爾街”的那些人。 所以,主義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民主 |
意大利投資大亨Andrea Bonomi昨日宣布,放棄對法國假日酒店集團“地中海俱樂部”(Club Med)收購權的爭奪,法國史上歷時最久的收購戰宣告結束,複星國際苦戰告捷。
Club Med成立於1950年,是全球最大的度假酒店連鎖集團。Bonomi在距提高收購報價最後期限還有五天時做出了該決定,使得複星國際及其合作夥伴成為Club Med唯一的競購方,複星自2013年5月開始的漫長收購終於塵埃落定。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Bonomi發言稱,他和他的搭檔之所以認輸,是因為“目前的形勢和估值水平已經無法保證,收購Club Med從長遠考慮仍是投資機會。”
複星集團於2013年5月首次對Club Med提出收購要約,報價每股17歐元,後提價至17.5歐元,但仍不敵Bonomi於2014年6月首次提出競爭要約時的報價21歐元,最終決定放棄收購。2014年9月,複星殺出回馬槍,在競價最後期限前出手,發起新一輪收購,將報價提高到了每股22歐元。
2014年12月5日,Bonomi將每股收購報價提至24歐元。12月19日,複星國際集團與其合作方決定再次提升收購報價至每股24.60歐元,對Club Med估值9.39億歐元。Bonomi最終決定不再提高收購報價。
華爾街見聞文章此前介紹過,複星國際曾表示,收購Club Med後,將推動其在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樹立品牌,以搶占新興市場份額,同時擴展自身的全球旅遊業務。複星近日還確認,如競購成功,巴西億萬富豪Nelson Tanure將成為Club Med大股東,推動該品牌在拉丁美洲發展。
目前,複星國際持有Club Med約18.4%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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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機構Oxford Economics稱,其對希臘1月25日大選的民調結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分析顯示,激進黨派Syriza將在大選中獲得“決定性勝利”,推進其反緊縮的政策。
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引起了市場的恐慌,大量資金湧入避險資產。希臘國債收益率大漲,而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至歷史新低。
Syriza承諾,如果當選,將對希臘援助項目的條款進行重新談判。
德國政府昨日希望緩解市場對希臘退歐的恐慌,不過投資者依然感到緊張。投資者的緊張並非沒有道理。
Oxford Economics的分析顯示,Syriza已經獲得足夠支持,獲得大多數選票。其報告指出:
Syriza的最終得票率可能高於36%。Syriza的表現在過去的20次民調中都很穩定,在最近5次的民調中,Syriza的得票率都高於40%。
Oxford Economics的Gabriel Sterne的報告指出,
如果現在的執政黨New Democracy party可以將大選和退出歐元區公投劃上等號,那其有可能縮小與Syriza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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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先讓使用者想要戴在身上,再來談功能!」Misfit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武桑尼(Sonny Vu),一語道破當前所有穿戴式裝置的迷思。 相較於其他有如科幻電影中的酷炫高科技,Misfit的產品Shine技術含量可以說是相當低。沒有複雜的操作方式,甚至連觸控面板也沒有,功能簡單到只有兩項:記錄你的健康指數如心跳、卡路里,監測你的睡眠品質。 類似的功能在市場上已經有成千上萬種產品,但Misfit竟然可以吸引到亞洲首富李嘉誠,小米集團執行長雷軍與中國第二大電子商務網站京東投資,背後的秘密是什麼? 賣設計,珠寶外型強化配戴動機 「Misfit選擇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設計』,」《富比世》(Forbes)雜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Shine是穿戴式裝置市場中的一大亮點,相較於其他冷冰冰的科技產品,「它更像是一顆珠寶或配件。」 機身用航太等級的鋁合金切割而成,造型圓滑輕巧,重量僅九‧四公克,外表看起來像顆金屬馬卡龍,可以搭配表帶掛在手上,或是鑲成項鍊戴在胸前。領口、袖口,甚至鞋子上,都有專屬的配件可以搭配組合。 沒任何按鈕,機身僅鑲著十二顆LED燈,用來顯示你的運動紀錄。若要操作設定,只需要下載App把產品放在手機上,自動就會進入控制模式。 與市面上所有類似功能的裝置如智慧型手表、手環等相比,Shine最大的特點,在於長達六個月的電池續航力,以及水下五十公尺的專業防水功能。 「九○%的人對穿戴式裝置感到厭煩, 都是因為要一直拔下來充電,」Misfit的投資者之一、矽谷創投TransLink Capital合夥人夏陸如說,對一般使用者來說,穿戴式裝置不像手機那樣是生活必需品。「你會因為忘記帶手機而專程跑回家,但絕不會為手表或手環這麼做。」 賣服務,簡化功能拉長待機時間 夏陸如認為,Misfit先用出色的外觀設計,誘發消費者配戴的動機,再犧牲複雜的功能,換取持久的電池效能,「完全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是很聰明的做法。」 比產品本身更有話題性的,是Misfit的共同創辦人史考利(John Sculley)。 這位蘋果前執行長,最廣為人知的事蹟就是在擔任百事可樂總裁時,被蘋果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挖角到蘋果擔任執行長十年,之後又開除掉賈伯斯。 這位與賈伯斯有過恩怨情仇的企業家,Misfit正是他離開蘋果後,創辦的第四家公司。 他表示,Misfit本質上像是大數據分析公司,就像蘋果打造的生態系統一樣,只要有越多使用者,蒐集到越多的數據,能夠提供的服務與獲利服務就更多。 在史考利眼中,Misfit的共同創辦人武桑尼就具備這樣的能力。 越南裔的武桑尼,學經歷相當驚人,擁有美國伊利諾州數學學士與MIT(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博士學位,曾在微軟亞洲研究院研究語音辨識技術,後來他自己出來創業,替糖尿病患者生產血糖測量儀,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史考利。 「他投資了我當時的公司,後來也變成了很好的朋友,」武桑尼在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說。 二○一二年,他觀察到穿戴式裝置的市場即將起飛,把Shine的設計概念丟到群眾募資平台Indiegogo上,沒想到十個小時內,就籌募到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百二十萬元)的資金。 這讓他意識到,消費者要的不是擁有強大功能的新產品,外觀設計與使用效能才是關鍵。「既然是『穿戴』,就要讓人想戴,而且戴起來要毫無壓力,」武桑尼說。 不賺硬體,改賺大數據分析! 這個策略完全正確。發售第一個月就賣出四萬個,不到一年就開始獲利。但如同史考利說的,真正賺錢機會不在硬體,是背後的大數據分析。 總部設在舊金山,生產製造在韓國,軟體應用開發團隊則在越南。負責研發的武桑尼想要打造的,是一個跨國軟硬體整合的平台;史考利最主要的工作,是到處去談策略合作,讓Misfit的品牌與可口可樂、蘋果、維多利亞的秘密等掛在一起,在最短的時間內打響知名度。 「我們並不缺錢,」武桑尼說:「我們的目標是做出一個讓人們會喜歡的產品,然後再來思考下一步的事。」 相較複雜精緻的Apple Watch,這款簡單的產品,似乎有更強爆發力。 |
蘋果在過去的這個季度也許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營收和凈利潤同比增長均超過了30%,似乎又重新回到2012年以前的高增長時代的勢頭。且莫高興過早!這個季度的強勁增長主要受營收增長和毛利率的同步提升,而營收增長又受到價格和銷量的同時增長,這些都歸功於去年9月份發布的iPhone 6/6Plus,其平均價格明顯高於一年前,2013年9月發布的是iPhone 5C和5S。
接下來的這個季度,這些因素的驅動效應將明顯下降:在已經公布預報的接下來這個財季,如果按照535億美元的營收平均預測值,則營收同比增長為17%,而毛利率的平均值則低於去年同期0.3個百分點。
同時,蘋果股票最近大半年來的強勢增長,與其說是受業績驅動,不如說是受財技驅動。在喬布斯逝世幾個月後,蘋果打破了喬布斯不分紅的慣例,發布了450億美元的分紅和股份回購等一攬子資本返還計劃,實際上這個規模在執行中一次次增加,迄今累計的返還金額已經達到1030億美元,其中超過570億美元是在過去12個月返還的。
這些返還無疑會助推股價,而該公司在去年4月實施的拆股計劃,無疑是另一股強勁的助推力量。從宣布資本返還計劃以來,其漲幅為60%,和去年拆股計劃實施以來的漲幅相似。
除此之外,蘋果過去這個季度業績的漂亮表現,也與過去幾年的需求積累有關:從2011年開始,蘋果開始在每年9月或10月發布新品,這就意味每年的最後一個季度成為該公司新品吸引力的重要指標。
2011年10月蘋果發布的是iPhone 4S,2012年9月發布的是iPhone 5,2013年9月是iPhone 5C和5S,2014年9月是iPhone 6和6Plus。與之相應的是,2012年的最後一個季度iPhone銷量增長29%,2013年最後一個季度iPhone銷量同比增長6.7%,而2014年最後一個季度iPhone的銷量則增長了46%。
我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蘋果發布新品後的一個季度營收增長的速度在下降,這要麽意味著蘋果的用戶擴張在放緩,要麽其促使既有用戶換機的能力在下降。
對蘋果而言,產品的持續吸引力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決定其命運。最初,用戶會在購買決策的天枰上同時放上蘋果一流的硬件體驗,和與眾不同的應用商店,但現在谷歌安卓在開放政策的作用下,應用豐富度已經足以替代蘋果,這將減少那些為了使用蘋果應用而購買蘋果產品的用戶,從而使蘋果商業帝國更加依賴蘋果產品的表現。
換句話說,如果用戶不再使用蘋果產品,特別是其手機,整個蘋果商業帝國將分崩離析,即便是App Store也不例外——這也許就是蘋果閉環模式的宿命。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是蘋果正在喪失其對產品吸引力的控制。
以過去這個季度為例:Mac的增長在個位數。服務(包括App Store)增長一直徘徊在個位數。iPad處於負增長中。其他產品處於負增長中。
在智能手機高速增長時代結束前——即便在扮演其重要增長引擎的中國市場,這一刻也已經來臨——蘋果必須找到新的規模足夠大的新市場,比如電視或汽車,但蘋果在這方面沒有給出足夠的信心。
而更糟糕的是,稍有不慎,就會中了財技式增長的毒,喬布斯開創的創造力將一點點被侵蝕掉,那樣一來,蘋果就很可能成為戴爾第二。對此,我在幾年前的另一篇專欄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如果錯過這些機會,蘋果很可能的結局是,像戴爾那樣,被投資者高企的預期壓得喘不過氣,在產品市場和互聯網市場發展結構性變化之後,成為一頭只能產生可觀現金的老牛。就像2006年以來,盡管它的營收增長出現了滯脹,但仍然能獲得可觀的盈利和現金,但資本市場已經近乎絕望——它目前的股價只有2005年時的1/3。
本文作者尹生,曾任《中國企業家》資深記者兼TMT負責人、《數字商業時代》執行主編。想閱讀其更多相關文章,請訂閱尹生微信公號,價值線:jia-zhi-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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