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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股語者 於 2014-12-21 18:45 編輯 什麽樣的國家將贏得未來 作者：丁力 編者按：這是一篇4年之前的文章。當時歐債危機，全球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作者這篇文章從一個很高視角探討了變革、主義、平等、民主等國家的定位，震耳發聵。現如今，4年過去了，全球除了美國一枝獨秀，其他國家和地區似乎再次徘徊在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爭相印鈔和貨幣貶值的泥潭邊緣。 哪些發生了變化？哪些沒有？我們是否在一次次重複過往的錯誤？什麽是我們值得思考的？我們有多少個4年可以揮霍？ 所以格隆匯在4年後分享這篇，期待有所啟發：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我們不能指望全球經濟在2012年顯著好轉，還要擔心可能爆發新的經濟危機。 目前這場危機已經持續3年多，情勢仍在蔓延中。危機中的國家都在探究病因，尋找出路。由於起因在制度，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危機，因此解決方案的一大部分當在經濟之外。歐美民眾的“占領”抗議當然是這場危機的一個結果，而中東的抗爭其實也是經濟原因誘發的，肇始於一個小販的自焚。如今，民主化浪潮已經蔓延到了東亞，東盟的窮國緬甸正在嘗試開放政治領域，而金正日之後的朝鮮或許將不得不做出某些改變，讓百姓多得一點口糧。 政治制度必須符合經濟狀況，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是對的。危機中的國家要改變他們的制度——雖然未必是基本制度。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阻擾下，變革通常會被拖延很久。我們要明白的一個常識是：變革只會被推遲，不會被扼殺；當被阻撓的變革到來時，必將釋放出更強大的爆發力。 幾年之後，當這場危機結束的時候，世界經濟版圖將開始出現大的變化，而國家間新的實力對比能夠改變地緣政治的格局，不過，這會是一個時間較長的過程。由於還存在很多變數，還有很多未知因素尚未發揮作用，現在不能預知未來的世界格局將是怎樣的，或哪個國家（國家集團）將成為贏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做出最恰當變革的國家將贏得未來。 歐美危機的形成 當前這場全球經濟危機起源於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那是一種個人債務危機。這些債務人受到地產公司和金融公司的誤導和欺騙，因為個人舉債過多，無力償還，造成房地產泡沫破裂。 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直想對華爾街實施更多的監管。本月17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3年的調查之後，指控房利美、房地美這兩家房地產公司的CEO等多名高管欺詐，對他們提起訴訟。 至於美國聯邦政府可能關張，則是受困於國會對政府預算案的制約，不是美國真正缺少資金。政府與國會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分配預算。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在促成了範圍更廣的醫療保障體系之後，又想為1.2億美國工人每人減稅1500美元，而議會的共和黨人想借此推動他們的管道計劃。雙方最終達成妥協，各得其所。12月17日，參議院通過了一萬億美元的撥款議案，美國政府得以繼續開門。 美國的兩大政黨的選民基礎不同，民主黨更多照顧平民的利益，而共和黨更多維護企業的利益，兩黨之間的權力更叠實際上也是政策在左右之間的搖擺。不過，美國人一般篤信個人奮鬥，對政府一直疑慮重重，歐洲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政府包辦模式在美國沒有很多支持者。即使這樣，美國人也享有很好的福利，而且他們的福利還在增加中。 與美國的個人債務危機不同，歐元區的危機主要表現為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是政府欠債，而欠債的主要原因則是過高的福利支出。歐元區國家的發展很不平衡，債務危機多在相對落後的南歐。如果把歐元區看作是一個國家，那麽，這些國家的債務就是地方政府債務。當然，這些債務很少用來支付給政府和官員，不會激起民怨。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對通貨膨脹高度警惕，不願意多印鈔票來償債，稀釋大多數人的財富；也不願意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讓南歐人有更多的閑暇曬太陽，這是危機一時沒有解決的主要原因。此外，德國受戰敗的影響，對發揮地區領導作用多有遲疑。但經過多年的深刻反省，德國已經改變了鄰國的態度，不僅與法國合作密切，現在連長期受害國波蘭也在期待德國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德國或將成為贏家，帶領歐元區其他國家走出危機。 比照美國和歐洲的危機成因，可以看出，無論政策是偏左或者偏右，縱容企業或平民，都潛伏著危機。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需要在各種社會力量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兼顧各方利益，而危機拖延的主要原因則是各利益方的博弈。如果歐美政府能夠斷然犧牲某些特定人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危機本來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是，這些政府根本沒有權力做出這個極不道德的、制造動蕩的選擇。 事實上，這場危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政府的危機，不是民眾的危機。正因為歐美政府的權力很有限，如果歐美政府能夠隨意強拆房屋、操縱股市、控制匯率、濫印鈔票，而民眾無權也無力反抗，甚至無法理解他們自己的貧困狀況，那麽，這場經濟危機就不會發生，但社會動蕩將不可避免。 東亞模式 在歐洲和美國之外，還有其他的經濟模式，比如東亞模式，以日本為先行者。在上個世紀，日本是東亞經濟的領頭雁，後發國家都或多或少模仿了日本的成功經驗。 這個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政府、銀行、大企業之間建立起錯綜複雜的關系，投資由政府指導和配置，生產以出口為導向，而國內消費不振。日本是註重精英的社會，但同時也很平等，收入差距較小，而且未來的收入可以預期。這算是日本的特色之一。19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又沒有能力解決。此後，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亞模式的其他國家又受到重挫，東南亞的小龍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相繼倒下，至今沒有恢複原來的發展勢頭。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韓國政府極力扶植和指導的一些超大企業（如Chaebol）破產。韓國多位前總統因經濟問題受審，又有盧武鉉跳崖自殺，自證清白，這些也是官商一體的結果。但在危機之後，韓國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做出了很大的改變，經濟又複興了。 在東亞模式中，中國走得最遠，而且現在好像是一枝獨秀，號稱“中國模式”。如果以發展的結果看，中國還算不上什麽成功。即使與1985年以前的日本、1998年以前的韓國相比，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面仍然瞠乎其後。例如，當時日本和韓國的品牌在國外更知名，國民更富裕，國民福利更完備。 當然，像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未必就是優點。在東亞模式中，中國的權力更集中，政府主導經濟的力度也更大，企業的創新能力更差，而它們造假投毒的動力卻不小。目前除了政治行當之外，中國的各行各業都在“山寨”——這個詞不僅指侵權仿制，還有水泊梁山的那種“山寨”——占山為王，攔路搶劫。為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與環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過去數十年，在已經或將要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危機被轉移到社會，社會中下階層（農民、工人、中產階級、民營企業家）依次被犧牲，被當作經濟跨越壕溝的填充物。現在，我們可能面臨著社會和經濟的雙重危機，而社會危機已經沒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前些天，股市一跤跌回十年前。中國的股市是“政策市”，其實就是政府坐莊，股市莊家也如同阿Q的家鄉未莊設賭攤的莊家一樣，一遍又一遍地唱：“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於是，散戶阿Q的銅錢就沒有了。有一次，阿Q贏了錢，但“他不知誰和誰為什麽打起架來了”。人群散去後，他“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好像是挨了打，最關鍵的是，“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 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提議把養老基金的資產放入股市，央行前行長、現社保基金理事會會長戴相龍做出響應。這兩位金融專家肯定知道，股市是險地，投資股市是一著險棋。但莊家需要贏更多的錢。嚴重畸形的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將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在貧困中到來的老齡化將會雪上加霜。養老基金本來不多，分配嚴重不均，又被“管理”得千瘡百孔，如果再在股市失去一部分，今後的老人將如何生存？ 與股市異曲同工的是通脹。嚴重的貨幣超發的打擊面更大，幾乎傷害到全體國民，偷走他們的錢，而且超發在好多年前就開始了，因輕易得手而一再重複。 社會危機積壓了數十年，本來應該隨時解決，卻被穩定下來。在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中，中國仍然有充足的應對手段。但是，這次需要既得利益者做出讓步，絕不能再由中下層承擔損失了。中國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政府部門僅在年底突擊花錢的數字就達3.5萬億人民幣之巨。這些錢的一部分可以用來幫助窮人，穩定社會，還需要補償過去缺失的正義。 經濟危機或將來臨。但是，在有改革決心的前提下，一場經濟危機對中國不完全是壞事，它將給改革提供契機和動力。據說，歷史的最大教訓是：人們從來沒有很好地汲取歷史教訓。於是“黃宗羲定律”成為定律，王朝一再興衰，制度卻沒有改進。統治者前赴後繼地掉進同一個坑里，樂此不疲。 平等可行嗎 社會主義的一個理想是平等。中國目前的一個迫切需求也是平等。 但是，平等在很多時候只能是一個理想。在寓言小說《動物農場》中，喬治·奧威爾描繪了一個理想國的破滅。這個理想國是由農場的動物們建立的，牛馬羊雞鴨鵝等家畜家禽在偉大領袖豬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人類的統治。但打下江山之後的豬很快墮落了，用恐怖手段建立起更為專制的統治。豬的新標語是用“有些動物更平等”來替代以前倡導革命時的口號。 在革命後的動物農場中，嚴重的不平等和非正義都是在平等的理想中產生的，否則邪惡不會這麽肆無忌憚。這不是“播下龍種，收獲跳蚤”，因為播下的本來是跳蚤種，人們卻期望收獲巨龍。高遠的社會理想從來不曾懷過龍種。 在中國的歷次農民暴動中，領袖多有以“均貧富”為號召者，這個經濟平等的訴求從來不曾達到。“勝者為王”的遊戲把“江山”作為獎品，繼續維持（即使沒有加大）原來的不平等。 正統的儒家不願意參與商業活動，也堅決反對官府“與民爭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們的主張近似經濟自由主義，但他們又非常同情底層人民。儒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把自己的責任放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內，把贏利的事情留給商人。 在《精英的興衰》中，帕累托說：“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幹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這樣的精英是對社會有利的，即使其中有些壞人。在得到嚴格執行的好的法律體系中，生產商不敢往食品里添加毒物，這時的他們就是好人，且不論他們的本性如何。 在集權國家，因為缺少平等機會，“致富”不是合理競爭的結果，所以才會有“仇富”。對於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仇富”者卻贊賞有加，毫無微言，甚至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在他們那里的名聲也不壞。他們仇的只是機會的不平等、財富得來的不正當。 帕累托強調精英的流動性。流動性在有序競爭中產生。政治和經濟一樣，都需要競爭才可以保持活力。競爭推動社會的發展，壟斷只能導致僵化。如果沒有流動性，那將如張木生先生所說的：“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狼下黃鼠狼，黃鼠狼下耗子，而耗子下出來的第四代只能是跳蚤，不可能是龍。 任何社會都必有精英。缺乏流動性和競爭將制造偽“精英”，而不是帕累托定義的那種。在17年前的克拉瑪依大火中，領導一聲“讓領導先走”，離火源最近、離大門最遠的官員們安全撤離，288名中小學生死亡。此後，在汶川地震中，學生大批死傷在學校；在今年的甘肅校車事故、江蘇校車事故中，學生死在10倍超載的校車里，甚至連死難者的數字都有異議，而領導坐著高檔轎車“先走”了。雖然官本位制度使得官員睥睨一切，唯有官員才被當作精英，但“脫離群眾”的官員無論如何都不是真精英。 中國古代文明昌盛的原因之一是科舉制，它保證了精英階層的流動性，也提供了一定的機會平等，雖然考試制度的一大弊端是制約創新。科舉已亡，在現代社會能夠提供機會平等的唯有民主制。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回到前面的左與右的話題。左右之爭也是主義之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類似的爭論在西方也存在。雖說是“西方那一套”，其實同屬西方的歐美大不相同，歐洲內部各國也很不一樣。大致說來，歐美對這兩個主義的不同傾向是它們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歐洲國家多一些社會主義，註重提供更多的國民福利，終於不堪重負，因此造成了主權債務危機。美國多一些資本主義，鼓勵創新和冒險，但金融業者的私利在“創新”中失去約束，由此，新的金融衍生品促成了個人債務危機。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說法，資本主義的最大動力在於創新。資本家在創新中承擔風險，享有由此帶來的收益。他認為，失去創新能力的資本主義終將被社會主義取代。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蓋茨、喬布斯的稀世才華才有用武之地，他們為市場提供了新技術，而不只是經營商業。自19世紀以來，美國的商業天才就層出不窮。當今的中國更有雄心，不久前，幾位中級官員表示，他（她）們要培育、領導數十名、數千名喬布斯。喬布斯不屬於他（她）們領導。社會主義的優勢在於廣泛而平等的國民福利。但是，如果缺少創新帶動的經濟發展，慷慨大方的國民福利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還會遏止創新——優越的生活條件鼓勵懶漢，而創新是艱苦和高風險的。 兩個主義之爭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卡爾·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也承認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事實上，我們今天享用的物質條件幾乎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思想財富也有一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創造的，其中包括那兩個主義及其爭端。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歐洲，在歐洲的勢力一直比在美國強大。歐洲長期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19世紀後期開始向工人提供社會福利。在1929年的危機之後，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美國也出現了政府幹預經濟的變化。凱恩斯及其信徒的成功、蘇聯的一度成功，也在為這個趨勢推波助瀾，全球向左轉。在冷戰中前期，熊彼特、約翰·加爾布雷斯等學者都對馬克思表示敬意，而他們被中國貼上的標簽卻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這個時期，倡導自由市場的奧地利學派受到排斥。在1980年代初，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推行自由經濟，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向蘇聯發起直接挑戰，在國內壓縮政府規模，減少對商業的監管。這時，奧地利學派才又逐漸受到重視，而中國也開始了改革開放。 二戰之後，歐洲的民選政府都是在中左和中右之間搖擺，極左和極右都沒有市場。前些年，在奧地利和法國，極右（其民族主義等立場更接近中國的左）曾略有擡頭，立刻遭到抗議和抵制。其實，對照中國的極左政治觀點，歐洲的極右卻相當溫和，一點也不“極端”。 在建立他們的理論模型的時候，經濟學家往往首先假設市場上有充分競爭。但事實並非如此。從來不曾有過完全的市場經濟，影響市場的最強大的力量是政治。在各個國家，政治對市場的幹預有多有少，政治對民眾的開放程度也有多有少，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因此，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有國家都處在這兩者之間的某一點上，既有資本主義，也有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變化，不過是“姓社姓資”哪邊多一些，而且是可以全民爭論的。 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窮無力支撐社會主義。但徹底的社會主義卻必然導致貧窮，而且還是“通向奴役之路”，這個判斷是哈耶克得出的，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還有20世紀集權國家的現實證明。如果權力集中，公有財產必然和權力一起成為少數人的私有物，成為控制大多數人的工具。但是，在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前提下，有限的社會主義會可以帶來更多的國民福利、更多的收入平等。在公開透明中的有限再分配不會太多遏止資本主義的創新。兩全其美的保證是民主制度。熊彼特認為，社會主義可以是民主的。 剝削制度不僅是資本家的特權，況且他們中的許多人發現了市場機遇，提供了資本、管理，並為此承擔風險，特別是在創新之中。因此，他們的利潤是合理的；在一定範圍內，他們的“剝削有理”。介入市場的官員則不同，他們的利潤以社會為代價，而他們創造的風險則由社會承擔。更有甚者，在財富分配的半途中攔路打劫，甚至連救災濟貧的善款也不放過。 更多的平等不可得。過多強制的經濟平等也是一種剝削——對勤勞者、傑出者的剝削，並導致嚴重低效率。這在20世紀後期的中國得到證明。在1980年代中後期，對於收入的流行評論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前者屬於“計劃經濟”，珍貴的導彈設計師的勞動得不到尊重；後者屬於“市場經濟”，即使從事卑微的工作也能有不錯的收入。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權力迅速擴張，貧富差距急劇加大，而且是缺乏合法性的差距，於是有人對文革式的“平等”的懷念多了起來，盡管那時也不過是如奧威爾筆下的“有些動物更平等”。 在中國對經濟控制最嚴密的時候，官員們也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嚴厲打擊農民用雞蛋換食鹽等不法行為，反證了市場的頑強存在。而在鼓勵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美國，窮人也享有福利，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要求政府給予更多的照料，註重爭取中下層選民的民主黨在和他們呼應著，如“占領華爾街”的那些人。 所以，主義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