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標準。
隨著中國金融業開放路線圖的明確，證券業開放正在進入深水區。近期，證監會表示，擬修訂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重新發布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修改內容包括：允許外資控股合資證券公司，統一外資持有上市和非上市兩類證券公司股權的比例，逐步放開合資證券公司業務範圍，放寬單個境外投資者持有上市證券公司股份的比例限制。
業界認為，中國證券業的發展一直在開放中前行，目前的發展階段已經有底氣面對逐步擴大的開放和日趨激烈的競爭。在此過程中，中國證券業要提升內功，向高質量發展持續邁進。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9月底，先後曾有18家合資證券公司、45家合資基金管理公司、2家合資期貨公司獲批。近年來，行業內機構“走出去”也邁出了重要步伐，中資證券基金機構在境外設立了57家子公司，期貨公司設立21家境外子公司，正在逐步建立和布局全球網絡。
事實上，中國證券業對外開放步履從未停頓。近年來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動作“頻頻”，令人印象深刻。近幾年，滬港通、深港通順利開通，境內交易所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易所積極開展務實合作。2017年6月，A股成功納入MSCI指數，促進境外長期機構投資者參與A股市場。最近，我國首個國際化期貨品種原油期貨正式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掛牌交易，必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商品期貨市場參與全球定價的競爭力。
證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擴大證券期貨服務業開放是我國金融業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證券期貨行業的實力已有長足的進步，競爭力也在不斷提升。“這是中國證券業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底氣。”
與此同時，開放也必然帶來競爭。在競爭中不斷強化內功，是證券業必修的一課。外資券商擁有資本實力和成熟市場經驗，相對於國內券商存在一定的競爭優勢；從分項業務看，在主動管理的增量資管市場領域，外資具有豐富的業務經驗，會使競爭加劇，也對國內券商提出更高要求。
上述負責人介紹，目前已逐步推進的相關措施綜合考慮了改革開放大局和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自身需要，並為進一步開放預留了一定的過渡期。下一步，將統籌謀劃、協調推進資本市場全方位的雙向開放，需要加強監管能力建設，確保監管能力與對外開放水平相適應，使擴大開放和加強監管能力建設相互促進。
一是完善制度體系，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要抓緊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做到放得開、管得住，真正把國際頂尖的優質機構引進來，並把他們的激勵作用發揮出來。二是嚴格監管執法，倡導和發揚合規文化，保障行業健康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三是支持行業國際化發展，完善行業頂層設計，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品牌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四是監管人員也應及時適應對外開放需要，不斷提高監管能力，優化知識架構，提升國際視野，為內外資公司營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
從發展速度來看，自上世紀90年代建立以來，中國證券業發展非常快。截至目前，中國股票總市值全球排名第二，占比超過10%；債券市場總市值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但另一方面，相對於GDP總量而言，規模仍然是不相稱的。以股票市場為例，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的統計數據，美國的股市市值為27.35萬億美元，中國僅為7.32萬億美元，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但從GDP總量來看，中國是美國的65%。可見，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相對滯後的。
但從十九大和今年兩會文件以及博鰲論壇關於金融領域的改革措施來看，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金融開放將是未來政策工作的重點。對內而言，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是推動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去杠桿的必然要求。對外而言，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降低市場準入，推動國內金融市場國際化，既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要，也是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主要內容。所以從政策環境來說，中國證券業將邁向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即從成長到成熟的階段。
另一方面，經過過去兩年的調整，從估值的角度看，目前滬深兩地市場處於估值相對比較低的水平，截至今年4月份，上證所A股市盈率為17.3倍，處於17年來的低位。深交所A股市盈率為28倍，處於近3年來的低位。從板塊來說，分化比較嚴重。創業板估值已經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這是與過去幾年的金融強監管政策有密切關系的，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調。但短期來看，防範金融風險仍然是重中之重。在監管、信用評級、法律、上市以及退市等各項金融基礎設施以及投資者結構仍需要進一步優化的當下，資本市場改革仍需要有序推進。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和驅動模式有密切關系。世界銀行通過比較150個國家的金融結構與實體經濟發展動態關系後發現，隨著一個國家收入的提高，相對於銀行，資本市場會變得更活躍，效率也更高。所以說，過去這些年，中國證券行業的發展，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模式是有密切關系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仍然以銀行為主體。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占比仍高達七成以上，直接融資占比雖有提高，但與英美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段距離。二十國集團（G20）國家中，直接融資比重大多集中在65%~75%，美國更是超過了80%。
而且，中國的銀行體系是以大型商業銀行為主的準寡頭結構。這種結構性特征和銀行的風控要求，使得有重抵押品的工業企業在獲取信貸資源方面有先天優勢，對初創企業和輕資產型企業而言，就存在信貸供給不足的問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經濟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將是大趨勢，從而會帶動資產的輕型化，如何解決這些企業的融資問題就至關重要。
數據顯示，西方國家的技術創新主要來自小企業。就中國而言，國家統計局和工商聯的一個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新的技術創新來自小企業。企業的發展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與其相適應的融資方式也不一樣。一般而言，銀行的間接融資適用於擴張期和成熟期，即已經實現盈利、相對比較成功和風險比較低的企業；對於種子期和創業期的企業，不成功的概率較高，風險也較高，故需要風險投資、私募投資資金的支持。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要從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依靠生產率提高來驅動，這就要求鼓勵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主要是靠中小企業來完成的，這就要求發展多樣化的融資模式。所以，“多層次”就特別重要。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鰲論壇上宣布了12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與證券相關的有，在6月30日之前，將證券公司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三年後不再設限），不再要求合資證券公司境內股東至少有一家是證券公司。今年年底之前，不再對合資證券公司業務範圍單獨設限。除此之外，還擴大了滬港通每日額度，並在2018年內計劃開通“滬倫通”。
積極地來看，這是開放倒逼改革，也是長期以來中國推進改革的一個思路。由於國外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觀念更加成熟，國際資金進入A股，有利於優化投資者機構，也有助於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這就會形成一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投資者觀念不斷改進、企業資本結構不斷完善和國際資金不斷流入的良性循環。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擴大金融開放，中資券商將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國證券市場受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也會越來越明顯，其波動性可能會加強。這是對國內證券業的一個挑戰。
所以，過去靠吃傭金、玩政策套利和享受政策紅利就能過上好日子的時代漸行漸遠。未來，拼的是主動管理能力。同時，在這樣一個金融與科技不斷融合的時代，科技讓規模經濟效應更加明顯，強者恒強，弱者愈弱，市場集中度會不斷提高。所以，能否借科技的力量實現自身發展，也是決定券商所在梯隊的關鍵因素。
中國券商零售經紀業務正在轉型，2017年，經紀收入占比首次跌破30%。麥肯錫的最新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券商平均傭金率已降至萬分之三點四，逼近成本，經紀業務在券商收入（不含融資融券）中占比首次跌破30%。客戶規模趨穩，增量放緩，但獲客成本上升。行業集中度一再攀升，經紀業務將持續惡化，券商分化也將不斷加劇。這說明，“看天吃飯”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收入結構轉型的背後，是客戶需求結構的變化。券商要擺脫這種困境，首先得了解客戶的需求，以需求為導向，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根據麥肯錫在2017年三季度對全國44個城市的2070名券商零售客戶的調查結果發現，現階段，客戶需求變化呈現如下五個特點：第一，資產配置多元化；第二，為優質服務付費的意願增強；第三，對科技的態度更加包容，接受智能投顧的推薦；第四，富裕客戶線上線下的參與都要高於大客戶，其中，線下的差異更明顯；第五，品牌效應很明顯。在這個大數據時代，通過數據來分析投資者行為和偏好，從而制定出對應的營銷策略，顯得至關重要。這就是依靠大數據進行精準營銷，而非過去那種粗放的營銷路數。能否把握科技金融這個風口，對券商來說至關重要。
券商投行業務的機遇來源於政策的轉變。一個方面，證券化業務有廣闊發展空間，與房地產市場相關的REITs產品可能是一個機會。另外，隨著上市發行制度的轉變，海外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在國內發行CDR，也是一個機會。
可以說，資管新規開啟了券商資管業務“新時代”。當然，這仍然是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新時代。過渡期是消化期，也是準備期，同時還是整合期。券商資產端的優勢更加凸顯，主動管理能力的核心競爭優勢是券商資產端做大做強的決定力量。資管新規已明確設置了兩年半的過渡期，而且各項要求也已經明確。筆者認為，在順利過渡的同時，還應該未雨綢繆，為過渡期之後即將開啟的資管“新時代”早做準備。
第一，資本是券商的第一競爭力。借助轉型期，擴充資本是當務之急；資本的實力，決定了券商業務的深度與廣度。
第二，借助互聯網、區塊鏈和AI等科技的力量，加快金融與科技的融合，對客戶實施精細化管理和精準化營銷。對企業內部，也可以提升管理效率。
第三，註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能力，細分用戶群體，定制金融產品，提高服務質量，提升品牌效應和客戶黏性。
（作者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