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評行業的“資質掛靠”就如同皮影戲。表面上是環評機構完成了建設項目的環評工作,但背後實際上是有一雙手在操控。 (CFP/圖)
寧夏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企業,盜用3家環評機構資質,完成了至少23個環評項目。有項目被打回重做,有項目被列入環保部重點黑名單。
舉報者認為實是環評機構的違規“出借”資質。“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一個惡性循環就此形成,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只能出借資質。“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
一連5天,劉宏偉的兩個手機號碼始終處於關機狀態或為空號,他以前的員工也無法聯絡上他。
2015年3月23日,當南方周末記者去到他的公司寧夏瑞博環保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寧夏瑞博)的辦公室時,這里早已於一個月前被轉租給了一家教育機構。
劉宏偉,根據公開資料,這個被描述為3家甲級資質環評機構的寧夏代理人,至少是23個環評項目聯絡人的公司老總,似乎憑空消失了。
環評(即環境影響評價),被稱為規劃及建設項目的第一道汙染防線,是對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並提出對策。按規定,從事環評的機構必須擁有資質證書。
這可能肇始於一起一年多前的舉報。2013年7月,民間環保NGO重慶兩江誌願服務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重慶兩江)投書至環保部,認為寧夏瑞博盜用3家環評機構的甲級資質開展業務。
最新的消息是,環保部核實,寧夏瑞博確存在盜用行為,責成寧夏環保廳處理。
但再無下文。3月24日,南方周末記者去到寧夏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並未就此受訪。而吊詭的是,原本應為“受害者”的3家環評機構,幾乎都三緘其口。
據多名環評師透露,業內存在“資質掛靠”的沈屙,即無環評資質的企業借用資質在當地接單,有資質的環評機構負責蓋章,兩者利益均沾。不過,環保部的答複並未指出寧夏瑞博一案有此問題。
寧夏瑞博如此暗度陳倉,後遺癥已然顯現。
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永固紫、苝系列顏料等化工產品生產項目,位於寧夏賀蘭縣暖泉工業開發園區,便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的環評。
2014年12月,這一企業被列入環保部的重點環境案件。經調查,企業存在汙水處理站壓濾機露天擺放且沒有使用痕跡;鍋爐煙囪排放黑煙、煤和爐渣存放無“三防”措施;危險廢物管理不規範等5方面問題。
“正是由於寧夏瑞博這類公司的存在,一些本不符合環保要求的汙染項目開工建設了,環評這道保險墻形同虛設。”一名現居深圳的環評師彭曉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在一家環評機構工作了近10年。
據重慶兩江的調查及多位環評業內人士的反映,這種“資質掛靠”已成為行業毒瘤。像寧夏瑞博“盜用”資質案件,在全國並非個案。
2014年9月,在重慶兩江舉報寧夏瑞博的一個星期之後,這家NGO的負責人向春還見到了劉宏偉。向春一直詢問劉與3家環評機構的“合作”關系,但劉出言謹慎。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劉的這句話讓向春印象深刻:“既然出事了,反正我扛了,我不會出賣朋友的。”
盡管在舉報信中用了“盜用”一詞,但向春一直質疑是“資質掛靠”關系。
“根據我們的調查,所謂盜用,實質上是借用。即寧夏瑞博與3家單位實際上是私下的合作關系。”向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用了“盜用”,是沒有確切的證據。
這種“借用”,即為資質掛靠。由像寧夏瑞博這樣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具體承接和操作環評項目,再蓋上有環評資質機構的公章。
寧夏盛世榮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世榮華)建設的寧夏石嘴山國際建材城項目同樣也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環評。
在其環評的公眾參與公告中,環評機構為某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而環評機構地址則是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聯系人是劉宏偉。
除了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被認定盜用資質的另兩家環評機構為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冀都)、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
盛世榮華一位王姓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整個環評中,他一直是和寧夏瑞博進行聯系,從來沒有同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有過接觸。“劉宏偉告訴我們,他們與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是合作關系。”
像這樣的環評報告還有很多。有的報告中,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被描述為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駐寧辦事處。而有的報告中,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的環評聯系人同樣為劉宏偉,聯系電話也是同一個號碼。
向春的質疑得到了一名曾在寧夏瑞博工作過的員工的佐證。“直到我2012年離開瑞博前,瑞博與另幾家有資質的單位還是合作關系。”這名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此,南方周末記者致電河北冀都。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已讓對方停止使用河北冀都的名義。“你別問我,問寧夏環保廳去。我們也是受害方。”這名工作人員突然掛斷電話,且無法再次接通。
如果確為盜用,對方並不知情,則寧夏瑞博有私刻公章之嫌,嚴重違法;如果雙方是合作,由於國家頒發的資質是不能私自交換和買賣的,這樣的合作本身就不合法,雙方都要承擔責任。擁有資質的一方還會面臨被吊銷資質的處罰。
寧夏瑞博環保咨詢有限公司已人去樓空,只剩下牌示還未改。 (南方周末記者 嶽家琛/圖)
那麽,有環評資質和無環評資質的兩方為何能走到一起?
答案是利益。
“兩家合作,無資質的一方可以獲得資質,承接環境影響評價項目,賺取項目建設公司的環評費用。而有資質的一方則可坐收漁翁之利,從掛靠單位中獲取分成。雙方各取所需。”彭曉鐘說。
而環評資質的稀缺性更是增加了其含金量。
“國家對於申請環評資質有著嚴格的要求,且進行總量控制。像寧夏瑞博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達到申請要求的。”上述前員工說。
根據環評公眾參與網的數據顯示,寧夏僅有9家機構擁有環評資質,其中擁有甲級資質的機構更是僅有1家。而大量的建設項目都要環評。市場的需求吸引著那些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希望從中分一杯羹。
上述前員工也曾建議劉宏偉申請環評資質,而不是非法使用其他單位的資質承接項目。但是這一提議被劉宏偉否決掉了。
“實際上,如果按照規定來做,雇用有執業許可證的職工,申請正規的環評資質,這樣花費的成本要比掛靠幾家有資質的單位,給他們分成多得多。”這名員工表示。
關於分成,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則有著不同的辦法。
“有的是按年簽訂合作協議,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彭曉鐘說。
“像寧夏瑞博這類沒有資質的公司,成本費用除了要向有資質的機構分成以外,還要經常打點評估單位的專家以及相關審批部門的人。”彭說。因而,他們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以上幾方共同分掉了被環評的項目建設公司所交的環評費用。
建設項目的公司看似成了這一灰色利益鏈的最終受害者,但在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環評師撒世軍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建設公司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人員、設備、現場監測等都需要成本。而瑞博省去了這一切環節,成本低了,向建設單位收取的環評費用就低了,同時,一些原本不應該開工建設的項目也順利通過了環評這一關。”撒世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除非,寧夏瑞博的環評報告編得質量實在太差,以至於不得不被要求重新評價。
寧夏瑞博承接的寧夏博永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碳四幹氣綜合回收利用項目”的環評上報至寧夏環保廳後,就由於質量太差被退回,後由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承接完成了環評報告。撒世軍便是這個報告的負責人。
而寧夏瑞博大量的環評報告依然通過了審批。在一些環評從業人士看來,這涉及環評審批的弊病。“環評報告能不能通過,不是看技術,而是看送審機構與審批部門的關系,要麽有後臺,要麽花錢搞定。”彭曉鐘表示。
而最近環保部亦在重拳整頓環評亂象,清除“紅頂中介”,並出臺建設項目環評的相關政策文件。此外,環保部會不定期發布日常通報,處理違規單位和個人。
這並非個案。除了寧夏瑞博,2012-2013年間,重慶兩江還舉報過3家公司,均為“資質掛靠”問題,目前均已得到反饋和處理。
這均是重慶兩江通過網絡檢索,發現了環評文件的異常情況。例如,在網絡中搜索有資質的甲公司某一環評項目的負責人張三,而張三同時又是一家無資質公司的老總,張三以及這家無資質公司的聯系方式、聯系地址還出現在乙公司某一環評項目上,則可以懷疑這兩家機構存在掛靠關系,從而再做進一步調查。
其中,重慶永博環境汙染治理有限責任公司就自稱與重慶市多家環評機構有合作關系,擅自在其公司網頁經營範圍中增加“環境影響評價”,違規開展環評工作。
據彭曉鐘觀察,“資質掛靠”一般發生在小項目上,且集中在外地環評機構承接本地項目上。
“而監管力度不夠,為環評機構資質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彭曉鐘說。
“環評市場是非常開放的,要求不得有任何人指定必須委托誰做環評。全國範圍內所有擁有資質的機構,只要符合評價範圍,都可以委托他們來做環評。這對於環保部門來說也確實很難監管。”撒世軍這樣認為。
而目前,資質掛靠則使得沒有資質的環評公司過分壓低了市場價格,攪亂了環評市場,形成惡性競爭。
“像寧夏瑞博這類的公司,他們不需要有資質的人員、不需要專業設備、不需要前往現場,於是成本便可以被極度壓縮。他們報給項目建設公司的價錢,甚至比我們的成本都要低。”撒世軍表示,“而建設公司考慮到成本,只要花最少的錢完成前期審批手續就可以了。所以不了解也並不關心環評資質問題。”
這樣的惡性競爭形成後,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真正有資質的環評單位便很難保證收益了。
於是,這樣的行業環境反過來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出借自己的資質,與沒有資質的公司進行掛靠,通過收取掛靠費來增加收入。“這些有資質的機構,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彭曉鐘說。
一個惡性的循環由此產生。
如果說惡性競爭影響的是環評行業的健康發展,那麽環評質量則關系到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的利益。當前,全國的環評行業亟須環保主管部門的重視和大力度監管。
而在銀川,據寧夏業內人士的不確切消息,凡是寧夏瑞博曾經做的環評項目,現在全部撤銷,重做環評。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寧夏環保廳求證此事,並未得到答複。
而向春對此向寧夏環保廳申請信息公開,目前也仍在等待答複中。
空手到主要針對商旅人群,為其提供往返於市內和大交通樞紐的行李運送服務。
對商旅人群來說,出行隨身攜帶行李時常會變成一種負擔,甚至會影響旅途安排。基於這個痛點,孫聖桐於2014年創立了空手到,定位於為出行人群提供行李解決方案。目前,空手到服務區域輻射首都機場、北京站、北京西站等地。
為何要選擇行李運送作為創業項目,孫聖桐表示,首先行李常會帶來旅途困擾,但市場上卻沒有相應的專業性服務,這塊的用戶需求很清晰。同時在出行領域,市場都圍繞人做文章,對行李運送的關註度不高,市場空間很大。
空手到創始人孫聖桐(*受訪者供圖)
在目標用戶上,空手到主要針對的是商旅人群,為其提供往返於市內和大交通樞紐的行李運送服務。通過地推和酒店建立合作,空手到在用戶預訂旅行和入住退房等場景下將行李運送信息推送給用戶。據孫聖桐介紹,空手到目前已與7天、漢庭等多家酒店建立了合作關系。
行李的運輸安全是旅客常擔心的一個問題,孫聖桐告訴i黑馬,空手到的做法是與官方寄存處進行合作,通過正規訓練與服務,來最大程度地消除用戶對行李運輸安全的擔憂。同時,空手到自建物流體系,與司機師傅進行合作,上門取件拿到用戶行李後,集中統一運送至機場和火車站行李寄存處。空手到會對司機師傅事先培訓備案,並按月支付酬勞。
收費方面,空手到客單價均為30元,不以行李大小、輕重來計價。孫聖桐表示適時也會根據市場反饋調整定價策略。目前空手到日訂單量為100多單,月流水十幾萬元。在出行人流量大的時期,如寒暑假、節假日等,空手到最高每天可達到300多單的銷售額。
談及這個市場的競爭環境,孫聖桐表示,行李運送服務還處於教育市場階段,競爭壓力較小。有團隊一起來培育用戶是一件好事,同時空手到會不斷提升服務品質,構建競爭壁壘。
“未來,空手到會以行李寄送為切入點,針對用戶的特性和需求,進一步豐富同水平線的服務品類,如提供酒店推薦、廣告宣傳等。接下來一到三年,空手到將在國內一線城市和旅遊特色明顯的城市如雲南、海口等地進行模式的複制推廣”孫聖桐說。
目前空手到團隊有14人,核心成員4人。據孫聖桐介紹,空手到本輪融資將主要用於團隊建設和激活渠道,爭取盡快做到收支平衡。
黑馬檔案
公司:超聖浩鳴(北京)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創始人:孫聖桐
所屬行業:生活服務
所在地區:北京
融資狀況:獲數百萬人民幣天使輪融資
每到春節放假之前,年終獎就成為職場群眾關心熱議的話題。智聯招聘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2016年白領年終獎的總體均值為1.28萬元,但能拿到年終獎的只有一半人,另外一半恐怕要雙手空空回家過年了。
智聯招聘這項名為“2016白領年終獎調查”顯示, 2016年年終獎的總體均值為12821元,分城市來看,北京以15846元領跑全國,分行業和企業來看,國企、金融行業的年終獎均值最高達到1.7萬元。白領在調查時認為,“公司經濟效益太低”是影響年終獎的主要原因。
金融、國企年終獎最多
此次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白領中有50.9%表示沒有年終獎,和2015年66%的數據相比,沒有年終獎的白領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超過一半。除此以外,有39.5%的白領表示可以拿到年終獎,明顯高於2015年13.4%的比例,另外有9.6%的白領表示企業承諾會在年後發放年終獎。
在能夠拿到年終獎的白領群體中,談及年終獎的形式包含哪些,有95.22%的白領表示會拿到現金形式的年終獎,由此可見,現金依舊是年終獎的主要形式。此外有9.88%的白領將拿到實物形式的年終獎,還有2.44%的白領表示企業會以發放股票/期權的方式作為年終獎。
調查數據顯示,相對於2015年總體均值為10767元的年終獎,2016年年終獎的總體均值為12821元,年終獎整體水平略有上升,但仍低於2014年13613元的水平。從不同行業來看,金融行業白領的年終獎均值最高,為1.7萬元,其次是房地產/建築行業和能源/礦產/環保,文體教育/工藝美術行業的年終獎平均值最低,僅為7433元。
從不同企業性質來看,國有企業年終獎平均值較高,為1.7萬,與2015年數據基本保持持平;私營/民營企業年終獎均值最低,僅為11271元,但和2015年的8506元相比也有明顯提升。
從不同城市年終獎均值來看,北京的年終獎均值最高,為15846元,其次上海、深圳和杭州的年終獎均值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四,分別為14640元、14605元和13765元。
從不同職位級別來看,2016年高層管理者的年終獎均值達到了2.8萬元,但對比各個級別白領的年終獎滿意度水平,高管們對自己的年終獎並不滿意。
從年終獎的整體水平,以及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年限、不同企業性質等各個維度來看,2016年的年終獎水平相比2015年略有上升,但對比2014年仍有所下降,通過對“今年年終獎沒有或者減少的原因”進行調查發現,白領們認為“公司經濟效益太低”是影響年終獎的主要原因,得票率達到26.3%,其次是“剛剛跳槽不久/剛剛參加工作不久”和“行業經濟不景氣”,得票率分別為23.7%和23.6%。由此可以發現,2016年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勢,在年底也給白領們的年終獎帶來一定影響。
對於如何使用年終獎,超四成白領表示會用來孝敬長輩,占最大比例;其次是儲蓄,占比為36.5%。另外,分別有28.3%和26%的白領表示將年終獎用於投資理財和購物。此外,還貸(23.8%)、學習進修(22.3%)和旅遊(19.6%)也是白領使用年終獎的主要方式。
近四成白領會因年終獎考慮跳槽
調查顯示,白領們在衡量一份工作的薪酬福利水平時,年終獎的重要度指數為3.77,相比2015年(重要度指數為3.71)有所上升,說明年終獎作為白領整體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白領來說重要程度持續上升。
2016白領年終獎滿意度僅為2.18,相比2015年的滿意度(2.07)略有上升,但總體來看對年終獎的滿意度依舊較低,相較於滿分5分未達到及格線。
和2015年的數據相比,國有企業白領對年終獎的滿意度提升最大,以2.46的指數躍居第一。其次是外商/港澳臺獨資企業白領,滿意度指數為 2.43,略低於國有企業白領。在私營/民營企業就職的白領對年終獎的滿意度水平依舊最低,滿意度指數僅為2.07。
智聯招聘此次調查發現,年終獎對白領下一年度的職業變動仍有一定影響。當被問及是否會因為年終獎發放情況而選擇跳槽時,39%的白領明確表示會作為重要因素,但也有36.3%的白領表示年終獎不會決定跳槽,此外有24.7%的白領表示不確定。對比2015年的調查結果(36.7%的白領表示會影響跳槽,37.6%的白領表示不會),可以發現年終獎對白領跳槽的影響程度處於上升狀態。
這份報告稱,年終獎雖然只是企業薪酬福利體系的一個部分,並且大多數都作為激勵機制存在,但作為反映企業單位效益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會對白領們下一年的發展預期產生明顯影響。希望企業在制定薪酬福利體系時,需要多方衡量,使得年終獎既能達到激勵員工的作用,又能適當平衡員工大規模流動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