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療法在不久的將來或能造福於罕見病患者。
就在昨天,輝瑞宣布以6.45億美元收購從事基因治療開發的生物技術公司Bamboo Therapeutics,以拓展在基因治療領域的業務。如果協議達成,輝瑞將接管Bamboo公司尚未投入人體測試的藥物研發項目以及公司的生產設施。
Bamboo Therapeutics成立於2014年,總部位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Chapel Hill,是一家封閉持股型公司,致力於研發治療神經肌肉疾病和中樞神經系統紊亂等方面的藥物。Bamboo的創始人CEO Jude Samulski也是基因治療領域的先鋒人物之一,他是最早發現病毒能夠作為一種載體,用健康的基因來替代被感染的基因。
輝瑞全球研發主管Mikael Dolsten在一份聲明中稱:“基因療法研究領域近年來掀起了一股巨浪,我們很高興能與Bamboo合作,領導該領域的變革。我們堅信通過基因療法能夠讓疾病發生改變,讓病人免受疑難病的折磨。”
輝瑞在聲明中稱,基因治療的目的在於在喪失功能的細胞中插入修改過的基因。至於基因如何被運往人體細胞,方法有很多,最常見的是通過病毒載體。最初的基因治療研究要追溯到25年前,不過出於對安全性的擔憂,該領域一直未能有重大突破。
Bamboo創始人Jude Samulski表示:“輝瑞的收購能夠把我們尚未進行試驗的產品早日帶入臨床,最終研發出藥物,造福病人。”
目前美國食藥監局尚未批準任何基因治療,不過歐洲批準了兩個項目,其中包括葛蘭素史克的一項針對一種罕見的嬰兒免疫系統紊亂的藥物和uniQure NV的一項治療嚴重血液病的藥物。
近幾年來,輝瑞一直致力於投資基因治療領域,基因療法被認為是能夠一勞永逸地去治療一些原本治療成本高昂的疑難雜癥。2014年,輝瑞就在倫敦設立研發團隊,尋求潛在的基因治療項目,並與另一家公司Spark Therapeutics合作開發一款名為SPK-9001的針對血友病的基因療法藥物。今年初,輝瑞還與加州埃默里維爾的4D Molecular Therapeutics合作開發針對心臟疾病的靶向載體藥物。
基因治療也吸引了其它大公司的投資。比如百時美施貴寶與uniQure合作開發針對心臟疾病的基因治療藥物,美國Celgene也和Bluebird聯合開發基因療法的抗癌藥物。
輝瑞是全球最大的制藥企業,北京時間今晚7點,輝瑞發布二季度財報顯示,公司二季度凈收入達到20.2億美元,每股盈利33美分;營收131.5億美元,均好於分析師預期。
輝瑞預計全年每股盈利將達到2.38億美元至2. 48億美元之間,全年營收將達到510億美元至530億美元之間。今年以來,輝瑞股價已經累計上漲16%,同期標普500指數上漲6%。
201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即將在10月3日公布,而與精準用藥相關的單克隆抗體免疫療法被業內捧為了奪獎熱門:去年,免疫療法先驅JamesPAllison榮獲了2015年拉斯克獎(AlbertLaskerAward),獲獎理由是“發現並發展了一種單克隆抗體療法,促進免疫系統對抗癌癥”。在業內,拉斯克獎成為了諾貝爾獎的預測“風向標”,迄今為止,共有超過300人獲得了拉斯克獎,而其中有81位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去年我國的諾獎得主屠呦呦就是其中一位。
那麽,基於癌癥免疫療法開發的抗體藥物究竟有多神奇,中國在這一世界頂尖的藥物研發領域又處於怎樣的位置?
最賺錢的藥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現任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Collins)曾經在2005年時做出一個大膽的預言:2015年時,我們會發現整個藥物研發領域開始有一個重大轉變,到2020年我們將會基於人類對基因組的了解給病人用藥,而我們今天藥物研發以及使用藥物過程中的這些知識,在2020年都統統會被扔到垃圾桶。
柯林斯的這一預言在今天正逐漸印證:去年,默沙東和百時美施貴寶(下稱“BMS”)的兩款基於基因研究下開發的單克隆抗體PD-1生物藥正式上市,這兩種藥物在癌癥治療領域呈現出了顛覆性的效果,在上市的第一年,這兩個單品種在一年的銷售量都突破了10億美元。
美國吉列德科學公司前任研發部門總監、現任精準醫療百家匯總裁葛東亮如此理解柯林斯的這個預言:“在2015年,美國政府組織了一次頂層設計的臨床試驗,這個試驗計劃中,所有入選的病人首先要對腫瘤進行基因組程序進行檢測,明確哪些基因位點有變化,或者哪些基因有高表達,並據此尋找針對性的靶向藥物——按照這樣的框架進行實驗。這正是柯林斯2005年提到的觸及藥物研發和藥物使用的真正轉變。”
那麽這種基於基因分析之上研發的生物藥究竟有多神奇?
在去年,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抗體藥物Humira一舉拿下銷售額排名第一的寶座,年銷售額破140億美元。
(來源:市場研究公司IMS)
以目前已經通過FDA上市批準的PD-1抗癌免疫治療藥物為例,臨床試驗表明他們在非小細胞肺癌、黑色素瘤、間皮瘤(Mesothelioma)、三陰乳腺癌等病種上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治療效果。對於達到治療“基因條件”的病人,比如間皮瘤患者,平均療程5個半月後,76%的病人可以見效,有28%病人的腫瘤縮小,48%病人腫瘤停止生長。要知道,作為最惡性的腫瘤之一,通常間皮瘤在化療無效或複發後,幾乎沒有可用的治療手段。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5月初,全球已有57個抗體藥物上市。其中Humira、Remicade、Avastin、Rituxan2015年銷售額70億美元。
在去年,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抗體藥物Humira一舉拿下銷售額排名第一的寶座,年銷售額破140億美元。
“從上世紀80年代分子生物學開始發展,到迎來靶點藥物的黃金時期,癌癥治療因為藥物治療的精確性得到了改善,但科學家們發現,仍然有60%~70%的癌細胞對藥物有抗性,這意味著一種藥對患者的有效期可能只有幾個月到數年,但生物藥的出現,讓癌癥的治療效果得到了根本性的顛覆。”百濟神州生物藥總監李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011年,美國FDA批準了第一個CTLA-4單抗藥物,這意味著腫瘤治療開始進入了轉型期,這種免疫治療的藥物可以刺激免疫細胞‘幹活’,從而殺死癌細胞,我相信10~15年後這種新型的生物藥會成為治療癌癥的主流。”
充滿挑戰的研發
生物藥並非對每一個病種的病人都會有效(通常有效率在20%~30%),並且在“基因屬性”的挑選上頗為嚴格,而且價格昂貴: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向《第一財經日報》提供的數據,目前FDA已經批準的兩款單抗藥物每年的病人花費達到了15萬美元。
“生物藥目前的缺陷在於患者‘有效應答’的比例不高,只有20%~30%,但一旦有效,治療的效果就會很長久,而不是像過去的化藥一樣很快會產生抗性反應。”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對記者表示。
但這百分之二三十的機遇還是讓多數制藥公司將生物藥的研發列為了不可錯過的下一個研究領域。包括恒瑞、百濟神州、譽衡藥業、君實都已經以“十年、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下了重註。
“中國每年有429萬新增的癌癥患者,每天新增癌癥患者1.1萬人,每年有289萬人死於癌癥,這個數據平均到每天是7917人。而在這其中有大約100萬人適用於生物藥的腫瘤免疫治療。”GE醫療大中華區生命科學事業部總經理李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作為未來全球制藥領域重要的市場方向,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銷售增長最快的藥物中70%以上是生物藥。在美國,生物制藥的增長速度達到了22%,而中國目前只有4%。顯然,這是一個亟待加速的市場。”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國內的諸多企業正加速布局。今年2月,百濟神州作為中國第一家尚處於研發階段的生物制藥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其首席財務官Howard向記者透露,之所以會獲得華爾街青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只專註於癌癥方向的靶向藥物以及免疫治療藥物的新藥研發,在過去的五年時間里,他們將85%的運營成本投入在了研發階段,這是傳統化學藥物研發成本的數倍,換來的是五年4個創新藥物走進臨床。
但對於身處制藥行業的研發人員來說,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抗體生物藥的研發並不過分。
“8月5日,BMS的一款PD-1抗體宣布臨床試驗失敗,股價立刻大跌16%,它的競爭對手默克卻上漲了10%,而6月份Tesaro的一個卵巢癌基因療法藥物臨床試驗成功,股價立刻暴漲了一倍多。”先聲藥業研發首席科學官兼研發總裁牟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之所以一款臨床試驗的藥物可以讓公司股價大漲大跌,就是因為生物藥的研發挑戰讓眾多抗體藥物只要誕生就可以躋身“重磅藥物”行列,這也意味著,生物藥的研發本身就充滿了巨大挑戰。
“我們不僅要培養在癌癥藥物和新藥研發方向的關鍵人才,這些人才還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我們的科研人數達到了100多人,而且你必須要掌握關鍵的技術——只靠一兩個天才、十幾個科研人員做癌癥研發是遠遠不夠的。”Howard說。
據新華社報道,英國研究人員10日說,他們的小鼠實驗顯示,基因療法也許能成功治療阿爾茨海默病。不過,專家們強調,這一發現是否適用於人類尚需進一步研究。
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新一期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負責研究的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瑪格達萊娜·薩斯特說,他們利用經過改造的慢病毒載體把一種叫PGC1-α的基因註射入小鼠大腦的記憶區域,這些小鼠剛開始出現阿爾茨海默病的早期癥狀。結果顯示,這種療法阻止了小鼠大腦中β-澱粉樣肽的積聚,後者被認為會導致腦細胞的死亡,與阿爾茨海默病發病緊密相關。
研究人員說,在利用基因療法治療4個月後,這些小鼠大腦中很少有阿爾茨海默病標誌性的澱粉樣斑塊。在有關記憶力的任務測試中,這些經過治療的小鼠與健康小鼠表現得一樣出色。此外,它們的大腦記憶區也沒有發現腦細胞損失。
薩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盡管這些發現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但它們顯示,基因療法可能有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病人的潛力。”
薩斯特強調,尚有許多難關需要攻克,但“這個概念性驗證研究表明這種方式值得進一步探索”。
一些未參與研究的專家說,這項研究有很重要的科學價值,但小鼠不能等同於人,所以應謹慎解讀。比如,英國愛丁堡大學認知與神經系統中心臨時主任塔拉·斯皮爾斯-瓊斯說,這項研究只是基於一種疾病模型的很少一些小鼠。“這些結果還需要多種模型能夠重複,還要攻克許多難關,才能知道這種療法是否能用於人類患者”。
放射治療設備(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方喆/圖)
“以肺癌為例來看,短短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們已經讓晚期患者從過去不到一年生存期,到現在我們有可能讓患者活到四到五年左右,這種巨大的進步有賴於創新藥物的出現。”
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理事長吳一龍教授感慨。
2017年2月4日是第18個“世界癌癥日”,今年的主題是“我們能,我能戰勝癌癥 (WE CAN, I CAN)”。在這前夕,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發布了《以藥物創新應對癌癥的挑戰》報告,揭示全球及我國目前嚴峻的癌癥形勢和沈重的疾病負擔,以及針對癌癥治療的多種創新療法。
過去的20年,癌癥治療有了顯著的進展。據美國癌癥協會2016年的數據顯示,與死亡率高峰的1990年代相比,目前的癌癥死亡率已降低了23%,這其中83%都歸功於新型的癌癥治療方法,從手術、化療、靶向治療到最新的免疫腫瘤治療、基因療法等。
又根據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PhRMA)的數據顯示,全球共有超過800種癌癥藥物在研發過程中,其中73%的藥物都是針對個體化治療。“毫無疑問,個體化醫療是目前癌癥防治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通過確定特殊的基因標記物,另一方面通過傳統臨床試驗數據、先進的診斷檢測數據和真實世界數據,幫助每一位腫瘤病人提供最適合、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提升生活質量。”羅氏制藥中國醫學部副總裁張方直博士說。
在創新療法中,最值得驚喜的是腫瘤免疫療法。目前在某些特定的癌癥類型中,腫瘤免疫治療已經成為和手術、放療、化療和靶向治療並重的一種治療方式,有望不斷提升難治癌癥的生存預期,並改善癌癥患者的生活質量。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PD-1/PD-L1為代表的腫瘤免疫藥物。腫瘤細胞可以發生在人體許多組織器官中,一旦它們被PD-1抗體攻擊後,免疫細胞就可以根據作戰方案各個擊破腫瘤細胞。一些晚期癌癥患者在使用後,散布全身的腫瘤大都被清除,只剩下極少數頑固的腫瘤。這時,只要將這些頑固腫瘤用手術切除,他們的癌癥就可在至少幾年的時間被不會發作,生命將大大延長。
就抗腫瘤而言,PD-1抗體作用是廣譜的,目前臨床試驗中已經包括肺癌、腎癌、胃癌、結腸癌、卵巢癌、乳腺癌、皮膚癌和腦腫瘤等。它可以控制50%的皮膚癌病人的癌癥進展,治愈10%左右的皮膚癌病人。對於頑固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多年來醫學上束手無策,PD-1抗體也對24%的病人有臨床控制效果。在不良反應上,多數化療藥常見的副反應包括骨髓移植及消化道毒性,嚴重影響病人生活質量。而PD-1的最常見副反應為疲乏,出現率大約20%。
據統計,僅2016年一年,科學家們發表了大量研究進展,揭露了腫瘤細胞“對抗”免疫細胞攻擊背後的不同機制,並開發了一系列新型免疫療法(如調節膽固醇等),找到了癌癥免疫療法只對部分患者有效的多項證據,發現了可用於免疫治療的新靶點,以及改善免疫治療的多種途徑(如“雙抗原”CAR-T系統等)。同時,被譽為癌癥治療未來必然發展趨勢的聯合療法也取得了大量喜人成果。
這是國內外眾多企業競相角逐的市場,前景非常令人期待。在國內,大批具有海外新藥研發經驗的科學家回到國內,聚焦在這一領域的藥物研發上。隨著醫藥企業渴望轉型,加之國家政策的支持、資本市場的介入,中國的創新藥公司已經逐漸跟上步伐,層出不窮的國內企業創新項目轉讓海外權益就是一個證明。
不過,目前國內暫無腫瘤免疫治療藥物獲批生產,歐美企業百時美施貴寶、默沙東、羅氏在中國開展的腫瘤免疫治療三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隨著研發的進步以及對癌癥基因圖譜研究的深入,我們會更有信心攻克癌癥。”百時美施貴寶中國研發部負責人阮卡淳博士表示。
中國治療癌癥新藥的可及性遠不如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2014年全球癌癥報告》顯示,全球癌癥新發和死亡病例呈持續上升之勢,新增病例有近一半出現在亞洲,其中大部分在中國,而在肝、食道、胃和肺等4種惡性腫瘤中,中國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均居世界首位。
根據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最新研究數據顯示,中國在2010年—2014年全球癌癥新藥可及性的排名遠遠不及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49個新藥中僅有6個在中國上市供患者使用。同時,在中國進行的與癌癥相關的臨床實驗研究項目數量不到美國的1/5。
治療的效果也存在巨大差異。 2015年中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新發癌癥病例達429萬例,占全球新發病例的20%,死亡281萬例。中國所有癌癥的5年生存期在2015年預估為36.9%,而美國在2012年已達70%。
吳一龍說:“十年前,一個靶向藥物上市需要八到十年的時間,而最近的創新藥上市大概僅需兩到三年,未來的速度還會更快。但在中國,這個速度通常落後三到五年。近幾年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能夠進一步加速,很多患者將從中獲益。”
癌癥防治已成為我國一項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給患者家庭和社會醫療體系帶來沈重負擔。RDPAC發布的報告中提到,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結直腸癌和食管癌在中國城市地區的人均就診負擔最重,大約為1萬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負擔次之,大約為9900美元,肝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診支出約為8500美元。
“這些數字是什麽概念?這個負擔是非常巨大的。”吳一龍直言。就全國來說,一個家庭平均一年的支出費用是8500美元,如果有人得了肺癌,就意味著這個家庭一年的總支出沒有了。
“長遠來看,在國家層面不斷完善腫瘤防控和藥物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基因測序的系統研究在應對癌癥挑戰方面至關重要,歐美國家在這個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希望在未來,癌癥就像我們治療高血壓、糖尿病那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跟我們人類相伴相隨的慢性疾病。”吳一龍建議道。
RDPAC執行委員會成員林泰慷博士也呼籲:“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應攜手努力,促進創新治療方案的研發,同時積極改善患者可及性,加速推進實現中國癌癥防治的目標。”
放射治療設備(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方喆/圖)
“以肺癌為例來看,短短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們已經讓晚期患者從過去不到一年生存期,到現在我們有可能讓患者活到四到五年左右,這種巨大的進步有賴於創新藥物的出現。”
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理事長吳一龍教授感慨。
2017年2月4日是第18個“世界癌癥日”,今年的主題是“我們能,我能戰勝癌癥 (WE CAN, I CAN)”。在這前夕,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發布了《以藥物創新應對癌癥的挑戰》報告,揭示全球及我國目前嚴峻的癌癥形勢和沈重的疾病負擔,以及針對癌癥治療的多種創新療法。
過去的20年,癌癥治療有了顯著的進展。據美國癌癥協會2016年的數據顯示,與死亡率高峰的1990年代相比,目前的癌癥死亡率已降低了23%,這其中83%都歸功於新型的癌癥治療方法,從手術、化療、靶向治療到最新的免疫腫瘤治療、基因療法等。
又根據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PhRMA)的數據顯示,全球共有超過800種癌癥藥物在研發過程中,其中73%的藥物都是針對個體化治療。“毫無疑問,個體化醫療是目前癌癥防治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通過確定特殊的基因標記物,另一方面通過傳統臨床試驗數據、先進的診斷檢測數據和真實世界數據,幫助每一位腫瘤病人提供最適合、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提升生活質量。”羅氏制藥中國醫學部副總裁張方直博士說。
在創新療法中,最值得驚喜的是腫瘤免疫療法。目前在某些特定的癌癥類型中,腫瘤免疫治療已經成為和手術、放療、化療和靶向治療並重的一種治療方式,有望不斷提升難治癌癥的生存預期,並改善癌癥患者的生活質量。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PD-1/PD-L1為代表的腫瘤免疫藥物。腫瘤細胞可以發生在人體許多組織器官中,一旦它們被PD-1抗體攻擊後,免疫細胞就可以根據作戰方案各個擊破腫瘤細胞。一些晚期癌癥患者在使用後,散布全身的腫瘤大都被清除,只剩下極少數頑固的腫瘤。這時,只要將這些頑固腫瘤用手術切除,他們的癌癥就可在至少幾年的時間被不會發作,生命將大大延長。
就抗腫瘤而言,PD-1抗體作用是廣譜的,目前臨床試驗中已經包括肺癌、腎癌、胃癌、結腸癌、卵巢癌、乳腺癌、皮膚癌和腦腫瘤等。它可以控制50%的皮膚癌病人的癌癥進展,治愈10%左右的皮膚癌病人。對於頑固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多年來醫學上束手無策,PD-1抗體也對24%的病人有臨床控制效果。在不良反應上,多數化療藥常見的副反應包括骨髓移植及消化道毒性,嚴重影響病人生活質量。而PD-1的最常見副反應為疲乏,出現率大約20%。
據統計,僅2016年一年,科學家們發表了大量研究進展,揭露了腫瘤細胞“對抗”免疫細胞攻擊背後的不同機制,並開發了一系列新型免疫療法(如調節膽固醇等),找到了癌癥免疫療法只對部分患者有效的多項證據,發現了可用於免疫治療的新靶點,以及改善免疫治療的多種途徑(如“雙抗原”CAR-T系統等)。同時,被譽為癌癥治療未來必然發展趨勢的聯合療法也取得了大量喜人成果。
這是國內外眾多企業競相角逐的市場,前景非常令人期待。在國內,大批具有海外新藥研發經驗的科學家回到國內,聚焦在這一領域的藥物研發上。隨著醫藥企業渴望轉型,加之國家政策的支持、資本市場的介入,中國的創新藥公司已經逐漸跟上步伐,層出不窮的國內企業創新項目轉讓海外權益就是一個證明。
不過,目前國內暫無腫瘤免疫治療藥物獲批生產,歐美企業百時美施貴寶、默沙東、羅氏在中國開展的腫瘤免疫治療三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隨著研發的進步以及對癌癥基因圖譜研究的深入,我們會更有信心攻克癌癥。”百時美施貴寶中國研發部負責人阮卡淳博士表示。
中國治療癌癥新藥的可及性遠不如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2014年全球癌癥報告》顯示,全球癌癥新發和死亡病例呈持續上升之勢,新增病例有近一半出現在亞洲,其中大部分在中國,而在肝、食道、胃和肺等4種惡性腫瘤中,中國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均居世界首位。
根據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最新研究數據顯示,中國在2010年—2014年全球癌癥新藥可及性的排名遠遠不及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49個新藥中僅有6個在中國上市供患者使用。同時,在中國進行的與癌癥相關的臨床實驗研究項目數量不到美國的1/5。
治療的效果也存在巨大差異。 2015年中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新發癌癥病例達429萬例,占全球新發病例的20%,死亡281萬例。中國所有癌癥的5年生存期在2015年預估為36.9%,而美國在2012年已達70%。
吳一龍說:“十年前,一個靶向藥物上市需要八到十年的時間,而最近的創新藥上市大概僅需兩到三年,未來的速度還會更快。但在中國,這個速度通常落後三到五年。近幾年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能夠進一步加速,很多患者將從中獲益。”
癌癥防治已成為我國一項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給患者家庭和社會醫療體系帶來沈重負擔。RDPAC發布的報告中提到,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結直腸癌和食管癌在中國城市地區的人均就診負擔最重,大約為1萬美元,肺癌和胃癌患者的負擔次之,大約為9900美元,肝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診支出約為8500美元。
“這些數字是什麽概念?這個負擔是非常巨大的。”吳一龍直言。就全國來說,一個家庭平均一年的支出費用是8500美元,如果有人得了肺癌,就意味著這個家庭一年的總支出沒有了。
“長遠來看,在國家層面不斷完善腫瘤防控和藥物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基因測序的系統研究在應對癌癥挑戰方面至關重要,歐美國家在這個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希望在未來,癌癥就像我們治療高血壓、糖尿病那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跟我們人類相伴相隨的慢性疾病。”吳一龍建議道。
RDPAC執行委員會成員林泰慷博士也呼籲:“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應攜手努力,促進創新治療方案的研發,同時積極改善患者可及性,加速推進實現中國癌癥防治的目標。”
河南省人類精子庫。醫務人員查看精子質量。不孕不育人群數量的上升,讓主動免疫療法擁有更大市場,也引發爭議。(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16日《南方周末》,原標題《“沒指南、沒規範、沒專家共識” 違規前,這種流產“灰色療法”早陷爭議》)
“淋巴細胞主動免疫”療法,旨在預防習慣性流產,但中西方醫學界對其療效看法迥異。歐美僅限臨床研究,但也有日本、墨西哥、菲律賓等國在開展治療。
這項技術在中國已應用二十年,但處於無人監管的灰色地帶。多方信息顯示,最近通報的一起醫療事故中,5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接受的正是這種療法。
這一療法在爭議中前行,部分認為其可顯著提高複發性流產婦女的成功妊娠率,部分則認為無效或安慰劑效應更大。
兩次不明原因的妊娠早期流產過後,戴林夫婦來到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準備接受一種全新的療法——此前,他一位流產了七八次的同學,在接受治療後,已誕下健康嬰兒。
治療前,戴林前前後後看了兩百多篇國內相關文獻,越看,他越覺得有效性高。
這種名為淋巴細胞主動免疫的治療,是采用丈夫或無關第三者的淋巴細胞,給需要懷孕的女性進行皮內免疫接種,使妻子產生抗丈夫白細胞的抗體和封閉因子,從而最大限度地接納和保護胎兒不被流掉,一般免疫1-4次就能產生抗體直至受孕生子。
這並非是一種新奇療法。早在1981年,美國人Beer及Taylor創立了對原發性習慣性流產的主動免疫療法,一些國內外臨床實踐曾表明,其成功率可達55%-100%。這激發了人們對該療法的不斷探索。
“它基於一種假設,胚胎於母體是一個異物,便會產生封閉抗體,發揮保護胎兒、維持妊娠的作用。理論上,正常妊娠的女性體內應該能檢測出‘封閉抗體’,在同種免疫型複發性自然流產女性中,通常缺乏此種抗體。”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郁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將丈夫的淋巴細胞回輸到妻子體內,也許能事先減少夫妻間細胞的排斥性,從而預防習慣性流產。
這是種從免疫學角度來看待不孕不育的理論。該理論認為,部分患者不孕不育的原因,可能在於丈夫和妻子的細胞的相互排斥性,從而導致胚胎被母體排斥而無法在子宮停留、導致流產,反複流產者被稱為習慣性流產。
戴林並非接受此種療法的第一個患者。這項針對不明原因反複自然流產患者的治療方法,早在國內多家醫院使用。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從廣東、河南、四川到山東,從知名三甲醫院到二級、民營醫院,全國目前至少有33家醫院已連續多年使用該技術。
2017年2月9日,浙江省衛計委通報一起重大醫療事故,浙江省中醫院一名技術人員違反“一人一管一拋棄”操作規程,重複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汙染,導致5名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多方消息顯示,感染的5名患者,接受的正是該項療法。
這種從誕生就有爭議的療法,因此再度進入公眾視角,引發醫療界廣泛爭論。
追捧多年後,人們突然意外發現,在中國,這項技術正處於無人監管的灰色地帶,實驗室操作規範、流程、指南……都沒有任何監督。
而在發明該療法的美國,更早已全面叫停。
“我的妻子已經懷孕七個多月,檢查非常健康。”身為接受治療的一員,戴林毫不懷疑這項治療的有效性。
但中西方醫學界對此卻看法迥異。
事實上,從這一療法誕生開始,就在爭議中前行,部分認為其可顯著提高複發性流產婦女的成功妊娠率,部分則認為無效或是安慰劑效應更大。
支持者眾多。“平均有效率達80%。”上海一家知名三甲醫院的婦科主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盡管療效顯著,但各家報道的療效差異很大,成功率波動在71%-100%。她也承認,其中療效百分百的報道,病例數只有2到4例,還不是臨床大樣本研究結果,甚至沒有排除胚胎染色體異常對結果的幹擾等因素。所以,“想證實這類免疫療法的確切療效,必須進行嚴格的多中心大樣本臨床隨機對照實驗”。
數據庫顯示,2014年,有美國學者對過去的20項主動免疫療法相關研究(共計834名試驗者)進行綜合分析,“各種形式的免疫療法,和對照組比起來,都沒有顯著增加成功受孕並分娩的概率”。
不過,2016年,上海交通大學仁濟醫院趙愛民團隊對18項主動免疫療法相關研究(13項國外研究,5例國內研究)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主動免疫治療對於不明原因複發性流產患者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懷孕前和懷孕中使用低劑量淋巴細胞進行治療效果最好。該研究共包含1738名試驗者,治療組739人,對照組999人。
2017年,巴西和澳大利亞學者搜索了過往研究論文,共找到6篇評估主動免疫治療的薈萃研究。其中2篇發現主動免疫治療對於提高成功妊娠率沒有效果。4篇發現對不明原因反複性流產患者有效。研究認為,對經過篩選的孕婦,采用新鮮血液,在懷孕前或懷孕中用足夠濃度的淋巴細胞進行皮下註射是安全的。
華大基因CEO尹燁在看到網上一邊倒的批評後,咨詢了多位臨床醫生並查閱大量文獻發現,主動免疫治療方法與其他免疫療法一樣,有效性差異大,但經過多方求證也確實有很多成功案例。
“我問了很多臨床醫生,有效的占相當比例,不能說無效。”尹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從國際研究論文來說,沒有證據證實這種方法有用,但也不能說完全沒用。我覺得這種方法很有可能是有用的,但針對什麽樣的患者、能改善多少,還有很多未知因素。”郁琦說,出於這樣的擔心,協和一直沒有進行這項治療。
不過,早在2002年,由於大樣本臨床試驗發現,沒有科學依據表明患者接受治療後流產率下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FDA)叫停了主動免疫治療——僅允許在少數科研機構做臨床研究和試驗。
FDA在其公開信中寫道,1999年7月發表在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一篇文獻指出,接受這類治療的女性隨後發生的流產率高於未接受該細胞產品治療的女性:接受免疫治療的女性中,31位成功懷孕,成功率36%;接受安慰劑治療的女性中,41位成功懷孕,成功率48%,——兩者對比,不升反降的成功妊娠率引起一片嘩然。
更關鍵的是,FDA提醒,對於使用這些細胞制品的女性來說,藥劑的制備和給藥都可能對受者帶來危險——比如因未經滅菌的細胞制品,感染傳染病。
但中國的一些醫生認為,國外停掉所謂的保胎和封閉抗體治療,最主要是西方醫生傾向自然生育,排斥輔助生育,並不是說他們找到更好的方案而丟棄了這種老舊方案,孕早期習慣流產的治療,本身就非常難。
事實上,在全球範圍看來,除了對此項技術保持謹慎、僅限於臨床研究的歐美地區,日本、中國、墨西哥、菲律賓等國,均在開展這些治療。
“超過七成的日本教學醫院都在開展。”前述婦科主任說,她認為不能一味拿FDA的判斷作為標準,美國對這類技術控制嚴格,且發明人在2006年已去世,沒再繼續研究下去。她認為,中國等地,積極探索這項技術廣泛實施的可能性沒錯。但應向日本學習,盡快制定嚴格的規範及標準化操作流程。
“臨床濫用情況確實存在,不管單次流產或其他原因導致複發性流產患者均采用主動免疫治療,不免有過度之嫌。目前亟需嚴格限定適用人群,減少無指征的濫用,規範治療方案。”尹燁觀察發現。
在中國,這項技術已應用長達二十年。
多位醫生回憶,2009年後,它在國內得到大範圍應用。當時,國家尚有《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管理這類技術。
《辦法》將醫療技術分為三類。第一類、第二類涉及的,是已經成熟、廣泛應用的技術,如血常規檢測、闌尾炎手術等,其應用由醫療機構自主決定。第三類技術,則指涉及重大倫理問題,高風險,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經規範的臨床試驗研究進一步驗證,或需要使用稀缺資源的技術。
作為免疫細胞技術,主動免疫療法正屬於第三類。
劉曄律師介紹,按照《辦法》規定,醫生或醫療機構欲將第三類技術應用於臨床病人時,需要遵守的法律程序不少。
第一,如是新技術,首次應用於臨床,必須經衛生部門組織的安全性、有效性臨床試驗研究、論證及倫理審查。根據該條款規定,首次應用,即使是臨床試驗,其組織、論證及倫理審查,也應當由國家衛計委負責。第二,如非首次應用於臨床或已通過臨床研究、倫理審查等,醫療機構欲申請第三類技術的臨床應用時,也應經過國家衛計委組建或指定的第三方臨床技術審核機構對該醫療機構的臨床應用技術能力進行審核。第三,對醫療機構的臨床應用技術能力審核通過後,國家衛計委再行審定是否同意該第三類技術的臨床應用。
但事實上,無論是當時頒布法規的國家衛生部,還是現在的國家衛計委,都沒有明確這項技術是否通過了倫理和技術審查,更未確認過任何操作規範和臨床要求。
開展的醫院全靠各自的實踐摸索。
更大的變化出現在2015年7月,為簡化行政許可事項,國家衛計委當時發布了《關於取消第三類醫療技術臨床應用準入審批有關工作的通知》,其核心是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即將第三類技術分成禁止類、限制類和其他類。
對列入禁止類目錄的第三類醫療技術,禁止醫療機構予以臨床應用;對列入限制類目錄的第三類醫療技術,由醫療機構限制其使用,但應報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備案;對於未列入禁止類、限制類的其他第三類醫療技術,取消臨床應用準入審批,由各醫療機構按照《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自行承擔主體責任。
這次改革,細胞移植治療技術成了無需審批即可臨床應用。“故將丈夫的淋巴細胞經處理後輸入妻子體內以治療習慣性流產,在法律上不屬於經衛計委審批才能臨床應用的技術。”劉曄如是判斷。
但“野蠻生長”,讓這項可能有效的技術變得風險巨大。由於缺乏統一的標準、規範甚至醫生的共識指南,連患者戴林在接受治療時,都感到“混亂不堪”。
或許是為了減輕單調重複導致的工作壓力。戴林發現,他所在醫院的操作員並不是檢驗科的醫師,往往由實習的碩士生或博士生代勞。由於經驗不足,一次有位病人做了四次治療,其中兩次,都因操作員找不到血管、插得鮮血淋漓。
“幹活很毛糙,有時連一次性手套都不戴。”對基本醫療知識有所了解的戴林,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風險最大的過程,發生在抗體分離階段。治療時,抽血時是當面用個人一次性針管,但需要1小時左右的抗體血清分離——“這個過程並不公開”。戴林說,分離後,輸入女方血管,也是當面操作,不會出現混用針管。他推測,“(浙江省中醫院)微吸管混用,可能發生在不公開的過程”。
無需審批並不意味著這些技術能隨意應用。按照依然有效的衛計委《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任何一項新技術應用於臨床或上市前,必須經過嚴格的臨床研究和倫理審查,只有其安全性、有效性、倫理性得到國家層面的認可,才能允許上市應用。這和取消行政審批並不矛盾。
“新技術是應該先做臨床研究,但等我們想要管理時,發現這項技術已經完全進入臨床應用,不屬於科研範圍,管理起來很難了。”相關部委的一位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個人認為,這類技術應該允許嘗試,在一段時間後再逐漸規範。
“沒指南、沒規範、沒專家共識。”郁琦評價說。何況,目前很多檢測封閉抗體的技術並不成熟,各地檢測的結果可能不一致,所以對治療的意義不大,就算成功了也並不能確切知道哪種因素起了作用。
“並不是技術本身不好,而是從病人的篩選,到監測指標、適應證以及操作流程都模糊不清。”前述婦科主任說。為開展這項治療,她曾了解過國內大量醫院的治療現狀。“大三甲醫院做得會好一些,一些民營甚至專科醫院會盲目誇大療效和適應證,有的病人明明是染色體疾病,不適合做這類治療,也被推薦做了治療。”
比起一些醫院一次進行三十對夫婦的治療,華西二院則每次都有四五十對甚至更多,即每次將會有一百人參與。
因為溫度和凝血方面的考慮,整個過程必須一氣呵成。如果是14:00開始準備參與治療,女方抗體輸回後基本在17:00後。
因為時間緊張、節奏快,面對大量的候診人群,無論是操作員或患者,每次治療都成了一次耐心的考驗。“(醫患雙方)都感到緊迫和痛苦。”戴林觀察。
僧多粥少。由於各地開展此種療法的醫院數量有限,能做的醫院往往人滿為患。這也為一些醫院亂收費,開了便利之門。
2月10日,一位在2007年接受該療法成功生育的患者向媒體介紹,一個療程分4次治療,每次治療大約花費2萬元,前後兩個療程總共花費16萬。同一篇報道中,另一位婦產科醫生說,一個療程大約在一兩萬。
但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在上海的公立醫院,每次治療只需花費200元。而在全國其他地區,一次封閉抗體的治療費用一般在400-500元之間,因地區、醫院試劑或儀器差異而有輕微價格浮動。一個療程四次下來,約兩千元。
“比起試管嬰兒等其他方法,便宜太多了。”戴林覺得很值。
但郁琦表示,即使低廉,這樣的收費可能也不合適。“應該先開展臨床研究,規範操作,而且不能收費。如果臨床研究結論有效,就再進行大面積臨床試驗,最終普遍應用。”
不過,“新技術的嘗試還是應該鼓勵,不能一刀切關停。”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戴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