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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海歸醫生的“醫改夢”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39

 

朱知梅（受訪者提供/圖）

一群加盟港大醫院的海歸醫生對號販子、紅包頗感意外，因為這些“潛規則”在國外的醫療機構難覓蹤跡。

衡量一家公立醫院成功與否，絕不能以是否賺錢和賺多少錢為標準。好的醫院遲早會賺錢，但賺錢的醫院未必是好醫院。

一名曾經參加過英國女王晚宴的華裔醫生朱知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一家醫院一呆三年多。他究竟為了什麽？

答案是，他對中國醫療改革的濃厚興趣以及能夠參與其中的自豪感。

朱知梅，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以下簡稱“港大醫院”）前內科主管（相當於中國醫院的大內科主任）、一位喜歡接受挑戰的62歲血液科醫生。

自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啟動新一輪醫改，承諾在2020年前為13.9億人民實現全民平等就醫和醫療覆蓋。朱知梅將這項工作形容為“修建一座新的長城”。

不同的是，歷史上的長城是為了抵禦來自北方的侵略者，而現在修建這座“長城”的目的則是放眼世界，迎接醫改新觀點和改革。

“號販子”

朱知梅原來所服務的英國醫院是國家健康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的組成部分。在NHS中，家庭醫生充當病人“守門人”角色。“英國的家庭醫生‘守門’守的非常好，絕大部分疾病都可以通過家庭醫生看好，沒必要到大醫院去看。”朱知梅說，“所以也不可能有‘號販子’”。

朱知梅所服務的港大醫院也不存在“號販子”。這家醫院於2012年7月1日成立，是深圳市政府與香港大學合作的產物。醫院由市政府投資，由香港方面負責管理。作為一家年輕醫院，就門診量而言，港大醫院比深圳市人民醫院等傳統大醫院要少很多。

三年前，作為港大校友的朱知梅接到母校邀請，讓其擔任港大醫院內科主管。他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欣然應允。用他的話說，來深圳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專心做事“來改變一些人”，特別是年輕醫生。

像朱知梅這樣由香港大學派駐並委任重任的海外醫生，在港大醫院有百余名。

和很多醫院一樣，在港大醫院看病需要先預約掛號，按預約時段看病。不同的是，該院推行“先全科、後專科”的就醫模式，鼓勵病人先看該院的“家庭醫學全科門診”，如果全科醫生覺得有必要，再建議去看專科醫生。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借鑒NHS模式。

就在港大醫院開業後一個月，英國人將他們引以為傲的NHS搬上了倫敦奧運會開幕式。

到港大醫院工作不久，朱知梅就發現中國的病人跟英國的很不一樣。比如，習慣於不惜代價去大醫院、找名醫。現在，他已經能夠理解“號販子”的存在。“這對病人、對醫院都不公平。”朱知梅說。

“公平”一詞屢屢出現在朱知梅口中。在他看來，NHS並非完美無缺。但它最大的好處，就是能保證英國人看病公平。“窮人、有錢人都是一樣的。”

朱知梅在英國時就聽說，中國曾經有過很好的醫療體系。政府花了很少的錢就能讓老百姓看上病。不過，隨著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原來的體系被打破。

如今，在港大醫院血液科有一個變化，但凡是來看過病的病人，已很少像剛開業時那樣，在這里看過之後還會往大醫院跑。朱知梅對此感到欣慰，這說明“改革慢慢有了一點成績”。

“高薪養廉”

深圳市創建港大醫院的初衷之一，是為新醫改趟出一條新路。彼時，新醫改啟動已三年，但最為核心的公立醫院改革卻進展緩慢，其逐利機制難以破除。

有別於國內其他公立醫院，港大醫院采用香港公立醫院運作模式，其前期運營費用包括員工薪酬、醫療設備等來自政府財政。醫務人員的收入不與病人支出掛鉤，以保證他們能夠“做純粹的醫生”。這一模式和NHS接近，據朱知梅說，NHS的所有醫生、護士的工資全部由政府支付，醫務人員的惟一職責就是照顧好病人。

為了實現這一點，深圳市政府每年需要將向港大醫院投資近10億，占全市公立醫院預算的一大半。通常，各級政府僅承擔公立醫院總運營費用的不到20%，倒逼醫院通過自己賺錢解決其他費用。一位研究醫改問題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中國的醫生是全世界“創收”壓力最大的。

而在朱知梅和他的海外同行看來，這樣的醫院其實不能算公立醫院，而是“商營機構”。

港大醫院的模式被外界概括為“高薪養廉”。據報道，港大醫院對外宣稱的醫生平均年薪是30萬元人民幣。這一數目在外界看來已算不低，但在深圳醫療界卻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一位從深圳另一所公立醫院跳槽到港大醫院的醫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在以前的醫院，明面上的收入不高，但加上各種灰色收入，其實並不比港大醫院低。

港大醫院作為醫療支出的“大頭”，即使是目前的人工成本，已經讓深圳市政府備感壓力。而且後者還面臨其他公立醫院要求“一視同仁”的呼聲。

近年來，中國醫療界“打破公立醫院逐利機制”的呼聲漸高。但是，這一導向面臨著嚴峻的現實問題：如果醫院不再創收，那麽靠誰來養活？政府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即使政府下定決心加大投入，公立醫院過度商業化導致的積弊能否真的革除？會不會適得其反？反而進一步助長醫院謀利的沖動？在相關研究者看來，這些問題正是公立醫院改革需要直面的核心命題。

紅包

來深圳之前，朱知梅聽說過“紅包”——在除“號販子”之外中國患者看病時需要借助的另一手段。而在英國，醫生如果收取病人的錢，將飯碗不保。

港大醫院設立之初，院方將紅包問題寫入了醫生的聘用合同里，要求醫生拒收紅包。如有違反，就可能被開除。院方之所以重視紅包問題，在朱知梅看來，醫生收紅包會破壞醫療“公平”原則：患者給醫生送紅包並非情願，而是希望以此換取醫生對他的優待，可作為醫生，因為收了紅包而需要優待某個病人，就意味著對沒送紅包的病人不公平。

事實上，紅包問題在港大醫院還是出現了。

在港大醫院工作的第一個月，朱知梅就收到一位下屬上交的紅包。那是一張購物卡，當事醫生說他沒辦法寄還，因為這位病人沒有留地址。朱知梅認為這是一樁嚴重的事情。他報告給了醫院，同時要來這位病人的電話。

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溝通。患者沒聽他說完就掛斷了。朱知梅認為可能是自己沒表達清楚，於是又讓秘書打電話。但結果同樣如此。他深為沮喪。

“其實我沒有別的意思，”朱知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就是想跟他說，謝謝你的好意，但（在港大醫院看病）真的不需要（送紅包）。”

為什麽要親自打那個電話？“因為我是內科主管，”朱知梅解釋說，“（在執行醫院規定方面），我應該走在前面。”

“患者可能覺得他不懷好意，”對於那次退紅包事件，朱的下屬、港大醫院血液科駐院醫生李娟（化名）說。在中國的醫院，一位大內科主任為下屬退紅包的事情親自給病人打電話，有些超出想象。

胸外科通常被視為紅包的“重災區”，但港大醫院胸外科主管司徒達麟工作一年多來，驚訝地發現沒有發生一起病人給醫生送紅包，“最開心的不是醫生不收，而是病人不給（紅包）。”司徒達麟說，“這是最重要的”。

回想起那次給患者打電話，朱知梅意識到，在中國的一些醫生與患者之間，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三年多的努力，朱知梅和他的同事歸結為一句話：重建醫患信任。在他看來，醫患之間的相互信任，是醫改“長城夢”的基石。

碰撞

在港大醫院，雖然管理層由香港大學委派，但普通醫生多從內地招聘。由於原來各自所身處環境不同，“海歸”醫生和本土醫生在觀念、習慣等方面不斷發生碰撞。

朱知梅在英國養成了一個習慣，當他覺得自己沒能給病人足夠的幫助時，會主動向病人道歉，雖然這並不等於他真的做錯了什麽。在港大醫院，他也提倡這一做法，認為這樣會增強患者對醫生的信任。

但多數內地醫生對此不以為然。血液科醫生李娟就認為，在醫患關系互不信任的當下，如果醫生輕易道歉，病人會覺得其心虛，會懷疑背後還有什麽事情。加之醫療服務也有技術門檻，很難給病人完全解釋清楚。所以，道歉的話很可能適得其反。李娟說，“我們最初都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但朱知梅堅持他的英國式做法。

2015年5月7日，李娟問朱知梅，病人陳先生當天是否需要做化療？朱知梅把“陳先生”聽成了“張先生”——兩個病人差不多年紀，都是男的，同樣的診斷結論。

朱知梅告訴李娟說不需要。李娟隨後打電話告訴了陳先生。但她隨即又感到不放心，又找到朱知梅，問其是否確定。朱知梅很驚訝，說陳先生當然需要化療。李娟當即明白是朱主管把病人的姓氏聽錯了。於是，趕緊給陳先生電話道歉。

出乎預料，病人並沒有責怪李娟。但朱知梅認為錯在自己，他搶過電話，糾正了李娟的說法，並再次向病人道歉。在這件事情之後，李娟發現，這位差點被耽誤了的病人不僅沒有找科室的麻煩，反而對醫生更加信任了。

另一個讓李娟印象深刻的是病人曹女士的故事。

2014年年底，曹女士因為發燒，到深圳某大醫院看病。結果在急診室呆了十多天，在最終診斷為白血病的情況下，仍被該醫院以沒有床位為由拒絕接收。

走投無路之下，曹女士經朋友介紹掛了港大醫院血液科的預約號。朱知梅還記得，曹女士當時是坐著輪椅來到醫院的，有些神智不清。朱知梅判斷病人亟需住院。彼時，血液科病房已滿，朱臨時協調出另一科室的床位，讓曹女士住院。經檢查，曹所患“T形淋巴細胞白血病”——一種罕見的重病。

住院不久，曹的丈夫黎先生給血液科出了一個難題。原來，曹女士除了患有白血病，還被一種真菌感染。對付這種真菌，需使用一種昂貴的自費藥，一天開銷700元。黎先生擔心妻子會因為其他病人加重感染，因此對同室的其他病人頗為排斥。

不管血液科護士怎麽解釋，黎先生仍懷疑會加重感染，還向同一病房的一位八十多歲的女病人大發脾氣。後者被嚇哭了，不得不搬出去。朱知梅後來找到黎先生，告訴對方這是一家公立醫院，必須公平地對待每一個病人。如果他的妻子獨占病房，其實是剝奪了其他患者的救治機會。此外，朱知梅向黎先生保證，他的妻子不存在被新病人感染的風險。最終，黎被說服。

對這件事，朱知梅的感觸是，希望患者醫生都多一些耐心，只有如此，才會帶來更多的“改變”。在改變的過程中，醫生要主動向患者伸出手。

火花

在港大醫院，朱知梅所期待的一些“改變”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是基本用藥原則。但長期以來，“吊瓶森林”成為各地醫院一景。港大醫院在建設時，按照國內一般醫院布局，在全科門診、兒科均設了輸液區。開業後，院方決定把這兩個輸液區改為它用。

港大醫院全科家庭門診顧問醫生施德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沒有輸液，有醫護人員擔心病人會因不理解“鬧事”，為此還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以應對不測。但施德偉驚喜地發現，意外並沒有發生，病人都尊重醫生的決定。

據施介紹，港大醫院剛開業時，病人家屬有一個習慣，就是都擁在診室走廊里，沒排上的看什麽時候輪到自己，排上的則盯著病人在診室里看完病。“當時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勸家屬坐下來。”施德偉說，“而現在，有時候請家屬進去，家屬都不願意進去，說他（指病人）進去就好了”。

同樣感到有點意外的還有急診科主管朱嘉理。在從香港來港大醫院之前，朱嘉理從媒體上得知急診科作為醫患矛盾的多發地，為了應對“醫暴”，他們甚至配備了“防狼器”，但至今都沒有派上用場。

在深圳市衛計委開展的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醫院市民滿意度調查中，港大深圳醫院均居市屬綜合公立醫院第一位。2015年5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在港大醫院隨機采訪了多名病人，其中絕大多數都對醫生的服務態度和不亂開藥的做法感到滿意。

然而也有病人提出疑問：這種狀況能保持多久？根據合作協議，深圳市政府對港大醫院的高投入只有五年。五年之後，也就是到2017年，深圳市政府對其財政支持標準將與其他公立醫院一樣。這意味著港大醫院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創收壓力。

朱知梅坦陳，五年之內，港大醫院要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既要做好做大，又要“自負盈虧”，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朱知梅強調，衡量一家公立醫院成功與否，絕不能以是否賺錢和賺錢多少為標準。“好的醫院遲早會賺錢，但賺錢的醫院未必是好醫院。”

李娟所擔心的是，醫院會不會因為經濟原因面臨創收壓力，並最終把這種壓力轉嫁到一線醫生身上，如果這樣，就等於和她以前工作的那家醫院一樣。

和不少同事一樣，在港大醫院的兩年里，李娟最大的體會就是在這里不用考慮各種“指標”，不用操心病人是否欠費，真的可以“做一個純粹的醫生”。但是，和病人們一樣，她也擔心這種狀況不能維持下去。

朱知梅說，就醫院管理層而言，確實有經濟上的壓力，也是最大的壓力。目前，在醫院層面，所能做的主要是通過國際醫療中心收取自費病人賺錢，用以彌補醫院收入的不足。但是，對於這種做法能否奏效，業界卻多不看好。

朱知梅還說，包括他在內，作為管理層，他和港大醫院的其他海外醫生有共識：不會把經濟壓力轉嫁到臨床醫生頭上。這是原則和底線。否則，改革就失敗了。

不過，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朱知梅對此充滿信心，“假如我們虧了本，但是擦出了很好的火花，獲得老百姓認同，我覺得就是成功。”

為何斯坦福、康奈兒的海歸愛在那紮堆創業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615/156565.shtml

去年以來，聯合辦公的概念在中國興起，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推出了自己的聯合辦公品牌SOHO3Q，原萬科高級副總裁毛大慶也在不久後正式公開了他的聯合辦公創業項目——優客工場，與此同時，毫無地產背景的90後海歸Randy也看準了這個市場，成立“無界空間”。

與這些地產大佬選擇同一個領域創業，Randy並不十分擔心。他認為地產行業是一個分散型市場，不可能一家通吃。“萬科多麽牛逼的一個企業，但它的市場份額不到1%。”所以，他判斷自己肯定是有機會的。

另外，他認為，每個公司的產品和其創始人的基因是直接相關的，不同的產品會吸引不同特質的用戶。無疑，8歲就去海外留學又是90後創業者的Randy更能吸引一些海歸創業者和年輕創業者，斯坦福、康奈爾創業系的很多創始人都選擇了無界空間作為辦公場所。

但是，無界空間目標用戶並不只是海歸，“只是恰巧我們的圈子在這里，自然而然吸引了很多海歸。”Randy說。據他透露，目前無界空間一般三個月能招到百分之八十五，留存率達到80%，大多數都是一些比較年輕、不缺乏資金的優秀創業團隊。而令人吃驚的一點是，他們沒有銷售團隊，只有運營人員，完全依賴於品牌營銷吸引了眾多創業團隊入駐。

下面是i黑馬對無界空間創始人Randy的采訪：

i黑馬：沒有銷售團隊，無界空間是如何達到85%的入駐率的？

Randy：主要靠品牌和營銷。品牌決定多少人知道你，多少人來參觀，營銷即具體轉化率，由我們的運營人員來做。但是現在，無界空間擴張速度很快，工位越來越多，所以需要做更多的營銷，我們打算去做關鍵詞優化等。

i黑馬：無界空間吸引和留住創業者的優勢在那里？

Randy：首先，我們早在去年5月份就已經拿到了梅花天使創投和經緯中國的投資，這是很好的品牌背書。另外，我們的價格十分透明，一個工位只需每月1600——2000的租金，水電暖、打印、會議室、遊戲室等全都免費，並且，無界經常舉辦社區活動、幫助創業者對接投資人、邀請導師來指導團隊等。只要顧客滿意了，他們自然會推薦其他朋友過來。

i黑馬：你們選擇地方的標準是怎樣的？

Randy：主要有兩個維度：一是創業氛圍，二是競爭格局。

比如，三元橋的創業氛圍就很好，這個區域離望京、中關村、國貿很近，整體都可以覆蓋。並且，三元橋的競爭格局非常低，沒有幾家公司能在這個位置能找到好物業，即使找到了，也會比較貴，定價又會貴一些。

我看好朝陽區，尤其望京、三元橋這兩個地方。中關村創業氛圍好，但競爭格局很激烈，所以會減分。

上地短期內不會考慮，因為那里和我們想吸引的創業者不太符合，上地的創業者偏草根和技術型，他們對聯合辦公空間的接受度比較低。

i黑馬：你們對民房辦公的替代性有多大？

Randy：聯合辦公的優勢在於，民房需要至少簽約一年，但創業公司擴張速度不能預測，這樣會給團隊帶來許多不便之處，而無界空間可以三個月起簽，並隨時增加工位，這種彈性租賃可以隨時滿足創業公司的擴張。另外，聯合辦公可以認識許多其他創業者，進行資源共享，而更現實的一點是，創業公司招聘時，在聯合辦公空間比在一個民宅要更容易招到人。

蘇州房價大漲背後邏輯：“海歸”蜂擁聚集

蘇州住房限購令出臺，再次將暴漲的蘇州房價拉入公眾視野。

今年以來，蘇州房價領漲全國。根據標準排名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均價萬元以上城市房價漲幅榜》顯示蘇州2016年6月份房屋同比漲幅50.69%，上半年漲幅達到31.43%，排名全國第三。

據筆者觀察，蘇州房價大幅上漲背後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是大量人口湧入。新進入蘇州的人口，結構上不同於普通城市以務工人員為主，而是有相當大部分的“海歸”式高端人才。

筆者連續數年受邀參加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活動(下稱“創業周”，此活動為蘇州最重要的高層級創新創業人才引進平臺)，發現蘇州早已拋棄傳統招商引資模式，而往往以“風險投資+招商引智+產業集聚”作為區域產業發展模式。高端產業集聚帶來高端人才集聚，新進者成為房價推力。

自2009年舉辦至今，“創業周”已成功吸納2318個高層次創新創業項目落地蘇州，累計註冊資本超過186億元。2015年，蘇州全市累計引進高層次人才團隊3400多個，99%集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

由此，蘇州目前可能已經成為海歸等高端人才最喜歡的城市。今年的2016(第八屆)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共有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87名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共攜帶3042個項目應邀參會，其中2223人是國際知名高校的海歸博士。參會人才和項目數量均再創歷史新高。產業方面，主要集中在九大重點新興產業領域人才。其中生物醫藥占22.2%、電子信息占21.6%、裝備制造占15.7%、新材料和新能源均各占7.7%。

這些項目多是科研型導向。以在2016創業周上正式揭牌的“中美大學國際技術轉移與創新協作(蘇州)中心”為例，該中心將開展中美大學國際技術轉移合作，形成以蘇州為基地、輻射長三角的美國大學國際技術轉移區域布局，推進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和商業化。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21所美國一流科研院所，以及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高校院所相關負責人表示將全力助推國際技術在蘇州的轉移合作。

圍繞科研、創業人才，風險投資等經濟要素“自動”前來匹配。整個活動期間，蘇州市的17家省級以上開發區、80多家國家級孵化器和產業園、百家創投金融機構以及千余家重點企業參與項目對接。

在經濟大環境低迷的背景下，2016年的蘇州創業周卻呈現出迅猛增長勢頭：已正式簽約項目達到689個，比去年同期增長27.3%(其中投資創業項目597個，合作創新項目92個)，達成合作意向項目701個，正在洽談對接的項目1157個。

蘇州為了吸引高端人才，還推出不少特色主題活動，如昆山組織深化兩岸人才合作交流會活動、吳中區舉辦首屆“百名海外博士吳中行”活動、太倉開設成立“引才直通站”、常熟組織創業競賽、姑蘇區組織社區治理供需對接會等等。

“大批海內外精英在蘇州安家落戶、開創事業。”蘇州市官方文件稱。

這些簽約或達成意向的合作項目背後，就意味著又一批高端人才的聚集和落戶，顯然改變蘇州流入人口的結構層次。這些人口流入則一步步對蘇州的產業、科研、經濟，以及房價產生影響。

以蘇州生物納米園為例，短短數年間，蘇州生物納米園已集聚了400余家企業，8000余名生物醫藥專業人才，納米領軍人才創業團隊220多個，其中“千人計劃”團隊64個。目前，同時有多家企業籌備在國內外證劵市場上市。

“海歸”人才持續流入，是驅動蘇州房價領漲全國的背後邏輯之一，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蘇州房價暴漲就是合理的或可持續的。2011年蘇州也曾出臺限購令(全國調控計劃，與多個城市同時)，2014年9月取消。此次限購令影響幾何，則尚待觀察。

癌癥終結者：從欠債3000萬元到身家30億元，這個海歸博士熬了13年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109/159680.shtml

11月7日，貝達藥業創始人丁列明敲響了深圳創業板的上市鐘聲。這家由海歸博士團隊創立的公司，經歷13年創業苦旅後，終於獲得階段性成功。

截至11月8日下午18時21分，貝達藥業總市值為111.6億元，創始人丁列明通過凱銘投資和貝成投資（59.43%）間接控制公司26.7%股份（發行後），按此估算，丁列明身家為29.79億元。

而把貝達藥業推上市，把丁列明變為億萬富翁的是一個名叫凱美納（Conmana）、自主研發的抗癌藥。據貝達藥業的招股書，2013年-2015年，貝達藥業主營收入分別達4.81億元、7.04億元和9.15億元，凱美納貢獻的營收分別達4.75億元、7.03億元和9.13億元，占了主營收的98%以上，毛利潤貢獻度也達96%以上。可以說，凱美納一款藥成就了一家上市公司。

凱美納到底為何物？

凱美納是貝達藥業自主研發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藥，主要用於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直接作用於癌細胞，對正常細胞損傷非常小）。該藥品的研發過程中，得到了國家重大新藥創新專項、“863計劃”等的支持。

該產品一經問世，便一舉打破了小分子靶向藥物被進口藥壟斷的局面。2011年，凱美納正式投放市場時，被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贊譽為相當於民生領域“兩彈一星”問世。

凱美納還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是中國化學制藥行業首次獲此殊榮，也是浙江省企業界的第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2012年8月，創業家&i黑馬深度采訪貝達藥業創始人丁列明，他給我們詳細還原了凱美納的研發故事（見下文）。丁列明也被評為2012年度的10大年度創業家之一，另外9個年度創業家獲獎者還包括美團創始人王興、YY創始人李學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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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徒式的冒險

丁列明做了一個賭徒式的決定，放棄美國的醫生職業，帶著全部家底數百萬元人民幣，登上了回中國的飛機。

這個決定最終帶來一個傳奇的抗癌藥：凱美納（Conmana）。2012年8月，凱美納在中國上市不過一年，銷售額已超過2億元。

2003年1月，丁列明回國幾個月後，浙江貝達藥業有限公司（下稱貝達）註冊成立。“這幾個博士海外回來的，做一類新藥研發。”在租來的實驗室里，丁列明及其團隊不時被這麽介紹。丁列明認為“這聽起來是表揚，實際上是在笑話我們不知天高地厚”。

但他對自己的項目有信心：由阿斯利康研發的里程碑藥物易瑞沙（吉非替尼）剛剛通過了FDA認證，在美國及日本兩地上市，成為全球第一個獲準用於肺癌治療的小分子靶向藥（直接作用於癌細胞，對正常細胞損傷非常小），丁列明想做的就是第二個“易瑞沙”。

2004年11月，第二個“易瑞沙”面世，但不屬於貝達，而是羅氏藥業研發的特羅凱（厄洛替尼）。此時，貝達正在實驗室里經歷一次次細胞汙染、一只只裸鼠死掉。“每一步都有可能失敗，”丁列明說，“的確是背水一戰。”

2005年10月，動物實驗完成，貝達提出臨床試驗申請，次年6月獲批。

2008年，貝達開始三期雙盲試驗。通常，在藥物臨床試驗中，需要兩組病人，一組服用藥物，一組服用安慰劑，以對比結果。但在貝達的試驗中，安慰劑被要求換成易瑞沙。這讓丁列明措手不及。

其實他早該預料到。新藥研發不僅與科學相關，還與國家政策法規相關。從研究方案的制定到受試者的選擇，中國都在探索之中。“在這個灰色地帶，藥企需要不斷與藥審中心溝通交流。”丁說。

丁列明心里沒底。他擔心與易瑞沙的比對結果，更擔心沒機會看到這個結果。臨床所需易瑞沙總共價值近4000萬元，而此時，丁列明不僅花完了從各方籌集到的3000萬元資金，還欠著銀行3000萬元，他去哪找錢呢？  

逢兇化吉

貝達再次逢兇化吉。一年半後，雙盲試驗準備揭盲。8年時間、近2000萬美元的投入，成敗在此一舉。生存時間、毒副作用等一組組數據被陸續揭開，丁列明的心徹底放下來。

2011年8月12日，凱美納新藥上市。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它被衛生部長陳竺贊譽為“民生領域里堪比兩彈一星的重大突破”。“我們高規格地在人民大會堂發布，”丁列明說，“有國家領導人參加和支持。這個活動不是企業行為，而是政府行為。”

“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投入66億元用於重大新藥創制，成果寥寥，凱美納的上市極為難得。盡管在業界眼中，有易瑞沙、特羅凱在先，凱美納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創新藥物，它只是一個“me too”。

因為療效與易瑞沙、特羅凱相仿，給藥方式又變得複雜，從一天一次變為一天三次，它甚至很難在美國上市，但是，它使中國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錢吃上與進口藥療效相似的藥物。

凱美納的服用成本為每片130元，每日3片，月花費1.2萬元。服用進口產品，每日550 —— 650元，每日一片，月花費近2萬元。支撐凱美納一直走到市場的錢從哪里來？

從2007年開始，丁列明就開始找錢。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見了不下30家風投機構。那不是找錢的好時光。首先這些風投對新藥的興趣不大，其次真正能看懂新藥的人很少，再次它們遇到了金融危機。

2008年10月，距離三期雙盲實驗僅剩3個月，丁列明依然兩手空空，銀行利息也付不出了。他給貝達所在的杭州余杭區政府打了報告，希望得到支持。

不久，1500萬元貸款到賬，雙盲實驗按期啟動。這筆決定生死的資金使丁列明有機會在來年得到禮來亞洲基金500萬美元的註資。

不是每個做新藥的人都有這種好運氣。與丁列明同年回國的陳一友，在北京參與創辦了一家新藥公司。

2006年，公司現金流斷裂被迫關張，陳一友帶著20多個訓練有素的員工加入了一家CRO（合同研究組織的簡寫，為制藥公司做臨床試驗等外包服務）公司——中美冠科，轉為丁列明這樣做新藥的人提供服務。

對於做藥的人，最悲慘的事情不是沒有拿到錢，而是拿到了第一筆小錢，卻拿不到第二筆、第三筆。做藥需要漫長的時間、大量的投入，2005年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沒準備好。

也許丁列明都難以相信自己的運氣。2006年，余杭區政府提出，如果貝達收購當地一家虧損藥廠，政府將給予1300萬元的貸款支持，若新藥做成，這筆錢將作為政府對貝達落戶的獎勵。貝達欣然接受。

“這倒也好，”丁列明說，“反正我們只付一個小價錢。”丁列明從杭州主城區來到了相對偏遠的余杭區。沒有自助餐，沒有一家五星級酒店，但貝達的好運從此開始。

同年，貝達得到當地銀行近3000萬元貸款。對於一個沒有現金流的民營公司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極小概率事件。新藥上市時，貝達再次得到銀行1.6億多元的貸款。

對於余杭區政府，這或許是一個謀求產業升級的賭註。慶幸的是，它與丁列明都賭成了。

虧損藥廠當時的購買價是1000多萬元，隨著新藥研發成功，政府1300萬元的貸款已落實為獎勵，藥廠相當於免費得到。隨著城市的發展，該藥廠土地的估值已攀升到5000萬元以上。

本來，丁列明還有一個機會拿到1500萬元。2008年，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計劃推出。這讓丁列明很興奮，

貝達各方面都符合這一計劃要求。他清楚記得，由於臨床項目較少，每個項目計劃給予1500萬元的無償資金支持。但支持金額隨後被調整成最高500萬元，貝達實際拿到360萬。

和地方政府的屢次支持相比，這一為推進新藥研發而出臺的國家政策顯得有些寒酸。

“十一五”期間，“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投入66億元。這些錢投放到若幹家藥廠和研究機構，其中的邏輯是，廣泛撒種總會有一點收獲。但稍後丁即意識到，政策比錢重要。

2009年，丁列明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這個並不是專為醫藥發展而出的政策，對於貝達的影響卻不亞於被列入重大科技專項。2010年7月，貝達提交了新藥證書申請。按照正常審批節奏，貝達一年半後才能拿到新藥證書。

但是作為“千人計劃”的一員，丁的項目得到了中組部的重視。後者發函至藥審中心，表明這是重大科技專項支持的項目，希望得到藥監局的重視。2011年6月7號，貝達拿到新藥證書，僅用了11個月。

“這充分體現了國家意誌。”丁列明說。“這個資源不是幾百萬、幾千萬塊錢能得到的。錢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與政府保持經常且良好的關系

通常，一個新藥，專利保護期是20年。如果研發花掉10余年，生產建設3-5年，當市場打開時，其他藥廠已經可以仿制，這對創新很不利。貝達很幸運，一次次打破常規，臨床審批僅用了7個月，新藥證書審批11個月，比正常節奏節省了近20個月。

2011年，“千人計劃”還組織了成員體檢、療養等活動，相關部門需定期走訪其成員，了解困難。這樣的互動，對於當下的貝達或許已不那麽重要，但丁明白，如果是一家剛起步的企業，與相關部門的熟識有多麽重要。

丁經歷過呼告無門的日子。一次項目申報遲遲得不到回複，在寫了類似申訴書的信仍然無果後，丁將電話打至正在國外出差的某區委書記。書記及時打回了電話，第二天申報順利通過。

積極與政府保持經常且良好的關系已經成為丁的習慣。今年6月，在新西蘭出差的丁得知深圳將舉辦一場有某部長參加的人才交流會，當即決定結束出差提前回國。

“我們當時就是碰上了，”丁說，“還好碰上了，要不然批文還不知道怎麽弄呢。”收購完成時，丁還不知道在中國做新藥必須要有自己的生產基地。

在國外，研發型公司可以委托第三方藥廠生產，但在國內是不允許的。2010年12月，國家藥監局一次座談會上，丁向藥監局副局長吳湞提出疑問：研發公司生產可否外包？這樣既利於研發公司集中精力做研發，又盤活了缺乏研發能力的藥廠產能。

看似雙贏的提議，藥監局並不能接受。研發和生產一體化，毒膠囊等醜聞仍層出不窮，如何想象研發與生產分開？當下追責時主體很明確，分開後，“踢皮球”無可避免。

收購了藥廠的貝達向發改委提交了產業化支持的申請，發改委的回複是拿到新藥證書才能給予支持。而根據藥監局的規定，先建好生產基地才能發放新藥證書。這顯然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好在藥廠已使貝達的基地有了雛形。借助銀行貸款，貝達最終取得了新藥證書。當丁再去發改委尋求支持時，得到的回複是：“有新項目嗎？”

這或許是一出中國式的悲喜劇：在不必然由政府擔當的責任上，政府的主動幫助使貝達數次渡過難關；而在政府專門為這些創新型企業設立的扶持政策上，卻互相矛盾，難以落到實處。

根據法規，新藥生產基地的GMP現場認證分成兩步：

申報新藥時應先由專家對臨床研究進行評審，評審認可後由認證中心派出工作人員到現場做GMP考核；

認證中心考核之後，再由省藥監局到現場做GMP認證。

同一個標準，兩組人馬分成兩次來完成，企業在意的是兩次認證期間等待的兩個月。

當然，在貝達的歷險記中，這只是一個小問題。現在，新藥已經上市，更大的問題隨之出現。

在中國，藥物的醫院銷售需要通過招標，通常以省為單位，價格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國家的另一條規定是新藥自主定價，又使得招標價沒有可比性。此外，招標不僅需要花費半年時間，在實際操作中，還可能面對各地對價格的不同要求。

不通過招標就無法進入醫院銷售。截至今年5月，貝達僅通過三個省份的招標。

在未能進入招標範圍的省份，貝達不得進入醫院銷售，那里的晚期肺癌病人，大多正躺在醫院之中。而在互聯網上，多家真假難辨的機構正聲稱為中國肺癌患者提供“印度易瑞沙”仿制藥的代購。

雖然比進口藥物便宜1/3以上，但凱美納的月服藥成本仍然相當於一個農民兩年的純收入、一個城鎮居民大半年的收入，而且不能進入醫保。

丁列明可能會遇到更多的競爭者。現在進入臨床階段的me too藥物越來越多，國家藥監局網站上替尼類就有20多個項目。

“未來他們會否和我們搶市場，是後話”，丁列明說，“我們這樣的成功給大家帶來了一些信心，覺得這個路子在中國能走通，之前大家很迷茫，也懷疑。”

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丁列明聽到一位衛生部官員私下表態，希望先行推進自主研發的產品進入新農合，讓中國的農民用得起。至於城市醫保，那是一個更大的難題。

潘基文再就業：海歸時機剛好，“入黨”問題最迫切

從韓國各大媒體爆出總統樸槿惠涉入“閨蜜幹政”醜聞，至今，已過去了近三個月;在此期間，韓國的國內政局一片混亂。

樸槿惠雖然仍然在與憲法法院作一系列的抗爭，但此刻的韓國政治界，已經進入了“後樸槿惠”時代，政治人士早已無暇顧及樸槿惠的眼淚了。

在亂象中，各大政黨領袖都企圖贏得民意。即將卸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適時進入了韓國國民的視野。

暗示宣布參選總統

當地時間12月20日，即將卸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會見駐美韓國記者團時表示，若其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10年里的經驗能為韓國發展作貢獻，願意許身報國。

潘基文在記者會上說，“如果國家發展、提高民生福利需要我的經驗，我願傾力為之;雖然我今年73歲，不過如果身體條件允許，我還是願意為國家效勞。”

另外，潘基文還就韓國發生“親信門”、總統遭彈劾、國民燭光集會等大事件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並闡述自身對於“領導力”的理解。

雖然潘基文在現場並沒有直接提及是否競選下一任韓國總統，但表示回國後將會見各界民眾傾聽民意再做決定，當天他的發言被解讀為事實上宣布參選。

此前，潘基文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對韓國現階段發生的一系列醜聞表達過自己的看法;與此同時，他也開始面對一些韓國國內對他本人的不滿。

例如，韓國一部分左派人士認為，潘基文曾憑借前總統盧武鉉的外交努力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而在盧武鉉2009年自殺離世時，潘基文卻沒有參加追悼儀式，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才草草拜謁了盧武鉉之墓。

對此，潘基文在一次記者會中明確否認這一指責，並表示其一直以來非常珍惜與盧武鉉的友誼，而且每次回到韓國，就會和盧武鉉的夫人權良淑女士通話。

與此同時，韓國有媒體曾借接近潘基文的一位外交官之口爆料，潘基文在每天早上打開新聞的時候，首先會關註的是韓國國內的新聞和動向。

而對於卸任後的規劃，潘基文曾表示將稍作休息後回到韓國，拜訪韓國的政要，並拜謁前總統的墓地。

相比並不急於表明立場的潘基文，韓國已經有許多政治勢力開始“蠢蠢欲動”。

在今年4月舉行的第20屆國會議員選舉中，一夜之間韓國就多出三個標榜“親潘基文”的政黨，雖然這些政黨都沒有最終獲得議席，不過以潘基文生身的忠清道的議員為主，開始成立後援團，並支持潘基文在韓進行進一步活動。

執政黨“內鬥”正酣

對於潘基文這番“事實上”宣布參選總統的表態，韓國各大政黨表態不一。

執政黨新國家黨黨首鄭宇澤當天接受采訪時表示：“我並不認為潘基文秘書長一定能成為下一屆總統。目前，他雖然在國內擁有一定支持率，但在現階段，我們誰都不能保證他一定能成為總統。未來事態將如何發展需靜觀其變。”

第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秋美愛則表示，從目前來看，樸槿惠好友崔順實幹政事件持續發酵，“在此情況下，我認為發表競選宣言並不是明智之舉。”

而此前盛傳正在接觸潘基文的第二大在野黨“國民之黨”黨首樸智元則十分積極。他表示：“國民之黨都對他的發言感到興奮，雖然沒有定下來競選陣容，但很期待與潘基文和安哲秀等人強強聯合。”

與潘基文的這番舉動遙相呼應，新國家黨“內鬥”進入白熱化階段。

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樸槿惠案)判決結果如何，她都無法再在韓國國內發揮政治力量。

20日，新國家黨“非當權派”的35名議員在首爾宣布：將於12月27日集體退出該黨。

議員黃英哲在記者會上宣布：“今天，我們得出了結論：在現有的新國家黨內，無法進行改革保守政治的革命;此刻我們決心要徹底離開新國家黨，向曾經支持我們的民眾謝罪。”

這也是韓國右派政黨產生以來，首次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分裂事態。

參與本次退黨的議員包括前黨首金武星、前黨鞭柳承敏等執政黨內部“非當權派”的領頭人物。包括濟州道知事元喜龍在內的其他得力幹將也宣布退黨。

此前，“非當權派”曾經向鄭宇澤提議，將“非當權派”領袖級人物柳承敏任命為“非常對策委員會”委員長，以恢複民眾的信任，卻遭到了拒絕。

潘基文回國後行蹤受矚目

根據此前的民調，潘基文、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文在寅、國民之黨前聯合黨首安哲秀，還有突然殺出的“黑馬”城南市市長李在明，都是下屆總統寶座的有力競爭者。

對於目前的韓國政治局勢，韓國政治分析家趙尚熙(音譯)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韓國政治黨派、勢力被分為四支的情況下，現階段最值得關註的兩大事件就是樸槿惠的審判結果以及潘基文的回國。”

“在現階段，無論(樸槿惠案)判決結果如何，她都無法再在韓國國內發揮政治力量，結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預測的;但潘基文則不然。”趙尚熙說。

他認為，雖然就此前的政策、言行及政治立場來講，潘基文比較傾向於保守勢力，不過潘基文與左派勢力也有一定的往來。

“例如，潘基文曾經在盧武鉉政府時期歷任韓國外交通商部部長，並在盧武鉉政府的支持下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而在野黨多位人士也曾經對潘基文贊嘆有加，因此潘基文無論是成為右派代表還是左派代表都不足為奇。”趙尚熙表示。

與此同時，隨著潘基文被韓國輿論認為將代表右派參加大選，潘基文的支持率也受到了“閨蜜幹政”醜聞的影響。

據民調機構“蓋洛普韓國”最新的數據，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首次超過40%，達到該黨創建以來的最高值;新國家黨的支持率僅為15%，創下歷史新低;而潘基文也一改一直以來高居支持率首位的優勢，將寶座讓給了文在寅。

潘基文的親信近期向媒體表示，潘基文本人將更傾向獨立組成勢力，而非加入某個政黨。

一位要求匿名的韓國在野黨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預測稱，相比於加入人才濟濟的共同民主黨、“幹政醜聞”危機夢魘之下的新國家黨，潘基文將可能和政治立場相近的“非當權派”，例如“國民之黨”等聯手“自立門戶”，以改變其長期人處境外、缺少韓國國內政治根基的弱勢。

他進一步分析道，首先，現階段韓國支持率前三名中，除了潘本人外均來源於共同民主黨;此外，共同民主黨還擁有樸元淳、安熙正等具備較強民意基礎的人士;再次，因為受到醜聞的牽連，再加上新國家黨的持續內訌，民眾對於新國家黨的支持率已急轉直下。潘基文如果貼上這個標簽，反而會傷害自己的民意基礎。

“相比之下，現階段表示對醜聞負責並退出新國家黨的議員雖有35名，但其中具有政治根基和民眾知名度的寥寥無幾，更何況‘非當權派’的掌門人金武星已經宣布不參加大選;在此情況之下，潘基文加入這個陣營，甚至與‘國民之黨’聯手，將是互相彌補缺陷的良好機會。”

該匿名人士還預測，若潘基文正式宣布加入後者的陣營，則一些正在觀望的保守派議員的退黨潮勢必如脫韁野馬，甚至使新國家黨陷入信心與人才流失的黑洞中。

“但潘基文仍面臨一個難題，民眾看到的僅僅是表象和知名度，他還未就其國內政策進行表態。因此，潘基文回到韓國以後，無論進入哪一派，都很可能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趙尚熙對第一財經記者總結道。

人才環流，海歸再“歸海”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3053

原清華大學教授顏寧已於2017年秋季加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

現在，為了在國外任教專門先去讀博士的例子已經很少了。“（在國外）拿不到好位置的話也不會出國，現在國內教育水平和國外的差距沒那麽大了。”

為什麽顏寧等人走出去這一未成規模的現象會引來這麽多不滿的聲音：“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青年知識分子？為什麽他們借顏寧這個事兒來吐槽？”

“以前有顏寧這樣海外培養的，未來會看到國內培養的（學者），到國外一流大學當教授，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現象。”

剛過去的2017年，一批在學界頗有名氣的海歸教授決定再度“歸海”。

原清華大學教授顏寧已於2017年秋季加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原上海科技大學教授馬毅隨後於2018年1月入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80後”的北京大學教授許晨陽也在2017年做出決定，將於2018年秋季加盟麻省理工學院……

已在美國生活近二十年的奧克蘭大學副教授王躍建，將他們的再度“歸海”看作一種新現象：“十年前、二十年前，國內的教授來美國做大學教授，特別是一流大學教授，那是不可思議的。現在慢慢就會正常了，（公眾）也會慢慢接受人才的流動。”

顏寧本人也對媒體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有大批的留學生出國，是做學生。現在終於看到了一批人被請回去，而且是到頂尖的學校當先生。這是很多老一輩科學家的夢想。”

原上海科技大學教授馬毅於2018年1月入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馬毅微博截圖/圖）

緣何再“歸海”？

“70後”的顏寧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系，後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30歲即回到清華當教授，成為清華當時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這次“歸海”，距離她2007年從普林斯頓博士後回到清華做教授，恰好十年。

顏寧受聘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雪莉·蒂爾曼終身講席教授的消息傳出時，這個選擇一度被解讀為“負氣出走”。

“很多人有各種議論、猜測，甚至覺得這件事有一點悲情，認為我是被擠壓走的。其實真的不是。” 2017年12月15日，顏寧在一個頒獎典禮上公開回應稱，去普林斯頓大學是“自討苦吃”：“我在清華這個我最愛的母校待得太舒服了，想換一個環境重新挑戰自己。”

此前工作單位與顏寧所在的清華只有一路之隔的許晨陽，則這樣解釋他再次“歸海”的理由：“想趁這個機會去世界頂尖的地方看一看。”

許晨陽生於1981年，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都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後在美任教，2012年回到北大任職。作出加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決定後，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現在去了也不代表我將來就不回”。許晨陽表示：“不管我走到哪里，我做出來的工作，別人都會將其定為一個中國數學家做出來的工作。”

剛剛於1月初入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馬毅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想其他老師情況與我不一樣，而且各有其個人緣由，媒體不要過多解讀。”

馬毅從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後，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求學，畢業後留美任教，2014年全職加入上海科技大學。他不願多談回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原因：“我本是美國UIUC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教授。與家人分離了幾年，回國幫助上科大建校和建設信息學院。如今學院初具規模，我可以回到母校專心科研，並且與家人團聚。”

海歸教授再“歸海”現象，引起了一些研究機構的註意，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參事王輝耀擔任秘書長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2016年12月發布了《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No.5》。

該報告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開出版，報告指出，長時間的海外求學經歷使得學者原有在國內的關系淡化，一定程度上使他們回國後面臨社會關系網絡支撐薄弱的問題。

對於幾位教授的再次“歸海”，中南大學教授喻海良看到了問題的另一面：“高校教師出國謀教職比以前更容易了。”喻海良曾執教於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十幾年前，他身邊有好幾位教授為了得到澳大利亞大學里的工作機會，不得不在澳大利亞重新讀博士學位，或先做訪問學者。

而現在，為了在國外任教專門先去讀博士的例子已經很少了。“（在國外）拿不到好位置的話也不會出國，現在國內教育水平和國外的差距沒那麽大了。”喻海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琚詒光也覺得，教授再“歸海”反映出中國科研水平的提高，“以前有顏寧這樣海外培養的，未來會看到國內培養的（學者），到國外一流大學當教授，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現象。”

琚詒光早年留學日本，2001年從清華大學長江特聘教授“跳槽”到普林斯頓大學時，先從助理教授做起，如今是普林斯頓大學機械航空系羅伯特·帕特森講席教授。

剛開始不適應

一年多以前，顏寧到普林斯頓大學面試教職時，琚詒光就已得到消息。

新同事顏寧的到來讓琚詒光回想起17年前他的選擇，當時他從日本東北大學回到母校清華才執教半年，一次去美國開會，正好普林斯頓大學有個助理教授的崗位開放申請，他們就主動問琚詒光要不要試一試。

“我說我不要，我在中國的工作很好。”琚詒光婉拒了對方。但美方還是勸說他做一下答辯，“他們說給了offer也可以拒絕。”於是琚詒光借了一套西服，去普林斯頓做了一場學術報告，然後就回國了。

一個月後，琚詒光收到普林斯頓大學機械航空系主任的郵件，問他想要什麽樣的工資，什麽樣的實驗室，希望盡快給答複。

當時，他真沒想接受這個offer。最終因為一件偶發的事情改變了想法。

初到美國時，琚詒光很不適應。

“亞洲人都很客氣，什麽都給你安排好了。到了美國，什麽都是靠自己，沒有人去接你，沒有人告訴你怎麽做。”琚詒光說，首先申請科研經費就是個難題。在中國，每逢有科研經費項目發布，學校總會通知教師，而美國則需要教師自己上網搜集信息。

另一個難題是語言不通。當時琚詒光的英語水平可以正常上課，但經常聽不懂學生的問題，尤其是專業以外的事情，甚至有學生因此質疑“為什麽要招這樣的教授”。

“看到學生的評價，我壓力也很大。但是美國之所以能吸引那麽多人來，就是它有包容性，是看你的未來，而不是現在。”琚詒光找到系主任反映學生的評價，系主任安慰他說沒關系：“系里的教授一大半都是國外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音，過幾年就好了。”

適應以後，琚詒光很享受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生活。雖然年輕教師要取得終身教授也不容易，壓力也很大，但能否成功主要取決於同行的專業評價，“關系是次要的事情”。

十多年過來，琚詒光最推崇的就是美國大學里這種簡單的人際關系。工作上雜事很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科研和教學上。周末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基本上下午六點以後就沒有什麽電話打進來。他也跟學生說，平日下午五點以後和周末不會給他們打電話，如果接到他的電話了，只有兩件事情，或是狀況緊急，或是要請學生吃飯。

“在美國，學術環境整體上也更自由和寬松。”美國田納西大學教授程宗明目前也在中國的母校南京農業大學兼職，比較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程宗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在國外有個感受是“你想做什麽樣的科研基本就可以做，你想找什麽樣的合作就能找什麽樣的合作，沒有什麽人來限制你，不用擔心人家會把你的想法給偷走”。而在國內時，程宗明感覺學術思想上的碰撞比較少。

他將在美國的學術合作比喻成“東北亂燉”，“大家都把自己的東西整合到一塊兒去做。”而國內的項目合作，更像是“冷盤菜”，每個人帶一點東西來，往桌子上一放，申請項目時把一整張桌子都端過去，“你看我這里什麽東西都有，但是最後其實沒有真正的合作。”

“（顏寧）他們‘歸海’後也許可能會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思想碰撞，讓他們的學術水平有進一步的提高。”程宗明感慨。

“持開放和樂見其成的態度”

談及高校海歸教師再度“歸海”，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向南方周末記者重複了四五遍：“這事很正常。”

“沒有反而不正常。中國老師到了別的國家一個都不吃香，到國際上去都不被承認，反而不是個好事。但走多了就不好，多了就是說明我們人才流失。”王輝耀說，現在還沒有數據支持海歸教授再“歸海”已成趨勢，只是個例。“但有一兩件這種事兒，就說明進入人才環流的時代了。”

“環流”還體現在一些外國老師也開始到中國長期任教。顏寧的母校清華大學就從2001年開始實施了“講席教授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公開招聘著名學者。2006年國家外國專家局和教育部聯合推出了“高等學校學科創新引智基地”建設計劃時，清華大學有信息、環境和數學三個學科的項目入選，就聘請了美國、法國的科學院院士掛帥，吸納了二十多位高水平外籍教授學者擔任骨幹。

對於此次顏寧再次歸海，2017年5月9日，清華大學相關負責人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就表示，清華大學對此保持開放、樂觀和積極的態度，相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入了新階段，有助於將中國的學術思想、教育理念和清華的學術風格傳播到國際學術舞臺上。

該負責人還提到，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聘期內，顏寧將繼續從事高水平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也會保持與清華的聯系，促進兩校和中美兩國間學術交流與合作。

美國奧克蘭大學副教授王躍建則判斷，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教授到歐美一流大學任教，但在短期內還不會成規模。而且和每年大量海歸相比，再“歸海”教師的相對數量非常少。

“沒有必要如臨大敵，沒有必要草木皆兵。”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俠同樣認為，“顏寧現象”只是開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高端人才流出去，但談不上是人才流失。只要人才流入大於流出，人才蓄水池就會形成。

“我們當然希望傑出的科學家在中國練就‘武功’後，能夠繼續在中國發揮作用。”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元豐說，他也希望中國有寬廣的胸懷，對於中國科學家到國際科研機構任職，持開放和樂見其成的態度。

相比教授再“歸海”，王元豐更關心的是，為什麽顏寧等人走出去這一未成規模的現象會引來這麽多不滿的聲音：“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青年知識分子？為什麽他們借顏寧這個事兒來吐槽？”

在上海交大教授李俠看來，最近人才流出的個例也暴露了學術界的一些老問題，比如單純靠金錢的投入來吸引人才，缺少對人才高級需求的滿足。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顏寧的做法不僅僅為科學家們的職業規劃提供了有說服力的樣本，而且通過這些個案，也可以發現高端人才內在偏好排序的變化，這也為未來人才政策的改革提供了一條可靠的切入路徑。

普林斯頓大學給顏寧開出的條件是終身講席教授，在美國的教授序列中，這是最高級的。“這個條件的針對性非常強。”李俠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分析，普林斯頓大學聘請顏寧，首先為個體提供了歸屬感，而授予講席教授，相當於在世界學術界對她個人能力的再次承認，是對人才的充分尊重。

反觀國內的人才引進政策，李俠認為，仍然停留在需求偏好的較低端層面，還是粗放型的，“給你錢、資源，甚至許諾一個你需要的頭銜，然後你就要在規定的時間內提供我們需要的產出。”

“這種模式成本巨大，無法持續，更為關鍵的是它缺少對人才高級需求的滿足，從而無法引來最高端的人才以及最衷心的激情投入。”李俠呼籲，要把國內科研環境建設好，要尊重人本身。

海归女创业开舞馆 才艺带来“财艺”

1 : GS(14)@2010-09-12 11:03:47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0906/148233.html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熟悉埃及舞这个概念的时尚白领少之又少。正因为找到了适合都市人需求的新兴事物，80后女孩曼莉只用两万元起家创建了"曼莉埃及舞馆"，居然大获成功，1个月就回收了成本。在北京开业2年后，曼莉舞馆不仅有了几十万元的流动资金，而且还计划到南方城市广州寻觅合适的商铺，开设第二家分店。
　　创业心得：
　　投资者如以专业技术起步创业，最好寻找一个信得过的合作伙伴，让其主管经营。分工明确，有利于经营。
　　任何外国舶来的产品都需要进行本地化改造，舞蹈也不例外。经营埃及舞馆过程中，需要根据顾客心态与实际情况进行本地化改良。
　　小生意也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建议可在网络上建立埃及舞探讨平台、交流学员感受。
　　与餐饮行业不同，舞馆类生意不可一味追求规模效应，迅速扩张难免荒废技术，欲速而不达。
　　创业：技术型创业者寻经营型合作伙伴
　　大约五年前，曼莉在欧洲留学，正为自己的职场前途苦苦思索。偶然的机会中，她看到了埃及民间艺术家表演的东方舞，深深被其打动。当时，埃及舞刚刚在欧洲大陆开始流行;埃及舞不仅通过个性化的肢体语言来达到健身塑身的效果，而且更侧重于情感的表达，舞蹈动作更灵活奔放。
　　曼莉小时候学过舞蹈，读大学后又主修艺术，对此十分感兴趣，心想为什么不把这种善于表达情感的新事物带回中国去?当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极快，都市人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需要这种宣泄的手段呀。于是，她结束了欧洲的留学生活，去埃及拜师学艺。
　　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多时间后，就顺利出师了。曼莉与老师定下协约，今后每年都会回埃及两次，进一步深造舞蹈技艺。
　　回国后，曼莉踌躇满志预备开舞馆，却发现自己太年轻，对于经营一无所知。这个时候，好朋友小娜走进了她的视线;小娜有过多年的商场工作经验。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家埃及舞馆，广泛招收学员。曼莉主要负责专业培训，小娜主要负责经营管理。启动资金两万元，一人出了一半，主要就用于租赁场地与添置简单的教学设备。
　　小娜不等租赁场地，就在同龄的亲朋中做了口头宣传，预收大家一部分"定金"。不久，"订单"上就出现了20多人的名字，首批学员积累成功，"曼莉埃及舞馆"正式开业了。
　　20个学员学了头一周，就拉帮结伙地找来了十几个单位姐妹。一个月的学费算下来，刚好抵消了2万元的起步费用。
　　宣传：八成顾客被视频宣传吸引来
　　为了与目标客户群更加接近，曼莉舞馆开业后一共搬了4次家。开始时，创业资金实在有限，两个女孩本着就近原则，开在了离家不远的商住两用楼上。租金是便宜了，顾客却抱怨说地方太远，太难寻找。在朋友们的建议下，他们搬到了朝阳区的建国路现代城4号楼，找到了"性价比"较好的选择。这附近高档写字楼林立，大型国际企业遍布，目标客户群--中高收入的金领白领女性数量众多，方便大家下了班后，直接来舞馆学习。
　　后来，两人逐渐了解到，由于所租赁的场地较大，且对目标客户群有一定要求，舞馆很容易受租期到期、城市改造等事件的影响，很多成功开业若干年的舞馆都是几易地址。如果计划开设类似场馆，就要随时做好搬家的准备，装修时就要轻装修、重装饰，尽量将资金放到可以搬动的物资上。
　　发宣传单效果不佳
　　在经营过程中，曼莉她们发现，舞馆的宣传手段是与传统手段大不相同的。开始的时候，她们也效仿别人，当街发放了很多的宣传单，但效果不佳。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宣传手段的面对客户群太过分散。试想一下，白领女性工作繁忙，走在路上时，是不太喜欢接受传单的。
　　那么，这些目标客户群喜欢怎样的宣传方式呢?曼莉想到自己最初是被埃及舞表演直接感染的，动态的表演模式一定能让其他人感同身受，发布视频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两个人精心建立了网站，将曼莉跳舞的视频发布上去，并链接到其他服务性网站上去。熟悉互联网的女性顾客很快看到了绚丽多姿的埃及舞，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
　　对于潜在顾客来说，"看得见"了，就等于摸得着了，之后的一年中，80%的新增顾客都是看过视频后登门造访的。现在的曼莉舞馆，已经在北京市的舞蹈爱好者中打响了名声，每期学员爆满，利润当然也节节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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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海歸派」的前世今生

1 : GS(14)@2012-04-06 20:26:08

http://www.forbeschina.com/column/zhengjiahua/917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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