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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癥終結者：從欠債3000萬元到身家30億元，這個海歸博士熬了13年

葉靜 2016-11-09 09:22

11月7日，貝達藥業創始人丁列明敲響了深圳創業板的上市鐘聲。這家由海歸博士團隊創立的公司，經歷13年創業苦旅後，終於獲得階段性成功。

截至11月8日下午18時21分，貝達藥業總市值為111.6億元，創始人丁列明通過凱銘投資和貝成投資（59.43%）間接控制公司26.7%股份（發行後），按此估算，丁列明身家為29.79億元。

而把貝達藥業推上市，把丁列明變為億萬富翁的是一個名叫凱美納（Conmana）、自主研發的抗癌藥。據貝達藥業的招股書，2013年-2015年，貝達藥業主營收入分別達4.81億元、7.04億元和9.15億元，凱美納貢獻的營收分別達4.75億元、7.03億元和9.13億元，占了主營收的98%以上，毛利潤貢獻度也達96%以上。可以說，凱美納一款藥成就了一家上市公司。

凱美納到底為何物？

凱美納是貝達藥業自主研發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藥，主要用於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直接作用於癌細胞，對正常細胞損傷非常小）。該藥品的研發過程中，得到了國家重大新藥創新專項、“863計劃”等的支持。

該產品一經問世，便一舉打破了小分子靶向藥物被進口藥壟斷的局面。2011年，凱美納正式投放市場時，被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贊譽為相當於民生領域“兩彈一星”問世。

凱美納還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是中國化學制藥行業首次獲此殊榮，也是浙江省企業界的第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2012年8月，創業家&i黑馬深度采訪貝達藥業創始人丁列明，他給我們詳細還原了凱美納的研發故事（見下文）。丁列明也被評為2012年度的10大年度創業家之一，另外9個年度創業家獲獎者還包括美團創始人王興、YY創始人李學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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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徒式的冒險

丁列明做了一個賭徒式的決定，放棄美國的醫生職業，帶著全部家底數百萬元人民幣，登上了回中國的飛機。

這個決定最終帶來一個傳奇的抗癌藥：凱美納（Conmana）。2012年8月，凱美納在中國上市不過一年，銷售額已超過2億元。

2003年1月，丁列明回國幾個月後，浙江貝達藥業有限公司（下稱貝達）註冊成立。“這幾個博士海外回來的，做一類新藥研發。”在租來的實驗室里，丁列明及其團隊不時被這麽介紹。丁列明認為“這聽起來是表揚，實際上是在笑話我們不知天高地厚”。

但他對自己的項目有信心：由阿斯利康研發的里程碑藥物易瑞沙（吉非替尼）剛剛通過了FDA認證，在美國及日本兩地上市，成為全球第一個獲準用於肺癌治療的小分子靶向藥（直接作用於癌細胞，對正常細胞損傷非常小），丁列明想做的就是第二個“易瑞沙”。

2004年11月，第二個“易瑞沙”面世，但不屬於貝達，而是羅氏藥業研發的特羅凱（厄洛替尼）。此時，貝達正在實驗室里經歷一次次細胞汙染、一只只裸鼠死掉。“每一步都有可能失敗，”丁列明說，“的確是背水一戰。”

2005年10月，動物實驗完成，貝達提出臨床試驗申請，次年6月獲批。

2008年，貝達開始三期雙盲試驗。通常，在藥物臨床試驗中，需要兩組病人，一組服用藥物，一組服用安慰劑，以對比結果。但在貝達的試驗中，安慰劑被要求換成易瑞沙。這讓丁列明措手不及。

其實他早該預料到。新藥研發不僅與科學相關，還與國家政策法規相關。從研究方案的制定到受試者的選擇，中國都在探索之中。“在這個灰色地帶，藥企需要不斷與藥審中心溝通交流。”丁說。

丁列明心里沒底。他擔心與易瑞沙的比對結果，更擔心沒機會看到這個結果。臨床所需易瑞沙總共價值近4000萬元，而此時，丁列明不僅花完了從各方籌集到的3000萬元資金，還欠著銀行3000萬元，他去哪找錢呢？  

逢兇化吉

貝達再次逢兇化吉。一年半後，雙盲試驗準備揭盲。8年時間、近2000萬美元的投入，成敗在此一舉。生存時間、毒副作用等一組組數據被陸續揭開，丁列明的心徹底放下來。

2011年8月12日，凱美納新藥上市。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它被衛生部長陳竺贊譽為“民生領域里堪比兩彈一星的重大突破”。“我們高規格地在人民大會堂發布，”丁列明說，“有國家領導人參加和支持。這個活動不是企業行為，而是政府行為。”

“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投入66億元用於重大新藥創制，成果寥寥，凱美納的上市極為難得。盡管在業界眼中，有易瑞沙、特羅凱在先，凱美納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創新藥物，它只是一個“me too”。

因為療效與易瑞沙、特羅凱相仿，給藥方式又變得複雜，從一天一次變為一天三次，它甚至很難在美國上市，但是，它使中國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錢吃上與進口藥療效相似的藥物。

凱美納的服用成本為每片130元，每日3片，月花費1.2萬元。服用進口產品，每日550 —— 650元，每日一片，月花費近2萬元。支撐凱美納一直走到市場的錢從哪里來？

從2007年開始，丁列明就開始找錢。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見了不下30家風投機構。那不是找錢的好時光。首先這些風投對新藥的興趣不大，其次真正能看懂新藥的人很少，再次它們遇到了金融危機。

2008年10月，距離三期雙盲實驗僅剩3個月，丁列明依然兩手空空，銀行利息也付不出了。他給貝達所在的杭州余杭區政府打了報告，希望得到支持。

不久，1500萬元貸款到賬，雙盲實驗按期啟動。這筆決定生死的資金使丁列明有機會在來年得到禮來亞洲基金500萬美元的註資。

不是每個做新藥的人都有這種好運氣。與丁列明同年回國的陳一友，在北京參與創辦了一家新藥公司。

2006年，公司現金流斷裂被迫關張，陳一友帶著20多個訓練有素的員工加入了一家CRO（合同研究組織的簡寫，為制藥公司做臨床試驗等外包服務）公司——中美冠科，轉為丁列明這樣做新藥的人提供服務。

對於做藥的人，最悲慘的事情不是沒有拿到錢，而是拿到了第一筆小錢，卻拿不到第二筆、第三筆。做藥需要漫長的時間、大量的投入，2005年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沒準備好。

也許丁列明都難以相信自己的運氣。2006年，余杭區政府提出，如果貝達收購當地一家虧損藥廠，政府將給予1300萬元的貸款支持，若新藥做成，這筆錢將作為政府對貝達落戶的獎勵。貝達欣然接受。

“這倒也好，”丁列明說，“反正我們只付一個小價錢。”丁列明從杭州主城區來到了相對偏遠的余杭區。沒有自助餐，沒有一家五星級酒店，但貝達的好運從此開始。

同年，貝達得到當地銀行近3000萬元貸款。對於一個沒有現金流的民營公司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極小概率事件。新藥上市時，貝達再次得到銀行1.6億多元的貸款。

對於余杭區政府，這或許是一個謀求產業升級的賭註。慶幸的是，它與丁列明都賭成了。

虧損藥廠當時的購買價是1000多萬元，隨著新藥研發成功，政府1300萬元的貸款已落實為獎勵，藥廠相當於免費得到。隨著城市的發展，該藥廠土地的估值已攀升到5000萬元以上。

本來，丁列明還有一個機會拿到1500萬元。2008年，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計劃推出。這讓丁列明很興奮，

貝達各方面都符合這一計劃要求。他清楚記得，由於臨床項目較少，每個項目計劃給予1500萬元的無償資金支持。但支持金額隨後被調整成最高500萬元，貝達實際拿到360萬。

和地方政府的屢次支持相比，這一為推進新藥研發而出臺的國家政策顯得有些寒酸。

“十一五”期間，“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投入66億元。這些錢投放到若幹家藥廠和研究機構，其中的邏輯是，廣泛撒種總會有一點收獲。但稍後丁即意識到，政策比錢重要。

2009年，丁列明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這個並不是專為醫藥發展而出的政策，對於貝達的影響卻不亞於被列入重大科技專項。2010年7月，貝達提交了新藥證書申請。按照正常審批節奏，貝達一年半後才能拿到新藥證書。

但是作為“千人計劃”的一員，丁的項目得到了中組部的重視。後者發函至藥審中心，表明這是重大科技專項支持的項目，希望得到藥監局的重視。2011年6月7號，貝達拿到新藥證書，僅用了11個月。

“這充分體現了國家意誌。”丁列明說。“這個資源不是幾百萬、幾千萬塊錢能得到的。錢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與政府保持經常且良好的關系

通常，一個新藥，專利保護期是20年。如果研發花掉10余年，生產建設3-5年，當市場打開時，其他藥廠已經可以仿制，這對創新很不利。貝達很幸運，一次次打破常規，臨床審批僅用了7個月，新藥證書審批11個月，比正常節奏節省了近20個月。

2011年，“千人計劃”還組織了成員體檢、療養等活動，相關部門需定期走訪其成員，了解困難。這樣的互動，對於當下的貝達或許已不那麽重要，但丁明白，如果是一家剛起步的企業，與相關部門的熟識有多麽重要。

丁經歷過呼告無門的日子。一次項目申報遲遲得不到回複，在寫了類似申訴書的信仍然無果後，丁將電話打至正在國外出差的某區委書記。書記及時打回了電話，第二天申報順利通過。

積極與政府保持經常且良好的關系已經成為丁的習慣。今年6月，在新西蘭出差的丁得知深圳將舉辦一場有某部長參加的人才交流會，當即決定結束出差提前回國。

“我們當時就是碰上了，”丁說，“還好碰上了，要不然批文還不知道怎麽弄呢。”收購完成時，丁還不知道在中國做新藥必須要有自己的生產基地。

在國外，研發型公司可以委托第三方藥廠生產，但在國內是不允許的。2010年12月，國家藥監局一次座談會上，丁向藥監局副局長吳湞提出疑問：研發公司生產可否外包？這樣既利於研發公司集中精力做研發，又盤活了缺乏研發能力的藥廠產能。

看似雙贏的提議，藥監局並不能接受。研發和生產一體化，毒膠囊等醜聞仍層出不窮，如何想象研發與生產分開？當下追責時主體很明確，分開後，“踢皮球”無可避免。

收購了藥廠的貝達向發改委提交了產業化支持的申請，發改委的回複是拿到新藥證書才能給予支持。而根據藥監局的規定，先建好生產基地才能發放新藥證書。這顯然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好在藥廠已使貝達的基地有了雛形。借助銀行貸款，貝達最終取得了新藥證書。當丁再去發改委尋求支持時，得到的回複是：“有新項目嗎？”

這或許是一出中國式的悲喜劇：在不必然由政府擔當的責任上，政府的主動幫助使貝達數次渡過難關；而在政府專門為這些創新型企業設立的扶持政策上，卻互相矛盾，難以落到實處。

根據法規，新藥生產基地的GMP現場認證分成兩步：

申報新藥時應先由專家對臨床研究進行評審，評審認可後由認證中心派出工作人員到現場做GMP考核；

認證中心考核之後，再由省藥監局到現場做GMP認證。

同一個標準，兩組人馬分成兩次來完成，企業在意的是兩次認證期間等待的兩個月。

當然，在貝達的歷險記中，這只是一個小問題。現在，新藥已經上市，更大的問題隨之出現。

在中國，藥物的醫院銷售需要通過招標，通常以省為單位，價格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國家的另一條規定是新藥自主定價，又使得招標價沒有可比性。此外，招標不僅需要花費半年時間，在實際操作中，還可能面對各地對價格的不同要求。

不通過招標就無法進入醫院銷售。截至今年5月，貝達僅通過三個省份的招標。

在未能進入招標範圍的省份，貝達不得進入醫院銷售，那里的晚期肺癌病人，大多正躺在醫院之中。而在互聯網上，多家真假難辨的機構正聲稱為中國肺癌患者提供“印度易瑞沙”仿制藥的代購。

雖然比進口藥物便宜1/3以上，但凱美納的月服藥成本仍然相當於一個農民兩年的純收入、一個城鎮居民大半年的收入，而且不能進入醫保。

丁列明可能會遇到更多的競爭者。現在進入臨床階段的me too藥物越來越多，國家藥監局網站上替尼類就有20多個項目。

“未來他們會否和我們搶市場，是後話”，丁列明說，“我們這樣的成功給大家帶來了一些信心，覺得這個路子在中國能走通，之前大家很迷茫，也懷疑。”

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丁列明聽到一位衛生部官員私下表態，希望先行推進自主研發的產品進入新農合，讓中國的農民用得起。至於城市醫保，那是一個更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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