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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眼轉戰下半場，接下來比拼的是什麽?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020/159321.shtml
''從四月份到現在，我把這兩年上映的國產片都看了，爛片也得看。''
文|吳丹
在多數電影愛好者看來，電影在線票務平臺都差不多，哪兒便宜就上哪兒去。然而，各家平臺業務差異和市場份額起伏背後牽扯到的巨頭博弈則值得玩味。
票務是電影產業鏈末端的一環，也是離觀眾最近的一環。以此為節點，傳統電影公司想紮下來，借此獲得渠道，互聯網公司想伸上去，獲得涉足上遊業務的資源和機會。
經過3年激烈搏殺，電影在線票務市場目前只剩幾個大玩家了，貓眼電影和BAT支持的幾家。其余小玩家，要麽份額急劇萎縮，要麽已被淘汰出局。
這一切發生地很快，電影在線票務占據整個中國電影出票渠道75%份額也就是近兩年的事。
緊隨貓眼進入這個市場的幾個大玩家糯米電影、微票兒、淘寶電影（後更名淘票票），來路都不小。通過票補大戰，都砸出了一定市場份額。對BAT來說，更希望的是用票務平臺實現所謂的“產業鏈上下遊布局”。而貓眼背後則是新美大，一家在百團大戰中一路搏殺崛起的互聯網新巨頭。
貓眼CEO鄭誌昊告訴創業家&i黑馬，貓眼在今年4月之前，曾有三條可以選擇的路：一、從美大分拆出去，獨立融資上市；二、橫向整合，與其它票務平臺合並；三、獨立分拆，縱向重組，引入一家電影公司的資源重組貓眼。貓眼選擇了第三條。
經過四年耕耘積澱，貓眼目前市場份額40%（數據截至2016年9月），而且從6月份就開始實現了月度連續盈利。接下來，貓眼前路如何？
來路：“美團超市”的生鮮攤兒
說起貓眼的誕生，鄭誌昊用了個比喻來形容美團和貓眼的關系，“美團就像個超市，貓眼是其中一個生鮮攤兒。”
據財經作家李誌剛《王興：與其被人革命，不如自我革命》一文介紹，貓眼業務誕生早期似乎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當時受命負責探索美團電影業務的創始員工徐梧（時任美團網產品總監）面臨著和所有創業者類似的窘境：沒人、沒資源。在一次工作會議上，徐梧曾問王興這個事情“到底搞不搞？什麽資源都沒有。”
用互聯網幹電影和許多其它新鮮事物一樣，一開始概念朦朧、起步維艱，但肯定是有未來——團購電影票畢竟成了美團當時成長最快的業務之一。徐梧告訴創業家&i黑馬，電影票團購業務於2010年3月10日在美團實現第一單之後，發展十分迅速，2011年的銷售額即超過1.2億元，成為當時美團內部“僅次於餐飲”的明星業務。
從這點來看，美團把貓眼獨立出來，是順其自然，和它把外賣拿出來獨立做一個道理。
電影業務繼續拓展，美團電影獨立APP於2012年1月上線，也有了後來我們都看到的情景。2013年1月美團電影APP更名為貓眼電影，並實現了新功能“在線選座”，觀眾不用去電影院排隊兌票，大量的售票機器也被搬進了電影院，一字排開。電影院的售票處最早開始被“互聯網+”了。
不過依舊沒人記得那些一臺成本幾萬塊的機器是誰家的。有6年觀影習慣的余小姐告訴創業家&i黑馬，在A家買的票也能從B家的機器里出來，“可能他們有什麽合作協議吧。”
售票機的商家也在輪番換：豆瓣電影，時光網，摳電影，賣座網，網票網，格瓦拉，貓眼，百度糯米，微票兒，淘寶電影……
貓眼憑著先發優勢，開始大規模連接影院。“剛開始接入系統時，影院是有警惕和抵觸的，沒那麽容易談成合作。直到2013年底，影院看到確實能帶來價值和收益，就好了很多。”貓眼現任產品副總裁徐梧告訴創業家&i黑馬。也就是在2013年，貓眼電影實現了交易總額15億元，比兩年前番了十多倍。
2014年是貓眼快速發展的年份。當時它的對手還是格瓦拉，時光網和豆瓣，“它們都在貓眼前面”，徐梧稱，直到當年4月份時，貓眼的交易額首次超過了格瓦拉，緊接著，在6月份的暑期檔大戰中，通過一部《變形金剛4》的預售，貓眼把移動端選座購票份額做到了第一。
也就在這一年7月，貓眼電影成為美團網獨立事業部，並且在國慶檔期間憑借《心花路放》發行合作試水互聯網發行。
貓眼有美團的基因，相比之下，對運營很重視，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它的評分系統上。“行業都知道，貓眼的用戶評分是水軍刷不了的。”鄭誌昊對貓眼用戶評分的“評分客觀”很有信心。除了用戶評分，貓眼還有“專家評分”系統，上面還有來自64位個人評委（評委多是獨立影評人或媒體人）的打分意見；有自己的媒體團隊，《諜影重重5》上映期間采訪到了馬特·戴蒙；新聞的閱讀和評論數頗高。
2014年5月，微影開始獨立運作微票兒，2014年底，淘寶電影事業部成立。新入局的這幾家，打響了後來知名的“2015票補大戰”，通過燒錢在短期內砸開了市場。
然而，這件事，真的是有錢就能穩操勝券？
上半場：“一覺醒來，又燒了一棟房子”
鄭誌昊曾在騰訊、大眾點評工作過，對O2O領域的燒錢大戰記憶猶新。他開玩笑說“當時一覺醒來，一睜眼，又燒了一棟房子。”
他用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來形容在望京觀看燒錢大戰的日子。“那時候都是免費吃中飯，拿著手機就能下樓領份吃的——掃APP唄。”
O2O戰火很快蔓延到了電影在線票務領域，並誕生了一個新詞：票補。有媒體統計，去年中國電影在線票務市場的票補達到40多億。
燒錢也確實砸出了份額。7月份一份來自CBN data的第三方數據報告顯示，貓眼33%份額位居第一，淘票票份額是21%，微票兒18%，百度糯米14%，“其它”僅為14%。
隨著在線電影票市場四大玩家的確立，這場燒錢遊戲也正式“Game over”了。
在鄭誌昊看來，燒錢大戰暫告一段落。“基本認可的是，我們不會再做瘋狂的票補了。在我們帶頭減了（票補）之後，現在感覺同行也減了，票補退潮比原來預計得要快。”
停止票補，也有如淘票票副總裁萬里之前在今年暑期檔媒體溝通會中所說的原因，“去年你把一個用戶拉到平臺上要花20塊，今年你花50都不一定能讓他留下來。而且內容現在是明顯跟不上，導致大家對整個市場的投入有所下降。”
對票補大戰這件事情，鄭誌昊有點質疑，“我們一票弟兄打來打去、辛辛苦苦做了這麽多事情，對電影行業真的有幫助嗎？很多人其實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2015年初推出的貓眼專業版APP其實就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回應。這是一個免費為行業人士提供數據服務的工具，可以提供包括票房、排片、上座等專業數據,在一線影院經理、發行人員中裝機率很高。
鄭誌昊履新後又進一步加快了專業版的開發叠代節奏。不僅推出了秒級實時票房、人工智能票房預測服務“阿爾法貓”、衡量電影宣發效果的票房指數等一系列新功能，還推出了影視圈信息資源對接平臺“找合作”，這毫無疑問也希望起到對接行業資源、人脈的作用。
票補大戰暫停，電影在線票務平臺開始大力躋身產業鏈上遊。其中緣由，除了票務業務利潤微薄之外，電影上遊業務成長空間一直是其竭力博取的機會所在。
下半場：和電影行業死死綁在一起
在線票務市場生存現狀其實十分嚴峻，“當前市場格局已定的局面下，市場占比低於20%的企業，實際上會很難獲得盈利和經營效率的好轉。
”鄭誌昊經分析得出這個結論。
幾家主要參與者都站在“20%份額”這條鋼絲線上的時候，接下來比拼的會是什麽？比到最後到底會剩下幾個玩家？又有誰會最終成功？
現在，不約而同的選擇是都在往產業鏈上下遊業務縱深擴張，進入到電影的投資、制作、宣傳、發行環節似乎成了標配。貓眼當年憑借《心花路放》提前預售1億票房“一戰成名”，而後又參與了《港囧》、《美人魚》等檔期票房冠軍大片的發行，今年暑期檔淘票票也參與了《絕地逃亡》發行，微影時代則是聯合出品了10億票房的《盜墓筆記》。
今年暑期檔結束後，三家平臺也都邀請了媒體、公布了各自的成績。態度頗有些“停戰止殺”的意味。
鄭誌昊在9月份的公開演講和媒體采訪中反複強調的是，互聯網競賽已經進入下半場，下半場考驗的是生態滲透力，企業自身必須與所處行業產生深度聯系。他認為，只有鏈接生態，服務好合作夥伴，為行業創造價值，貓眼才有更大的機會。
事實上，基於這樣的判斷，貓眼已經在進行多項嘗試。鄭誌昊表示，貓眼已經擁有貫穿電影產業上下遊完整的商業產品矩陣，從用戶大數據出發反向推動電影產業從投資、制作、宣發到院線、影院、消費者各個環節的互聯網化升級，為電影產業各個環節賦能，幫助合作夥伴提升運作效率、降低行業成本。
在淘票票媒體溝通會上，總裁原源也稱，淘票票有互聯網基因，會繼續在數據上下功夫。“阿里本身的平臺有數據優勢，比如優酷土豆、微博，可以知道相關話題的傳播維度。”根據阿里巴巴之前公布的一張“大文娛版圖”來看，淘票票正處於其八大板塊之一“電影板塊”下設的一環——由此可預見其未來的一條重要發展脈絡。
資本運作頻繁，是微影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它曾在半年內實現C輪融資共45億人民幣。在其暑期檔發布會上，副總裁楊丹也特意向記者介紹了微影的40余家文娛類公司。前不久公布“微票兒”改名“娛票兒”，顯示其向泛娛樂產業布局的策略。
由最容易被資本化的票務環節為切口，大公司們劍指的是“全產業鏈” 、“大文娛”。除了要滲透電影產業各個環節之外，接下來還有體育、演出等將一一滲透。想想NBA和超級碗吧。
也正是出於對未來的布局考慮，從生活服務領域起家順利成章切入票務領域的貓眼，與在電影領域深耕了10多年的光線傳媒走到了一起。
與光線重組完成3個月之後，鄭誌昊也對創業家&i黑馬首次披露了貓眼的一些“想法”。“貓眼繼承了新美大的產品、技術、運營等互聯網能力，但坦白講，這些能力是否足夠支撐我們做一個互聯網+的綜合娛樂平臺？我認為還不夠。
引進了光線對公司重組後，在內容生產、IP甄別、藝人經紀、投資宣發等等上面，光線都是我們的好老師，不僅帶來了資源，也帶來了經驗。王總（王長田）、李總（李曉萍）也會專門到貓眼來做培訓，這對我們團隊能力快速提升非常珍貴。”
從互聯網公司誕生的貓眼，這次和傳統影視公司聯姻。同樣也在做一件和過去宣戰的事。
“王興愛看電影。我以前不怎麽看，現在開始補課，從四月份到現在，我把這兩年上映的國產片都看了，爛片也得看。”在新行業面前，鄭誌昊表現出了謙虛，認為要學習的還有很多。
可以預見的是，下半場的比拼會更加複雜。
也很有可能，戰場和對手都會發生變化。畢竟，敵人從別的山頭爬上來挑戰，在互聯網新經濟時代已屢見不鮮。
“貓眼有機會選剩下的玩家”
去年各家都在搶市場，也有企業並購、巨頭入股等情況，未來在線票務的市場集中程度或許會更明顯。
然而和在場的玩家討論“誰會勝出”卻是一個略顯尷尬的問題。
“無論情況如何，貓眼肯定會在，而且有機會選擇剩下的玩家。”這是鄭誌昊給創業家&i黑馬的答案。
但作為局中人，他關註的重心顯然不會是旁人眼中的結果，而是下半場的策略。比起“誰會留下來”，他更關心“貓眼到底給這個行業帶來了什麽價值”。
爛片當道、口碑缺位、資本橫行，今年電影市場發展整體降速讓電影在線票務高歌猛進的步伐也隨之放緩。
“今年某部電影的票補，還有很多沒用完的。”淘票票原源在暑期檔發布會上曾這麽說。此說法暗示了，有些影片，貼錢觀眾也再不要看。
行情不好時，“抱團取暖”比血拼競爭更重要。前不久，貓眼還和淘票票一起聯手發布了一份解讀“暑期檔降速真相”的行業大數據報告。
而“鏈接生態” 也成為貓眼當下的選擇和主張，“接下來我們必須死磕電影業，和電影行業死死綁在一起。只有中國電影市場好了，我們才能好。”鄭誌昊明確表示。“貓眼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和中國電影業一起成長，和夥伴、院線、片方一起，把市場做大做好。”
貓眼接下來的策略是什麽？“下半場必須做精細、做數據、做效率、降成本。”這是鄭誌昊的答案。
如果把鏡頭向外拉伸，從遠處鳥瞰這個市場，我們看到的是，貓眼背後有奮鬥了6年的美團，有和美團關系微妙的阿里，有四處入股、開疆土的騰訊，被騰訊投資的微影，被阿里投資的光線，同時，還有上遊的阿里影業，騰訊的兩家電影公司……圍繞著這個市場，是繚亂的資本棋局。
然而，資本和互聯網，到底能給電影業帶來什麽，依然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答質量，將會決定這個棋局中各個玩家未來的命運。
有機會下棋的，畢竟是少數。不管電影業因資本和互聯網發生怎樣的變化，絕大多數觀眾想要的，其實很簡單：能看到好電影才是最重要的。
匿名用戶
A股上市公司比拼：北上深瓜分1/4，廈門紹興臺州等亮眼
中國哪個城市的上市公司數量最多，哪個城市擁有更多的上市“後備軍”？這不僅影響各個城市的資金流向，也最終影響到一個城市的GDP。
北上深遙遙領先
《價值線》雜誌日前發布的《2016中國城市資本競爭力排行TOP 50 》顯示，截至2016年10月31日，中國A股市場共有2955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全國274座城市中，其中有278家註冊在北京，231家註冊在上海，深圳有220家，前三城的上市公司數占全國上市公司總數的四分之一。
京滬兩大直轄市作為強一線城市，是中國最具輻射力的兩大中心城市，不僅擁有大量央企、大國企，不少民營企業在公司發展壯大後也將總部遷至京滬。其中，北京因為中關村和科技創新從2015年起在上市公司數量上首次超過上海，名列第一，並且不斷擴大領先優勢。
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為突出的城市，未來的上市公司數量優勢將更加明顯。
位居第三的深圳也相當耀眼。雖然無論是城市經濟規模還是人口規模都與京滬這兩個強一線城市有較大差距，但在上市公司數量方面，深圳卻緊咬京滬，達到了220家。此外，目前在證監會排隊的806家擬上市企業中，深圳最多，達到了77家，占近1/10，這也反映了未來深圳上市板塊的巨大潛力。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深圳靠近深交所，聚集了大量的PE、基金等金融機構，產業結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成長快，也更容易得到機構的垂青。
從數量上看，北上深的上市公司數量都超過了200家，其他城市沒有一個超過100家大關。排名第三的深圳(220家)是第四的杭州(95家)的2倍多。可見北上深作為第一軍團，跟第二軍團甩開了遙遠的距離。
深圳之後，第四名至第十名城市的A股上市公司家數分別是：杭州(95家)、蘇州(85家)、廣州(76家)、成都(62家)、南京(57家)、無錫(55家)、寧波(53家)。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一個城市上市公司數量與當地的區域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這並不是說經濟總量越大，上市公司就一定越多。例如，雖然近些年來蘇州、無錫、寧波這幾個外貿明星城市GDP增速相對較慢，GDP排名在後退，但這些城市無論是上市公司數量還是上市後備企業都比較靠前。
這其中，蘇州的GDP總量近年來先後被天津和重慶超過，退居全國第七，但上市公司數量達85家，穩居全國第5，並且後備上市公司也達到了28家，位居全國第6。
十年前無錫和寧波GDP總量分列全國第9和第11，現如今兩個城市退居第14和第16。但在上市公司數量上，無錫和寧波分列第9和第10。後備上市公司也分別有26家和20家。
這也說明，盡管這些外貿明星城市近年來出口受阻，人力、土地等各種成本上升壓力加大，經濟增速放緩，但這些城市的市場化程度更高，民營經濟發達，資本活躍度更高。此外，這些城市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新興產業正在加快發展。
相比之下，一些經濟總量較大的特大城市，上市公司數量位次卻比較靠後。例如，近十年來，天津和重慶憑借工業的快速發展，經濟也高速發展，GDP總量先後超過了蘇州，位居5、6位，並緊逼廣深。但在上市公司數量位次方面，這兩個城市都在十名開外，都只有42家，僅為蘇州的一半不到。在後備上市公司數量方面，重慶有13家，天津有9家，位次都比較靠後。
這是因為，天津、重慶這兩個城市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仰賴一系列的大項目、大投入而形成的增量，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這些城市的市場化程度、民營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培育方面仍有較大差距。
數據來源：《價值線》
廈門、紹興、臺州、嘉興表現亮眼
前十名之外，還有一些城市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一些城市經濟總量和城市人口規模都不大，但上市公司數量卻十分靠前，這些城市包括廈門、紹興、臺州、嘉興等。
例如，在《價值線》的這個排名中，廈門的經濟總量位居第41位，但這里截取的是上市公司數量前50名的城市的GDP排名，如果放在全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的GDP排名中，去年廈門位居第52位，但廈門的上市公司數量卻高居第16位。
不過，廈門雖然經濟總量小，但畢竟是計劃單列市，也是福建唯一的副省級城市，屬於二線城市中比較亮眼的城市。在福建省中，廈門不論是整體的城市環境建設，還是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都是福建最好的，不僅吸引了周邊不少企業去設立總部，而且其新興產業發展也頗具特色，所以上市公司較多也在情理之中。
相比之下，紹興、臺州、嘉興的GDP位次並不靠前，城市規模、人口規模方面也是不折不扣的三四線城市，但這幾個城市的上市公司數量卻著實不少，上市公司數量排名位次遠高於GDP的位次。例如紹興上市公司數量達45家，高居第13；臺州36家，位居第18；嘉興28家，位居第24位。
從地理分布上看，這幾個三四線城市全部來自浙江。包括杭州和寧波在內，浙江共有5個城市上市公司數量高居前25名，占據1/5，這一方面說明浙江區域經濟發展更為均衡，另一方面也說明浙江板塊的市場化、資本化程度都走在全國前列。
值得註意的是，浙江無論在人口總量還是GDP總量上，均遠不如江蘇和山東。例如，浙江GDP僅為江蘇的六成、山東的68%，經濟總量排名全國第四，但浙江的上市公司數量卻共達317家，僅次於廣東，高居全國第二，比江蘇多出17家，比山東多出150家。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浙江的民營經濟是我國最發達的，民營經濟是就業、科技創新的載體，浙江是除直轄市以外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此外，浙江靠近上海，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資本市場。
作為全國最早實行省管縣體制的省份，浙江曾樹立了縣域經濟發展的標桿。但發展至今，在縣域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浙江中心城市弱小的弊端也不斷凸顯。中心城市綜合服務功能不完善，在集聚高端要素、發展高端產業方面，存在著明顯不足。而要吸引人才服務轉型升級、形成二三產業協調發展，都離不開城市化平臺的支撐，都需要做大做強中心城市。
在這方面，目前紹興已經開始布局發力。2013年10月，紹興進行了大幅度的行政區劃調整，撤銷紹興縣和上虞市，設立柯橋區和上虞區，並將原紹興縣其中三個鎮劃歸主城區越城區管轄。紹興也從一區五縣(市)變為三區三縣(市)。今年上半年，國務院正式批準《紹興市城市軌道交通第一期建設規劃(2016~2021年)》，紹興地鐵的建設，也有利於紹興做大都市化的平臺，提高聚集要素的能力，更好地服務當地經濟的轉型升級。
相比浙江，第一經濟大省廣東雖然上市公司數量高居第一，但深圳之外，其他城市並不算特別突出。例如佛山和東莞的上市公司數量位次均明顯低於GDP的位次。佛山的A股上市公司數量為26家，位居全國第25位，東莞上市公司數量只有18家，位居全國第42位。
這些地方的A股上市公司數量比較少，主要原因在於，一方面，無論是東莞、佛山還是福建的泉州等地，都屬於僑鄉，有大量的“海外關系”。由於境外上市更容易，有大量的企業選擇到境外上市。另一方面，珠三角很多地方的企業老板，總體風格比較低調，很多老板怕企業的控制權受到影響而不願意上市。
數據來源：《價值線》
青海、寧夏、東北資本吸附力在下降
近幾年，廣東也在加快轉型升級，加快資本市場建設。目前廣東的擬上市公司數量為171家，遙遙領先其他省份。
數據顯示，從省級看，廣東、浙江、江蘇、北京、上海五地擁有最多的上市公司，五地共有1579家上市公司，占全國總數的53.4%。目前中國各省份上市公司數量懸殊，發達省份與欠發達省份在上市公司數量上的差距，遠遠大於它們在GDP方面的差距。
在擬上市公司方面，根據統計，目前在證監會排隊的806家擬上市企業分布在中國111座城市中，其中深圳最多，共有77家，占總數的9.5%，上海、北京、杭州、廣州分別有74家、66家、44家和31家。全國共有21座城市擁有超過10家擬上市公司。而這21座城市總共擁有572家擬上市企業，占擬上市企業總數的 70.1%。
相比北上廣深以及江浙兩省的資本吸引力，青海、寧夏以及東北三省的資本吸附力正在下降，806家擬上市企業中沒有一家落戶青海，資本正離開東北老工業基地，舍棄傳統產業，湧向互聯網新經濟。也就是說，未來不同地區、不同城市上市公司的數量將可能進一步拉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為突出的城市，未來的上市公司數量優勢將更加明顯。
地方財力比拼：廣東破萬億居首，相當於11省份總和
相比生產總值(GDP)，各地公共財政收入的數據含金量更高，更能真實反映地方經濟的運行活力。然而，受經濟下行壓力及以50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今年地方財力的變化更為複雜。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31省份近期相繼披露的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發現，相比2015年有過半省份財政收入實現兩位數增長，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小口徑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只有西藏、上海、廣東、天津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為17.4%、16.1%、10.9%和10%。地方收入的總體增速更是從前兩年的9%以上，下滑到了4.2%。
公共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是好事，但增速放緩並不一定是壞事。李克強總理曾在去年11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各部門一定要統一思想，財政收支壓力再大，也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總理在今年1月13日與企業家的座談會上還明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事實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地方經濟重燃活力後，反過來也能回補地方收入，率先改革的廣東、上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地域差距進一步擴大
受經濟下行壓力和以5000億元營改增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延續前兩年的下跌態勢。財政部數據顯示，自2014年全國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度跌為個位數(同比增長9.9%)後，2015年這一數字(同比增長9.4%)繼續下滑，2016年僅為4.2%，實現兩位數增速的省份更是寥寥。
雖然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總體增速變慢了，但也不乏亮點。比如，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關口，約10390億元，連續第26年居各省份之首；江蘇以8121億元排第二名；上海位列第三，收入規模約為6406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近幾年數據發現，2016年廣東與江蘇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開，達到了2269億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1336億元。上海則是首次超越山東奪下“探花”，並緊追江蘇。
位於廣東南沙自貿區的南沙港集裝箱碼頭一派繁榮景象
收入增速方面，西藏和上海以17.4%和16.1%遙遙領先，廣東、天津分別以10.9%和10%位列三、四位。其他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均未實現兩位數增長。山西、黑龍江、新疆出現負增長，其中山西以-5.2%墊底，不過好於當地年初預想。
除了廣東、江蘇、上海，收入達5000億元規模的有山東、浙江和北京，其中北京、浙江是首次突破5000億元；四川、河南、湖北均達到了3000億元規模；2000億元規模的省份數量最多，包括河北、天津、湖南、安徽、福建、重慶、遼寧、江西和內蒙古等九個省份，其中內蒙古收入首次突破2000億元；陜西、雲南、貴州、山西、廣西、新疆、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的收入為千億元規模；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億元。
從數據來看，前三以外部分省份2016年的收入相近，競爭激烈。比如河南和湖北兩省，福建、安徽和湖南三省收入差距僅幾十億元;山西不僅被貴州反超，對廣西也只剩0.72億元的差距了。
分地域看，東部6省份占地方財力近半，與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
2016年東部的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當於排名靠後的中西部11個省份收入總和。排名前6的東部6省份收入2016年總計約4.1萬億元，占地方總收入(8.7萬億元)比重為47.1%，這一比例較2015年提高約1.3個百分點。
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來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支持財力緊缺地區。比如財力緊缺的遼寧2016年爭取中央財政補助為2214.7億元，貴州拿到的中央各項轉移支付也達到2581.65億元，而財力雄厚的上海獲得的中央補助收入和稅收返還總額為687.4億元。
地方收入新動力
之所以選擇梳理小口徑財政收入數據，因為它以稅收為主，而稅收又能直接、真實地反映各地的經濟情況，是經濟的“晴雨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和增速的變化實質反映著地方經濟體量和經濟活力情況的變化，也體現了地方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兩者呈正向關系，收入規模和增速越高，經濟體量越大，經濟更有活力。
從數據來看，廣東省不僅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上在全國居首，且2016年反映經濟規模的全省生產總值(7.95萬億元)也位居全國首位。
馮俏彬稱，前些年廣東結構問題突出，經過幾年改革，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當地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2016年廣東新動能加快孕育，新興產業表現活躍，新產品新業態拉動力增強，經濟增長新動力持續增加。比如，2016年廣東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76.3%、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45.2%;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商務服務業，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55.3%、18.3%、19.9%;廣東高鐵和快遞業也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增勢迅猛。
不僅僅是廣東，上海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快速增長也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效益明顯。
上海市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財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自貿區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特別是金融等服務業快速發展。
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19362.34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5%，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增加值4762.50億元，增長12.8%。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1618.58億元，增長15.1%。
“一煤獨大”“一股獨大”的煩惱
山西、黑龍江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負增長也反映出當地經濟發展面臨較大挑戰。
馮俏彬稱，山西和黑龍江財政收入負增長反映出在整體制造業不景氣背景下，能源化工行業處於下行通道，而這些行業占兩省的經濟比重較大，也拖累了當地經濟增長，帶來收入下滑。
山西省省長樓陽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全省經濟雖然呈現低位企穩、穩步向好的態勢，但仍沒有走出困難時期，多年積累的“一煤獨大”結構性矛盾、“一股獨大”體制性矛盾、創新不足素質性矛盾遠未從根本上解決，企穩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也是相互交織、錯綜複雜。
黑龍江預算報告在談到2017年挑戰時稱，黑龍江省經濟轉型仍處於油煤糧木傳統產業領域集中負向拉動與培育新動能、新增長領域相互交織、相互賽跑的關鍵時期，能源工業波動，大慶油田減產，營改增、結構性減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等政策性減收，將給全省財政收入帶來一定影響。
盡管財政收入負增長，但由於兩地2017年經濟基本面沒有變，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因此山西和黑龍江均預計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正增長。
另外，盡管2016年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3.4%的增長，但馮俏彬認為這主要與遼寧省2015年擠掉虛增財政收入水分後基數較低有關。
遼寧省所轄市縣的財政收入在2011年~2014年造假虛增後，2015年做實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33.4%。在此基礎上，2016年當地收入實現了3.4%的增速。
31省份GDP比拼：遼寧“大縮水”，多地富可敵國
國家統計局於22日發布了31個省份2016年的地區生產總值(GDP)數據。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廣東、江蘇不出意外地牢牢占據著排名第一、第二的位置，不過廣東的第一經濟大省位子更穩了;在名義增速方面，則呈現了南快北慢的趨勢，西南地區的西藏、貴州和重慶均超過了11%，位列前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擠水分”後，遼寧在全國的GDP排名，從之前的第10名下滑到14名，排在了中部省份安徽的後面。
遼寧縮水6000多億
數據顯示，2016年，遼寧實現GDP達22037.88億元，比2015年少了6705.5億元，“縮水”幅度高達23.3%。縮水幅度這麽大，主要原因在於之前的數據存在較大“水分”，2016年擠掉了“水分”。
1月17日，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陳求發在遼寧省十二屆人大八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確認，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的問題，指出在2011年至2014年“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導致經濟數據被註入水分。
報告稱，遼寧省所轄市、縣財政普遍存在數據造假行為，且呈現持續時間長，涉及面廣、手段多樣等特點。在2011年至2014年，遼寧省所轄市、縣累計虛增財政收入約占同期財政收入的近20%，虛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虛增比例高達23%。
遼寧省財政廳數據顯示，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125.6億元，下降33.4%，其中稅收收入1650.2億元，下降29.2%;非稅收入475.4億元，下降44.9%。遼寧省財政廳當時對此的解釋是，造成全省財政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中，排在首位的是按“三嚴三實”依法依規組織財政收入，做實了財政收入的影響。
遼寧數據造假的消息是在中央關註之後披露的。2014年，中央巡視組首輪巡視遼寧時指出，“遼寧全省普遍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其中重點提到大連虛增財政收入，沈陽、營口、盤錦等市招商引資弄虛作假。2016年2月27日至4月28日，中央巡視組“回頭看”，再次重申遼寧經濟數據造假。
在這之後，遼寧針對一個時期全省普遍存在的經濟數據造假問題，對全省各地區主要經濟指標數據進行嚴格評估審核，要求做到基層數據準確、宏觀數據匹配，指標統計數據客觀真實。
陳求發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解釋：“我們頂著面子上難看的壓力，認真地擠壓水分，2015年夯實了財政收據，2016年以來努力夯實其他經濟數據。”
也就是說，遼寧此次GDP數據縮水，是繼2015年擠掉財政收入數據的水分後，2016年再次對GDP數據進行了“擠水分”，也因此遼寧的GDP在全國的位次，從此前的第10位下降至第14，位居安徽之後。改革開放之初，遼寧的GDP總量高居全國第3，現如今卻只能位居全國中遊。
“這是一個好事，以前經濟下滑時，臉上掛不住，就開始拼命註水。”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擠掉水分之後，更有利於當地經濟健康發展。
名義增速南快北慢
各地統計部門目前發布的均為GDP實際增速，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速，而名義增速則包含了價格的變動，用名義增速來觀察各地的經濟表現更為直觀。
通過對於30個省份(遼寧數據不具同比性，故未納入統計)名義增速的統計發現，2016年，名義增速最高的3個省份為西藏、貴州和重慶，均超過11%，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們全部位居我國的西南地區。
三甲之後，上海、江西、福建、安徽、湖北、海南、廣東的名義增速也位居前10。前10名的省份基本位於南方地區，其中既有上海、福建、廣東這樣的發達省份，也有貴州、重慶、江西等中西部省份。
在榜尾，名義增速位居後10位的省份全部位於北方，主要來自東北、華北、西北地區，有5個省份的名義增速低於5%，分別是山西、黑龍江、新疆、內蒙古和吉林。其中山西的名義增速僅為0.98%，黑龍江的名義增速也僅為2%。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不少北方省份的產業結構以能源重化工業為主，產業結構單一，在過去幾年能源價格下行的情況下，這些省份受到的沖擊比較大。相比之下，南方省份的能源、重化產業占比較小，輕工業比較發達，因此名義增速也較高。
廣東總量比肩西班牙
如果將各省份近年的GDP總量單獨拎出來與其他國家做對比的話，中國已有不少省份“富可敵國”。
其中，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已經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如果把廣東當作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世界排位約居第15位。數據顯示，2016年廣東實現GDP為79512.05億人民幣，換算成美元是11578.8億美元，大致與墨西哥相當，直逼老牌發達國家西班牙。
有媒體報道，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可以對標墨西哥，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則可與印尼相提並論，而這兩個國家的GDP排名位列全球前20，而經濟總量全國第五的河南則超過排在世界第21位的阿根廷。
不過，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放緩，這種趕超的步伐也隨之放緩。
以廣東為例，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其經濟30多年來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先後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中國香港、2007年超越中國臺灣，2014年一度有望趕超“亞洲四小龍”中最大的經濟體韓國。
數據顯示，2013年廣東經濟增長為8.5%，GDP達6.23萬億人民幣，成為全國唯一一個超6萬億的省份，同時突破1萬億美元，也成為我國首個萬億美元區域經濟體。當時廣東上下樂觀預計2014年即有望趕超韓國，從而完成對“亞洲四小龍”的集體超越。
不過3年過去，廣東並沒有超過韓國，目前與韓國的總量差距仍有2000多億美元。
“這樣的差距，顯然不是一兩年就可以趕上。”彭澎分析，近幾年廣東的增速明顯放緩，追趕的步伐變慢，相比之下，韓國這幾年經濟增長勢頭不錯，其經濟總量從之前的世界排名第15位升至現在的第11位。此外，人民幣貶值也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因素。
不過受韓進海運和三星等著名企業的影響，未來韓國經濟很可能放緩。彭澎說，2017年廣東有望縮小與韓國的經濟總量差距。
同時，彭澎也提醒，廣東不能只盯著經濟總量趕超韓國，應該將更多精力放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提升方面，不斷增強自身的創新能力、社會保障水平。韓國在創新能力、社會保障、文化軟實力等方面都值得廣東去學習。
彭澎曾到韓國考察，有一個細節讓他感受深刻，即韓國農村的房子雖然不新，但十分整潔。經濟總量只是一個表面，而內在的社會建設、生態文明才能反映出真正的差距。
表1：2016年31個省份GDP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2:2016年各省份名義增速
2016年各省投資比拼：5省超3萬億，山東奪冠
在外貿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內需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已成為經濟穩增長的重要砝碼。
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了2016年各個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及增速情況，數據顯示2016年山東固定資產投資突破5萬億大關，高居全國首位，江蘇緊隨其後，廣東位居第四;在增速方面，西南省份增長最快。從投資與GDP的比值來看，不少中西部省份的投資額超過或接近GDP總量。
山東首超5萬億
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三的山東，2016年實現固定資產投資52364.49億元，增長10.5%，首次突破5萬億元大關，也是目前我國唯一一個投資額超過5萬億元的省份。
這其中，工業投資占據了一半。山東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省工業投資26355.4億元，同比增長13.6%。工業三大門類投資“一降兩升”，采掘業投資下降23.1%，制造業投資增長12.1%，電力熱力行業投資增長44.6%。
經濟第二大省江蘇的投資額位居第二，達到49370.85億元，接近5萬億元大關，其中工業投資也占據了一半左右，為24544.4億元。
魯蘇之後，是中部的河南省，近幾年河南正處於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投資增速較快。2016年該省投資額達到了39753.93億元，逼近4萬億大關。
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的投資總量為32947.3億元，位居全國第四，比領頭羊山東少了將近2萬億元，也比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少了16423億元。從產業結構來看，廣東與魯蘇最大差別就在於工業投資。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廣東工業投資總量突破1萬億元大關，共完成11051.68億元，僅相當於山東的42%，江蘇的45%。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自2008年之後就開始大力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控制低端制造業發展，不少勞動密集型產業也轉移到內陸或東南亞。尤其是近幾年外貿出口受阻後，很多產業轉移到土地成本更低、勞動力更為充沛的內陸省份。
再加上近幾年珠三角的各種生產要素成本高，許多工業項目難以立足，導致整個珠三角的產業輕型化，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工業投資的的總體盤子下來了。” 彭澎說。
廣東之後，處於投資3萬億梯隊的還有河北，2016年該省的投資額達31340.07億元，也就是說，目前投資額超過3萬億元的成員共有5個。
處於2萬億梯隊的成員規模則頗為龐大，共有7個省份，其中浙江和湖北超過了2.9萬億元，2017年進入3萬億梯隊問題不大。四川和湖南以目前增速，也將在2017年突破3萬億大關。
在榜尾，共有9個省份的2016年固投總額在1萬億元以下，其中位列倒數五位的分別是西藏、青海、寧夏、海南和遼寧。西藏、青海、寧夏和海南由於人口總量和經濟總量較小，投資總量也都低於4000億。
投資增速“西高東低”
從投資增速來看，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96501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1%。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投資249665億元，比上年增長9.1%；中部地區投資156762億元，增長12%；西部地區投資154054億元，增長12.2%；東北地區投資30642億元，下降23.5%。由此可見，投資增速在總體上呈現“西高東低”的特點。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2016年共有19個省份的投資增速達到了10%以上(含10%)，增速位居前列的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區。其中，西南和長江中遊的省份增長最快，西藏、貴州、雲南位居前三，西藏和貴州的投資增速都超過了兩成。
位於西南三省之後，是江西、湖南、河南和湖北。這4個中部省份的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城鎮化率較低，正處於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加上近幾年承接了大量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產業轉移落戶，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不斷加快，經濟也迎來快速增長。
因投資增速較低而排在末尾的省份，有遼寧、新疆、山西和黑龍江。其中新疆出現投資負增長，山西僅有0.8%。這幾個省份的投資格局基本與當前的經濟發展格局相一致，即近年來能源經濟下行，作為以能源和重化產業為主，其投資下行壓力也比較大。
值得註意的是，2016年吉林投資額達到了13773.17億元，增長10.1%。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衣保中認為，在東三省里，目前吉林的整體發展勢頭最好，產業結構也比較合理。一方面，相比遼寧和黑龍江，吉林的能源產業占比要小很多，受能源下行沖擊較小。另一方面，吉林的汽車、軌道客車等裝備制造業，以及光電子、生物制藥等新興產業發展勢頭都相當不錯。如裝備制造產業正在打造產業集群，這帶來了大量的投資機會。
11個省份投資超GDP
從投入產出比來看，由於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中西部省份的投資與GDP比值這一數字普遍比東部沿海城市要高出不少。
統計數據顯示，有11個省份的投資總量超過了GDP總量，且全部位於中西部地區，其中西藏、青海和甘肅3省份的這一比值超過了130%，寧夏、貴州和安徽也超過了110%。相比之下，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的這一比值大多處於榜尾，在該比值最低的6個省份中，除了遼寧，其他幾省均為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經濟發展程度和市場化程度最高。
為何中西部的省份投資率較高，而東部卻較低？
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曾對第一財經分析，這是由於兩者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城市化率上來看，中西部的城市要落後東部約7~8年的時間。
從投資組成部分來看，近年來中西部承接了東部沿海地區大量的產業轉移落戶，工業投資增長較快;在基建投資方面，由於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較為滯後，所以仍有較大的改善投資空間;加上中西部的城鎮化率較低，目前仍處於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由此也帶來了大量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需求。
相比之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則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已經進入到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階段，不少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另外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較完善，城鎮化率也比較高，投資空間也日趨飽和。
以深圳為例，彭澎說，目前深圳的產業發展已經走上高端路線，主要精力放在研發、創新和提高人力資源效率上。“深圳已經走過了靠投資驅動的階段，如今主要是依靠創新驅動，盡管固定資產投資少了，但經濟增長卻在加快。”
表1:2016年各省份固定資產投資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2：各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表3：各省份2016年投資/GDP
人均GDP比拼：9省超1萬美元，廣東少於內蒙古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即“人均GDP”，常作為發展經濟學中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是人們了解和把握一個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31個省份2016年人均GDP的統計發現，天津、北京和上海三大直轄市均超過了11萬元，位列前三，有12個省份超過全國平均水平(53817元)；若將各省份的人均GDP換算成美元，包括這三大直轄市在內，有9個省份的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
9省份超過1萬美元
人均GDP，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該國的常住人口(或戶籍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出。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744127億元，年末中國總人口138271萬人，按此計算，2016年我國人均GDP達到了53817元。
統計顯示，有12個省份的人均GDP超過了這一平均水平。
這其中，天津的人均GDP高居榜首，達到了115613元。從2006年開始，天津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在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下，從2007年後天津開始高速增長，2008年和2009年GDP增速均為16.5%，在省份中僅位居內蒙古之後，名列全國第二，從2010年後取代內蒙古，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
北京則以114690元位居第二，僅比天津少了923元。上海也同樣超過了11萬大關，達到了113731元。
除了這三大直轄市，其他省份的人均GDP都在10萬元以下。最接近10萬元大關的是江蘇，達到了95394元，浙江以83923元位居第五。
“7萬元梯隊”包括福建、內蒙古和廣東，三者之間的差距非常小。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盡管經濟總量仍領先江蘇，但由於常住人口達10849萬，因此人均GDP與江蘇差距較大，甚至還排在內蒙古之後。
經濟第三大省山東則單獨處於人均GDP的“6萬元梯隊”，達到68049元，若按照去年平均匯率，其折合成美元就剛好跨過了1萬美元大關，為10245美元。實際上，早在一年前，山東的人均GDP就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由於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因此過了一年，山東人均GDP仍只是剛好超過1萬美元。
包括山東在內，2016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省份達到了9個。其中，天津最高，達到了17406美元，北京和上海也都超過了17000美元。
離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尚有距離
人均GDP達到上萬美元是一個重要標誌。一般來說，這標誌著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不過，目前我國這些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省份，離真正的發達狀態仍有一定距離。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許多國家和地區在人均GDP跨過1萬美元大關時，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做得比較好，收入分配和居民社會保障等都十分不錯，公共產品的供給充足。相比之下，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省份，無論在居民社會保障，還是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都有較大的差距。
以廣東為例，盡管其人均GDP在3年前就突破了1萬美元，但實際上目前仍有很多人並沒有享受相應的配套好處，不少人甚至遊離於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之外。在珠三角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粵東西北大部分地區的人均GDP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地區之間的差距懸殊。
另一方面，人均GDP並不等同於居民人均收入。由於產業結構的差異，一些人均GDP很高的地方，其人均收入並沒有那麽高。
例如，盡管天津的人均GDP高居榜首，但其居民人均收入僅為34074元，與上海、北京均存在較大差距，甚至排在農業人口還占比不小的浙江後面，僅位居全國第四；而內蒙古的人均GDP超過廣東，高居全國第7，但其居民人均收入僅位居全國第10，比廣東少了約6000元。
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包括內蒙古、天津等在內的很多地方，GDP產值主要靠投資拉動和能源消耗為主，而其投資主體以央企和國企為主，這導致其在做大產值的同時，老百姓的收入卻並沒有與之同步。
此外，專家指出，由於國內的省份之間沒有海關、地區間的人口流動性大，因此在地區生產總值的計算上，本身就可能出現重複計算的現象，因此地區之間的人均GDP數據未必完全科學。
8省份低於4萬人民幣
排在山東之後的省份，離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大關，尚有較大的差距。
例如位居第10的重慶，人均GDP雖與山東相差約1萬元人民幣，不過它和之後的湖北、吉林，人均GDP也都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這三個剛好也是我國中西部、東北省份中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較高的省份。
另外，遼寧的變化也頗為引人關註。由於之前的經濟數據存在水分，在2016年擠掉“水分”後，遼寧實現GDP達22037.88億元，比2015年少了6705.5億元，人均GDP也由此縮水。
在擠水分之前，遼寧人均GDP與廣東、山東屬於同一個梯隊。擠水分之後，2016年遼寧的人均GDP僅為50292元，下滑至全國第14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在東北地區則被吉林超越。
在榜尾，有8個省份的人均GDP低於4萬元大關，除了安徽、山西之外，其余全部位於西部地區。
丁長發說，西部地區不少省份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比較差，交通基礎設施也相對落後。盡管西部省份近幾年經濟發展較快，但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市場化程度不高、城鎮化率仍比較低。
這其中，西北地區的甘肅人均GDP僅為27508元，是唯一一個低於3萬元的省份。西南的雲南和貴州則分列倒數二、三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貴州一直處於人均GDP倒數第一，不過近年來隨著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進入後，貴州的經濟高速增長，並在2015年擺脫了人均GDP墊底的位置。
由於大多省份2016年的常住人口數據尚未發布，因此這里的人口數量以2015年的數據來計算。
表1：人均GDP一萬美元俱樂部成員
表2：各省份人均GDP與居民人均收入對比
直擊MWC2017:智能手機比拼三大技能點
如果你已對智能手機形成固有印象，要知道，改變正在發生。
世界通信大會(MWC2017)上，各手機終端廠商的創新技術、看家本領，未必會立即應用在成熟的產品解決方案中，不過記者註意到，部分廠商也關註的新技術，將為手機行業帶來新的可能性。
虹膜識別
虹膜識別是基於人眼的虹膜進行身份識別，可用於安防，以及有高度保密需求的場所。
三星Note7雖因爆炸召回，但Note7在新技術上的應用依舊博得了一些發燒友的好感，其中一項技術就是虹膜識別。
雖然虹膜識別並非首次出現在MWC智能終端展臺，不過，今年是這項技術最接近於產業化的一年——先進技術未必都適用於手機，因為只有足夠成熟的先進技術，才會提升用戶體驗。
第一財經記者在多個展臺發現了虹膜識別相關技術，值得註意的是，作為智能手機產業關鍵驅動者之一的芯片商，高通在MWC上展示了對虹膜識別的支持。
高通展出虹膜識別方案基於最新驍龍835芯片。該方案能快速識別人體虹膜，一個重要的優化是——識別速度的提升跨越了從先進技術到實用技術的體驗門檻。
“其實我們從810時代就有這個方案，然後是820以及到了現在的最新芯片都支持，而最新的方案接近於實用化。”高通的工程師張小鵬對記者說。
人工智能&5G技術
事實上，做到預測3年後的手機形態很難。屏幕是柔性的?交互通過語音?不再是“大長條”的形狀?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人工智能&5G技術成為新的基礎技術。
芯片商已經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重點公關方向，高通、英特爾莫不如此。
目前，蘋果有Siri，微軟有小娜，但體驗並不算特別驚艷。我們期待新的可能性。
另一項基礎技術是5G技術。
5G是MWC今年的大熱點，實際上我們看到的進展是，5G已不再是概念，而是確確實實的場景、技術支撐和標準化進展。
根據計劃，3月6日~9日在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市(Dubrovnik)舉行的下一次3GPP RAN全體會議中，包括AT&T、SK電訊等電信運營商，愛立信、華為、中興等設備商，高通、英特爾等芯片商，華為、vivo等終端廠商，將共同支持一個5G NR提案。
中興已經迫不及待在今年宣布了一款“千兆”速度手機。雖然，千兆上網速度還需要網絡層面的支持，需要應用的豐富，需要產業的進一步成熟。不過，它說明了一個事實——更快的網絡、更低延時的網絡，將為手機以及基於手機硬件的應用帶來更新的體驗、更多的創新可能性。
拍照技術
成本考量和用戶實際體驗，成為它們判斷某項技術是否成熟、是否值得應用的標準。雖然大量供應商展出了創新技術，但智能手機整機廠商，卻在MWC上更熱衷於相對保守但實用的拍照技術。
全球排名靠前的幾名國產手機廠商，不約而同地將拍照作為產品下一個主要競爭點。OPPO公司硬件總監白劍向記者確認，拍照技術對於OPPO獲得目標用戶認可的重要性。
2月27日，OPPO展示了“五倍無損變焦”技術演示樣機。實際上，不只是OPPO這樣想。在OPPO發布該技術的前一天，華為在MWC首日發布了P10，即采用第二代徠卡相機。
可以預料，拍照技術和實際體驗，依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手機廠商爭奪的制高點，甚至競爭更加激烈。
各地森林覆蓋率比拼：福建高居榜首江西次之
森林覆蓋率，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森林面積占土地面積的百分比，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森林面積占有情況或森林資源豐富程度及實現綠化程度的指標。一個地方空氣環境的質量，與森林覆蓋率有著緊密的關系。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森林面積達2.08億公頃，森林覆蓋率達21.66%。而同期世界的森林覆蓋率，仍遠低於31%的世界平均水平。
不同地方之間的森林覆蓋率也存在較大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2015年各個省份的森林覆蓋率的統計比較發現，目前森林覆蓋率最高的是位居東南的福建，高達65.95%，此外，江西、浙江以及華南的廣西、廣東、海南的覆蓋率也名列前茅。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統計數據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在此只能采用2015年的數據作為比較。此外個別省份的數據不詳，在此沒有納入。
福建連續十多年高居榜首
這其中，福建以65.95%的覆蓋率高舉全國榜首。之所以位居首位，改革開放以來該省的植樹造林有關，數據顯示， 1981年，該省的森林覆蓋為39.5%。經過不懈努力，20多年來提升了20多個百分點。目前福建的人工林蓄積量全國第一。
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環境也是福建森林覆蓋率高的重要因素。福建作為整個東部沿海地區山地最多，平原最少的省份，素有“八山一水一田”之稱。山地多，植樹多，森林就多。
山多地少之下，過去福建的地面交通比較落後，因為造價十分高昂，比如同樣修建一公里高速公路，在福建的是造價是江蘇安徽等平原地區的三四倍。過去福建的鐵路車速也一直都比較慢。同時山多地少也影響了人口和經濟資源的集聚。比如目前福建省內的城市規模普遍都不大，由於地少，廈門、福州的房價也一直居高不下。
不過，近幾年，隨著幾條出省高鐵開通和高速公路網絡密集，福建大大拓展了沿海港口的經濟腹地，提高了輻射半徑，同時各種生產要素重新聚集。
與此同時，森林覆蓋率高、自然環境好的優勢也在逐漸凸顯。在北方受霧霾天氣困擾時，福建空氣依舊“清新”。數據顯示，2015年福建城市環境空氣質量保持優良水平，全省23個城市空氣質量按GB3095-1996標準評價均達到或優於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達標天數占比99.5%。
隨著全國連續多地產生的霧霾天氣引發廣泛關註，“告別霧霾”成了諸多旅遊城市春節遊的主打口號。森林覆蓋率高居全國第一、空氣質量位居全國前列的福建，近年來以其獨特的優勢，並率先推出自由“森”呼吸的八大路線及二十大旅遊景點。
10多年來，福建森林覆蓋率保持全國首位，水、大氣、生態環境質量均保持優良，已成為國務院批準建設的全國第一個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好環境也是生產力。良好的生態環境，轉化為福建吸引新興產業、高端人才、項目資金的強大磁場;“清新福建”，成為福建最具影響力的新名片。
南方山多樹多
在福建之後，鄰省的江西以63.1%排名第二。江西雖然也有鄱陽湖平原，但也是個山地較多的省份。值得一提是，在蘇榮主政江西期間，曾經主導了一項造林綠化工程引起廣泛爭議。
2008年5月8日，剛剛履職江西半年的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出席論壇，發表了以“深化省情認識加快江西發展”為主題的演講，在談到保護江西生態環境時，提出了造林綠化“一大四小”工程建設。“一大”是指確保2010年全省森林覆蓋率達到63%，“四小”則分別為：縣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綠化，鄉鎮政府所在地的綠化，農村自然村的綠化，基礎設施、工業園區和礦山裸露地的綠化。
該工程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實際上，早在2006年，江西的森林覆蓋率就已高居全國第二，僅次於福建。但為支持這項工程，江西省前後投入數百億的巨資。
2014年6月，中紀委發布消息稱，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6月25日，蘇榮被免去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在2007-2013年間，蘇曾任江西省委書記。
蘇榮任內主導的“一大四小”工程已被中央巡視組點名批評。早在2014年2月，江西公布了《江西省委關於中央第八巡視組反饋意見整改情況的通報》，其中 “脫離實際”、“好大喜功”、“弄虛作假”、“租田種樹”、“成活率低”等措辭嚴厲。通報還披露了招投標問題，資金挪用、套取、違規轉包等經濟問題。
在江西之後，廣西、海南和浙江的森林覆蓋率也都超過了60%，湖南、廣東、雲南這三個省份的森林覆蓋率也都超過了55%。
為何森林覆蓋率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長江以南地區。這是因為這些地方山地、丘陵眾多，平原較少，加上降水充沛，因而植被覆蓋率也較高。相比之下，平原為主的省份，森林覆蓋率就要低很多。比如同樣是長三角發達省份，江蘇以平原為主，江蘇的森林覆蓋率僅為15.2%，僅為浙江的四分之一。
當然並不是山地越多，森林覆蓋率就越高。西南的貴州同樣是以山地為主，平地比福建還少得多。但貴州的森林覆蓋率卻比福建少了10多個百分點。這是因為貴州是我國石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貴州省一位領導介紹說，貴州的石漠化治理面積已經從原來的治理前3.3萬平方公里縮減到3萬平方公里，這幾年治理的面積是接近1萬平方公里，但是另外還要發展，有一部分還在擴張，通過治理減去擴張的，貴州已經凈減少3000平方公里的石漠化面積。
森林覆蓋率最低的省份是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和寧夏。西北內陸地區，由於夏季風很難到達,降水少,氣候幹旱，植被稀少、水土流失較為嚴重。近年來，隨著我國“三北”防護林工程的不斷推進，這些地方的生態保護和建設成效顯著。
以新疆為例，2015年全區天然林保護工程森林管護面積4918萬畝，其中：有林地面積2362萬畝、疏林地面積254.45萬畝、灌木林地面積2300萬畝，未成林造林地面積1.85萬畝。通過多年林業生態工程建設，全區森林覆蓋率由“十五”期間的2.94%提高到4.7%，綠洲森林覆蓋率由14.95%提高到28%;初步建成了以綠洲內部農田林網、綠洲外緣大型防風固沙林帶、天然荒漠林和山區天然林為主體的立體綠色屏障，構築起相對穩定的綠洲生態安全體系，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顯著提高，生態功能進一步發揮。
TCL聯手阿里騰訊推雷鳥 人工智能成今年彩電比拼熱點
在去年全球彩電銷量首次突破2000萬臺之後，今年TCL希望通過做透細分市場。3月30日下午，TCL集團正式宣布推出互聯網電視子品牌“雷鳥”，並與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巨頭進行深度的戰略合作。
富有戲劇性的是，TCL集團旗下彩電業務的香港上市公司TCL多媒體(1070.HK)曾引入樂視作為戰略投資者、第二大股東。而此次“雷鳥”互聯網電視的合作名單中，卻沒有樂視。而樂視30日下午也舉行了另一場彩電發布會。
今年是傳統彩電品牌與新興互聯網電視品牌較量的關鍵一年，人工智能成比拼熱點。TCL多媒體副總裁、TCL業務中心總經理、雷鳥科技CEO郭彤沒有避諱：“雷鳥17年的目標是，比較互聯網廠商，包括樂視、小米、微鯨等，希望能超過他們”。
反撲線上的機會
此前，創維酷開、康佳KKTV、海信VIDAA、長虹CHiQ等傳統彩電廠的互聯網子品牌早已活躍在市場上，手握華星光電上遊面板資源的TCL，為什麽現在才推出互聯網子品牌？
TCL集團副總裁、TCL多媒體COO兼中國事業部總經理王成表示，“對過往這五年在中國市場上的互聯網品牌我們進行了一個盤點，複盤之後，我們發現這個時候反而有新的機會。”
王成說，首先互聯網廠商進入電視領域大概三四年時間了，以樂視、小米等為代表，但是在前一階段的彩電供應鏈的危機中，傳統廠商重新崛起，傳統電視廠商的優勢會持續存在。其次，雷鳥有後發優勢，學習人家好的地方，並結合TCL的上遊面板資源和下遊渠道能力。第三，從商業模式來看，互聯網電視行業越來越成熟，廣告等價值繼續攀高。
與創維酷開類似，TCL的雷鳥也將作為子公司獨立運營，今年上半年已經註冊。雷鳥的戰略合作夥伴包括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巨頭。
郭彤透露，“我們和騰訊、阿里，在產品、用戶運營、運營團隊上達成了深入和一致的合作意見，但雷鳥公司的股權結構暫時不便回答。”另外，在上遊供應鏈方面，TCL給雷鳥很大的支持，毛利率不用擔心。“雷鳥不一樣的玩法，是把內容、用戶、廣告、會員和產品進行更加深度的結合。”
雷鳥電視預計線上、線下銷量的比例為八二開或七三開，今後還會考慮拓展海外市場。
做透細分市場
除了以雷鳥搶食網上市場份額外，TCL還重點推介了其高端子品牌XESS，主打第三代量子點電視等高端產品，此外還推出了曲面電視新品，希望做透各個不同的細分市場。
今年國內彩電市場的開局並不順利。TCL多媒體中國區銷售公司總經理謝帆坦言，今年1、2月份整個國內彩電行業負增長。家電行業在中國市場經歷了幾次增長高峰，現在已進入依靠消費升級帶動銷售增長的新階段。
NPD Display Search預測，量子點電視在中國市場的增長率將達到100%，有望從2016年的60萬臺增長到2017年的120萬臺，同時全球範圍內也會從300萬臺增加到600萬臺。
據了解，TCL這次把量子點電視的定價“拉低”到了普通消費者的接受範圍，以示推動量子點電視普及的決心。王成認為，“2017年量子點電視普及必將提速”。TCL已投資了浙大的納晶科技，並成立了廣東聚華公司，儲備量子點新材料、印刷顯示的技術力量。
兩大陣營對壘
奧維雲網副總裁董敏在2017 AWE(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期間曾預測，今年彩電行業將現分水嶺，由於彩電業產能過剩、制造門檻降低，令顛覆的機會增大。
今年五一彩電旺季，預計傳統彩電品牌與互聯網新興品牌的較量也將更加激烈。從多家企業新品發布會看，人工智能成為比拼的熱點，如小米就推出了語音操控的電視。
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在2017年CES期間曾透露，人工智能將成為TCL產品的標配。此次發布會上，王成也展示了人工智能在TCL電視上的應用，包括語音識別、圖形識別等，並將其總結為“簡化交互”、“扁平內容”、“自由個性”。
TCL多媒體產品中心總經理張少勇表示，人工智能（AI）肯定不是TCL一家做，TCL與科大訊飛、阿里等都有合作。人工智能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做簡單，第二階段是做便捷，第三階段是做聰明、讓機器能學習用戶的習慣。
張少勇說，“幾年前在人工智能領域首先實現了簡單，像搜索以前很難，然後導入語音1.0、2.0，現在到5.0，使搜索更簡單。今天解決了便捷的問題，我們通過圖像識別、語音識別、圖文識別，讓用戶在使用電視的時候更加便捷。下一階段要實現聰明，今天你發現用不了的東西，過幾天機器就學會了，這是接下來人工智能的重點方向。”
（實習生麥舒瑜對此文亦有貢獻）
一線房企“暗戰”升級：比拼用戶價值挖掘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4-28/1099709.html每經實習記者 舒曼
4月26日，保利地產從廣州大本營突然揮師“北進”，在北京高調發布公司品牌戰略，宣布2017年Poly Plus（保利+），升級工程正式啟動。
從2015年首次提出“5P”戰略，到如今保利地產強調Poly Plus，在當前中小型房企日益重視品牌標識所帶來的高溢價之際，一線房企大鱷更是馬虎不得。
但品牌帶來的高溢價此前並未引起品牌房企的重視。去年，萬科、恒大與碧桂園集體銷售金額突破3000億元，將看似接近行業天花板的“不可能”變成了“很可能”，銷售金額超1000億元房企擴容至12家。
今年一季度，上述房企三強又首破“千億”。從房企“千億預備班”來看，如旭輝、新城等巨頭激情不減，拿地不手軟。規模化擴張，成為房企的主流趨勢。地產大象規模競賽之余，更多中小房企將面臨被整合的命運。
雖然萬科、恒大、保利等地產大鱷仍在“暗戰”規模，但保利集團發展研究院、品牌管理中心總經理張亮直言，未來地產“後千億時代”將不再是規模之爭，更多是聚焦在用戶價值的深度挖掘與體驗上。
過去一年，保利地產用大數據分析和研究了涵蓋投資高手、家政女王、外資高管等5種類型人群的12位生活家，試圖從其朋友圈、興趣愛好等研究如何把時間花在更有價值的事情上。最終結論是，這類人群比較註重私密性，希望能與家人一起共處，追求現代化品質生活，註重藝術和文化的培養。
景瑞地產杭州公司總經理耿俊峰說，“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城市集中度越來越高，我們購房用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呼籲所有的房產同仁能夠愛惜我們的行業，敬畏我們的用戶，用心經營我們的產品和品牌。”
由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等機構發布的2016年房企品牌價值測評50強榜單顯示，排在第一的是中海地產，品牌價值519億元；第二為恒大地產，品牌價值392.62億元，第三為萬科，品牌價值382.53億元；第四為保利地產，品牌價值接近300億元，品牌價值前50強門檻為46.52億元。
耿俊峰表示，在這個信息發達的時代，客戶的反饋一定是最重要的，真正能夠打造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才是品牌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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