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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國﹐意義重大的攻堅戰﹐通常由排順位第一的副總理負責﹐已經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早年的國企改革﹐銀行改革﹐就都是由當時還是當副總理的朱熔基和溫家寶負責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是總理接班人的上位考驗。中國總理的人選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遠高於總書記。李鵬的能力有所不逮﹐當政時是中國發展最停滯時期﹔反之﹐趙紫陽﹐朱熔基﹐溫家寶能力高﹐是中國那些年份發展的主因。
總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國家安全﹐人事組織﹐對國家的發展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例如江澤民能力不怎麼樣﹐但不影響中國的發展。
所以﹐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的配置﹐通常是政治勢力平衡的結果﹐反而﹐總理的人選﹐以才能和功勣為最重要﹐能者居之。
第 二﹐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單單在一個總理的任期屆內﹐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甚至兩屆也不能。例如朱熔基的國企改革﹐溫家寶的金融改革﹐非有十幾年以上 的時間﹐長期持續跟進﹐不足以見其功。讓負責其事的副總理出面﹐已經可以有幾年時間﹐當出任總理後﹐又有兩屆十年的時間跟進﹐等於有了起碼十五年的時間﹐ 在制度上﹐最大程度保障了政策的持續。
第三﹐從政策本身而言﹐讓一個下屆政府仍然在位的領導﹐等於向地方政府發出清晰無比的信號﹐中央是來真的﹐從而可以得到最大的推動效果。
例如﹐當年朱熔基任副總理時的推行的分稅制﹐嚴重影響地方利益﹐自然很容易受到抵制﹐但地方諸侯都知道﹐朱熔基是下屆的總理﹐將是他們的老闆﹐自然不敢不賣帳。
保障房政策有同樣的含義﹐只有靠中國這種特有的制度安排才能推行下去﹐假如換王歧山來推行﹐就沒有這樣的效果﹐失敗的機會大很多。
最後一個原因是﹐凡是攻堅戰﹐都有失敗的可能﹐如果是總理來主持﹐會在政治上引起很大動蕩。例如一九八八年趙紫陽主持的物價改革失敗﹐導致中共差點下台。
中共應該是以後吸取了教訓﹐以後這種屬於爭議性比較大﹐有風險﹐但又很重要的政策﹐由副總理來出面主持﹐如果闖關失敗了﹐總理和中央還有迴旋余地﹐而且還有上述的效果。
所以﹐李克強督戰保障房政策實施﹐發放的信息是非常意味深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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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障房的建設目標﹐大得驚人﹐但由於規模太大﹐反而給人一種海市蜃樓﹐不真實的感覺。
中央提出的目標是三年建設三千萬套﹐一年一千萬套。
三千萬套﹐以每戶三到四口人計﹐就等於覆蓋了一億多人﹐以中國城鎮戶籍人口三億計﹐差不多等於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以受惠。
三千萬套﹐估計一九九八房改以來﹐這麼多年來建設成的商品房也沒有這麼多。
而且﹐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城鎮居民﹐大都數是有房的﹐而他們的房子大多數是以前的單位分房﹐中國城鎮居民真正無瓦遮頭的只是少數。
三千萬套﹐如果真的能全部落成的話﹐中國的房屋問題能徹底得到解決﹐至於房地產泡沫問題自然不在話下。
香港八萬五就可以把整個樓市沖垮一半以上﹔三千萬套保障房﹐等於中國十幾年落成的商品房總量﹐一下在三到五年內集中釋放﹐對中國樓市的衝擊﹐難以想象。
正是因為難以想象﹐所以人們都不會把它當真。
所以﹐保障房作為一場攻堅戰﹐其意義不下於當年的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
(3)
保障房政策的實施﹐自然是困難重重。
首先﹐自然是地方政府的抵制。中央不出錢﹐大包大攬﹐卻要地方政府來承擔﹐而地方政府沒有絲毫好處﹐自然不會熱心。
保障房政策如果真的全部落實﹐衝擊的﹐是整個房地產市場。而作為中國最大地產商的地方政府﹐其利益受到侵犯。又要出錢吃力﹐結果還是令自己荷包受損﹐地方政府如何樂意。
北京市政府最近土地出讓金已經大幅減少﹐已經快到暴煲邊緣﹐每個月收入不夠付息。幾家內地銀行公佈十大客戶﹐排頭位的都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中心。房地產調控加保障房﹐受害最深的﹐是地方政府的荷包﹐甚至財政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