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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涿鹿教改風波調查 辭職教科局長：沒想到阻力這麽大

2014年涿鹿縣教改開始後，涿鹿中學成為一個重要的試驗田，郝金倫每天都要到這里巡查一遍。（南方周末記者 翟星理/圖）

家長們的質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縮減了教師講課時長，這將對考試成績產生致命打擊。“這些家長就認為一堂課老師從頭講到尾，他花的錢就值了，多講一分鐘他就賺了。”

2016年涿鹿中學的高考成績呈現爆發式增長，郝金倫將其歸結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同樣的老師，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學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在辭職信里，郝金倫仍然堅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成績擺在那兒”。

一場推行於冀北小城涿鹿縣的教學改革，因其主導者縣教科局長郝金倫的辭職而變得全國聞名。

這場名為“三疑三探”的教學改革，發源於河南西峽縣，在當地大獲成功後被國內多所學校複制。2014年，“三疑三探”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實施。

改革一度在涿鹿教育系統掀起一陣學習熱潮，然而，越來越快的推進速度也引起一些一線教師的反思。涿鹿縣一位公立學校管理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推進越深入，對傳統教法的舍棄越徹底。”

學生家長們對教改則直接表達出了不滿，他們擔心孩子的成績受影響。兩年時間里，逐鹿縣教改遭遇過兩次大的反對浪潮，以及一次群體性事件。郝金倫也曾試圖改變輿論走勢，但他承認，“始終沒有辦法說服那些不願意被說服的人”。

2016年7月5日，涿鹿縣委縣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作為改革推動者的郝金倫，則於一周後辭職。8月初，南方周末記者實地探訪涿鹿縣，采訪該縣教育系統相關人士，並對話郝金倫本人，試圖勾勒出這場教改風波的真實面貌。

8月4日，《人民日報》針對涿鹿教改發表題為《樹人需百年，改革要耐心》的文章稱，“教育改革需要一個寬松的環境，要有足夠的耐心。”8月9日，涿鹿教科局一位副局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教科局短期內估計不會有大動作，以穩為主，先度過這次風波。”

“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減負增質”

涿鹿縣此次教改的直接動因是縣教科局局長的更換。

2013年8月，40歲的郝金倫調任縣教科局局長。郝金倫此前在鄉鎮工作，曾跟他共事過的一位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郝金倫最初在團縣委任職，後下鄉鎮鍛煉。在鄉鎮任職期間，郝金倫以實幹和倔強聞名，“有一次，他覺得上面一項政策不合理，就稱病休假了。”

郝金倫在鄉鎮的工作作風也延續到了教科局長任上。上任不久，他就發現涿鹿中小學教育方法存在弊端，“教改課改搞了那麽多年，但教學實際上還是以‘滿堂灌’、‘題海戰術’為主。”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學生學得那麽苦，老師教得那麽累，考試成績還那麽差，一年全縣的公立中學考上一本的就二三十人。”

郝金倫想尋找一種既可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又能顯著提高考試成績的教學方法，河南省西峽縣第一高級中學的“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進入了他的視野。2009年，西峽一高在時任校長楊文普的主導下實行“三疑三探”。兩年後高考時，這所學校一本上線率和本科上線率分別達到驚人的71%和94%。

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郝金倫對“三疑三探”非常推崇，不但率隊到西峽一高參觀學習，還把楊文普請到涿鹿對校長和老師們進行培訓。

“張家口全市四百多萬人口，西峽縣四十多萬人口。我們一個市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都沒有西峽一高一個學校的人多。”在郝金倫看來，推行“三疑三探”有足夠的理由，“2015年涿鹿全縣考上一本的只有118人，是西峽一高的零頭。我們的孩子智力水平和他們差不多，這說明什麽？說明張家口和涿鹿的教法根本不對。”

在郝金倫就任教科局局長9個月後，涿鹿縣的教改正式實施。

2014年5月22日，涿鹿縣教科局發布《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在涿鹿推廣學習力提升技術，思維可視化技術，元認知心理幹預技術，學習方法指導及“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等五項技術。按照《方案》設置的三年規劃，涿鹿縣公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要實現不同程度的發展目標。

“‘三疑三探’只是這輪教改的五項技術之一，而且《方案》給了涿鹿一年的適應期，適應期內學校推行五項技術以試點示範為主，每個年級選出一兩個班級試行，而非全面鋪開。”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認為這算是‘溫柔的一刀’，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減負增質。”

推行兩個月，開始遇到阻力

教改開始後，郝金倫的工作狀態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

涿鹿縣教育系統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郝金倫每星期至少讀兩本教育方面的專業書籍，他把自費購買的書籍放在教科局，要求教育系統人員借閱，除了一線教師，連教科局行政人員也要去閱讀。“局長發話了我們不敢不借”，但他也承認，郝金倫在涿鹿縣教育系統掀起了一場少有的學習熱潮。

然而，學校方面對這次改革的反應並不熱烈。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經過多次教改、課改的涿鹿對這次改革的態度相當冷靜，“‘三疑三探’本身是國家課改的成果之一，我們要觀察它是否適合涿鹿的教育現狀。”

涿鹿中學一位不願具名的教師至今記得第一次用“三疑三探”給學生上課的情景：一個五十多人的班級，5人一組把課桌擺在一起；每個小組分配教學任務中的一小部分知識點，學生用20分鐘時間設疑自探；不同於傳統教學，老師並不會提前讓學生預習，而是讓他們在課堂上現場自學。

之後是解疑合探，在這個環節，老師讓每個小組的學生上講臺講述幾個知識點。小組展示完成，全課的知識點也展示完成。最後一個環節是質疑再探，以教師講述為主，一般只有十幾分鐘時間。

經過兩個多月實踐，這位教師認為，“三疑三探”和其他四項教學技術確實能提高一部分學生的學習效果，但是它的局限性也逐漸凸顯，“這次改革的目標之一是減負，事實上並沒有解放學生，只是變了課堂形式，學生仍然學得很累很苦。”

改革也引起一些學生家長的擔憂。許世民回憶，改革開始兩個多月後，陸續有學生家長向學校表達對新教法的不信任，“考試成績要是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是老師負這個責還是學校負這個責？”

郝金倫承認，改革開始前他就明白肯定會遇到阻力，但是剛推行兩個月就有雜音出現，“我真沒想到阻力會這麽大”。

然而，郝金倫依然強力推動。“2015年春節過完，郝局就有點著急了，推的速度有點快了，原來是小學三年級以上施行，很快就變成一二年級也要參與了。”前述要求匿名的涿鹿教育系統人士說。

一位與郝金倫私交甚篤的北京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與他交流時，郝金倫經常表露出時不我待的心情，“我跟他說教育是慢的藝術，是等的藝術，他說涿鹿的孩子等不了。他是那種拿生命做教育的人。”

“我只需要反對我的人”

家長給學校和教科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2015年春節後，不斷有人在百度貼吧表達對此次教改的不滿。

2015年7月，郝金倫決定主動出擊，“與其讓家長們天天罵我，不如面對面把道理講清楚。”在郝金倫的授意下，涿鹿縣城的公立學校向學生家長發了調查問卷。問卷只有一個問題，即是否同意參與教改。

7月初的一個傍晚，教科局請不同意參與教改的家長，到涿鹿縣實驗小學操場上參加交流會。當天到場的家長有一千二百多人，“我的一個副局長問我，要不要再叫來七八百支持我們的人，以免現場一邊倒。我說不用，我只需要反對我的人。”郝金倫說。

涿鹿縣初級中學校長宋秀雙出席了這場大約兩個小時的交流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家長們情緒比較激動，離主席臺距離近的人與郝金倫進行了激烈辯論，“後排一些家長跑到前排去和他爭辯，現場一度非常混亂”。

家長們的質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縮減了教師講課時長，這將對考試成績產生致命打擊，“這些家長就認為一堂課老師從頭講到尾，他花的錢就值了，多講一分鐘他就賺了”。郝金倫對家長解釋，“三疑三探”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提高考試成績的有效方法，而且能調動學生舉一反三的自主學習能力。

可是家長們並不買賬。“一個家長問我，9-3=6，讓我孩子舉一反三自學，3-9孩子也能算出來嗎？”郝金倫啞口無言，“這個家長連負數的概念都不知道，我沒辦法跟他交流教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

交流會宣告失敗，郝金倫最終選擇了妥協。從2015年秋季開始，涿鹿縣實驗小學、涿鹿縣初級中學停止“三疑三探”教學模式。不過，涿鹿縣初級中學校長宋秀雙說，這次改革中一些適合學生的教法保留了下來，“比如思維可視化技術”。

上述涿鹿縣教育系統匿名人士認為，有百年歷史的涿鹿縣實驗小學是全縣最好的小學，而涿鹿縣初級中學的三千多名學生占了全縣初中生人數的30%，“這兩所學校的退出對這次教改打擊重大。”

郝金倫雖然心有不快，但仍繼續推進教改。涿鹿中學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人員透露，為了搞好最重要的一塊試驗田涿鹿中學，郝金倫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這所高中的教改工作中。

根據“三疑三探”原理，涿鹿中學發展出一些受到師生歡迎的教法，“比如鏈條式提問，每門課程的骨幹教師拼一桌，讓全年級的學生帶著問題輪流來提問。”這名管理人員說，此法推出之後，學生在老師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隊等待提問，涿鹿中學的教改再次呈現出火爆局面。

也有人對郝金倫的做法給予肯定。2016年初，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專家黃堅到涿鹿縣偏遠的臥佛寺小學考察。這所實行“三疑三探”教法的學校，90%的學生是留守兒童。

“從這群孩子的穿著看明顯很窮，一些女孩子頭發七八天沒洗，小臉都很臟，但他們都跟我熱情地打招呼，不是害羞地跑開。”黃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他們上的是疑探課堂，在自學和群學之中，孩子們得到的不僅是知識的成長。”

從臥佛寺小學出來，見到黃堅“感動得掩面而泣”一幕時，郝金倫感到十分欣慰。

涿鹿縣的教改傳統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距離北京市僅130公里的涿鹿縣就已經成為教育改革的嘗試者。

當時，涿鹿縣與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下稱中央教科所）合作，成為後者的課題實驗縣。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這次教學改革的核心在於通過集中師資、大量閱讀、提高寫作能力等方式提高語文學科的教學質量。為了保證教改效果，涿鹿將語文教材換成中央教科所要求的遼寧黑山版。”

上世紀90年代，涿鹿繼續推進教改，他們引進了北京特級教師寧鴻彬的教學法。為了驗證授課效果，縣教科局邀請寧鴻彬來涿鹿給兩個班級的初中生講了90分鐘的《挖薺菜》。許世民記得，那次授課大獲成功，之後涿鹿開始推廣這種教學法，寧鴻彬培養的兩個涿鹿教師至今還在涿鹿縣教科局負責教學研究工作。

2002年，已經參與教改十多年的涿鹿縣成為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省級實驗縣，至2013年完成第一輪課改。許世民說，得益於持續11年的國內知名教育專家培訓和課程專家的手把手指導，這輪課改從根本上改變了涿鹿教師隊伍素質不高的面貌。

按照涿鹿縣教科局的規劃，接力這輪課改的措施原本是2012年引進的北師大教授何克抗牽頭的一項國家級課改實驗。當郝金倫就任教科局長之後，“這項國家級課改實驗推行了一段時間後，實際上就暫時擱置了。”許世民說。

郝金倫在推行“三疑三探”兩年後，終於遇到了最大的反對聲。2016年7月5日上午，兩百多名學生家長到涿鹿縣政府門口表達訴求，要求罷免郝金倫的局長職務，主要理由有兩條：打擊不支持“三疑三探”的校長，人事任免不走組織程序。

郝金倫回憶，當天下午涿鹿縣委11名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要求他列席匯報情況。他從教科局拿了一份事前的調查問卷——120個填寫問卷的家長，只有4個反對“三疑三探”。郝金倫本來想用數據向縣委領導匯報，但最後還是沒能進入會場。

7月5日，涿鹿縣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學改革。此外，縣委成立專門工作組深入到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之中進行調查研究，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給予研究解決。

“搞教改這兩年，我確實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他對家長的指控全盤否認，“我任期內的所有人事任免均經局務會備案。”

7月10日，郝金倫決定辭職，他拿著辭職報告找到涿鹿縣委組織部部長，“交完報告就走了”。郝金倫辭職後，一封寫於7月12日的辭職信在百度涿鹿吧成為熱帖。

“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學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在這封信里，郝金倫仍然堅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我認為，目前我們全縣教育是一派欣欣向榮……成績擺在那兒。”

爭議“三疑三探”

2016年8月，正值暑期，除了高三複讀班，涿鹿縣城的學校都空了。

涿鹿縣初級中學的公示欄上，還留存著教改時期的產物：上面貼著學生思維可視圖的優秀作品，其中一幅以一頭鯨為中心，樹狀的思維發散圖從哺乳動物一直拓展到鳥類。

盡管郝金倫已經辭職，但圍繞這場教改的爭論仍未平息。在2016年高考中，涿鹿中學一本上線93人，二本上線519人。2015年這兩個數字分別只有44人、189人。

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將高考成績的爆發式增長歸結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2015年的高三學生沒有經歷過‘三疑三探’，同樣的老師，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涿鹿中學在當地最大的競爭對手是私立的北晨學校。該校2016年高考成績與涿鹿中學旗鼓相當，一本上線97人，包括涿鹿縣文理科狀元，二本上線493人。北晨學校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2015年之前，無論從本科上線人數還是增長率看，北晨學校都大幅度領先涿鹿中學，“涿鹿中學教改之後，去年迅速縮小了差距，今年直接秒殺我們。”

“教法對資質好的學生來講成效不明顯，但是對中等資質者產生的效益最大。”在上述北晨學校管理者看來，涿鹿中學教改的成功之處在於，“挖掘了一大批中間水平的學生，直接導致二本上線率增長幅度接近200%。”

在上述涿鹿縣教育系統內部人士看來，外界對涿鹿“三疑三探”最大的誤解是將其理解為一種課程模式，但實際上，教改後期涿鹿對其進行過諸多拓展，“比如2016年高考之前，縣教科局把曾軍良、葛業興、王大績等名師請到涿鹿中學為高三學生授課，主要目的就是結合現有教法提高考試成績。”

對於涿鹿中學2016年高考成績大幅提高，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並不認為這完全是“三疑三探”的功勞。在他看來，這屆考生讀高一時，用的是涿鹿自創的“三環五步”教學法，高三階段則是全面複習，“他們實際嘗試‘三疑三探’只有高二一年的時間。”

許世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學生、老師、課程、辦學條件、家庭教育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一個考生的高考成績，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老師和學生。”

談及教改前景，許世民坦言，無論從國家政策還是涿鹿自身需要，改變不會停止，“我們也在反思。教育有它自身的規律，無論下一步怎麽改革，都要穩妥推進”。

故意拖繳會費，日本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評：做法十分幼稚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14日證實，日本暫未支付今年應承擔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會費以及外務省提供的自願資金等，金額總計約44億日元（約合2.8億元人民幣）。

《每日新聞》分析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將對“慰安婦”申遺材料進行審查的背景下，日本拖繳會費意在敦促教科文組織對世界記憶遺產審查制度進行改革，在審查過程中征求包括日本在內的相關國意向，避免審查結果損害日本利益。

據悉，去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日方表示了反對。

今年5月底，中日韓民間團體將2700份“慰安婦”資料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申報世界記憶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於明年開始審查。

日本駐韓使館門前慰安婦銅像

日本目前是教科文組織會費最大來源國。據新華社報道，教科文組織前總幹事稱，遲繳會費將影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運營，日本“試圖用金錢實現政治主張的做法十分幼稚”。

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規定，連續兩年不繳納會費將喪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會的投票權。

據悉，今年日本的分擔率為9.6%，僅次於美國的22%。然而美國從2011年開始抗議巴勒斯坦加入，凍結了會費支出。近年來，日本負擔的財政支出最多。中國的分擔率排在日本之後，為7.9%，位居第三。

教科書理論中的漏洞

王健林的教科書式自救

礪石商業評論 2018-02-08 10:40

來源 | 礪石商業評論（ID：libusiness）

作者 | 劉學輝

很多企業家在遭遇危機時，都應對不當，最終深陷泥淖不能自拔，輕則企業破產，重則鋃鐺入獄。而很少有企業家能在企業遇到危機時，從容自救。

一

樂視與萬達是2017年最為失意的兩家企業，但這兩個企業最後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局。

孫宏斌曾在融創中國2017年中期業績發布會現場，談到樂視與樂視創始人賈躍亭時說，“（樂視之所以沒有擺脫危機），就是因為老賈不堅決，就應該堅決該賣的賣，該合作的合作。老賈手上拿了一把好牌打的這麽爛，這就是因為沒吃過虧，吃了虧下次就知道了。”

孫宏斌說，“我一月份的時候就跟老賈說什麽叫斷臂求生、破釜沈舟。但是老賈做的哪一件事情都和這些沒關系，我跟老賈說，我們這個行業是越來越貴，你們這個行業是越來越不值錢，易道用車，沒有用戶和資金了，那就不值錢了。我們投的100億中有30億是銀行抵押，20億是稅，還還掉了一些零碎的帳，一共能用的是30億。我們看帳的時候，樂視手機虧損92億，30億對這個是杯水車薪。很遺憾的就是處理不堅決。”最後，孫宏斌又提到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說，“你看老王（王健林），這就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孫宏斌對王健林推崇備至，2017年9月6日，在媒體一度瘋傳王健林被限制出境時，孫宏斌就曾在其微信朋友圈轉發過一篇筆者題為《劉學輝：請對王健林多一些善意》的文章，力挺王健林，並評論稱，“萬達是世界級的優秀企業，王健林是我最尊敬的優秀企業家。”

正如王健林所言，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在應對樂視這場浩劫時屢屢犯錯，沒能拯救樂視於絕境，而萬達集團王健林董事長卻在危機之時展現了一個優秀企業家的大家風範。

二

關於萬達集團與王健林的風波，始於2017年6月22日“浦發銀行、工行資管、建行上海等機構要求其管理人清倉與大連萬達相關的債券”的傳言，該傳言導致萬達集團當天在資本市場上“股債雙殺”，萬達集團下屬A股上市公司萬達電影的市值也因此累計暴跌近百億人民幣。2017年7月3日，萬達電影被迫借資產重組萬達影視之名緊急停牌。

萬達集團的這次風波並非事發突然，在2016年3月10日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就已有征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大家已經形成一種風，都在考慮對外投資，其中也不乏有一部分是過熱的情緒，投資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急”，“這其中有一部分實際上跟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體育、娛樂、俱樂部，對中國也沒有太大的好處，同時在外面還引起了一些抱怨。因此，進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導，我們認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周小川的表態，正是把子彈瞄向了以萬達集團為代表在海外大舉進行投資的企業。

緊接著，中國銀監會通知各大銀行，要求對萬達集團、海航集團、安邦集團、複星集團與浙江羅森內里投資公司的境外投資借款情況及風險進行分析，並重點關註這些企業所涉及的並購貸款、內保外貸等跨境業務風險情況。

7月17日，互聯網上又熱傳中國銀監會口頭轉達對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六個境外投資項目的處理措施。主要內容是，“萬達集團六個境外投資項目是近期我國對外投資嚴格管控的領域，擬對六個項目嚴肅處理，中國金融機構不得就萬達已完成並購交割的四個海外交易向其提供融資服務。”

中央政府關於海外投資政策的突然轉向，讓王健林感受到了空前壓力。

不過，王健林沒有苦情，沒有抱怨，也沒有糾結，而是壯士斷腕，果斷進行大規模出售國內資產來回籠資金，以防範這次可能因銀行斷貸所造成的擠兌危機。

三

2017年7月19日，萬達集團旗下的萬達商業首先與融創中國、富力地產簽訂了一筆交易總額高達637.5億元的協議。

在這個協議中，融創以438.44億元收購萬達集團的十三個文旅項目91%的股權，余下9%的部分由萬達商業保留。富力地產則以199.06億元的價格，接盤萬達77間酒店。

萬達文旅城與萬達五星級酒店項目雖然傾註了王健林這些年的心血，但在面對危機時，他可能有不舍，但沒有絲毫猶豫。

通過這次大規模出售文旅城與酒店項目，為萬達集團直接減債440億元，回收現金670億元，整體減債1100億元。再加上過去的現金儲備，萬達集團大大加強了承受風波沖擊的能力。

7月21日，王健林對外公開表態，“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但這沒有阻止更嚴厲管控政策的襲來。

8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又轉發了《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限制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境外投資，而這些領域恰恰都是萬達集團這些年海外投資的重點，指導意見幾乎為萬達集團量身定做。

9月，又有外媒爆出“王健林被限制出境”的傳言，王健林與萬達風波進一步升至高潮。

但王健林始終保持清醒，他沒有陷入與媒體的口舌之爭，而是專註在危機應對上，一方面維持萬達各業務的穩定經營，另外加大找錢的力度，以避免造成多方擠兌。

四

2018年1月20日，萬達集團2017年年會在哈爾濱召開，王健林在會上作了年度工作總結，他坦誠，2017年對萬達來說是非常難忘的一年，經歷了風波，也承受了一些磨難，但在比較困難的經營條件下，較好地完成了2017年各項工作任務。

這得益於王健林的沈著應對。

王健林還在年會上表示，“萬達集團將采用一切資本手段繼續降低企業負債，包括出售非核心資產、保持控制權前提下的股權交易、合作管理別人的資產等等。萬達要逐步清償全部海外有息負債，萬達商業H股退市資金也有了可靠方案。同時計劃用兩到三年時間，將企業負債降到絕對安全的水平。”

王健林還底氣十足的說：“今天我可以在這里負責任地說，萬達集團在全球絕不會出現任何信用違約！萬達30年沒有出現一起信用違約，我們把信用看得比資產、利潤更重要。”

果然2018年新年初始，萬達集團接連公布了一系列重磅交易。 

2018年1月29日，騰訊控股（以下簡稱“騰訊”）作為主發起方，聯合蘇寧、京東與融創，與萬達商業在北京簽訂戰略投資協議，宣布投資約340億元人民幣，收購萬達商業香港H股退市時引入的投資人持有的約14%股份。

據《萬達商業私有化投資基金推介說明書》顯示，2016年，萬達商業在香港證券交易所私有化退市時，曾與參與私有化的投資者簽訂對賭協議，協議規定，如果萬達商業私有化完成兩年後未完成A股上市，大連萬達集團將回購全部股份，並向海外及境內投資者分別支付12%和10%的利息，本息合計大概有300億人民幣。 

如今已經進入2018年，對賭協議即將到期，而萬達商業回A股暫無明確進展，這意味著萬達集團將面臨巨額本金與利息的償付，這讓本就處於危機之中的萬達集團雪上加霜。

不過隨著騰訊、蘇寧、京東與融創等企業接盤萬達商業香港H股退市時引入的投資人持有的股份，萬達集團就此化解了對賭期滿之後的資金償付風險。

五

自2017年7月3日停牌以來，萬達集團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萬達電影已經整整停牌半年。2016年證監會曾發布通知，要求A股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停牌不能超過半年，萬達電影也因此面臨著證監會給予的複牌壓力。

所以，在萬達電影複牌之前，王健林需要為防止其股價暴跌做好充分保障措施。 

2018年2月5日，萬達集團傳來利好消息，阿里巴巴集團（簡稱“阿里巴巴”）、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文投控股”）與萬達集團在北京簽訂戰略投資協議，阿里巴巴、文投控股將以每股51.96元收購萬達集團持有的萬達電影12.77%的股份。其中阿里巴巴出資46.8億元、文投控股出資31.2億元，分別成為萬達電影第二、第三大股東，萬達集團仍為萬達電影控股股東，持有48.09%的股份。

阿里巴巴是目前中國最炙手可熱的企業，其於2016年10月正式組建阿里巴巴文化娛樂集團，包括阿里影業、優酷、UC、阿里音樂、阿里文學、阿里遊戲與大麥網等業務版塊，其中阿里影業是以互聯網為核心驅動，擁有內容生產制作、互聯網宣傳發行、IP授權及綜合運營、院線票務管理及數據服務的全產業鏈娛樂平臺，其旗下淘票票是國內最大的在線票務平臺之一。

文投控股是A股上市公司，其控股股東北京市文化投資發展集團（簡稱“文投集團”）是北京市國有企業，為首都文化創意產業核心投融資平臺，圍繞北京全國文化中心建設，通過市場化的投融資與資本運作，推進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提升發展。文投集團在電影產業已投資耀萊影城、懷柔影視基地、環球影城等項目。

阿里巴巴集團與文投控股兩家企業頗具實力，也與萬達電影的業務有頗多協同。這兩家投資者戰略投資萬達電影，一方面為萬達集團帶來數十億的現金，另一方面為萬達電影複牌後的股價穩定做了很好背書。

六

不與媒體做過多口舌之爭，專註危機應對。對內穩定集團各項業務穩定運行與員工軍心，對外果斷尋求戰略合作夥伴，通過出售資產回籠千億資金，不僅很好的化解了銀行停貸風險，還解決了萬達商業H股私有化的對賭危機，順便拉來阿里、騰訊、蘇寧、京東與融創等中國最豪華的企業軍團作為戰略投資者。

我們見慣了太多成功企業的成功案例，也看到了太多盛極一時的企業陷入危機無法自拔，我們很少能看到一家成功的企業在遇到巨大危機時逆轉困境的案例。

而王健林帶領萬達集團給中國企業家上演了一幕教科書式的危機應對案例。這也是為什麽一向心高氣傲的孫宏斌都會由衷的贊嘆，“萬達是世界級的優秀企業，王健林是我最尊敬的優秀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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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導致教科書價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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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10504&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15223490
1967年創立的新亞洲出版社持續虧損，去年賣盤給新加坡集團，「死因」是五、六年前兩套小學教科書未能通過送審，每年損失 2,000萬元生意，最終捱不住；原老闆、賣盤後改任出版人的徐方正說：「唔批原因係話你達唔到課程要求……佢哋一言定你生死，黑箱作業，冇上訴機制」。
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指出，課程發展處經常提出課程改革，無視教科書收回成本期，如 90年代推目標為本課程， 900間小學只有九分之一使用，五年後突然停止；新課程綱要又不清不楚，如五、六年前推探究式教學法，業界初時得悉音樂科要教樂理，「第二次開會又話唔可以教，中小學十幾套音樂書全部過唔到審批」。
石國基表示，會考英文考試課程甲和乙原定 04年合併、中文科 05年卷數由三變五份，但未推行即取消，延至 07年才實行，令部份已出版的課本作廢。「政府失誤，累我哋蝕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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