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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涿鹿教改風波調查 辭職教科局長：沒想到阻力這麽大

2014年涿鹿縣教改開始後，涿鹿中學成為一個重要的試驗田，郝金倫每天都要到這里巡查一遍。（南方周末記者 翟星理/圖）

家長們的質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縮減了教師講課時長，這將對考試成績產生致命打擊。“這些家長就認為一堂課老師從頭講到尾，他花的錢就值了，多講一分鐘他就賺了。”

2016年涿鹿中學的高考成績呈現爆發式增長，郝金倫將其歸結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同樣的老師，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學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在辭職信里，郝金倫仍然堅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成績擺在那兒”。

一場推行於冀北小城涿鹿縣的教學改革，因其主導者縣教科局長郝金倫的辭職而變得全國聞名。

這場名為“三疑三探”的教學改革，發源於河南西峽縣，在當地大獲成功後被國內多所學校複制。2014年，“三疑三探”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實施。

改革一度在涿鹿教育系統掀起一陣學習熱潮，然而，越來越快的推進速度也引起一些一線教師的反思。涿鹿縣一位公立學校管理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推進越深入，對傳統教法的舍棄越徹底。”

學生家長們對教改則直接表達出了不滿，他們擔心孩子的成績受影響。兩年時間里，逐鹿縣教改遭遇過兩次大的反對浪潮，以及一次群體性事件。郝金倫也曾試圖改變輿論走勢，但他承認，“始終沒有辦法說服那些不願意被說服的人”。

2016年7月5日，涿鹿縣委縣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作為改革推動者的郝金倫，則於一周後辭職。8月初，南方周末記者實地探訪涿鹿縣，采訪該縣教育系統相關人士，並對話郝金倫本人，試圖勾勒出這場教改風波的真實面貌。

8月4日，《人民日報》針對涿鹿教改發表題為《樹人需百年，改革要耐心》的文章稱，“教育改革需要一個寬松的環境，要有足夠的耐心。”8月9日，涿鹿教科局一位副局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教科局短期內估計不會有大動作，以穩為主，先度過這次風波。”

“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減負增質”

涿鹿縣此次教改的直接動因是縣教科局局長的更換。

2013年8月，40歲的郝金倫調任縣教科局局長。郝金倫此前在鄉鎮工作，曾跟他共事過的一位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郝金倫最初在團縣委任職，後下鄉鎮鍛煉。在鄉鎮任職期間，郝金倫以實幹和倔強聞名，“有一次，他覺得上面一項政策不合理，就稱病休假了。”

郝金倫在鄉鎮的工作作風也延續到了教科局長任上。上任不久，他就發現涿鹿中小學教育方法存在弊端，“教改課改搞了那麽多年，但教學實際上還是以‘滿堂灌’、‘題海戰術’為主。”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學生學得那麽苦，老師教得那麽累，考試成績還那麽差，一年全縣的公立中學考上一本的就二三十人。”

郝金倫想尋找一種既可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又能顯著提高考試成績的教學方法，河南省西峽縣第一高級中學的“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進入了他的視野。2009年，西峽一高在時任校長楊文普的主導下實行“三疑三探”。兩年後高考時，這所學校一本上線率和本科上線率分別達到驚人的71%和94%。

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郝金倫對“三疑三探”非常推崇，不但率隊到西峽一高參觀學習，還把楊文普請到涿鹿對校長和老師們進行培訓。

“張家口全市四百多萬人口，西峽縣四十多萬人口。我們一個市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都沒有西峽一高一個學校的人多。”在郝金倫看來，推行“三疑三探”有足夠的理由，“2015年涿鹿全縣考上一本的只有118人，是西峽一高的零頭。我們的孩子智力水平和他們差不多，這說明什麽？說明張家口和涿鹿的教法根本不對。”

在郝金倫就任教科局局長9個月後，涿鹿縣的教改正式實施。

2014年5月22日，涿鹿縣教科局發布《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在涿鹿推廣學習力提升技術，思維可視化技術，元認知心理幹預技術，學習方法指導及“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等五項技術。按照《方案》設置的三年規劃，涿鹿縣公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要實現不同程度的發展目標。

“‘三疑三探’只是這輪教改的五項技術之一，而且《方案》給了涿鹿一年的適應期，適應期內學校推行五項技術以試點示範為主，每個年級選出一兩個班級試行，而非全面鋪開。”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認為這算是‘溫柔的一刀’，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減負增質。”

推行兩個月，開始遇到阻力

教改開始後，郝金倫的工作狀態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

涿鹿縣教育系統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郝金倫每星期至少讀兩本教育方面的專業書籍，他把自費購買的書籍放在教科局，要求教育系統人員借閱，除了一線教師，連教科局行政人員也要去閱讀。“局長發話了我們不敢不借”，但他也承認，郝金倫在涿鹿縣教育系統掀起了一場少有的學習熱潮。

然而，學校方面對這次改革的反應並不熱烈。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經過多次教改、課改的涿鹿對這次改革的態度相當冷靜，“‘三疑三探’本身是國家課改的成果之一，我們要觀察它是否適合涿鹿的教育現狀。”

涿鹿中學一位不願具名的教師至今記得第一次用“三疑三探”給學生上課的情景：一個五十多人的班級，5人一組把課桌擺在一起；每個小組分配教學任務中的一小部分知識點，學生用20分鐘時間設疑自探；不同於傳統教學，老師並不會提前讓學生預習，而是讓他們在課堂上現場自學。

之後是解疑合探，在這個環節，老師讓每個小組的學生上講臺講述幾個知識點。小組展示完成，全課的知識點也展示完成。最後一個環節是質疑再探，以教師講述為主，一般只有十幾分鐘時間。

經過兩個多月實踐，這位教師認為，“三疑三探”和其他四項教學技術確實能提高一部分學生的學習效果，但是它的局限性也逐漸凸顯，“這次改革的目標之一是減負，事實上並沒有解放學生，只是變了課堂形式，學生仍然學得很累很苦。”

改革也引起一些學生家長的擔憂。許世民回憶，改革開始兩個多月後，陸續有學生家長向學校表達對新教法的不信任，“考試成績要是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是老師負這個責還是學校負這個責？”

郝金倫承認，改革開始前他就明白肯定會遇到阻力，但是剛推行兩個月就有雜音出現，“我真沒想到阻力會這麽大”。

然而，郝金倫依然強力推動。“2015年春節過完，郝局就有點著急了，推的速度有點快了，原來是小學三年級以上施行，很快就變成一二年級也要參與了。”前述要求匿名的涿鹿教育系統人士說。

一位與郝金倫私交甚篤的北京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與他交流時，郝金倫經常表露出時不我待的心情，“我跟他說教育是慢的藝術，是等的藝術，他說涿鹿的孩子等不了。他是那種拿生命做教育的人。”

“我只需要反對我的人”

家長給學校和教科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2015年春節後，不斷有人在百度貼吧表達對此次教改的不滿。

2015年7月，郝金倫決定主動出擊，“與其讓家長們天天罵我，不如面對面把道理講清楚。”在郝金倫的授意下，涿鹿縣城的公立學校向學生家長發了調查問卷。問卷只有一個問題，即是否同意參與教改。

7月初的一個傍晚，教科局請不同意參與教改的家長，到涿鹿縣實驗小學操場上參加交流會。當天到場的家長有一千二百多人，“我的一個副局長問我，要不要再叫來七八百支持我們的人，以免現場一邊倒。我說不用，我只需要反對我的人。”郝金倫說。

涿鹿縣初級中學校長宋秀雙出席了這場大約兩個小時的交流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家長們情緒比較激動，離主席臺距離近的人與郝金倫進行了激烈辯論，“後排一些家長跑到前排去和他爭辯，現場一度非常混亂”。

家長們的質疑集中在“三疑三探”大幅縮減了教師講課時長，這將對考試成績產生致命打擊，“這些家長就認為一堂課老師從頭講到尾，他花的錢就值了，多講一分鐘他就賺了”。郝金倫對家長解釋，“三疑三探”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提高考試成績的有效方法，而且能調動學生舉一反三的自主學習能力。

可是家長們並不買賬。“一個家長問我，9-3=6，讓我孩子舉一反三自學，3-9孩子也能算出來嗎？”郝金倫啞口無言，“這個家長連負數的概念都不知道，我沒辦法跟他交流教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

交流會宣告失敗，郝金倫最終選擇了妥協。從2015年秋季開始，涿鹿縣實驗小學、涿鹿縣初級中學停止“三疑三探”教學模式。不過，涿鹿縣初級中學校長宋秀雙說，這次改革中一些適合學生的教法保留了下來，“比如思維可視化技術”。

上述涿鹿縣教育系統匿名人士認為，有百年歷史的涿鹿縣實驗小學是全縣最好的小學，而涿鹿縣初級中學的三千多名學生占了全縣初中生人數的30%，“這兩所學校的退出對這次教改打擊重大。”

郝金倫雖然心有不快，但仍繼續推進教改。涿鹿中學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人員透露，為了搞好最重要的一塊試驗田涿鹿中學，郝金倫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這所高中的教改工作中。

根據“三疑三探”原理，涿鹿中學發展出一些受到師生歡迎的教法，“比如鏈條式提問，每門課程的骨幹教師拼一桌，讓全年級的學生帶著問題輪流來提問。”這名管理人員說，此法推出之後，學生在老師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隊等待提問，涿鹿中學的教改再次呈現出火爆局面。

也有人對郝金倫的做法給予肯定。2016年初，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專家黃堅到涿鹿縣偏遠的臥佛寺小學考察。這所實行“三疑三探”教法的學校，90%的學生是留守兒童。

“從這群孩子的穿著看明顯很窮，一些女孩子頭發七八天沒洗，小臉都很臟，但他們都跟我熱情地打招呼，不是害羞地跑開。”黃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他們上的是疑探課堂，在自學和群學之中，孩子們得到的不僅是知識的成長。”

從臥佛寺小學出來，見到黃堅“感動得掩面而泣”一幕時，郝金倫感到十分欣慰。

涿鹿縣的教改傳統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距離北京市僅130公里的涿鹿縣就已經成為教育改革的嘗試者。

當時，涿鹿縣與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下稱中央教科所）合作，成為後者的課題實驗縣。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介紹，“這次教學改革的核心在於通過集中師資、大量閱讀、提高寫作能力等方式提高語文學科的教學質量。為了保證教改效果，涿鹿將語文教材換成中央教科所要求的遼寧黑山版。”

上世紀90年代，涿鹿繼續推進教改，他們引進了北京特級教師寧鴻彬的教學法。為了驗證授課效果，縣教科局邀請寧鴻彬來涿鹿給兩個班級的初中生講了90分鐘的《挖薺菜》。許世民記得，那次授課大獲成功，之後涿鹿開始推廣這種教學法，寧鴻彬培養的兩個涿鹿教師至今還在涿鹿縣教科局負責教學研究工作。

2002年，已經參與教改十多年的涿鹿縣成為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省級實驗縣，至2013年完成第一輪課改。許世民說，得益於持續11年的國內知名教育專家培訓和課程專家的手把手指導，這輪課改從根本上改變了涿鹿教師隊伍素質不高的面貌。

按照涿鹿縣教科局的規劃，接力這輪課改的措施原本是2012年引進的北師大教授何克抗牽頭的一項國家級課改實驗。當郝金倫就任教科局長之後，“這項國家級課改實驗推行了一段時間後，實際上就暫時擱置了。”許世民說。

郝金倫在推行“三疑三探”兩年後，終於遇到了最大的反對聲。2016年7月5日上午，兩百多名學生家長到涿鹿縣政府門口表達訴求，要求罷免郝金倫的局長職務，主要理由有兩條：打擊不支持“三疑三探”的校長，人事任免不走組織程序。

郝金倫回憶，當天下午涿鹿縣委11名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要求他列席匯報情況。他從教科局拿了一份事前的調查問卷——120個填寫問卷的家長，只有4個反對“三疑三探”。郝金倫本來想用數據向縣委領導匯報，但最後還是沒能進入會場。

7月5日，涿鹿縣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學改革。此外，縣委成立專門工作組深入到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之中進行調查研究，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給予研究解決。

“搞教改這兩年，我確實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他對家長的指控全盤否認，“我任期內的所有人事任免均經局務會備案。”

7月10日，郝金倫決定辭職，他拿著辭職報告找到涿鹿縣委組織部部長，“交完報告就走了”。郝金倫辭職後，一封寫於7月12日的辭職信在百度涿鹿吧成為熱帖。

“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學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在這封信里，郝金倫仍然堅信他自己推行的教改，“我認為，目前我們全縣教育是一派欣欣向榮……成績擺在那兒。”

爭議“三疑三探”

2016年8月，正值暑期，除了高三複讀班，涿鹿縣城的學校都空了。

涿鹿縣初級中學的公示欄上，還留存著教改時期的產物：上面貼著學生思維可視圖的優秀作品，其中一幅以一頭鯨為中心，樹狀的思維發散圖從哺乳動物一直拓展到鳥類。

盡管郝金倫已經辭職，但圍繞這場教改的爭論仍未平息。在2016年高考中，涿鹿中學一本上線93人，二本上線519人。2015年這兩個數字分別只有44人、189人。

郝金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將高考成績的爆發式增長歸結為“三疑三探”教法的成效，“2015年的高三學生沒有經歷過‘三疑三探’，同樣的老師，不同的教法，如果不是‘三疑三探’，我找不出其他原因。”

涿鹿中學在當地最大的競爭對手是私立的北晨學校。該校2016年高考成績與涿鹿中學旗鼓相當，一本上線97人，包括涿鹿縣文理科狀元，二本上線493人。北晨學校一位不願具名的管理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2015年之前，無論從本科上線人數還是增長率看，北晨學校都大幅度領先涿鹿中學，“涿鹿中學教改之後，去年迅速縮小了差距，今年直接秒殺我們。”

“教法對資質好的學生來講成效不明顯，但是對中等資質者產生的效益最大。”在上述北晨學校管理者看來，涿鹿中學教改的成功之處在於，“挖掘了一大批中間水平的學生，直接導致二本上線率增長幅度接近200%。”

在上述涿鹿縣教育系統內部人士看來，外界對涿鹿“三疑三探”最大的誤解是將其理解為一種課程模式，但實際上，教改後期涿鹿對其進行過諸多拓展，“比如2016年高考之前，縣教科局把曾軍良、葛業興、王大績等名師請到涿鹿中學為高三學生授課，主要目的就是結合現有教法提高考試成績。”

對於涿鹿中學2016年高考成績大幅提高，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並不認為這完全是“三疑三探”的功勞。在他看來，這屆考生讀高一時，用的是涿鹿自創的“三環五步”教學法，高三階段則是全面複習，“他們實際嘗試‘三疑三探’只有高二一年的時間。”

許世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學生、老師、課程、辦學條件、家庭教育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一個考生的高考成績，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老師和學生。”

談及教改前景，許世民坦言，無論從國家政策還是涿鹿自身需要，改變不會停止，“我們也在反思。教育有它自身的規律，無論下一步怎麽改革，都要穩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