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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脫貧攻堅：一條路如何改變回族姑娘王霞命運?

23歲的回族姑娘王霞把自己打扮得像出嫁一般，站在自家門前，在黃土高原強烈的陽光照射下，顯得格外的靚麗。

“小的時候日子可苦了。”6月13日，王霞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記得當時有許多遊客來這里玩，我們就陪著他們轉，給他們講當地的故事，這樣，他們會給我們一點吃的喝的。我們當時穿的衣服也很破，補丁打補丁的。”

離王霞家不遠處就是須彌山、火石寨兩大景區。幾年前，王霞家在當地開辦了第一家農家樂，做些面點賣給遊客，再後來開起了旅店。自2012年擴建了火石寨水雲公路、2013年擴建了須彌山至火石寨景區道路後，到火石寨景區的遊客人數劇增。

“遊客每人住一晚的費用是50元，要是講價錢的話，我們還會壓低到40元，小孩子免費，還含早餐。”王霞說。

記者看到，在王霞家的三間農家屋內，每間屋子都有七八張床。大的房間還有餐桌、沙發等家具。“每年的4月到10月是旅遊旺季，營業收入每天有1000多元。半年收入有20多萬元。”她說。

王霞的故事僅僅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近年來精準扶貧的一個縮影。從缺衣少食到奔赴小康，固原正在改寫著“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歷史。

固原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集中連片的特殊困難地區，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六盤山區。固原市所轄4縣1區都屬國家級貧困縣，新一輪扶貧開發又將六盤山區列為全國14個集中連片困難地區之首。

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固原市貧困人口由50.1萬減少到了26.7萬，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0年的3477元增長到了2015年的7002元，年均增長10%以上。而按照《固原市脫貧攻堅總體規劃》，到2018年實現現行標準下的26.7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435個貧困村全部銷號、5縣(區)全部摘帽。

“其中，發展旅遊業是固原實施脫貧致富戰略的關鍵一著。”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長陳濟丁對記者說。

陳濟丁介紹，固原有許多旅遊景觀，是寧夏旅遊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也是寧夏傳統文化遺存最集中的地方，有詩形容固原“龍潭天影荷花映日，六盤雲蒸須彌佛光，古嶺雁鳴丹霞翠色，耕讀彌新朝那遺韻，古道迢迢舊隘新曲”。

“其實，與國內其它景區相比，固原單一的景區可能並不具有優勢，但如果通過公路串起來，就不一樣了。”陳濟丁說。

也正是出於這一考慮，近年來，固原市開始全力構建旅遊環線公路網絡。按照建設“井”字形大通道的構想，打通斷頭路，統一規劃，構建旅遊環線公路網絡，並把環線公路建設成為旅遊路、生態路、文化路、產業路、安全路。旅遊環線總里程1370公里，由“兩縱兩橫”4條旅遊主通道、1條生態旅遊環線、3條特色精品路組成。

根據這一規劃，在相關節點設立一批美麗鄉村遊示範點，盡量保留原生態，使用自然景觀，並與當地產業相結合，打造一批特色產業帶和亮點村莊，幫助農民脫貧致富。

固原市交通運輸局給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到2014年，固原以各縣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半徑20公里的鄉村，基本實現了城鄉公交一體化，票價與城市公交一樣，老百姓切實體會到了“1小時”同城生活圈帶來的便利、快捷、安全、準點、經濟。

西吉單家集村利用區位優勢和進出暢通的交通條件，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和清真牛羊肉屠宰販運業，農民及時把鮮肉和皮貨遠銷新疆、陜西、甘肅等地，年交易額近1.5億元，居西北地區村級畜產品市場之首。

固原市交通運輸局介紹，全市每年公路建設可吸納農民工就業近2萬人次，包括參與運輸車輛，年收入在10億元以上。若延伸至車輛維修、地方砂石材料采購等相關產業鏈條，沿線農民從中收益更為可觀。

路通了之後，西吉縣吉德慈善產業園也做出了大膽的規劃，到2020年，引進入園企業50家以上，完成固定資產投資50億元，園區實現工業總產值約30億元，增加值達9億元，入園企業能夠吸納1萬人以上勞動力就業。

在省道202線沿線，西吉縣硝河鄉也提出“豎起特色旗，打出民族牌，發展鄉村遊，走向富民路”的口號，實施202省道經濟發展帶建設、休閑農業建設，規劃建設觀光農業、特色村寨、回鄉文化園等18個項目，全力打造宜居宜商宜遊的回鄉風情小鎮，吸引居民留在家鄉，共同努力脫貧致富。

“西吉是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但隨著交通條件的不斷改善，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來到西吉。明年你們再來，我會帶你們參觀火石寨大石城景區，那里是國際大片《阿修羅》的主要取景地。”西吉縣縣長武維東對記者說，“要想富先修路。西吉正是圍繞路在布局產業。今後還要修更多的路，更好的路。通過路，讓群眾看到脫貧致富的希望。”

王霞也告訴記者，因為看到了脫貧致富的希望，最近半年，附近的農家樂多了起來。記者看到，在王霞家旁邊，一個新辦的農家樂已經張掛起一排排紅燈籠。

“你加我微信吧!”記者歸走時，她對記者喊道。

23歲的回族姑娘王霞。攝影/章軻

固原市便利快捷的農村公路。攝影/章軻

固原市獨特的旅遊景觀。攝影/章軻

西吉縣吉德慈善產業園里的農產品加工企業。攝影/章軻

西吉縣特色蔬菜基地的農產品正在裝車。攝影/章軻

貧困地區的農民對盡快脫貧致富充滿期待。攝影/章軻

四川儀隴：把交通建設作為扶貧攻堅的“先手棋”

16日下午，四川省儀隴縣，山高坡陡。但車行山間，沿著盤山公路穿鄉走村，記者並沒有感到明顯的顛簸。

因為所到之處，車輪下的公路都是水泥路面。

“以路為先，精準規劃，儀隴正在繪織一張交通扶貧的大網。”儀隴縣副縣長李濤告訴記者，近年來，儀隴縣把交通建設作為扶貧攻堅的“先手棋”，圍繞“出境通道高速化、幹線公路快速化、農村公路網絡化”的目標，實施了高速公路企地共建、國省幹線暢通聯網、縣鄉公路改善提升、通村水泥路建設和交通路網配套“五大工程”。

數據顯示，目前儀隴全縣通車里程492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2公里、國道139公里、省道273公里、縣鄉道569公里、通村公路3900公里(通村水泥路2877公里)。高速公路和國道在“十二五”期間實現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通村水泥路里程是“十一五”末的4.5倍。

儀隴是朱德元帥和張思德烈士的故鄉，全縣幅員1788平方公里，總人口113萬，是革命老根據地貧困縣和國家新一輪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4年底，儀隴縣有貧困村285個，建檔立卡貧困戶3.41萬戶、10.81萬人，貧困面寬量大程度深。“查找根源，貧在區位，困在交通。”李濤說。

在距縣城9公里的新政鎮安溪潮村，改建後的兩條水泥村道和一座水泥橋已經完工並投入使用。村黨支部書記彭靈賢告訴記者，2015年底，安溪潮村有貧困戶48戶，貧困人口147人，貧困發生率19.4%，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去年7月，該村作為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定點聯系的貧困村，率先啟動了脫貧項目建設。

彭靈賢介紹，僅“兩路一橋”就投入資金2089萬元，新建村道公路6.5公里，改建村道水泥路及村外部連接道路5.2公里，修建公路橋1座，改變了以前“肩挑背駝”歷史。

路通了，生意的大門也打開了。在安溪潮村，第一財經記者看到，一座現代化的大型蛋雞養殖場已經基本建成，進入設備進場和調試階段。

該養殖場負責人稱，養殖場與農戶共同建設，綠科禽業有限公司投資占股52%，農戶籌資占股48%，按照企業與農戶“入股分紅、勞務收益”的分配辦法，入戶農戶按每股5萬元投資。安溪潮村共有44戶貧困戶參與入股。建成後，養殖場規模可達到20萬只蛋雞，達產後可實現戶均年增收1-1.5萬元。

在水泥橋頭，村民張小林告訴記者，6年前就和返鄉大學生許茂財等人通過流轉土地，種植了100畝葡萄。“第二年就已經掛果了。每年的投入是7萬多元。路修通之後，一部分放在路邊就賣掉了，另一部分拉到城里賣。都很好賣。”張小林告訴記者，去年賣葡萄的收入有30多萬元。張小林等人給這家葡萄園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同心葡萄園”

彭靈賢介紹，同心葡萄園建立起了“土地租金、勞務收益、有償返租果園、20%利潤讓利返還”的分配機制，貧困戶受益面達到100%，僅48戶貧困戶每年就可獲得土地租(股)金4.69萬元，務工總收入4.9萬元。

李濤對記者說，圍繞“道路延伸到哪，產業就布局到哪”的思路，儀隴縣根據公路分布狀況制訂了全縣產業發展規劃，在高速公路和幹線公路沿線布局了優質水稻、中藥材、榨菜等一批大型產業基地，建成了雷家壩現代農業綜合示範區和一批新村配套產業。

同時，在鄉村道路旁規劃了蔬菜、瓜果、豬牛羊兔等特色家庭種養殖業，發展訂單農業基地52萬畝、規模養殖場635家。統計數據顯示，儀隴縣近兩年公路沿線群眾通過產業脫貧4.2萬人，占全縣貧困人口的32.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十一五”末翻了一番。

路面硬化後，村民開始在路邊建起樓房。攝影/章軻

儀隴縣新村建設正在加速推進。攝影/章軻

交通運輸部政研室副主任劉鵬飛(右)在安溪潮村調研。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現代化的大型蛋雞養殖場。攝影/章軻

同心葡萄園。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村民正在走過新建大橋。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村口公交站對面的山體上，懸掛著“公路修到家門口中，小康生活在招手”的標語牌。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村民在公交站候車。攝影/章軻

福建醫改攻堅“三醫聯動” 醫療費用增幅明顯下降

深化醫改的目標解決“看病難”、“看病貴”仍在路上，雖然當前多大多數省份依然存在，但是試點先行的三明等醫改先行者，已經找到了解決的措施。

“醫保改革關乎改革大局，是醫改的核心與關鍵。通過“三醫”聯動，2015年，福建省公立醫院運行呈‘三升、兩降、兩持平’態勢。醫院技術勞務性收入、醫務人員人均工資性收入和群眾滿意度提升。‘兩降’是藥占比明顯下降、醫療費用增幅下降。” 福建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朱淑芳在7月12日國家衛計委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福建省醫改成效時表示。

據其描述，2015年全省公立醫院技術勞務性收入占比為23.91%，較2014年增加5.06個百分點；在職職工人均工資性收入較2014年增加12.44個百分點；全省二級以上醫院總體滿意度為81.99%，較2014年提升2.79個百分點。2015年全省公立醫院藥占比為38.02%，較2014年下降3.88個百分點；醫療費用增長率10.85%，較2014年降低4個百分點。“兩持平”：檢查、化驗和耗材占比基本持平。2015年全省公立醫院檢查化驗收入占比24.35%，較2014年降低0.13個百分點；耗材占比11.97%，降低0.58個百分點。初步達到了財政可持續、醫保基金可承受、醫院收入不降低、群眾就醫負擔有所減輕的改革預期。

中國的醫改已經漸入深水區，各項措施都劍指“醫保”，“醫療、醫藥、醫保”如果聯動不起來，很多醫改措施都將頓步。

“在三醫聯動當中，醫保是牛鼻子，是關鍵，如果這個改革沒有跟上，醫藥改革、醫療改革都可能是事倍功半的。我們省里應該說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同時做了有益的探索。首先四級統籌，城鄉和新農合兩保合一，在去年底就已經完成，現在的城鄉居民醫保實現了五統一，即統一的參保登記、統一的繳費標準、統一的報銷政策、統一的報銷待遇、統一的結算辦法。” 福建省衛生計生委醫管局局長明強表示。

但是“三醫聯動”的阻力也相當大。在藥品執行基本藥物制度之後，藥品的零加成的補償一直沒有到位，曾經設想的通過醫療服務費和政府補償進行，政府在財力的問題上很多地方尚有欠缺，而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在醫保一塊就受到了制約。

“無論是提高什麽，醫保部門都不是很願意，從他的角度考慮要保障醫保基金的平穩運行是沒有錯的，但是通過科學合理的核算，提高醫療服務費是不會給醫保基金帶來威脅。在聯動這塊，單靠衛生行政部推動比較難，必須有政府的力量介入。”一位醫改專家表示。

而事實上，福建的醫改正是因為從高層的認識一貫而下，才能獲取當前的醫改的成效。

據朱淑芳介紹，“三醫聯動”、治藥為先，從擠壓藥品虛高水分入手，實行醫療服務價格調整、醫保支付、財政補助等政策同步出臺、同步實施的辦法，按照價格由高到低的平移原則，即省、市、縣公立醫院實行藥品零差率，醫療服務價格分別按90%、85%、82%補償，財政分別按0%、10%、15%補償；實行耗材零差率，醫療服務價格分別按100%、100%、82%補償，縣級公立醫院財政按15%補償。同時，將調整後的醫療服務項目全部按規定納入醫保（新農合）報銷範圍，以保證不增加群眾負擔、醫保資金運行平穩和醫院收入得到合理補償。

同時兩零兩降“面過半”，即藥品、耗材實行零差率，檢查、化驗降低價格，價格平移調整面必須過半，發揮價格調整的整體效應。另外是差別化調整“四拉開”，即采取差別化的價格政策，拉開省、市、縣價格差距；拉開不同難易程度的診療項目價格差距；拉開不同診療水平醫生的診療價格差距；拉開不同等級醫院價格水平。從價格政策層面引導患者分流就診。而對於需常年治療、原本就醫負擔較重的部分特殊患者群體，如尿毒癥、長期放療患者等，合理控制調價比例，實行特殊的醫保支付政策。

作為福建省醫改領導小組特聘醫改顧問之一、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表示，福建醫改的成功體現在“三醫聯動”上，這些成效是非常顯著的，包括醫藥流通領域，不光是藥品，還有衛生材料，這塊流通領域價格虛高的問題，在福建省已經被盯牢，動了實質性的手段，擠壓流通領域的水分，由此它的成績就體現在全省醫藥費用的增速得到了明顯下降。醫藥費用增速明顯下降的背後，其實也是帶來了我們醫務人員服務行為的更加規範。整個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得到健全。從醫保來說，福建省醫保體制改革也是頗為引人註目的，也是值得期待的，至今為止，以三明為典型，醫保體制改革上取得了非常實質性的效果，把醫保管理部門的一些職責跟從“三醫聯動”的要求出發做了很好的融合。同時，醫院從院長到職工的績效考核、收入分配以及年薪制也是在福建得到了突破。

保監會、貴州省出臺精準特惠舉措 共同建設保險助推脫貧攻堅示範區

保監會7月17日公布，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發〔2015〕34號)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發揮保險行業體制機制優勢，助力貴州堅決打贏扶貧攻堅戰、確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日前，中國保監會與貴州省人民政府聯合出臺了《關於在貴州建設“保險助推脫貧攻堅”示範區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實施方案》結合貴州扶貧開發工作實際和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十項行動”，有針對性的創設多項保險扶貧政策，給予貴州省更多的支持措施，創新更富活力的扶貧體制機制，為貴州脫貧攻堅提供有力的保險支撐。

脫貧攻堅省級樣本：看貴州如何精準扶貧

“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特惠貸”“銅仁模式”……

近5年來，貴州省減少貧困人口656萬人，35個貧困縣、744個貧困鄉鎮摘帽，貧困發生率從33.4%下降到14.3%。

“從實踐看，貴州扶貧開發探索形成的經驗內容豐富、呈現方式多樣，許多方面值得在全國範圍內深入總結和交流。”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說。

去年，國務院高層領導到貴州考察後表示，貴州精準扶貧的經驗可信可行、可學可用、可複制、可推廣，不是盆景，而是風景。貴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做法為全國扶貧攻堅探索了經驗，初步形成了脫貧攻堅的“省級樣板”。

“精準扶貧雲”工程：進退都有譜

貴州是全國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最大、貧困程度最深的欠發達省份，資源條件差、發展底子薄、經濟實力弱、人均收入低。在新劃分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貴州有65個縣分布在烏蒙山區、武陵山區和滇桂黔石漠化區三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7月31日，貴州省扶貧辦主任葉韜介紹，受區域整體貧困與民族地區發展滯後並存、經濟建設落後與生態環境脆弱並存、人口素質偏低與公共服務滯後並存“三重矛盾”的制約，貴州一直是全國扶貧開發任務最重、難度最大的省份。

黃承偉率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研究發現，在省級層面，貴州的精準扶貧體系建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施精準扶貧的“六個到村到戶”，這是貴州促進扶貧資源精準化的重要機制創新。

“六個到村到戶”，即結對幫扶到村到戶、產業扶持到村到戶、教育培訓到村到戶、危改造到村到戶、生態移民到村到戶、基礎設施到村到戶。

以往的扶貧多是“撒胡椒面”和“大水漫灌”，扶貧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扶貧機構甚至對扶貧對象“基本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

貴州威寧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迤那鎮扶貧部門創新形成了“四看法”精準識別方式，即“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扶貧工作人員進村後，從房屋、糧食、勞動力、教育等維度對農戶貧困進行測量和評價，將四個維度分成四大類測量指標並賦予相應的分值。精準識別出扶貧對象後，根據貧困特征和發展需求進行幫扶。

“四看法”因具有直觀、易操作等特點，且較好地克服了農戶收入測算難等問題，在貴州全省進行了推廣。

貴州還開發了“精準扶貧雲”工程。扶貧雲技術是以GIS(地理信息系統)作為主要展示手段，利用大數據技術，依據貧困發生率和“四看法”衡量指標，直觀反映貧困人口的分布情況、致貧原因、幫扶情況、脫貧路徑以及脫貧情況。

貧困人口科學認別了，退出也要走規範的程序。貴州建立了扶貧對象退出程序、辦法。如貧困鄉“摘帽”按照縣鄉逐級申報、市州考評、省級核實、社會公示、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認定的程序進行。

貧困村退出以貧困發生率和村級集體經濟為主要衡量指標，退出程序按照縣鄉初選對象、縣級公示公告、省級備案管理和信息錄入的程序進行。貧困人口退出按照“標準參考、民主評困、程序退出、動態管理”的原則進行，以“四看法”進行定性測算，貧困標準定量計算。

計算結果出來後，再由村支兩委提出並組織民主評議，經村支兩委和駐村工作隊核實後完成“一公示兩公告”的程序，再通過“扶貧雲”報省、市、縣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備案。

易地扶貧搬遷是針對“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貧困人口進行系統與整體搬遷的一種扶貧方式，是一種兼有消除貧困、發展經濟、開發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促進社會和諧多重效益的有效的制度性扶貧手段。

不完全統計，1994～2000年貴州省共遷移了17817戶、85237人;2001～2010年的10年間，共投入資金24.2億元，累計完成8.78萬戶、38.27萬貧困人口的易地搬遷。

“十三五”期間，貴州省計劃對仍居住在深山區、石山區的105萬貧困人口和37萬生態脆弱區的農戶實施移民搬遷。

金融精準扶貧：“33112”比例投向

財政、金融扶貧是我國扶貧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王敏、方鑄介紹，貴州省從2014年起，中央補助和省級安排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按照“鄉鎮申報、縣級審批、鄉村實施、鄉鎮初檢、縣級驗收、鄉級報賬”的原則，除重大扶貧專項和以獎代補項目資金外，其余資金由省級主要按因素法分配。

因素法“因素”主要包括客觀因素和政策因素兩大類。客觀因素主要是指客觀存在、非人為原因能直接改變的因素。結合實際，主要包括扶貧對象規模、貧困發生率、農民人均純收入、是否片區縣或重點縣、年度整村推進計劃任務、人均財力等六個方面，其權重占比分別為25∶25∶25∶10∶10∶5。

政策因素主要指各地執行國家和省的扶貧開發政策情況;落實省委、省政府有關扶貧開發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情況;省對各地扶貧開發工作考核以及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使用管理績效評價情況;各地開展扶貧開發日常工作等情況。按照政策因素分配資金主要包括以下六種情況：競爭性分配;直接分配;重大專項;貸款貼息;減貧包幹試點;以獎代補。

中央和省級資金，除國家戴帽下達以及省委省政府有明確規定用途的專項資金外，其余資金按照“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績效考核”2∶2∶5∶1的比例分配，前三個因素資金以全省2014年末66個貧困縣、9000個貧困村、623萬貧困人口為基數直接分配到縣，績效考核因素資金根據省對各地扶貧開發工作考核結果分配，以上分配方式延續到2018年。

王敏介紹，原則上按照“33112”的比例投向五個方面：30%用於扶貧產業，主要發展區域性規模化特色優勢產業，其中30%以上用於探索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70%采取縣級競爭入圍方式分配到鄉(鎮)、村，與其他資金融合使用，發展地方特色優勢產業;

30%用於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帶動貧困戶發展到村到戶生產經營性項目和公益性民生項目，要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

10%用於小額扶貧“特惠貸”貼息，主要用於支持“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除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專項小額扶貧到戶貸款貼息，要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

10%用於扶貧培訓，主要支持“雨露計劃”和扶貧幹部培訓，其中扶貧幹部培訓資金不能超過10%;

20%用於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支持貧困村(不含村級)以下小型公益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支持產業基礎設施建設。

以上比例，前兩項不得調整，後三項如需調整，需由縣級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報市(州)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同意後報省扶貧辦備案。

王敏介紹，在貴州省“特惠貸”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了特殊功效。“特惠貸”是指運用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在貧困地區實行優惠利率，引導金融機構降低貧困農戶融資成本的政策優勢，采取扶貧貼息補助、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措施，專門為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除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低利率、低成本貸款，幫助貧困農戶“換窮業”。

統計數據顯示，貴州省以2014年623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基數，扣除民政救濟兜底的158萬“兩無”人口，余下的465萬貧困人口120萬戶都能享受到“特惠貸”。

貴州省還與開發銀行聯合實施新型扶貧金融合作項目。2014年，共向22個扶貧金融合作試點縣提供融資授信43.8億元，累計發放貸款17.1億元，支持十大扶貧產業發展，直接惠及農戶10822戶、合作社140家、中小企業122家，帶動貧困地區30萬農戶走上增收脫貧道路。

王敏介紹，到2020年，貴州省精準扶貧“特惠貸”貸款余額力爭突破600億元，其中，每年新增100億元以上。農村信用社利用支農再貸款發放的150億元“普惠貸”逐步轉化成“特惠貸”。通過實施精準扶貧“特惠貸”，幫助貧困農戶“換窮業”，為到2020年貧困人口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提供信貸支持。

產業精準扶貧：落腳點是貧困人口

“過去的30年間，中國扶貧開發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基本經驗之一在於始終堅持政府主導的開發式扶貧。其中，產業扶貧占據著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呂方說。

調查顯示，貴州在產業扶貧政策“二次頂層設計”的過程中，著重突顯產業扶貧模式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益貧性，一套新型產業扶貧政策體系正在逐漸形成。

貴州省位於中國西南巖溶地區的核心地帶，全省喀斯特出露面積占71%，石漠化區域達3.59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20.39%，山地、丘陵喀斯特面積比重大，生態環境高度脆弱。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難以套用其他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模式。

受制於自然地理條件、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因素，加之自然災害、氣候災害多發，當地農業經濟長期處於欠發達的狀態。

在黔西南州的晴隆縣，人均耕地僅0.77畝，25°以上坡耕地占65%，中低產田土占80%以上。晴隆靠科技扶貧項目啟動，自2001年以來，各級財政累計投入發展資金10526萬元(其中中央及省財政扶貧資金6400萬元)、貸款3000萬元，全縣種草32萬畝，改良草地20萬畝，每年水土流失面積減少10平方公里。同時，從引進種羊2600只起步，歷時10年，到2010年實現存欄羊35萬只，覆蓋農戶1.23萬戶，75%已脫貧致富，人均養羊收入5296元，養羊農戶年收入最低1萬元，最高達10多萬元;畜牧業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31%提高到2010年的50%。

呂方介紹，今天的晴隆，已基本從“環境脆弱—生活貧困—掠奪資源—環境惡化—貧困加劇”的陷阱中掙脫出來，探索出了一條巖溶山區種草養畜與扶貧開發、石漠化治理相結合的路子，較好地破解了生態脆弱地區農村貧困與生態退化惡性循環的怪圈。

在黔南州長順縣，有13個屬於扶貧開發重點鄉鎮，這些貧困鄉鎮集中在縣境內中南部深山區和石山區，當地山高坡陡、土地貧瘠、資源匱乏，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問題十分嚴重。當地有“燒一坡種一坡，收成不到一背籮”的民諺。

2008年以來，長順縣把各種涉農項目資金及資源、人力進行有機整合，捆綁使用，形成積聚效應，初步建成威遠—長寨—種獲—廣順—馬路—凱佐“果、豬、沼”生態農業、羊角屯—竹子托—擺所—中壩—營盤—睦化—代化—鼓揚—交麻—敦操喀斯特扶貧開發、白雲山—廣順—馬路—新寨現代煙草農業和威遠—廣順農產品加工產業四條農業產業帶。

依托生態特色資源，瞄準紅色蘋果、黑色山羊、綠色雞蛋、黃色生姜、白色蘑菇、金色烤煙、褐色核桃、紫色葡萄等，長順縣打造了“七彩農業”特色產業體系。

貴州省印江縣朗溪鎮昔蒲村，每年都有近百噸的水果滯銷。為破解銷售瓶頸，該村抓住“淘寶進村”的契機，將特色產品在網上銷售，搭上互聯網快車，實現了“網貨到村、農貨進城”，拓寬了銷售渠道。通過與貧困戶簽訂網上代銷協議，幫助貧困人口銷售滯銷水果，人均增收約900元。

“產業扶貧是增強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的基本政策模式。”呂方說，從有效性方面講，產業扶貧項目的安排和扶持要強調精準發力。過去的實踐中常有“扶了產業、富了大戶，卻扶不了貧”的問題，但從貴州的實踐可以看出，產業扶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貧困人口可持續增收以及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

貴州省山地、丘陵喀斯特面積比重大，生態環境高度脆弱。攝影/章軻

瞄準線上市場 華為榮耀攻堅美國對標三星蘋果

8月1日晚間，榮耀NOTE8在北京正式發布，這款手機采用了6.6英寸大屏幕，搭載麒麟955處理器，4GB運存加上最大128GB內存，售價從2299元起步，8月1日正式開始預約。

榮耀總裁趙明在NOTE8發布會後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等媒體采訪時表示，本月將在美國發布榮耀旗艦手機，“曾在美國各地做了調研，結果非常好，我們很有信心。”

一周前，華為在深圳發布了2016年上半年業績報告：上半年華為消費者BG完成銷售收入77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1%;智能手機發貨量6056萬部，同比增長25%，其中，中國市場份額已經增長至18.6%，海外市場增速更是國內市場的1.6倍，但美國市場仍然差強人意。

作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市場之一，美國已經成為華為在全球版圖上最後一個未占領的堡壘。

“已經理順美國線上市場”

“去年華為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份額為9.9%，今年上半年已達到11.4%，中國市場份額仍位居第一。”華為消費者BG掌門人余承東前不久對記者表示，今年完成全年1.4億部的智能手機出貨量並沒有壓力。

信心背後是海外市場的快速增長。從細分數據來看，支撐華為智能手機快速發展的是海外市場，整體銷售收入增速是中國區銷售收入增速的1.6倍。全球調研機構GFK報告稱，華為智能手機已經在多個歐洲國家市場份額超過15%，而在埃及市場，華為智能手機市場份額突破20%，新西蘭突破15%。

但從海外銷量上看，美國市場仍然不如預期。

有分析師對記者表示，一直以來，華為經常遭遇美國政府的發難，這是阻力原因之一。其次，是美國終端市場運營商主導比較明顯。余承東透露，華為最快將於今年秋天推出兼容谷歌Daydream VR平臺的手機新品，有望進入美國市場。榮耀旗艦產品若能夠打開美國市場，這對於華為遲遲打不開美國市場是一次成功試水。

而專訪中，趙明對記者表示，通過5X這款產品，榮耀已經把美國的線上運作理順了。“目前在美國我們建立了Honor的官網，用戶可以在論壇上和榮耀全球粉絲交流，也可以在官網上進行購買。”

他透露，在渠道方面，榮耀在美國與當地最大電商平臺亞馬遜進行合作。“榮耀5X是在亞馬遜手機上銷量最高產品，超過其他品牌之和。”

在今年年初，華為曾經宣布今年在美國發布一系列榮耀系列的新產品，主要通過電子商務渠道銷售。此外，華為與微軟及英特爾合作的二合一產品Matebook近期也將在美國上市，除了傳統銷售渠道，還將進駐全美的近百家微軟旗艦店。

去運營商化是個偽命題

在此前的業績發布會上，余承東表示年度業績目標沒有調整，而在策略上，產品繼續聚焦中高端市場，並努力提升全球影響力，加強渠道建設以及品牌投入。而對於華為和榮耀品牌的定位和分工問題，余承東表示，華為品牌目標是成為全球最高端，跟蘋果、三星競爭高端品牌，華為希望在這個領域競爭;而榮耀是跟中國年輕互聯網品牌競爭，兩個品牌承擔使命不一樣，中間交集比較少，榮耀品牌以線上為主、線下為輔，華為是線下為主、線上為輔。

“榮耀在6個月沒有推出新品的情況下，仍然保持著強勁增長。”趙明對記者表示，華為和榮耀雙品牌戰略越來越堅定，從整個發展來看，榮耀越來越成為華為在全球戰略當中，面向年輕人的互聯網手機。面對互聯網商業模式上，榮耀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而在榮耀渠道建設層面，趙明透露，跟國內的互聯網手機廠家、甚至幾個線上品牌相比，榮耀的線下團隊是最小的，但榮耀的線下渠道反倒是賣得最好的。“互聯網品牌當中，榮耀的線下部分相對占比比其他品牌還是高的。”他認為，未來要把電商往四六級市場以及鄉村覆蓋的渠道打通，仍然依賴於電商平臺和物流體系的建設。在他看來，京東、天貓等電商也在下沈渠道，未來電商打入四六線地區，互聯網手機份額能達35%，市場仍然可觀。

談及與運營商的關系，趙明坦言手機廠商與運營商技術以及網絡的發展一定是深度結合，很多人講去運營商化，這都是偽命題。

“手機的技術一定要跟上或者匹配運營商網絡技術的發展，手機的很多特點都要針對它進行優化。另外，運營商未來的業務發展，它制定很多套餐以及不同的資費，也會對手機的銷售產生影響”趙明對記者說。

國家林業局：脫貧攻堅中“森林旅遊”缺位

全國832個貧困縣(含貧困片區縣)基本位於大山區、大林區，多具有明顯的森林風景資源優勢，也不乏通過發展森林旅遊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鮮活例子。但在全國扶貧脫貧攻堅中，發展森林旅遊的重要性仍沒有充分體現出來。

國家林業局一份報告稱，目前，“森林旅遊在國家相關戰略實施中還缺乏應有的地位”。

在16日召開的2016中國森林旅遊節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張永利表示，多年的實踐表明，發展森林旅遊，是實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最佳途徑，是建設生態文明、助推精準扶貧、促進林業轉型發展的重要舉措。

森林旅遊是依托森林等自然資源開展的遊覽觀光、休閑娛樂、度假體驗、健身養生、文化藝術等各種活動的總稱，森林旅遊的實質是要充分發揮森林的多種功能，讓人們更便捷地享受到林區清新的空氣、迷人的風光、幽靜的環境和優質的生態食品，從而實現愉悅心情、陶冶情操、增長知識、促進健康等目的。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國家林業局了解到，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林業部門先後開展了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沙漠公園的建設工作，期間還發展了一大批樹木園、野生動物園、林業觀光園等，這些區域是我國森林旅遊發展的主要載體。

1982年，我國建立了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湖南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到目前為止，全國各類森林旅遊地數量接近9000處。2015年，全國森林旅遊遊客量達到10.5億人次，超過國內旅遊人數的26%。以湖南張家界、浙江千島湖、四川九寨溝、福建武夷山、湖北神農架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森林旅遊地已經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旅遊勝地，並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國家林業局森林旅遊管理辦公室主任楊超介紹，2001年，全國森林旅遊遊客量突破1億人次，2011年達到了5億人次，到2015年，全國森林旅遊遊客量超過了10.5億人次，創造社會綜合產值達7800億元。“十二五”時期，全國森林旅遊遊客量總數達到40億人次，年增長15.5%。

“森林旅遊的發展，實現了從 ‘砍樹’到‘看樹’、從‘賣山頭’到‘賣生態’、從‘賣木材’到‘賣景觀’、從‘把林產品運出去’到‘把城鎮居民引進來’的歷史性轉變。”楊超說。

楊超同時表示，“當前的森林旅遊發展也面臨一些問題”。他說，目前不到5%的森林旅遊地支撐了森林旅遊的半壁江山，一小部分森林旅遊地經常為節假日的人滿為患發愁，而相當大部分森林旅遊地依然是門可羅雀，森林風景資源的利用效率很低。另外，森林旅遊基礎服務設施薄弱、從業人員素質偏低以及一些地方存在的重開發、輕保護問題等都是影響森林旅遊發展的重要因素。

楊超對記者說，“發展森林旅遊對促進貧困人口脫貧增收具有天然的地緣優勢”。他分析說，我國大部分貧困地區位於大山區、大林區，通常這些區域的森林等自然資源種類多、品位高、規模大、原真性好，發展森林旅遊的潛力十分巨大。截至2015年，全國832個貧困縣(含貧困片區縣)中，僅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公園等國家級森林旅遊地數量就達到537處，分布在415個貧困縣中，約占貧困縣總數的50%。森林旅遊具有就業門檻低、輻射帶動面寬等優勢，通過發展森林旅遊，周邊百姓“不離鄉、不離土”就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和收入來源。

楊超表示，如何進一步發揮森林旅遊在助推精準扶貧中的作用，是“十三五”時期全國森林旅遊行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今年上半年，國家林業局部署開展了全國森林旅遊助推精準扶貧情況摸底調查。根據初步統計，目前全國依托森林旅遊實現增收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約35萬戶、110萬人，年戶均增收3500元。

“通過摸底調查，我們掌握了貧困人口依托森林旅遊實現增收的4條主要途徑，分別是通過就業實現增收、通過開展個體經營實現增收、通過發展種養殖實現增收、通過資源出租、入股經營等實現增收。”楊超說。

新聞發布會上，吉林省林業廳廳長蘭宏良也告訴記者，林區群眾充分利用森林旅遊資源，自主開發經營農家樂餐飲住宿、特色紀念品加工銷售以及各類休閑娛樂項目，不僅豐富了森林旅遊產業內容，延長了森林旅遊產業鏈條，而且增加了收入。2015年吉林省森林旅遊人數達到1328萬人次，森林旅遊和休閑服務產業產值達到110億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國家林業局了解到，今年9月24日至26日，國家林業局、吉林省人民政府將在吉林省長白山共同舉辦“2016中國森林旅遊節”。楊超表示，國家林業局鼓勵社會資本進入，並通過搭建平臺促進社會資本規範地進入森林旅遊領域，“比如，在2016中國森林旅遊節上有一個森林旅遊投資與服務洽談會，就是推動這方面工作的一項具體措施。”

張永利表示，中國森林旅遊節是全國森林旅遊行業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一項活動，發展森林旅遊是林業下一步發展的重點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業態和領域，是助推精準扶貧、促進林業轉型發展的重要舉措。

吉林省敦化市新興林場職工們自發集資建設的“月牙灣”山莊吸引了大量遊客。攝影/章軻

2016中國森林旅遊節新聞發布會。攝影/章軻

福建寧化：革命老區的脫貧攻堅戰

“當年我們就是在這里吃完最後一頓飯踏上了長征路”，廖大甲談起當年事情仍然記憶猶新，“出發很倉促，大夥兒都是輪流過來吃，吃完一撥就走一撥”。這位已經101歲高齡的老人如今是村里唯一健在的參加過長征的紅軍了，他口中紅軍吃飯的地方是村里的一座老祠堂——廖氏家廟。

禾坑廖氏家廟，始建於明朝萬歷年間，現存建築為清朝康熙年間重修。馮蕓清 攝

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中宣部“重走長征路”媒體采訪團一行來到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淮土鎮禾坑村，這里是寧化204個革命基點村之一，村里許多人的祖輩都曾經參加過紅軍，參加過長征。

禾坑村委書記廖羅金說，當年村里去長征的幾乎都在湘江戰役中犧牲了，他的二爺爺和三爺爺也是在長征途中被國民黨的轟炸機炸死的，廖大甲是屈指可數的幸存者之一，但是和大部隊走散了所以回到村里。

說起湘江戰役，它是整個禾坑村乃至寧化縣永遠的傷痛。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紅軍及中央機關共86000多人，從福建的長汀、寧化和江西的瑞金、於都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長征。中央主力紅軍連續突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後，於1934年11月下旬，到達敵人40萬重兵設置的第四道嚴密封鎖線湘桂邊的湘江東岸。

當時，含有大量寧化籍將士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一直擔任後衛阻擊任務，在廣西灌陽縣水車至文室一線，與多於十幾倍的國民黨軍經四天五夜激戰，該師4000多名紅軍指戰員血染湘江。余部1000余人突圍後，艱苦轉戰桂北湘南等地，於1936年冬在湘南九嶷山遭敵“圍剿”，大部犧牲。紅三十四師是湘江戰役中唯一成建制基本犧牲的紅軍主力部隊。

當時，寧化是中央蘇區的擴紅、支前模範區。僅有13萬人口的寧化，參加紅軍的就有13777人，為革命壯烈犧牲的就達6600多人。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寧化籍紅軍指戰員僅存58人。全國解放後，寧化列入中國英明錄在冊烈士達3300多人，幸存老紅軍28人。

當時紅軍第四軍的軍旗，現保存於寧化縣革命紀念館。馮蕓清 攝

寧化還被喻為中央蘇區的“烏克蘭”。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寧化不僅為紅軍提供了兵源，還是中央蘇區糧源、財源最有力的保障。

據史實記載，1934年6月，中央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想中央根據地的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發出指示信，要求“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供給紅軍”。寧化縣在僅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收集糧食7480擔，超額完成了任務。在8月間，僅半個月的時間又收集糧食3.4萬擔，閉關組織運輸隊搶運糧食。

現存石壁立新村的紅軍標語。馮蕓清 攝

綜合施策的精準扶貧

曾經著名的革命老區如今是福建省23個扶貧開發重點縣之一，如何讓老區人民奔小康成為寧化的新挑戰，禾坑村也在摸索中走出了一條適合本村的脫貧之路。

據村委書記廖羅金介紹，2014年，禾坑村全村共538戶2328人，其中貧困戶為62戶196人。到了2016年，只剩下28戶，77人。“村里的黨員、幹部想了很多辦法，有的是結合省、市的政策，有的是根據我們村的實際情況，目標是到2018年全部脫貧”，廖羅金說。

從1994年開始，福建連續23年實施“造福工程”——茅草房改造和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等異地扶貧搬遷，禾坑村也將山上的農戶整體搬遷，為此必須先遷移367座祖墳，騰出地來。

“這在農村是大忌，但是我們村一個月就全部遷完了，因為村里的老人支持我們，這就是我們老區人民的覺悟”，廖羅金自豪的說，“我從2008年開始做書記，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百姓打從心底里支持黨和政府的工作，這也是紅軍留給我們的遺產”。

如今，已經有82戶村民住上了新房，用上了水電。不僅如此，村集體還想抓住美麗鄉村建設的契機把村里的基礎設施、道路、綠化等全部修整，又是村里的老人們站出來，否則連征地拆遷都進行不下去。

通過扶貧搬遷，禾坑村的村民已經住進了新樓。馮蕓清 攝

除了“造福工程”，禾坑村的另一個脫貧舉措就是開辦了翔龍鞋面加工廠，讓村里留守的女人在家門口就業。

41歲的曾鳳琴剛來加工廠不久，丈夫長年在外打工，她負責在家照顧孩子和婆婆，本來全家的收入都靠丈夫，現在她也可以每個月拿2000元左右。

“工作是計件的，做熟了可以拿到5000元呢，而且還有午休，不耽誤我回家給孩子老人做飯”，曾鳳琴笑著對記者說。她現在很滿意這份工作，覺得不但增加了收入，還能兼顧家庭。

如果是沒人照顧的孤寡老人，則可以免費住進村里建的老年公寓，由村幹部每天輪流值班，加以照顧。此外，村里的公益性崗位優先聘請貧困戶，比如村里的巡山員、衛生保潔員等等。

廖羅金還告訴記者，為了進一步精準扶貧，村里的每個幹部都被指定了幫扶對象，然後分析每個貧困戶的致貧原因，比如是因病、因殘、因學、因災，還是缺技術、缺資金、缺勞力、缺動力，再根據情況提供相應的幫助。

翔龍鞋面加工廠里，女工們正在忙碌。馮蕓清 攝

卓有成效的產業扶貧

年近50的淮陽村村民羅上海2011年生了一場大病，不僅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還欠下許多外債。好不容易治好了病，身體卻垮了，幹不了體力活，一家4口人全靠妻子在外打工的收入過日子，十分貧困。

不過，記者見到他時卻沒有預想中的愁容滿面，因為“寧化客家小吃培訓中心”讓他有了重新找到工作的希望。“我現在已經會做勺子粉、燒賣、兜湯了，我想學好後就去打工，這份工作我的身體可以承受，家里的負擔就能減輕一點了”，羅上海說。

寧化客家小吃源自中原一帶漢族先民飲食習俗，距今有1000多年的歷史，300多種小吃品種均為就地取材、手工制作而成，具有用料考究、做工精細、營養均衡、風味獨特的特點，是寧化客家人千百年來烹飪技藝的結晶。

2012年初，寧化縣委、縣政府為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自主創業、帶動就業，決定發展寧化客家小吃產業。至今，培訓中心共開辦培訓班158期，培訓學員8747人，開辦寧化客家小吃店3023家，帶動從業人員9166人，小吃店輻射16個省36個城市，合計年營業額達7.58億元。其中，培訓貧困學員752人，占學員總數的8.6%，貧困人員開店167家，帶動430戶貧困戶約1500個貧困人口脫貧。

記者從羅上海口中得知，培訓中心實行免費培訓、免費吃住、免費發放一套廚師服裝、免費發放中式烹飪初、中級《職業資格證書》，屬於貧困人員的免健康證體檢費。而且，優先推薦貧困學員就業。

該培訓中心負責人表示，現在已經有兩個公司願意長期招收貧困學員，能保證有需求就業的貧困人員就業。未來還將組織培訓教師下到鄉、村為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進行為期兩天的寧化客家小吃培訓，發現一些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員動員其到縣培訓中心進一步深造。

寧化客家小吃培訓中心里，培訓教師正在講課。馮蕓清 攝

想為家鄉建設出把力的福特科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黃恒標5年前把分公司開到了寧化。在他的廠里，員工的平均月收入在4000多元，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這在寧化當地已經算高收入。

黃恒標說，希望到2020年能夠解決3000人的就業問題。“在這里，紅土地精神一直鼓舞著寧化人民，我知道產業扶貧可以改善老區人民的生活，老百姓既可以學到技術，又可以賺到錢，最終實現脫貧致富。”

王健林、許家印都上榜了，全國脫貧攻堅獎揭曉（附名單）

據新華社報道，16日，北京召開了全國脫貧攻堅獎表彰大會，公布了2016年全國脫貧攻堅獎獲獎名單，這也是今年首次頒發該獎項。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以創造丹寨精準扶貧模式獲全國脫貧攻堅創新獎。

此外，億利資源集團董事長王文彪、泛海集團董事長盧誌強、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等企業家因其在扶貧方面的突出貢獻獲得“全國脫貧攻堅獎奉獻獎”。

據悉，2014年12月，王健林決定對口幫扶貴州省丹寨縣整體脫貧，王健林本人和公司先後十多次赴丹寨調研當地貧困情況和扶貧項目，結合丹寨實際，確定職業技術學院、旅遊小鎮、扶貧專項基金三大扶貧項目，總投入扶貧資金14億元，於2016年初開始實施。丹寨職業技術學院總投資3億元，建築面積5萬平方米，可同時容納2000名學生，主要招收丹寨籍學生，每年擇優錄取50%畢業生到萬達集團就業。丹寨旅遊小鎮總投資6億元，將打造成貴州獨具特色的民族旅遊名片，不僅創造經濟效益，而且將新增2000至3000個永久就業崗位，緩解丹寨縣城就業難的問題。

王文彪（左）、許家印（中）和盧誌強

王文彪帶領億利資源集團28年堅持治沙扶貧不動搖，不改初衷，不為旁動，先後投入10多億元用於治沙技術研發，公益投入30多億元綠化內蒙古庫布其沙漠6353平方公里，使曾經的“死亡之海”變為了經濟綠洲。投資300多億元通過發展生態產業幫助10萬沙區群眾走向了富裕，助力地處沙漠腹地的鄂爾多斯杭錦旗摘掉了國家級貧困旗縣的帽子，創造出治沙生態產業扶貧“庫布其模式”。

盧誌強帶領中國泛海控股集團向社會公益事業捐贈近50億元，其中捐資近8億元資助家庭困難大學生，資助公益項目300多個。2016年至2020年，計劃在廣西、重慶、湖北、貴州、山東、陜西6省區市每年各捐贈5000萬元，每年各無償資助1萬名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應屆大學新生5000元/人，5年共計資助30萬名大學生。

另外，許家印帶領恒大集團結對幫扶貴州畢節大方縣，計劃三年無償投入30億元，通過產業幫扶、易地搬遷、吸納就業、實施創業、發展教育和特困群體生活保障等綜合措施，到2018年實現大方縣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據悉，全國脫貧攻堅獎經國務院同意設立，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織實施，在“十三五”脫貧攻堅期間，每年開展一次評選表彰活動，以表彰為脫貧攻堅作出突出貢獻的各界人士。全國脫貧攻堅獎設奮進獎、貢獻獎、奉獻獎、創新獎，每個獎項每年不超過10名獲獎者。

【獲獎名單（38人）】

奮進獎：

王秀芝、鄧迎香、玉努斯·尼亞孜、申紀蘭、朱玉國、李娜倮、黃勇、蔣乙嘉、廖秀英、譚澤勇;

貢獻獎：

王劍輝、王曉陽、蘇慶亮、時聖宇、吳樹蘭、陳正拜、趙亞夫、胡世財、高德榮、程蘊昭;

奉獻獎：

王文彪、盧誌強、許家印、楊國強、張近東、陳秀、羅官章、姜業蘭、韓興旺;

創新獎：

王健林、石踐、李振生、陳純山、吳丹、房向陽、高中海、屠鵬飛、熊尚兵。

一行三會：實現精準金融服務 打贏脫貧攻堅戰

根據國家扶貧日活動安排，10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國務院扶貧辦在北京共同舉辦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金融扶貧”為主題的金融扶貧平行論壇。全國性銀行業金融機構、證券業協會、有關保險公司負責人參加了論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楊子強、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歐青平出席論壇並講話。

楊子強指出，中央作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來，人民銀行等金融部門緊緊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加強金融扶貧的頂層設計和工作部署，推動金融扶貧信息共享，完善貧困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健全激勵約束機制，聚焦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精準金融服務，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央及時精準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部門要做好金融對扶貧投入的加減法，通過優化資金投入結構，提高金融扶貧質量和精準度，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各金融機構要按照“五個一批”的要求，更加註重精準對接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特別需求，踐行普惠金融，註重金融服務的多樣化供給，強化市場化機制建設，提高貧困人口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和獲得感。同時要推動建立健全風險分擔機制，發揮社會各界扶貧的整體合力，加強部門協調聯動，提高金融扶貧質量和效果。

陳文輝指出，保險業金融機構將不斷健全貧困地區保險服務網絡，進一步深化銀保合作，完善脫貧攻堅金融服務。歐青平對如何發揮部門政策合力，更好實現“精準”扶貧，改進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金融服務提出了意見建議。

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證券業協會以及貴州農村信用聯社有關負責同誌分享了他們在金融助推脫貧攻堅方面的工作經驗和做法。銀監會普惠金融部李均鋒、證監會辦公廳曾彤、保監會財險部何浩、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吳華、中國人民大學馬九傑、河北省扶貧辦王留根、貴州省金融辦李瑤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的金融精準扶貧進行了交流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