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調研公司New World Wealth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發現,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不平等的國家是俄羅斯,該國62%的財富都掌握在百萬富豪手中,26%掌握在億萬富豪手中。當前,俄羅斯經濟正逐步走出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俄羅斯GDP預計將在2017年增長1%。
這份報告中的財富指個人凈資產,為全部資產(包含房產、現金、股票等)減去負債後得到的凈額。政府公共資金不在計算範疇之內。另外,按照英語表達習慣,凈資產在100萬美元以上、10億美元以下者稱“百萬富豪”,凈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上者稱“億萬富豪”。
不平等程度僅次於俄羅斯的是印度。該國有54%的財富控制在百萬富豪手中。
上述調研公司稱,問題在於,如果百萬富豪控制了一個國家半數以上的財富,那麽這個國家留給中產階級的空間就非常狹小了。
日本和澳大利亞“最平等”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是“最平等”的大型經濟體,該國只有22%的財富控制在百萬富豪手中,3%的財富控制在億萬富豪手中。
澳大利亞次之,有28%的財富掌握在百萬富豪手中,被列為“非常平等”的國家。
而在各種有關收入不平等的負面報道沖擊之下,美國的財富平等程度卻比預想中更好,只有32%的財富掌握在百萬富豪手中。
英國的平等程度略遜於美國,百萬富豪控制了該國35%的財富。
近期New World Health公司還按照私人財富總和以及人均財富,分別對各國進行了排行,美國以48.9萬億美元的總財富遙遙領先,是排名第二的中國(17.4萬億美元)的將近三倍;但其人均財富僅為15.1萬美元,位列第八。私人財富總和與人均財富雙雙躋身前十的只有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三個國家。
在New World Health的報告中,人均財富排名最高的國家是避稅天堂摩納哥,該國4萬居民之中,超過5%的人身家超過1000萬美元。人均財富將近160萬美元。
報告還顯示,過去15年中,私人財富增長最快的是中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增長勢頭也頗為強勁。
美國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隨著11月美國大選的不斷臨近,收入不平等、實際工資水平停滯不前、勞動階級與中產階級福利問題等再次成為美國人關註的焦點。近35年來,美國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賽斯(Emmanuel Saez)在分析稅收數據後發現,去年,美國家庭中最富裕的那1%的平均收入增長了7.7%,達到136萬美元。而其余99%家庭的平均收入僅為48,768美元,增長率也只有前者的一半。
再看個人收入,美國最頂部1%(由企業高管、銀行家、對沖基金經理、藝人和醫生等高收入群體構成)的收入也在穩步上升,把持著美國個人收入總和的22%,遠高於二戰後10%的水平。美國中產階級的隊伍也在擠壓下日益縮水。
收入不平等與財富不平等之間呈現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一方面,勞動收入是財富的一大主要來源;另一方面,財富不平等通常比收入不平等更加嚴重,因為財富本身所催生的收入(或資本所得),如租金、股息、版稅和資產升值等,會起到進一步拉大差距的作用。這部分收入在美國國民收入中占到很大一部分(約20%-35%),會對財富不平等造成重大影響。另外,雖然在所有西方經濟體中,勞動收入都在國民收入中占據大頭,但由於稅收和開支的消耗,最終進入個人財富積累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最近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百萬美元家庭數量增長了6%,這部分家庭的財富占到全球的47%。到2020年,這一比例預計還將上升到52%。百萬美元家庭數量增長最快的是中國和印度,但最密集的仍然是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百萬美元家庭占全球人口的1%,但所擁有的財富是全球私人財富的整整一半。
創業企業的初期似乎都是那麽相似,但其實未來早已折疊。
文 | EasyStack創始人兼CEO 陳喜倫
《北京折疊》,一部中短篇中國科幻小說8月底獲得了雨果獎。而“折疊”這個概念留下的思考是深刻的,用在創業的世界里也同樣準確。
作為中國創業大軍的一員,2014年我離開IBM創建了開源雲企業EasyStack。兩年多的時間,我們一直在思考,如果說中國創業成功率不足1%,那麽究竟是什麽能促成一家企業脫穎而出?
2B與2C創業同樣殘酷
去年被稱作中國的企業服務元年。
從SaaS到IaaS,雲計算在企業級服務中最先獲得資本市場的青睞,但這也意味著,它們會率先遭遇市場洗牌。雲創業企業中的大多數處於A輪、B輪的早期融資階段,還沒有經歷所謂“C輪死”的關卡。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年年底到明年一定會出現新一輪的洗牌。
由於消費級市場“贏者通吃”的效應,一個領域中2C創業企業只可能存活1-2家;那麽,在行業割據的企業級市場,2B創業企業的未來是否有所不同?
很遺憾,答案依舊殘酷——同樣只有1-2家。
以開源雲計算的事實標準OpenStack市場為例,這個市場從紅帽到IBM、從英特爾到HPE,各路巨頭爭相湧入。這也導致了美國OpenStack 創業洗牌從2014年下半年集中爆發:思科收購 Piston,IBM 收購 BlueBox,EMC收購 Cloudscaling,紅帽收購eNovance……只有Mirantis一家創業企業在洗牌中迅速壯大。
回到老問題,為什麽壁壘明顯的2B市場和門檻較低的2C市場,留給創業公司的成功名額同樣有限?
雖然企業級市場沒有贏者通吃的效應,但卻是巨頭常年把控的市場。巨頭對新技術新市場的策略通常是戰略投資甚至直接收購,這是市場套路,更是穩妥轉型的方式。而在中國市場,大量主板上市的傳統企業都在謀求新的概念,這或許又多了一種“中國特色”的洗牌方式。
因此,在創業企業的退出方式上,2B和2C差異明顯:前者由於存在一定的技術與客戶門檻,多以轉型、兼並、收購的方式離場,VC仍然可以體面退出;後者則因資金鏈斷裂,多以轟然倒地的方式消失,VC也就一同交了學費。
雖然在不夠明朗的洗牌前夜,創業企業貌似拿到投資的時間相近,人員規模相似,主攻方向雷同,但那只是——
以為創業平等,其實早已“折疊”。
商業基因早已“折疊”
正如互聯網時代過渡到互聯網+時代,雲計算經過10年的發展,已經從公有雲的小時代過渡到企業雲的大時代。大時代意味著真正與主流市場融合,才會出現更大的經濟規模、更高的社會價值,這是技術創新的力量,更是創新經濟的本質。
如果說公有雲的崛起,在於滿足了企業和互聯網企業相近的需求,那麽從企業雲角度看,互聯網只是行業之一,兩者大相徑庭:
1、行業割據,需求差異
2、規模不等,生態複雜
3、玩法各異,渠道不同
對於企業雲市場的玩家,歸根結底一句話:如果2C市場看重的是互聯網基因,那麽2B市場要考察的則是企業級基因。兩種基因的本質區別在於:
前者構成是營銷+技術;後者構成則是行業+技術。
公有雲和企業雲是完全是不同的話語體系,有太多的坑要踩,有太多的岔路要走,有太多的十字路口要選擇。這也是為什麽如今在SaaS領域,具備行業經驗的創始人逐漸被VC看好;從外企出來創業的企業級人才,開始受到大時代的青睞。
應該說,創業團隊是否具有企業級基因是企業雲市場“折疊”關鍵,這個市場大致“折疊”為三個部分:
1、巨頭中的企業雲團隊
2、具備企業級基因的創業企業
3、具備互聯網基因的創業企業
綜上判斷,今年年底的中國企業雲市場也將再現美國2年前的洗牌過程。那麽,哪些特質的企業可以脫穎也就不言而喻。
商業模式早已“折疊”
在2B市場,沒有企業級基因就不可能把握準確的商業模式。
以發展如火如荼的開源企業雲事實標準OpenStack市場為例,它可以映射整個企業級市場商業模式的秘密。
20多年來,開源商業模式似乎就是以紅帽Linux為代表的社區版+服務,近年來由於Mirantis在OpenStack上的成功,又出現了產品+項目的商業模式。前者中國企業用戶中並不適應,後者又會被質疑複用成本過高。
到底OpenStack應該采用哪種商業模式?
Linux時代,企業面對的是一個個服務器,願意付費的多是超大型客戶,而他們購買的服務更像是“商業保險”,單位利潤不高。
OpenStack時代,企業雲面對的則是中大型企業以及行業雲市場,雲平臺意味著運營、運維和不斷的升級改進將是常態。也就是說,同是開源,但OpenStack比Linux有更大的市場空間。明顯的例子就是紅帽,它正是在拓展了OpenStack產品線之後,迅速進入了20億美元營收俱樂部。
因此,雲計算將改寫開源商業模式。
在此基礎之上,OpenStack企業應該對用戶金子塔模型有準確的把握:
EasySatck看重的是金字塔尖無需用戶教育的大型企業,隨著它們對於企業雲需求的擴展還可升級為行業雲。EasyStack同時也關註金字塔底端具備虛擬化+需求的廣泛企業,但金字塔的中間層級——中型企業,我們的態度是等待其成長成熟。
這一商業模式恐怕與很多OpenStack企業相反:
它們最先獲得的客戶正是金字塔的中間層級,環境複雜,定制化過多,仿佛OpenStack商業模式又陷入了傳統項目制的泥沼。
這種差異的背後反映的正是創業企業的“折疊”跡象:
獲取金字塔頂級的優質大型客戶,需要和巨頭面對面巷戰,也需要有“萬物生長”的完整生態體系;關註金字塔底層需求單一的中小型企業,則需要有地區覆蓋能力和強大的渠道系統。
所以對於企業級創新市場,彎道超車不等於避開了與巨頭的正面競爭,而在於可以和巨頭平等的競爭。因此,中國2B創業企業下一輪洗牌的分水嶺就在於,誰將率先擁有獲得大企業客戶的能力。
技術思維早已“折疊”
技術是個難以描述的話題,但技術思維可以從這兩個問題入手。
“一家OpenStack企業為什麽會加入Linux基金會?”在8月25日,EasyStack成為Linux25年來基金會首個中國開源雲企業會員之後,許多朋友這樣問我。
“OpenStack這種開源平臺怎麽會有技術門檻?”自EasyStack今年成為OpenStack基金會黃金會員之後,許多朋也一直這樣問我。
其實,加入Linux基金會的中國企業還包括中國移動、華為、阿里雲等屈指可數的幾家企業,它們同樣也不是傳統意義的Linux企業。但是,一個潛心技術的企業都知道Linux是開源技術的基石。
作為計算、存儲、網絡的新一代雲平臺,OpenStack一開始就需要以系統工程的思維去構建,而開源的技術門檻正是從Linux內核開始樹立的。ESCore這樣的核心產品正是基於Linux內核的優化和OpenStack核心技術的剪裁,既滿足了雲平臺的高性能,也保證了客戶運營的穩定性。
可以說,沒有對Linux內核的深刻理解,就無法實現驅動程序的編寫與優化,也無法實現存儲、SDN對接的性能與優化,更無法實現企業級客戶所需的Oracle Rac一鍵部署、兩地三中心異地容災、日誌倉庫與分析等增強型企業功能。
這些其實都是技術門檻。
也正是有了這些技術積累,我們才能夠在OpenStack核心代碼排名中進入全球TOP10;也能夠在9月剛剛公布的可信雲私有雲開源解決方案認證中,成為首批認證企業。
如果說“折疊”是個動詞,那麽“階層”則是個名詞。在開源開放的世界,階層是可以流動的,流動的機會也只屬於那些具備以上基因的創業者。
在剛剛閉幕的G20杭州峰會上,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在一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各國領導人都強調,應該更加均等地分享全球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
在科技突飛猛進的當下,技術進步自然而然地被作為解決途徑之一,算法、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技術正不斷滲透到經濟、政治、司法等各個層面,但效果如何?《數學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一書的作者凱西·奧尼爾(Cathy O'Neil)指出,這些技術恰恰在加劇收入不平等現象。
被算法“算計”
美國人開始越來越多地遭遇這樣的經歷:求職過程中,因為一項性格測試被刷下陣來,只因算法認為他不是合適人選;去銀行貸款,利率比別人都要高,只因所住地區多有信用記錄不良者;被從重判罰,只因親朋好友中有人是累犯。而且,在被算法“算計”之後,他們也都被蒙在鼓里,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針對這種現象,奧尼爾觀察了各個領域對算法和大數據的使用,以及它們是如何使窮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如何放大社會不平等現象的。
她在書中剖析了不少大數據模型,它們都存在一個共同點:用一種指標來取代真正需要衡量的指標。比如,雇主依據信用記錄來判斷應聘者的責任心,放貸機構根據語法優劣來判斷申請人的信用度。但這些指標之間真能畫上等號嗎?信用記錄也許更多地代表了財富水平,語法錯誤多的也有可能是信用優良的移民,並非所有的代理指標都經得起推敲。
在美國,近半數的雇主都要求應聘者提交信用報告,把信用評分等同於責任心或可靠性。這樣做會形成一種危險的貧困正反饋循環。如果有人因為信用記錄不良而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其信用記錄只會越來越差,從而越來越難以找到工作。但在雇主眼中,滿紙數據的信用記錄卻比人為判斷都要可靠。他們從不考慮數字背後隱藏著怎樣的假設。
孤立起來看,這些算法產生的效應就已經足夠惡劣,更何況它們之間還會相互強化。教育、就業前景、債務和犯罪記錄全都相互關聯。窮人因為入不敷出,更有可能擁有不良信用記錄,並生活在治安不良地區,與其他窮人比鄰而居。系統一旦消化這些數據,就會推薦對他們更加不利的次級貸款、更差的學校等。警方會派遣更多警力在當地維持治安,從而引發更多不必要的逮捕,誰一旦罪名成立,還會被從重處罰。
隨後,這些結果又會形成新一組數據,使他們在日後申請房貸、貸款和保險時被收取更高的費率。
決策依據而非決策結果
奧尼爾擔心,這種技術模型和真人分道揚鑣的現象會帶來道德上的後果。好在,越來越多的律師、社會學家和統計學家開始關註數據濫用造成的危害,並思索解決之道。
針對算法假設不夠透明、令人費解或經不起推敲的現象,解決辦法是在算法層面加以調整,體現哪些信息對最終決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並通過立法,增加對個人數據的保護,對算法透明度實行規範化的管理。
另外,政府也可以優先用大數據來改善民生,而不是嚴打犯罪,由此贏得公眾的信任。總而言之,算法可以作為決策依據,但不能替代人類做出決策。
在使用得當的情況下,它們或許能協助政府削減收入不平等現象。哈佛大學教授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就表示,機器學習有望變革公共政策領域的方方面面。
美國芝加哥的公共衛生健康部就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來鑒別體內鉛含量超標的兒童,並據此采取措施,幫助清除住房中的含鉛塗料。還用機器學習來發現存在犯罪傾向的青少年,提前加以幹預。
通過更加精確地分配稀缺的公共資金,機器學習可以為政府節省大筆不必要的開支。大數據也開始參與政府決策,成為一項有效的決策工具。大倫敦地區的一個自治市就在開發一種算法,用以預測哪些人可能會無家可歸。這些預測可以使政府服務來得更加及時,更有針對性,或許也能幫助政府更加有效地縮減收入差距。
近日,一頭“大象”再次闖入公共視野。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以研究不平等問題見長。在他2016年的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式》中,他繪制出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其中開創性地揭示了這一輪全球化以來的不滿者——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級——在二十余年以來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由於形似大象,又被熱議者取名為“大象圖表”。
米拉諾維奇的這張“大象圖表”為當下新一輪反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高漲的緣由提供了線索。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現象到美歐民眾反對新一輪的貿易協定,背後莫不是高收入國家中低階層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而進行的抗爭。
那麽,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了嗎?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在最新的專欄文章中認為,如果以貿易和資本流動來判斷,證據清晰。原因在於,全球化並未能平等分享紅利,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
需要看到的是,2008年以來不斷預警的高收入經濟體內部不平等問題在2016年的英美和2017年的歐洲大陸上都將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西方政治家再次面臨古老的全球化難題——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融合不可兼得。而當相當一部分選民不再相信貿易將令人受益之時,究竟是要放下身段迎合民粹來贏得大選,還是拿出一劑妙方來改善分配和管理全球化?
象征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大象圖表”
全球財富增加,收入差距擴大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專註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米拉諾維奇曾自嘲道,全球不平等問題在當時並不是什麽“顯學”,而且一直也不是,直到近五六年才被普遍重視。
關鍵的觸發點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方面主流經濟學遭到質疑,另一方面許多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普通民眾開始意識到20余年以來自己收入的停滯。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家庭調查”這一衡量收入及其差異的最有效手段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完善,米拉諾維奇得以對全球收入分配數據進行常年追蹤。在早期研究中令他不解的是,20年間,多數國家的收入差距都日益擴大,這與人們預測收入差距時最常用到的“庫茲涅茨曲線”相悖。
在上世紀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倒“U”字形的“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效率較高的工業部門,人們的平均工資增加、薪資差異拉大;之後,隨著社會發展步入成熟階段、社會富裕水平提高,城鄉差距會縮小,而養老金、失業保險及其他形式的社會轉移支付將會縮小收入差距。
以經合組織(OECD)定義的最富裕國家來看,其收入差距起初符合庫茲涅茨曲線的先升後降規律:在19 世紀末的英國和20 世紀20 年代的美國,收入差距在擴大到極限後出現大幅度、持續縮小,並在20 世紀70 年代末觸底。但從那時起,包括美國、英國等大多數最發達經濟體,社會財富顯著增加,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
在2010年,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增長65%,英國則增長77%。但在同時期,美國的國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從0.3上升至0.4,一度更高;英國則從0.3上升至0.37。米拉諾維奇指出,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到2006年,OECD成員國的20個富裕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收入差距擴大。
放眼全球,米拉諾維奇看到,全球範圍內收入不平等自2000年以來持續呈現下降趨勢,這其中很大原因歸功於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升。
簡而言之,米拉諾維奇觀察到了經濟財富在全球範圍內20年間的再分配: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一些大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出現了升至全球平均值的潛力,而OECD老牌富裕國家盡管整體收入上升,內部收入差距卻在不斷增大。這一現象後來被他繪制成為“大象圖表”。
米拉諾維奇發現,自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人群收入則毫無變化。同時,20余年中,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數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中的“新興中產階級”。但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層,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
捍衛自己的“公民身份特權”
米拉諾維奇的“大象圖表”還存在一個關聯理論,即“公民身份租”:即由於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增速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因此,大部分情況下,生在哪兒,比做什麽更重要。
比如,米拉諾維奇曾在推特上繪出一張圖表,指出即便最貧窮的丹麥人,也要比最富裕的烏幹達人收入高。米拉諾維奇並總結為,“個人收入,60%取決於他出生在哪兒,20%取決於他的父母是誰,剩下20%才跟個人努力有關。”不過,高收入國家內部正在發生的收入不平等加劇正在蠶食這樣的“公民身份特權”,換句話說,身份含金量正在下降。
英國人能夠選擇“脫歐”以及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大量歐洲極右翼候選人所受到的廣泛歡迎,可以被視為是高收入國家的中低階層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特權而進行的抵抗。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評價“大象圖表”時指出,米拉諾維奇所指出的發達國家中下階層,實際上代表了2008年接受緊縮政策後,發達國家中大部分中產階級的現狀。這就不難解釋,在老牌富裕國家針對全球化的調查中,無一例外的結果是“令人感到非常糟糕”。民調機構YouGov針對“日子過得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差”的問題中,老牌富裕國家全面淪落:在一項今年年初的調查里,有高達81%的法國人以及65%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表示,日子比以前過得更差了。
但實際上,全球化帶來的福利比比皆是。首先,人類的壽命更長了。除了戰亂國家,2000~2015年的人均壽命增幅之高實為少見;其次,全球貧困人口急劇下降,20世紀80年代還有44%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而到了2012年,這個數據已經下降至12%。
正在停滯的全球化
正如大部分關註全球化與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常年所警示的那樣,如果不改變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上引起的負面影響將反噬全球化的成果,甚至會造成全球化進程的停滯。
當下這一負面效應已經滲入政策層面,美歐民眾對諸如“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的多邊貿易的反對,令歐美政客集體轉向。從數據上來看也不樂觀: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也成為了二戰以來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報告中指出,從1945~2005年的60年間,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扮演了強力的經濟驅動角色。
與此同時,歷史上全球貿易曾經在1974~1978年、1980~1986年、2000~2004年出現停滯或下降,但是此次(2008~2016年)的停滯期最長。此外,外資的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同時世界範圍內外資的總額從2007年的19萬億美元峰值跌落到2014年的12萬億美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這是由於缺乏自由化進程以及許多小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催生的,除非全球能夠迅速通過TPP、TTIP等貿易協定,否則貿易停滯有可能延續至2020年。
然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也在報告中悲觀地提到,“考慮到目前對於自由化的懷疑,以及反對全球化的情緒,全球貿易增速重回6%、FDI年投資額實現每年20萬億美元的目標看起來很遙遠。”
沃爾夫認為,從貿易自由化和資本流動的停滯可以斷定,全球化進程正在停滯。盡管跨境資金流動的降低與這一輪金融危機催生的監管措施相關,不過總體而言,無論是排外情緒、貿易增速放緩還是一系列政治事件,都可以看到,對於全球化的政策支持在下降。沃爾夫提出,“最重要的是,西方民眾中的一些重要群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而實際收入的下降為此類懷疑提供了佐證。
當然,正如世貿組織(WTO)所客觀地指出,80%以上的工作崗位減少都是因為創新和生產率提高,貿易並不是主要的原因。然而,當發達國家中下階層“又焦慮又生氣”時,就已經不存在對貿易進行理性討論的氛圍了。
同樣關註不平等和貧窮議題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指出,如果不能照顧那些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富裕國家中受到全球化沖擊的人們,“那麽我想我們就處於很可怕的危險之中了。” 迪頓還強調,美國民粹主義類型候選人特朗普以及英國的“脫歐”投票,都是因為“沒有處理好全球化的結果”。
還有猛藥嗎
在米拉諾維奇看來,好的全球化是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階層過得更好。
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表示,他不反對全球化,但是反對新自由主義者在全球化中管控進程的方式。也就是,由於擔心反向激勵效應,政策制定者不願出臺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
另一方面,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講,拒絕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緣由也可能是由於金權政治,即政客習慣性地忽視中低收入群體的訴求,且富裕階層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較其他階層大,因此,遊戲規則從“一人一票”逐步轉向“一元一票”。
然而,在看著全球化停滯,或者重新審視富裕國家中低階層訴求的兩難選擇中,西方政客在橫跨2016~2017年的密集選舉中究竟要如何做出選擇?
目前看起來主流的選擇是,擁抱貿易保護情緒,先贏得選舉。這種選擇不僅在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身上都得到了高度統一,在2017年將先後面臨大選的德法候選人身上也不例外。德國社民黨領袖、副總理加布里爾在選情壓力之下,也屢屢出言反對TTIP;同樣,法國總統奧朗德也從今年4月起同TTIP拉開距離,他對TTIP的反對甚至比德國更激進。仍然堅持力挺TTIP的,僅有德國總理默克爾。
另一種更加長效的選擇是,政府改革社會福利,幹預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米拉諾維奇認為,可以通過提高稅收、增加社會轉移支付,對高技能勞動者相對多付出的部分進行再分配來實現。他曾提出,歐洲大陸國家推行了更為積極的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也遠低於美英等國,而在這方面,10年以來,得益於社會福利項目,諸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做得不錯。
斯蒂格利茨也在新書《改寫美國經濟規則》中指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疲軟現象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後果,如果我們要實現收入平等,就必須犧牲增長。絕對不是這樣的。”他指出,目前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只促進財富增長,卻不增加就業。只有收緊對美國最上層1%的人群的政策照顧,削弱金權政治,重新給予中產階級財產安全和就業機會,才能真正為美國鎖定更強勁的增長。
他希望從兩方面對美國實行改革:其一,懲治尋租行為,這意味著整頓美國的金融業,並進行一系列促進投資的稅務改革;其二,改革美國的各類機構,令其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包括大規模促進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提供更好質量的公共教育和基礎醫療,一切向羅斯福時代的“新經濟政策”看齊。
斯蒂格利茨的建議具有強烈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氣息。他本人目前也是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經濟顧問。他的建議是否有助於美國在大選後跳出全球化問題的三重悖論,令人拭目以待。
產權保護的頂層設計首次以中央名義出臺,民營企業吃下定心丸。
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意見》)指出,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改革,以制度化保障促進國有產權保護。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李曙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產權保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漫長的制度建設和體制完善,關鍵還是政策的執行和落地,需要各方積極落實,不要扯皮推諉。政府部門要提高產權保護的積極性,把保護每個公民合法產權作為政府的天職,提高社會公信力。
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產權
李曙光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產權保護是社會文明和法制水平的體現,反映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對提升社會信心、維護公平正義、增強各類經濟體的創新動力、建設誠信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具有積極意義,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意見》指出,國有產權由於所有者和代理人關系不夠清晰,存在內部人控制、關聯交易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利用公權力侵害私有產權、違法查封扣押凍結民營企業財產等現象時有發生;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侵權易發多發。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有效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增強人民群眾財產財富安全感。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銀溫泉表示,《意見》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下一步的行動指南。它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會堅決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所得、勞動成果。這樣就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吃下一顆定心丸。
由於歷史原因,存在一些法律制度對不同所有制產權保護不夠同等,對非公有產權保護弱於對公有特別是國有產權保護,某些地方政府對民營市場主體仍有偏見。一些民營企業憂心忡忡,甚至影響投資意願。民企也擔心在參與國有企業兼並重組中被扣上“侵占國有資產”的帽子。
對此,《意見》明確,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充分考慮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企業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的界限、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兼並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的界限,準確把握經濟違法行為入刑標準,準確認定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性質,防範刑事執法介入經濟糾紛,防止選擇性司法。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鄧旭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需要準確把握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犯罪的客體,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界限,將民事侵權與侵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程度區分開,避免將民事救濟可以完成的事項上升到公權力調整的高度。
鄧旭明表示,以知識產權為例,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往往都是知識產權民事侵權後果擴大化的結果,二者的界限就在於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是否達到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程度,需要避免司法的隨意性和選擇性。
國有產權保護有制度保障
《意見》明確,進一步明晰國有產權所有者和代理人關系,推動實現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現代化。完善國有資產交易方式,嚴格規範國有資產登記、轉讓、清算、退出等程序和交易行為,以制度化保障促進國有產權保護,防止內部人任意支配國有資產,切實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關於處理好國企股權多元化與國企產權保護之間的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在國有產權交易方面的要求和規定已經非常明確,只要嚴格按照政策體系的要求,依法合規,公開公正透明,按照市場定價、規範操作的基本原則開展,就不應輕易扣上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今年7月1日,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監督管理辦法》,旨在規範企業國有資產交易行為,加強監管,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是在國有混合所有制改革關鍵時期的一個重要政策,其對市場影響深遠。
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表示,國資流失的核心是沒有通過市場公平交易的方式轉讓、處置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流失有兩種,一種是交易性流失,就是在交易過程中不評估、低評估,隱蔽資產,還有一種是國有企業的投資存在嚴重的盲目性,一味想做大做強,造成體制性流失。
對於《意見》提出的嚴格規範國有資產的退出等程序,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這與清除僵屍企業有關,除了違法、貪汙腐敗等問題,國有資產不斷縮水也成為了國資流失的渠道之一,如果不健全僵屍企業退出機制,國有資產“自動流失”就不可避免。《意見》提出規範國有資產退出,將為我國繼續加大馬力清理僵屍企業奠定堅實基礎。
李錦還表示,目前國資部門對國企投資的監管很嚴,也已經有制度規定來保證監督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如果出現重大失誤要終身負責終身追責。
4樓提及
多年前有朋友去過佢d講坐
唔識既就嚇死 識既就笑死
8011是創業版的恒生 ....
6樓提及
哈哈哈哈
湯兄, 為何石油要好多錢做宣傳啊???
又不是賣xx , 為何要宣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