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廠汙染了河南的村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4-19/998986.html
河南省夏邑縣韓道口鎮範集、段莊、曹市園等多個村莊，與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僅隔一道土溝。隨著該園區內一些蓄電池廠、熒光粉廠、農藥廠的上馬，這幾個村莊飽受這些工廠所排廢氣、廢水汙染困擾，多年不得解決。“一步跨兩省”的這些村莊所受汙染，到底該歸哪里監管？問題何以長期存在？3月16日，大河報記者趕赴河南省夏邑縣、安徽省碭山縣進行了調查采訪。
河南省夏邑縣韓道口鎮範集、段莊、曹市園等多個村莊，與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僅隔一道土溝。隨著該園區內一些蓄電池廠、熒光粉廠、農藥廠的上馬，這幾個村莊飽受這些工廠所排廢氣、廢水汙染困擾，多年不得解決。
“一步跨兩省”的這些村莊所受汙染，到底該歸哪里監管？問題何以長期存在？3月16日，大河報記者趕赴河南省夏邑縣、安徽省碭山縣進行了調查采訪。
【村民投訴】遭“毒氣”“毒水”跨省汙染，多年不得解決
3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韓道口鎮範集村的多名村民向大河報反映說，自從鄰近的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內多家企業七八年前陸續投產以來，他們長期受到所排廢氣、廢水的侵染。
村民們說，他們的村莊與該工業園區相鄰，與園區內的熒光粉廠、蓄電池廠、農藥廠等多家企業的直線距離，最近大約只有500米。“廠里排放的廢氣味道刺鼻，就跟農藥味一樣，我們在下風頭經常捂著鼻子都咳嗽不斷，毒得很啊！”一位自稱擔心報複而不願透露姓名的村民代表說，這些工廠常年生產，廢氣廢水不斷，他們很多時候在家不敢開窗，呼吸道疾病發病率很高，且不容易醫治除根。
按照村民們的說法，除了這些廢氣，這些企業排放的廢水烏黑發臭，還常常飄著很多白沫，流到了兩省交界的土溝內，而土溝的西南方向，就是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韓道口鎮段莊、邊莊、範集、曹市園、範樓等多個村莊。“飲水井越打越深，往年一二十米的井水，現在已經不能喝了。”村民代表說，現在他們打的井，有的甚至超過百米，還是有怪味。
村民們說，為根除汙染，他們先後找到了安徽省碭山縣環保局、河南省夏邑縣環保局，但多年來，涉事的多家企業依然在生產，問題一直不得解決。
【記者探訪】安徽多個涉汙企業緊鄰省界，汙染殃及河南
就我省村民們反映的問題，大河報記者於3月16日下午趕到了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進行了走訪。
根據村民們指引，該工業園區神湖一路上一處大門有“安徽龍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鎦金大字的大院，就是距離他們最近、排放“毒氣”最嚴重的熒光粉廠。該公司門衛室墻上，還有一個“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銅牌。
公司多個巨大的車間內，機器轟隆隆響著，幾個金屬煙囪向空中冒著白煙。站在與該公司一溝之隔的範集村麥田地頭，該公司內部一座大型鋼結構車間屋檐下一字排開的四五臺大型鼓風機排出的氣體，確實讓人捂著鼻子還嗆得難受。值得註意的是，鼓風機排氣的下風口，正是我省夏邑縣韓道口鎮的幾個村莊。
與該公司相鄰的一處無名廠院內，兩個大型車間內，巨型的反應釜正在旺火加熱，工人們正在加工蓄電池部件。車間門口濃烈的化工氣味讓人同樣難以呼吸，一個金屬煙囪飄來的白煙，更是刺激異常。與該車間相鄰的另一個車間內，已經生產出的蓄電池堆積如山，部分已經包裝完畢。
該熒光粉廠、蓄電池廠前的土溝內，都有發臭的汙水，並流向河南地界內的農田。
除了這兩家企業，該工業園區的安徽長城生化有限公司也是村民們投訴的焦點。該公司大門口，可以聞到明顯的怪味，其大門前寬約四五米的溝內，發黑發臭的汙水帶，足有數百米遠，與河南麥田僅一路之隔。
【碭山環保】兩家園區企業確有汙染問題，已經查封
對於排汙問題，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及這家無名的蓄電池廠門衛人員均予以否認，並拒絕記者入內及采訪請求，只有安徽長城生化有限公司的一名蔣姓負責人回應了相關質疑。
“我們只是複配、分裝，不生產原藥，並不向外直接排汙，所有排放都完全達標。”蔣先生說，在複配、分裝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揮發一些氣體，但這個量很小，這也是他們公司僅有的汙染，不足以影響河南村民的身體健康。至於門前的汙水，是附近一些板材廠、木漿廠所排，只不過流經他們廠區，與他們無關。
就河南村民們的投訴，安徽省碭山縣環保局監察大隊多位負責人3月16日受訪時均表示，他們此前已進行了多次調查處理。
該大隊田姓大隊長出示了相關執法文書檔案後說，早在2014年，他們在調查取證、證實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及緊鄰的無名蓄電池廠存在汙染且未履行環評手續的情況下，向兩家單位下達了責令關閉通知書。2015年4月，該縣縣長辦公會還專門就這兩家單位存在的問題作出會議紀要，實施查封。
田大隊長說，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沒有履行環評手續，屬於違法生產。近旁的蓄電池廠由一名叫周衛明的個人投資，屬於典型的黑作坊。
至於河南村民反映的安徽長城生化有限公司排汙問題，田大隊長認為言過其實。他說，該公司不生產原藥，在複配過程中揮發的一些氣體，屬於無組織排放，不可避免，而且該公司有環評等相關完善手續。
【追問】查封之下，汙染企業為何還能照常生產？
安徽省工商局公開查詢資料顯示，經營範圍為“熒光材料生產銷售”的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11月，註冊資本200萬元，已於2015年10月13日被碭山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吊銷了營業執照。
值得註意的是，在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被吊銷之前不久，安徽龍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隨即成立，兩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為張宏霞。這個新的招牌，被村民們指為“換個馬甲，躲避監管”。
記者告知這兩家企業封而不死，仍在生產後，碭山縣環保局的多名負責人沒有明確回應，但感嘆說單靠環保部門監管難度大，比如他們前往這些企業調查處理時，曾受到企業方人員的暴力阻撓和攻擊，“相機都被摔壞了”。
夏邑縣環保局監察大隊有關負責人說，在接到該縣韓道口鎮村民反映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的排汙問題後，他們早就進行了調查，但在確定涉事企業位於安徽省境內後，他們因為沒有跨境執法的權限，感到很無奈。
在韓道口鎮多名村民眼中，他們都很不滿意碭山縣相關方面的監管，“光下文書，沒有實際行動，有啥用？”
碭山縣環保局監察大隊的多名負責人受訪時說他們已將案件移交至碭山縣警方處理，目前正在辦理移交手續。
特別提醒：如果我們使用了您的圖片，請作者與本站聯系索取稿酬。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現在本站，可聯系我們要求撤下您的作品。
每經網首頁
安徽銀監局：皖北銀行業信貸投放突破6000億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5-26/1008074.html
5月26日，安徽銀監局副局長袁成剛在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透露，截至目前，皖北地區的銀行業信貸投放突破6000億元，較2015年初增加1211億元，增長24.85%。
每經記者 朱丹丹
5月26日，安徽銀監局副局長袁成剛在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透露，截至目前，皖北地區的銀行業信貸投放突破6000億元，較2015年初增加1211億元，增長24.85%。
“2015年前，皖北地區部分縣域存貸款‘剪刀差’逐年增加，存貸比較全省平均水平低10~25個百分點。為改變這一現狀，2015年，安徽銀監局選定皖北地區的‘2市5縣’開展落實信貸資金回流監測工作，引導地方法人機構認真落實新增存款主要用於當地的信貸政策。”袁成剛坦言，這樣以來達到聚焦金融資源，堵“資金外流”之缺。
同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目前，皖北及大別山區的“兩權”抵押貸款累計發放100多筆，貸款余額突破1億元。
據了解，該區域的金寨縣是安徽省唯一被全國人大確定的“兩權”（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縣。
值得註意的是，皖北地區普遍存在金融產品單一、唯抵押、擔保至上等現象。
對此，袁成剛亦介紹到，安徽銀監局與政府有關部門聯合提出並推動實施“4321政銀擔合作模式”，組織開展金融幫扶小微企業活動，引導銀行業機構結合地區經濟社會特點開發適合企業、農戶需求的金融產品，著力打破貸款投放“腸梗阻”，促進金融血液流向經濟末梢，推動金融活水更好地澆灌“三農”和小微企業。
如需轉載請與《每日經濟新聞》報社聯系。
未經《每日經濟新聞》報社授權，嚴禁轉載或鏡像，違者必究。
版權合作及網站合作電話：021-60900099轉688讀者熱線：4008890008
每經訂報電話:
北京：010-58528501
上海：021-61283003
深圳：0755-83520159
成都：028-86516389 或 028-86740011
廣州：020-89660257
特別提醒：如果我們使用了您的圖片，請作者與本站聯系索取稿酬。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現在本站，可聯系我們要求撤下您的作品。
每經網首頁
藍皮書：安徽省農村“空心化”現象愈發嚴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223.html
人口空心化、服務空心化、民主空心化、心理空心化，25日發布的《安徽藍皮書：安徽社會發展報告(2016)》認為，安徽省城鄉發展差距明顯，農村空心化亟須治理。
安徽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該藍皮書。藍皮書稱，當前，安徽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主要體現在經濟下行形勢嚴峻，文化建設尚有差距，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社會矛盾糾紛頻出，就業、養老壓力加大，對外開放水平較低等。
藍皮書稱，受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社會體制影響，安徽省城市和農村發展差距非常明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3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21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近2.5倍。2014年安徽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6107元，農村僅為7981元，差距仍然十分明顯。
安徽藍皮書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安徽在教育資源、醫療衛生資源、社會保障、人居環境等方面，雖然近年來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不斷實施，但是城鄉差距仍然非常明顯。
教育方面，農村學校基礎設施落後、教師流失、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等限制了農村教育的發展，造成城鄉教育的差距;醫療方面，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二元分化，農村醫療衛生人力資源缺乏、鄉村醫生待遇差等問題仍然存在，是造成城鄉醫療差距的主要原因;城鄉人居環境方面，部分農村地區白色垃圾泛濫、村莊綠化缺失、生活汙水橫流，居住環境不容樂觀。
藍皮書介紹，2015年底，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5%。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2014年全省外出農民工總量超過1800萬人，跨省外出務工現象也很突出。“六普”數據顯示，安徽省戶籍人口為6862.0萬人，全省常住人口為5950.1萬人，凈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數為911.9萬。
“安徽省農村‘空心化’現象愈發嚴重。”藍皮書說，農村空心化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主要體現為：一是人口空心化，大量有知識、懂技術的農業勞動力流失，造成農業發展“後繼無人”;二是服務空心化，農村留守群體的社會救助缺失，留守老人養老、醫療和留守兒童情感、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突出;三是民主空心化，農村空心化造成村民自治虛弱，村民選舉參與度低，農村幹部素質降低;四是心理空心化，家庭親情紐帶斷裂。
藍皮書說，此外，農村空心化還加劇了農村治安環境差、農村文化衰敗等問題。農村成為社會問題的高發地區，農村空心化亟須治理。
課題組建議，加強社區自治建設，完善社區的公共服務職能。要減少社區的行政化色彩，建立社區公共事務的準入制度，減少社區臺賬，壓縮各種評比、考核。社區應該著手改善如養老、救濟、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改進居民的社區參與方式。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培養起居民的社區主人翁意識，建立居民社區參與的激勵機制。特別是激勵促進外來人口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同時，推進社區文化建設和組織建設。建立社區社會組織，推動社區居民互助、社區誌願者和社區公益活動發展等，重建熟人社會的互幫互助傳統。推進社區物業管理。探索建立居委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的三方聯席會議機制，明確分工，各司其職。
成立16個月 安徽霍邱農商行不良、關註貸款占比高達18%
不良貸款、關註貸款占比逼近20%大關，盈利指標全面下滑，沈潛在金融體系毛細血管中的眾多農村商業銀行，正在迎來艱難時刻。
位於中部地區的安徽霍邱農商行正是這樣的樣本。根據該行此前披露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不良貸款、關註類貸款總量，已經占到該行同期貸款余額的17.7%左右。同時，該行營業收入、利息收入等指標卻在大幅下滑，作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該行2015年的利息收入同比下降25%，傭金及手續費收入更是虧損721萬元。
然而，霍邱農商行的例子並非鮮見。同樣處於中部的江西，以及沿海發達地區的山東，都出現了類似情形。更早些時候，2013年，江蘇一家農商行營業利潤甚至出現了虧損。
“農商行經營情況不好，有自身原因，也有人才、歷史遺留和經營環境的因素。”銀行業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如果關註類貸款劣變、經營環境繼續惡化，很多農商行的處境將會更加糟糕。若要改變這種局面，為今之計，唯有從自身的管理、業務層面尋求突破。
不良、關註貸款占比接近18%
霍邱農商行日前公布的2015年信息披露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底，該行不良貸款余額共計2.32億元，比去年底上升9192.63萬元;不良貸款率達到4.64%，同比上升達1.4個百分點。
根據信息披露報告數據，霍邱農商行不良貸款主要來自可疑類貸款，截至去年底的余額為1.98億元，在該行全部貸款中約占3.96%;其次為次級類貸款，余額為3406萬元，占比約為0.68%，而損失類貸款余額則為零。
霍邱農商行是一家年輕的農商行。這家成立於2015年3月的銀行，位於安徽西部地區六安市，是一家縣級農商行。截至去年底，該行註冊資本4.32億元，共設有53個分支機構，員工561人，總資產95.71億元，存、貸款余額86.9億元、49.9億元，霍邱是當地最大的銀行業金融機構。
霍邱農商行的情況，在全國農商行群體中並非罕見。《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數十家農商行數據發現，在此之前，不良率高達10%以上甚至接近30%的情況早已出現。公開信息顯示，早在2013年底，江蘇連雲港東方農商行的不良貸款規模高達20.56億元，不良率達到驚人的26.76%，資本充足率更是跌至-4.56%。
由於不良貸款受到強烈關註，從2014年開始，包括連雲港東方農商行在內，數家不良貸款率高企的農商行，已經連續兩年沒有披露年報數據。而值得註意的是，霍邱農商行在披露了2015年數據的農商行中，不良貸款雖非最為嚴重，但反彈速度卻頗為驚人，不良貸款余額、不良率同比分別增長高達65.56%、34%。
而這還是該行大力清收的結果。霍邱農商行表示，該行專門制定了2015年不良貸款清收、化解實施方案，並明確經營單位全年不良貸款清收任務，並按月通報清收完成進度。不過，該行沒有披露去年清收不良貸款的金額。
從成立到出現不良貸款大幅反彈，霍邱農商行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而為籌建該行，當地此前在不良貸款處置方面下了大量功夫。根據媒體2014年7月公開報道，為籌建霍邱農商行，當地曾在2014年清收該行前身不良貸款1.32億元，通過核銷、政府收購和溢價發行置換壓降不良貸款6.61億元，並通過溢價募集股本購置不良貸款1.2億元。
上述問題還不是最嚴重的。相較於不良貸款，該行關註類貸款的情況更為嚴峻，而且遠超同期其他農商行的水平。截至去年底，不良貸款及關註類貸款兩者合計在全部貸款中的占比，已經達到17.7%左右。不良貸款與關註類貸款的比例，已經也出現嚴重倒掛。
根據霍邱農商行披露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該行關註類貸款余額高達6.57億元，在全部貸款中的占比達到13%以上。相當於其同期全部新增貸款規模。2015年，該行新增貸款6.63億元，同比增長15.3%。
大量被劃分到關註類的貸款，已經對該行資產質量安全形成重大威脅。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該行的正常貸款余額為41億元，在全部貸款中的占比僅為82.3%左右。
“關註類貸款是銀行資產質量的先行指標，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不良貸款，關註類貸款比例這麽高，隨時都會沖擊這家銀行的資產質量。”華南某農商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關註類貸款遷徙率也能反映未來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變動，盡管整個銀行業關註類貸款都居高不下，但如此之高的比例仍然頗為罕見。
凈利潤大幅下滑
關註類貸款存量規模、占比，與同期不良貸款形成嚴重倒掛，也對不良貸款數據真實性提出了疑問。
根據霍邱農商行披露數據，截至去年底，其關註類貸款余額6.57億元，而不良貸款余額為2.32億元，前者規模已經是後者的2.83倍左右。而從占比來看，該行關註類貸款占比也達到不良率4.64%的2.8倍左右。
這樣的比例遠超整個銀行業同期水平。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商業銀行不良率為1.67%，關註類貸款占比為3.79%，兩者比例約為1:2.27。即便如此，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真實性，此前也已飽受質疑。
在農商行中，關註類貸款遠超不良貸款，已成為普遍現象。根據江西蘆溪農商行披露，截至2015年底，該行關註類貸款、不良貸款合計占比10.07%，其中不良貸款為3.29%，而關註類貸款卻高達6.76%,達到前者的2倍以上。此外，山東榮成農商行披露其2014年、2015年的不良貸款分別為2.04億元、2.78億元，不良率分別為1.44%、1.98%，但僅2015年清收的不良貸款就達4.22億元，同比猛增422.88%。
“僅僅關註五級分類體系下的不良貸款、不良率並不合理，各家銀行對不良貸款認定的標準不同，不良貸款存在很大註水空間。”一位中小銀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事實上，將關註類貸款作為隱藏不良貸款的工具，已經是業內公開的秘密。
在農商行，關註類貸款嚴重高於不良貸款，亦有監管指標的因素。據業內人士介紹，根據銀監會規定，農商行的不良率不得高於5%。而霍邱農商行4.64%的不良率已經逼近監管上限，剩余騰挪空間不多。若加上已經清收的不良貸款，山東榮成農商行去年的不良率其實已經達到5%的監管上限。
“農商行不良率高，很大程度與歷史遺留問題有關，也有一定客觀性。但監管指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為了滿足監管要求，就只能在報表上下功夫，包括將部分已逾期或實質成為不良的貸款，放到關註類里面。”上述華南農商行人士說，農商行的上述情況，並不是完全因為其自身經營，由於經營地域限制，其客戶群體相對單一，外部經濟環境一旦變化，就會對其資產質量、經營造成重大影響，上述幾家農商行的情況，就與當地經濟環境有一定關系。
對於農商行這一群體來說，面臨的挑戰還不僅僅是不良貸款，不少農商行營業收入、利潤都已開始大幅下滑，霍邱農商行同樣如此。數據顯示，該行2015年實現利潤總額8122.48萬元，比上年增加2132.25萬元，增幅35.6%。但全年5.38億元的總收入，卻比上年下降了2860.96萬元，降幅5.04%。
2015年，霍邱農商行的營業收入、利息收入、中間業務收入等盈利能力指標，都出現了大幅下降。其中，營業收入3.04億元，比上年的3.78億元減少7400萬元，降幅約20%;利息凈收入3.03億元，比上年減少7700萬元，降幅超過25%;利息收入5.17億元，同比亦減少4600萬元左右，降幅9%;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則虧損721萬元，同比多虧507萬元。
“不良貸款和盈利變化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關註類貸款劣變，營業收入又繼續下降，盈利將會成為一個大問題。”上述中小銀行人士說，雖然不少商業銀行已經出現了營業收入、利潤雙重下降的局面，但農商行體量更小，受到的沖擊可能會更為嚴重。這也客觀上要求農商行等中小銀行，必須在業務、經營層面實現新的突破。
安徽原副省長楊振超、四川原副省長李成雲被開除黨籍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安徽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楊振超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楊振超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接受宴請，公款旅遊；違反組織紀律，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組織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涉嫌貪汙犯罪，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涉嫌受賄犯罪；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涉嫌濫用職權犯罪。
楊振超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楊振超開除黨籍處分；由監察部報國務院批準，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四川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李成雲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四川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李成雲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李成雲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違反組織紀律，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反廉潔紀律，違規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涉嫌受賄犯罪；在國有企業改制中違規決策，涉嫌濫用職權犯罪。
李成雲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李成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安徽省合肥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慶軍涉嚴重違紀被查
7月30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合肥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慶軍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張慶軍簡歷：
張慶軍，男，1964年3月出生，漢族，籍貫安徽淮北，1985年8月參加工作，198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學歷，管理學碩士。
1981年9月-1985年8月複旦大學管理科學系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1985年8月-1996年3月安徽省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工作人員，安徽省計劃委員會綜合處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安徽省計劃委員會培訓中心副主任(副處級)(其間：1992年10月-1995年4月蕪湖市政府辦公室秘書);
1996年3月-1998年10月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助理調研員、調研員、綜合調研室副主任(正處級);
1998年10月-2001年6月銅陵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2001年6月-2004年6月中共銅陵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長、黨組副書記;
2004年6月-2004年8月中共銅陵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副市長、代市長、黨組書記;
2004年8月-2007年4月中共銅陵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
2007年4月-2011年9月安徽省國土資源廳廳長、黨組書記;
2011年9月-2012年1月中共合肥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副市長、代市長、黨組書記;
2012年1月任中共合肥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其間：2005年9月-2012年3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管理專業學習，獲管理學碩士學位)。
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八屆、九屆省委委員。(簡歷摘自中國合肥門戶網站)
“國進民退”擔保業過冬 寄望“安徽模式”脫困
“廣州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現在有業務做的勉勉強強有一二十家，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很難生存。很多擔保公司停業、歇業，即使沒有被摘牌也不做業務了，人走樓空，僅剩下一張招牌掛在那里。”昨日，廣東信用擔保業協會執行會長、廣東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銀達擔保集團董事長李思聰對《第一財經日報》感慨，近兩年經濟下行，再加上許多銀行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擔保業很多同行已經斷炊。
而目前被國務院發文推廣的“安徽模式”，則被很多擔保業人士視為解救行業於困境的最有效途徑。
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急劇縮減
今年7月下旬，因近半年均未開展融資性擔保業務，不具備換發《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的資格，廣州市有4家融資擔保公司退出融資擔保市場。其中，有2家公司被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公示“融資性在保余額0萬元，在保戶數0戶，訴訟保全在保余額0萬元，連續6個月內無新增擔保業務。”
此外，去年11月，有5家融資擔保公司被撤銷經營許可。實際上，從2013年以來便陸續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退市的情況發生，致使廣州市融資性擔保公司從以前的100家左右急劇萎縮至目前的42家。
“這些退市的，很多是因為沒有業務做，還有一些是因為業務違規被摘牌，比如幫關聯公司套取銀行貸款，但現在這種違規也不多了，因為相當多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拿不到銀行授信，想套錢也套不了。目前一些民營的融資性擔保公司轉去做非融資性擔保了。”另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說。
擔保業窘困到如此地步，除了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之外，還與銀行普遍只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有很大關系，拿不到銀行授信的民營擔保公司只能就此歇業。
上述人士對本報說：“目前在廣州市場上，工行是一刀切，不與任何擔保公司合作;農行采取逐步退出合作的策略，雖然給部分擔保公司授信，但實際銀擔業務是不批的;招行也是內部整頓逐步退出的態勢。還有一些銀行雖然不一刀切，但選擇只與國有擔保公司合作。廣州市場上就只有4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你想想民營擔保公司能活成什麽樣子?”
銀行只願意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多是考慮其有政府背景和財政兜底，且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業務上更謹慎，使得風險更可控一些。
銀達是廣東實力數一數二的老牌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廣州市去年新增擔保額也就100億元，我們都占了一半了，即使這樣，我們的業務量還是略有下降，代償率也略有上升。你想其他同行會好到哪里？”李思聰介紹，因經濟形勢不好，從去年到今年，廣東省內擔保業務代償率實際上已高達3%-5%。
國有擔保授信使用率低
政府在財政上給與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更多支持，銀行在授信上也優先選擇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這讓近幾年整個擔保行業呈現出“國進民退”的局面。
事實上，現在很多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處於“錢多花不出去”的狀態，授信使用率遠低於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
“我們的銀行授信根本用不完，在2010年頂峰時期，我們的銀行授信額有五六十億，但只用了10億元額度。今年我們有三四十億的授信，目前只用了1/10左右。”昨日，一位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人士對本報說，有時候去銀行辦業務，會碰到銀行客戶經理將客戶介紹給該公司的事情，“原因是銀達的額度已經用滿了。”
“受制於國企風格和體制，國有擔保公司的業務市場化程度不高，很多業務沒法兒做，決策效率脫離市場，業務開展以免責為前提，害怕承擔風險。其實政府財政資金大都投向了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但並沒有帶來多少市場增量。”另一位民營擔保業內人士對本報說，廣州某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每年能獲得幾百萬元政府補貼，而從去年開始，民營擔保公司的貼補卻被取消了。
“今年廣東財政劃撥了幾十億給幾家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在全省建立擔保體系。但依然是上述老問題，不市場化，就新增不了多少業務。”上述民營擔保人士說，只有提高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市場化程度，才能更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寄望“安徽模式”
就在苦熬這種看不到盡頭的寒冬的時候，近期擔保業似乎看到了一絲光明。
據安徽省信用擔保協會網站消息，日前，國務院融資擔保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了《關於學習借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的通知》(融資擔保辦通〔2016〕2號，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融資擔保機構監管部門開展借鑒學習安徽擔保經驗、推進政銀擔風險分擔機制建設工作。
“安徽模式”的核心是改變由融資擔保公司承擔全額代償風險的傳統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銀行，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其具體做法是，對單戶2000萬元以下的貸款擔保業務，由融資擔保公司、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銀行、當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擔風險責任，即“4321”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經測算，新模式下政府投入1億元財政資金可撬動100億元貸款註入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銀行信貸風險敞口較自主發放貸款下降80%，融資擔保公司承受能力提升2.5倍。
安徽模式的一大好處是，讓目前手握“重金”的國有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資金有處可去，讓拿不到銀行授信，沒活兒可幹的民營擔保公司活起來，以此幫助擔保業撐過寒冬並穩定發展。
“我認為安徽的模式是好的，我們觀察了一下，一是量上來了，二是銀行看到擔保和政府承擔了大部分風險責任，風險被分散，也樂於參與。三是，政府參與還能推薦一些好的項目進來。”李思聰說。
事實上，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在去年也創新了一種與“安徽模式”極其相似的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與擔保公司共同分擔風險，區別只是沒有引入銀行。
“禪城模式是擔保公司承擔45%、再擔保公司承擔25%，當地政府成立的技改基金承擔20%-25%，我們的佛山公司都簽約加入了。禪城模式並不要銀行承擔一點風險，只要你給我業務做就好了。”李思聰介紹說。
李思聰認為，安徽和禪城的做法是當前真正能發展擔保業、支持小微企業的最有效模式。“一是把最具公信力的政府資源加入進來了，二是銀行樂意，三是擔保公司風險承擔小了，積極性提高;四是再擔保公司背後的財政資金也找到了資產標的。這是最容易落地和切合市場的做法。”而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政府一定要引導，擺出姿態。
安徽業界也是同樣的看法。《通知》明確指出，安徽在發展融資擔保的實踐中主要有五方面經驗和做法值得認真學習和借鑒。其中，政府重視是關鍵，舍得投入是保障。
人事調整：李國英任安徽省副省長、代理省長（圖）
9月1日上午，安徽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上，通過關於接受王學軍辭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職務請求的決定、李錦斌辭去省人民政府省長職務請求的決定。
決定任命李國英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決定李國英代理省長。
8月29日，安徽省省長李錦斌升任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2015年6月擔任安徽省省長。
李國英
李國英簡歷
李國英，男，漢族，1963年12月生，河南禹州人，1988年8月入黨，華北水利水電學院水利水電工程建築專業畢業，中央黨校哲學專業在職研究生畢業，東北師範大學環境科學專業在職博士研究生畢業，理學博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1980.08——1984.07，華北水利水電學院水利水電工程建築專業學習
1984.07——1987.03，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處技術員
1987.03——1991.05，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處一室副主任、綜合規劃室主任
1991.05——1992.08，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一處副處長
1992.08——1994.05，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一處處長
1994.05——1995.05，水利部總工程師助理
1995.05——1995.10，水利部副總工程師
1995.10——1997.05，水利部副總工程師兼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建設管理局副局長、黨委委員
1997.05——1998.09，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兼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建設管理局副局長、黨委委員
1998.09——1999.05，水利部總工程師
1999.05——1999.08，黑龍江省水利廳黨組書記
1999.08——2001.05，黑龍江省水利廳廳長、黨組書記
2001.05——2011.03，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副部長級)
2011.03——2015.08，水利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2015.08——2016.09，安徽省委副書記
2016.09，安徽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
是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住建部通報工程建設保證金清理情況 安徽退還最多
9月5日，從住建部網站獲悉，住建部日前通報各地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有關工作情況。數據顯示，天津、浙江等6省、直轄市工作進展較快，已向有關企業退還保證金。其中，安徽等3省退還各類保證金數額較高。
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和《住房城鄉建設部 財政部關於切實做好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有關工作的通知》部署，截至8月26日，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向住房城鄉建設部報送了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有關工作的進展情況。
根據各地上報數據，天津、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省、直轄市工作進展較快，均已向有關企業退還保證金。其中，安徽、浙江、湖北3省退還各類保證金數額較高，分別為23810萬元、21011萬元、10936萬元;安徽、浙江兩省退還保證金涉及企業最多，分別為3514家、2810家。
根據初步統計，各地共清理出有關部門或建設單位未按時返還和超額收取(預留)的投標、履約、工程質量和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共計75023萬元，涉及企業4128家、項目4308個，目前已累計返還企業26669萬元。各地還清理出應取消的保證金共計164784萬元，涉及企業4409家、項目3515個，退還32259萬元。
住房城鄉建設部要求各地提高工作效率，繼續深入抓好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清理規範工作。對相關工作開展不力的地區，將列入重點督察範圍。
安徽食藥監：審批查三權分離 把權利關在籠子里
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執行之後，各省都在探索食品安全監管的最有效方式。在此輪食藥監體制的改革中，安徽省食藥監局在全國率先把食藥的“審批查”進行了三權分離式改革。
審批查三權分離
“過去技術審評、行政審批、監管查處集中在業務科室，企業為了拿到許可，常會出現找人送禮。現在不用了，你都找不到送給誰，因為審的人不批，批的人不審，審批完了，後面督查的人查了如果不合格，前面兩道程序也要負責任，或停職、或警告。”安徽省食藥監局局長徐恒秋在接受國家食藥監總局走基層媒體團采訪時表示。
自2014年1月1日起，安徽省就已經展開這項改革，把“審”的事項交給技術審評機構，把“批”的工作交由政務窗口，把“查”的職責交給職能處室，三個環節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相互配合，並配套建立了網上審批系統，實行“陽光審批”，大大提高了審批效能，規避了廉政風險。
徐恒秋表示，在行政管理過程中“重審批輕監管”、“以批代管”、“批而不管”的情況時有發生，個別企業一旦通過了相關審查或認證，由於後續監管工作跟不上，很快就回到審批認證前的狀況，食品藥品生產經營中的安全隱患大量存在。同時，一些審批項目“審”“批”“查”在一個部門完成，不僅工作壓力大，也影響了工作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且容易鉆制度的“空子”。
“三權分離不僅把權利關在籠子里，杜絕潛規則，同時改革釋放了大量監管力量，促進職能處室聚焦政策研究、日常監管和稽查執法，防止了‘重審批、輕監管’導致的監管弱化問題。改革後雖然重視事中、事後監管，但是也不能忽略事前監管，這道關仍然要把住，因為食品和藥品都是入口的，如果出來問題再追究就晚了。”徐恒秋表示。
看似簡單的三權分離，卻激活了安徽省全鏈條監管的整個棋局。
留下監管痕跡
與改革配套的便是監管“四化”的建設以及人才隊伍的組建，為全鏈條監管打牢基礎。
安徽全省有50多萬監管對象，現有1萬多人的監管隊伍，明顯不能滿足監管工作需要的實際。“而且我們省執行的是工商、質檢、食藥隊伍三合一，有三個‘婆婆’，我必須要當最大的婆婆。現在機構里食品藥品監管的任務占了監管隊伍工作的60%以上。”徐恒秋表示。
徐恒秋還表示，“這支隊伍多數是老工商人，開始時他們不會幹也不想幹，甚至不認可食藥，不過沒關系，你們不認我可以，但是我認你們。所以，我們進行了強力培訓，我親自上陣，18次培訓班，我自己講了一半以上。”
除了培訓之外，徐恒秋對這支隊伍進行了“六統一”：統一掛牌、統一印章、統一服裝、統一標識標牌、統一執法文書、統一任命人員。
在隊伍組建成功之後，安徽省著手用最少的人做到最好的監管，這就要靠創新監管方式。安徽已在全省全面推行覆蓋食品藥品監管全品種、全環節的風險分級管理制度，旨在通過對食品藥品企業或單位的產品情況、質量安全管控情況和信用情況等風險要素進行定期評估，按照風險高低評定等級，實施分級監管，使高風險企業受檢查多，低風險企業受檢查少，提高監管的精準性和有效性，把有限的監管資源用在刀刃上。
結合實際，安徽相繼制定出臺了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監管工作指導意見、食品生產企業約談制度、“雙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制度、食品藥品事中事後監管細則、食品藥品行政處罰、行政強制適用規則及裁量基準等幾十項制度規範，為監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我們在重視事前監管的同時，更加大了事中和事後的監管力度和頻次，通過國家抽檢和省抽檢，以及基層的快檢，進行風險監管。抽檢是導向性抽檢，過去是選擇大超市，現在是一大兩小，一個是大市場、一個是小作坊和小餐飲。我給我們的執法人員一人配備了一臺IPAD，通過GPS定位，可以定位我們的監管人員是否去了監管現場，而且方便把監管信息時時上傳。”徐恒秋表示。
徐恒秋的這一痕跡監管模式，有效解決了過去監管信息造假的現象。目前，安徽省通過食品安全電子追溯平臺、食品安全抽檢監測系統等，實現監管重心下移，責任到人，確保監管無空擋，監管痕跡化建設更要求監管執法行為留下真實的痕跡，形成規範化監管檔案。
徐恒秋搭建的這個監管模式系統每年需要要投入1個億，在她的計劃中，三年3個億，一定要完成這項任務。
“吹哨人”制度
2014年，安徽省食藥監局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了“吹哨人”制度。所謂“吹哨人”制度(也叫“吹哨人法案”)，就是知情人士的爆料制度，而知情人往往又是內部人，作為知情人能夠盡早發現問題，吹響哨聲，大幅度降低監管成本。而對不遵紀守法的企業則可起到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作用。
“我們發動所有食品生產和餐飲企業員工參與到食品安全監督活動中來，呼籲內部人員舉報企業使用地溝油、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質、濫用添加劑、使用過期偽劣食品原料等不法生產行為。只要查實，食品藥品監督部門將給予獎勵，並且對舉報人身份保密。”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食品生產監管處處長仲炎表示。
仲炎介紹稱，此前，安徽蚌埠市有一處加工紅腸的小作坊，為了讓加工出來的紅腸顏色紅亮，保鮮時間長，小作坊廠長石某父子超標添加亞硝酸鹽。這一幕被一位員工發現，他擔心這種紅腸危害消費者健康，反複考慮後，撥打了12331食品藥品投訴舉報熱線，並向監管人員提供了自己偷拍的照片作為證據。後經執法人員化驗，發現其生產中添加的亞硝酸鹽超出國家標準10倍以上。
仲炎介紹說，內部舉報人有嚴格的保密措施。“從接到舉報信息到獎金發放，只有負責查處案件的食品藥品監管局工作人員跟舉報人單線聯系，包括分管查處工作的上級領導在內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舉報人是誰，減少暴露的可能性。”
目前，中國尚無任何法律可以保護“吹哨人”。雖然截止到現在，安徽未發生過舉報人被企業發現後打擊報複的情況。但是仲炎仍迫切希望能出臺相關法律，“這個漏洞不補上，就會容易發生吹哨人被報複。”
據仲炎介紹，去年，全國人大就新《食品安全法》向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征求意見，他們就曾對內部舉報人的法律保護問題提出建議。“像美國有《證人保護法》，對舉報人人身安全法律保護以及就業安置、補償等多個方面作出了界定。但我們國家還沒有這方面的法律。所以當時我們呼籲全國人大盡早出臺《證人保護法》，以保護舉報人人身安全。”目前他得到的回複是，我國證人保護法的立法尚未列入議事日程。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