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高的服裝和鞋履質量就一定過關了麽?北京市工商局日前針對消費者對服裝、鞋類商品的投訴情況，對北京92家經銷單位銷售的服裝、鞋類商品進行抽查檢驗的結果顯示，共有95種商品不符合國家相關標準，其中售價千元以上的商品共計66種，占全部不合格商品的近70%;服裝領域這一數字更是高達81%。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古馳(Gucci)、愛馬仕(Hermès)、雨果博斯(HUGO BOSS)、普拉達(PRADA)、博柏利(Burberry)、芬迪(FENDI)、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邁克爾高司(MICHAEL KORS)等奢侈、時尚品牌赫然在列，這些產品不合格項目主要包括纖維含量、含絨量、絨子含量、充絨量、耐水色牢度、耐酸汗漬色牢度、耐堿汗漬色牢度、起毛起球等等。

其中，標稱生產單位為普拉達時裝商業(上海)有限公司，標稱批號為“290696 Q04 F0244 S142 68”的羽絨服不合格項目為“羽絨品類、清潔度”;標稱生產單位為愛馬仕(上海)商貿有限公司，標稱批號為“447305HA82LA”的男式針織套頭衫，標稱經銷商為克麗絲汀迪奧商業(上海)有限公司，標稱批號為“4H21510QL166”的上衣，不合格項目均為“纖維含量”;標稱生產單位為古馳(中國)貿易有限公司的，標稱批號為“805853834 356076 Z6810 1054” 男式上衣，不合格項目為“耐水色牢度、耐酸汗漬色牢度、耐堿汗漬色牢度、起毛起球”等。

以出現最多問題的“纖維含量”為例，記者了解到，纖維成分含量是紡織產品的主要品質指標，纖維含量的標註是企業向消費者傳達產品原料成份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企業向消費者做出的承諾和明示擔保。對於消費者而言，纖維含量是了解選購的服裝材料和性能的依據。

而耐水色牢度、耐酸汗漬色牢度、耐堿汗漬色不合格等引起的染色牢度差的服裝，遇到水、汗漬或唾液時，顏料容易脫落褪色，顏料中的染料分子和重金屬離子可能會被皮膚吸收，危害人體健康。

記者就此聯系古馳、愛馬仕、雨果博斯等品牌，截至發稿前，這些品牌大都表示還在了解相關信息中，暫時沒有答複。北京市工商局稱，已要求涉及的生產企業和經銷單位采取措施防範不合格商品再次流入本市市場，並表示，將對不合格商品追根溯源，嚴查進銷貨渠道。

這不是這些奢侈品大牌第一次在中國被發現質量問題。國家質檢總局網站曾發布2014年8月進口不合格工業產品信息顯示，一批次法國產香奈兒(CHANEL)針織女式連衣裙PH值不合格、一批次意大利產芬迪(FENDI)女士手鐲鉛含量超標、一批次意大利產古馳(GUCCI)女式T恤色牢度不合格被退運。

就在幾周前，香奈兒、古馳等一些國際奢侈品牌調價或打折時，其中國多地門店門口都排起了長隊，大多數商品打完折後，售價依然在上千元至上萬元，中國消費者對這些國際奢侈品牌的熱情似乎沒有隨著消費環境變化而消退。

可是為什麽這些品牌的產品售價不菲，但有些鞋服的質量還不能得到保障呢?

“高價格不一定代表是高質量的產品，兩者之間沒有必然性。”上海東華大學紡織學院的一位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纖維含量、含絨量、絨子含量、充絨量、耐水色牢度、耐酸汗漬色牢度、耐堿汗漬色牢度、起毛起球等指標反映的都是服裝產品的質量，但是這些指標如耐酸汗漬色牢度短暫時間內看不出，或者如羽絨服充絨量消費者無法測量出，所以生產者有可乘之機。

“對於一些奢侈品牌來說，原材料成本占到其商品價格的很小一部分，而其成本相當部分放在了品牌推廣等方面，出現產品類似質量問題，有可能是品牌對生產商壓的價格太低，品牌溢價大都被品牌方獲得。”上述教授對記者表示。

對於上述時尚、奢侈品牌也出現的質量問題，品牌營銷專家李光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需要看這些品牌的產品是在哪里生產的。中國消費者願意到國外購買奢侈品的原因，除了存在“價格差別”，還可能存在“質量差異”。一些國際奢侈品牌、時尚品牌會在中國、東南亞、東歐或者南美等地代工生產，如果品牌不能較好的掌控供應鏈，出現同品牌不同質量的問題也不奇怪。

此外，一些奢侈品牌近年來快速推進銷售網絡，加大營銷力度擴張市場占有率，導致了產品需求量的不斷加大，一些原本宣稱出自於傳統手工坊的品牌，成了工廠中流水線的產品，質量把控就很難做到精益求精。

這可以算是中國人追尋美國夢的經典故事：一個移民家庭在聖地亞哥做著成功的生意，並在一個安靜並且擁有好學校的街區購買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

這樣的描述不會讓你想到，這個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名遭到包括Gucci和LV在內的8大奢侈品牌起訴、並欠香奈兒公司690萬美元賠償金的假貨販子。

許婷（音譯），現年45歲，住在美國聖地亞哥的一棟棕色的木瓦房子里。她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主角。上述的起訴和賠償案都沒有阻攔她成功拿到美國綠卡，並在當地享受舒適的郊區生活。

紐約城管：把你的假貨收起來！

中國並不是唯一受到假貨問題困擾的國家。大部分的假貨產自中國，卻銷售在美國。造假和毒品走私或洗錢相比自然不是同等水平，也很少受到刑事犯罪的起訴。由於與中國的法律缺乏合作，造假者很容易將他們賺得的錢轉移出西方法律管控到的範圍之外，美國政府也因此而很難根除制假頭目。只要造假者能在監獄之外並有辦法保住自己的利潤，消費者也會繼續購買，那麽假貨的生意就能一如既往地火爆。

盡管公司在品牌保護上花費數百萬美元，最終卻往往會像“打鼴鼠”的遊戲那樣收場：關停幾家假貨生產商和經銷商，又眼睜睜地看到更多造假者迅速冒出來。

因涉嫌銷售假冒奢侈品而收到法院傳票的許婷始終拒絕在法庭上露面。相反的，在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獲得統計學碩士學位的她卻幫助她的家庭總共將89萬美元轉移回了中國，並與丈夫在美國當地購買了一套價值58.5萬美元的房子。

“有一百萬種方法可以鉆這個系統的空子。”在香港Simone IP Services公司任知識產權律師的普雷恩（Dan Plane）並不參與對許婷的訴訟，在他看來，“也許唯一能阻止她的就是等她去世——可能是在一個休閑的海島上或某個旅遊勝地——又或者她因其他原因被逮捕了。”

地球人已經無法阻止

在謊言編織的造假網站上——假姓名、假地址、假的互聯網域名，只有一件事始終是真實的：他們的銀行帳戶信息。

需要得到報酬是販假者的致命缺陷，而許婷的銀行賬戶則是她“鎧甲”上的第一條裂縫。

許婷的法律糾紛始於2008年，當時加州的聯邦法官下令許婷支付因在線銷售假冒產品而給香奈兒公司造成的690萬美元賠償金。然而，據香奈兒發言人淑樂兒（Kathrin Schurrer）稱，至今許婷都沒有給付這筆賠償金。

“香奈兒最重要的一點是真正制止了假冒行為，這是我們成功做到的。”淑樂兒在電子郵件中這樣寫道。

然而，這場官司之後，許婷的生意持續增長。

在2009年，佛羅里達州的法官裁定許婷關閉七個網頁，因為這些網頁被指控幫助出售假冒LV，Marc Jacobs和Celine 這些品牌。而許婷並未在法庭上露面。

這一案子也沒能阻止她。

第二年，Gucci、Balenciaga、Bottega Veneta和Yves Saint Laurent 這些隸屬於法國開雲（Kering）集團的品牌在紐約聯邦法院向許婷和她的未來丈夫、弟弟、母親和公司的其他6人提出訴訟，原因是他們在網絡上向美國客戶出售了價值超過200萬美元的假冒手袋和錢包。Gucci稱，該群體將假冒貨物從中國運到在聖地亞哥的房子，並在那里將假冒產品包裝成為看起來的正品。

被提起訴訟的四天後，許婷嫁給了一位名叫徐立君（音譯）的中國人。根據聖地亞哥郊區頒發給的結婚證，徐立君擁有土木工程師執照，比許婷小6歲。

Gucci曾傳喚銀行記錄，於是摩根大通把記錄了有關這對夫妻的詳細信息交給了Gucci，包括他們的地址、出生日期、駕照、社會保險和護照號碼以及學生證信息。

2010年11月，徐立君與Gucci達成了解決協議，而他也是采取這種做法的唯一被告。徐立君否認了自己的不法行為，但同意讓Gucci獲得從中國境外賬戶查獲的來自假冒產品的40萬美元收益。另外，根據法院的裁定，他也同意支付7500美元的罰款。

在徐立君的美國代表律師西格爾（Eric Siegle）看來，Gucci的這場訴訟案和其他眾多的案子一樣，都未能觸及背後真正的力量。“在美國被起訴或逮捕的人都是低級別的人。如果你能找到錢的流向，你才能真正抓住問題的核心。就像毒品戰爭那樣，為什麽逮捕的都是在街角的孩子們？”

然而，試圖尋求1200萬美元賠償金的Gucci沒有能力找到這些錢的去處。因為中國的銀行，包括中行在內都拒絕透露有關造假者在中國的賬戶交易明細。

“中行如果服從這些命令，就會違法中國法律。”中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這樣表述。

法國開雲集團拒絕就未決訴訟發表評論，但發言人茱黛特（Charlotte Judet）在一封郵件中表示，Gucci將“對試圖損害其卓越全球聲譽的任何個人加大打擊力度，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與此同時，2013年，根據財產記錄，徐立君在聖地亞哥郊區購買了房子。兩周後，許婷將她的股份轉到了她丈夫的名下。

許婷和徐立君拒絕接受媒體的采訪。他們在北京的律師陳鵬（音譯）表示：“我的客戶也認為制造假貨是非法的，但他們並沒有制造它們。至於選擇不出庭，是她在行使自己的權利，這點不應該受到任何道德或法律的評判。”

牌子上寫著：真正的假表

美國售假不算犯罪，綠卡照樣拿

許婷的法律糾紛並沒有阻止她獲得綠卡。據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2月，她憑借嫁給了擁有更高學位或“特殊技能”的人而獲得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發言人本特利（Christopher Bentley）稱出於隱私顧慮而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移民律師科瓦爾斯基（Dan Kowalski）認為，移民局的官員可能並不知道許婷的法律問題，但更可能的是，移民局沒有因此而認為他們不合格。不符合綠卡申請條件的範圍從犯了嚴重的罪行到具有傳染性疾病，但並不涉及民事責任。“對良好道德品格的模糊規定比合法居留更廣泛地適用於公民。”

在美國，大多數與假冒相關的起訴都是民事案件，主要是由公司發起，達到關閉銷售假貨的網站並獲得經濟補償的效果。刑事案件這種更有效的威懾可以說很是罕見。

知識產權律師波特（Geoffrey Potter）這樣打了個比喻：一個人因制假或售假而入獄的概率比被雷擊中還要小。

2014年財年，美國國土安全部在美國邊境共檢獲價值12億美元的假貨，但美國司法部僅備案了91例與假冒商品與服務相關的刑事案例。相較而言，同一時期，司法部備案了22530件有關違法移民法的案件，12184件與毒品相關的罪行以及12509件暴力犯罪案。

由移民局和海關共同組成的國家知識產權協調中心報告了略微多一些的制假售假案件，其中683人被捕，454人被起訴，461被定罪，因為該報告的統計包括了當地的起訴案以及與偽造相關的行為，比如電信詐騙。

上述國家知識產權協調中心負責人福卡特（Bruce Foucart）表示，關於是否要起訴其刑事責任的決定通常源自美國聯邦檢察官的辦公室，他們的優先級不同於地方。有些官員可能會重視偽造品的規模，有些人則看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歷史。如果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拒絕受理案件的話，調查人員會試圖說服當地的檢察機關。

中國是查獲假冒商品的最大來源國，服裝和配件為最大的兩個類別。福卡特並不知道許婷。他說，奢侈品通常是在廣州生產然後通過集裝箱和聯邦快遞發送到美國。這些產品可以在商品或跳蚤市場銷售，但更主要的還是在網上兜售。

“不幸的是，當你關閉其中一個（網站）時，他們已經做好新開10個網站的準備。”福卡特說。

上述知識產權律師波特表示，美國法律賦予公司廣泛的權力以執行法院的判決，未支付的判決金額持續計息達20年，即使破產也無法抹去這筆債務。“制假售假者不能擁有自己的企業，不能購買房子，也不能擁有銀行帳戶或從銀行貸款，”波特說，“如果制假者有固定的工作，判決中的債權人還可以扣押她的工資。”

但要實現這些需要深挖像許婷這樣的債務人的詳細信息，比如查證他們是否擁有房地產，傳訊信用卡帳單從而跟蹤他們的消費習慣，了解他們的雇傭情況以確定其是否有工作，而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錢。

前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知識產權公使科恩（Mark Cohen）提出：“對我來說，遊戲規則的最大改變者應該是外國公司能否用更強勢的態度去行使他們的權利。我們需要關閉這個循環。有很多在意打假的公司，但到了最後，可能就會有關於追究這些人（制假售假者）的責任要花費多少錢的經濟成本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