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司被政府宣布非法，為何外資爭相投資，台灣民眾甚至搶著加入陣營？

它是全球最大手機App叫車服務公司優步（Uber），讓一般人透過手機，就能叫車服務，而擁有自用車的民眾，則可以趁閒暇時間接案、載客。從Google、高盛和百度都是它的股東，還未上市，其市值就超過四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兆二千八百萬元），相當於一個鴻海。

不過，這家身價不凡的公司卻滿身爭議。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它卻因沒有運輸業登記等理由，陸續卻在十四國家踢到鐵板，其中包括台灣。

自二○一四年九月以來，台灣交通部已向Uber開出累計新台幣近千萬元的罰單。然而，Uber不但不理會，更持續招兵買馬。據了解，最近兩個月以來，大台北地區的Uber自用車，已從約兩百輛增加到三、四千輛，表面上看似不到大台北五萬台計程車的十分之一，但卻早讓台灣計程車司機跳腳，甚至還上街頭抗議。

拉攏司機秘方：錢代繳罰單，車弄髒也有賠

據了解，目前台灣已有將近七十位Uber司機受到交通部取締，這張紅單的代價，即是五萬元罰款和吊扣牌照兩個月。令人好奇的是，面對可能被開單的風險，為什麼合作司機數量不減反增？

二○一五年一月四日的下午，本刊來到台灣區Uber辦公室，直擊司機合作說明會。台下，是一群有正職的上班族，這群人都想趁著下班或週末空閒之餘，利用自家車賺外快，並給予Uber二○％的分潤。

台上，是Uber營運經理李杰峯。他到底是祭出什麼秘方，讓這群人甘願加入？

開場沒多久，李杰峯就秀出Uber最佳的談判武器：錢。「各位跟我們合作有收到罰單，就email給我們，我會確保各位的權益……，（各位）絕對不會有任何金錢上的損失！」

一向在行銷支出花錢不眨眼的Uber，不僅保證會為司機繳納罰單，還表示會無條件提供租賃車兩個月，讓Uber駕駛繼續營業。就連司機若遇到酒醉乘客，不小心弄髒自家車，只要透過App回報，Uber也會幫忙爭取清潔費。李杰峯口中的「不會有任何金錢的損失，」從罰款到乘客造成的各種損失項目，包山包海。

一位Uber溫姓司機表示，他有一位同事一直擔心被開罰單，「我就跟他講不用怕，反正被取締再說嘛……，那個罰單交給（Uber）律師他們會處理。」

此外，為了拉攏更多民眾來當平民司機，Uber更開出高達五千元的介紹費。

據了解，Uber司機跑車一小時平均約進帳新台幣三百多元，依此行情計算，至少要跑車十七個小時，才能賺到相同收入。其祭出如此高額的獎金，目的就是要在短時間內擴大其在台灣的勢力範圍。

提高載客效益：大數據算出哪區缺車、加成車價

說明會裡，這家公司還秀出第二個秘密武器：高科技。

「我們也會提供你數據，哪邊缺車，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東區、信義區……。」李杰峯說。

相較於傳統計程車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只能透過同事間口頭告知，哪裡載客需求較多，Uber的系統卻可以偵測當時車輛的供給和需求，並透過公司算出加成價格，提升司機接客效率。

例如下班尖峰時段，車輛較少、客人較多，此時的乘車價即會比下午高，這位溫姓司機表示，最高一趟有到三．五倍。

面對交通部鐵腕式開罰，Uber目前採取眾多利於司機的策略，持續擴張勢力、保持營運狀態。

Uber有支持它走在灰色地帶的論述。

在美國矽谷和中國擁有四十幾家投資標的、心元投資創辦人鄭博仁說，當一個破壞式創新出現，影響到既有產業時，就會產生爭議，「今天你做一個機器人，都不再需要勞力的時候，這些勞工會出來抗議，」他認為，接下來幾年，還會有更多類似的案例出現。

未來隱憂：品質擴大私家車，乘車經驗恐變糟

然而，在這衝撞的過程中，也有必須付出的代價與風險。

擁有多次Uber搭乘經驗的cacaFly創辦人邱繼弘觀察，過去Uber是與租賃車合作，專做高端市場生意。如今，為了快速擴張，開始把腦筋動到經營一群沒有職業駕照的司機身上，跨足一般計程車市場，不僅不符法令規範，這群沒有職業駕照的司機，不僅不熟悉路況，用車也是一般私家車，可能會導致乘車體驗品質沒有一開始好。

從這場說明會中，我們看到一個新技術革命因應舊規則時，選擇的應對邏輯。五年前，Uber因為提出以「網路公司」經營叫車服務生意的想法，讓其擁有兆元身價。如今若參考行政院提出符合台灣法規的方案：合資，自己成立一家租車公司，但這就違背網路公司的原意，這也是為什麼Uber一直不肯妥協的主要原因。

現在，Uber以砸錢方式因應。但沒人知道，今日全球各國正陸續取締或勒令停業，Uber口袋裡三十億美元的創投資金，能讓這場拉鋸戰撐多久？「到了一個臨界點就收了。」邱繼弘說。但走到「臨界點」前，市場需求會否改變規則？外資會否反而投入更多的資金支撐這場戰爭？沒人有標準答案。

【延伸閱讀】Uber擴大徵才的2大秘密武器

1. 包下全部罰單以每張5萬元計算，目前已幫台灣司機繳近350萬元罰單

2. 高科技找乘客隨時偵測車輛及乘客數量，計算加成價格，最高可賺3.5倍

整理：莊雅茜                                                                                                                               

身邊的一些友人，都曾經有著新加坡夢。

是的，「曾經」。這代表著，他們都放棄了這個夢。

一位女性專業經理人，六年前轉赴香港金融機構工作，現在薪水是她離開台灣時的五倍。前陣子，她猶豫著：「要不要搬去新加坡居住？」同一份工作，公司願意付的薪資比香港多，因為新加坡平均國民所得高出香港四成。

一位男性友人，九年前計畫移民新加坡，因為那裡的政治不空轉，於是他試著在那兒住一個月。還有科技業友人，為了雙語教育與輕度稅負，先把孩子送過去就學，每週頻繁的當空中飛人探望孩子，然後計畫移民。

然而，他們一一放棄了這個夢想。生活太無聊，只是表面原因，沒說出口的另有其因。

李光耀過世前，《商業周刊》採訪團隊抵達當地，想實地觀察這個跟台灣很近，被很多人羨慕，年輕人也想去工作的國家，他們在強人過世後還能續強嗎？

從機場到飯店的路上，編輯總監曠文琪與計程車司機的對話，很是經典。

「我們這裡什麼都要efficiency，management啦！結果，地鐵車箱壞了不修，要降低成本；資深有經驗的開車員被裁掉，因為成本高；地鐵一天到晚誤點，還一天到晚漲價。因為它（新加坡）是上市公司，股東獲利至上啦，profit! profit! profit啊！」

接著，司機的話題從profit變成市場經濟。「新加坡車多，政府為了管控車輛數，每個人買車前先交個新加坡幣六萬多元，才能去買，這就是market啦！」

最後他談起公務人員的KPI。「為什麼政府明知道外來勞工會來搶工作，還是要開放，因為官員的KPI 跟GDP掛鉤，要cost down，才有KPI…?。」

一個沒上過商學院的司機，就對市場、股東、獲利有著如此生動的詮釋，因為李光耀把競爭至上的思維，植入國民血液裡，讓人們相信「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諷刺的是，這道理只限用於經濟，卻完全不適用於政治。

我的朋友們就因此而放棄了新加坡夢，因為在那裡，他們無法呼吸到自由。

就像文琪在完稿後的感想：「這麼會管理又怎樣，新加坡的快樂指數比伊拉克還低。」其實，每個抉擇背後，都有代價要付出，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所以重點來了，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自由？又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第四十六頁的現場報導，讓我們在後李光耀時代，重看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