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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風雲錄　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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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怡和

二、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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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貿易起家

太古的經營作風，素以沉雄穩健著稱，其發展勢頭 雖不如和記黃埔，但是步伐穩健，後勁凌厲。白五十年代起，太古便以香港為基地，以香港太古有限公司為控股公司和總指揮部，重建其在遠東的事業。它將經營的 業務，迅速從航運拓展到航空，地產以及其他領域，成為橫跨海陸空的多元化企業大財團。

太古洋行的前身為英國利物浦一家中型地方商行，創辦人約翰．施懷雅（John Swire,1793-1847年），出身英國約克郡一個布商家庭。19歲時，約翰．施懷雅離開家鄉前往利物浦謀生，當時，利物浦是一個充滿商業機會的城市。1816年，約翰．施懷雅自立門戶，在利物浦創辦了一家小型商行，主要業務是從西印度群島和美國出口貨物。1832年，該商行正式命名為約翰．施懷雄父子公司(John Sire & Sons Co.)，公司的業務尚算不錯。1847年約翰．施懷雅逝世，兩個兒子約翰．塞繆爾．施懷雅（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年）利威廉．赫德森．施懷雅（William Hudson Swire, 1880-1884年）各繼承了1,000英鎊的遺產，去繼續經營公司。

施懷雅兄弟繼承父業後將生意逐漸拓展到美洲和澳洲，並投資於航運業的股份，這是施懷雅家族與航運業聯繫的開端。1854年，約翰．塞繆爾（後稱老施懷雅）去澳洲發展，澳洲的經歷令他相信，西方商人可在澳洲和遠東找到極佳的投資機會。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戰爭令施懷雅父子公司的主要業務，即從美國南部進口原棉中斷，結果，施懷雅家族轉向遠東發展，經營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這一時期，施懷雅家族與英國紡織商巴特菲爾德（R. S. Butterfield）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施懷雅父子公司將巴特菲爾德的棉、毛紡織品委托給上海的布魯爾洋行代理銷售，後來，布魯爾洋行陷入困境，它的代理業務無法展開，於是約翰．塞繆爾決定與巴特菲爾德合作，在上海開設一家洋

行。

1866年11月28日，約翰．塞繆爾乘坐鐵行輪船公司的「阿登號」抵達上海。他對上海的經濟前景滿懷信心，隨即在收購了瀕臨破產的布魯爾洋行的基礎上，創辦了著名的太古洋行。12月4日，上海《華北日報》報導了太古洋行創立的立的消息。1867年1月1日，太古洋行正式開業，開啟了它在遠東的漫長歷程。洋行命名為「太古」，取「規模宏大、歷史久遠」之意。它的英文名是巴特菲爾德和施懷雅公司（Butterfield & Swire Co.），反映了兩個家族的合作關係。1868年，巴特菲爾德退出太古洋行，不過，洋行的英文名一直沿用。

創辦初期，太古洋行只有3個外籍僱員，分別負責處理從英國約克郡和曼徹斯特運來的貨物及管理洋行賬目，威廉．蘭格（William Lang）任經理，他後來成為太古洋行的高級合夥人，直到1888年退休為止。當時，太古洋行的主要業務是經營進出口貿易，將英國的綿毛紡織品運到中國銷售，同時將中國的茶葉、生絲等產品銷往英國、美國和澳

洲。1868年，施懷雅父子公司將總部從利物浦遷到倫敦，並逐步在利物浦、曼徹斯特、紐約和澳洲設立分公司，與上海的太古洋行相配合，這樣，英國太古集團在全球的組織架構趨於形成。

在遠東和中國，太古洋行的業務迅速發展，開始主要是進出口貿易，後來逐漸以航運業為重點，圍繞著這兩方面業務的發展，太古洋行開始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建立起分支機構。1870年5月1日，太古洋行在香港開設分行，開始了它與香港長達125年的歷史淵源。在此一年前，老施懷雅已預見到：「香港將為未來航務貿易中，最重要的東方碼頭」。香港分行一成立，實際就被賦予與上海總行的同等地位，隨著時間的推進，它逐漸成為太古集團在遠東的地區總部。

太古洋行創建不久，即取得了利物浦海洋輪船公司在遠東的代理權，這是太古洋行代理航運業務的開端。海洋輪船公司由著名的藍煙囪輪船公司的大股東霍爾特（Alfred Holt）於1865年1月創辦，施懷雅家族在這家公司作出了投資。當時，代理航運業務僅僅是太古洋行的輔助業務，並經營一些雜貨生意，如從中國運出南北雜貨，從英國輪入洋貨、布匹等。其後，太古洋行的業務發展到航運、船舶修建、製糖、製漆及保險等多個領域，成為與怡和洋行並駕齊驅的英資大行。

2.2投資船塢

能夠與黃埔船塢抗衡的是聞名遠東的太古船塢。正當黃埔船塢在香港銳意擴張之時，太古洋行己提出在香港建這船塢的構想。十九世紀下半葉，太古洋行旗下的太古輪船公司已迅速發展成中國沿海及長江內河航運業的壟斷寡頭，對船舶修這業的需求日益迫切。

1900年，英國太古集團向英國政府提出申請，要求港英政府把它們在香港側魚涌投得的大片土地的租借期從99年延長到999年，以便興建一座規模宏大的這船廠。太古表示，船廠「對帝國來說將是極為寶貴的」，他們的申請獲得了批准。

1900年，英國太古集團的施懷雅家族、該集團的資深合夥人I. H.斯科特，以及藍煙囪輪船公司老闆R. D. 霍爾特等合資創辦了太古船塢公司（Taikoo Dockyard Co.），資本80萬英鎊，由太古洋行為其代理人。同年，太古船塢在香港側魚涌太古糖廠附近興建大型船塢，塢內的設備，不但能負擔維修二、三萬噸輪船的任務，而且能建這萬噸級的輪船及生產引擎等多種機器。經過九年多時間，太古船塢終於建成，1910年它為太古輪船公司建這了第一艘輪船。

後來，太古船塢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擁有當時最先 進的技術設備，可與日本的這船業比媲，而其這價遠比英國本土的低廉。隨著航運業的發展，太古船塢不但為集團內各輪船公司以及香港英國海軍船艦提供了全面的 維修服務，而且逐漸包攬了中國，特別是華南地區的這船業務。太古輪船公司後期新增加的船隻，幾乎全部都是由太古船塢建這的。

太古船塢全盛時期，擁有僱員逾5,000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沿海地區相繼淪陷，許多原來在上海等地維慘的船隻，都要轉到香港，形成了太古船塢以及黃埔船塢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延至1941年日本侵佔香港才告結束。

2.3戰後重建

太平洋大戰時，太古財團遭到沉重的打擊，太古在 遠東的絕大部份分行和固定資產，包括上海的國光油漆廠、香港的太古糖廠和太古船塢均落入日軍手中。在戰爭期間，太古糖廠和太古船塢仍然繼續營業，但其後被 美國海軍炮船嚴重炸毀。大陸僅餘的重慶分行，接管了太古剩餘的中國業務。太古在英國倫敦的總部亦遭戰火嚴重破壞，太古將戰時總部建在印度加爾各答，後來遷 移到盂買。

香港太古集團的重建工作也在老施懷雅的曾孫約克．施懷雅（John Kidston, "1ock"Swire, 1893-1983年）的領導下以堅定的步伐邁進。施約克預見中國局勢的轉變，在努力恢復太古在中國業務的同時，開始將它的重心轉移到香港。1946年7月，太古在香港創辦太古貿易有限公司（Swire & Maclaine Ltd.），可以說是這一戰略轉移的標誌。

太古貿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進出口貿易代理業務的商行，初期主要經營布匹、棉紗、糖等商品的進出口生意，成為太古集團日後以香港為基地拓展全球貿易的主力。

太古船塢和太古糖廠的重建工作也相繼完成。1947年，太古船塢首期重建工程完成，1950年9月，戰後第一艘載重6,000噸的大型遠洋輪船建成下水，太古船塢業務再度恢復。太古糖廠的重建亦於1950年完成，同年9月第一袋原糖被加工生產。與此同時，上海的國光油漆廠恢復生產，1948年它被轉移到香港與永光油漆廠合併。

戰後，太古輪船公司的龐大船隊立即重返中國，不過，這時中國政府已收回沿海及內河航行權，太古船隊的航運業務，主要是運載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救濟物資。太古企圖以載運救濟物資之名，自行恢復在中國沿海及長江水域的航運，遭到中國航運界強烈抗議。1947年，太古鑑於爭取恢復中國沿海及長江航運貿易失敗，轉而著手籌建太古倉埠公司，經營太古沿海及內河各埠碼頭、貨倉，然而業務並不理想。1953年，太古集團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結束在中國的全部業務。自此，太古以香港為其遠東總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4一飛沖天

二次大戰後，太古開始將其在遠東的業務重心從上 海轉移到香港。當時，全球的航空業起步不久，但是發展神速，在短短的時間裏，航空在遠程客運方面已迅速超過了千百年來發展起來的海陸運輸，取得了驚人的成 就。作為運輪集團的首腦，太古主席施約克敏銳地看到這個前途遠大的發展勢頭。他認為，在遠東以及其他地區，運輸業的前途在航空。早在1939年前，當國際航空業擴展到香港，太古試圖取得英帝國航空公司在香港的代理權時，太古已開始對航空業發生興趣，然而戰爭的爆發中止了該計劃。戰後，太古迅速將觸角伸向遠東的航空業，1948年，太古已成為三家國際航空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並代理六家航空公司的售票業務。同年，太古收購了香港一家規模細小的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開始了太古在遠東的航空事業。

由於英資的背景，國泰航空得到香港政府的全力支 持，儼然代表香港的航空公司，享有香港航空的專利權，自然鴻圖大展，業務發展一日千里。國泰航空的經營作風亦備受讚賞。為了吸收亞洲地區的旅客，國泰航空 將公司的香港特色改換成廣泛的亞洲風格，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均強調民族特色，如日本航空公司就選身穿長袖和服的日本女性擔任空中小姐、大韓航空公司的空 姐則身穿色彩絢麗的朝鮮服裝。然而，國泰航空的空中小姐卻不從香港挑選，而是從南韓、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徵聘，在語言、生活習俗等方面也盡量適合 各國旅客的喜好，因而博得普遍的好評。

隨著航空業務的蓬勃發展，太古將業務拓展到與航空業相關的一系列服務領域。1947年，太古借助太古船塢龐大的工程技術資源，創辦了太平洋飛機維修有限公司。1960年，該公司與怡和飛機維修公司合併，組成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Hong Kong Aircraft Engineering Co., Ltd.）。港機工程以啟德機場為基地，為國泰航空的龐大機隊，以及其他往來香港的定期及不定期班機提供維修、保養、翻新、改裝以及各種支援服務，並擔任啟德機場的地面設備保養工作。1965年6月，港機工程公開發售25%股票，在香港上市，集資8,000萬港元用作擴建飛機庫。1975年，太古集團取得港機工程51%股權，令後者成為其附屬公司。

七十年代中，香港的航空貨運業開始起步發展，太古聯怡和、和黃、九龍倉合資創辦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 Ltd.），太古佔30%股權。香港空運貨站在啟德機場投資興建一座空運站大樓，為各航空公司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空運貨物處理系統。1976年香港空運貨站與香港政府達成專利協議，開始提供空運服務。

此外，太古還先後創辦了太古航空食品供應公司、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機場服務有限公司及航空護衛服務公司。其中，太古航空食品供應公司供應了啟德機場班機75%的飛機餐。太古集團的業務全面滲透到航空服務的各個領域，包括地勤服務、機場保安以及機艙膳食等等。

2.5發展航運

航運業是太古的傳統業務，不過，從五十年代起， 太古的航連業發生了深刻變化，從中國的沿海內河航連，轉到以香港為中心的太平洋區深海航運。到七十年代，太古輪船公司發展成一支規模龐大的遠洋船隊，配備 包括客運、散裝貨物、貨櫃運輸以及油槽運輸的各式輪船，其航線從香港延伸到日本、南韓、印尼、澳大利亞、新西蘭、曼谷、新加坡、阿拉伯灣、紅海以至倫敦。 太古輪船公司作為英國太古集團的全資附屬機構，其經營則由香港太古公司代理；香港太古屬下的太古輪船（代理）有限公司至少代理十二家國際船公司的業務，包 括著名的藍煙囪輪船公司和海外貨櫃輪船公司等。從七十年代中期起，太古集團將船務業務向多元化發展，除了繼續從事航運代理、船務管理、船舶拖駁、泊岸以及 倉儲等服務外，又提供海洋開發服務。

六十年代末，航運業的貨櫃化革命已衝擊到遠東，英國及歐洲著名輪船公司的貨櫃船已駛入太平洋及遠東地區，興建貨櫃碼頭已成當務之急。1966年，香港總督戴鱗趾成立了一個貨櫃委員會，研究航運新趨勢及香港的對策。委員會選中葵涌醉酒灣沿岸作貨櫃碼頭的選址。當時，醉酒灣仍然是一片樸素迷人的田園景色，不過，它很快將面臨急劇的巨變。

1969年，三家行走香港航線的著名歐洲輪船公司：海外貨櫃運輸公司、邊行輪船公司（Ben Line）及德國的赫伯羅德（Hapag Lloyd Group）開始著手籌組現代貨櫃碼頭有限公司（Modern Terminal Ltd.），太古成為最早加入的本地機構，其後加入的是匯豐銀行、捷成洋行、和記洋行以及嘉道理家族。奇怪的是，作為香港第一大行的怡和竟拒絕加入，多年後該集團一直對此決定深感遺憾。在現代貨櫃碼頭公司股權中，海外貨櫃佔30%，邊行和赫伯羅德各佔15%，他們共投資3,000萬港元，而太古、匯豐、捷成、和記及嘉道理共佔40%，投資2,000萬港元。同年8月，以太古為主席的董事局組成。

1970年8月，香港政府在葵涌貨櫃碼頭招標，現代貨櫃碼頭投得葵涌一號貨櫃碼頭，二、三號貨櫃碼頭則分別由日本的大山船務公司及美國的海陸聯運公司投得。四號碼頭則稍後由和記國際組成的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奪得。1972年現代貨櫃碼頭聯同九龍倉再投得五號貨櫃碼頭發展權。1976年，現代貨櫃碼頭公司與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達成協議，以放棄六號碼頭三個泊位的半數發展權交換已被國際貨櫃收購的二號碼頭。至此，現代貨櫃的一、二、五號碼頭連成一體，成為香港經營貨櫃碼頭的兩大巨頭之一。

隨著香港航運貨櫃化的進程，傳統的船塢業開始式微。1972年，太古船塢與黃埔船塢聯合創辦香港聯合船塢有限公司（Hong Kong United Dockyards Ltd.），各佔50%股權。聯合船塢投資2.5億港元，在青衣興建一座新型的現代化造船廠，以取代側魚涌的太古船塢和紅磡的黃埔船塢。1978年，太古船塢正式關閉，成為太古集團發展房地產業的龐大資源。

2.6陸上王國

早期，太古集團在亞洲區的主要業務是航運、貿 易，五十年代收購國泰航空後擴展至航空，對於地產則一直未有黏手，僅傾向於出售其所擁有的龐大土地，如六十年代出售側魚涌太古宿舍地段，後來建成「海 山」、「海景」及「福昌」等擠迫不堪的白鴿籠式住宅樓宇。七十年代初又將華蘭路東側的土地脫手，結果建成皇冠車行、仁孚工業大廈、

寶峰園及惠安苑等樓宇。1972年，太古集團眼見地產業日益興盛，而世界航運業則開始不景，遂創辦太古地產有限公司（Swire Properties Ltd.），向地產業進軍，計劃關閉太古船塢，將其所擁有的龐大土地用作地產發展。

太古集團首腦因感到集團缺乏地產發展專才，初期想以聯營合作的方式發展，太古看中華資地產公司大昌地產，為了吸收經驗及利用大昌地產在地產面的專業知識，1973年太古與大昌聯合收購了小型地產公司健誠置業，改組為太古昌發展，並將太古城第一期地盤注入。其後，大概太古高層發覺太古船塢再發展的規模實在太大，沒有必要讓大昌分享，遂於1977年收購太古昌發展全部股權，並將太古地產在香港掛牌上市。

太古地產創辦後即著手籌劃令日著名的高尚住宅區太古城發展計劃。1974年，太古集團宣佈，將在面積達230萬平方英尺的太古船塢地段興建商業中心、學校、戲院和住宅樓宇等綜合發展屋村，該屋村將命名為「太古城」，全部共建50幢26層至30層高的住宅大廈，逾1萬個住宅單位，以及大型商業購物中心「太古城中心」，整個計劃預計需時八年，總投資約13.5億港元。

由於對地產發展尚未建立信心，太古城興建初期，太古集團的經營手法相當保守，在資金籌集方面主要通過將太古地產上市以及售賣土地進行，先後將賽西湖利太古山谷部份土地出售，售得1.2億 港元現金，作為發展太古城初期所需資金。結果，購買土地的長江實業和南豐集團都從後來發展的賽西湖大廈及南豐新村中，賺取巨利。太古城發展初期，太古地產 仍然採取與其他財團合作的形式進行，如與怡和合組太古施利亞發展，由該公司向太古地產以市價購入地皮，建成後將利潤分成，這種發展方式一直維持到完成首4期18幢樓宇才告結束，無形中被其他財團分享厚利。太古城住宅樓宇的售價，從1976年售出首期的每平方英尺200港元，上升到1981年每平方英尺的1,200港元，其盈利之豐厚可想而知。

隨著太古城計劃的推進，太古地產的實力迅速增強。上市後的第二年，即1979年底，太古地產市值達18.7億港元，已躋身香港十大地產上市公司之列，僅次於置地、新世界發展、長江實業、新鴻基地產而名列第五位。1983年，太古地產躍升至第二位，市值達40.1億港元，排名僅次於置地。當時，太古地產已擁有可供出租樓宇面積380萬平方英尺，同年租金淨收入1.69億港元，成為香港地產大集團。1984年，太古趁地產、股市低潮，遂將太古地產私有化，成為旗下的全資附屬公司。

整項太古城發展計劃終於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全部完成。經過80年的滄桑，佔地宏大、遠東著名的太古船塢，轉眼間已發展成居住5萬人口的自給自足社區，成為港島區著名的高尚住宅區、全港規模最大的私人屋村。區內康樂場所、銀行、戲院、食肆、學校一應俱全，太古城中心更成為港島東區一個極其潛力的展覽和購物娛樂中心。目前，該中心每日人數流量達7萬多人次，假日或周末更達15萬人次，這個數目在外國的大型商場差不多是一週的總人數。太古城成為太古地產引以為傲的代表作，而太古地產的實力、經營手法、聲譽均深受行內人士的賞識和稱讚。

太古還是投資香港工業最多的英資財團。太古對香港工業的投資，包括包裝食糖、汽水、建築材料、玻璃纖維、油漆及化工原料等。太古糖廠是太古集團旗下歷史最悠久的企業之一，百年來，經歷了不少滄桑巨變，自1872年 將生產部門結束後，業務已轉為包裝及銷售糖製品。太古汽水廠是香港最大的汽水製造廠，擁有製造和銷售美國的「可口可樂」、「新奇士」、「芬達」、「雪 碧」、「陽光」等多種牌子汽水的專賣權，所經營的汽水佔全港汽水銷量的五成以上。太古國光工業有限公司是香港的大型油漆生產企業，產品包括高級船舶漆及高 級油墨。太古旗下的彩虹玻璃纖維有限公司則是香港生產玻璃纖維器具的主要廠家。此外，太古還擁有太古洛士利有限公司、太古磁電工業有限

公司、太古金成有限公司等。為了統籌太古在實業方面的業務，1969年太古成立太古實業有限公司並將其上市。

2.7打破壟斷

長期以來，太古旗下的國泰航空公司，作為香港唯一的一家航空公司，一直壟斷著香港的航空業，業務發展一日千里。不過，這種形勢在進入過渡時期即發生變化，1985年5月24日，香港另一家航空公司—─港龍航空公司宣告成立，一舉打破了國泰航空的長期壟斷局面。

港龍航空由港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創辦，註冊資本1億港元。港澳國際則成立於1985年3月，股東包括曹光彪、李嘉誠、包玉剛、霍英東、安子介、馮秉芬等31位 港澳著名華商以及中國銀行、華潤公司等中資機構，陣容鼎盛。當時，港龍航空董事長曹光彪曾公開表示：港龍航空創辦的意念，來自聯合聲明中有關香港民航事業 的條文。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九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在香港註冊並以香港為主要營業地的航空公司和與民用航空有 關的行業可繼續經營。」根據條文精神，在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管理下，航空公司的本地色彩極為重要，曹光彪等人顯

然看準此點，希望以一家有中資背景的華資本地航空公司與英國背景鮮明的國泰航空展開競爭。港龍航空一成立，敏感的香港輿論即指出：港龍航空由於中資色彩濃厚，所以此舉可視為，1997年後香港特區政府爭取航空權益的先聲，以使英國政府逐步讓香港獲得更多對外訂定航空協議的自主權。

無庸置疑，港龍航空的創辦及其背景引起了國泰航空及香港政府的高度重視。同年7月，市場即有傳聞說香港政府將指定國泰航空為唯一代表香港的航空公司，後經港龍航空向港府交涉，提出強烈抗議，港府否認有關傳聞。港龍航空隨即組成一隊機組人員，租賃了一架波音737客機，向香港空運牌照局申請開辦香港往北京、上海及其他8個 主要國內城市航線的牌照。這時，港龍航空的困難出現了。原來，香港在英國的管洽下，香港與內地的定期航班服務受制於中英雙邊航空協定；因此，要取得航空協 定下英方指定航空公司的地位，港龍航空的主要股權必須由英籍人士擁有和控制。當時，香港民航處曾致函港龍航空，指中國不但在中英航空協定中享用中方的利 益，同時透過港龍航空股本中的中資成份，企圓攫取英方利益。在強大的壓力下，1985年10月，港龍航空被迫重組資本結構，邀請1963年已加入英籍的包玉剛出任港龍航空主席，包玉剛向港龍航空注資1億港元，取得港龍30.2%股權，曹光彪家族成為港龍第二大股東，持24.7%股權，而

港澳國際所持股權則減至24.99%，其餘少數股東共持有20.1%。

同年11月20日， 香港政府財政司彭勵治在立法局宣佈香港的航空政策：一條航線由一家航空公司經營，先獲空運牌照局發牌的一家，將擁有所指定航線的經營資格。由於利潤高、容 量大的航線早已由國泰航空經營，該政策實際上令港龍航空無法與國泰在同一航線上競爭，被迫去經營一些利潤低甚至虧損的航線。港府的航空政策暴露了其偏袒國 泰航空的明顯傾向。而彭勵治本人在獲委任為財政司之前，曾任太古集團及國泰航空主席多年，1986年退休返英國後，再出任英國太古集團董事一職。

儘管困難重重，港龍航空仍然起步發展。1985年12月，港龍終於獲空運牌照局頒發經營香港至西安、廈門、杭州、海口、湛江、南京、桂林、廣州等8條國內航線的經營牌照，而港龍申請經營香港至北京、上海的航線，則因港府的航空政策而遭到拒絕。1986年5月，港龍為拓展新航線、減少虧損，申請經營香港至泰國4個城市的定期航班牌照，再獲批准。同年12月6日，港龍定期航機首航清邁，成為這家華資航空公司發展的里程碑。

2.8國泰上市

國泰航空在港上市的策略面對港龍航空的崛起，太古顯然如刺在背，難以安枕。國泰航空要在1997年後繼續穩保航空權不失，角色的轉換已無可避免。1986年4月，即港龍航空成立將近一周年之際，太古宣佈將國泰航空在香港上市，以加強其本地公司的色彩。國泰航空在招股書中申明、此舉將令國泰與香港的關係更形密切，並使國泰在處理香港的國際航空事務上更加主動，獲得更直接的裨益。

上市前，國泰航空的兩大股東分別是太古洋行和匯豐銀行，各持有國泰航空70%和30%股權。太古洋行和匯豐計劃以每股3.88元價格發售國泰航空22.5%股權，套現23.15億港元。其中，太古洋行佔七成，套現16.2億港元；匯豐佔三成，套現6.95億港元。在發售的國泰股權中，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和記黃埔，以及利氏家族的希慎置業各獲配售2.5%股權，投資基金獲5%股權，國泰航空員工獲1.5%股權，其餘的8.5%股權則公開發售。

國泰航空股份的發售，恰逢香港聯合文易所開業不久，引起了空前的轟動。申請國泰航空新股的市民在匯豐銀行總行門外大排長龍，形成空前的認股熱潮。在大戶和散戶一致追捧的熱烈氣氛中，國泰航空股份獲56倍的超額認購，凍結銀行資金高達510億港元，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宗的企業售股行動，僅是利息就接近1億港元，成為太古利匯豐的額外利潤。

同年5月16日，國泰航空在香港上市，成為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一。國泰上市後，太古洋行的持股量減至54.5%，匯豐減至23.25%，股東人數擴大到3萬至4萬人，基礎大為擴闊。國泰從一家純英資背景的公司銳變成一家香港的公眾上市公司。

2.9中資入股及吞併港龍

將國泰航空上市，並未能完全保證國泰的發展前景，太古遂開始實施第二步策略，邀請有實力、有影響力的中資集團加盟，他們的目標是香港中信集團。香港中信是中信集團在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中信集團全稱是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創辦於1979年10月4日，屬中國國務院的部級公司，由榮毅仁出任董事長。中信集團創辦後，即在香港成立分公司，並於1985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香港）有限公司。1986年，中信香港改組為中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由榮毅仁公子榮智健出任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香港中信集團直通北京國務院的背景，顯然是太古集團考慮的重要因素。

與此同時，正在香港積極物色投資項目的香港中信集團亦看中國泰航空。1987年2月，太古、匯豐、國泰與香港中信達成協議，以23億港元價格向香港中信出售12.5%國泰航空股權。交易完成後，太古洋行持股量減至61.8%，匯豐減至16.6%，香港中信集團成為國泰航空第三大股東，榮智健及香港中信另一位高層管理人員加入國泰董事局。太古邀得香港中信加盟，可以說是一項重大勝利，自此，國泰與港龍的形勢出現微妙變化。

自1985年創辦以來，港龍航空的談判能力一直處於不利地位。1986年，港龍航空申請開辦香港至倫敦的航班，遭到國泰的強烈反對。國泰表示，香港至倫敦的航線已有英國航空、英國金獅及國泰航空3家 航空公司提供服務，該航線近年乘客增長接近於雩，故毋須一家新航空公司加入，否則徒使市場混亂、票價下降，令現有航空公司減少收入，而且也不會刺激市場增 加乘客量。結果，香港政府以港龍未有足夠提供長程及新服務設施為由，駁回了港龍的申請。而港龍爭取開辦香港至北京、上海航班的努力，亦一直未有進展。

在此種形勢下，港龍航空一查無法打開局面，平均每月的虧損額高達數百萬港元。到1989年，港龍的虧損累積達到23億港元，大股東漸感無力支撐，遂萌退意。1989年底，港龍航空股權發生重大改組。11月初，大股東包玉剛將其所持股權全部售予曹光彪家族，曹氏股權增加到64.33%，而已轉變成中資公司的港澳國際亦將其所持26.53%股權售予香港中信集團。至此，港龍航空三大股東已去其二。不過，這實際上僅是一種過渡性部署。1990年1月17日，由香港中信牽頭，太古洋行及國泰航空分別向曹氏家族購人5%及30%港龍航空股權，香港中信持股量也增加到38.3%，曹氏家族持股量降至21.6%。這樣，國泰成為港龍的第二大股東並接管港龍航空的管理權，國泰兩名要員加入港龍董事局並分別擔任財務及營運職責。國泰並將其經營的國內航線轉撥港龍，將港龍定位為專營國內航線的香港航空公司。至此，國泰成功鞏固其在香港航空業無可挑戰的地位。

1992年7月，匯豐控股宣佈以33.9億港元價格將其所持有的最後10%國泰航空股權分別售予中國民航局附屬的中國航空公司及香港中旅集團（在此之前，匯豐已將另外6.6%國泰股權分別售予希慎置業及機構投資者），太古進一步邀得兩大中資機構加盟國泰。據買賣雙方及國泰等4家 公司發表的聲明指出，中航及香港中旅曾向國泰洽商，表示有意購入其股票，國泰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對該公司及香港未來而言均屬正面的發展。國泰因此與匯豐接 觸，詢問其是否有意將所持國泰股權出售，匯豐表示該行雖有意把國泰股權視作長線投資，但航空業務並非其核心業務，故同意出售。該交易完成後，中資在國泰

所持股權增加到22.5%。

2.10新機場爭霸戰

進入過渡時期，太古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就是 興建赤臘角新機場所帶來的轉變。香港新機場的興建問題，其實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經提出，傳聞在太古的反對下及種種政經原因終被擱置。到了八十年 代末，隨著香港航空業的急速發展，啟德機場原有設施已不敷應用。啟德機場位於九龍半島人口稠密地區，只有一條伸延到海面的跑道，然而每天從早上7時到晚上9時，平均每小時就有29架飛機升降，繁忙時期一日升降的飛機高達400架次。1993年，啟德機場的年客運量已達2,450萬人次，超過了機場設計時最高限量，已成為僅次於倫敦希思羅機場、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的全球第三繁忙客運機

場，並成為僅次於日本成田機場的第二繁忙貨運機場。近10年來，香港的空運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啟德機場已無法應付急劇增長的客貨運需求。

1989年10月，港督街奕信在其施政報告中宣佈，將斥資1,270億港元在大嶼山北面的赤臘角興建新機場，並配合發展港口，即提出了所請的「千億玫瑰園計劃」。1991年7月4日， 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新機場的選址、規模、投資以及財務安排達成協議，簽訂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備忘錄聲明：「兩國政府考慮 到：香港迫切需要一個新機場，以保證並發展其繁榮穩定，為此，香港政府將在九七前最大程度完成新機場核心工程，中國政府對此將予以支持」。自此，新機場工 程起步開展。

這時，太古對新機場的立場已經轉變，興建新機場已成燃眉之急，否則將扼殺正在高速發展的航空業。太古洋行及國泰航空主席薩秉達（Peter Sutch）公開表示：「香港新機場對國泰至關重要，如果不能按時交付使用，而要拖至1998年以後，那麼香港的經濟將受到嚴重打擊。」隨著新機場工程的展開，香港及多個國際資本財團對新機場各項經營專利權的爭奪戰亦拉開序幕並迅速白熱化。太古集團更是全力以赴，與臨時機場管理局展開多輪談判。在各項經營專利權中，太古最重視空運貸站服務和基礎性飛機維修服務。1992年新上任的太古主席薩秉達就多次明確表示，基礎性飛機維修服務不宜引入新競爭者，因為該行業投資大，引入競爭將推高營連成本從而失去競爭力；而空連貨站服務引入競爭需小心處理；至於其他服務，包括特快空連、飛機膳食供應、地勤服務、行李處理等則可放開。

香港空運貨站是太古的聯營公司，受港府利潤管制計劃管制，專利權將於1997年6月27日屆滿。空運貨站在啟德機場共有兩個貨站，第一個貨站於1976年落成，第二個貨站於1991年落成。1993年香港空運貨站處理的貨運量超過100萬公噸，約佔香港對外貿易量的兩成，是世界上處理空運貨量的最大集團，而服務水平更是全球第一，以處貨失誤率計算，空運貨站的失誤率僅為一萬三千分之一。據香港臨時機場管理局的預測，香港空運貨物數量在2040年將增加到900萬公噸，空運貨業將是香港未來的一個高增長行業。

1992年，香港空運貨站為加強爭奪新機場貨運服務，經營專利權的地位，增加奪魁籌碼，進行了連串股權結構變換。當時，空運貨站的股權結構是：太古、怡和各佔30%，九龍倉、黃埔船塢各佔15%，其餘10%由外匯基金持有。1992年7月，在怡和的牽線下，外匯基金以1.06億港元價格將其所持空運貨站10%股權售予中國航空公司。中航是大陸6家地區性航空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早已是空運貨站的主要客戶。當時，中航在香港的投資已相當活躍，年初才增持怡和航空服務公司股權至40%，不久前又購入國泰航空5%股權，顯示出將在香港航空業大展拳腳的態勢。

同年8月，國泰航空宣佈與空運貨站現有股東，包括怡和、九龍倉和黃埔船塢簽訂一項附帶條件的協議，購入空運貨站10%股權；其中，5%來自怡和，另外5%分別來自九倉和黃埔船塢，總代價為9,500萬港元，收購行動將於1995年1月5日之前完成。這樣，空運貨站兩大客戶，包括中航和國泰均成為公司股東，此舉無疑有利於鞏固該公司的市場佔有率。

為了加強與香港中信的合作，1993年11月，太古洋行透過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股份，將空運貨站10%股權轉售予香港中信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中信泰富，代價1.2億 港元。中信泰富總經理范鴻齡表示，香港中信集團原有意競投新機場貨運牌照，現在選擇入股空運貨站後，已打消該念頭。他並強調，中信不排除日後與太古再度攜 手合作，競投其他新機場專營合約的可能性。太古洋行表示，太古在多項業務，包括國泰及港龍航空均有與中信合作的經驗，轉讓空運貨站股權是這種合作的延續。 太古出售股權後，在空運站的持股量降至20%，但隨著國泰航空入股，仍能保持大股東地位。此舉不僅有利進一步加強與香港中信的合作關係，保證空運貨站奪標成功，而且連消帶打除去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

1995年6月，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簽署確認新機場及機場鐵路財務支持協議的聯合公報，最終消除彼此在新機場財務安排上所存在的分歧後，該小組同時同意批出兩個新機場空運貨站專營權牌照，分別由香港空運貨站和香港機場服務公司（新加坡政府間接持有49%股權）分別奪得。其中，香港空運貨站計劃投資75億港元興建新機場的貨運站，年處理貨物量達260萬公噸，而香港機場服務公司將計劃投資6.6億港元，建立年處理量為34萬公噸貨運站。太古的部署再獲成功。

參加競投新機場飛機維修專營權的是太古旗下的港機工程。該公司的基地設於啟德機場，分維修、大修和支援三大部門，主要客戶是國泰航空，約佔六成營業額，其他客戶包括港龍航空、Lowa航空等，大約為40架航機服務，是被波音公司批准的對飛行逾1萬小時飛機進行全面檢查的世界6家飛機維修公司之一。

太古集團強烈反對港府在新機場飛機維修服務方面引入競爭。1992年太古主席薩秉達就公開表示：港機工程所提供的專利服務是在飛機庫內進行的基本維修，一般需2、3天到2週，這項服務投資巨大，包括器材設施及人才培訓。他強調：如果港府批出多一個牌照，由於培訓一個全面的技術人材需時6年至7年，新公司根本無法在1997年時訓練足夠人手，必定向港機工程挖角，推進營運成本，令香港的飛機工程業失去競爭力。他又指出：由於港機工程的客戶來自國泰，已獲得固定的維修生意，任何新加入的競爭對手均難以獲得足夠的生意額支持。

不過，從客觀現實看，港機工程在新機場的業務很可能面對激烈競爭。參加競投飛機維修牌照的財團，除港機工程外，遠有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附屬公司—新加坡航空工程有限公司，以及一家由英航、中航（香港）及和黃組成的財團，名為China Aircraft Services Ltd.。由於港府已表明準備發出3個牌照，故3財團同時獲准經營的可能性頗

大。港機工程將面臨新競爭者的挑戰。

2.11面對競爭

踏入九十年代，國泰航空面對的競爭更加激烈，由於全球經濟持續不景，世界航空業經歷了一個最困難的時期。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IA）的統計，在九十年代初的3年間，全球航空公司已把過去74年中賺取的利潤化為烏有，在國際航線的虧損高達115億美元。全球最大的飛機出租公司GPA集團的上千架飛機閒置在美國的亞里桑那州。西方不少航空公司都被迫重組，據估計在未來5年至10年內，全球約有10%的航空公司將面臨被淘汰的厄運。

國泰亦面臨空前的困難：香港通脹持續高企，員工 薪金大幅上升，經營成本空前高漲；與此同時，競爭趨向白熱化，不少航空公司增闢或延長亞洲航線，如美國的西北航空將飛往東京的航線延長至香港，並設有「里 程累計」優惠；英國維珍航空開闢倫敦至香港直航等。激烈的競爭直接影響到國泰的利潤。1993年度，國泰航空綜合純利大幅下降了23.8%。

面對經營成本的上漲和激烈競爭，國泰在九十年代開始勵行開源節流，在經營成本中佔重要部份的薪酬開支成為首要控制目標。該公司在較早前已將資料處理中心遷往澳洲，又把會計部搬到人力資源較便宜的廣州，同時決定暫緩行使購買波音747客機選擇權等。國泰的種種開源節流措施釀成了近年罕見的工潮，1993年底至1994年初，國泰的空中服務人員罷工長達17天，造成了2.4億港元的額外損失。幸而，亞洲區內的航空事業乃處上升軌道，全球盈利最高的25家航空公司中，亞洲佔了10家，國泰航空仍高踞次席，僅次於新加坡航空。

1994年3月，國泰航空在稱霸香港航空業方面再奏凱歌，國泰宣佈斥資2億港元購入華民航空75%股權。華民航空是香港第一家貨運航空公司，創辦於1986年11月， 其後由華商何鴻桑旗下的信德集團介入，業務取得較大發展。該公司一直銳意增闢新航線，擴大空中運輸網絡，但一直受到國泰及港龍航空的激烈競爭，雙方多次為 開闢新航線的利益問題發生衝突，甚至對薄公堂。由於屢受挫折，華民航空長期處於虧損狀態，大股東信德集團遂向國泰及其他航空公司提出收購建議。初時，國泰 提出以1億港元收購華民80%股權，後來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介人，提出以1.17億港元收購華民航空49%股權，國泰自然不希望中國南方航空藉此打入香港市場，遂將收購價大幅提高，以2億港元購入華民航

空75%股權，進一步壟斷了香港的航空業。

不過，國泰航空面對嚴峻挑戰的日子終於到來。這次的挑戰者，是中國航空公司（香港）有限公司，簡稱香港中航。早在1994年初，香港中航決意與國泰競爭香港航空市場的意圖已露端倪。當時，香港中航已擁有數架波音747客機及數名機師和工程人員，並成功向國泰挖角，聘請前國泰及港龍高層管理人員Lew Roberts為香港中航的航線經理。1995年4月， 香港中航向港府申請航空營運牌照。面對這一突變的形勢，太古主席薩秉達即展開反擊，他公開表示：香港中航的母公司是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不符合中英聯合聲 明的要求，聯合聲明指明本地航空公司牌照只發給以香港為主要營運地的公司，如果中航有權申辦本地航空權，則其他外國航空公司一樣有權照做。

不過，香港中航的回應是：香港中航早已是香港的航空公司，目前的做法只是恢復原有的業務。中航全稱中國航空公司，創辦於1929年5月1日，抗日戰爭爆發後，中航幾經遷徙，逐步將機務和航空基地轉移到香港。1947年底，中航已開設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的國內小航線36條，在香港註冊的飛機數十架。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數千名員工在香港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將12架飛機駛返大陸，奠定了中國民航事業的基礎。1949年6月7日，中航曾以中航香港辦事處的名義在香港註冊，可見中航在香港確已有悠久歷史。

1978年，中航正式開闢內地到香港的航線，並重開香港辦事處，作為中國民航總局屬下各航空公司在香港的銷售代理。自1992年起，中航在香港的投資轉趨活躍，同年4月購入中環的中航大廈，7月斥資16.9億港元購入國泰航空5%股權，8月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立

中國航空公司（香港）分公司。1995年4月香港中航正式向港府申請航空營運牌照時，實際上已成為香港航空市場的有力競爭者，它不僅設有完善的票務部門，而且持有多項香港航空業務的投資，包括5%的國泰航空、10%的香港空運貨站、40%的怡中航空服務公司、55%的中航假期旅遊公司，以及51%的澳門航空公司股權。香港中航還積極部署參與赤臘角新機場的營運，跟不同公司籌組財團參與競投飛機維修、空運貨站、航空膳食及航空燃料等經營專利權。

同年10月，香港民航處處長表示，香港中航將可於1996年取得航空營運牌照。此舉無疑令香港中航參與香港航空事業的努力邁進了重要一步。香港有評論認為，市場已覺察中航對國泰存在的威脅，只不過沒有意識到挑戰會如此早來臨。很明顯，如果香港中航能符合聯合聲明的規定，成為一家「以香港為主要營業地」的航空公司，1997年後將可能成為國泰航空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屆時，失去英國政府庇護的香港「一條航線、一家航空公可」的政策將可能發生動搖，國泰航空能否繼續維持其原有航線的專營權將成為疑問。難怪有關消息外洩後，國泰航空的股價應聲下挫。

環顧當令世界航空業，競爭已成時代趨勢。英國飛往香港的航線，過去由英國航空壟斷，現在維珍航空已加入競爭；澳航經營的至香港航線，如今安捷航空已可分一杯羹；日本、南韓也打破了一家壟斷的局面。1997年後，國泰航空將可能與其聯營公司香港空運貨站、港機工程一樣，被迫面對競爭激烈的航空市場，這一點大概是太古集團所不願面對的嚴酷現實。

幸而，國泰航空仍其有強大的競爭優勢，法國經濟月刊Challenge曾發表評論認為，「國泰的特點是亞洲的笑與英國式的嚴格管理相結合」，這並不是所有航空公司都能做得到的。踏入九十年代，國泰決定重塑公司形象，以迎接新的挑戰。繼1991年國泰決定除去機尾英國國旗的標誌之後，1994年國泰決定斥資2,300萬港元，用4年時間更換機隊的標誌。同年8月31日，國泰航空在新購買的第一架「空中巴士」（Airbus）上首次刷上公司的標誌「翹首振翅」，以取沿用了20年的綠白相間的舊標誌。新標誌既是中國書法蒼勁的筆觸，又像騰空展翅的飛鳥。國泰主席薩秉達認為：「新標誌極具亞洲特色。」對太古集團而言，新標誌顯然寓然深遠，正如國泰總經理艾廷俊（Rob

Eddington）所說：「這是國泰的轉捩點」。

2.12投資物業

進入過渡時期，香港太古集團除積極拓展航空業之外，在地產業也大舉出擊，與怡和系的置地公司形成鮮明反差。1985年4月，就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不久，太古集團旗下的全資附屬公司太古地產即以「氣吞牛斗，志在必得」的姿態，在官地拍賣會上擊敗華資及南洋財團，以7.03億港元價格，投得面積達11萬多平方英尺的金鐘域多利兵房一號地段。1986年5月，太古也產再接再勵，以10.05億港元價格，擊退新世界發展、新鴻基地產、長江實業、南豐等華資集團，投得毗鄰的金鐘域多利兵房二號地段，面積達17.2萬平方英尺。

太古地產在金鐘域多利兵房一、二號地段發展起設備完善、規模宏大的綜合商住物業「太古廣場」。整項計劃分兩期進行，耗資逾50億港元，包括2幢高級商廈、3間一流大酒店、豪華公寓及全服務式住宅以及中區最龐大的購物中心，總樓面面積達500萬平方英尺。到九十年代中期，太古廣場相繼落成，旋即成為中區新的商業樞紐。太古透過對金鐘太古廣場一、二期的龐大投資，建立起其在金鐘地區的領導地位，為集團在地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太古的雄心遠不止此，八十年代末期以來，太古地產又在側魚涌銳意發展，時至今日已初具規模，成為繼金鐘太古廣場之後另一龐大發展計劃。太古對側魚涌一帶的物業情有獨鍾是可以理解的。追溯到一個世紀以前，太古糖廠就在側魚涌糖廠街28號製糖（糖廠街就是以此命名的），難怪太古對這塊發跡之地特別眷戀。不過，太古地產銳意發展側魚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好該區未來的商業發展潛力。

早在八十年代，太古地產已在側魚涌積極收購物業，1992年12月，太古地產以5億港元價格購入糖廠街南華早報大廈，相隔3個月再斥資7.5億港元購入華蘭路22號凸版大廈。至此，太古地產在側魚涌擁有物業已達8幢之多，包括德宏大廈、香港電訊大廈、多盛大廈、和城大廈、常盛大廈、康和大廈，以及南華早報大廈和凸版大廈，總樓面面積接近400萬平方英尺。其中，已完成重建的德宏大廈和多盛大廈已相繼出租，每幢新廈均以行人天橋或通道與其他大廈相連，日後再與太古城連接，整個發展計劃將跨越九七。

太古地產總經理詩柏（Stephen Spurr） 表示，太古地產將為這個升格的側魚涌商業城堡建立一個新名字—太古坊。他表示，太古坊管理比之太古廣場亦毫不遜色，其租客將是那些在中環保留一個小型辦公 室，但希望在側魚涌找到一流辦公樓的機構。太古坊鄰近地鐵站利東區海底隧道出口，交通便利，因而極其商業發展潛力。可以預科，1997年之後太古地產將在側魚涌太古城地區建立起其無與匹敵的地產王國。

1994年1月，太古與香港中信集團的合作從航空擴展至地產業，兩集團首次在官地拍賣會上聯手，以28.5億港元購入又一村達之路商業地區，各佔50%股權。兩集團計劃斥資50億港元，將該地皮發展成大型商場，總樓面面積達120萬平方英尺。該計劃預計4年內完成，由太古地產擔任發展經理。這項合作無疑將有利於進一步加強兩集團的多方面合作。

目前，太古地產已成為香港有數的大型地產集團，據1994年度太古洋行的年報，太古地產擁有的投資工商住宅物業，總面積達912萬平方英尺；其中商業樓宇646萬平方英尺，包括太古廣場一、二座及購物商場，太古城中心，太古城中心三、四座，太古城一至十期商業單位，太古坊德宏大廈及多盛大廈等；工業樓宇183萬平方英尺，包括太古坊和城大廈、康和大廈及常盛大廈；住宅樓宇83萬平方英尺，包括太古廣場曦暹軒和柏舍等。而太古地產發展中或有待發展的投資物業則有243萬平方英尺，包括太古城中心一座、太古坊南華早報大廈、凸版大廈以及又一村新九龍內地段等。換言之，太古地產在未來4年內，投資物業樓面積將高達1,155萬平方英尺，僅次於新鴻基地產和九龍倉而排名第三位。太古地產已成為太古集團的重要收益來源。

三、和記黃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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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記黃埔

3.1基業早建

和記黃埔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860年創辦的和記洋行及1863年創辦的黃埔船塢。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黃迅速崛起，其經濟實力一度超過沉雄穩健的太古洋行，威脅到怡和洋行的地位。

和記洋行由英商沃克（Robert Walker）於1860年在香港創辦，當時的英文名是Robert S. Walker & Co.，初期業務主要是經營布匹、雜貨及食品的轉口貿易。1873年由英商夏志信（John D. Hutchison）接管，改名為John D. Hutchison & Co.。和記洋行在二十世紀初進入中國大陸，曾先後在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設立分行。五十年代初，和記

洋行從大陸撤回香港，被會德豐公司收購50%股權。當時，和記洋行與會德豐關係密切，會德豐持有和記洋行大量股權，和記洋行亦持有會德豐若干股權，兩公司的董事亦互任對方董事。

1863年7月1日，怡和洋行、鐵行輪船公司、德忌利士洋行等幾家船東創辦了香港黃埔船塢公司（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由鐵行公司駐港監事托馬斯．蘇石蘭出任主席。1865年黃埔船塢收購了石排灣這船廠和賀普船塢。1866年黃埔船塢根據公司法組

成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注冊，資本75萬元。由怡和洋行大班詹姆士．惠代爾出任董事長，德忌利士輪船公司老闆拿蒲那出任董事長秘書。1870年，黃埔船塢與紅磡的聯合船塢公司（Union Dock Co.）合併，勢力大增，成為當時香港最大的船塢公司。

七十年代初期，黃埔船塢幾乎佔有了廣州黃埔、香 港及九龍所有大型船塢。但七十年代中期以後，香港、九龍又先後出現了八家船塢與之競爭，面對新的形勢，黃埔船塢改變投資策略，決定重點發展香港，將黃埔的 柯拜船塢及其附屬設施，以八萬元價格售賣予兩廣總督劉坤一，所得資金在九龍紅磡興建一座現代化的船塢。1880年黃埔船塢合併了大角咀的四海船塢公司（Cosmopolitan Dock Co.），一躍而成為香港修船和這船業的巨擘。1900年，黃埔船塢的規模已達到僱工4.510人，其設施不但能建這各式船舶，而且為來港商船及遠東海面的船隻提供各種修理服務。

3.2大展拳腳

和記洋行在有逾百年悠久歷史的老牌洋行中，本屬三、四流的角色，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卻迅速崛起，成為股市上光芒四射的明星，而觸發這一革命性轉變的就是香巷一位著名的英商祁德尊(Douglas Clague, 1917-1981)出生於非洲的羅德西亞南部，早期畢業於英國文島的威廉王書院。1940年，他以炮兵軍官的身份前來香港服役，翌年日本攻陷香港後成為階下囚。1942年，祁德尊成功從深水步集中營逃脫，後在東江惠州擔任前方司今，並先後在印度、緬甸、泰國及中國等地服役。戰事結束時.28歲的祁德尊已晉升上校，他先後獲授軍方十字勛章、OBE勛銜及CBE勛銜。

1947年，祁德尊從軍隊退役即重返香港，投身商界。同年，他加入了和記洋行董事局。1954年，祈德尊出任和記洋行董事局主席。1963年，祁德尊向會德豐集團收購其屬下的上市公司萬國企業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td.）的控股權，並透過萬國企業收購和記洋行股權。1965年，萬國企業取得和記洋行全部股權，易名為和記國際有限公司（Hutchison International Ltd.），由祁德尊出任主席。自此，和記與會德豐分道揚鑣，自立門戶。

從六十年代中期起，和記洋行進入了急劇膨脹的新時期。祁德尊利用部分投資者看好洋行股前景的心理，透過發行新股展開連串的收購活動。1966年和記先後收購了屈臣氏、德惠寶祥行，及泰和洋行等三家歷央悠久的進出口商行，這三家商行與和記洋行構成了和記集團拓展進出口貿易以及批發零售商業的核心。到六十年代中後期，和記國際已在眾多的洋行中脫穎而出，旗下擁有的附屬及聯營公司已起過50家。

1967年，香港政局動盪，投資者紛紛拋售股票、物業，移居海外，但和記國際的收購步伐並未因此而停止。1969年，和記國際透過發行優先股集資7.200萬港元，收購了著名的黃埔船塢30%的股權。這是和記國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日後和記黃埔發展的堅實基礎。

和記國際收購黃埔船塢後，即重整該公司業務並推向多元化發展。同年，黃埔船塢在紅磡興建一座貨櫃碼頭，開始了貨櫃運輸業的發展，又與華資地產公司合作成立都城地產有限公司，發展黃埔船塢內剩餘土地。1970年，和記國際透過黃埔船塢，收購港島的大型貨倉集團均益有限公司，黃埔船塢和均益倉這兩家公司在九龍和港島均擁有大量廉價地皮，令和記國際成為了香港最大的地主。

1973年，黃埔船塢將船塢和船舶修理等業務與太古船塢合併，成立香港聯合船塢有限公司，在青衣島投資與建新型船塢。黃埔船塢則加強地產及貨櫃運輸業的發展。1974年，黃埔船塢與均益倉聯合成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投資與建葵涌四號貨櫃碼頭，其後又收購了原日資公司經營的葵涌二號貨櫃碼頭，逐漸發展成香港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集團。

1970年和1971年， 和記國際又相繼成立了和寶有限公司及和記地產有限公司，並將它們上市，進一步壯大和記集團的聲勢。和寶公司成為和記集團內業務範圍最廣泛的上市公司，它的 主要附屬企業是德惠寶洋行，其經營的業務主要包括進出口貿易、商務、機械、汽車銷售和建築材料供應等等。和寶上市後業務發展迅速，在1973年股市高潮之際成為光芒四射的新星。同年，和寶旗下的附屬公司至少達35家，純利創下1,700萬港元的高紀錄。此外，和記國際還先後收購了安達臣集團、大亞石業、海港工程、會德豐紡織等公司。

3.3盛極而衰

1972年至1973年香港股市狂潮期間，和記集團系的上市公司成為最搶手的熱門股票之一。1973年3月，和記國際的市值高達72.43億港元，該年度純利達到1.36億港元，一度威脅到當時怡和洋行的地位。到1975年，和記國際已發展成擁有360多家附屬及聯繫公司的龐大企業集團。當時，祁德尊成為香港商界炙手可熱的紅人，他先後出任立法局議員、行政局非官守議員，1970年更出任匯豐銀行董事局副主席。

無疑，祁德尊為和記黃埔日後大展宏圖奠下了第一塊基石。在祁德尊的主持下，和記國際成為當時香港成長最快的上市公司。可是，祁德尊對股市的走勢判斷錯誤，犯了個致命的錯誤，又或許他過於雄心勃勃，攻伐過度，未能及時在股市高峰期鞏固已取得的成績。1973年3月，香港股市從恆生指數1,774點的歷史性高位回落，股市熱潮開始冷卻。當時，和記國際並未停止擴張步伐，仍然大量借貨作投資活動，尤其是借人瑞士法郎，埋下了日後危機的導火線。

1974年，和記集團旗下各上市公司的股價已大幅貶值，但集團並沒有將這種情況反映在賬目上，反而利用賣地收益以及都城地產上市所籌集的資金維持純利並作派息用途，這是相當冒進的策略，期望股市回升渡過難關。可惜，股市進一步下瀉，到同年12月10日恆生指數已跌至150點低位。和記國際受到系內各上市公司股價大幅貶值及瑞士法郎大幅升值的雙重打擊，財政困難迅速表面化。當時，和記國際在海外的投資，包括英國、澳洲及東南亞等地均表現欠佳，尤其是在印尼的業務，遇上全球石油危機，產生約1億港元的壞賬，消息傳來，投資者大量拋售和記國際的股票，到1974年底，和記國際股價已從1973年3月股市高峰期的每股44元跌至1.18元，整間公司市值已跌至3.4億港元，相當於1973年全盛時期的4.7%。1974年至1975年度，和記國際虧損1.29億港元。當時，和記國際已陷人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有關公司倒閉的傳言滿天飛。

1975年9月，和記國際召開股東大會，董事局要求股東供股1.75億港元，以解除公司的財政危機，但被匯豐銀行所代表的股東所否決。而和記國際的債權人則正循法律途經要求和記國際清盤。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董事局被迫接受匯豐銀行的建議，由匯豐銀行注資1.5億港元收購和記國際33.65%控股權，匯豐銀行成為和記國際的大股東。結果，和記國際董事局重組，祁德尊黯然去職。當時，匯豐銀行曾承諾，一旦和記國際，恢復贏利，匯豐銀行將在適當時候出售和記國際，這就埋下了日後華商李嘉誠入主和記的伏線。

3.4脫胎換骨

1975年11月，匯豐銀行邀請被譽為「公司醫生」的韋理（W. R. A. Wyllie, 1932）加入和記國際董事局，出任副主席兼行政總裁，訂明一旦和記恢復贏利，韋理可享有和記國際2.5%純利。自此，和記國際進入韋利時代。韋理原籍英國蘇格蘭，1932年在澳大利亞出生，早年曾做過伐木工人和學徒，1951年離開澳大利亞到馬來西亞最大的汽車經銷公司華納兄弟有限公司工作，從工程師晉升為經理，並成為略有名氣的業餘賽車手。1964年韋利應邀前來香港，主持夏巴汽車公司，三年後成功將該公司發展成龐大企業集團。1973年再應邀接管瀕臨破產的信昌企業，使該公司轉虧為盈。自此，韋理在香港企

業界嶄露頭角，成為「企業奇才」。和記國際陷人財政危機時，韋理曾有意收購和記的其中兩家聯營公司，並把這個想法告訴當時匯豐銀行的副主席沈弼。沈弼向他透露，匯豐不想看見和記倒閉，準備資助其渡過難關，並屬意由韋理出任和記國際的行政總裁。

韋理上任三週後，即召集集團全部145名 高級行政人員開會，向他們說明和記國際集團所存在的問題、問題的癥拮，以反對策。韋理指出，和記國際發展太速，管理層失控，以致公司結構變得過於複雜、紊 亂；集團的資訊管理和財務報告普遍不足、不夠精確、欠缺協調，以致管理層無法了解問題的嚴重性，無法對症下藥作出決策。韋理還表示，

整個集團內會計和財務控制甚差，總部最多只能通 過報告的形式對系內各公司的盈利作出估計，集團的問題很多都是因為這種缺乏紀律的現象而滋生。他在大會上向全部高級行政人員提出了在預定期限內達到的各項 目標，包括建立現代財務控制、解決未了結的訴訟、簡縮經常性開支、全面減債計劃，以及清除虧損的部門和公司等。

隨後，韋理展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首先是制止附屬公司的虧蝕，同時加強總公司與附屬機構的溝通，進而加強各公司的管理；其次是強化集團的財政基礎。為此，韋理決定將虧損及盈利較低的公司出售或解散。當時，和記集團屬下共有315家公司，大部份都處於虧蝕狀態，其中最嚴重的是印尼和新加坡的投資，其他大部份海外公司亦情況欠佳。1976年，韋理前後解散或出售了107家公司，到和記國際與黃埔船塢合併時，僅剩下180家公司。韋理又著手減少集團的短線投資，曾有一個時期集團內的短線投資高達5.25億港元。當出售集團的短線投資時，適逢1976年3月股市壯旺，恆生指

數回升至456點水平，韋理趁機拋售一批股票，並將所得1億港元現金增購屈臣氏和黃埔船塢這兩家潛質優厚的公司股權，使這兩家聯營公司轉化為附屬公司。經過一年多的改革，和記集團內部管理層的改組已大致完成，主要的虧蝕已全部制止。1976年和記集團獲得1.07億港元的綜合溢利，並恢復向股東派息。

儘管如此，和記集團的基礎並未穩固，當時公司仍有短期負債7.6億港元、長期債務5.7億 港元，集團的組織仍未清晰。根據韋理的分析，他認為黃埔船塢的業務範圍不太廣，只有貨櫃碼頭、交通運輸、地產、製造業和船舶修理業等，這些業務的發展餘地 有限。但黃埔船塢擁有極大數量的土地，可為公司帶來巨額的現金收益。不過，黃埔船塢在其他業務方面卻缺乏專門人才，尤其在貿易方面，可說全無經驗。而和記 的業務極其廣泛，它所擁有的最大資產就是人才，這剛好彌補黃埔的不足，能協助黃埔將土地發展帶來的資金加以適當連用。因此，韋理決定將和記國際與黃埔船塢 合併，1977年12月21日，和記國際董事局批准了韋理的建議，1978年1月3日，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Hutchison Whampao Ltd.）正式成立並取代和記國際的上市地位。

和記與黃埔的合併，令和記黃埔在英資四大行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以和記在貿易方面的穩固基礎、優秀管理人才，加上黃埔地產發展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和黃集團已迅速恢復穩健的基礎，成為香港業務最龐大、最廣泛的企業集團之一。這時，和黃集團共轄有上市公司8家，包括和記黃埔、和寶、屈臣氏、和記地產、都城地產、均益倉、安達臣大亞以及海港工程，其所經營的業務遍及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商業、商務、貨櫃運輸、船塢、貨倉和交通運輸、地產、石礦業、建築業，以及投資業務。

3.5華洋易手

七十年後期，羽翼漸豐、雄心勃勃的華資財閥開始覬覦英資公司的控制權，正面挑戰英資財團至高無上的權勢。1979年，和記黃埔被華商李嘉誠收購，李嘉誠成為入主英資四大行的第一位華人；自此，英資財團在香港經濟中的壟斷地位漸漸被打破。

1977年，李嘉誠小試牛刀，以2.3億 港元收購美資的永高公司，開創了香港華資公司吞併外資企業的先河。永高公司擁有港島中環著名的希爾頓酒店，以及印尼巴里島的凱悅酒店；不過，其時公司盈利 停滯不前，巴里島的凱悅酒店正在虧蝕之中。當時，普遍指長實出價過高，認為不值。然而，事後證明，長實對永高的收購極為成功，因為要在同樣地點興建同等規 模的一流酒店，再多用一倍的資金也做不到。

初試鋒芒之後，李嘉誠即將矛頭指向九龍倉。九龍倉是置地的聯營公司，一直以來與置地同為怡和旗下的二大主力。七十年代以後，九龍倉先後收購天星小輪、香港電車以及海港企業51%股權，又將碼頭貨倉遷往葵涌、荃灣，並在尖沙咀海旁興建龐大綜合物業海港城，業務搞得有聲有色。然而，九龍倉的投資策略有兩個致命弱點：其一，是以發行新股的方式籌集發展資金。1973年至1974年期間，九龍倉為籌集發展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的龐大資金，先後多次發行新股及送紅股，令公司股數從990萬股急升至8.501萬股；1975年5月及1976年10月，九龍倉再發行1.2億港元的8厘息可兌股債券及2億港元7.5厘息附有認股證債券，結果不少九龍倉股東拋售股票籌集資金收購債券，令股價偏低，股票大量流人散戶之中。其二，是九龍倉興建的商廈，以出租用途為主，現金回流極慢，盈利增長低，這亦是造成九龍倉股價偏低的一個重要因素。1978年初，九龍倉的股價最低見11.8港元；期間，香港地價不僅沒有回落，而且大幅標升，地處繁華商業區的尖沙咀更是寸土尺金。

當時，李嘉誠獲悉，只要購入20%的九龍倉股票，便可挑戰置地的大股東地位（事實上，1978年底，置地僅持有九龍倉約10%股權）。於是他不動聲色地大量購入九龍倉股票，從每股10餘港元一直買到每股30多港元，共吸納了大約2,000萬股九倉股票，約佔九倉已發行股份的20%。隨著九倉股票的大幅標升，嗅到「腥味」的大小財團以至升斗市民，已知道正有財團收集九倉股票，一場空前激烈的收購戰爆發在即，紛紛烽擁人市，將九倉股票炒得熱火朝天。這時，市場已盛傳長實主席李嘉誠有意收購九倉。

然而，1978年7月26日， 李嘉誠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對有關傳聞斷然否認，顯示他精密部署的收購計劃已經中止。至於突然中止的背後原因，至今仍撲朔迷離。當時怡和得悉李嘉誠有意收購九 倉，知道大事不炒，無奈怡和在七十年代中前期大規模投資海外，導致盈利停滯不前，資金短缺，雖然在緊急部署反收購行動之後，也到市場上高價收購散戶持有的 九倉股票，然而為時已晚，資金有限，只好轉向匯豐銀行求助。1978年7月 匯豐銀行介人，李嘉誠鑑於收購計劃已經洩露，不願公開同歷史悠久、實力雄厚的怡和正面較量，亦不願因爭奪九倉而得罪匯豐銀行，因而決然將所持全部九倉股票 轉售於「世界船王」包玉剛。當時，包玉剛身兼匯豐銀行董事，亦有意問鼎九龍倉，而且實力更形雄厚。在這宗交易中，李嘉誠賺取約6,000萬港元利潤，全身而退，將九龍倉的爭奪戰留予包玉剛接手。

李嘉誠退出九倉爭奪戰後，即將矛頭指向另一個目標——青洲英坭。青洲英坭也是一家老牌的英資公司，主要業務是生產及銷售水泥等建築用的材料，在九龍紅磡擁有大量土地。李嘉誠依然使用同樣的手法，在市場上不動聲色地吸納青洲英坭的股票，這一次李嘉誠輕易就獲得成功。1978年底，李嘉誠透過長江實業購入青洲英泥25%股權，加入青洲英坭董事局。1979年長實持有青洲英坭的股權增加到36%， 李嘉嘉順利出任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期間，長實與青洲英坭達成協議，自八十年代起，雙方合作發展青洲英坭所擁有的紅磡鶴園的龐大廠址。李嘉誠這種收購持有 大量廉價地皮的公司的策略，比直接購買地皮更加有利，可謂一舉三得：其一，被收購公司即可提供合理的經常性利潤；其二，被收購公司擁有的大量廉價地皮為集 團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基礎；其三，若將被收購公司的物業地皮作資產重估或出售，即可獲大量利潤。李氏的這種投資策略，反映了他過人的精明。踏入1979年， 長實集團的實力更加雄厚，聲勢更加浩大，它先後與會德豐、廣生行、香港電燈、利豐、香港地氈等擁有大量地皮的老牌公司合作，發展它們手上的物業，又與中資 公司僑光置業合組地產公司，奪得沙田火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並在屯門踏石角興建大型水泥廠。同年，李嘉誠當選中國國務院屬下部級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 公司（簡稱中信集團）董事同時當選為中信董事的還有霍英東和王寬誠，這兩位華商早就與中國政府建立密切的關係。李嘉誠的當選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反映出他在 中國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正迅速冒升。時機已經成熟，李嘉誠將他的目標轉向作為英資四行之一的和記黃埔。

1979年，和黃是匯豐銀行的屬下公司，李嘉誠為此秘密與匯豐銀行接觸，據說得到的答覆是：只要條件適合，長江實業的建議，會為匯豐銀行有意在適當時候有秩序地出售和記黃埔普通股提供機會。

吸收上次收購九倉消息外洩的教訓，李嘉誠對這次的保密極為重視，在外界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與匯豐銀行展開收購和黃股份的洽談事宜。1979年9月25日， 李嘉誠終於就收購和黃股份與匯豐銀行達成協議，完成了這宗被《遠東經濟評論》指為「使李嘉誠直上雲霄的一宗交易」。首家英資大行落人華人手中，這一日，對 於香港的資本財團發展史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宣佈，長實剛與匯豐銀行達成一項協議，以每股7.1元價格，收購匯豐銀行手上全部共9,000萬股和黃普通股，約佔和黃全部已發行股份的22.4%，成為和黃大股東。根據協議，長江實業僅須立即支付總售價

6.39億港元的20%，餘數可延遲支付，為期最多兩年，不過須在1981年3月24日之前支付不少於餘數的一半。換言之，長實以極優惠的條件收購了和黃。

3.6正式接管

李嘉誠從匯豐購得和黃股份後不久，即於同年10月15日出任和黃董事局執行董事。經過一年的收集，1980年底，長江實業持有和黃的股權已增加到41.7 %。1981年1月1日，李嘉誠出任和黃董事局主席（韋理則於1982年辭去和黃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成為「入主英資洋行第一人」。這是香港經濟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其深遠意義在若干年後才逐漸顯露。

李嘉誠入主和黃後，深知要控制這間龐大的公司並 非易事，尤其是該公司涉及的貨櫃碼頭、船塢、製藥以及零售業務，對長實而言仍是很生疏的。因此，他極力安撫和黃的外藉高層管理人員，在韋理辭職之後，即委 任其副手李察信出任行政總裁，業務董事夏伯殷及政務董事韋彼得亦繼續獲得重用，組成和黃新管理層的三巨頭；同時，他又委派長實的李業廣、麥理因出任和黃董 事，參與執行董事會議，並負責籌劃地產業務的發展。在新管理層的主持下，和黃先後將屬下的上市公司，包括和記地產、均益倉、屈臣氏、和寶、安達臣大亞等私 有化，又將虧損纍纍的海港工程售予羅康瑞的瑞安集團，令和黃的業績大幅改善。綜合純利從1980年的4.11億港元急增到1983年的11.67億港元，和黃的市值也從1980年初的38.7億港元大幅增加到1984年底的98.5億港元，成為僅次於匯豐銀行、恆生銀行的第三大上市公司。

不過，在此期間，李嘉誠與以李察信為首的和黃外籍管理層的矛盾也日趨尖銳，李察信早於1972年 便加入和記，經歷了韋理時代及長實的入主，職位日益提高，但他與韋理一樣，並不甘於只成為一個決策的執行者，而希望作為一個決策者，希望長實像匯豐一樣， 只承擔大股東的職責，完全不過問和黃事務。鑑於長實取得和黃控制權，在貿易、零售等方面仍須依賴原有人才，李察信等人便利用這段青黃不接的機會，積極擴張 本身的勢力，同時設法排擠華籍高級行政人員，避免這些華籍行政要員與長實結成同一陣線，成為長實接管和黃的基礎。1983年，多名和黃華籍高級職員被迫離職，部分華籍職員遂與長實接觸，要求解決這一問題。當時，長實仍堅持不直接干預和黃行政，只對華籍行政人員進行安撫，但是此事件已種下長實與和黃管理層決裂的伏線。

1984年4月， 長實決定和黃派發巨額現金紅利，主要目標是削弱和黃管理層的權力，並進一步增加長實在和黃的股權。這自然引起和黃管理層的不滿，後者利用外資基金的不滿迫 使長實接受以股代息的建議，可是外資基金卻持續拋售和黃，終於使雙方裂痕無法爾補，此時長實亦已完成接管的部署。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以李察信為首的三 巨頭只好全部辭職，長實正式接管和黃管理層。

3.6發展黃埔

李嘉誠入主和黃後，即看手籌劃將和黃在紅磡擁有的黃埔船塢龐大土地發展為著名的黃埔花園。踏入八十年代，和黃已開始與港府商討重建黃埔船塢的補地價事宜。由於當時地產市道蓬勃，雙方一直無法就補地價問題達成協議。其後因香港前途問題浮現，樓市崩潰，談判亦暫時中止。直到1984年，雙方談判再度展開；同年9月，中英兩國就香港前景問題草簽聯合聲明，港人信心開始恢復。12月和黃宣佈與港府達成協議，補地價3.9億港元，另加道路建築費約2億港元。

公佈黃埔花園發展計劃時，李嘉誠亦親自到場。黃埔花園興建計劃是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首項龐大地產發展計劃，和黃將在6年內投資40億港元發展整項計劃。該計劃包括興建一百多幢住宅大廈，總樓面面積達765萬平英尺，另有商場面積170萬平方英尺。

黃埔花園由1985年4月推出第一期，至1989年8月售出最後一期，售價由每平方英尺686元升至1755元。據粗略估計，整個黃埔花園平均售樓價為每平方英尺1.220元，以黃埔花園住宅樓面積共765萬平方英尺計算，和黃在約四年半時間內總收入達92億港元，扣除約40億港元發展成本，純利高達52億港元。此外，和黃還持有170萬平方英尺商場作收租之用，為集團提供穩定租金收入。和黃所擁有黃埔船塢地皮這一寶藏，經李嘉誠之手開採、挖掘，終於閃露出徇爛的異彩。

3.7收購港燈

李嘉誠收購和黃後，集團的擴張步伐並末就此終止，他開始將目標指向香港電燈公司，香港電燈也是一家老牌英資上市公司，創辦於1889年，到七十年代已發展成一家多元化的大型企業集團，業務包括發電、地產、工程服務以及電器貿易等，已躋身香港十大市值上市公司之列。其寶，早在1980年11月，李嘉誠已與香港電燈建立合作關係，當時，長實與港燈合組國際城市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將港燈的地皮發展為住宅物業，包括北角的城市花園、荃灣的麗城花園等。1982年4月，怡和透過置地向港燈發動「破曉突擊」行動，收購港燈34.9%股權，成為該公司大股東。1983年，李嘉誠洞悉置地在地產投資遭遇陷境，遂向怡和、置地游說，購入他們手中的港燈、牛奶公司、惠康超級市場等股票，但雙方條件始終談不攏。李喜誠知己知彼，並不急於進行，靜等有利時機的出現。

其後，置地的財政困難加深，怡和及置地主席西門．凱瑟克曾主動與和黃接觸，但要價在每股6.5至6.6港元，比當時市價約高出12%，李嘉誠看到事態正向他所預料的方面發展，遂還價以低於市值10%收購，當時置地手上的港燈股份平均成本連同利息計算為每股6.6港元，如以李嘉誠的還價，帳面損失將超過4億港元，因此有關談判再度擱置。及至1985年初，置地的財政危機日深，怡和的幕後航手、前主席亨利．凱瑟克遂親自從倫敦飛抵香港，會晤怡和高層，決定將港燈售賣。同年1月21日下午7時，西門．凱瑟克親自到華人行會見李嘉誠，經過兩小時會談，雙方終於根據李氏半年前收購港燈時的原則達成協議，不過，由於港燈市價已上升，李嘉誠提出較市價低13%的條件，且該次交易包括港燈的末期息。翌日上午，李嘉誠在和黃行政總裁馬世民陪同下，前往康樂大廈48樓怡和主席辦公室，與怡和方面就收購港燈股份簽訂協議。結果，李嘉誠透過和黃以29.05億港元價格收購置地名下34.6%香港電燈股權，每股價格為6.4港元，僅是港燈市價的八成半。

3.8進軍電訊

八十年代中，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向傳呼服務和流動電話市場進軍，成為華資大財團中率先進入電訊業的集團。其實，香港的傳呼服務早在六十年代末已展開，1969年8月，一位美國駐港記者開設Re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Ltd.，向港府郵政署取得傳呼牌照，在港島跑馬地安裝一部發射機，提供傳呼服務，但不足年半便宣布結束。第二家傳呼機公司Apollo Telephone Service Ltd.，創辦於1970年，1974年被佳訊有限公司接收，佳訊以大機構及政府部門為重點推銷對象，結果在數年間便吸納了大量客戶。七十年代，港府鑑於傳呼服務需求大增，便增發十數個傳呼經營牌照，其中，當時英資的香港電話公司亦增設傳呼服務。八十年代中，和黃看準香港電訊市場的巨大增長潛力，於1985年推出手提無線電話，並進軍傳呼機市場，和黃在市場大舉收購各大小傳呼公司，一時間即購入7家傳呼電台，客戶逾16萬。到八十年代末，和黃旗下的和記傳訊已成為香港最大的傳呼服務公司，1989年底已擁有100個傳呼站，為23萬家客戶服

務，佔香港傳呼市場的50%份額。而和黃屬下的和記旗下的和記電話公司，亦提供佔香港總量55%的蜂窩式流動無線電話服務，用戶已有5萬多家，在香港流動電話市場佔領先地位。

不過，踏入九十年代，和黃在流動電話的領先地位即受到挑戰。1990年4月，香港電訊宣布重組，成立專責非電訊專利業務的香港電訊CSL，並推出GSM（歐式數碼系統）流動電話，第一太平集團旗下的訊聯亦推出GSM流動電話，與和記電話展開激烈競爭，1992年7月，新鴻基地產佔40%股權的數碼通有限公司（其他股東分別是美國AT&T、ABC佳訊及中國郵電部）擊敗九倉、新世界發展等集團，取得了第四個經營流動電話牌照，香港的流動電話市場遂形成四國爭雄的局面。

1991年2月，港府頒發4個經營CT2即第二代流動電話，參與競投的財團多達7個，結果由和記傳訊的天地線（和黃佔90%，匯豐佔10%）、其士集團的步步通（其士商業國際系統有限公司佔51%，Overseas Telephone Corporation佔49%），太平專訊的經緯站（第一

太平佔45%、英國電訊佔45%、新鴻基地產佔5%、佳訊佔50%），及香港點點電話（即Tragetta Co. Ltd.香港電訊CSL佔50%、新鴻基香港工業基金佔35%、星光傳呼佔4.9%）分別投得經營。所謂第二代無線電話，是指利用telepoint的技術來傳遞訊息，它跟蜂窩式流動電話不同之處，是它在室外時只可以打出電話，但不能接收電話，它只能與傳呼機一同使用，才可達到流動電話效果。在CT2的競爭市場，和記天地線可算一馬當先，到1994年底最高峰時，和記天地線擁有的客戶達到12.5萬戶，市場佔有率超過50%，而共士步步通則緊追其後，擁有逾5萬戶客戶。不過，第二代流動電話在數碼流動

電話的價格大幅下降時遭到激烈競爭，其客戶迅速流失，到1996年初，和記天地線的客戶已下降至不足6萬戶，被迫於同年5月結束服務，而其餘的其士步步通及太平專訊經緯站亦於稍後結業。和黃在該項業務中投資達8億港元。

和黃結束天地線後轉而加強對流動電話市場的爭奪，1995年先後推出GSM數碼流動電話和CDMA（美式數碼系統）流動電話，並展開猛烈的宣傳及推廣攻勢。不過，和記電話在香港流動電話市場的領先地位已被香港電訊所取代，據統計，到1996年10月，香港電訊

CSL擁有的客戶達32萬戶，市場佔有率28.6%；數碼通擁有的客戶28.5萬戶，市場佔有率25.4%；和記電話的客戶達28萬戶，佔25%；而訊聯則有客戶23.5萬戶，佔21%。

1996年7月，港府宣布頒發6個個人通訊服務（PCS）經營牌照，中標財團包括和記電訊、新世界電話、訊聯電信、八方通訊、匯亞通訊及萬眾電話，可以預期未來一段時期內各大財團在香港流動電話市場的競爭將更趨激烈。

3.9雄霸貨運

國際貨櫃全稱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其前身是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司的貨櫃碼頭業務，1974年，黃埔船塢奪得葵涌四號貨櫃碼頭發展經營權，遂將其位於紅磡、北角和觀塘3段貨櫃碼頭業務全部遷往四號貨櫃碼頭，並重新命名為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1977年和記國際與黃埔船塢合併為和記黃埔，國際貨櫃遂成為和黃的附屬公司。1979年李嘉誠收購和黃後，即透過國際貨櫃集團大力發展貨櫃碼頭業務。

1985年，港府決定讓國際貨櫃和現代貨箱共同發展六號貨櫃碼頭，但國際貨櫃以二號貨櫃碼頭換取現代貨箱在六號貨櫃碼頭的半數權益，斥資20億港元獨力發展六號貨櫃碼頭。1988年，港府招標競投七號貨櫃碼頭，國際貨櫃以43.9億港元的高價奪得七號貨櫃碼頭發展權，一舉奠定其作為香港最大貨櫃碼頭集團的地位。七號貨櫃碼頭的標價連同填海及購置設備等費用，總投資高達70億港元。1991年，國際貨櫃與中資的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合資組成中遠一國際貨櫃碼頭（香港）有限公司（CHT），與港府達成協議，取得八號貨櫃碼頭4個泊位中的兩個泊位的發展經營權。至此，國際貨櫃集團共經營葵涌

的四、六、七、八號貨櫃碼頭的12個泊位，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私營貨櫃碼頭公司。1995年度，國際貨櫃集團處理的貨運量高達520個標準貨櫃箱，在葵涌貨櫃碼頭處理的總吞吐量中所佔比重超過50%。該年度，港口及有關服務為和記黃埔帶來的營業溢利高達36.3億港元，佔和黃營業溢利總額的55.6%。

1992年，隨著香港貨櫃碼頭業的高速增長，預期葵涌一至八號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將於1995年達到飽利，九號貨櫃碼頭的興建遂提到議事日程。同年11月10日，港府在未與中方磋商的情況下宣布以私人協議的方式將九號貨櫃碼頭的發展經營權批予以英資怡和為首的青衣貨櫃集團（其餘股東尚有海陸貨櫃集團、新鴻基地產及新世界發展）、國際貨櫃及現代貨箱3個財團，九號貨櫃碼頭的4個 泊位中，青衣貨櫃獲得其中兩個，國際貨櫃利現代貨箱各得一個。其時，正值香港新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伊始，並在施政報告中單方面提出對香港原有政制作重大改動 的政制方案，中英關係陷入低潮。中方即指責港英政府單方面批出跨越「九七」的重大工程是違反聯合聲明的侵權行為，未來特區政府將不予承認。香港輿論亦認為 港英政府的決定有私相授受之嫌。九號貨樞碼頭的發展遂陷入僵局，一拖達3年之久。

1996年1月，中英關系轉趨改善，而香港貨櫃碼頭的發展更趨迫切，兩國外長終於就九號貨櫃碼頭的解決辨法達成共識，並擬就一至九號貨櫃碼頭的泊位擁有權作重新分配。然而，由於交換泊位涉及各財團的切身利益，有關磋商一再拖延，直至同年9月11日始獲解決。結果，和黃的國際貨櫃再次成為大贏家，國際貨櫃除獲得九號貨櫃碼頭一個泊位外，再額外獲得一個支線泊位及港府批出一幅在九號貨櫃碼頭以北佔地2.79公頃土地，可發展為商業樓宇。國際貨櫃每年將增加120萬個標準貨櫃箱，令該公司的吞吐量上升至700萬個標準貨櫃箱。九倉的現代貨箱則以八號貨櫃碼頭的兩個泊位交換青衣貨櫃在九號貨櫃碼頭的發展權，因而在九號貨櫃碼頭將獲得3個泊位及額外一支線泊位。而獲得八號貨櫃碼頭兩個泊位的青衣貨櫃則重組股權，並易名為亞洲貨櫃碼有限公司。重組後，怡和集團的股權大幅下降，成為第二大股東，透過置地及怡和太平洋持有28.5%股權、經營三號貨櫃碼頭的海陸貨櫃集團成為大股東，持有29.5%股權，新鴻基地產和新世界基建分別持有28.5%和13.5%股權。至此，九號貨櫃碼頭的爭奪逐告結束。九號貨櫃碼頭首個泊位估計將在動工後24個月落成，以後每4個月可多建成一個泊位，全部落成後可處理220萬標準貨櫃箱。

3.10投資能源

1986年12月，李嘉誠透過家族公司及和黃重槌出擊，斥資32億港元收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Husky Oil Ltd.）52%股權，其中，旗下和黃與嘉宏國際合組的聯營公司UnionFaith購入43%股權，李嘉誠1983年已入藉加拿大的長子李澤鉅購入9%股權，李氏擁有9%股權的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亦購入該公司5%股權，而原大股東、加拿大化學製品及氣體運輸集團Nova Corp.則仍擁有其餘43%股權。根據加拿大政策，外國人是不能購買「財政狀況健全」的能源公司的，但李氏利用兒子的身份避過這種限制，成功取得赫斯基的控制權。

赫斯基的總部設於加拿大亞伯達省卡加里市，是加拿大主要的獨立能源公司之一，在加拿大擁有5,000餘口石油及天然氣生產井的開採權，其中約40%由該公司開採，此外還持有重油精煉廠26.67%股權及343間 汽油站。李嘉誠在收購赫斯基時表示：世界石油價格在短期內不會有太大升幅，但長遠來說可以看好，而且香港電燈公司的發展與石油有很大關係，所以是項投資對 香港有利。他在接受《加拿大商業》月刊獨家採訪時還表示：為了尋求合適的能源投資機會，他曾花了幾年在歐美考察，之所以看中赫斯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 他個人對加拿大有一份恃別的個人感情，二是他本人與赫斯基總裁Mr.

Blair私交甚篤，相信他的指引。

赫斯基自被李嘉誠收購後，即展開連串擴張活動，包括制訂整套石油裝置計劃，趁低價購入更多的石油儲存及多鑽取石油以減低負債，1988年6月又斥資3.75億加元全面收購加拿大另一家石油公司Canterra Energy Ltd.，令其資產值從原來的20億加元擴大一倍，並成為北美五大石油和氣體公司之首。不過，赫斯基的連串壙展亦令共負債急增，收益銳減，令其主要股東不勝負荷。1991年10月，赫斯基另一大股東Nova集團以低價將其所持的43%股權售予李嘉誠家族及Union Faith，李氏斥資17.2億港元，實際上取得了赫斯基的絕對控制權。

3.11進軍海外

八十年代後期，李嘉誠在進軍海外能源、地產業的同時，亦積極拓展海外的電訊、貨櫃碼頭市場。1987年，李嘉誠曾斥資29億港元購入英國大東電報局5%股權，成為該集團的大股東。可惜，李嘉誠無法進入大東董事局，1990年李嘉誠將所持股票趁高拋售，獲利逾2億港元。1989年，李嘉誠透過和黃收購英國Quadran集團的流動電話業務，邁開拓展海外電訊市場的第一步。1991年7月，和黃透過旗下的和記通訊與英國宇航局控股，和記通訊（英國）收購英國宇航名下經營個人通訊業務全部權益，而英國宇航則購入和記通訊（英國）30%股權。雙方協議在未來數年投資8億至10億英鎊共同發展英國流動電訊市場，而重點是第二代流動電話（CT2）和個人通訊網絡（PCN）。換股完成後，和記通訊（英國）成為和黃集團在英國發展電訊業務的旗艦，旗下業務除第二代流動電話和個人通訊網絡之外，尚包括和記流動電話、和記傳呼、和記流動數據通訊及和記幹線流動

電話等。

不過，和記通訊（英國）於1992年6月推出的CT2亦反應不理想，1993年底被迫結束，命運與香港的CT2一樣。1994年4月，和記通訊（英國）推出Orange數碼蜂窩式通訊網絡服務，業務訊速發展，到1995年底用戶已急增至48萬名，約佔英國數碼流動電話客戶總數

的26%，並佔整個英國流動電話市場的7%。1996年，和記通訊（英國）成立Orange PLC作為Orange個人通訊網絡的控股公司，同年4月將其分拆分別在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和美國證券市場上市，和黃藉此獲利約32億港元。

與此同時，和黃亦進軍亞太區的電訊市場，1989年，和黃接連在澳大利亞收購多家傳呼機構，包括昆士蘭的Bellpage、南澳洲的Answerpage和西澳洲的Auspage，1992年又收購美國Motorola在澳洲的傳呼業務，這些業務均由和記通訊（澳洲）控制，和黃持有

56%股權。1993年，和記澳洲又推出Optus GSM流動電話網絡服務，到1995年底該公司已擁有9.8萬戶傳呼用戶及1.8萬戶GSM流動電話用戶。此外，和黃又積極拓展在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的傳呼及流動電話市場。不過，和黃競投泰國及澳洲衛星發射和經營計劃則遭到失敗。

在貨櫃碼頭方面，1991年6月和黃斥資11億港元向英國鐵行輪船公司和東方海外實業收購其所持有的英國菲力斯杜港（Felixstowe）的75%股權（後已增持至100%股權），遇開進軍歐洲貨碼頭業的第一步。菲力斯杜港是英國當時最大及最繁忙的港口，1990年共處理143.5萬個標準貨櫃箱及1,600萬噸貨物，接待350萬名乘客。該港口擁有可觀的滾裝船和雜貨處理設施及貨倉設備，並有一個遠油船泊位。到1995年底，菲力斯杜港口的吞吐量已增至225萬個標準貨櫃箱，成為和黃在海外貨櫃業務的一個重要據點。

此外，和黃旗下的屈臣氏亦積極拓展亞太區的零售業務，到1995年底，屈臣氏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區其開設逾100間零售店鋪，已成為該區最具規模的零售集團之一。經過10年的艱苦拓展，李嘉誠已成功領導長和集團邁向國際化，其旗下的五項核心業務，包括地產、貨櫃碼頭、電訊、零售及能源等均以香港為基地伸延到北美、歐洲及亞太區。

3.12揮軍北上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廣東，中國掀起第二次改革開放的熱潮，同年4月28日，李嘉誠應邀出席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的授銜儀式，當天上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見李嘉誠，對李嘉誠說：「希望你和香港各界人士一起，在香港1997年回歸租國大業中發揮積極作用」，李嘉誠當即表示：「我對香港的前途充滿信心，對中國的前途也充滿信心。」同年5月1日，李嘉誠到深圳出席深圳長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簽訂儀式，該公司由李氏名下長實、和黃及怡東3家公司與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中國國家機電輕紡投資公司合資成立、註冊資本為2億港元，主要從事內地地產、交通、金融、通訊和能源方面的投資。此舉被視為李嘉誠大舉向中國投資的先聲。

李嘉誠在內地的投資頗其戰略性，其主攻目標是南中國的貨櫃碼頭業務。1992年8月，李嘉誠透過和黃與上海港集裝箱綜合發展公司合組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SCT），註冊資金為20億元人民幣，各佔50%股權，和黃向SCT注入10億元人民幣現金，上海方面則以上海港現有12個泊位（其中7個為貨櫃泊位）及設施等實物資產注入，雙方計劃投資56億元人民幣在1995年以前將其餘的5個多用途泊位改建為貨櫃泊位，並建造金山咀深水碼頭及購入外高橋碼頭權益，預期上述計劃將於2000年全部完成，屆時上海港的貨櫃吞吐量將從1992年的73萬個標準貨櫃箱增加到200萬個標準貨櫃箱，相當於香港葵涌貨櫃港1992年吞吐量的三分之一。經過數年改裝擴建，1995年上海港貨櫃碼頭泊位已增加到10個，貨櫃處理量已達170萬個標準箱。

1993年，李嘉誠在南中國貨櫃碼頭業的投資又取得重大進展，同年10月，和黃透過旗下的國際貨櫃集團與深圳東鵬實業有限公司合組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國際貨櫃持有該公司控股權，並與中遠、三井及熊谷組持有該公司70%股權，深圳東鵬實業則擁有其餘30%股權，新公司計劃投資50億元人民幣發展深圳鹽田港首期，包括興建兩個5萬噸級貨櫃泊位及4個雜貨泊位，第二期將與建3個5萬噸級貨櫃泊位，落成後上述5個貨櫃泊位和4個雜貨泊位每年處理能力將分別為170萬個標準箱和200萬噸貨物。根據鹽田港長遠發展規劃，該港最終將建成40個深水泊位，年處理量達8,000萬噸，與大連的大窟灣、寧波港、福建湄洲灣同為中央指定的國際中轉港。鹽田港計劃曾引起和黃與九倉的爭奪，並一度醞釀合作經營，但最終仍由和黃奪得。

此外，和黃透過旗下的和黃三角洲亦先後奪得珠海九洲港、高欄港、南海港、江門港、汕頭港及廈門港的貨櫃碼頭業務發展管營權。1992年初，和黃與珠海港務局合組珠海國際貨櫃碼頭（九洲）有限公司，各佔50%股權。1994年，九洲港貨櫃處理量為26萬個標準箱，是中國第五個最繁忙貨櫃港。1994年和黃再與珠海港務局合組珠海國際貨櫃碼頭（高欄）有限公司，各佔50%股權。和黃還與南海市交通局合作經營南海三山港，與汕頭港務局合建汕頭珠池港。經數年發展，和黃已在南中國各港口貨櫃碼頭業確立領先地位，與香港葵涌貨櫃碼頭業務形成相輔相承、互相配合的戰略格局。

四、會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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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海陸並進

會德豐是香港知名的老牌英資洋行，其附屬公司連卡佛，早在1868年已紮根香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會德豐已發展成為香港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旗下擁有的附屬及聯營公司超過200家，經營業務遍及地產、航運、零售業、製造業及貿易，投資的範圍從遠東伸展到東南亞及澳大利亞。不過，七十年代初期以後，會德豐的業務明顯放緩，其發展勢頭遠不如怡和、和黃及太古，號稱「藍燈籠」。

會德豐公司由英籍猶太商人佐治．馬登（G. E. Marden）於1925年在上海創辦，當時公司的名稱是G. E. Marden Ltd.，主要經營航運、貨倉等業務。1932年該公司與加拿大商人湯姆士．魏爾洛克（Thomas Wheelock）經營的上海拖駁船有限公司（Shanghai Tug & Lighter Ltd.）合併，正式改組成會德豐有限公司（Wheelock Marden & Co.Ltd.），經營的業務亦推廣到鋼鐵、保險、地產及投資信託管理等領域。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會德豐將其總部及航運船隊遷往英國，繼續經營。戰爭結束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會德豐的業務陸續從英國及上海轉移到香港發展。五十年代，佐治．馬登因目睹中國的巨變，對香港的前景信心不足，故將集團的業務重點放在機動性較強的遠洋航運。

1959年，會德豐創辦人佐治．馬登退休，其子約翰．馬登(John L. Marden, 1919-)出任會德豐董事局主席。上任後，逐步改變集團經營方針，壓縮海外業務，加強在香港的投資。他透過發動連串收購活動，加強集團在香港地產、零售百貨方面的業務。1961年，會德豐將旗下上市公司香港麻纜有限公司改組，易名為香港置業信託有限公司，作為集團發展地產業務的旗船，1971年置業信託以發新股及換股方式，收購華商張玉良家族的聯邦地產有限公司，該公司擁有中區兩幢高級商廈：國際大廈和聯邦大廈，張氏家族因而成為會德豐主要股東。1972年置業信託創立夏利文發展有限公司，在港、九各區發展住宅樓宇。1974年，置業信託將中區所屬運卡佛大廈交換畢打街對面的怡和大廈(後改名為會德豐大廈)和畢打行（後改名為馬登大廈），並在皇后大道中興建連卡佛新總部大廈。到七十年代中期，會德豐在港島中區已擁有多幢高級商廈，成為香港主要的地產集團之一。

在零售百貨業方面，1968年，會德豐收購了歷史悠久的連卡佛有限公司，其後透過連卡佛吞併了華資四大百貨公司中的大新百貨公司和中華百貨公司，又成立全資附屬的連卡佛古董有限公司及佔60%股權的翠源有限公司。七十年代，連卡佛的業務有較快的發展，除經營高檔消費品外，還拓展室內設計業務，銷售古董、珠寶及化妝品等，成為香港最大的零售百貨集團之一。

六十年代中後期，國際航運業蓬勃發展，會德豐亦加強了航運業務。1967年，中東戰爭爆發，埃及宣佈封鎖貫穿歐亞的航運動脈蘇伊士運河，歐亞間航線大幅拉長，對航運業的需求突然增加。1971年會德豐將旗下上市公司鋼業有限公司改組為會德豐船務國際有限公司（Wheelock Maritime International Ltd.），作為發展航運業務的旗艦。鋼業公司原來的業務主要是拆卸船隻，把拆卸後的廢鋼鐵供香港建築業使用。1974年，會德豐又與華商包玉剛領導的環球航運集團合組環球會德豐有限公司（World-wideWheelock Shipping Ltd.），佔51%股權。

從1972年至1974年間，會德豐船務連續多次發行新股，吸收逾3億港元資金大規模擴展船隊。會德豐的另一家聯營公司聯合企業，原來的主要業務是證券投資，但在馬登的領導下，亦漸漸轉向投資航運業，1973年聯合企業將旗下船集組成「寶福發展」在香港上市。到1976年，據馬登透露，會德豐旗下的航運公司，包括會德豐船務、環球會德豐、聯合企業及寶福發展等，共擁有近30艘輪船，載重量超過140萬噸，其中80%船隻是1971年以後新建的。可是，1973年爆發的中東石油危機及其後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嚴重打擊了國際航運業的發展，首當其衝的是油輪，漸漸影響到其他類型船集，加上蘇伊士運河重開，自1974年以後，航運業便在時好時壞的環境中發展。受此打擊，會德豐的業務和盈利大受影響。1973年度，會德豐的經常性盈利曾達1.8億港元，但1974年度已降至6.900萬港元，1975年度更跌至2.900萬港元。

這時期，會德豐主席約翰．馬登一度意興闌跚，有意放盤。1976年10月21日，怡和及置地聯合宣佈有意收購會德豐集團，而會德豐亦同意被收購。消息傳出，市場頗為轟動，倘若怡和收購計劃成功，無疑實力將超過匯豐，這顯然是匯豐所不願意見到的。果然，1976年10月26日， 和記國際（當時匯豐銀行已入主和記）宣佈介人收購戰。期間，市場傳出太古、英之傑、南洋財團以及華資公司均有意問鼎，一時沸沸騰騰。為此，會德豐聘請獲多 利公司出任顧問，獲多利的意見是，和記和怡和所經營的業務，與會德豐相近，如果將具體計畫的資料提供給它們，對會德豐的業務有損。結果，會德豐拒絕向兩集 團提供資料。同年12月4日，怡和、置地與會德豐決定，10天內無法達成協議，有關收購計劃將取消。12月14日及15日，和記及怡和相繼宣佈退出，一場預期激烈精彩的收購戰戛然而止。

4.2棄陸登舟

1976年以後，香港經濟逐漸復甦，地產市道再度蓬勃發展，會德豐集團旗下的置業信託、聯邦地產、夏利文發展以及寶福發展等地產公司相繼展開龐大地產發展計劃，地產業務並且做得有聲有色。1977年，置業信託、聯邦地產與香港電燈集團合作，在北角發展富澤花園第一期，又在荃灣興建工業大廈出售。夏利文及寶福發展也在新蒲崗及觀塘等工業區發展工業大廈出售，獲取豐厚利潤，兩家公司的資產淨值大幅增長。

會德豐集團似乎對獨立發展地產信心不足，這時期的主要策略，是與其他實力雄厚的地產集團合作，將旗下擁有的物業地皮重建出售，套取利潤。其中，華資地產商李嘉誠領導的長江實業在協助會德豐的地產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從中也賺取了豐厚的利潤。1979年置業信託、錦興置地（會德豐另一大股東張玉良家族的私人公司）與長江實業合作，組成資產達10億港元的美地有限公司，先後將會系屬下9處物集重建出售。同年，置業信託再與長江實業組成華嘉地產有限公司，將會德豐大廈及馬登大廈拆卸重建。1980年，置業信託與長江實業、香港電燈合組國際城市集團有限公司，集資30億港

元重建物業出售。

會德豐的策略，是將旗下物業作「資產重估」，然 後撥作資本，與外間財團合組聯公司。在組成聯營公司的過程中，會德豐先獲取一筆「重估資產」的非經常性盈利，在聯營公司將物業售出後，又再獲得分成利潤。 在會德豐的損益賬中，聯營公司提供的盈利十分豐厚。這種故法最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聯邦地產與長江實業組成卓見投資有限公

司，各佔50%股權。卓見投資以10億港元購入聯邦地產持有的中區兩幢商廈—─聯邦大廈和國際大廈，結果聯邦地產先收取5億港元現金。卓見投資成立後不久，便成功將這兩幢大廈售出，售價為22.35億港元。因而聯邦地產再分得11億多港元現金。在這樁交易中，聯邦地產憑藉著長江實業的聲譽和實力，將上述兩幢商廈售出，收回16億多港元現金。而長江實業則是先墊付5億港元，很快即收回11億多港元，短短數月間便賺取了6億多港元。這種做法反映出會系的地產發展策略極為保守，不但無法像長江實業、新鴻基地產等華資地產公司作大躍進式的發展，就運置地也望塵莫及。這種策略，實際上是乘地產市道高潮將旗下物業拋售，套取現金，它深刻反映出會系首腦對香港前景缺乏信心，對在香港的投資深存戒心。

與此同時，會德豐將地產發展所套取的資金大舉進軍航運業，實行所謂集團資產的「戰略性轉移」，即將陸上的固定資產（物業）轉換成浮在海上的可移動資產（船舶）。1979年至1980年間，約翰．馬登與「世界船王」包玉剛對國際航運業前景的看法剛好相反，就在包玉剛大量出售船隻、「棄舟登陸」的時候，會德豐大量訂購散裝貨船，擴充船隊。1979年，會德豐船務先後訂造及購入7艘散倉貨船，1980年又分別向日本、丹麥，及中國訂這6艘散倉貨船，1981年再向西班牙及中國訂這5艘散倉貨船.3年間購入貨船18艘。到1982年底，會德豐集團擁有的船隻固定資產賬目淨值共16.33億港元，比1979年3月底的9.41億港元大幅增加七成以上。這時期，國際航運業的衰退已經逐漸表面化，會德豐首腦對國際航運業前景判斷錯誤，為此付出沉重代價。1981年度，會德豐船務盈利達8.570萬港元，到1983年，已轉為虧損6,000萬港元。

正因為會德豐的業務差強人意，會系上市公司的股 票價格在英資四大行中表現最差。資深的投資者都稱它「壞得兇」，因而敬而遠之。會德豐還有個「藍燈籠」的雅號。根據中國的傳統習俗，凡有喜慶事時，必然張 燈結彩「大紅」燈籠高高掛，只有在辦喪事的時候才掛藍燈靠。原來，會系股票在股市的上升熱潮中，往往是最遲起步的，當怡和、

和黃、太古這些藍籌股節節標升之際，會系股票往往抆風不動或僅上升數個價位。只有在怡和、和黃、太古等股票的升浪接近尾聲時，它們才慢吞吞地起動。資深的投資者一看見會系股票上升，便知道股市即將下跌，於是會德豐被稱為「藍燈籠」。

會德豐董事局的辦事作風也常常令小股東們不滿。六十年代會德豐多次利用供股集資或發行新股收購其他公司，令董事局對公司的控制權漸失。1972年，會德豐宣佈發行B股，B股的資產值僅及A股的十份之一，但卻和A股 享有相同的投票權，令董事局重獲對公司的控制權，此舉令小股東大為不滿。會德豐的一些附屬公司，如聯邦地產，長期坐擁巨資，又無發展計劃，但股息長期不 變，積累的龐大資金卻以「通知存款」形式長期存人母公司，其利息甚至低於一年期定期存款，實際上令母公司得益，附屬公司受損。因此，資深投資者都認為，會 系股票對股民來說形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儘管如此，會德豐仍是香港一家不容忽視、規模龐大的英資財團，旗下的上市公司多達9家，以會德豐為首，包括會德豐船務、置業信託、聯邦地產、夏利文發展、連卡佛、聯合企業、寶福發展及香港隧道。以上市公司數目計算，會德豐在英資四大行中倒是高居榜首的。

4.3棄舟登陸

1978年， 對於「世界船王」包玉剛以及九龍倉的命運來說都是一個關鍵的年份。這時，包玉剛的環球航運集團正步人巔峰，成為世界航運業中高踞首位的私營船東集團。然 而，就在巔嶺峰時期，包玉剛作出了一項後來令所有人震驚的大膽決定：棄舟登陸。其實，早在七十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包玉剛已敏感地覺察到世界航運業將 出現衰退，他曾表示：「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大大刺激了航運業的發展，油輪需求大大超出了範圍，經過繁榮之後，油輪運輸市場必定下降，情況必定會越來越糟」。

1978年 發生的兩件事，加強了他實施「棄舟登陸」戰略的決心：第一件是同年環球航運集團的二大客戶之一的日本輪船公司因經營不善瀕臨倒閉，當時，取代桑達士上任不 久的匯豐主席沈弼已明顯減低對包氏航運業的興趣，他要求包玉剛對其船隊租約的可靠性作出書面保證，後來，日本輪船公司因得到日本銀行界的支持而渡過危機， 環球航運集團得以免遭巨大損失。自此，包玉剛對世界航運業的戒心更深。第二件是同年11月，包玉剛在其姨房表兄、中國政府經貿部部長盧緒章的安排下，秘密與剛復出的鄧小平會面，這次會面明顯加強包氏對香港前景的信心。

包玉剛果斷地實施他的「棄舟登陸」戰略，首先是「棄舟」，以低價賣掉需求過剩的油輪，甚至不惜拆卸超級油輪作廢鐵出售。在賣掉部份油輪後，包玉剛又著手為旗下的亞洲航業等公司「減磅」。到1986年，環球航運集團船隊已減至65艘，載重噸位約800萬 噸，僅相當於高蜂期的四成。匯豐銀行一位首腦事後曾說：包玉剛「這個舉動當時令人十分驚異，一年前，他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主，一年內他賣掉了很多的船隻， 減少了借貨數目。在別的船主仍在買人之時，他沒有乘機要高價，他要價很低。那段時間，他十分冷靜，這正是他的成功的原因」。憑著他敏銳的觸角，包玉剛成為 八十年代航運業，低潮中，少數有幸能夠避免遭到沉重打擊的船東，順利逃過航運業大蕭條時期的災難，並積聚實力向香港地產業進軍。而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航運集 團，如董浩雲的東方海外、趙從行的華光航業等均泥足深陷，被迫債務重組。

包玉剛從李嘉誠手上購入九龍倉股票之後，即開始實施「棄船登陸」戰略的第二步：「登陸」。1978年9月5日，包玉剛宣佈已持有九龍倉「15%至20%」的股票，成為九倉最大股東。稍後，包玉剛及其二女婿吳光正獲邀加入九倉董事局。期間，香港股市大幅回落，九倉股票價格亦從每股49元跌至每股21元，九倉事件漸趨沉寂。

事實上，九倉的爭奪戰並未結束，只不過雙方從明爭轉為暗鬥，包玉剛繼續不太著跡地吸納九倉股票，怡和為保衛九倉的控制權，透過旗下上市公司怡和證券，大舉拋售匯豐銀行、維達航業等股票，將所得資金盡數購入九龍倉。在有關各方的吸納之下，從1979年3月起，九倉股票再度輾轉上升，到年底，九倉股價再創新高，一度突破每股60元的水平。期間，市場盛傅包玉剛及其女婿吳光正曾在九倉董事局提出一連串改革建議，但均為九倉董事局拒絕，雙方關係漸趨緊張。

4.4明買實賣

1979年底，包玉剛和怡和洋行的九倉爭奪漸趨表面化。12月7日，怡和旗下的置地宣佈收購怡和證券手上的九倉股票，令置地所持有的九倉股權增至20%，與包玉剛在1978年9月5日公佈所持九倉股權，十分接近。與此同時，怡和將所持英國怡仁置業股權全部出售，置地則將金門大廈賣給陳松青的佳寧集團，1980年4月9日，置地宣佈供股，連串措施明顯是要籌集資金加強對九倉控制權，與包玉剛一決雌雄。

包玉剛亦為最後決戰作出相應部署。1980年4月26日，包玉剛透過旗下一家原本不顯眼的上市公司隆豐國際投資有限公司(Worl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作蛇吞象）式的收購，以發行新股，發行遞延股票等方式籌集資金，作價每股55港元，向包玉剛家族購入2.850萬股九倉股份。隆豐國際成立於1918年， 初期主要業務是貨款及投資證券，五十年代初成為會德豐集團旗下附屬公司，期後被包玉剛逐步取得控制權，轉歸包氏旗下。包玉剛利用該公司的上市地位籌集資金 貨款給旗下船務公司，並建立自已的船隊。包玉剛此舉取等了匯豐銀行的支持，匯豐認購了隆豐國際部份新股，而李嘉誠的長江實業則包銷隆豐國際20%新股；至此，包氏透過隆豐國際持有的九倉股權已增至30%左右，仍是九倉大股東。包玉剛將家族所持九倉股票售予隆豐國際，減輕了個人的財務負擔，有利於保留實力與置地周旋到底，是一著進可攻、退可守的妙著。

局勢的發展，漸漸到了攤牌階段。此時，置地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置地雖然幾經艱辛增加九倉持股量，但包玉剛並不退讓，仍保持九倉大股東地位。在可見的將來，包玉剛極可能再增持九倉股份並要求參與九倉的管理。如果置地要爭持到底，又恐力有不逮。當時，九倉股價已升至每股67元，要增至包玉剛的持股量至少需動用7億港元。由於利率高企（最優惠利率達14厘），向銀行貨款代價高昂，而九倉的週息率只有1.8%，向銀行借貨對置地的財政狀況將有不良影響。若通過發行新股集資，又擔心重蹈九倉之覆轍，造成股價偏低，令華資大亨轉而打怡和或置地的主意，事實上後來怡和及置地的控制權都遭到挑戰，發明這種顧慮並非沒有根據。

1980年6月20日，陷於進退兩難困境的置地，趁包玉剛遠赴歐洲參加國際獨立油輪船東會議之機，搶先發難。置地執行董事兼總經理鮑富達宣佈，置地將以「兩股置地新股加76元6角週息10厘的債券」，合共以每股價值100港元之價格，購入九倉股票，預算增購3,100萬股，使置地持有九倉的股權增至49%。鮑富達表示，置地之所以現時提出增購九倉建議，是基於公司財政狀況理想，而將增購目標定為49%，一方面是要避免觸發香港收購及合併守則的全面收購點；另方面由於九倉經營良好，無意改變董事局結構及其管理方式。

面對置地的突襲，隆豐國際即與遠在歐州的公司主席包玉剛取得聯繫。當天傍晚，隆豐國際就有關九倉股份的建議發表通告，指隆豐國際已擁有九倉已發行股本的30%， 置地的建議內容繁複，條件無吸引力，要求九倉股東勿接受置地條件。翌日，《信報》政經短評以〈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為題發表評論，認為置地此舉旨在趁高 拋棄九倉轉而購進置地以鞏固其控制權，並以「圍魏救趙」形容置地的「增購」手法，斷言置地如遇到反增購壓力必會壯士斷臂出售九倉。

6月22日， 包玉剛在倫敦約見匯豐銀行主席沈弼（顯然是取得了匯豐銀行的支持）之後，取消了星期一與墨西哥總統的約會，從倫敦趕回香港。他回港後即在希爾頓酒店租下會 議廳作臨時辦公室，與財務顧問、匯豐旗下的獲多利公司要員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顧問指出，包氏只需提出以每股九倉100元現金的收購建議便可壓倒置地，包玉剛即提出確保萬無一失取勝的出價應是多少？於是顧問們建議每股收購價可提高至105港元，即多付1億港元。包玉剛毅然一錘定音，確定收購建議。下年7時半，包玉剛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為「保障個人及家族本身的權益」，包玉剛以個人及家族名義，出價每股105元現金，增購2,000萬股九倉股份，限日完成。

翌日星期一開市後，大批九倉股東湧向獲多利公司總部爭相求售九倉股份，排隊的人潮洶湧；10時半，獲多利貼出通告，令九倉股東轉到新鴻基證券公司進行發記，但群眾鼓噪，獲多利遂繼續認購；11時半，獲多利宣佈完成增購目標。期閒置地亦將其所持的2.340萬九倉股份中的約1,000萬股售予包玉剛，套現資金約10.05億港元。包玉剛在數小時內動用現金約21億港元（據傳大部份來自匯豐銀行貨款），使控股權增至49%的預定目標。

包玉剛的豪舉不僅震動香港股市內外，而且一時成為香港街頭巷尾的談資。有人形容「包玉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一場漂亮、乾淨利落的世紀收購戰」。最有代表性的見解是「船王負創取勝，置地含笑斷腕」，意指包玉剛出價過高，而置地雖去失九倉，卻賺取了7億港元的厚利。不過，《信報》著名的政經短評家林行止則認為：包氏

的投資使他避過了一場令大部份船公司陷人財政困 難的航運大災難，使他得以利用九倉的基礎成為一位在地產、酒店及貨倉業舉足輕重的商家；試想當年如果斤斤計較股價上的得失而放棄收購，包氏的大部份財富可 能已和船業同沉海底。他的結論是：包氏的投資轉移，顯示了他過人的識見與遠見。

包玉剛收購九倉以後，同年即將九倉股權注人隆豐國際，翌年曾建議將九倉與隆豐國際合併，後因受到股東壓力而取消。稍後，包玉剛開始將收購的目標指向另一家英資大行會德豐。

4.5再下一城

收購九龍倉，令包玉剛成功搶灘登陸，開始建立其龐大的陸上王國。1985年，會德豐大股東約翰．馬登對香港及公司前景均喪失信心，將所持會德豐股票售予南洋財團邱德拔，觸發起另一場激烈的收購戰，為包玉剛入主會德豐提供了一個極為難得的契機。

事實上，早在1976年，約翰．馬登就曾一度意興闌珊，有意將會德豐售予怡和集團，只是由於匯豐銀行的介人，此事才不了了之。其後，隨著香港經濟轉趨繁榮，馬登信心有所增強。不過，怡和則並未打消收購會德豐的念頭。1980年9月，怡和為保衛置地控制權，宣佈將市值近2億港元的股票和物業售予置地，以換取置地的股票，這批股票中包括約3.300萬會德豐A股，相當於會德豐已發行A股的11.8%，佔有7.4%的投票權。此事令會德豐董事局大吃一驚，開始著手部署鞏固董事局的控制權。

長期以來，會德豐董事局均沒有公佈其持股量，但為鞏固其控制權早已發行了B股，這也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華資大亨沒有打會德豐主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B股保壘」並非牢不可破，任何私人或財團，若是取得足夠股權，可建議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建議取消B股，控制權便會落人持有大量A股的投資者手中。

會德豐董事局的主要部署，是試圖將旗下的聯合企業扶植為公司的大股東。首先，是會德豐減持聯合企業的持股量，將其從附屬公司轉為聯營公司（持股量少於50%），這樣，聯合企業便可購入會德豐股票（根據香港公司法，附屬公司不允許持有母公司股票）。其次。為了籌集資金購入會德豐股票，聯合企業先後向附屬公司寶福發展出售兩

艘船隻，又向置業信託出售大批連卡佛股票。到1985年，聯合企業持有會德豐的股權已增至11%。

自七十年代中後期起，會德豐的投資策略就是大量拋告地產物業，將套取的資金投資訂購散貨輪船，壯大船隊。到1983年，會德豐船務共擁有船隻29艘，載重量139萬噸。然而，踏入八十年代，世界航運業逐漸陷人衰退，會德豐集團深受打擊，公司的除稅前盈利從1981年14.31億港元下跌到l983年的3.68億港元，在英資四大行中從榜首跌至榜末，1983年會德豐主席約翰．馬登在公司年報中沉重地宣佈：「本集團之主要航運附屬公司，會德豐船務國際有限公司經歷最困難的一年」。船隊拖累會德豐之程度，由此可窺一斑。

會德豐的困境觸發了集團兩大股東馬登家族利張玉 良家族的矛盾，當時，張氏家族一要員即辭退會德豐董事職位，理由是集中精力管理會德豐旗下的置業信託系公司，形成兩大家族的分工：由馬登家族主管會德豐， 會德豐船務、聯合企業及香港隧道，而張氏家族則專責置業信託、聯邦地產、夏利文發展及連卡佛。表面上雖如此，內裡實則虎視眈眈。1983年，會德豐船務財務困難，要求置業信託提供1,200萬美元的備用貨款，以作周轉用途，結果遭到張氏家族反對，只得由會德豐直接借予400萬美元。這一事件更加深了兩大股東的矛盾。此時，雖然張氏家族一要員辭退會德豐董事職位，但董事會中張氏家族的影響力仍大，以投票權計，張氏家族比馬登遠多10%，馬登對會德豐董事局已開始失控。市場更傳出兩大家族將徹底分家的會系改組計劃。

約翰．馬登因對香港前途信心不足，結果全力投資 航運業，試圖以海外註冊、資產流動的船隊逃避政治風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世界航運業低潮襲來，令會德豐船務瀕臨破產並引發會系兩大股東矛盾，在失意之 餘，加上年事已高，馬登意興闌珊，遂萌退意，將所持會德豐股權全部轉售告予南洋財團邱德拔。1985年2月14日，邱德拔宣佈已從約翰．馬登家族購入所持會德豐13.5%股權，計劃動用19億港元全面收購會德豐。南洋富商邱德拔（Khoo Teok Puat），是馬來亞銀行創辦人及汶萊國家銀行大股東，著名的星馬酒店業大王。這次出面收購的公司Falwyn，是邱德拔剛於數日前註冊成立的公司，是邱氏財團進軍香港的橋頭堡。邱氏的收購不但轟動香港，而且震動新加坡。

當時，包玉剛收購九倉已歷五載，早已養精蓄銳、 雄心勃勃，準備大肆擴展。會德豐的業務與九倉相近，包玉剛早有意收購，只是礙於與馬登家族的長期淵源，未便動手。當時，九倉的業務，主要是地產投資、酒 店、公共交通及投資等，而會德豐則主要經營地產投資、航運、零售百貨，以及貿易等。因此，九倉收購會德豐，將可彌補九倉業務的若干不足，使九倉成為一家綜 合性的企業集團。況且，會德豐無疑是一家優質公司，只是管理層不思進取，坐擁巨資而猶疑不決，投資決策又屢屢出錯，錯失利用地產市道高潮拓展業務增加收益 的良機，這與和黃、太古成強烈反差。

包玉剛與馬登家族的淵源，最早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當時，包玉剛定居香港不久，創辦了一間貿易公司，與馬登家族曾有業務往來，包玉剛曾送給佐治．馬登一幅價值不菲的中堂壽軸，以慶祝他六十歲大壽。1955年，包玉剛開始涉足航運業，曾專程到倫敦拜會佐治．馬登，請馬登提供購船貨款。馬登表示同意，唯條件是船隻歸會德豐管理，包玉剛當即去示不能接受，並反駁說：「看來不是我向你借錢，倒像你向我借船」。結果，兩人不歡而散。1959年，約翰．馬登接替父親出任會德豐主席後，馬登家族與包玉剛的合作再度恢復，會德豐在包氏的環球巴哈馬及亞洲航業等主要航運公司都佔有不少股份，包玉剛亦成為會德豐董事。兩家族淵源深厚，故包玉剛從未主動提出過有關收購建議。

1985年2月邱德拔宣佈全面收購會德豐，對包玉剛來說無疑是一天賜良機。2月16日，包玉剛即介人收購戰，宣佈旗下九倉將以高於邱德拔收購價10%的條件，向會德豐提出全面收購，並表示已取得會德豐另一大股東張玉良家族同意，向其購入會德豐34%的股權。同時，由於聯合企業持有會德豐10.94%股權，聯合企業的意向成為關鍵。2月25日，九倉宣佈向聯合企業提出有條件收購建議。到3月初，九倉宣佈已持有會德豐38.9%投票權。同月15日，邱德拔財團宣佈放棄收購計劃，並將所持25%會德豐股權售予九倉。至此，九倉共動用25億港元，全面收購會德豐。

包玉剛全面收購會德豐後，隨即進行一連串重組，形成了一個以隆豐國際（1993年包玉剛繼任人吳光正將其易名為「會德豐」，重塑公司大行形象）為旗艦，包括九龍倉、置業信託、聯邦地產、夏利文發展、連卡佛、聯合企業、海港企業，及寶福發展等9家上市公司的龐大綜合性企業集團，旗下業務遍及地產發展及投資、酒店、碼頭倉儲、公共交通、零售百貨、貿易及製造業等多個領域。

4.6傳位後人

1986年， 包玉剛發覺身體不適，遂宣布正式退休，開始部署向家族第二代交班計劃，將其龐大商業王國，分交四位女婿掌管，其中，環球航運集團由大女婿蘇海文掌管，陸上 王國隆豐國際、九龍倉系由二女婿吳光正主理，家族私人投資基金由四女婿鄭維健管理，而日本的資產則由三女婿渡伸一郎管理，形成包氏集團的第二代領導層。1991年9月23日，包玉剛病逝香港家中，享年73歲。

接掌包玉剛陸上商業王國的是其二女婿吳光正。吳光正於1946年在上海出生，5歲隨父移居香港，曾先後就讀於美國辛辛那堤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72年畢業後曾任職英國大通銀行，1975年加入岳父包玉剛的環球航運集團，出任董事。在九倉和會德豐的收購戰中，吳是包玉剛的主要助手，因而深得包玉剛的器重。包玉剛遂將其商業王國的最重要部分交由吳光正繼承。

八十年代中後期包氏集團交接班期間，隆豐國際及 九倉系一度頗為沉寂，甚至予外界一種坐擁巨資而不思進取的大企業形象。這一期間，隆豐國際及九龍倉側重進行連串的內部資產和架構重組，先後將被全面收購的 會德豐及其旗下的上市公司連卡佛、置業信託、聯邦地產及夏利文發展的控制權從九倉轉移到隆豐國際，又將夏利文發展私有化，形成以隆豐國際為控股公司，以九 倉為主力的企業集團。不過，自 1988年吳光正開始獨立領導隆豐國際及九倉之後，該集團的投資策略迅速轉趨活躍，並形成以地產發展及投資為主，以電訊和基建為重點拓展兩翼的多元化發展策略。

4.7重塑形象

1993年9月， 正當隆豐國際集團逐漸擺脫保守形象，業務搞得有聲有色之際，主席吳光正宣布將集團易名，從隆豐國際投資易名為會德豐有限公司，以配合集團投資策略的重新釐 定，令該公司從過去的控股公司轉變為商行。吳光正表示：以會德豐名稱代替隆豐國際，具有兩種作用，一方面是目前頗多海外機構投資者仍然誤解隆豐為一間船務 投資或是一個純粹的投資基金，更改公司名稱有助海外投資者正確地理解該公司的洋行恃色及業務性質；另一方面，會德豐一直具有長久而良好的洋行聲譽，並廣為 香港、大陸及海外人士所認識，有利拓展公司在大陸及香港的業務。吳光正並強調指出：「所謂商行的意思，是指會德豐要扮演中外兩地的橋樑和窗口的角色，與外 資企業共同發展區域內的市場。所謂商行，並不是只作為中間人，而是要做生意上的顆伴，合作建立一盤生意，並參與管理、開拓市場。」

為重塑大商行形象，會德豐自易名後展開連串投資 活動，重點是建立分銷網絡及系內金融部門。在分銷網絡方面，會德豐與英資的維珍集團合作，開設家庭娛樂連鎖商店，又與澳洲富仕達合資在中國天津開設渤海啤 酒廠。在金融業務方面，會德豐與英國國民西敏寺銀行合作創辦豐敏集團，最初的資本額為1億美元，各佔50%股權，目標是拓展中國及遠東市場，在2000年前成為亞太區五大投資銀行之一。然而，豐敏集團的發展差強人意，1996年底會德豐便中止該項投資，將所持股權售予國民西敏寺銀行。顯然，會德豐重塑大商行的前路仍然漫長。

為配合投資策略的轉變，會德豐自1994年 以來進行結構重組將旗下業務劃分成三大類：會德豐全資持有的會德豐發展持有上市公司新亞置業（前身是置業信託）及聯邦地產，分別專責發展亞太區及香港的地 產業務，會德豐全資持有的會德豐亞太，則持有連卡佛，專責香港及亞大區的金融、零售、服務及貿易，是會德豐重塑大商行的主力，而會德豐旗下的九龍倉則作為 綜合企業，重點發展香港的地產、酒店、電訊及基建。無疑，會德豐、九倉系已成為繼李嘉誠的長實和黃系之後另一家具舉足輕重影響力的綜合性華資大財團。

4.8創建明天

隆豐國際及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也相當看好香港經濟前景。1988年，即吳氏出任集團主席後不久，吳光正已明確表示：「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其經濟增長率非常之高，在過去30至35年間，平均每年增長率以複利計亦達17%，因而三、五年內投資就可以收回成本。香港的競爭非常激烈，但卻是融洽競爭，到處充滿賺錢機會。」踏入九十年代，他又指出：「香港可以憑著其戰略位置，作為中國南部的金融和經濟首府」，並表示「我們願意對香港作出承諾，深信香港仍將存著大幅增長的機會。」

基於這種信念，以九龍倉為主力，以「創建明天」 為旗號，積極展開一系列令香港矚目的投資活動，在地產方面，重點是透過改建或重建旗下原有物業，盡用地積比率，擴大集團的優質資產規模。首個大型地產發展 項目便是雄鋸於銅鑼灣繁盛商業區的時代廣場。時代廣場舊址是位於銅鑼灣霎東街的香港電車公司車廠，早在七十年代已納入發展之列，初時的計劃只是在原址發展 一座小型住宅樓宇，由香港電車公司與會德豐旗下的聯邦地產合作進行。1979年吳光正隨包玉剛加入九倉董事局，被委派接手電車廠址的重建發展，吳氏發現該廠址位於銅鑼灣極具發展潛力的地盤，故要求公司重新檢討該項重建計劃。吳光正的這項革新建議，在當時並未被看好，加上適逢中東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故怡和、九倉主席紐璧堅亦贊同押後此重建計劃。至1980年及1985年，包氏集團先後收購九倉及會德豐，該項計劃便落入吳光正手中，成為吳氏入主九倉的首項大型地產發展計劃。

時代廣場1988年開始動工，至1993年落成，歷時5年。整座建集物包括兩幢樓高46層和36層的辦公大樓蜆殼大廈利西敏寺大廈，以及一座16層高的商場，共容納逾300間商店、18間食肆、4間戲院和700個泊車位，總面積達240萬方呎。時代廣場建成後，即以其恢宏的氣勢、美侖美奐的外觀傲視同儕，成為銅鑼灣地區最優質的商廈和該區的標誌，出租率高達100%。由於不須補地價，整項投資僅建築成本24億港元，而每年為集團帶來的租金收入就超過9億港元。時代廣場可說是吳光正建立其在集團地位的首項大型計劃，取得完滿的成功。

與此同時，九倉旗下的多項大型物業重建計劃亦相繼展開，海港城一期重建工程，即將兩幢住宅物業重建為兩幢樓高36層的港威大廈已於1994年落成，為集團提供113萬方呎寫字樓。海港城二期即港威大廈第二期工程亦已於1994年動工，將原址3幢住宅物業拆卸重建為3幢高級商廈，全部工程將於1999年陸續完成，屆時將為集團增加270萬方呎寫字樓和商場面積，進一步鞏固九倉作為「尖沙咀地王」的地位，而屆時尖沙咀海旁的面貌亦將煥然改觀。

在地產發展方面，會德豐集團亦取得矚目進展，1993年會德豐、九倉、置業信託合組財團以35.3億港元的高價奪得鑽石山地王，該地段包括樓面面積達65萬方呎的荷李活廣場及5幢樓面面積達120萬方呎的住宅大廈，整項計劃預期將於1997年8月落成。1994年，該合組財團以35億的高價再下一城，奪得深井海旁生力啤酒廠址，該地段將發展250萬方呎住宅樓宇。

4.9有線電視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香港的大財團在競逐傳呼服務 及流動電話市場的同時，目標卻是要指染香港被長期壟斷的電訊市場，包括專利經營的本地電話市場和國際電訊市場。其實，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國際電訊業已開始 形成放寬管制、引進競爭的大氣候，香港內部要求開放電訊市場、建立第二電訊網烙的呼聲日益高漲。

1987年港府委任Booz Allen & Hamilton公司就香港發展有線電視及第二網絡問題作出評估，著手檢討香港電訊政策。1988年3月Booz Allen & Hamilton完成檢討報告，建議鋪設第二網絡，打破電訊業長期被壟斷局面。同年9月，港府招標籌建有線電視及第二網，各參加競投的財團包括和記專線電視（和記通訊佔40%，英國電訊佔24%，太古洋行、嘉宏國際、中信集團各佔10%，匯豐佔6%）、香港有線傳播（九倉佔28%、新鴻基地產佔27%、美西電訊佔25%、高德有線電視佔10%、邵氏兄弟佔10%）、Windows Teievision System（新鴻基公司、恆基發展、恆隆各佔25%，新世界發展及潘迪生私人公司各佔12.5%），及跨國公司速達國際資源工程。參加投標的4財團中，以和記專線電視及香港有線傳播的建議書較佳，和記專線全新鋪設電訊網絡反建議及該財團的財力、股權結構被有關當局認為最符合有線電視經營招標指引的條件，至於另外兩家財團WTS及速達國際資源工程的建議書則被認為資料欠詳盡。換言之，和記專線已成為奪標大熱門。可惜，和記專線在最後關頭，拒絕港府所要求將資本保證額從原來的42億港元提高到55億港元及較高專利稅的條件，結果落敗，由香港有線傳播奪標。

有線傳播奪標後，計劃投資40億港元設立有線電視系統，1991年啟播，設立15條頻道，提供各種類型廣播節目，並經營非專利電訊服務，包括資訊及圖文傳真，以及住宅用戶互通服務。有線傳播主席吳光正指出：該項投資涉及100億元至160億元的龐大投資，預料平均每年回報率超過15%，估計可在7年內達到收支平衡。可是，香港有線傳播的起步一波三折，到1990年11月16日，終於宣布夭折，導火線是衛星電視的競爭。原來和黃落敗後，於1990年4月透過和黃與英國大東電報和中信集團合組的亞洲衛星通訊有限公司

（各佔三分之一股權），發展「亞洲衛星一號」，和黃並與李嘉誠家族成立和記衛星電視有限公司，斥資31億港元向亞洲衛星一號簽租12個轉發器，開辦6條頻道的衛星電視，並於同年11月10日領取港府頒發的以香港為基地發展衛星電視至泛亞洲地區的牌照。面對這種變化，香港有線傳播股東內部產生意見分歧，美西電訊決定退出，而新鴻基地產亦早萌退意，結果於11月6日宣布解散。

不過，九倉投資有線電視態度堅決，決心捲土重來。1991年1月，九倉組成九倉有線電視，5月並向港府呈交有線電視及第二網絡的建議書，期間經歷重重波折，終於1993年6月獲港府頒發有線電視，經營牌照，是項發展計劃總投資預計高達50億港元。1993年10

月，九倉有線電視正式啟播，初期推出8個電視頻道，其鋪設的互動式寬頻光纖網絡覆蓋約10萬個家庭。1995年，九倉有線電視以「新聞、電影、體育、有線全城矚目」為主題，發動推廣攻勢，節目頻道增至20個，並透過自選電視500推出亞洲首個近似自選視像服務的自選有線電視服務。到1996年底，九倉有線電視的訂戶已從開辦初期的5萬戶增至30萬戶，而其覆蓋網絡亦已擴展到香港135萬個家庭。然而，有線電視在競爭對手眾多的情況下進展尚欠理想，1995年度大幅虧損8.2億港元，1996年度估計仍虧損4億港元，預期要到1998年才能達到收支平衡，而總投資額則已超過60億港元。

就在九倉有線電視尚為收支平衡而苦苦努力之際，和黃開辦衛星電視卻取得很好的效益。和記衛星電視1990年起約投資1.5億美元，用3年時間將衛星電視辦成一個公認的地區性傳播活力站，它的5個頻道在亞洲和中東地區，吸引了4,500萬觀眾。1993年7月26日，和黃及李嘉誠家族將和記街衛星電視64%股權以5.25億美元售予澳洲報業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的新聞集團，獲利高達30億港元。是次交易由李嘉誠次子李澤楷主持，一時成為香港傳媒的焦點。稍後，李澤楷再以27億港元價格向新聞集團售出衛星電視其餘股權。1996年6月，和黃又與英國大東及中信集團聯手，將亞洲衛星在美國紐約

交易所掛牌上市，估計和黃特此可獲恃殊收益逾7億港元。

1992年7月，港府宣布將開放本地電訊市場，採用開放式發牌制度引進超過一個固定電訊網絡，與香港電話公司展開競爭。9月港府公開招標，參與投標財團包括和黃、九倉、新世界發展，訊聯電訊、冠軍科技、以及澳洲的Telstra等。同年11月30日，港府宣布將發出3個新固定網絡經營牌照予和黃的和記通訊（和黃佔80%、澳洲Telstra佔20%）、九倉的香港新電訊（九倉佔100%，但美國Nynex為技術伙伴，將投資若干股份），及新世界發展的新世界電話（新世界發展佔95%、英國電訊亞訊佔5%），從1995年7月1日起生效。3家獲頒牌照的財團中，和記通訊計劃投資35億港元為香港主要商業區提供電話、數據、圖文傳真及整系列的視訊和專用電腦服務，並為一般市民提供「個人號碼」服務。集團的優勢是擁有龐大流動電話業務客戶，並獲得澳洲Telstra的電訊技術支持，因此在與香港電訊這龐然巨物競爭中，不致處於被動地位。

九倉的香港新電訊則計劃在10年投資60億港元，首3年投入20億港元，在5年內為香港主要地區提供地面雙向多媒體服務。香港新電訊的優勢，是可借助九倉屬下有線電視所發展的光纖網絡，達到相輔相承的效果。九倉的雄心可說比和黃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新

電訊的中文名稱與香港電訊僅一字之差，大有推陳出新之意，其英文名稱New T & T，則與美國電訊巨人T & T相似。於1995年10月啟業，初期覆蓋觀塘、尖沙咀、中環及銅鑼灣的30幢商廈，主要提供商業電話服務，期後相繼推出「聲訊縱橫」、「數據傳送」、「商務國際線」及「IDD009」國際長途電話等服務。

4.10現代貨箱

現代貨箱全稱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創辦於1969年。1970年8月，港府在葵涌貨櫃碼頭招標，現代貨箱即投得葵涌一號貨櫃碼頭的發展經營權，二、三號貨櫃碼頭則分別由日本大山船務公司及美國海陸聯運公司投得。1972年，現代貨櫃再投得葵涌五號貨櫃碼頭。1980年，包玉剛收購九倉後，其時，現代貨櫃已成為九倉的聯營公司。

八十年代，九倉透過現代貨箱積極拓展貨櫃碼頭業務，1985年以港府授權的葵涌六號貨櫃碼頭半數權益與於1975年購得日本大山船務株式會社二號貨櫃碼頭的國際貨櫃交換，至此其所擁有的一、二、五號貨櫃碼頭連成一體。1991年，現代貨箱再獲得八號貨櫃碼頭4個泊位中的兩個，成為香港貨櫃碼頭業僅次於國際貨櫃的另一大集團。1995年，現代貨箱的貨櫃處理量達211萬個標準箱，約佔葵涌貨櫃碼頭吞吐量的二成半。

現代貨箱原來僅是九倉的聯營公司，九倉持有其25.6%股權，但1994年後，現代貨箱的兩個股東歐洲航務公司馬斯基和英國鐵行輪船公司先後多次出售其所持股份，令九倉持有現代貨箱的股權大幅上升到50.84%（其他股東包括持20.31%的招商局、持17.65%的太古洋行、持6.3%的匯豐及4.9%的捷成洋行），現代貨箱遂成為九倉的附屬公司。

4.11海外酒店

1988年，包玉剛已透過旗下的隆豐國際及九倉斥資10.53億港元收購了美國東部的奧麗酒店集團（Omni Hotels Group），其時該集團擁有39間酒店，共16.684間客房的管理權，是英國第十四大酒店集團。1990年，隆豐及九倉再度聯手出擊，計劃斥資約10億港元收購美國另一家酒店集團Methotels Inc.，該集團在美國西部擁有67家酒店共17,540間客房的管理權，若收購成功，奧麗酒店集團將躋身英國十大酒店集團之列，不過是項收購無疾而終。

包玉剛除加強在北美酒店業發展外，亦極重視亞大區酒店業的發展。早在1986年，九倉已成立一酒店管理部門—─馬可勃羅國際酒店集團，接管香港大酒店集團對九倉屬下在香港的3家酒店（香港酒店、馬可勃羅酒店、太子酒店）及新加坡馬可勃羅酒店的管理權。1988年，九倉向新加坡馬可勃羅酒店提出全面收購，將持股量從42%提高到76.1%。1989年，九倉透過新加坡馬可勃羅酒店以3.08億新元投得該市烏節路地段，並將其發展為面積47萬方呎的商業大廈連卡佛廣場，該項計劃於1993年完成，總投資約24億港元。不過，九倉在北美酒店業的發展並不理想，多年來集團雖投下不少資金對酒店進行翻新，但盈利表現則長期欠佳。1996年1月，九倉終於將奧麗酒店集團在美國的9間酒店權益及其他26間酒店的管理權售予美國德州石油大亨Rowiing家族旗下的TRT Holdings Inc.，套現約39億港元，從北美撤出，專注中港及亞太區業務。目前，九倉正以馬可勃羅酒店集團為旗艦，重整其在亞太區業務，旗下酒店除香港的3間酒店外，尚包括新加坡的馬可勃羅酒店、越南胡志明市的奧麗西貢酒店、印尼雅加達的奧麗巴達維亞酒店，九倉計劃在2000年前至少將其在亞太區的酒店增加到15家。

4.12投資國內

踏入九十年代，吳光正就提出「創建明天」口號，他表示：「『創建明天』計劃，總的是以發展香港─武漢─上海經濟大三角為目標，其立足點牢牢扎根於香港。」1991年， 吳光正提出「香港＋」概念，認為香港與廣東的經濟合作關係將進一步擴展到中國的中西部，從而為香港帶來挑戰和機會。他表示：「照找看來，中國經濟在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香港／廣州、上海、北京／天津、成都／重慶、武漢這五個區域中樞的發展。」根據吳光正的構想，九倉將參與較北的4個區域中樞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會德豐將專注華南地區物業發展以及所有5個區域的零售、分銷、服務及貿易方面的投資。

自1992年 起，九倉先後與內地各有關方面簽訂協議，計劃參與武漢陽邏港集裝箱碼頭、陽邏開發區電廠、武昌及漢口輕鐵運輸系統、武漢國際機場貨運中心、寧波北侖港集裝 箱碼頭，四川省有線電視等項目。不過，九倉在內地的投資實際上仍以地產為主，目前開展的大型項目計有：大上海時代廣場、首都時代廣場、武漢時代廣場、大連 時代廣場、上海匯龍城、上海靜安花園、上海九洲大廈及寧龍花圍、上海匯寧花園、上海會德豐廣場及重慶時代廣場等，其發展樓面面積1253.3萬方呎，預期於1998年至2001年陸續完成。至於會德豐則透過會德豐亞太與百仕達合作，投資興建天油渤海酒廠，並在廣

州、上海、北京等地開設名牌專門店。

水缸漏了水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php?&iss_id=20110919&sec_id=12187389&art_id=15624106&cat_id=255&coln_id=22

史密夫教授話佢與同事經一番研究，諗出一個分配大學停車場時租車位嘅辦法。任何一間大學都有停車場車位不足嘅 問題，尤其是在美國。 Chapman University係一間私立大學，位於加州 Orange County，當地居民無車不歡，幾乎人人揸車，而且美國公共交通網絡好差，唔揸車就寸步難行，故此大學停車場每日一早就爆滿，大學又係講社會主義嘅地 方，個個把口都講公平，結果就一定係採用先到先得嘅方法。（經濟系學生可以討論，先到先得是否公平？）
史密夫教授嘅實驗係在網上預訂泊車位（時 租），電腦有時租價，由高至低，譬如由五十蚊一小時開始，分時段出租，冇人肯租，價錢就下降，一直下降到一個 market clearing price（即全部車位出租晒），此外又有一個「車位偏好」時租價（例如近住升降機、出口、自己辦公室），如要指定車位（相當於報紙廣告嘅指定版位），租 金可能又要貴啲（除非冇人同你爭），教授話實驗結果相當理想，停車場提高收入，全日出租率相當穩定。但係……好難真正實施噃，因為大學有大學政治問題，一 講到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會被扭曲，最後乜都做唔到。

講番宏觀經濟又如何呀？史密夫教授認為兩個概念要分得好清楚，一個係 flow（流量），一個係 stock（庫存、資產），美國政府向市場注資三次（量化寬鬆二輪，政府刺激經濟方案一輪），不見產生效果，原因就係大家只係睇實 flow，經濟學家嘅模型全部以 flow為量度工具。簡單啲講，家居花園有一個水缸（香港就講大廈天台水缸），全滿嘅時候，淡水不斷流出，細水長流，戶主用水唔知幾開心，出外消費好闊 綽。但水缸漏水，唔見咗一半之後，雖然仍有水用，但大家不免小心翼翼，開始慳水。聯儲局泵水，政府注水，水缸繼續有水流出嚟，但水缸個大窿未曾堵塞噃，水 缸無法子全滿，即係有 flow唔夠 stock，用會計學講，家庭嘅資產負債表（因為間屋係負資產）與銀行嘅資產負債表（因為銀主盤呆壞賬太多）元氣未復，水缸頂多半滿，銀行唔肯放寬放水， 家庭不肯用多啲水，美國經濟點會真正復蘇呀。呢個道理似乎好簡單，但史密夫教授話佢講極都冇人肯聽。

亞當史密維穩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php?&iss_id=20110920&sec_id=12187389&art_id=15627719&cat_id=255&coln_id=22

史密夫教授同我地講經濟學理念，講講吓提到亞當史密（ Adam Smith），以我地唐人嘅講法，佢地兩位係老宗，追番十幾代之前，唔知會唔會係親戚呢？係唔係都冇乜相干啦，美國人姓史密夫，等於華人姓陳李張黃何，普 遍到極。史密夫教授話佢唔係亞當史密專家，但佢認為呢位現代經濟學始祖之第一本書，而死前再修訂，即係最後一本書，就係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係亞當史密最重要一本著作，大家要讀吓，內裏正有當代行為經濟學之影子。亞當史密並非 utilitarian，不講經濟學之理性行為係在有制約條件下追求效用之最大化（ utility maximization subject to constraints），亞當史密講嘅理性行為係個人選擇某種行為之時，會考慮到他人之觀感（ perception），人喜歡行為被人讚賞，避免行為被人怪責，假若人人如此，呢個社會一定互相禮讓，不為天下先，維穩到極。現實是否如此？大家不妨望 吓左左右右，左丁山就認為目前特區政府官員嘅行為就往往不是從爭取最大效用出發，而係從希望得人讚賞出發，不被痛駡嘅角度出發，是故中環街市不改建作為甲 級商廈，以提高本港就業量，反而係用作甚麼保育、在內興建一個游水池。記得溫家寶總理訪問英國時，就話要必讀亞當史密呢本《道德情操論》，教幹部及下海商 人多讀，香港啲高官或者讀過晒嘞。
在座有位洋記者話中國某位高層叫人讀海耶克之「自由的憲法」（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但我地冇人記得起係邊位高官，假如係中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嘅話，會有意思㗎。老實講，左丁山書架上有呢本書，但讀極都未睇完，唔敢話自 己讀過，以前坐肥佬黎嘅私家車幾次，次次都見車內有呢本書，佢應該讀過最少一次嘅。海耶克經濟觀已有多年冇人提起，在美國不算主流理論，但在 2012年就唔同，《金融時報》（九月十三日）專欄作家 Steve Rattner指 2012年係海耶克大戰凱因斯之年，奧巴馬之就業政策就是加稅與增加公共開支，擁抱凱因斯，而共和黨人 Michele Bachmann茶黨女王話最喜歡在沙灘讀 von Mises（海耶克同路人）！明年美國大選會係一場經濟學流派大決戰，夠晒精采。 

干預地產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php?&iss_id=20110921&sec_id=12187389&art_id=15631768&cat_id=255&coln_id=22

地產 A請傳媒吃飯，傾吓市場近況，一位老總乘機問佢：「點解九肚山幅地皮賣得咁平，你地唔舉手呀？」老總 A話：「我地研究過嘅，嗰幅地有幾點令發展商困惑：（一）限量起不得少於九百七十個單位，如果在九肚山賣五六百呎住宅單位，市場在邊度？（二）車位少，好 多住客會冇車位。（三）公共交通缺乏，將來頂多行綠色小巴，條路窄，巴士不宜。（四）邨巴又點？運輸署早已收緊邨巴發牌，將來發牌無保證，（五）地皮之前 有另一幅土地，將來如果又係起限量單位，樓高二三十層嘅話，目前嗰幅土地上之樓宇會冇晒景……」
總之就係百彈，政府揀九肚山嚟興建限量單位，又的確係違反邏輯嘅，在南昌街西鐵上蓋限量，當然冇問題，但何必揀在九肚山？
講 起建築成本，地產 A話早已冇二千蚊一呎嗰支歌唱，包裝豪宅，閒閒地都要四千蚊一呎！左丁山忍唔住講：「政府希望樓價平，你地起清水房，盡量節省成本得唔得呀？」地產 A答：「你講呢啲嘢，證明你同啲高官大官一樣，全不知道市場需要，自己主觀咁諗出嚟，就以為香港人接受。唔係㗎，香港人買家，內地人買家，買樓時就係要睇 埋建築材料，各種家庭用品（如廚具）嘅牌子。我地起清水房容乜易啫，建築時間仲會縮短㖭，但推出市場後，買家唔要買，你左丁山或政府同我包銷呀？」
又 講吓上車盤與大單位，地產 A指出呢十年來，以換樓盤最受歡迎，上車盤（四至五百呎）反而唔係咁啱，所謂換樓盤，就係指三房、四房單位，一千呎多啲嘅，因為好多香港家庭住在早已供滿 五至八百呎嘅樓，儲蓄豐裕，好想二房換三房，三房換四房，佢地換樓之後，騰空出嚟之一房、二房細單位就會成為二手上車盤，譬如沙田第一城就不斷有人換樓搬 出，亦同時有大把人搬入，就係呢個道理。二手上車盤會便宜過一手上車盤，更容易為年青夫婦負擔，偏偏政府聽埋一啲外行人講，不鼓勵興建大單位，竟然要搞限 量，限呎，根本就係胡亂干預市場！

富豪少交稅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php?&iss_id=20110922&sec_id=12187389&art_id=15634863&cat_id=255&coln_id=22

英倫銀行一位經濟專家呼籲歐美一齊印銀紙，大搞貨幣寬鬆，以避免歐美走上日本迷失二十年之舊路。講印銀紙，日本難道印得少？過往二十年日本試過不知多少次 刺激經濟方案，連無車輛在上行駛嘅超級公路，拍烏繩嘅偏遠機場都起埋，在基建項目上花費了天文數字，到頭來全無效果。但奇怪嘅係，歐美啲經濟學家，精英教 授如克魯明等等，係要傳播印銀紙哲學，可見得凱因斯學說深入西方民心，成為數十年不衰之主流經濟學。
迷信政府可以解決任何社會經濟問題，係社會主義信徒嘅表徵，經濟唔好，由政府解決；貧富不均，政府之責；人民無錢買屋，政府抵鬧……總之唯政府是問，歐洲人往往有此傾向，美國人幾唔鍾意歐洲方式，但奧巴馬上台後，經濟與社會政策都有向歐洲靠攏趨勢。
史 密夫教授與我地吃飯時，談到一個人之政見，佢話係在成長期受父母家庭之餐枱談話所影響，佢嘅媽媽相信社會主義思想，爸爸附和，所以自細到大佢不停在吃飯時 聽父母講話，不經不覺之間，自己青少年時亦相信嗰套。直至佢教書時，通過實驗，希望推翻一啲微觀經濟學供求理論，點知每年嘅學生都係依理論行事，佢醒覺到 社會主義規條嗰套始終敵不過自由市場，以後成為市場派。
根據史密夫教授嘅觀察，美國金融機構未修補好資產負債表，重整所有債務之前，政府點樣印銀 紙都冇用，祗會漏水咁漏咗去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小市民幫襯 Walmart就表示有更多銀紙流往中國供應商，對刺激美國就業毫無幫助。咁奧巴馬話要向富翁（年薪一百萬美元以上）徵收「畢菲特稅」又如何？一樣唔會有 幫助，真正靠人工花紅之高級中產要俾多啲稅而已，但畢菲特式大富豪不收人工或只係象徵式收人工，佢地主要嘅收入係利息、股息，股票增值，根本可以俾少好多 稅。加稅只會害親高級中產及中小企老闆，畢菲特仍然印印腳咁交 17.4%稅而唔係 35%稅，畢菲特如果真心為國家社會，就每年收幾千萬美元薪水算嘞，唔好收股息啦，捨此而不為兼唱高調，十分虛偽。

外資搬走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php?&iss_id=20110923&sec_id=12187389&art_id=15638075&cat_id=255&coln_id=22

紐約市長彭博發出警告，美國如不能創造新職位，降低失業率，有暴動可能，語音未落，已有青年人到華爾街紮營，抗議銀行證券商毀壞、控制經濟。美國當務之急 就是增加就業職位，故此奧巴馬連「環保總統」形象都不顧了，暫時撤消美國環保署關於降低排放的指令，以免企業增加減排成本，請少啲工人。但另一方面，美國 啲法令好奇怪，民主黨控制眾議院時通過嘅 Dodd-Frank法案，內有所謂 Volcker Rule，即是禁止美資銀行以自己資本進行炒賣交易（ proprietary trading），因是之故，高盛已經終止咗呢類交易，多餘人手自不然清理出門。外國銀行又如何呢？監管當局從嚴解釋 Volcker Rule，所有外資銀行在美國經營 proprietary trading一概不准，如外資銀行在境外聘用美國僱員做有關交易，一樣唔得。咁就多餘啦，外資銀行咪在倫敦、法蘭克福做囉，一個美國人都唔聘用，有乜唔 得呀！呢類規條，對提高美國失業率，好有貢獻，美國一方面要增加就業，另方面要趕走外國僱主，實在矛盾之極。你估外資銀行不在紐約搞交易就會天跌下來咩！
外 資搬走，點都會影響若干就業，呢日收到日本國際協力銀行（ JBIC）通知信， JBIC（前身日本進出口銀行）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一直以香港為基地，服務地區覆蓋香港、南中國、澳門、台灣。呢個香港辦公室於九月三十日關閉，服務轉往 北京辦事處，另外在新加坡有辦事處，負責東南亞及台灣業務。唔，任何外資銀行辦事處搬離香港，都唔係好消息， JBIC香港雖然規模細，本地僱員不多，但倘若日本機構有樣學樣，將中國業務搬上北京，東南亞及台灣業務設於新加坡，香港唔多盞啫噃。我地目前最大困難係 甲級商廈供應極少，租金不斷上升，外資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成本係貴啲嘅，外資機構人員嘅子弟，要入本港國際學校更加異常困難，令外資人員大為頭痛。凡此種 種，皆與「供應制約」（ supply constraints）有關，特區政府唔好以為香港失業率低至 3.4%，就覺得彭博之言不適用於香港呀！

並無三不賣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php?&iss_id=20110924&sec_id=12187389&art_id=15641591&cat_id=255&coln_id=22

特區政府雖然口硬，話會維持土地供應，令樓價穩定，但今年之定期賣地，突然間改為暗標投地，其中有何玄機？大 部分人士都認為係托市行動，經過兩次拍賣成績一般，氣氛麻麻之後，特區政府即刻驚咗，要以投標代替公開拍賣，或者政府最終收到嘅地價會保持不變，但公眾會 因此而失去知情權，不知地產商如何出價，競投是否踴躍，中標價與二標價相差幾大等等，事實上就係遮遮掩掩！公開拍賣在香港已成地產文化一部分，人人習慣， 特區政府如果唔係驚住拍賣過程影響到樓價下跌嘅話，何必要取消，以投標代替之？話唔係托市喎，無論講到幾大聲，公眾不能無疑！
香港市區缺乏土地供 應，人所共知，發展局推出之第三季地皮，全部位於新界，市區供應得個零雞蛋，市區樓價有乜辦法唔企硬吖！位於山頂嘅舊屋可以拆建，當然有不少人虎視眈眈， 例如何東花園，賣得成，重建嘅話，有資格做超級豪宅，但特區政府基於文物保育理由，可能阻止，相信呢個問題有排傾。
講起何東花園，坊間盛傳何東曾 立下遺囑，列明何東花園，東英大廈與東城大廈為三不賣，但實情係，彌敦道東英大廈早已賣咗，改建成 The ONE，呢個「三不賣」之說，相信係以訛傳訛嘅啫，不可相信。左丁山問過一位前輩關於「三不賣」，前輩話何東逝世時（一九五六）根本未有東英大廈與東城大 廈，呢兩座大廈係何東長子何世禮將軍於一九六○年代興建嘅，根本不會列在何東遺囑之內，至於何東花園，一向由何世禮將軍居住，直至一九九八年去世為止，死 後將產業分與兒子何鴻毅與女兒何勉君，後來何氏兄妹分家，何勉君全權管理何東花園，何鴻毅管其他，於 02及 03年分別出售東英大廈與東城大廈，致力海外投資業務。
咦，賣香港地產，買海外資產，會唔會蝕底咗呀？本地地產自 02、 03年後急升噃？前輩話無相干，佢雖然唔知何鴻毅之海外投資分佈，但佢人在加拿大，對英國十分熟悉，啲錢如果放在倫敦房地產和多倫多房地產嘅話，回報率同樣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