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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是如何成為“教學樓主”的?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108/57728.html

昨天清晨,107歲的邵逸夫在家中安詳離世,網友紛紛在網上曬出自己身邊的“逸夫樓”,紛紛稱他才是真正的中國首善。據不完全統計,458所中國學校有逸夫樓。跟著i黑馬來看一下,邵逸夫是如何成為“教學樓主”的?邵逸夫堅持把資金分散到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百所學校,並用與國內各出一半投資的辦法共同興建“逸夫樓”。國家教委受邵逸夫委托,對贈款項目進行宏觀指導與管理,並確定了“逸夫樓”建築標準可高於一般建設項目的原則,使之能適應教學與科研方面的最新發展。教育部港澳臺辦公室對“逸夫樓”工程采用的評比與獎勵措施,也大大調動了各校的工作積極性。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邵館”和“理綜樓”是在校學生使用率最高的兩棟公共建築。“邵館”和“理綜樓”的全稱分別是邵逸夫科學館和邵逸夫理科綜合樓,前者是校園講座第一品牌“大家講壇”的舉辦地,後者是該校區硬件設施最先進的教學樓之一。1月7日下午,進出邵逸夫理綜樓上課、自習的山大學生,都不由自主地擡眼看了看一眼門廊上的那幾個鎦金大字。這天上午6時55分,邵逸夫被發現昏迷在西貢嘉澍路清水灣大廈住所內,最終搶救無效,安詳離世,享年107歲。在其生命的最後30年間,邵逸夫幾乎每年要拿出1億多元用於支持中國內地的各項社會公益事業,尤其對於中國教育事業,他更是情有獨鐘。據統計,1985年至今,邵逸夫生前共向內地捐贈了47.5億港元,興建了6000多個教育項目。以“逸夫”二字命名的教學樓、圖書館、科技館、體育館等設施遍布中國各地高校,有好事者通過在線地圖查詢,數量竟有近3萬座。網友稱,“在每個人的記憶里,都有一座逸夫樓。”始於故鄉的捐贈邵逸夫從事捐資助教活動的歷史由來已久。自1957年創立“邵氏基金會”以來, 邵逸夫就本著“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人生信條,,一直從事社會福利事業。但邵逸夫從事慈善事業之初,其指導思想僅是散財積德的傳統思想。隨著捐贈行為的展開,邵逸夫開始越來越多地深入反思自己的這種捐贈行為,由此導致其捐贈理念的逐漸變化, 變得更加理性與系統化。他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教科文衛事業。從20 世紀80 年代中期開始, 邵逸夫開始加大對內地教育事業的捐贈力度。他對教育捐款工程有一個明確的要求,就是要建造“直接用於教學、科研的建築”,特別是力求體現教學、科研的急需和師生共享。邵逸夫對內地教育事業的捐贈是從故鄉開始的。1985 年,浙江大學師生一致通過,將邵逸夫贈款1000萬元港幣,在秀麗的玉泉風景區興建“邵逸夫科學館”。神奇的是,施工隊挖掘地基時卻挖出許多古墓,而且一層比一層深,年代一層比一層久遠,文物一層比一層更珍貴。這被當時的校方視為“風水寶地”和“吉祥的兆頭”。1987年1月12日,在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贈款――邵逸夫向香港中文大學捐贈1億元港幣興建逸夫書院的奠基典禮上,又舉行了一項捐贈儀式――他將1億元港幣的支票交給中國國家教委劉忠德主任,用於興建內地教育項目。首批接受捐款的為北京師大、南開大學、華東師大、浙江師大、雲南大學、東北師大、西北大學、華中師大等十所高校。此後的每年這一天,他都會舉行相同的捐贈儀式,受捐贈的內地高校數量由此不斷增加。1988年,寧波師範學院成為當年邵逸夫捐款的15所內地高校之一。對於當年的捐贈細節,寧波師範學院原院長朱彰年依然記憶猶新。當年1月10日,在國家教委副主任劉忠德帶領下,朱彰年一行代表當年接受贈款的15所高校共五十余人抵達香港。邵逸夫派TVB政務總監關越強來九龍車站迎接。當晚,新華社香港分社在華潤大廈五十樓宴請,邵逸夫和夫人方逸華都到場。“宴會上邵逸夫講了話,話不長,主要是講教育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聲音宏亮,口齒清晰,是用普通話講的,但帶有濃重的寧波口音。”朱彰年回憶,在港活動的最後一天下午是到清水灣參觀邵氏影城,然後邵逸夫在他的別墅里請大家看電影吃飯。當朱彰年一行參觀結束走向他別墅的上坡道時,邵逸夫正好乘車趕了上來。一看他們在步行,邵逸夫就從車上下來跟他們一起走。八十出頭的老人在上坡道上步伐輕捷, 如履平地。邵逸夫向寧波師範學院捐贈了500萬港元,寧波市政府又投入240萬作配套資金,兩年後建起了一座現代化圖書館。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作為邵逸夫的委托人,出席了1990年10月圖書館的落成典禮。參觀結束後,馬臨豎起了大拇指:“圖書館的建築和內部設施應該打一百分!”校園建築中的“高大上”不同於李嘉誠、霍英東、包玉剛和陳經倫等富豪重點建設一所或幾所學校的扶持模式,邵逸夫堅持把資金分散到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百所學校,並用與國內各出一半投資的辦法共同興建“逸夫樓”,以促進校園建設的快速發展,因此具有更為廣泛和積極的意義。各受贈學校都反映,贈款項目的建成使用是“及時雨”、“雪中炭”,發揮了顯著效益。許多院校的“邵逸夫圖書館”,實現了從傳統的藏、借、閱分離封閉式管理模式,向開放式、計算機檢索、聲像載體等現代化管理模式的轉變,從而大大改善了教學、科研、實驗和訓練條件。許多贈款項目還推動了學校及城市文體活動的開展,創造了優美的育人環境,取得了可喜的綜合效益。例如,中央民族大學逸夫體育館建成後,不僅使該校的很多體育教學和訓練不再櫛風沐雨,也使在京的少數民族學子擁有了一個歡度民族節日和開展民族體育活動的實用場所。邵逸夫的義舉能夠收到成效,也得益於國內教育部門的密切配合。國家教委受邵逸夫委托,對贈款項目進行宏觀指導與管理,並確定了“逸夫樓”建築標準可高於一般建設項目的原則,使之能適應教學與科研方面的最新發展。這一具有促進作用的政策,使“逸夫樓”往往成為同年代校園建築中“高大上”的代表。與此同時,國務院各有關部委,各有關省、市、自治區及有關學校都及時落實了配套資金,並把贈款項目列為重點建設項目,指定實力雄厚的設計院,遴選優秀的建築師、建築公司,抽調精幹人員組成管理機構專門負責。暨南大學建設“逸夫體育館”時,廣東省建委就將其列為省重點工程項目,竣工後被評為“廣東省優良樣板工程”。四川大學“邵逸夫文科樓”更是榮獲四川省優質設計獎、優良工程獎,邵逸夫視察後感動不已:“我給這樣一點錢,你們建成這樣好、這樣大的一幢樓,操勞你們了。我感謝你們!”香港《中國新聞》報道:“四川大學文科樓被國家教委權威稱為迄今全國最好的文科教學樓。”贈款建設項目工作還得到了海內外許多部門在所需進口材料、設備的組織采購等方面的優惠和大力支持。北京外國語大學陳乃芳校長在憶及其參與逸夫樓的建設時曾記憶猶新地說:“我們用逸夫先生捐的錢蓋樓,就一定要讓他滿意,同時在使用上要真正發揮它的教學與科研作用。”教育部港澳臺辦公室對“逸夫樓”工程采用的評比與獎勵措施,也大大調動了各校的工作積極性。獎金用邵逸夫贈款的銀行存款利息支付,還用贈款利息對各校建成項目發給一定數量的維修費,以保證房屋使用後的正常維護。獎金及維修費均以邵逸夫的名義發給各校,這對校方加強管理工作也起到了促進與激勵作用。大多數學校都把“逸夫樓”放在學校的中心地段或重要地段,借此改善學校的建築面貌和校園環境,逸夫樓自然也就成為受贈學校校園中比較特殊、“搶眼”的建築。如天津市南開大學不僅將逸夫樓建在醒目的位置,設計中還采用了我國古代八卦的陣式,使整棟大樓寬敞明快,深受師生喜愛。邵逸夫的行為邏輯邵逸夫對內地文教事業的熱愛與捐贈行為,也引來了外界對於其動機的諸多猜測,多為捕風捉影,沒有根據。但他對中國文教事業捐贈力度之大、時間持續之長,卻實為世所罕見,內地文化教育界也因此受益良多。從他後來接受美國紐約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的講話中,或可發現其對教育事業情有獨鐘的原因所在:“我一直參與教育方面的捐助,因為我相信一個民族的偉大,在於他們能夠掌握觀念、傳播觀念,並且將觀念付諸實踐……我希望我個人的貢獻,對於教育的發展,能發揮一些作用。”其實,只要回顧邵氏的成長經歷,便不難理解其對文教事業如此大規模、長時間的捐贈。邵逸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20 世紀初度過的,那正是一個國家前途堪危、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的年代,受苦受難、忍饑挨餓的民眾隨處可見。如果將邵逸夫日後對教育事業的捐助與他青少年時期的這一段人生經歷相聯系,當能獲得一個較為合理的心理學解釋。他年輕時曾就讀於教會學校。教會學校一向以嚴格的管理與優質的教學質量而著稱。邵逸夫在這樣的環境中接受教育,博愛濟世的觀念對他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助於其個人日後的成長,同時也能促使他形成一種對文化教育事業的認識與態度。於是,當他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布施行為便成為一種必然。邵逸夫曾說:“我的錢一輩子、甚至下一輩子也花不光。我的財富取之於民眾,應用回到民眾。”有人問他為什麽如此關註教育事業,他進一步闡明:“國家振興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培訓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2005 年1 月21日, 邵逸夫在香港宴請到訪的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一行時,多次談及在內地發展教育的重要性和辦學理念。他表示:“很高興看到國家的教育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更多人有機會接受教育。中國要繼續發展下去,就必須把教育搞好。”如今,遍布全國各地的“逸夫樓”依然在各大高校發揮著巨大作用,邵氏基金會也仍在持續運作。這些建築的真正主人,或正在遠方,望著無數的青年,熙攘進出於這些樓宇,追逐夢想。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柯文浩 | 編輯:weiyan | 責編:韋
逸夫 如何 成為 教學 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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