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職業經理人焦蓴薏今年66歲，父親曾是黃埔軍校的軍官，國民黨高級將領薛岳的手下。她在重慶出生長大，同學中80%都是這樣的家庭出身，有馮玉祥的孫子，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楊森的孫女。同輩企業家中，還有盧作孚的孫子。
焦蓴薏從小是喝著咖啡長大的，她的印象裡，重慶燈火輝煌，母親常常穿著旗袍，帶著孩子們去當時上流人士出入的「沙利文」西餐廳吃西餐、「心心」咖啡廳喝咖啡。「文革」時期，重慶漸漸聞不到咖啡味，她偶爾去上海，看到有鐵罐的可可粉賣，就買幾罐回來給家人喝。
歷史上的重慶一直很「洋氣」。
1891年，重慶開埠，洋領事、洋行、掛洋旗的木船和輪船越來越多，洋貨輸入量也越來越大，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外國在重慶設立的洋行、公司達到49家，進口貨值也逐年上升。盧作孚創辦的著名的民生輪船公司，一度承擔了長江上游70%以上的運輸業務，《中國近代航運史》中寫道，重慶航運業的發展，「意味著廣大遙遠的人口與西方製造商之間以及主宰揚子江下游千百萬人民及海口之間的自由而廉價的交通」，從而給重慶「商業帶來巨大的利益」。
焦蓴薏聞到「滿城咖啡香」的時期，是重慶著名的「陪都」時期。1940年，國民政府明令重慶成為陪都，它成為戰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各種西方的洋玩意彙集於此。國民黨在重慶成立驛運總管處，建立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水、陸、空立體交叉的全國運輸網絡，使得重慶成為長江上游的交通中心。與此同時，工業重心也從上海轉移到了重慶，帶來了重慶人口激增和商品經濟的繁榮。那段時期，重慶的大小公司、商店發展到近3萬家，銀行、錢莊多達162家。
1966年，焦蓴薏高中畢業，進入南充煉油廠工作，那時重慶是四川省轄下的一座普通城市，驕傲和光環逐漸褪去。
1993年，焦蓴薏46歲，在朋友力邀之下，她決定下海闖一闖。次年，重慶直轄，這座城市和焦蓴薏一樣，希望能與世界重新對話。
焦蓴薏「下海」後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棟高級住宅樓的銷售，住宅樓位於重慶市區沿江的黃金地段。那時，一般住宅區的電表是1.5安培，焦蓴薏建議改用10至20安培的大功率電表，這是國外住宅區的用電標準；再建議將電梯採用日立純進口的電梯，最後老闆全部採納了她的意見。
「國際化是遲早的事情。」焦蓴薏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她喜歡站在消費者立場上想問題， 「如果我買了這個房子，十年以後怎麼樣？」
重慶再度「國際化」是從李嘉誠開始的。 1997年，香港回歸，李嘉誠的和記黃埔地產在重慶政府的力邀之下，為剛剛直轄的西部重慶送去了一份大禮——在重慶最繁華的商業中心解放碑建成一座shopping mall，取名「大都會」。
shopping mall是超大型購物中心，不同於百貨商場，是購物、餐飲、休閒、娛樂一站式的，1950、1960年代開始在美國盛行。中國大陸大規模興建shopping mall是2000年之後的事，那時只有廣州天河城屬於這個概念，「大都會」的出現，當時在全國都是超前的，它至今仍是重慶的地標之一。
中國幾乎無人不知這個「全球華人首富」，由他興建的大都會，會產生大的品牌效應，大都會有意營造一種高端的購物環境，焦蓴薏回憶，當時大都會使用的空調是美國進口的，六台幹冷機組，「冷凍量超過了北京西客站。」重慶夏日酷熱，大都會門口的街上好像都冒著冷氣，許多人即使不購物，也喜歡坐在門口的台階上蹭冷氣降溫。最後，大都會只好將單門改成了雙重門，防止冷氣直接吹到商場外。
那一年，焦蓴薏成為「大都會」的客戶服務部經理。她記得當時被重慶人當成最大牌的是女裝品牌寶姿。後來是耐克、阿迪達斯這些運動品牌——李嘉誠從香港帶來了代理集合店「名店運動城」。焦蓴薏還要負責消費者的投訴，前天買的衣服就開線了；上個星期買的，鈕子怎麼就掉了。
重慶老百姓不認識某個品牌，但認識大都會，很容易覺得進入大都會的都是名牌。
1998年，真正的大牌開始進入大都會，其中最高端的是迪奧女裝。迪奧是一個重慶商業地產商通過代理的形式引進的，所謂的「代理」，就是在香港甚至海外，以買手身份，一次性購買一兩百萬的貨，回來再開一個店。此後，許多代理商如法炮製，阿瑪尼、華倫天奴男裝等品牌由此進入重慶市場。
新加坡駐渝商會會長吳適存也是被重慶政府請來的——作為輕軌車身包裝專家。2003年，重慶興建輕軌，想找專家對輕軌進行包裝。他到重慶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市政府上課：「輕軌車身怎麼包裝？不是說把外觀裝得漂漂亮亮就好了，而是要保護你的車身，使它經久耐用，就需要貼膜。」
貼不貼膜，政府內部爭議很大。那時，在中國建輕軌屬於前衛，為輕軌貼膜更是前衛。幾百斤膜全部從國外進口，造價比中國本土生產高30倍。經過一番複雜的爭論、申報、評估，最後，這些輕軌車身全部貼上了進口膜。重慶政府展現出來的對外資的開放態度，讓吳適存覺得這個內陸城市「很有希望」，他留了下來，在重慶一待就是十年。
吳適存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跨國企業、國際品牌作為一種資本語言，可以輕鬆打破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壁壘：「重慶的水源由武漢管，火車、鐵路問題由成都管，要解決水源、鐵路運輸問題，政府沒法處理，但外企有辦法。我們有投資武漢，打個電話給武漢外經貿委，讓他們幫忙解決水源問題，我們有遍佈全國的關係網。」
2003年，焦蓴薏離開了大都會，加入了重慶本土地產商龍湖地產。龍湖老總吳亞軍希望在重慶江北區效仿大都會，打造又一個巨型時尚購物中心「北城天街」，焦蓴薏被任命為「北城天街」商業總監，負責品牌引進。
那一年，重慶不再只滿足於李嘉誠帶來的「香港模式」，街頭突然冒出了一些命名為「紐約·紐約」、「曼哈頓」的摩天大樓，充滿了對西方最直接的嚮往。
「紐約·紐約」是重慶本土地產商方明帶著相機到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商業中心考察一圈後，將「帝國大廈」搬回重慶的作品。「紐約·紐約的外形雖然酷似帝國大廈，但是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塔尖就比帝國大廈要氣派得多。」 方明當時對媒體表示。
像中國大多數城市最初的發展路徑一樣，重慶在模式化地拷貝「國際化大都市」的標準，比如星巴克、哈根達斯和LV。
星巴克1999年在北京國貿開設了中國大陸第一家門店，正式進入中國，2005年在成都開設了西南地區第一家咖啡店，當時還沒有進軍重慶的計劃。
「一定要把它招進來。」焦蓴薏坐在一家純實木座椅的面包店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家面包店是她堅持招商進來，用進口麵粉，號稱每一種配料都是有機的，當天賣不完的，要麼扔掉，要麼送給有需要的人。這是現在的調調，而當年調調的符號，是星巴克。
「那個時候喝一杯星巴克咖啡很了不起，有一種炫耀的心理，我消費的是環境，星巴克在當時就是時尚的符號。」這是焦蓴薏對中國市場的理解，但星巴克的美國標準是「快餐咖啡」，寫字樓的白領上班前、中途休息時，來一杯咖啡，拿一個點心就走人。焦蓴薏用一年時間說服星巴克在北城天街開了店。「在中國，星巴克一定要做改變。」她認為這句話起了關鍵作用。
符合中國人「大都會」想像的另一個品牌是哈根達斯。焦蓴薏將哈根達斯中國區的負責人約到了剛開張的星巴克咖啡店裡談引進。潛台詞是：「你看，星巴克也來了，你們有什麼理由不來？」
最終，與星巴克比鄰而居，哈根達斯冰激凌店在重慶開了第一家。開業當天，哈根達斯店外排起了長龍，創造了單店、單日全國最高消費紀錄。
2006年，重慶大都會一層改裝成了名表城，要引入瑞士斯沃琪集團旗下的鐘錶品牌，斯沃琪集團最初對重慶人的消費能力沒有信心。名表城找焦蓴薏出主意。焦蓴薏直接將斯沃琪集團亞太區總裁帶去參觀了重慶的豪宅區，一大片聯排別墅，一看，全賣完了。很快，斯沃琪旗下高級手錶寶璣、寶珀、格拉蘇蒂在重慶落了地。
在她看來，重慶人有能力把「一棟別墅戴在手上」，但LV還是遲遲沒有進入重慶市場。
「高端奢侈品進入地方城市的方式，大部分是先由政府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再由政府引進有能力做符合奢侈品要求的高端商業地產公司建造購物中心，只有這兩樣都匹配，奢侈品才會入駐。」商業地產全程服務機構睿意德的高級董事王玉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09年前後，政府對於住宅地產進行宏觀調控，內地地產商意識到建造商業地產的重要性，真正轉向時，才發現自己滯後在哪裡。
「萬達已經是中國非常好的商業地產，在武漢漢江新開業的萬達廣場，號稱要做最高端的奢侈品，但開業出來的品牌最好的也只是MAXMARA。」王玉珂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萬達自己號稱是一個城市中心，但奢侈品不會去，奢侈品喜歡開在核心商圈。」
地理因素是限制西部城市升級的主要原因，其中最出名的例子便是蘭州。
蘭州目前仍沒有一家麥當勞，更別說奢侈品牌了。蘭州是一個沿黃河建設而成的狹長城市，兩面都是山，極大地阻礙了擴展城市的可能性，有限的土地被徵用後，地方政府無法通過擴張繼續引進更高級的地產資本。2011年，為了鼓勵資本來蘭州投資，政府決定在離市中心兩小時的區域建設蘭州新區，這個新區需要把大量的山丘炸成平地。蘭州政府把核心隊伍搬到一片荒蠻中，不方便回家，官員晚上就睡在辦公室裡。
當時的重慶面臨同樣的問題，它的中心地帶只有渝中區的解放碑，這塊中心地帶面積非常小，又被山包圍，很難擴張。要迅速擴張，這無疑需要投入巨大的財力與物力。
對重慶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來說，設置「兩江新區」具有標誌意義。
2009年2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推進重慶統籌城鄉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在這個意見裡，繼上海與天津之後，政府打算在重慶設置第三個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新區佔地面積1200平方公里，包括了渝北、江北、北碚三個區。
這意味更多的土地被開發了出來。
為了吸引包括奢侈品在內的更多國際品牌、國際企業來重慶，2008年起，重慶開始聲勢浩大的「去本土化」建設。
一個例子是市樹黃桷樹被大量砍伐，換上了銀杏樹。
「換樹運動」與重慶政府當時提出的建設「森林城市」的計劃有關。「綠化城市需要提高樹種的檔次和質量」，高大挺拔、造型優美的銀杏代表著一種更為高級的城市形象。「換樹運動」被納入了重慶各區縣政府績效考核的指標之內，考核直接決定每個區縣的排名先後。
到2012年這四年時間，重慶共種植銀杏2276.75萬棵，一度導致銀杏價格上漲五到六倍。
「換樹」的同時還有「換路」。2010年5月起，重慶主城主幹道被統一調整為灰色調，路段換成了青灰色的透水磚，路沿則由水泥換成大理石。
「它們讓這座西部城市看起來就像是歐洲或者美國，秋天來了，銀杏樹葉變黃的時候，會非常美，政府希望重慶的景觀能更具國際化。」一位前重慶規劃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換樹」沒有帶來想像中大規模的美。重慶綠色志願者聯合會會長吳登明，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說：「由於運輸種植處理不當，潼南工業園區的銀杏樹幾乎死光，渝遂高速公路潼南段耗資上千萬元栽種的銀杏樹死了一半，銅梁雙江鎮栽的上千棵銀杏樹也死了一大半。」吳登明在沙坪壩三峽廣場組織了一場行為藝術，讓大學生纏上繃帶化裝成移栽進城病了的銀杏樹，反對「換樹」。
建築規模排名全國第二的重慶大劇院也在2008年破土動工。劇院選址在重慶江北區嘉陵江與長江交匯處的一塊約10萬平方米的三角形空地上，總投資近16億元。
招標時，德國設計師馮·格康以「一艘江上行駛的巨船」的概念打動了甲方。為了保持巨船的外形完整，不能在外牆打出面積過大的孔洞，同時特製了一部巨型電梯，運載演出設備的車輛先開到地下，通過巨型電梯把道具音響運上舞台，重慶大劇院一位工作人員說，「單這一項開支每次演出就要多花費1萬多元。外國設計師只有在中國才能實現這些宏偉的野心。」
外資顯然樂於看到重慶表面發生的這些變化。新加坡人王建南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子公司駐重慶的航站經理，重慶「唱紅打黑」期間，他對大街上的警車印象深刻：「那些警車都是黑色的，跟美國的那種警車有點像。」在他看來，這代表著一種「安全感」，「國外的人來中國投資都有點擔心，
因為欺詐很多，城市形象做好了，對外資來講非常安心。」
2012年底，重慶批准的港資企業有2450個，佔投資第一位，其次是新加坡資本。這其中大部分都是房地產項目。跟隨這些外資商業地產一起進入的，則是政府期望已久的奢侈品牌。
南濱路是重慶南岸區著名的臨江景觀大道，有「小外灘」之稱。從2010年起，在這條全長8公里的濱江大道上，相繼落成了皇冠假日、喜來登、凱賓斯基等國際知名的五星級酒店，已經簽約的還包括悅榕莊、香港文華東方酒店、美國希爾頓集團、喜達屋集團，未來南濱路上會有約13家五星級酒店扎堆。
在這些星級酒店之間，散佈著美國哈雷摩托旗下的文化會所，江邊停放著法拉蒂這樣的頂級遊艇。政府還在積極與賓利、法拉利等洽談，希望他們將西南地區或者重慶市的經銷總部放在南濱路，並計劃籌建一個遊艇碼頭，碼頭設計成兩艘船，船是不移動的，遊艇就靠在船邊。
南岸區旅遊局局長周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南岸區正在打造三條老街，米市街、慈云寺老街、彈子石老街。每條老街都竭力與「高端」掛鉤。在米市街，計劃讓一些奢侈品牌在那裡建立會所；彈子石老街則由香港置地和香港招商集團共同開發，他們引進兩個品牌，杜莎夫人蠟像館和海洋生物館。
「現在我們對國際品牌是飢不擇食。」南濱路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