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談到，當他到聯想在歐洲各國的分公司出差時，都會約一些當地的年長僱員聊天，向他們詢問所在國家的經濟情況和他們對政府經濟政策的看法。他通過這種方法來獲取對時下陷入困境的歐洲各國的訊息與觀念。他的感覺是，歐洲國家「並沒有做好迎接經濟變化的系統性準備」。正像大多數觀察家共同認為的那樣，他看到中國經濟和印度經濟的發展已經在極大地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以及全球的產業分工，但是，「我沒覺得它們（那些歐洲國家）對此有系統性的想法」。這些歐洲的老貴族仍然生活在20世紀。它們可能勉強接受了美國的崛起，甚至日本的強盛，它們也成功地讓自己適應了這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卻迅速地再次變成了「舊世界」——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歐洲的美麗世界一樣，新興市場的崛起再次改變了世界，雖然它的深刻程度尚且有待驗證。儘管在國內同中歐商學院教授座談時發表的觀點在微博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是柳傳志並不打算修正自己的觀點，即歐洲國家的過度福利是一個大問題。他還為此憤憤不平，認為自己說的本沒有錯，卻不僅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可與思考，連商學院的教授也與之辯論。他認為這有些匪夷所思：「希臘還要通過公投來全民賴賬，這還了得？」柳傳志認為，在應對世界的迅速變化時，美國政府比很多歐洲國家的政府更有「系統性思維」。他認為美國經濟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勞動力成本過高，而這給美國政治家們想要迫切解決的就業問題增加了難度。他反覆講的是聯想集團併購IBM的PC部門之後的例子。他說，如果聯想集團不收購IBM的PC部門，這個部門在美國的三千多名員工可能就「散了」。收購之後，聯想集團進行了裁員。柳傳志說：「說實話，我們如果進一步裁員，還可以再壓低成本……這些僱員中一個普通白領的工資是其在中國的同事的6倍，藍領工人的工資差距要更大。聯想集團在併購之後，本來可以繼續裁員以壓縮成本，但是聯想集團沒有這樣做，因為公司可以找到其他節約成本的方式。甚至因為聯想集團業績的高漲，公司還給這些僱員都漲了工資。」
講完這個故事之後，柳傳志補充道：「但是我們不能保證中國其他公司也這麼做。因此，你們的人力成本是一個大問題。你們必須考慮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如果美國精英們在解決自己高昂的人力成本方面無所作為，仍然希望通過對中國和其他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的限制，把就業機會保留在美國，那麼，「這就好像兩個賽跑選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衝刺，大家都應該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一名選手自己停了下來，還想辦法阻撓另一名選手向前衝。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他所指的阻撓，就是指無處不在的人民幣匯率議題。
這個故事已經被講述了很多遍。當他被布魯斯金學會主席約翰. 桑頓推薦給奧巴馬總統接見時講了一遍，如今在美國他又多次地重複了這個故事。他給前國務卿鮑威爾講過，給新任的美國商務部部長約翰. 布萊森和副國務卿羅伯特. 霍馬茨也講過。而無一例外地，這個故事都能讓再雄辯的對手一時之間啞口無言。這讓67歲的柳傳志從中得到了孩童般的快樂。當我們結束一次家庭拜訪，去中國餐館吃由龍湖地產董事長重慶人吳亞軍埋單的重慶菜時，柳傳志得意洋洋，不斷重複著自己的這個比喻：「你自己應該想辦法跑得快，而不能老是琢磨怎麼讓別人慢下來。」
(節選自《與商業明星一起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