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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解 “三農”


2013-05-06  NCW
 
 

 

一切不符合農民權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應該成為改革對象◎ 本刊記者 汪蘇 文4月江南,春華遍野。浙江各級農辦(扶貧辦)正忙於依據最新省定扶貧標準認定新一輪扶貧對象。這一標準為4600元(2010年標準,相當于2012年5500元) ,比國家扶貧標準高出1倍。其背後是一個令人刮目的數據——2012年,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4552元,已經連續28 年列全國各省區第一位。

這與改革開放前的狀況有天壤之別。當時的城鄉二元結構下,人均只有約半畝田的浙江農民生存維艱。 1978年,浙江省農村貧困人口有1200萬,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36.1%,農村貧困發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4個百分點。

浙江農民的脫貧致富與改革開放相生相伴。另一個令人欣喜的數字是,2012年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37:1,遠低於全國的3.10:1,是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高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城鄉矛盾相對緩和。

浙江省農辦(扶貧辦)副主任邵峰認為, “三農”問題本質是工業化、城市化下城鄉關係的失衡,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則是抓住了 “三農” 問題的本質。

在浙江做了幾十年 “三農”工作的農辦原副主任顧益康分析,浙江在統籌城鄉發展上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總結起來,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創造條件讓農民充分參與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成果,正是浙江農民增收的經驗。

人多地少,緣何收入最高35年後回望,資源拮据的浙江農民增收之路可謂 “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的寫照。

2012年,浙江農民收入中,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僅有14.7%,工資性收入占比為54.0%,比全國高出逾10個百分點,家庭二三產業收入為20.9%。八成農村勞動力已轉移至非農產業,比全國高出三成。農業勞動力不斷分工分業,改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商品經濟,參與到市場中來,顧益康認為,這是浙江農民增收的關鍵。

浙江今日的富庶,使人們幾乎忘了它曾經的貧困。中國為地少人多之國家,人地矛盾在浙江更甚。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描述,人均耕地不足全國平均水平。浙江省省長李強表示,浙江人均只有半畝地的省情,決定了僅靠農業自身、農民自身、農村自身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亦是中國的國情。邵峰稱,如果一個地方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一定是那個地方的工業化、城鎮化正在快速發展,有更多就業機會讓農民可以轉移就業。

然而, “三農”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為世界各國在這一歷程中普遍經歷的問題。

中國因人口基數大和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積弊,問題更為沉重,農民不能平等參與、公平分享。邵峰認為, “三農”問題的產生、演變及其程度不僅與工業化、城鎮化的階段相關,也與工業化、城鎮化的路子相關。浙江“三農”問題相對緩和,是因為浙江的工業化、城鎮化是由農民發動、農民投資、農民創業、農民就業的,為就地就近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民是主體,能夠共同分享成果。由政府投資發動的走大城市路線的工業化, “三農”問題則會比較突出,農民在提供農產品、土地、資金等要素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土地出讓金等資本,為工業化、城鎮化作出巨大貢獻後,很難參與到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

從全國來看,改革開放前的工業化、城鎮化是“要物不要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業化、城鎮化是“要地不要人”;新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城鎮化則是 “要勞不要人” 。

正是浙江農民的創造和打拼,塑造了日後為人津津樂道的自主創業、自由競爭、自由交易的浙江模式,形成一種“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體系。顧益康表示,700萬浙商闖天下,其中95% 是農民出身,百萬能人創業帶動千萬農民就業。據統計,1978年至2006年,浙江 GDP 增量的70% 和工業增加值增量的75% 是由民營經濟創造的。2012年,非公有經濟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達75%左右。

“浙江人民富是因為農民率先富,浙江經濟活是因為農村經濟活,浙江發展快是因為農村發展快” ,被作為浙江改革開放成績的寫照。顧益康表示,這條道路是“逼出來的,闖出來的” ,也是“政府導出來的” 。

農民創業促就業

浙江農民有跳出土地的充足動力。

吳維清這樣曾經的敲糖人,也許可以代表浙江創業農民的發展軌跡。47歲 的吳維清是義烏市廿三里下樓村人,現在義烏國際商貿城(原義烏小商品市場)經營著一家維清百貨用品商行,並在工業園區有一家自己的加工廠,僱傭了幾十名工人。他是早年義烏從事雞毛換糖的一批人,後來學過手藝,開過飯店,十年前辦起了自己的工廠。

當年義烏地瘠人貧,不少農民為生計成為敲糖人,至江西等地手搖撥浪鼓走街串巷,以糖、小商品等換取雞毛等雜物,獲取微利。義烏在雞毛換糖形成的小百貨銷售基礎上,發展出日後聞名中外的小商品市場。毫厘爭取、積少成多、勇於開拓、吃苦務實、百折不撓的“雞毛換糖”文化,也成為義烏商幫乃至浙商精神的代表。同樣困境逢生的,還有另一浙江模式的代表——溫州。

“浙江農民走出去一副擔子,走回來一個鋪子,再過幾年一個廠子。 ”顧益康表示,政府要做的很簡單,首先是放。活力在於民衆之中,活力在於市場之中,關鍵是給農民權利,允許農民創新,支持農民創業,尊重農民創造,對民營經濟、非民營經濟一視同仁,不要綁住農民;再有要為農民搭建好的平台,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一個“放”字意義深遠。即便在眼下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依然面臨重重門檻和障礙。有了中央層面改革開放的信號,浙江在 “放”上大有敢為天下先之精神。顧益康回憶稱,當時北京有人指責溫州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浙江的方針是不爭論,在全國各地還在猶豫的時候,撇開無謂爭論,放手讓農民發展家庭工業等個私經濟。

顧益康回憶稱,1982年義烏縣委決定正式開放小商品市場後,工商局曾表示要取締,當時的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反問:這些農民的收入問題、就業問題 你能解決嗎?不能解決就不能取締它。

浙江率先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發展商品流通和開辦專業市場,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對鄉鎮企業放權鬆綁及鼓勵發展的政策。

政府則致力于為市場主體服務。

1986年至1991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後發出多個通知,要求各地興辦好城鄉市場,同時積極引導社會力量投資建市場,至1991年底全省共建成各類專業市場3802個,年成交額在204.6億元以上。

在農村工業發展的基礎上,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發展格局被打破。浙江因勢利導率先推進小城鎮建設,形成小城鎮、鄉鎮企業、家庭工業、專業市場四位一體的格局。中心鎮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轉移就業的主平台。浙江並培育一村一品、一地一業,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塊狀經濟。據浙江省農辦統計,全省90% 以上的縣市區都培育和發展了塊狀經濟,占全省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60%。

在放活及培育之下,浙江迎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和農村勞動力的持續轉移就業。2008年,2000萬農村勞動力中有75.9% 從事二三產業,比1978年提高50 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為促進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提供了空間。

2007年,浙江省又組織實施200個省級中心鎮培育工程,分期分批展開全方位的培育。在此基礎上,2010年起,省財政連續三年每年安排10億元資金用于27個小城市試點鎮培育,進一步為農民構建就業創業平台。同時,浙江在全國率先搞起農村勞動力培訓,2003年以來,浙江累計培訓各類農村勞動力1000 多萬人,增強了農民轉移就業能力。

現代農業增效率

隨著農民在二三產業創業、就業收入增加,從事農業獲得的收入比重下降。但浙江並沒有放棄這一產業。

在人們的印象里,農業是不賺錢的典型。2000年,邵峰在研究工商企業投資農業問題時,算了一筆賬,結果使他大吃一驚:除了高科技行業,農業是所有產業中投入產出率最高的。他指出,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少並不是投入產出率低,而是經營土地面積小,勞動生產率低掩蓋了投入產出率高,只要經營土地規模上去了,農業就是掙錢的行業。

近年,隨二三產業發展中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等成為中央層面的政策,並在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集中體現。農業勞動力轉移早于全國的浙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探路者,在培育和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上積累了不少經驗。

浙江鄉鎮企業發展早,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家庭承包的第二天就出現了。1987年,浙江選擇具有一定基礎的15個村開展適度規模經營試點,次年擴大至15個縣。9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一直積極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發展。

2009年再次出台文件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截至2012年底,浙江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已達總耕地承包面積的43%,居全國首位;按照浙江發展現代農業三年行動計劃,至2015年,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將達到50%以上。

據浙江省農業廳統計,至2011年,浙江有農業龍頭企業6890家,農民專業合作社2.6萬家,社員91萬戶,帶動非社員農戶402.8萬戶,兩者合計占家庭承包總農戶數的53.1%。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初具形態。

規模經營在浙江已非常普遍。嘉興市位於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帶,為浙江的魚米之鄉。海鹽縣是嘉興市最早註冊成立家庭農場的地方,當地已經發展出77 家家庭農場,註冊資金7722萬元,平均規模約170畝。據當地農經局統計,2011年,當時的71家家庭農場人均收入4.7萬元,是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倍,同時,還帶動了周邊大批農戶就業和發展。2009年,張馮良在縣政府引導下,流轉了290畝土地,註冊成立了嘉興市首家家庭農場——宏亮農場。現農場經營規模已達1065畝,以一家三口為主要勞力,農忙時僱傭短工五六十人。宏亮農場一年一季水稻一季小麥,年淨收入可達30萬元。不過,張馮良告訴財新記者,他目前不打算繼續擴大規模,他認為就家庭經營而言,千畝左右為上限,否則管理上會面臨問題,效益反而下降。而農場每一步擴大規模都是對管理能力的考驗,需要經營者做相應提升。

財新記者看到,不同形態的經營主體之間的聯結和互動模式也在形成中。

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 +農戶、農業龍頭企業 +合作社 +家庭農場等模式正在發展。浙江萬好食品有限公司,是嘉興一家生產脫水蔬菜和速凍蔬菜的農業龍頭企業,2012年銷售額7000多萬元。萬好公司通過和萬好蔬菜合作社對接,向包括20多戶家庭農場在內的農戶統一供種、統一施肥,並統一收購。公司實行保底價制度,若市價低於保底價,按保底價收購,反之則按市場價收購,在本地的種植面積已達2萬畝。春程農場在萬好公司帶動下,成長為經營土地220 畝、年收益20多萬元的家庭農場。但是,這一鏈條上各主體的利益協調機制仍須探索。萬好公司就遇到市價短期非正常飆升時簽約農民將蔬菜外賣、市場低迷時未簽約農民也將蔬菜交由簽約農民出售給公司的問題。

浙江對這些新型經營主體採取了一系列鼓勵和扶持政策。

不同于國家農業補貼補給承包方的形式,浙江省新增農業補貼已經全部補給經營方,並對大戶設立補貼。海鹽縣 對家庭農場新建投資額30萬元以上的生產經營用房及固定資產投資,按實際投資額的8% 給予補助。浙江也通過改革為他們的發展開拓空間。2007年全國層面立法之前,浙江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中國大陸第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肯定、推動、規範其發展。2012年,浙江台州註冊成立六家專業合作社聯社,打破了聯社註冊困境。在探索解決農民貸款難題上,浙江各地並通過發展資金互助社、對經營主體進行信用評級等方式,為現代農業的發展開拓金融支持。

農民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亦有因資本、技術等被邊緣化的風險。這種風險也存在於工商資本對農業的參與中。

除經營非糧化、土地非農化擔憂外,一些反對者認為,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可能會擠壓農民的發展空間,使一些普通農民特別是中老年農民無活可幹。浙江省的多位領導則對工商資本在浙江現代農業發展中的作用予以積極肯定。

邵峰認為,讓普通農民平等參與農業現代化進程、公平分享農業現代化成果,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是推動農業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們不能簡單 地排斥,而應積極探索農業先進生產力快速發展與普通農民共同參與有機統一的路子,走出第三條道路。比如,可以採取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方式,讓普通農民成為現代農業的發展主體,同時實行保底分紅+ 超額分紅的分配方式,讓入股農民分享現代農業的發展成果。

用活農村土地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都離不開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浙江著力盤活土地資源,為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創業就業、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基礎,也為發展工業、建設城鎮拓展空間。

財新記者瞭解到,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難度越來越大。

為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規範有序流轉,2009年4月,浙江省出台 《關於積極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的意見》 ,各地亦陸續出台了鼓勵政策並搭建服務平台。

2009年,嘉興海鹽縣成立了縣、鄉鎮、村三級貫通的土地流轉和產權交易服務中心,為農民提供產權交易信息和土地流轉服務。海鹽縣規定,流轉土地超過100畝的,應到縣中心簽訂標準化合同,50畝 -100畝、50畝以下的,則分別在鄉鎮和村中心簽訂標準化合同,通過中心的鑒證增強交易的規範性和可信性,中心並可據此對轉入土地對象和土地用途進行監督。為鼓勵土地流轉,海鹽縣對流入、流出方都進行激勵。按照2012年政策,農戶流出土地期限超過5年、10年和15年以上的,每畝分別給 予50元、100元、150元的一次性獎勵;流入土地50畝以上的,每畝給予50元獎勵;對全部流出和長期流出土地的農戶,為其提供勞動力就業免費培訓,並可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障。海鹽縣鼓勵交易雙方採用以實物約定形式確定土地流轉價格,如每畝每年550斤 -600斤稻穀,減少流轉雙方因流轉價格帶來的糾紛,同時實行流轉金預付制度。

土地零散不利於規模經營,這也是土地流轉中的難題。海鹽宏亮農場的張馮良表示,土地零散不成片,將大大影響機械作業效率,一般不流入這樣的土地。近年來,浙江各地積極鼓勵整村整組規模流轉,村經濟合作社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村經濟合作社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全體社員履行集體資產 所有權和集體土地發包職責,浙江省早在1992年就頒佈了《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 ,2007年又對此作了修訂。

安吉縣35個村實現由村經濟合作社統一流轉土地,引進項目。安吉天子湖鎮高莊村由村經濟合作社出面流轉了3500畝農田,發包給大戶、農業企業。

農民流轉土地後每畝每年可得500斤稻穀,部分農民被企業僱傭,每月有1500 元 -1800元的工資收入。高莊村正在考慮以農民土地承包經營入股形式流轉土地,農民不僅可以取得土地流轉金和工資收入,還能獲得按股分紅收益。海鹽縣對整村整組土地流轉實行補助,100 畝以上給予村里100元 /畝的工作經費補助,100畝 -300畝給予每畝200元的補助。不過,當地幹部表示,土地流轉堅 持自願原則。

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方面,浙江一些地區開展了宅基地置換、空心村整治等試點,盤活土地資源,促進推動農民居住隨著職業轉移向縣城、中心鎮、中心村集聚。

嘉興桐鄉市濮院鎮新聯村正在開展新社區建設,新的集中居住小區世紀新村規劃有致,一二期180多套房已經建成,三層的聯排別墅坐落有序。三期正在規劃中,村里希望以村民小組為單位整體搬遷。村幹部沈月萍說,遷入的村民將搬進佔地面積120平方米的新房並獲得宅基地,而原宅基地將被複墾為耕地,並作為其承包田。節餘下來的土地將作為增減掛鈎指標由政府收購。新區每棟小樓作價22.8萬元,村民原有房屋可獲150元/平方米的補償。

嘉興市同時在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 抵押貸款。據嘉興市農辦統計,截至2012年,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累計達到1.14億元,貸款餘額為4709億元。

不過,一位當地幹部表示,銀行對此積極性並不高。

這些實踐有的仍在試驗階段,相關利益分配機制及後續政策亦在探索。

浙江省省長李強在今年全國“兩會”發言時提出,希望國家有關部門積極支持各地在深化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試驗。

減緩相對貧困

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快車行進時,浙江注重把沒有趕上車的農民送上車。浙江已經基本消除了絕對貧 困,2003年後,浙江把扶貧工作的重點轉向減緩相對貧困。邵峰介紹,消除絕對貧困的扶貧是為了保障人的基本生活,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則是為了縮小社會收入差距,兩者是具有顯著區別的兩大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過去十年,浙江各級幹部在實踐中逐步從舊的扶貧思想體系中跳了出來,初步確立了與減緩相對貧困相適應的新的扶貧理念。

2008年,浙江將扶貧工作從對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扶貧拓展到對低收入農戶的人群扶貧,在全省範圍實施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以全省111萬戶(271 萬人)低收入農戶(2007年家庭人均純收入低於2500元的農戶)為對象,深化產業開發,加大異地搬遷,覆蓋公共服務。到2012年,全省低收入農戶人均純收入達到6260元,79.4% 的低收入農戶(低保農戶除外)家庭人均純收入超過4000元,超額完成省政府五年目標。

同時,浙江不斷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扶貧力度,2011年,省委、省政府啓動對12個重點欠發達縣的特別扶持計劃。省委、省政府針對12個重點欠發達縣地處源頭區域、經濟發展滯後、生態保護繁重等實際,2011年起,連續三年安排文成、開化等6縣每年每縣2億元特別扶持資金,磐安、龍泉等6縣每年每縣8000萬元特別扶持資金,要求以增加農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增強內生功能為導向,實施扶貧開發、產業發展、公共服務三大類項目,並按照“省定框架、縣選項目”的原則,編制三年規劃。

衢州市開化縣位於浙江西部浙、皖、贛三省交界處,青山環繞,為“九山半水半分田”之地,2011年財政收入僅4 億余元。近年來開化推進生態立縣、特色興縣,走生態經濟發展之路,並實施小縣大城戰略,推動人口向縣城集聚。

在“特扶”項目中,開化制定了一系列對茶業、油茶、食用菌、毛竹、蠶桑、蔬菜等產業及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的補助和扶持政策。此外,通過培育來料加工經紀人、補助廠房建設和租賃、培訓技術工人等方式,大力拓展來料加工業務,並將來料加工與異地搬遷結合起來,將每一個異地搬遷小區都建成來料加工點,解決下山農民就業問題。2007 年,開化只有1.5萬人從事來料加工,總加工費6500萬元。2011年從業人員達到4.05萬人,加工費達到4.43億元。通過對低收入農戶小額貸款貼息、發展資金互助會等方式,為農戶發展生產提供金融服務。2012年,開化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9536元,比上年增長11.1%,兩年農民人均收入共提高2137元,累計增長28.9%;71.8% 的低收入農戶家庭人均收入超過了4000元。談及“特扶”計劃,開化縣農辦副主任張有良認為, “沒有這筆錢,開化縣有很多事情做不了。 ”2013年,浙江啓動實施新一輪扶貧計劃——“低收入農戶收入倍增計劃” 。

當前,浙江各地正在認定新一輪扶貧對象。浙江省確定的新一輪扶貧標準為4600元(2010年,相當于2012年5500 元) ,這一標準下的扶貧對象約有353萬人,占全省農村戶籍人口的10.8%。發達地區則按照“不低於上年農民人均收入的45%”和“不少于當地農村戶籍人口的10%” ,確定地方扶貧標準,認定低收入農戶。加上發達地區提高標準後增加的低收入農戶,浙江將有472萬農村人口被認定為新一輪扶貧對象,占農村戶籍人口的14.1%。邵峰認為,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要始終把處於收入低端、占總人口10%-20% 的人群作為扶貧對象, “不管他們收入處於什麼水平,也不管他們家里有什麼物件,只要他們處於收入低端,就應將其認定為扶貧對 象” , “不管一個地方處於什麼發展階段,即使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只要有明顯的收入不平等現象,也要認定扶貧對 象,做好扶貧工作。 ”這是浙江扶貧工作在率先轉型中的可貴探索。

浙江扶貧的一個大理念,是堅持把扶貧開發融入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之中。 “為什麼一些地方發展滯後,為什麼一些農民收入低下,是因為這些地方和這些農民沒有融入到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 ‘三化’是現代化進程中創造社會財富的發動機,遠離財富創造,就談不上財富分配,自然就發展滯後、收入低下了。為什麼一些地方、一些農民沒有融入到 ‘三化’ 之中?

這裡,既有宏觀上‘三化’模式問題,也有微觀上這些地方的發展條件、這些農民的發展能力問題。所以,區域扶貧的重點就是要改善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條件,而人群扶貧的重點則是提高低收入農戶的發展能力。 ”邵峰說。顧益康則把這個過程概括成:破窮障、挪窮窩、改窮業、挖窮根。

顧益康強調,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政府的職責是創造發展環境、提高農民素質,而農民致富關鍵要靠自己在市場經濟里找尋機會。

建設美麗鄉村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推進,浙江在熱火朝天、馬不停蹄搞經濟建設的同時,亦帶來農村人居、生態、人文環境的破壞。

“走過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是垃圾村;走過幾十個垃圾村,最後才找到示範村” 。

湖州安吉縣等地已經因地制宜,從建設生態文明中探索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工業化模式的發展路徑,以期經濟、社會、生態、人文的和諧發展。

安吉地處浙西北,距離上海223公里、杭州65公里,縣名取《詩經》 “安且吉兮”之意,境內竹山竹海。春光爛漫之時,駕車行于安吉,兩側竹山如屏,油菜花似毯,幢幢江南民居點綴其中,隨著車子行進,眼前如一幅畫卷不斷延伸鋪開。2011年,安吉吸引了774萬人次前來旅遊,創造旅遊收入51.3億元,其中,農家樂營業收入4.35億元,增幅都超過40%。安吉竹產業產值則超過130億元,農民人均從中受益7000余元。

安吉白茶每年經濟產值也超過10億元。

曾經,作為經濟發展滯後的安吉縣也急於追趕,不加選擇地引進企業。

1998年,因向太湖排汙問題被國家環保總局黃牌警告後,當地決定轉變發展方式,走向一條生態立縣的道路。 2008年,安吉正式提出了美麗鄉村建設計劃,以十年為期,開展農村環境整治,發展特色產業、休閒產業、生態農業,加快農村新社區建設,繁榮鄉土文化。

2011年,安吉天子湖鎮高莊村啓動了美麗鄉村建設,共投入資金1900多萬元進行公共設施建設、環境整治等,縣里解決了約七成資金投入。在村支書帶動下,高莊村發展壯大了甲魚產業。

2008年成立的甲魚養殖合作社現已發展到80多戶成員,年產值達到9000萬元。

皈山鄉尚書幹村是2008年啓動的首批美麗鄉村創建村。村里開發出 “開心農場” ,將土地租給城里人種植,並深入挖掘村里的尚書文化,通過葵花文化節、金榜節等形式,吸引遊客。

2011年,安吉縣美麗鄉村創建覆蓋面達到89.8%,精品村達到150個。

2012年,安吉以其美好的人居和生態環 境建設摘得“聯合國人居獎” 。

2010年,浙江省出台 《浙江省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計劃》 ,這是2003年 “千村整治萬村示範”工程基礎上的進一步規劃與發展。計劃要求到2015年,力爭全省70% 左右縣(市、區)達到美麗鄉村建設要求。目前,起源於安吉的美麗鄉村建設已經推開。如今,當財新記者提出想去村里看看,請邵峰推薦地點的時候,邵峰不假思索地說: “隨便。去浙江哪裡看都可以,都是美麗鄉村。 ”

增收新挑戰

雖然28年來浙江“三農”成績亮眼,但談及接下來工作,浙江省農辦、農業廳的幾位負責人無不感到挑戰極大。

浙江省2012年的農民收入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和許多省份。邵峰表示,農民增收的速度和農民擴大非農就業的速度關聯度很高,而浙江四分之三以上的農業勞動力已經轉移就業,要實現省里提出來的“力爭提前1-2年實現‘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翻一番’ (2020年比2010年) ” “農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的目標,並不輕鬆,必須順 應工業化升級、城鎮化轉型、農業現代化加速的趨勢,轉變農民增收方式。

對此,浙江省省長李強指出,促進農民增收仍然要依靠兩個機制——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堅持走新型工業化、城鎮化道路,促進農民向二三產業轉移和向城鎮集聚,讓全體農民平等參與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公平分享工業化、城鎮化成果。另一方面,對於仍然生活在農村的農民,要以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為主攻方向,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推進農業科技進步,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農業現代化進程、公平分享農業現代化成果。

邵峰表示,今後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主要靠工資標準的提高, “憑什麼提高,靠就業層次的提高。 ”在產業發展方面,供需雙方都面臨升級轉型。受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海外市場不景氣等影響,浙江傳統產業正加速調整。

財新記者在義烏國際商貿城瞭解到,不少做外銷的商舖營業額下滑一半,加工廠普遍面臨招工難、利潤率低等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浙江已經吹響產業轉型升級號角。

紹興縣是著名的紡織大縣,齊賢鎮鎮長陳立根告訴財新記者,當地正在推進產業升級、減量增質,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外出就業者也面臨素質和技能提升問題。

在平等參與、公平分享方面,浙江仍有障礙待破除。

浙江省農辦調研文件曾指出,戶籍制度及配套改革滯後,導致農民工社保難覆蓋、身份難轉換,農民工難以市民化。農民的重要資產宅基地以及房產,由於受現行法律和政策的制約難以上市流轉和抵押,既極大限制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也使農民創業缺少了一塊資本。同時,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仍然存在城市偏向,農民還不能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近年來,浙江開展農村改革試驗,允許地方開展農村宅基地跨社置換試點,探索宅基地有償使用、有償退出機制;開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機制及相關利益分配機制。

現代農業發展上,今年2月,浙江省出台了 《浙江省發展現代農業三年行動計劃》 。浙江省農辦也在開展農村改革試驗。今年,農民專業合作社聯社登記將在全省推開。在扶貧資金互助會試點較多的縣,組建扶貧資金互助會聯合會,加強對互助會資金安全監管、資金餘缺調劑、運行風險救助。繼續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進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讓更多農民擁有股份,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成績與挑戰面前,浙江人再次顯示出改革情結,正如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一直鼓勵的那樣:一切不符合農民權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應該成為我們的改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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