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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談農產品電商痛點：同質化嚴重賠本賺吆喝

“農業做標準化是整個農業商業化的發展方向，因為這樣方便消費者在購買時做決策，只有做標準化才能分得清好壞，而標準化的前提一定是產業化和工業化。“

11月17日-18日，在山東濰坊舉行的2016世界食品農產品電子商務大會上，天貓生鮮總經理、喵鮮生負責人何春雷表示，今年天貓也聯合了一些企業在做農業產業化，天貓更多地提供一些金融服務。

生鮮品類在線上的起步較晚但增長勢頭迅猛。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與阿里研究院今年9月合作發布的《2016年中國生鮮消費趨勢報告》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生鮮電商市場從40億元人民幣猛增至950億元人民幣，目前7%的城鎮生鮮消費已經發生在線上。預計線上生鮮消費將會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並在2020年占城鎮生鮮總消費的15%-25%。這種增長勢頭意味著線下零售商以及電商平臺都必須思考如何抓住這一發展機遇。

天天果園副總裁牟西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標準化很重要，從中國電商發展的歷程來看，它是先易後難，電商從一開始先選擇了書、繼而有了服裝鞋帽、手機、電視等，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是標準化，它們便於分級和定價。而農產品要分等級和做標準化難度就會比較大。

“標準化與產業化生產相關，如果做不到產業化，想達到農產品的標準化就有很多障礙。”牟西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比如產業化生產就可以統一選種，統一育種，統一進行土壤改良，統一進行種植管理，具體到什麽時候施肥、什麽時候打藥、用什麽藥、控制在什麽範圍之內、什麽時候采摘，按照什麽標準采摘等等。產業化生產是標準化的前提，同時它也會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效率。

中國服務貿易協會電子商務委員會執行主任蘇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產品競爭同質化現象嚴重和缺乏品牌也是農產品電商目前存在的兩大問題。

蘇軍認為，正是由於產品競爭同質化現象嚴重，現在很多農產品電商的拼殺都集中在價格的拼殺當中。而且為了獲取客戶，農產品電商基本上是屬於賠本賺吆喝的階段，它們過度依賴資本的方式去獲取客戶，以補貼、燒錢的方式來進行促銷，一旦資本市場轉冷，資金鏈斷裂，必然導致企業無法經營，難以為繼，只能是迅速關張。現在融資過億的生鮮電商比比皆是，但倒閉也是瞬間的事。

目前，基本上80%-90%以上的生鮮電商都是處於虧損狀態，甚至嚴重虧損狀態，更多的生鮮電商基本上是靠資金鏈在支撐。

“在品牌方面，目前有些品牌只是一個商品的名稱，並沒有品牌賦予它的內涵。而沒有品牌的話，產品的議價能力就非常低，最後很多產品只能在價格上進行廝殺。”蘇軍對記者表示，也只有大家對品牌的重視，有更多的品牌崛起，才能凈化整個行業，讓整個行業進入良性的循環。

何春雷認為，有了標準化以後，才可以更好地去打造品牌，有了產業化、標準化，品牌到最後的終極模式就是現在服裝在做的C2B的模式，也就是說，我們希望不是某一個人到一個產地來買這個產品，而是某一類有同樣需求的人來跟產地獲得定制化的商品。

牟西軍認為，未來公司化是農業商業化的一個解決之道，要實行價值創造和利益分配的這一機制，把老百姓或者農場主的利益捆綁在一起，進行產業化生產，大家在這里面都有分工，生產、采摘、品牌、銷售等各司其職，公司有統一定價權，不會讓人家打破價格體系，整個進行公司化運作，在這個基礎上，中國農產品電商應該會有一個很大進步和提升。

大咖談：聚焦人口總和生育率真相 1.047到底離實際有多遠

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到底多少?從1991年開始，各界為此便爭論不休，今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時，這一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達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的生育子女數。人口學一般將總和生育率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5。同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稱“六普”)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18。圍繞這個數據，也跟今天的1.047一樣，存在“到底有多準”的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為此專訪了三位知名人口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但反映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真實趨勢。他呼籲國家統計局開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使總和生育率的測算更加準確。

在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看來，1.047的總和生育率是抽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跟實際相比嚴重偏低，他認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間。

統計學博士、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去年實際總和生育率不超過1.4。這已經屬於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學者一致認可的是，中國確實已經處於低生育階段(具體多低觀點各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不會改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王廣州：生育政策調整無法改變人口減少大勢

推遲生育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測量失真

第一財經：國家統計局去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047。你怎麽看這個結果?

王廣州：因為國家統計局目前沒有提供更多原始數據，所以也不太好判斷。從現有數據來看，去年1%抽查的整個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1%人口抽樣調查過去都是用的紙質問卷，這次用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字助手,即掌上電腦)，這是人口調查方式的一個變化，是不是會影響到調查質量，值得考慮和進一步核查。

從抽樣調查結果當中的一孩生育率，我估計去年總和生育率1.047這個數據有些偏低，主要是一孩生育率低造成的。在去年抽樣調查數據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就預計到一孩生育率會比較低，但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低，竟然不到0.6，這從經驗邏輯上判斷令人懷疑並需要高度重視。當然因為我沒有拿到原始數據，也只能是猜測。

去年總和生育率的抽樣調查結果偏低，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推遲生育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國女性的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已經從22歲推遲到26歲，這就會導致調查出來的總和生育率會出現失真。因為那些推遲了生育的女性也許以後還會再生育，但反映在這次抽樣調查中有可能會被誤以為她們的一孩終身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根據我們的研究，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第一財經：1.047的總和生育率報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質疑，認為去年的1%抽樣不準，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報。你怎麽看這種說法?

王廣州：在判斷抽樣準確率時，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關註。首先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2015年是1%抽樣調查，這個樣本量足夠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樣誤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個問題——非抽樣誤差。非抽樣誤差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無回應，你問了，他沒有回答，你沒得到他的數據。另一種是瞞報漏報。這兩種應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體有多少，還很難說。

我們把這個數據跟每年的住院分娩數量相比，去年的住院分娩數是1400多萬，可以發現，漏的確是會漏一些的，但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漏那麽多。目前住院分娩數據也不是直報系統，是一級級報上去的。有些地方可能因為要領住院補貼會有多報，但這個水分不會很大。

原始數據需要進一步開放

第一財經：你認為去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廣州：首先我覺得對於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現在不太容易判斷它的準確度有多高。因為統計局目前所給出的匯總數據還不足以做一個科學的、準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無論它的漏報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趨勢是真實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趨勢，出生人數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這個判斷比較容易做出，你可以把去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跟前幾年的數據做比較，無論去年漏報是什麽情況，它跟前幾年的漏報情況應該基本一致的。沒有理由說去年一定比前幾年漏報的更多。

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觀察，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既不會有1.047這麽低，也不會有1.6那麽高，在兩者之間，具體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數據掰開揉碎，仔細分析它的年齡隊列、孩次結構等等，才能最後做出判斷。

第一財經：過去很多年，圍繞著總和生育率可以說爭論非常多，一直持續到今天。到底是什麽原因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是得出準確的總和生育率太困難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王廣州：其實，從技術上來說，要得到相對準確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困難。只要知道各個年齡組育齡婦女的數量，以及她們在某一個年度生育孩子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年總和生育率。因為人口數據有非常嚴格的對應關系，不是你想說多少就有多少。比如你要確定全面兩孩後有多少目標人群，其實很容易確定，獨生子女數量，母親的數量，生過孩子的育齡婦女數量等等，都有很強的內部邏輯關系，雖然會有一個區間，但是不會有非常大的偏差。

同時人口數據又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因為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的生育狀況，所以特別需要詳盡的原始數據，做細致的核查、比對、計算和推算。但是中國有一個情況，歷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開放不夠，這就導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希望統計局能夠將原始數據更多開放給人口學者，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對符合實際的總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總和生育率

第一財經：對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有學者認為是1.4，也有學者認為是1.5或者1.6，這會影響對人口大勢的判斷嗎?

王廣州：不管是1.4還是1.6，都是比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單獨二孩放開之後，生育率還是這樣的形勢，而且一孩生育率顯著降低，這都表明，中國的低生育現實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趨勢難以改變。對這個人口大勢的判斷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每0.1的總和生育率，對應90到100萬的出生人口。總和生育率確實是人口統計學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個比較粗糙的測量，有可能會失真，比如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拉大都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降低。反之，生育的集中或提前會導致總和生育率上升。

相比較而言，遞進生育率是一個更加複雜更加精細的概念。我們不要過於迷信某一個指標，相信它是萬能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個人認為，強調總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沒有什麽意義。在政策調整期間，我認為更應該關心出生人數的實際變化。

第一財經：現在每年的出生人數似乎也很難確定了。比如去年，按照1%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出生人數是1100多萬，衛計委的住院分娩數據是1454萬，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是1655萬。這個差距也是很大的。

王廣州：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如果說抽樣調查結果不準確，那麽怎麽調整才是準確的?調整到多少?調整的理由是什麽?這個都需要做慎重科學的研究，大量的數據分析。

我們剛剛啟動一個研究課題——《人口統計調查國際前沿理論及在中國應用》，希望通過深入研究能夠有助於提升中國的人口統計質量。就目前而言，我認為要提高統計數據的質量，一方面可以通過提高人口統計的技術裝備，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多部門聯動，把登記系統、調查系統、報告系統的數據整合起來，包括身份證信息、手機信息、公安戶籍信息、住院分娩信息等等。我們專門研究過，對於一個具體的人，兩到三個系統都不出現的可能性極小。通過這些工作，人口統計數據的質量是可以得到明顯提升的。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過去對人口問題的判斷，有些是錯誤的，偏離實際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研究的其實是過去的數據，你用過去的數據去推斷未來，錯誤的可能性很大。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大數據信息化時代，有很多實時監控的大數據可用，對現在的把握有可能更加準確，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未來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到底會對中國人口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廣州：因為還沒有最新的數據，我基本還維持此前的測算。全面兩孩後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最高年份應該是在2017年。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總的來說，全面兩孩對於緩解老齡化作用十分有限，未來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並存的人口結構繼續存在。

綜合考慮生育推遲、生育意願低迷、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多種因素，從大的趨勢來說，未來確實面臨人口可能迅速減少的風險，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改變不了這個大的趨勢。

翟振武：2018年會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總和生育率未經任何修正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結果，201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047，你怎麽看這個數據?

翟振武：對這個數據我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過去多年來，從統計局各年調查的原始數據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較低，從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這些數據是調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沒有經過任何修正和調整，漏報什麽都沒有考慮，它跟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財經：你認為實際上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總和生育率跟出生的人數有密切的關系。在育齡婦女年齡結構和生育模式確定的情況下，出生人數與總和生育率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出生人數多，總和生育率就高，出生人數少，總和生育率就低。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1%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2015年出生人口總數是1100多萬。但統計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數是1655萬人。這兩個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因為，考慮到漏報重報，對原始數據進行了事後數據質量檢查、檢驗和校對，最後統計局將2015年出生人口修正為1655萬。

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數，只不過漏的程度是多還是少，大家仍在討論，但這個數一定是漏了。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幾個證據。

首先，2010年，按照六普結果總和生育率是1.18，當年出生人數1379萬。根據統計局千分之一調查結果，2011年1歲的人口1441萬，2012年2歲的是1555萬，2013年3歲的是1684萬，2014年4歲的是1721萬。那麽你看，2011年1歲的人其實就是2010年零歲的人，2012年2歲的也是2010年零歲的。這個數據一直在穩定的增加，原因很簡單，零歲的人口當年去調查沒有調查到，第二年和以後的年份去的時候可能就調查到了，年齡越大，調查到的越多，越完整。。

第二，我們來看戶籍數據。根據戶籍數據，2015年5歲的孩子有1700萬。這些孩子其實就是2010年出生的，這個數據是比較真實的。產生的孩子在戶口本上登記時需要有名有姓，有父母的完整信息，有醫院開具的出生醫學證明。基本上戶口系統登記上來的人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當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登上戶口，即所謂的“黑戶”。因此，戶口系統中已經登記的低年齡人口數量應該只比現實中的人口少，而不會多。2015年戶口登記系統中5歲、6歲和7歲的人口都超過1700萬，這個事實事實說明，2008年~2010年中國至少每年出生了1700 萬人。

還有一組數據也可以佐證，從2010年以後，全國每年住院分娩的嬰兒數量都大於1600萬，現在住院分娩率能達到99%。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住院分娩的記錄和信息更完整。所以，過去幾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至少都超過1600萬基本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

按小學生入學數量，我們也反推過入學7年前的生育率。我們利用2007年的小學生人數，反推過2000年的生育率，結果表明2000年總和生育率大概在1.7左右。

每年出生人數高於1600萬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最近幾年總和生育率基本在1.5~1.6左右。我們判斷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是有很好的數據和證據支撐的。

低年齡組人口漏報現象比較嚴重

第一財經：從統計局原始數據顯示的1.047到你認為的1.5到1.6，這個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麽原因?

翟振武： 零歲組人數調查不準確，這是人口調查的一個通病，各國都有漏報，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所以在人口學上，國際上有很多方法，關於零歲組人數怎麽調整、嬰兒死亡率怎麽調整有好多種方法。

零歲組不容易調查，小孩子不會說話，在家里邊養著，漏報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太大了，也容易造成漏報。還有就是中國有計劃生育政策，你多生了孩子要罰款，所以就更傾向於瞞報。這三個原因就使得中國的人口調查中零歲組的漏報率特別高。

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之前，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46，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都按政策生育，沒有一個超生的，我們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47。但是你到農村會發現有不少超生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想生的。但總體超生的還是比不想生的要多，中國的全國生育率恐怕不會低於1. 46。

全面兩孩後總和生育率最高可達2.1左右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放開，你認為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據我們的測算，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萬，加上原來的大約1600萬，每年出生人口最多兩千萬。這樣算來，全面兩孩政策之後，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總和生育率會上升到2.1左右，此後四五年會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財經：你曾經發表過論文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萬，跟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萬差距好大。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個研究假設是2012年放開全面兩孩，而且是沒有單獨兩孩的過渡，一步放開。沒有過渡與人口年齡結構這兩個條件的變化對於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單獨和雙獨夫婦有近三千萬對，有了單雙獨二孩的實施和過渡，會使2016年全面二孩目標人群大幅下降。

另外，中國的人口從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是一個出生高峰，是中國人口的大頭，政策每推遲一年，這個大頭就往上移，36歲的變成37歲，49歲的變成50歲，尤其是對35歲以上的女性，年齡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開的假設相比，目標人群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同時，生育意願也在隨年代不斷發生變化。

全面放開生育對生育率影響非常小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研究，什麽時候全面放開生育比較合適?

翟振武：現在全面兩孩剛實施不到一年，我覺得還應該穩定一段時間。至於將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從累計釋放的高峰上回落後，可能還會繼續降低，會逐步走向歐洲的水平。那時候，全面放開生育，包括鼓勵生育的政策可能都會實施。

事實上，我認為政策繼續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非常小了。因為現在放開全面兩孩，基本可以滿足絕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即使再放開，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個四個，畢竟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城鎮化等等。

第一財經：既然放開不會對生育率有很大影響，那為何不現在就放開呢?

翟振武：現在不放開是因為中國各地情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生育意願還是比較高的。而且，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規模最高會達到14.5億，這是個很大的數字，要充分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第一財經：未來會不會出現生育率持續走低，鼓勵無效的結果?比如說像韓國那樣?

翟振武：有可能出現那種情況，像韓國，怎麽鼓勵生育率也上不來。但也可能出現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況，現在國際上這種例子很多。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現在恢複到1.4，俄羅斯恢複到1.7，法國恢複到1.8，北歐大概是2.0。

我相信人類發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馬爾薩斯那麽憂慮地球上站滿了人，也不擔心人類會因為低生育率而走向滅亡。至於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陷阱，是不是真的進去就爬不出來，還在討論當中，並不是像有些學者說的那麽悲觀和可怕。

黃文政：1.047敲響低生育危機警鐘

三因素導致總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人口抽樣調查，2015年總和生育率為1.047，你認為這個數據可信嗎?

黃文政：中國陷入極低生育率無法否認，而1.047的數據比料想的還要低，這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是進度效應。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高了近1歲。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學擴招、城市化和單獨二孩政策推遲平均生育年齡。如果只是推遲而非放棄生育，那生育率的降幅在未來會得到補償。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所有的女性推遲生育一年，那今年的生育率為0，下一年的生育率則會翻倍。

二是抽樣誤差。從2000到2014年，國家統計局抽樣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1.28;上下波動0.1左右。這種波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抽樣誤差。另外，屬相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有一點，但不大。

三是漏報。這個現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嚴重一些。但無論是從小樣本的核查還是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來看，漏報率有限。

上述問題在其他國家生育率調查中也存在，最多只是漏報率可能要低些。 因為其他國家很少像中國這樣大幅調整生育率，中國1.047的原始數據與其他國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 而且，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性別比高出正常水平約10%，就維持繁衍來說，中國的1.047只相當於其他國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調5%，中國的1.047的生育率也低於於世界銀行最新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這個現象與其他證據是相符的。實際上，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這些地方大都在鼓勵生育，更沒有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孩當成默認生育狀態。根據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都要低於韓國。

第一財經：你認為中國2015年實際生育率會是多少?

黃文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得到的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對應的抽樣調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也不超過10%。這說明在2000年到2010年各年的抽樣調查中，漏報率應該低於10%。由於計劃生育在不斷放松，很難相信現在的漏報率會比之前還高。

但即使把2015年漏報率放寬到15%，再假設2015年的抽樣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麽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如果確實存在生育年齡普遍延遲的現象，這個進度效應也會壓低當年的生育率，但很難想象進度效應所降低的幅度會達到0.1。因此，即使去除進度效應，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4。

盡管我認為實際生育率大大低於1.4，我在所有預測和論述中都會將生育率數據至少上調15%，以確保結論更加可靠，但不表示上調15%會跟接近事實。

年出生人口數據上調過高

第一財經：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去年抽查的結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萬，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差距?

黃文政：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統計局將年出生人口向上調整得過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狀態。之所以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這樣做，就是因為其他數據源本身不系統、不準確。如果因為調查數據不符合某種需要，就用其他數據來大幅調整，那就相當於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調查的意義。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訓。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為1.22，但最後卻借用教育數據調整到1.8， 上調了整整47%。從2000到2010年，這個被調整到1.8的生育率數據一直被當成官方數據，嚴重誤導了我國人口政策。實際上，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僅為1.34，雖然高於1.22，但遠低於調整後的1.8。這種大錯不應該一而再再而三得重複。

而且，從歷史數據來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存在高估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對應的人口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這個幅度遠遠超過了夭折帶來的影響。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64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8歲人口(生於2002年)僅1367萬，相差280萬。

由於不同數據源都有系統性偏差，可靠的做法是比較同類的數據：抽樣數據應與抽樣數據對比，出生數據與出生數據對比，戶籍數據應該與戶籍數據相比。只要按這一原則來分析，就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各種證據都在顯示生育率在不斷走低，現在更是處於極低水平。

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2010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為1.20，比2005到2009年平均生育率的1.38、下降超過10%。又如，從2010年到2014年，處於24-28歲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女性數量增長了18%左右，而出生人口僅增長了6%，這反過來說明生育率(大致為平均每個女性生育數量)下降了約10%。而根據衛生統計年鑒，2012到2014年各年戶籍活產數分別為1544、1511、1518、1454萬，也印證了生育率的走低。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從00後比80後少了33%。假設25歲為一代人，由此可大致估算2000年代的生育率為1.33左右(2.2*(1-0.33)^(25/20))。這種估算非常粗糙，但反映了常識，誤差一般不會超過0.1。

由於各種數據源都存在一定偏差，而調整方法又需要各種假設，如果挑選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數據，又在每一步都做出最有利的假設， 那幾乎可以把生育率調整到任何需要的水平。這種做法是在制造而非消除偏差，更是誤導決策。

在社會科學中，人口統計和預測都相對簡單。所謂人口統計就是數人頭，收集年齡、性別、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預測方法也非常清晰：只要確定未來年齡別生育率和出生性別比，以及年齡別死亡率就可以確定未來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結構。因此，只要沒有外部幹擾，人口統計和預測可以做得很準確。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就連最基本的總和生育率都一直撲朔迷離，這個現象值得反思。

2018年後出生人口開始快速下降

第一財經：你認為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4，有學者認為是1.6，這種判斷上的不同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對未來人口趨勢的判斷?

黃文政：退一萬步說，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很低水平。如果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1.6，那麽未來經過兩代人(大約55年)，總人口就將減少了48%，這根本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生育水平。現在人口還沒有萎縮，只是因為過去的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但長期的低生育率已經決定了未來幾十乃至上百年人口會急劇衰減。這種人口趨勢對中國的發展將是釜底抽薪。實際上，過去幾十年來，生育率較低地區的人均GDP增長也更慢。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口會有什麽變化呢?

黃文政：2017年將是生育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難超過2000萬。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將快速減少。一是因為堆積生育效應逐步弱化，二是育齡高峰期的婦女數量在未來十年會銳減40%以上。要維持我國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就應該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