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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我因為《我是歌手》或《中國好聲音》的投資規模，與台灣節目有二十倍以上差距而大感詫異，並欣羨前者獲利時，其實你沒想到，差距的並非金錢，而是一開始的賺錢腦袋。 《我是歌手》首季總收益人民幣三億元，除去投資成本人民幣八千萬元（約合新台幣三億八千萬元），淨賺人民幣二億二千萬元（約合新台幣十億六千萬元），投資報酬率約二．七五倍，這僅是單一節目靠廣告滾出的效益；若擴展成選秀產業鏈，一樣從節目出發，衍生出鈴聲下載到演唱會商機，投資報酬率可能突破十倍，已經顛覆既有商業模式的創新，就是去年下半年火紅的《中國好聲音》。 去年，中國買國外版權的節目就有三十個，僅《中國好聲音》被看見。第一季，節目製作費高達人民幣八千萬元，廣告收入就達人民幣三億元（約合新台幣十四億元）。第二季的《中國好聲音》即將於四月三十日登場，節目還沒開始，廣告總額已達人民幣十億四千萬元（約合新台幣五十億元），超過浙江衛視原本預期七五％之多。 緊密綑綁式合作，激出潛力 若依照當時產業的合作邏輯，這節目根本很難問世。在中國，多是電視台出資、製作方負責內容的合作邏輯，製作方一拿到預算款，會先把二○％利潤扣除，保障利益。但是，「內容就不會好，餅就不會做大，」兼具製播兩方角色、浙江衛視頻道副總監杜昉分析。這個團隊選擇用「對賭」的模式，希冀去闖出新路。如果贏，就是雙贏，甚至多贏，大家一起把餅做大；若輸，全部人就一起分攤風險。 這個被稱為「緊密綑綁式的合作關係」指的是，燦星負責內容製作，浙江衛視負責整體運作、技術支援和廣告行銷。若《中國好聲音》每週收視率超過二％，燦星可參與浙江衛視利益分成；若沒有達到，廣告商損失由燦星單方負擔。 沒有退路，逼得製作方只能將節目做得更好，第二集收視率逾二％，瞬間廣告喊價成了賣方市場。只播映兩集，人民幣八千萬元的製作成本已經回收。第一季十三場節目，廣告總額上看人民幣三億元，這沒有包括二次剪輯再賣給地方城市電視台的版權收益。 同時，從播映方、製作方、到節目內的角色，如導師、選秀者等合作單位，每個資源都依照比例共享利益，也就是說，導師和選秀者都是「自己的股東」。他們清楚，眾志成城，環環相扣，才能把餅做到最大。這是中國第一次改寫製作與播映方合作模式的創新，但製作單位的企圖還不止於此。 衍生商品見商機，賺飽荷包 他們要把這些「好產品」變成產業。在台灣，選秀節目的獲利來源，大致就是廣告。但是，《中國好聲音》在選秀籌備時，就發想所有衍生商機開發的可能性。 節目剛進入製作階段，他們就與中國移動合作，有計畫性的將選手們演唱過的歌曲，製作成鈴聲讓人下載，每集選秀內容也錄成CD販售；同時，一開始就簽下選手們的經紀約。節目結束後，快速的將選手們推向各種商業活動，如代言、演唱會等，透過商業演出變成利潤來源。 《中國好聲音》第一季結束了，但「中國好生意」卻才要開始。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節目結束後隔週，選秀者在澳門舉辦第一場演唱會，四十分鐘完售，票價原本約人民幣六十三元，被炒到兩千元。而節目進行時，前四名入圍者代言的打包價約人民幣六十萬元；節目結束後，前兩名的代言費用已攀升到每人約人民幣一百萬元，增漲超過五倍。每位歌手保守估計創造人民幣一千萬元收益，而整體供應鏈的利益，將超過人民幣十億元。 產業鏈拉長變寬，長遠獲利 串接產業面的各種腦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又是怎麼辦到的？「大步快跑，讓合作各方成為資源整合的每一個『分子錢』（編按：產業鏈上生產者按收益比例分成）。彼此有收益，合作就能持續，產業鏈才會拉長又變寬，」杜昉為中國選秀商業模式創新下了註解。 「即使節目虧了，但產業鏈不會虧，五年回收是成功的，要能投得起、等得起。顛覆不僅在於模式本身，而是要開啟一扇產業大門。」《中國好聲音》製播方、燦星製作董事長田明說。 台灣擅於做精，改良品質，但中國創新的可能，是在先想著如何做大的動力下產生，越捨得讓各方分利，贏得越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