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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車』」 豬禍黃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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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頭死豬浮出黃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邊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門、跨界污染的協調乏力。這都已是中國河流的舊病沉痾。

一開始是幾十頭,然後是幾百頭,當10164頭來自各地的死豬,從黃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陸續撈出時,上海松江區泖港鎮居民頗感無奈。

這個偏處上海西南的小鎮,靠近松江自來水廠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們已經再不敢用江裡的水了。」當地村民說。為了保障沿河居民的用水,當地鎮政府不得不專門為村民運來了一星期的儲備用水。

死豬事件業已引發媒體的關注。死豬的大部分正被質疑來自上游的浙江嘉興市。

問題才剛浮出水面。亂象背後,上海周邊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門、跨界污染的協調乏力,都已是舊病沉痾。


豬鄉前傳

「死豬最後都去了上海,區別是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車』。」嘉興一名養豬戶指著死豬肚皮,告訴一位來自上海的記者。

直到最近兩年,河道里的死豬才漸漸增多。「過去死豬有人收,沒人會丟到河裡。」嘉興的多位養豬戶不約而同地提起一起轟動嘉興的收購死豬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這樁案件,在嘉興家喻戶曉。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領頭的3人被判無期徒刑。

這是個典型的豬鄉故事。鳳橋鎮三星村村民董國權等三人合夥開了一家非法屠宰場,開始了死豬收購生意。「他們收的價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養豬戶說,病死的小豬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過百來斤。

但這並不妨礙董國權們的生意。嘉興中院的判決書認定,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董國權等人收購、屠宰的死豬竟達到7.7萬餘頭,銷售金額達865萬餘元。這些死豬,大多來自於南湖區鳳橋鎮、新豐鎮等地。

「這批人被抓了以後,村裡就再沒人敢公開收死豬了。」在以供港豬聞名的新豐鎮竹林村,57歲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但是,扔在河裡的死豬多了。在上海松江區,松江的環保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次事發,他們從松江事發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興平湖水泥廠上游,一路行來,途經航道幾乎處處可見死豬的蹤影。

在平湖的曹橋街道,一艘打撈船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即使在打撈工作進行了一週後的3月17日,他們一艘小船一天還能打撈二十多頭。

「這兩年每年這個時候都要集中撈豬。」在嘉興新豐鎮竹林村,一位負責打撈的村民說。原本在河道中捕魚的漁民紛紛轉行,幹起「撈豬」工作。

這跟龐大的死豬數量有關。2011年浙江省環保系統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嘉興市生豬飼養量已達770多萬頭,若按一般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處理的病死豬數量達15萬-30萬頭。「如隨意扔放,不僅會帶來大量細菌和病毒污染,還會造成2萬-3萬噸化學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豬規範的無害化處理卻遲遲未能建立。包括新豐鎮竹林村村支書陳云華、曹橋街道副主任袁利強、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躍忠在內的多位官員承認,直到2011年,嘉興市才開始大規模啟動死豬無害化處理池的建設。

但這顯然遠遠不夠。以南湖區新豐鎮養豬第一大村竹林村為例,陳云華介紹,到目前為止,村裡擁有的處理池不過7個,第8個正在建造。

根據多人介紹,一個處理池一般能處理三千到五千頭死豬。而根據嘉興日報此前的報導,在竹林村,僅今年頭兩個月,死豬數量就已達到1.84萬餘頭。其處理能力無疑捉襟見肘。「處理不掉的豬,就只能田間地頭河道,隨便扔。」村民們說。

「病死豬亂扔的現象在我市五縣(市)兩區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嘉興市的一份報告承認。

以嘉興最新統計的730萬頭生豬、3%的正常死亡率計算,即使不出現疫情,要正常處理的死豬,無疑也是個龐大數字。而順著水路縱橫、河濱交錯的江南河網而下,這些來歷不明的死豬,也成為黃浦江飲用水源的禍患。

擋不住的跨界污染

「死豬的問題以往還不嚴重。養殖污染更令人頭痛。」平湖市環保局副局長王玉冰說。位於上海上游的平湖市與上海金山區接壤,威脅河網水質的正是來自上游南湖、海鹽等地的養豬業污染。

「嘉興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畜禽養殖的治理。」此前,浙江省環保廳副巡視員許履中在考察嘉興時說。豬糞、沼液加上到處亂扔的死豬屍體,清麗秀美的江南水鄉,現在正散發著陣陣豬臭。

「13萬多戶農民養了700多萬頭豬,一頭豬每天的排泄物相當於6到7個成人的排泄量。」嘉興市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舉例說。

「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控量,希望我們轉行轉產。」陳云華說。為了減少產量,2011年嘉興市出台了規定,竹林全村已被劃入禁、限養區。「計劃到2015年,全市生豬存欄總量從750萬頭控制在200萬頭左右。」而禁養的範圍,則「包括省級河道兩側各200米範圍、區級河道兩側各100米範圍」。

這正是針對日漸惡化的水質。嘉興市環保系統知情人說,即使採取措施,但2012年浙江省環保廳對全省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水質進行評價時,點名批評六地,嘉興市和嘉興市區就佔據了兩席——二者的水質均是劣五類。

這是黃浦江來自上游地區的污染威脅。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來自黃浦江上游的農藥化肥等污染源,一直威脅下游水質安全。

夏天,在黃浦江打撈水葫蘆早已成了人們熟悉的一景。上海市甚至一度建立了水葫蘆打撈辦。

作為依賴過境水源生存的城市,為了保護水源地,上海市政府可謂絞盡腦汁。「為了保護黃浦江,上海市很早就制定了《上海市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在國內可算第一家。」陳振樓說。

2010年《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頒佈實施,上海確定了青草沙、黃浦江上游、陳行、崇明東風西沙等4個長期保留的水源地。同時又建立生態補償機制。

但對於上海市外的上游污染,上海市卻一直缺乏有效的辦法。按照《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上海應該建立與太湖流域、長江流域有關省市的飲用水水源保護協調合作機制。「跨界的水源地保護,需要水源地周邊省市聯動監管,建立聯防聯控的機制。光靠上海一個地方推動,喊破喉嚨也沒用。」陳振樓說。

王玉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他們曾和上海金山區建立了一個聯動機制,約定每半年開一次聯席會議,有需要再臨時聯動。但在此次死豬事件中,這一機制有無發揮作用,王玉冰則拒絕明確回答:「我們一直在保持溝通。」

「雖然大家都有共同意願,有一定作用,但只是軟約束力。如果想讓機制更好發揮作用,需要更實一些,聯繫得更密切一些。」他補充說。


河道管理,政出多門

「嘉興的河網實在太複雜了,很難做到完全監控。」平湖市水利局副局長任偉良說,僅以平湖為例,在其境內,就有3458條河道,總長度超過2256公里。

事實上,平湖的河道整治早已啟動。從2007年開始,平湖在6年時間分兩次啟動了水環境綜合保持整治計劃。「我們設立了河道保潔所,到2009年,就已實現除航道外的全面覆蓋。」

但「小而散」的養殖方式增大了管理難度。平湖市曹橋街道副主任袁利強抱怨說,在他治下的村莊,實行的大多是房前屋後的養殖方式,點多而分散。「有時真的難以完全管控到位」。

不過七級(指可通行50噸重船隻)以上的航道,由於屬港航部門管理,並不在日常保潔的覆蓋範圍內。「不過我們現在正準備調整,航道保潔,以後將交由交通局負責。」任偉良說。

河道管理政出多門的現狀也正在反思之中。任偉良說,在過去,河道管理的部門有港航、城管、水利、環保等部門,「水上的管理人員,有時眼睜睜看著陸上的拋擲物,也無可奈何。」平湖市正醞釀將條線的管理改為統一的分片負責制。同時為瞭解決跨界協調問題,嘉興市水利局在新豐、鳳橋、曹橋三個分屬不同縣區的街道,建立了河道協調機制,界河分段,確保河道全覆蓋。

但這種努力無法形成與上海的互動。復旦大學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鄭正說,按照現在的監管模式,上下游間容易出現盲區。上海市對上游水域無力監管,「既沒有執法依據,也沒有處罰標準」。

「很多跨流域的污染現在一出現,首先就是推諉。」鄭正說,最後就往往變成一筆糊塗賬。「建立分級的倒推溯源機制就能解決此問題。」鄭正接著說,在河流界面全天候的實時監控下,「只要發現上游過來,就是上游地方政府的責任。至於是哪一個機構,哪一個系統,你自己查去。」

「這樣的機制不應再像10年前嘉興、蘇州兩地的糾紛一樣,要鬧到械鬥邊緣、驚動中央才建立。」陳振樓說,事實上,像太湖流域管理局之類的機構,本可承擔協調的功能,但遺憾的是,「它現在更多是在發揮水資源調配的作用,對於水污染治理,目前並未有太多涉及。」

而此時,作為傳統的水源地——黃浦江上游的水質早已嚴重惡化。「早在2004年,黃浦江上游其他支流水質就已經是V類或劣於V類。」一位參加過2004年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現場會的官員回憶說。

身處水源要位的泖港鎮,看起來是如此脆弱。2013年1月10日,就在死豬事件發生的兩月前,一艘散裝化學品船違規作業導致部分化學品洩入河道,迫使附近的水廠不得不緊急選擇停水。

為了轉移風險,上海市不得不將眼光投向黃浦江以外。「從黃浦江上游的水源地,到長江口建青草沙等水庫,上海正是為了轉移越來越缺乏保障的飲用水風險。」陳振樓說,但長江口同樣不安全,開放式的長江口水源地,其水質變化依然面臨多重威脅。

也正因此,上海甚至已經開始考慮海水淡化等手段。而最新的動向則是向位於浙江的千島湖借水,「每年借取超過20億立方米的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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