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入秋以來，各地頻傳農產品價格大跌以至於農民賣不掉產品的信息，從白菜到胡蘿蔔到紅薯再到蘋果，都出現了價格遠低於去年同期且銷路不暢的現象。比如，山東德州的大白菜，田間地頭的收購價每斤最低只有8分錢，這點錢，還不夠農民僱人收穫裝車的成本，很多農民只好就任憑菜品爛在地裡。但是，收購的超低價並沒有轉化到城市居民菜籃子的低價，距離德州僅100多公里的濟南，菜市場的白菜零售價高達每斤0.5元。其他各種蔬菜的價格也無不如此。
但看起來從田間到市場有7倍的價差，實際上中間各個環節都在叫苦不迭。收購商說自己沒賺錢，運輸商說自己省吃儉用還不如去打工，批發商說利潤薄得不想幹，小販說賣菜就是苦力錢。那麼，中間那麼大的差價，到底跑哪裡去了呢？
是繁雜的固定費用。收購商的人工費用漲得很厲害。在山東東部地區，熟練的縫紉機女工的日薪超過100元，各地零工的報酬也逐漸逼近每日100元——而這些打零工的苦力勞動者拿的薪水看起來高，卻仍無法抵禦社會整體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在運輸環節，汽油費和過路費是兩道大壩，成本根本就沒法省下來。菜品進入城市後，批發商也要僱傭人力，成本同樣不低。菜品進入商超後，商家的固定資產折舊和其他綜合成本又吞噬了表面的利潤。至於小攤販，入菜場也要交價格不菲的攤位費，再去掉菜品損耗，確實沒什麼利潤。
回顧上述環節，我們可以發現，除了人力成本省不掉，抬高菜價的罪魁禍首是汽油費、過路費、店舖租金。汽油費是兩大國有石油公司的利潤，過路費也主要歸國有單位，至於房租，本質是土地出讓成本高企，而土地出讓金仍歸國家所有。所以，歸根結底，是國有企業的運轉導致菜價居高不下。這架機器是一個龐雜的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暫時看不到解決的辦法，所以，即便田間菜價賤如水，飯桌菜價仍然貴如油。
理清了思路，我們不免要問：為什麼田間的菜價會跌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存在一種倒逼機制。在城鎮，居民可選擇的蔬菜品種很多，各類蔬菜之間又有很強的替代性。當大蒜的價格貴的時候，居民可能去買薑，當白菜的價格高的時候，居民可能去買菠菜。這樣就使得蔬菜價格之間達成一種均衡，最終，各種蔬菜會在比價效應中實現區域流轉。
當城鎮居民認可的菜價標準定下來之後，小攤販就沒有辦法，只能按照這種標準倒推給批發商。大商超也會按照這個標準計算自己的折舊和費用，將願意進貨的價格提供給批發商。批發商不肯虧本，就壓低進貨價。運輸商不願意賠錢，就倒逼收購商。收購商無奈，只能把地頭的收購價格進一步壓低。以上渠道都不肯做虧本的買賣，就只有農民可以壓榨。而農民的蔬菜已經到了收穫季節，無論價格多低都得出手。最終，農民嚥下城裡人倒推回來的價格苦果。在這個鏈條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
另一種思路是：既然菜價如此便宜，農民何不種點別的呢？問題是，他們沒有更多選擇。其一，菜地類似於一種無差異資源，你不種，總有人會種。其二，即便輪種各種農產品，最終也都免不了價格暴漲暴跌的循環，吃虧的還是農民。其三，農民的信息渠道不暢，無法及時對市場做出反應。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盲從者，看到什麼賺錢，就一窩蜂地去種植，當收穫季節來臨，才發現這是一場空。當年的「蒜你狠」、「姜你軍」、「蘋什麼」都是這種模式的結果，帶來的也是更多的悲劇。
由此看來，農民不只是蔬菜種植的弱者，更是低收入的弱勢群體。如果他們有更多門路可以賺錢養家，很多人早就脫離了土地，不再種這「勞什子」蔬菜。如果這樣，蔬菜將會因產量有限而導致農民有更多價格談判權。恰恰是因為就業門路窄、謀取收入的水平低，才導致他們不得不從土地裡維生。
換一個角度，如果維繫農民的地頭高價，城鎮居民買菜價格更高一些不可以嗎？同樣不行。雖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很高，但落實到居民的收入有限。高薪階層畢竟只有少數人，更多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恩格爾係數雖然有所降低，但食品開支仍佔居民收入的相當比重。他們沒有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較高的菜價。因此，地頭菜價低的根源在於城鎮居民收入低，挎菜籃子的人對菜價過分敏感——那些對菜價不敏感的人，也許根本就不下菜市場。
窺一斑而知全豹。地頭白菜超低價，反映的是兩頭苦：農民和普通城鎮居民收入水平過低。它告訴我們，提高居民收入，任重而道遠。
但是，與菜價便宜相對的，卻是奢侈品價格的高企。20年前，茅台的價格只有不到100元，20年後，市場價超過1500元仍有很大的市場（這個價格，比全國農民一個月的平均實際收入還要高），有的人甚至買酒收藏等待增值。國內一些天價煙的價格是每包150元甚至更高，與每包幾元的煙一樣暢銷。一些大城市裡，進口名表名包動輒幾萬元，生意卻不錯。國慶黃金周，走出國門的富裕人群在世界各地搶購名牌產品，真正是財大氣粗。在很多地方，農民的一棟房屋賣不出10萬元，但在大城市，每個平方的房子卻可以賣到20萬元。顯然，富人為數不少。
這種冰火兩重天的現象，反映出中國社會的兩極化。窮人很多，富人也不少。不過，即便富人達到4億人，也還是少數，因為他們佔全國人口的比例也不過三成。但值得警惕的是，富人的消費彈性很低，收入再多，也不見得增加多少消費量，更多的是轉到投資渠道。窮人的消費彈性卻很高，新增加的收入有相當大比例又花掉了。所以，未來中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應該主要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只是，這些人主要靠打工等方式謀生，政府指導的方式很難讓他們享受到實惠——除了最低工資保障，我們目前還拿不出更多措施讓他們的工資水平提高，畢竟，企業是自主經營的，而不是行政控制的。
既如此，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難度就相當大。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還是投資拉動，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三分之二。如果未來投資增速放緩，不只是經濟會下滑，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會進一步降低，這會讓寄望於提高消費佔比改善經濟結構的夢想落空。
進退維谷的經濟狀況，已經體現在股市中。最近兩年，中國股市是世界各股市中表現最差的。一方面，投資類品種如鋼材、水泥、煤炭等行業利潤增長無望，市場估值很低，價格也跌跌不休，不斷被投資者拋棄；另一方面，消費類品種如白酒、醫藥等行業雖然貌似前景看好，投資者也熱烈追捧，估值卻不低。這幾年，從牛奶的三聚氰胺到白酒裡的塑化劑，食品安全問題不斷，也影響了投資者對這類股票的信心。結果，醫藥類股率先領跌，迄今有一年多時間，白酒股又在最近集體跳水。茫茫股海，好的投資標的竟然鳳毛麟角。一些投資者轉到了行業獨特的小板塊中，也多數是火中取栗，無法長久穩定獲利。
所以，未來股市要好轉，需要等待經濟形勢明朗。而經濟形勢明朗，取決於居民收入的提高。這一點，不必等數字，也不必看報表，就等田間地頭的大白菜價格不再暴跌吧。
（作者為職業投資者，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