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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MIT文憑的小子

2012-7-9  TCW




鬧鐘聲突然響起。

有老鼠和青蛙為伴的農場中、五坪大的貨櫃屋裡,三個身影從水泥地掙扎著爬起,走進育苗的暗房。已經等八個小時了,種子含水量多了○‧一公克,芽,還要再等待。這是今夜第三次紀錄,希望又落空。而這,只是過去兩年上千次實驗中的一個。

「不好意思,這裡都是蚊子,」他們抱歉的說。身旁,是簡易床鋪,水泥地上鋪著棉被,旁邊一袋袋種子,堆得快和天花板一樣高。

這些種子,對這三位台大財務金融系畢業生而言,是挫折、失敗,以及希望。

台大財金系是第一類組科系首選、社會組的狀元,PR值九十九(成績在一百人中排名第一)是基本門檻;今年第一階段申請入學上榜者,四十五名有十名是滿級分的狀元高中生。該系畢業生,還沒出校園,企業就上門搶人。

農場中的三人,是金字塔頂端的一群,曾拿到主流價值觀中,職場最佳門票。

鄭涵睿,手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入學資格,GMAT成績是兩岸三地最高分群組。在滙豐銀行擔任儲備幹部期間,公司為了栽培他,送他到倫敦、香港受訓,當他要赴MIT,公司還開出兩年留職停薪留人。

他的兩位夥伴——台大財金系同學許偉哲、廖怡雯,前者曾在保誠人壽,後者曾任瑞銀環球資產管理(UBS)、ING投信研究員。

只要他們願意在現成的路上努力,功成名就,指日可待。

狀元,選擇了叛逃工作只是要讓老闆開心,感覺很空

不過,他們卻自廢門票;叛逃的狀元們,試圖找回自己。

「大家都問,念台大,為什麼要來種芽菜?」放棄升遷、高薪、MIT,創辦綠藤生機的鄭涵睿背負外界質疑壓力。

鄭涵睿媽媽、台大園藝博士林碧霞,是主婦聯盟創始元老之一,一輩子與生機農業為伍,卻也擔心,「小小的芽菜,要養這麼多台大畢業生,可能嗎?」

鄭涵睿的財金系同學,三十歲,有的已在香港、倫敦領新台幣數百萬、上千萬年薪。畢業十年的,有人甚至年薪百萬美元起跳。

「社會地位很好、薪水很好、大家對我們的觀感都很棒,」廖怡雯說,但「就是少了那一點自己。」

過去擔任研究員的她,要定期完成市場報告,「但其實是找個理由去解釋、去包裝,」報告結果不能與國外分析師差太多,「否則,妳又要寫報告。」

鄭涵睿補充,二○○九年他帶領團隊提早達到客戶數目標,「但就是很空,」他回憶,「我們的工作其實是讓總部老闆開心,不是為了顧客、為了自己,當這種時候占了大多數的時候,你就會質疑你自己。」

在外人面前遞出名片,他們與多數同學一樣,無須多做解釋,明星企業光環籠罩,讓他們仿若金童玉女;但走進公司,卻心知肚明,自己只是亞洲區的一個小螺絲釘。

「我在這條路上看不到未來的自己,更看不到我想成為的我。」鄭涵睿希望,自己的職業能「自我實現、賺錢、社會意義三者兼顧,」但隨著薪資上揚,他離目標卻越來越遠。

為解決心中疑惑,他決定暫離職場。二○一○年暑假赴MIT就讀前,他接觸到有機芽菜,發現它雖然冷僻,卻可能三者兼顧。

「我去MIT是為了找方向,既然方向很清楚了,為什麼還要去?」他決定投入這個新藍海,許偉哲、廖怡雯也是。

從水質過濾到挑種,每一步都親手打造,符合最高標準,一聊起芽菜,綠藤三人滔滔不絕。「(相比之下)我們金融業是很難發自內心的……,」廖怡雯的前同事吳美燕坦言。

光環,竟變成包袱滿口理論,卻放不下身段叫賣

「發芽之前,要先燙種,把水加熱、消毒,才能播種。」鄭涵睿解說種芽菜過程,說的彷彿是自己。

種子第一關要面對病毒。他們要「消毒」的,是狀元的習氣。

「一開始,我不斷的問自己,為什麼我會在這裡賣菜?就是有那個傲氣,」鄭涵睿說。從建中與北一女、台大財金,再到外商公司,一路順利的三人,寫了財務規畫書、產業研究,滿口品牌理論,但真正要叫賣,卻放不下身段,遠遜鄰攤的阿婆。

「念書念比較多的人,自己那一關很難過,」吳美燕觀察。

「以前,我甚至還瞧不起我媽媽,」鄭涵睿媽媽推動有機農業,不但沒賺什麼錢,還經常全身泥巴與臭味,看在讀財金系的兒子眼中,甚至有點笨,不符效率原則。

如今,母親節時,他卻寫信給媽媽,「我看著一堆芽菜,卻反而好像有些懂了……,有些不聰明的事,還是要有人做。」他,也變成自己口中的傻子。

除了內在價值重塑,還要面對外界質疑。市集中「他不是讀台大嗎?為什麼我要幫他?」「你看那個讀台大,還不是來這裡!」冷言冷語,「台大」二字成了包袱。

最後讓他們學會彎腰的,是台灣最大有機豆腐商、國小畢業的名豐豆腐董事長黃孝誠。

初次見面,黃孝誠把他們狠狠罵了一頓。當時鄭涵睿為了說話,將一大籃芽菜先放在地上,這動作讓黃孝誠大怒:「我叫他們跟菜道歉啊,你把它放地上,你等於不重視它!這樣客人怎麼相信你!」

「我從來沒有在上百人面前被罵過……,真的是情何以堪!」鄭涵睿談起這段,還是略帶激動。

罵歸罵,但黃孝誠有心栽培,每週日讓他們到名豐豆腐店面推廣芽菜。對青菜鞠躬、為陌生人倒茶,「那個自尊,真的要拿下來,」鄭涵睿回憶。

過去一年,他們在全國參加一百多場推廣活動,豔陽下、暴雨中,都有他們身影。週末,台北東區的二四八農學市集,他們在攤位前賣力講解,渾身書卷氣顯得很特殊。

考驗,產品遭下架從前只懂贏,重新學處理失敗

他們很懂得「贏」的途徑與滋味,「但種芽菜這件事,不是努力就可以克服的,」鄭涵睿坦言,「它就是一直失敗、失敗、失敗、失敗……,而對我們來說,最陌生的,就是處理失敗。」

綠藤生機將六種蔬菜的種子直接種在紙上,一直到消費者手中,芽菜都還是「活的」,有如賣給消費者一小畝田,要吃多少摘多少,不只新鮮,營養價值還是整顆長成青菜的數十倍。

靠著兩年多來不斷實驗,開發出的三十幾個步驟,從種子含水量、試紙材質、水溫、每平方公分撒多少種子,試過世界各國的種子來源,才種出能在消費者家中繼續長大的芽菜。至今,綠藤還是台灣唯一量產、賣出「活體」芽菜的公司。

但這是一次重大失敗換來的。早期綠藤與主婦聯盟合作,芽菜雖在離開農場時情況良好,但送到通路卻已紛紛倒下。主婦聯盟決定將綠藤全部下架,直到改善為止。

「我根本不敢跟媽媽說,」農學博士之子卻連菜都種不好,「我把我爸媽的臉都丟光了……,」鄭涵睿少見的低下了頭。

綠藤的最大通路將貨下架後,去年底結算,發現虧兩百多萬元。後來加入的員工,立刻選擇離開。

「那時候,其實有獵人頭公司來找我們,問我們要不要回去(金融業)了?」廖怡雯說,「我都不敢跟家裡的人說,這要怎麼說啊?」

「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年,」鄭涵睿形容,除了事業不順,家人得到癌症,女友都準備娶進門了,事業卻還在向下,薪水連女友三分之一都不到。

一邊是燙手山芋,一邊是十萬元起跳的職缺上門,如何選擇?

「我生命中的每個階段,就是人家說哪裡好我就往哪裡去,北一女、台大都是,……我很會考試,真的很會考試……,然後,我就不會去想別的選擇了,」廖怡雯回憶,「現在進社會沒有第一名了,你才真正去想你要什麼,不夠的感覺越來越多,就去想問題到底在哪裡。」

問題出在,過去只往第一前進,從沒想過自己要的,那個唯一的自己。

想通了,這一次,不再聽大家說什麼。

被通路下架,他們乾脆住進農場,將所有步驟重新拆解;帶著檢討報告,和主婦聯盟簡報改進對策,希望能再得到機會。虧損,沒嚇跑他們,反而嚴控成本,大砍三○%,並自我減薪,三位創業者的月薪,都降為三萬二千元。

理想,越磨越堅定真正的不平凡,是做出自己的成績

就像綠藤的芽菜,生長時要壓著麵粉袋一樣,有壓力,芽才長得高、生得正。他們也因重重壓力而再起。

這期間,家人的支持是關鍵。「我爸說,他現在睡到半夜醒來,還在後悔年輕的時候沒有出去闖,他不要我也一樣,」廖怡雯的冒險動力,來自六十七歲的爸爸。

放棄主流的卓越之路,難道不害怕就此踏上平庸?

「會讀書的人很多,一個銀行也有很多副總、經理;真正的不平凡,是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持續去做,而且做出成績來,」廖怡雯說,「你不一定要是這個(公司)、那個(公司),你要做出你自己!」

「我們要做自己、做唯一,而且最後我們就會是第一了,」鄭涵睿補充。

綠藤的獨特性,引起日、韓生機界注意,派團來訪,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也請他們去當講師。微風超市、city'super、Jasons Market Place等百貨,以及里仁有機等通路,都看得到綠藤,主婦聯盟也恢復上架。

追隨者已經出現,今年新增了倫敦政經學院畢業生和準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加入綠藤團隊。許多台大財金系同學,平日在Google、微軟(Microsoft)、麥肯錫(McKinsey)工作,假日則義務協助到市集銷售。一盒盒芽菜,是這些明星企業志工的另類夢想。

失敗讓他們脫胎換骨,四月起營業額增一倍,單月達到損益兩平,也吸引創投上門。但「還不到,我們不想拿了錢就影響自己要的方向,」寧願勒緊褲帶,也不讓理想稀釋,終於踏上自己的路後,這群叛逆狀元要奮鬥到底。

新北市新店,四樓公寓。同樣來自狀元科系、迷路拍賣創辦人林修平,半夜三點也睡不著。

「我現在如果不關手機,晚上是不能睡覺的,」他不是埋怨,相反的,他笑得合不攏嘴。半夜三點,工作夥伴們在黑夜中,看著手機螢幕討論著,因為不斷冒出的新點子而興奮不已。

迷路每月燒錢百萬元,資金都來自朋友廖盈嘉與林修平的個人存款;收入,仍掛零。但微光中的臉龐,笑得沒有懷疑。

除了台大電機碩士的林修平,迷路工作團隊包含六位台大電機、資工碩士,同樣都是錄取率百分之一、PR值九十九的二類組狀元科系。

狀元,突然迷路了不想再苦追幾毫秒,離開科技大廠

林修平已三十五歲,當同學登上聯發科、瑞昱等科技大廠主管,年收入突破五百萬元,他的公司,還在摸索獲利模式。

八年前,他辭掉瑞昱工程師,投入「位置服務」(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的開發,雖然擁有專利,但沒有錢、沒有自身產品,無法在美國打昂貴的專利戰。

這個專利,現在正是臉書(Facebook)、Google的主戰場之一。

明明有專利技術,卻眼睜睜看著別人使用,「你看到旁邊的人都在用手機上的Google地圖,就像詛咒一樣,提醒自己有多失志,」林修平說。

直到去年,他才遇到夥伴和資金的支援,「這一刻,我等了八年!」

和多數同學畢業後進入半導體大廠一樣,林修平到全球網路卡晶片市占率第一的瑞昱科技,擔任主力產品工程師;只要繼續下去,主管職就在眼前。

這樣的生活,因為一場車禍而改變。車禍後,林修平被迫返家休息一個月,脫離規律的生活,他第一次問自己,「一輩子付出那麼多,只為了追求幾毫秒(指晶片運算時間)的差別,真的值得嗎?」

思索的同時,他看見另一個可能:位置服務。一次找停車位的過程,冒出了現在已實現的用App找停車位的想法,「這才是你應該花一輩子心力投入的地方。」

苦戰,八年的煎熬沒有錢打專利戰,還被念不務正業

念頭出現的那一刻,也開始了八年和詛咒的對抗。

林修平花一個多月寫出位置服務系統(編按:專利名為「應用於通訊系統中之即時資料搜尋系統」),想申請美國專利,卻因費用昂貴作罷,只申請到台灣與中國的專利,接下來,他考慮創業。

「你一旦有了想法,你(在大公司)就待不下去了,」他說。

離開大公司,眼前有兩個難關——狀元的束縛,與父母的憂心。戴著狀元的光環,自己與家人,都對他的人生設下高標。

離開大廠後,他進入美國大型法律事務所,負責科技專利。但,就連最頂尖的律師也告訴他,沒錢,就打不起專利戰。四年後,他離開律師事務所,經營迷路拍賣,為網路商家架設行動開店平台,同時尋找將位置服務商品化的可能。

不懂兒子在做什麼,父母開始擔心,「我媽說,人不可以好高騖遠、要腳踏實地,」但林修平的內心,火,才剛燃起,「你就是覺得你做得到⋯⋯,他們都說我不務正業,我就是要證明!」

這場寄望,卻遲遲不能實現。

「我們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專利的事,」律師事務所的前同事黃俊傑說。「因為,那個(打贏大廠)成本是千萬美元起跳的!」雖然林修平在台灣、美國、中國共握 有三十七件專利,卻眼睜睜的看著各大廠、App推出位置服務,自己創立的公司,卻因為沒錢、雇不起人,而無法推出此類產品。

專利成了空殼,「迷路」之名,此時更顯得諷刺。

當建中同班同學,五十個當中有三十幾個穿上了醫師袍,成家立業,林修平的事業卻還在摸索。在這期間,宏?硒蕊}出年薪超過兩百萬元的職缺給他,林修平依舊不為所動。

「他其實是我們之中,最可能成功的人!」黃俊傑說,這一、兩年位置服務快速發展,令人驚訝,因而能體會為何外人看林修平像自找苦吃,林修平自己心中卻清楚不過,「但他需要一個團隊,一群相信他的人,一起做出產品來。」

偏執,苦了父母親爸爸四處拜佛,求神明讓兒子成功

然而,時間越久,父母越難忍受。

林修平七十歲的父親林茂喜,每天傳簡訊給兒子,希望他回家吃飯,並持續提供中華電信等國營事業招考訊息,「哥(父親對林修平的暱稱),我和媽媽一致覺得你應該去報考,年薪一百三十萬……,」「媽每天晚上抱怨、憂心你的前程,可能的話,你還是報一下……。」

林茂喜心情是矛盾的,想讓兒子走自己的路,卻擔心他受傷,甚至跟兒子說:「對不起,爸爸、媽媽沒有錢,不能實現你的想法……。」談及此,林修平濕了眼眶。

林茂喜也到台灣各地著名廟宇為兒子求符,「我就跟神明說,我看不懂我兒子在做什麼,但拜託你派天兵、天將來幫助他,讓他成功。」

「我覺得,過去八年我所有做的事,就是讓我爸媽擔心。」修平還記得,一次幾天沒見媽媽,媽媽突然一頭白髮;他邊講,淚水一滴一滴滑落。

一意孤行或堅持理想,只有一線之隔,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還未達到世俗的成功標準前,親族聚會時,他總難抬頭挺胸。「爸媽也不想給壓力,但親朋好友都會講那些話,父母就覺得小孩走偏了,」林修平坦言。就連交往多年的女友,去年初也跟他分手。

為了找出口,狀元回到最熟悉的地方——校園,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追夢,正開始蔓延更多菁英被打動,共組「義勇軍」

他以口試第一名考進台大電機博士班,並試著招募「義勇軍」。沒想到,這次共鳴來得飛快。

透過口耳相傳,兩個資工系碩士班的學弟,聽到學長有位置服務的專利,他們興奮的趕工,一個月就把產品做出來,是一個App的「自動產生器」,有如行動版的網路商城,讓消費者有自己的App,並選擇購物、社群或者活動的功能。

目前,中華電信也正研發類似技術。競爭對手默默布局的市場,迷路的平台已在六月十五日推出,上線三天,已有六百八十個App藉此誕生,目前免費使用,未來將以廣告拆帳來獲利。終於,專利商品化出現曙光。

這背後,有老友的支持。林修平的建中同學,均潔牙醫診所主治醫師廖盈嘉,是知音也是金主。

看到老友要走自己的路,他全力相挺。廖盈嘉寫的一張紙條,林修平一直放在桌上,「我們親愛的同胞們,好久沒有看到希望了!一定要撐下去!」

同樣的理念也打動台大電機系畢業,曾是惠普(HP)、亞太優勢產品經理的陳亭佑,「他(林修平)給了我一個舞台,讓我去找到快樂……,我一定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年輕一定要去試,就算比其他人窮,至少我有更多的可以分享,這就是獲得。」

成軍至今,七個從六十六跨到七十四年次的狀元們,薪水都比同輩低,甚至不到一半,就為了一個新實驗。

信念,是支持他們的最大力量。

【延伸閱讀】柏林、矽谷對創業者,支持多於懷疑

這是我見過最多眼淚的採訪。

為製作此專題,《商業周刊》採訪團隊共訪了二十四位狀元系所畢業生,他們都是該類組成績前百分之一的佼佼者,但談及職業選擇時,卻紛紛流下眼淚,幾度語塞。

親人的諒解,他們還在等。

當他們決定走不一樣的路,「這樣好嗎?」的懷疑聲,就不絕於耳。

一樣是創業者,在德國柏林、美國矽谷,卻像開派對般理所當然。

兩個月前,筆者在被稱為「歐洲新矽谷」的柏林採訪,許多年輕人告訴我,當他們告訴別人自己想創業,再新奇、荒謬的提案,都能聽到:「那,我可以幫你什麼?」

但台灣的狀元們提出要創業,聽到的卻是「不可能!」「別傻了。」少了相信與支持,難怪創新的種子,紛紛飛離這塊土地。

在問台灣為何缺乏創新時,或許我們可想想:自己是說「我可以幫你什麼」的人,還是潑冷水的人?

拒絕 MIT 文憑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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