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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貸款來了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22/100403301_all.html

 不期然之間,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已經悄然回升。不期然中有必然。在完成四大行改制上市以後,中國銀行業基本保持了連續近十年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雙降。轉折發生在2011年底,那時的銀行業整體不良資產率不到1%。至少從那時起,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從餘額到比率,必將回升,已不再有爭議。以西班牙銀行業危機前無比健康的財務數據在一夜之間惡變為最新樣板,中國銀行業的不良,似乎怎麼想像都存在可能。

  外界惟一未能達成共識的是,中國的銀行業不良資產將以什麼樣的速度和程度再度湧現。懸劍在頂,近幾年來,在業績持續高增長的同時,中國銀行股的估值卻一蹶不振,甚至出現個別銀行股PB(市淨率)值接近破1的尷尬場面。

  中國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在卸任前曾預測,以當下銀行業的體量,不良貸款翻番,不良貸款率達到2%左右,是個正常可接受的水平。

  不過,短短幾個月,他的這一預言已經在銀行業最發達、歷史上資產質量最好的浙江省應驗了。

  「去年8月總理到溫州考察時,當地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僅0.37%,屬全國最低。但如今溫州的不良率已經接近2%。」浙江銀監有關高層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浙江多位銀行業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截至今年4月,除了政策性銀行,浙江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率已全面上升。個別大行如建行浙江分行,不良率已驟升至2%。

  工行浙江分行一位人士表示:「估計浙江是前奏,恐怕這一趨勢會蔓延到東部整個地區,以及中西部,今年很可能中國整個銀行業不良貸款都是雙升。」

  不良貸款就這樣來了。

  這到底是經濟增速放緩下的必然結果,還是2008年信貸狂飆後的苦果?是因地方經濟轉型不力,還是宏觀經濟政策不當帶來的後遺症?這也許都需要反思。從金融改革的角度,中國銀行業自身的行為方式經過近十年的改革,是否有了質的改變?面對這一輪不良貸款,他們還能在多大程度上免責?

不良驟升

不良貸款和不良率雙雙驟升,四大行中,建行浙江分行的情況最嚴重

  「從去年10月開始,浙江銀行業不良率就開始一直上升。到去年底,浙江銀行業不良率還是單升,即不良率下降,不良額上升。今年,浙江銀行業整體不良貸款率都漲得挺快。年初浙江銀行業不良貸款率是0.93%,到5月至少上升了0.5%。」一位工行浙江分行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

  「不良驟升的趨勢比較明顯。我瞭解現在各家都挺高的。」 杭州一家商業銀行中小企業一線信貸主管說。

  「在浙的國有銀行當中,建行問題相對比較嚴重,因為有個別項目顯得很突出。總體來看,建行和中行的情況比工行、農行嚴重。」接近央行浙江分行的人士稱。

  來自監管部門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建行和中行不良率上升最快,建行最為嚴重。截至今年4月底,建行不良貸款率為1.78%,較去年底上升0.45%;中行不良率0.91%,較去年底上升0.34%;農行和工行不良率分別為0.97%和0.91%,分別較上年末上升了0.06%和0.13%,農行上升最少。

  建行浙江分行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建行浙江分行現在的不良率已經達到2%,不良貸款餘額達100億元。

  股份制銀行中,在浙浦發銀行、深發展、廣發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比較嚴重。其中廣發銀行不良率上升最多。股份制銀行不良率上升前四名為:廣發銀行不良率為 2.89%,比上年末上升1.13%;深發展不良率為2%,比上年末上升0.9%;浦發銀行不良率1.25%,比上年末上升0.61%;民生銀行不良率為1.3%,比上年末上升0.59%。

  在去年8月溫州地區爆發金融風波之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出面關照下,大部分銀行均將小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提高了0.5個-1個百分點,達2%左右。

  多位當地監管人士分析認為,今年浙江銀行業不良貸款雙升的導火索之一是民間借貸的退潮,融資中介市場出現萎縮。「溫州危機之後,現在民間借貸很謹慎。」一位銀行人士稱。

  「不良貸款為什麼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升高?」央行溫州支行相關負責人士解答,原因是浙江地區民間融資發達,以前企業出現資金缺口,可以通過民間借貸進行融通,墊資、過橋等方式,但是去年以來,民間資金融通開始不活躍。從統計上看,新發生的墊資、民間借貸一直在下降。

  「民間借貸規模明顯下降。」溫州銀監局人士證實。溫州金融監管部門抽樣調查顯示,當前溫州民間借貸規模比去年8月縮水30%左右,其中個人借給個人及個人借給企業的融資規模縮水均在50%以上。

  央行溫州支行的數據,亦證實民間借貸利率已經大幅回落。自5月開始,央行溫州市中心支行正式向社會公佈溫州市民間借貸監測利率。根據對4月收集到的600多筆監測樣本的綜合分析顯示,2011年上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利率水平,僅次於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為十年以來最高水平,其中借貸風波爆發前的2011年8月,綜合利率達到25.4%的峰值。風波發生後,利率逐步下行。

  央行溫州支行在溫州的140個民間借貸利率監測體系顯示,4月民間借貸綜合利率為21.58%,同比下降3.02個百分點。其中直接借貸利率、社會中介利率有所下降,分別為17.75%和 30.4%,同比跌 0.21個和6.34個百分點。

  工行浙江分行人士認為,經濟下行期,不良資產處置變困難,一方面資產價格縮水,另一方面地方法院案件受理放慢,因為涉及企業破產、債務重組,影響穩定。「銀行只能把不良貸款掛在賬上,不良率降不下來。」

危險的運營

2008年後信貸狂飆,企業擴張,主要投資房地產,放棄了實業、產業空心化。最終銀行業的風險最大

  財新記者採訪獲知,鑑於當地不良貸款反彈嚴重,建行浙江分行已經上收了分支機構的審貸權。建行內部不乏有高層觀點認為,浙江的問題主要是宏觀經濟問題,是大環境使然。

  多位當地銀行業人士反思了根源:一是浙江民營經濟受宏觀經濟形勢殺傷比較厲害。浙江的產業結構主要靠出口,在這種形勢下比較脆弱,國外需求下降導致進一步惡化。二是各方面成本都在上漲,浙江是資源小省,從產業高地變成了產業窪地。三是企業主營業務在微利運營,一旦應收款收不回來,會帶動一連串資產出現風險。

  「企業主出走,為不良貸款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在今年一季度末溫州召開的溫州金融工作座談會上,溫州銀監局人士透露,溫州因此形成的不良貸款已佔全部不良貸款近40%。

  「這次一個總的趨勢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多的地方,影響較大,比如溫州和台州;而在浙江紹興,上市公司、大型企業多、國有企業多,現在看情況稍好一點。」一位接近央行溫州支行的人士說。

  建行浙江分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如果跑路的成本不高,示範效應就更強,這已經構成了騙貸行為。」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企業轉型不成功,後續資金跟不上,這與整個宏觀經濟比較疲軟有關。

  央行溫州支行相關負責人士舉例說明,比如一個溫州企業實施產業轉型的同時又投房地產,如果地產投資出現了資金困難,會直接影響其轉型行業的資金投入。如果這個企業同時存在民間借貸,當其房地產業務收益率覆蓋不了民間借貸的高利率時,問題就來了。

  「一些企業運營完全靠融資,說難聽點就是空手套白狼。」一位當地銀行的信貸主管說,我們對企業主說,你經營十幾年應該賺錢了,你的錢在哪兒呢?他說,在上海買了一層樓,全都固化了,「資產固化以後很難處置,企業經營缺乏足夠的流動資金。賺來的錢都拿去炒房炒地,一旦資金鏈斷,企業主不得不跑路。這是多麼危險的經營格局。」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核心問題是企業前期借錢炒地炒爆了。

  2008年後信貸狂飆,而企業擴張主要是投資房地產,「這背後其實是企業放棄實業、產業空心化的過程。如此看來,最終銀行業的風險會最大」。謝國忠對財新記者說。

  浙江銀監局前局長楊小蘋分析認為,「中國經濟轉型,主要是中西部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浙江中小企業最多,經濟結構調整壓力最大,這對浙江政府過去引以為豪的『政府無為、企業自主』是一個反思,在產業經濟轉型升級中,政府應如何引導,不能僅僅無為。」

  前述工行浙江分行人士則認為,雖然從中央到地方都意識到產業結構應轉型,但這個過程中,「陣痛很痛苦,是要花血本的,誰來埋單?銀行嗎?」在他看來,從上到下,對經濟轉型方向並不清晰,並不知道主導行業在哪裡,轉型企業也多數不是向行業高端、上游發展,而是走向多元化,「歸根結底,還是中國基礎工業薄弱、研發力量薄弱,缺少核心技術。」

  「單個小企業貸款幾千萬元壞賬並不可怕,但成片倒就很可怕;最大的問題是,這些企業會拖累關聯擔保企業,即便擔保企業自身經營正常。」浙江銀監局前局長楊小蘋稱。

擔保圈危機

某大行風險部門負責人表示,浙江銀行業率先「陷落」的主因,在於企業互保、聯保的模式十分普遍

  5月初,位於有中國「皮革之都」之稱的浙江海寧,一家知名皮革企業浙江宏昌製革有限公司老闆黃健,因為負債近10億元而跑到加拿大。宏昌製革已經經營了八年,年產值近4億元。

  浙江一家大行信貸部人士介紹,宏昌製革年銷售收入2億多元,銀行貸款八九億元,至少涉及當地七八家銀行,其中涉及建行約2億多元、工行1億多元。工行對其發放的1億多元貸款中,一半是抵押貸款,一半是浙江蕭山的一家企業提供的保證貸款。

  所謂保證貸款一般由企業之間對等承擔,簡稱為「互保」。而更多的是企業聯保貸款,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中小企業,自願組成擔保聯合體,其中一家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後,聯保體所有成員都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

  某大行風險部門負責人表示,浙江銀行業率先「陷落」的主要原因,在於企業互保、聯保的模式十分普遍。由於對外擔保業被視同為債務,使得一些原本負債率已經居高不下的企業,面臨更大的財務壓力,「一個老闆失蹤,一堆企業倒掉。」

  所以,當下一些浙江的銀行前往企業收貸時,多拿著一張巨大地圖,實質就是單個企業和其他企業的關聯圖。比如,最近陷入危機的浙江當地房地產企業天煜建設、中江集團等,正處在一張巨大關聯圖的核心,涉及60多家企業的互保聯保貸款鏈條,開始被曝光。

  一位當地銀行業人士透露,截至6月20日,這次聯保波及62家企業,按照每家企業1億元的擔保餘額計算,擔保的總額大概在60億元;而按照不良資產處理,這些擔保抵押的資產只能夠按照三折計算,則銀行要損失60%以上。

  一位當地銀行人士稱,這種近百家企業借款人與擔保人互為擔保關係,造成擔保形同虛設,如果整個行業都出現不景氣或者經濟下行時,互保和聯保會使每個企業都深陷其中,甚至好的企業被壞的企業拖垮,形成大量壞賬。

  當地多位互保聯保企業主告訴財新記者,「天煜建設破產後,杭州當地的銀行對背後的聯保企業收貸,影響一批企業。」 一位企業老闆透露,多家銀行屢次對其抽貸,總額已達數千萬元。「結果造成企業還一點,銀行收回一點,再也沒有新的資金進入。」

  在企業的要求下,5月31日,杭州市政府召集企業和21家銀行等機構開始協調企業資金緊張的問題,並在6月14日形成了會議紀要。浙江省銀監局、金融辦,以及銀行代表和地方政府,企業均有參與。和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處理類似,會議紀要要求銀行對經營狀況好的企業不壓貸,不抽貸,已收貸的銀行要繼續放貸,不改變擔保形式。如果要查封一些逾期不還貸的企業,要求銀行向地方政府通報。知情人士稱,會上要求銀行之間要在銀監局和央行的協調下,不能出現一家銀行給企業放貸,另外一家銀行向企業收貸的情況。

  地方政府則可以出面協調銀行和企業的關係,有條件的可以效仿其他地區成立應急資金,建立資金池,幫助企業轉貸渡過危機,也有要求給優質企業做防火牆,防止聯保危機燒到優質企業。

  而陷入危機的企業則不得轉移資產,要盤活資產引入重組,可以債轉股的方式來還本付息。

  杭州政府敦促區政府出面籌措資金幫助企業轉貸,其中蕭山區籌集5億元,餘杭區出資2億元。所謂轉貸,就是幫助企業還舊借新。

  但是,榮事集團董事長陳貴榮向財新記者表示,餘杭區出現了政府幫企業還貸1000多萬元的事;但是銀行收走貸款後,再不續貸,因此地方政府也不敢盲目出手。

  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開電話會議,討論了最新出現的企業聯保圈的風險問題。

銀行責任何在

與國外銀行業相比,中國銀行業過於依賴擔保,通過擔保信用增級而不是分析企業自身的現金流作為還款能力依據,這是銀行業自身風險定價能力缺失的體現

  「擔保圈害死人,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工行浙江分行一位人士稱。

  光大銀行一位人士介紹,互保、聯保是中國銀行業針對中小企業貸款比較常用且重要的方式。按產品分類,一般分為六類,第一類是抵、質押貸款;第二類是共同貸款;第三類是共同聯保貸款;第四類是擔保公司擔保;第五類是其他機構助貸,比如浙江今年推出的保險公司小額貸款保險試點;第六類是優質中小企業的信用貸款。「但這一類比較少,哪兒有那麼多好的中小企業。」他說。

  前述工行人士,援引了2008年之後發生在浙江紹興的例子。當時紹興最大企業浙江華聯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停產,後者擁有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PTA(精對苯二甲酸)生產能力,由於受宏觀經濟形勢持續嚴峻、行業不景氣和經營管理粗放等綜合因素,生產經營出現困難。

  這家企業融資80多億元,最初涉及8家銀行,但後來加上互保、聯保企業牽涉32家銀行,第一圈互保企業信貸規模僅工行就有60多億元,到第二圈擔保圈企業信貸規模上升至200多億元。「到最後第五圈擔保圈企業信貸規模達1000多億元。」前述工行人士稱。

  為避免系統性風險,紹興政府強力推動債務重組,由浙江另一大企業浙江遠東化纖集團和紹興國資公司濱海工業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聯袂出資15億元重組了該企業近百億元銀行貸款,擔保企業和政府各承擔一半債務,並給予企業政策優惠,比如工業用地轉商業用地、土地出讓金免交等。

  但商業銀行對小企業在概念上仍相當模糊,「一家銀行給它貸款3000萬元,十家銀行就三四億元了。小企業融資總量至少應控制在1億元之內。這麼大的融資量,還是小企業嗎?」一位銀行業人士反問。「融資規模一大,抵押品肯定不足,企業就開始互保,實質上是信用貸款,但銀行對企業信用的分析測評又根本不到位。」

  2011年10月溫州發生金融風波之後,浙江在當地試點1000家企業信用貸款,2011年信用貸款新增規模34億元,新增1952戶。「額度還比較小,但能否推得開還難說。」浙江銀監局人士稱。

  「中國信貸體系的問題,連鎖反應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建行浙江分行人士亦稱。通過擔保信用增級而不是分析企業自身的現金流作為還款能力依據,是銀行業自身風險定價能力缺失。

  他認為,中國的信貸制度設計問題重重。比如,還款之後才能續借,而信用貸款是設置條件的,信用等級達到多少才能放貸,而且要有抵押品,一來無抵押銀行不放心,銀行不願意承擔風險;二來,客戶經理可以免責。「擔保抵押文化改不了,銀行與當鋪何異?」

  「國外銀行業放貸主要是信用貸款,看每筆業務的還款來源是否確定,如果風險高就定價高,每筆資金用途全程跟蹤。中國的銀行不可能全程跟蹤、能力跟不上,因為業務量太大了,都依賴銀行貸款,間接融資規模大,一年業務量幾十萬筆。」上述建行浙江分行人士稱。

  一位擔保業資深人士對此質疑,銀行不能總是以風險由擔保公司承擔為由,忽視必要的貸前審查,這些工作本應銀行來做,是否落實了貸前審查、貸後監管及資金流向管理?

  一位銀行業監管者直言,當前國內銀行業的管理水平還有待提高,多數銀行都是靠天吃飯,宏觀經濟形勢好,他就好;經濟形勢一旦惡化,銀行資產質量也首當其衝。而資產質量的好壞,很少體現出管理能力的差別。

過度信貸惡果

「企業都被寵壞了,當初獲得信貸特別容易。特別在2008年-2009年,搞塊地就能賺錢」

  捲入前述互保鏈風波的一個企業主表示,2008年,當地的銀行暗示各個企業,說現在貸款容易,結果企業貸來款進行投資。但是,後來突然貸款一緊,很多企業就受不了。

  杭州銀行一位中層也指出,江浙一帶很多中型企業早已過度信貸。該地區本身在中小企業的貸款競爭就很激烈,銀行放鬆了保證擔保的條件。

  廣發銀行一位中層指出,企業拿到貸款資金,經濟上行期時,為逐利放棄實業而置業,通過固定資產的升值,擴大使用槓桿規模。

  一位國有大行人士認為,由於長三角一直以來被認為經濟發展好、信用度高的地區。銀行一直以來的風險審核保持著適度放鬆慣性,而忽略了適時調整和適應。目前經濟處於下行期,固定資產估價相應下調且並不容易處置變現。

  「企業都被寵壞了,獲得信貸特別容易。特別在2008年-2009年,搞塊地就能賺錢,有塊土地一定能貸到錢,後來才發現,原來蓋好了也有賣不掉的可能。」前述信貸部門主管稱,過度融資、集中性融資風險很大,錢多就不審慎。

  他介紹,大面積發生不良貸款的情況並不常見。除非企業經營情況已經差到連利息都償還困難,或者籌集不到過橋資金。另外,銀行有意壓縮貸款的情況下才會產生。

  一位國有大行的客戶經理坦承,事實上銀行有很多方法遏制不良貸款的發生。其中,常用的一種方法是借新還舊。具體操作是,當一筆貸款到期時,只要企業從其他地方拆借過橋資金還款,銀行在第二天又重新發放新的同等額度的貸款。企業只需要按期支付貸款利息。

  不過,前述一線信貸主管認為,信貸的泡沫是存在的,企業還行的時候爭著貸,一旦有危機比誰跑的都快。

  例如位於中國杭州的浙江虎牌控股,創始於1951年5月,產業涉足低壓電器等產業。下轄全資(控股)企業15家,對外投資(參股)企業10家。集團總資產35億元。

  2010年11月,虎牌以7.98億元收購浙江省電力公司下屬企業浙江宏發能源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據相關人士透露,虎牌用於收購的7.98億元資金,有3.82億元來自於浙商銀行的專項併購貸款,但是虎牌未能將宏發能源名下的六套房產以及名下的兩個合資公司的股權抵押給浙商銀行。

  由於抵押未到位,2011年4月左右,浙商銀行撤走資金1.32億元,剩餘2.5億元。隨後為了完成收購,虎牌控股通過股東募集資金,完成了收購。

  由於宏發能源在浙商銀行的4000萬貸款於2012年5月6日逾期,加上被浙商銀行撤走1.32億元資金的消息在當地散佈,以及捲入天煜建設互保圈,虎牌控股被多家銀行追貸,資金趨緊。

  榮事集團一位高管認為,前述互保鏈風波涉及的互保企業,有的今年業務訂單已達2億元,如果因為銀行收貸導致企業破產,恢復就需要五年乃至更長。

  「銀行大多只想著自己如何從這個危機中脫身,一旦出現系統風險,恐怕四分之一的銀行才會倖免。」該高管稱。

  「這次風波是2008年貸款放鬆又收緊造成的後遺症,走到最後沒人能脫身,也會波及到實體經濟。」榮事集團一位高管認為,某種程度上說,企業當年的盲目投資受到了宏觀政策的鼓勵,互保則是銀行要求的一種模式。

  社科院重點金融研究室主任劉煜輝認為,高強度的產能擴展和多元化規劃使得企業財務表上資產出現長期化傾向。地方政府普遍以礦權、土地和巨額的財政補貼換這些企業的產業投資擴張,企業儘可能做大營收,是為了累積更多與地方政府談判的籌碼。

  本刊記者霍侃、田林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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