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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何衰落?/WSJ今天的文章 slamnow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2krw.html
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可以持續嗎?

這當然是政治經濟學的老問題。最近由哈佛大學政治學者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和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者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合著的書《國家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在英美媒體上引起了廣泛討論。這兩人過去十年關於經濟發展、社會平等和民主的一系列研究論文早已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界必讀的文章,這本新書是他們獻給普通讀者的非學術性著作。

該書其實是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經濟增長,有些國家卻失敗?他們的研究結合了嚴謹的統計分析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從中世紀的威尼斯、殖民時期的美洲大陸、工業革命的英國到20世紀的非洲國家博茨瓦納,再到當代中國。

他們拒絕文化與地理的解釋,認為關鍵在於制度,尤其是要有好的政治制度才會有好的經濟結果。一個國家的繁榮必須建立在政治與經濟體制都是開放性的(inclusive)和多元性的基礎之上,如此才能釋放並且保障公民去創新、投資和發展的能力。

開放性的政治制度意指政治權力的廣泛分配和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如民主選舉和憲政保障;開放性的經濟制度包括財產權的保障、競爭性的市場、契約的執行、容易創立新公司、公民進入不同職業和產業的自由

一個國家的制度若是「汲取性的」,就只會保護那些掠奪人民財產的少數精英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所以這個國家必然會沉淪。汲取性的政治制度會支持維護既得利益者的經濟制度,不讓新參與者加入市場,而特殊利益集團創造出的財富又會去尋求壟斷政治權力,使得威權國家機器更龐大、更具有壓迫性。

汲取性的國家雖然可以在一開始產生經濟增長,但很難有持續增長。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持續性的經濟增長需要「創造性的毀滅」,但汲取性的精英不會讓「創造性的毀滅」出現來消除他們的既得利益。例如,前蘇聯在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高度增長,但因為不能創新,所以在80年代陷入停滯,而終究崩解。

該書當然也關注中國──尤其「中國模式」對當下的現實與理論意義。作者認為中國在汲取性制度下的經濟增長,無法容許「創造性的毀滅」,所以目前的增長很難 持續。他們提到了2003年戴國芳的鐵本事件,指出民營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困難;但事實上,在2003年之後,國進民退的趨勢更為洶湧:在中 國企業五百強中,國企的營業收入佔82%左右,資產總額佔90%左右,然而,在技術創新方面,民企卻遠遠高過國企。

今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被提出20週年,最近幾個月,官方媒體發表十數篇文章力挺國企、批評西方媒體對國企的指責。比如,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評就強調「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主體」。

其實,關鍵還不是國企所佔的高比例,而是一個非開放性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會造成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勾結,會造成普遍性的腐敗,會阻礙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

《國家為何衰落》這本書或許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週年的最佳獻禮。

(本文作者張鐵志,台灣知名政治與文化評論人,現任台灣《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今年於兩岸出版《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並擔任多個NGO的理事與董事。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和訊四月份也有一篇文站給介紹

http://opinion.hexun.com.tw/2012-04-08/140165662.html

 

達龍·阿塞莫格魯:國家為何衰落

 

你能想像一個20歲的中國大學生中途輟學,然後成立一間公司,挑戰得到國有銀行資金支持的國有企業嗎?

  答案是「不」,這種「創造性破壞」的狀況發生在中國確實很難想像。而這也正是我所思考的中國的增長不可持續的最主要原因。除非中國做出改變,讓它的增長基於創造性的破壞,否則其良好勢頭將不能長久。

  中國需要「創造性的破壞」

  國與國之間的差異,關鍵在於「制度」。若國家發展出「包容性」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國家便會興盛。若制度是「緊縮式」的,權力與機會都只集中於很小一部分人身上,那國家便會衰落。

  包容性的經濟體製為財產權提供保障,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對新技術的投資,更有利於經濟的增長。相反,緊縮式的經濟體制則通過搾取大多數人的資源,把它集中到少數人的身上。

  包容性的經濟體制與包容性的政治體制互相支持。在包容性政治體制下,政治權力通過多 樣的方式進行廣泛的分配,只是為了建立法制和秩序,作為保障私有財產、市場經濟的基礎才實現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權。緊縮式的政治體制則相反,它把權力集中在 少數人手中,進一步加強了經濟體制的控制性。

  當國家建立起包容性的經濟及政治體制,釋放每個公民進行創新、投資和發展的一切潛 能,給予他們力量,保護他們,國家便會興盛。對比一下東歐國家,如格魯吉亞和烏茲別克斯坦在後蘇聯時期的發展;再對比一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或者庫爾德 斯坦和伊拉克的其他部分。它們的差別就在於體制。

  中國正在經歷的增長正是由於政府可以大規模地調動資源,從而讓經濟在很低的基數下快速增長。但由於它不可能孕育出「創造性的破壞」,而這對於創新和達到高收入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這種增長可能是不可持續的。中國並沒有找到把管控和經濟增長結合起來的神奇公式。

  美國民主輸出南轅北轍

  9?11事件之後,有觀點認為,缺乏民主是困擾阿拉伯國家和阿富汗的癥結所在。這並沒有錯,錯的是我們認為我們可以輕易地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民主化的變革,要使之持續,必須脫根於基層的運動。

  話雖如此,但並不代表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比如,我們或許應該把用於對埃及這樣的國家提供軍事援助的錢,集中投入到讓更多階層擁有政治話語權的活動中來。現在,我們對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援助,實際上變成了讓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停止幹壞事的贖金。我們應有所改變,使這些資金能發揮引導作用。

  我們給予埃及開羅政府的13億美元援助,不應只是讓埃及政府武裝它的軍隊,而是應該建立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委員會,讓這個委員會告訴我們,外國的援助應該流向何方——醫院、學校等等——並給出適當的建議。

  如果我們決定給予金錢,就應確保所有人都能分享這一成果,並使基層的力量得到強化。

  我們能做的只是一個放大器,當產生了希望建立包容性體制的基層運動,我們可以為他們提供助力。但我們不可能創造或者替代他們。糟糕的是,在阿富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由於我們貪圖方便而支持那些強人,我們的政策甚至經常壓制草根的力量。所以這裡並沒有任何的放大效應。把0乘以100,還是等於0。

  所以,仔細想想我們在阿富汗有多麼愚蠢,我們需要徹底改變對外援助策略。

  回到美國本土可以看到,日趨嚴重的經濟不平等也正在侵蝕美國體制的包容性。真正的問題在於經濟不平等——當這個問題愈發嚴重時——向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轉變。當一個人能開出支票支付你所有的競選費用,在你被選上之後,面對不同聲音,你還能有多大的包容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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