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產生的摩擦對中國目前的經濟有多大影響呢？其實影響並不大，或者說基本上沒有影響。” 8月26日，在2018崇禮（夏季）中國城市發展論壇（下稱“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稱。他認為，現在經濟確實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預測今年下半年經濟會有下行趨勢，但這種下行基本跟中美貿易摩擦無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也表示，面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切忌滑入慣性思維的陷阱。對比10年前，美國次貸危機持續發酵，波及中國，中國主要是針對外部環境和外需劇烈的變化，實施了以放水為主要特征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10年後，中國啟動的減稅和擴大基建投資的政策措施，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基本目標和基本行動路線，相較於十年前，所發生的變化，不是小變化，而是大變化。
中美貿易爭端的本質
在論壇上，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稱，“中美貿易爭端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產物。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核心邏輯是，中國要擴大消費，而美國要擴大投資。”
他提到，“從歷史上來看，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第二大經濟體占到第一大經濟體GDP在2/3左右的時候，摩擦一定會升級。關鍵的矛盾點是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互為貿易對手，特別是互為順逆差的最大擁有方。”
至於貿易摩擦升級所帶來的影響，曹遠征認為，研究顯示，從中國宏觀經濟來說，對美500億美元的征稅對中國GDP的影響是0.2個百分點，這是因為中國在過去十年中間出口導向已經在發生變化。中國已經不再完全依賴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但是，對於預期是有重大影響的，比如，A股開始持續下滑，人民幣匯率也在持續下跌。
他認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結果並不一定會導致“零和雙輸”。中國可以執行全面擴張內需政策。如果中國逐漸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市場，並且這個市場向全世界開放，那麽，很有可能國際關系就有向G2方向演變的可能，也就是中美兩國共治。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朱恒鵬也提到，一方面中美兩國目前的貿易沖突對於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並不大，但另一方面對預期和信心的影響會很大。
爭端前後的政策目標變化
在論壇上，劉世錦稱，過去講求速度優先，先定一個指標，其他指標順著往下排。如今，中央提出質量優先。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如果定得過高一點，質量指標就會縮水，也是不可持續的。所以說，不是不要GDP，而是不要低效率、低質量、不可持續的GDP。
因此，要適當調低對經濟增長的預期。劉世錦表示，其實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3%，就可以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兩個翻番的目標。到了2020年以後，就是中速增長，大概在5%~6%。
至於如何“穩增長”，劉世錦稱，現在面臨的一個選擇，是繼續搞基建和房地產，還是搞真正的市場化改革？他認為，“穩增長”如果繼續依靠兩個老的抓手，可能靠不住，問題也會比較突出。而“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融資發展模式，從現在看來，已經逐步走到盡頭，越來越不可持續了。
近一段時間，特別是7月6日中美貿易爭端開啟以來，對於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更聚焦外部環境和外需。比如，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的研討經濟形勢會議時，就提到了“外部環境明顯變化”。
高培勇稱，面對經濟形勢的新變化，中國還要保持定力，踐行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有效提升消費、擴大民間投資，以冬奧為契機推動消費升級，實現京津冀一體化。這些都很重要，都要作為中國下一步發展必須追求的目標。現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在新的形勢特別是在穩中有變的新形勢下，實現這些目標，該如何去做。當前，政策建議主要集中在減稅和擴大基建投資。
其中，減稅有兩個重要的標誌特別值得關註，第一，不是總量性減稅，瞄準特定部位、瞄準特定的群體而實施的減稅；第二，所瞄準的不是擴大內需，而是降成本。
至於基建投資，中央所提到兩個目標，即擴大需求和結構調整。十九大報告當中對於投資，講的是發揮投資對於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因而，擴大基建投資和十年前的思維理念和行動路線都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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