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貿易摩擦、美元走強、經濟轉弱的背景下，新興市場迎來巨大挑戰——股、債、匯齊跌的格局從一季度末持續至今，近期的土耳其危機再度澆熄了新興市場反彈的勢頭。今年，新興市場的央行可謂任務艱巨。
就傳統邏輯而言，應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措施是降息，而應對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則是加息。然而，今年新興市場經濟動能放緩，貿易摩擦導致資本大幅外流，加息可能是唯一的選項，但這也可能會加劇經濟困局，這是各大央行面臨的最大窘境，甚至還有部分央行因為政治的幹擾而無法維持獨立性。
土耳其央行獨立性堪憂
近期最受關註的無疑是土耳其。8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授權把對土耳其征收的鋼鋁關稅翻倍，土耳其貨幣里拉對美元狂瀉近20%。
眼下，土耳其面臨貨幣暴跌、外債高企、資本外流風險加劇的困局，央行出手加息似乎是穩定金融市場的必要手段，然而央行意外地沒有出手，原因恐怕在於該國央行的獨立性並不受自己控制，而這也恰恰是土耳其的問題所在。
盡管二季度土耳其央行加息三次（500個基點），但由於6月土耳其通脹率達到15.4%，是官方目標5%的三倍有余。市場仍認為土耳其央行應繼續加息來防止通脹飆升、提升土耳其資產的吸引力，然而加息遲遲未至。
截至北京時間8月14日15:30，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大幅反彈超5%，但市場並不認為短期內土耳其的債務、經濟問題能夠解決。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一直強調高利率導致了高通脹，他認為“高利率是敵人”。今年早前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計劃加強對經濟的掌控，更大程度地插手貨幣政策，央行須聽命於他。
然而，這種幹預也令土耳其經濟問題進一步惡化。埃爾多安對高利率的厭惡使得央行無法用貨幣政策來應對接近16%的通脹率。多種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使得政策變得不透明和無效，里拉繼續貶值的勢頭也無法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土耳其面臨龐大的、持續增長的債務負擔。如果海外投資者不再買入土耳其債券，或者一旦土耳其無法將短期債務展期，貨幣危機將很快演變為經濟崩潰，而加息也是吸引資金流入的手段之一。但就目前來看，土耳其央行難以采取行動。
多數央行加息對抗困局
今年下半年以來，加息應對今年的市場沖擊仍然是多數新興市場央行的做法，包括阿根廷、印度、印尼等。
阿根廷比索是今年最慘的貨幣之一，跌幅僅次於里拉。比索自4月下旬以來呈現自由落體狀，今年以來貶值幅度已超50%。
為應對匯率危機，阿根廷央行將利率提高至40%，政府宣布將財政赤字率從3.2%降低至2.7%，並大幅減少政府公共項目和采購開支。今年以來，阿根廷央行降息2次、加息3次，利率凈變動為增加1275個基點。然而，加息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該國通脹率仍然高達25%，且並未出現下降之勢。
比索貶值也加劇了資本外流，國內各方競相拋售本幣、外資企業對阿根廷的投資也變得更加謹慎，各方壓力疊加下阿根廷積重難返。
也正因如此，早前阿根廷再度向IMF求助。今年6月，IMF宣布向阿根廷提供500億美元、期限3年的備用安排。一般而言，IMF的救助金伴隨著較為苛刻的條件，不到萬不得已，一般國家都不會發起求助。
印度央行從6月開始也連續加息兩次25個基點至6.5%，這也是印度4年來的首次加息，一來是為了應對印度盧比對美元暴跌的局面，二來也是為了應對油價上升所造成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今年，印度盧比對美元大跌近7%。
不過，分析師也普遍認為，隨著印度經濟動能減弱，繼續大幅加息或不現實。IMF認為，鑒於“廢鈔令”和2017年推出的商品、服務稅（GST）等改革，印度短期經濟存在下行壓力，而較大的政府財政赤字、債務仍然是關鍵宏觀經濟挑戰。
印尼央行采取了更為激進的加息模式。6月29日，印度尼西亞央行宣布，把貨幣政策立場調整為緊縮，上調7天逆回購利率50個基點至5.25%，這是印尼央行六周內第三次加息。
之所以印尼需要如此激進加息，這與其極度依賴外資流入有關。西太平洋銀行集團策略師陳淑賢此前對記者表示，“印尼的國債40%由外資持有，因此一旦資本外流加劇，印尼盾就會加速貶值，而這又會進一步推動資本外流，這一惡性循環也令印尼此前情況較為緊張。”
俄羅斯、巴西降息，中國不變
在眾多央行中，俄羅斯、巴西和中國則是例外。
俄羅斯央行自2017年開啟降息周期後，2018年2月、3月也分別降息25個基點至7.25%，旨在拉動消費、刺激經濟。2017年末，俄羅斯通脹率出乎意料地下滑至創紀錄低點（3.3%），連續第二個月低於央行4%的目標，為決策者接下來恢複貨幣寬松奠定了基礎，這也與2014年油價腰斬、盧布暴跌所引發的通脹飆升截然不同。
此外，巴西央行今年降息2次，累計50個基點。為了應對雷亞爾貶值，該選擇了巧妙的手段進行外匯幹預，而非加息，畢竟巴西的通脹當前仍得到較好的控制。整體而言，目前基金經理普遍對於巴西市場的投資前景較為看好。
巴西央行的幹預手段也為市場津津樂道。通過拍售外匯掉期合約幹預匯市，令雷亞爾暫時企穩，又避免消耗過多外匯儲備。央行在近端購買美元賣出巴西雷亞爾，那麽就在遠端買入巴西雷亞爾賣出美元。通過這樣的方式，央行相當於借入美元，而不需要動用自身外匯儲備，而借入的美元可以用於對即期市場進行幹預，同時也可以推高雷亞爾的匯價。
在新興市場十國中，唯一未對利率進行調整的是中國央行，但其還是通過各種工具對流動性進行靈活調節。
例如，2017年和2018年早期，中國央行多次通過會上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並結合MLF等操作來應對美聯儲加息；今年，隨著外部風險加劇和國內經濟放緩，央行此前也通過定向降準以及其他操作釋放流動性。
在中國，“加息”一般是指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但同時還存在金融市場利率，該利率早前因金融去杠桿導致金融市場流動性收緊而上升。不過，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此前也對記者表示，中國目前並無需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頻繁地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不利於利率市場化的推進，而應盡可能保持基準利率的穩定，讓銀行自主選擇浮動幅度和比例，自主定價，這有助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完善金融市場定價功能，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有助於銀行的轉型和改革，提高銀行的市場競爭力。”
新興市場的問題在哪里？
之所以每次美元走強、外部沖擊加劇時，新興市場都會集體陷入窘境，其實與新興市場的結構性通病有巨大聯系——當美國利率處於較低水平時,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會大量借入美元，以大量信貸驅動經濟增長，而這非常脆弱。同時，部分新興市場國家也並沒有進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更加劇了脆弱性。
國際清算銀行（BIS）經濟顧問與研究部門負責人申鉉松此前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流動性就像潮水流出流進，美元弱勢時，潮水就會流入（非美市場），反之則流出。這個大背景應該銘記於心。”
BIS也發現，美元和美元計價的跨境銀行貸款存在負相關（強美元引發離岸美元荒）。此外，一國貨幣對美元貶值將打擊新興市場的實體投資動能，這都將抵消貶值對出口帶來的好處。
當然，也不能將新興市場混為一談。像馬來西亞林吉特、人民幣、新加坡元等亞洲貨幣的波動率向來較低，今年的跌幅也較小，這些國家一般都擁有經常項目順差比較高的特點；而如巴西、阿根廷、印尼、土耳其等，則因為經常賬戶、負債占GDP比重都較高，在面對外部沖擊時也格外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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