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發動的全球貿易戰中,美國農民“躺槍”損失慘重,特朗普政府為此不得不承諾向農民提供120億美元緊急援助。
具體而言,美國農業部計劃將向美國的玉米、大豆、乳品、豬肉、小麥、高粱及棉花種植者提供上述補貼,然此舉是否符合世貿組織(WTO)相關補貼規則呢?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在最新一份報告中指出,美國政府針對大豆等問題出臺的補貼,恰恰表明了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政策是個“徹頭徹尾的錯誤”。
PIIE在這份報告中指出,特朗普魯莽的關稅行動才是目前美國農民面臨巨大經濟困難的直接原因,而特朗普的解決方式是,用美國納稅人的錢來為農民提供補貼,然而這一農業補貼做法卻違反了WTO規則。
報告指出,貿易戰仍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而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是特朗普政府撤回2018年出臺的所有關稅相關政策。
補貼政策難以瞞天過海
報告指出,面對貿易戰中出現的狀況,特朗普政府出臺的補貼政策本質上是一個錯誤。
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補貼美國農民120億美元,然美國農民並不領情,並指出需要的是市場,而不是補貼。
實際上,美國農民在此場貿易戰中遭受沖擊,其原因並非來自於其他貿易夥伴的報複性措施,而是由特朗普不斷升級的關稅行動所造成。根據PIIE的計算,在2018年,包括針對鋼鋁關稅在內的反制行動已經影響了美國價值270億美元的農產品出口,這意味著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使美國農業出口總量的20%都受到波及。
該報告指出,到目前為止,有六個貿易夥伴均對美國農產品出口進行報複,以回擊特朗普的鋼鋁關稅。除了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占總量的近 75%)之外,加拿大、歐盟、墨西哥、印度和土耳其也因特朗普的鋼鋁關稅對價值7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農產品征收了關稅。
譬如,以肉類等出口農產品為例,近來的對外貿易限制已對美國總出口中的乳制品(8.12億美元)、魚類和貝類(13億美元)以及豬肉(24億美元)產品產生了重大打擊。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家禽或牛肉類產品尚未受太大影響,這也為其他國家在貿易戰升級中留下了很大(制裁)空間。玉米、小麥和大米等出口作物也存在類似情況。
在主要出口的農作物產品方面,2017年美國大豆對外出口量為217億美元,截至目前,其中的64% 美元 (139億美元)的產品已經被選為報複目標。
同時,價值近10億美元的堅果、高粱和水果出口也受到影響。對於像高粱這樣的產品來說,這尤其是一個難關:在此輪貿易戰中其海外銷售額的89%受到了關稅的沖擊,而因為市場已經高度飽和,幾乎沒有開放其他外國市場來彌補其丟失出口額的可能性了。
除了上述產品外,蘋果、橙汁、咖啡、番茄醬、礦泉水以及酒類等食品類產品在此輪貿易戰中也沒能幸免。
尤其是美國的威士忌,四個貿易夥伴都選擇威士忌作為關稅報複目標,這令美國威士忌對外50%的出口量都受到波及,多個海外市場突然被關閉使該類產品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替代的銷售目的地。
補貼行為有違WTO法規
特朗普為幫助國內大豆農民渡過難關而出臺的補貼援引自制定於1933年的法律條例,即來源於WTO/GATT(關貿總協定)前時代。
具體而言,該法律為羅斯福新政時期出臺的《商品信貸公司 (CCC) 特許法》。隸屬農業部的商品信貸公司(CCC) 是美國現代“常平倉”機構之一,它通過執行“農產品計劃”為農民提供價格支持和收入保護。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美方發現削減對農產品的支持和補貼給美國在WTO 農業談判帶來了極大紅利,為此美國開始轉向支持糧食自由貿易。
根據美方計劃,美方有可能向大豆、高粱、玉米、小麥、棉花、乳制品和養豬戶直接支付補貼來彌補市場損失,然而目前時間安排和機制仍然不明了,直接付款是否將能流向其他因報複性關稅而受影響的農民也是個未知數。
美方還做出了另外兩項預備措施,第一是食品購買計劃,即購買過剩的受影響商品,並將其分配給食物銀行(註:美國專門為接濟當地窮人、發放食品的慈善組織),產品包括水果、堅果、大米、豆類、牛肉、豬肉和牛奶等。
另一項是加大海外銷售辦事處和展覽會的額外支出。PIIE指出,這一計劃恐怕是最具有誤導性的:試圖打開那些因關稅行動而蓄意關閉的外國市場,這種嘗試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PIIE並指出,上述這些不同方式違反國際貿易規則。
在WTO框架下,美國已經同意限制其在農業領域里扭曲貿易的行為,即從2000年開始至,美國的農業綜合支持量(AMS)每年不能超過191億美元上限。盡管在此輪貿易戰中,美國農業部或構建一套與市場脫鉤的補貼方案,但特朗普的補貼仍將引起主要貿易夥伴的質疑,並可能觸發WTO爭端解決機制。
PIIE指出,至少此舉將使美國WTO談判代表在多邊談判中,更難以說服印度等貿易夥伴去控制其農業補貼規模。
(實習記者林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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