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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白領在扶貧一線：大梁山里的玉米脫貧故事

當前精準扶貧進入攻堅克難階段，為了確保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大批駐村幹部包括金融機構白領，告別繁華都市，割舍對家庭的掛牽，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整日穿梭在田野山間，奮鬥在扶貧一線，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

任超便是其中一員。2016年初，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與十堰市鄖西縣湖北口回族鄉坎子山村結對扶貧，從此拉開了坎子山村的脫貧攻堅戰。作為該公司員工，有農村工作經驗的黨員幹部任超，不顧自己身患糖尿病、嶽母住院治療等困難，主動請纓，擔任十堰市駐坎子山村扶貧工作隊員。他備足了藥品和生活必需品，踏上了駐村的征程。

第一財經記者見到任超時，58歲的他已在坎子山村紮根一年多，且升任駐村第一書記。任超的臉上早已曬得通紅，儼然成了地地道道的坎子山村人，他總喜歡以“我們村”作為話語的開頭。

地處陜鄂交界大梁山中的坎子山村，從十堰市驅車要兩個小時高速和兩個小時山路。深山交通不便，幹旱缺水。雖然村里修了水窖，但冬天水管結冰，村民還是不得不花一上午的時間到最近的縣城搬水。如何幫助環境惡劣的村子走出貧困，是任超心中的頭等大事。

“起死回生”的玉米

“頭頂金銀山，腳踏米糧川，玉米桿子能挑水，洋芋堆成山。”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坎子山村流傳的一句順口溜。那時該村是個物產豐富的好地方，然而如今曾經的優勢消失殆盡，因為不通路，當地土特產只能眼睜睜看著爛掉，“貧困”成了坎子山村的代名詞。

據了解，除了交通不便、幹旱缺水外，坎子山村還是十堰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也是最偏遠的少數民族村。全村平均海拔1540米，最高處牛頭嶺海拔1799米。區區15平方公里面積，只有耕地1318畝，而山場卻有24000余畝。轄內有5個村民小組，152戶521人，其中回族87戶248人，回族人口占全村的48%。

來到坎子山村後，任超迅速開始了走訪村民、建檔建冊、查漏補缺的工作。半個月內，他走遍了公司對接的17戶貧困戶。“家里幾口人、是否養了牛和羊、房子怎麽樣、勞力強不強、有無讀書郎、有無病怏怏、種了幾畝地、有些啥家當、家庭收入怎麽樣……”任超手里經常拿著一本紅色的民情日記，對每一個貧困戶家中的情況，對記者如數家珍。

在完成調研後，任超總算發現了一個突破點——玉米。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坎子山村，冬天最低溫度可達零下二十幾攝氏度，農作物只有玉米、土豆和包菜能成活，別的都不行。最要命的是，村子缺水情況十分嚴重，每年只有8月份到10月份的雨季，村民才能攢一些雨水，用來維持一年的生活。

不過與華北平原地區一年兩季的玉米不同，坎子山村的玉米一年一季，日照充足，當地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得該村種出的玉米顆粒大、金黃飽滿。“高山玉米生長時間長，口感更好。”任超對記者表示。

去年任超向中國太保壽險湖北分公司匯報了村里的實際情況。為了解決村民銷售難、種植玉米不值錢的難題，省公司推出了“玉米訂單”包銷50萬根玉米的項目，將之作為2017年20件實事之一。“我們在全省有四萬多名營銷員，大家的力量是無窮的。”任超說。

原本一根鮮玉米只能賣0.2元，太保壽險的采購價按照高於市場價的每根0.6元收購，預計村民種一畝玉米地可以賺2400元。

鮮玉米的整個銷售環節通過坎子山村合作社統一完成，成本包括向農民的收購價0.6元，加上采摘、收儲、包裝、物流等各項支出，每根鮮玉米最終定價2元。“如果按照50萬根的規模計算，除了農民增收、合作社賺錢外，還能預計結余十萬元，我們的計劃是將結余一次性投入坎子山村，用於玉米加工再擴大生產。”任超介紹。

合作社還為新產品設計了洋氣的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魏書記是坎子山村的老村支書魏登殿，他也是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被村民稱為當代“愚公”，是湖北省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基層幹部傑出代表。

太保的包銷為坎子山村玉米種植解決了銷路問題，公司還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

合作社為新產品設計了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

一條可持續的扶貧路似乎找到了。山上的積雪融化了，玉米種植地的地膜也都覆蓋上了，任超欣喜地看到坎子山村發生的變化。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常年幹旱的坎子山村去年卻在玉米即將收成時迎來綿綿秋雨，玉米歉收了，原計劃包銷50萬根，最終實際只采收30萬根。“雖然產量下降了，但與村里此前種植其他作物相比，農民們實際收入比原來還是有了成倍的增長。”任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建檔立卡貧困戶馮龍會按照訂單安排，種了12畝玉米。鮮玉米賣出了2.5萬元，比前年收入翻了2倍多，一下子摘掉戴了幾十年的窮帽子，他對記者咧開嘴笑個不停。

任超發現，鮮玉米的采摘受到氣候條件和坎子山村地理條件的雙重限制，首先，鮮玉米必須成熟一個，采摘一個，太小過早采摘或者太老過遲采摘都不行；其次，由於山路崎嶇，必須派人挨個山頭采摘，運到村委會，采摘成本極高。

吸取去年的經驗教訓，任超又醞釀出新的致富計劃。目前，由太保捐贈10萬元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將鮮玉米加工成玉米碴，由此替代鮮玉米銷售。

記者跟隨任超來到新建的玉米加工廠發現，設備一應俱全，可以將鮮玉米直接磨成玉米碴並裝入真空的包裝袋中。新產品“坎子山玉米碴”包裝精致，封面還印有“源自高山深山，口感清香甘甜”的字樣。

任超指出，對於坎子山村而言，產業扶貧是有效又長久的扶貧方式，既能幫助貧困戶就業增收，又能解決村集體底子薄的問題。

去年脫貧人口逾前年兩倍

在靠玉米種植加工尋得可持續扶貧的突破路徑之外，易地搬遷也是村里的一樁大事兒。部分村民的老房子分散在深山中，由於不可能為每家每戶單獨修路，所以易地搬遷成為改善交通出行的唯一辦法，且這些村民長期飽受飲水難題，加之老房子破舊，一些已經存在安全隱患，急需搬遷。

任超剛到坎子山村時，村里41戶村民易地搬遷已經有了方案，但要落實依舊困難重重，遲遲未有動工。

任超發現，由於坎子山村山路崎嶇不平，可用於建房的宅基地資源稀缺，易地搬遷新址就涉及占用兩戶村民土地的問題。經過任超反複與他們協商，兩戶村民最終同意將土地置換出來。

盡管如此，想妥善安置這41戶搬遷村民，將他們統一搬入原計劃修建的連排搬遷房，新地還是不夠用。

任超發現，這41戶中一些家庭子女常年外出打工，一些家庭只有二三口人。如果統一搬入搬遷房，除了不能保證人人都能住上之外，還會使得家里人少的村民花費過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任超建議，為戶內人口少的村民單獨建設一室一廳的“小戶型”保障房。這一方案最終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

易地搬遷房與10套保障房同時興建，終於解決了坎子山村土地不夠用的難題。但新的問題又隨之而來。按照湖北省規定，易地搬遷不能增加農民額外負擔，不允許額外收費。即便如此，對於一些較為貧困的村民而言，1萬元也成了大難題。

這些村民找親朋好友湊一些錢，村里再找開發商延期支付一些費用，然而還是不夠。最後，任超找到太保壽險與部分村民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對扶貧搬遷給予資金支持。

例如，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總經理胡長青與建檔立卡戶、村里清真寺的阿訇馬成榮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除了為他確定脫貧路徑，還想方設法進行物資幫扶。去年7月，胡長青自掏腰包拿出1萬元交到馬成榮手里，幫助他們全家從山頂搬下來。

而就在去年初春，因貧困而看不到希望的馬家媳婦丟下兩個孩子，離家出走了。作為駐村第一書記，任超也對阿訇家非常關心，經常上門看望老小，指導他家養牛養羊，並堅定他找回媳婦的信心。在任超看來，維護貧困家庭的和諧美滿，同樣是扶貧工作隊的責任。

在全家人搬進易地搬遷房後，今年馬成榮的媳婦小姚終於回來了。她說：“家里太窮，阿訇又掙不了多少錢，我是出去打工掙錢了。”

錢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一些村民根深蒂固的祖宅思想仍給搬遷工作帶來不小阻力。任超發現，一些村民雖然住在深山，交通、飲水不便，但耕地就在房前屋後，勞作十分方便。此外，整個家族祖祖輩輩都住在那里，但按照當地規定，一旦易地搬遷，老宅基地是要退還的。部分村民顯得很為難。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任超等駐村幹部便與村幹部一起，挨家挨戶上門跟村民做思想工作，講明易地搬遷對生活的改善，以及住在深山里的安全隱患。一些村民終於被說服。截至目前，41戶中僅有3戶尚未搬遷。

安全隱患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易地搬遷的最後關頭，去年一場大火讓坎子山村貧困戶熊婆婆家“雪上加霜”。當時，家中不慎著火後，看著熊熊火苗夾著滾滾濃煙從屋里躥出時，熊婆婆手足無措，幸好任超帶領夥伴們及時趕到，背出了腿腳不便的她。

盡管老房子被燒掉一半，但熊婆婆依然堅持要住。面對老人的“任性”要求，任超和村民們合力幫她修葺了老房，還送來了安全方便的不銹鋼竈，做飯、烤火兩不誤。

在坎子山村，像熊婆婆與阿訇這樣與太保結對的貧困戶共有17戶，這些人都成為駐村幹部的重點幫扶對象。

致貧返貧的原因複雜多樣，需要認真分析並“對癥下藥”，而脫貧的關鍵則在於幫助貧困戶擺脫“等靠要”的思想，並通過技術培訓、產業扶持等方式幫助他們，確保脫貧的精準和長效。

通過玉米扶貧和易地搬遷，在任超的努力下，坎子山村的脫貧工作去年取得了較大成果。村里2014年建檔立卡時有貧困戶95戶、269人。2016年脫貧19戶、53人；2017年脫貧33戶、115人。目前除了4名貧困人口已經離世外，還有97人未脫貧。

“到2020年，我們一定要完成脫貧攻堅戰任務。”任超扶著駐村工作隊剛剛為易地搬遷的村民們豎起的不銹鋼晾衣架說。

與老支書合作無間

駐村幹部還需與當地村幹部形成合力，方能事半功倍。任超與坎子山村黨支部老書記魏登殿的配合，就在村里成為村民口中的佳話。

坎子山村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左二）與老支書魏登殿（左三）的配合，在村里成為佳話

魏登殿從1975年擔任坎子山村黨支部書記至今，被稱為當代“愚公”、已經連續當選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他，多年來始終吃苦耐勞、鍥而不舍、無私奉獻。

駐村幹部和當地村幹部有所不同。前者蹲點駐村，調研分析，收集村民困難，幫助村里出點子，並依托背後的資源優勢，為發展村級經濟、幫助村民擺脫貧困起到了積極作用。後者則長期紮根，對於村里情況更為熟稔。

這些有駐村工作隊的貧困村，一般來說，會由一名駐村幹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作為黨組織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村里還設黨支部，有黨支部書記。

魏登殿告訴記者，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十分接地氣，和老百姓相處融洽，特別是能夠做到“五得”：“懂得，受得，吃得，走得，做得。”而任超則告訴記者，自己在與這位老書記的合作中，基本能達成共識，一年來沒有大的分歧，配合得十分融洽。

當初坎子山村在決定種玉米脫貧致富後，選種過程就體現了駐村幹部和村幹部的密切配合。

已有農村工作經驗的任超通過拜訪農科院專家了解到，坎子山村屬於高山地區，一款“恩單105”玉米品種更適合該村種植。但村幹部和鄉領導認為，市場上更受歡迎的甜玉米可能銷路更好。任超經過反複咨詢，發現當地的氣候條件並不適合種植甜玉米，絕不能拿村民做實驗。最終，任超說服了他們，決定種植“恩單105”。

任超告訴記者，駐村幹部與村幹部平日都是在一起戰鬥，相互密切配合，選種後為教授村民正確的播種方法，他與魏登殿排了時間表，挨家挨戶地指導村民播種，那幾日幾乎睡在田間地頭。

“魏登殿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而駐村幹部通常學歷高、眼界廣，可以出謀劃策，一年來我們配合得十分融洽。”任超說。

除了在決策上出謀劃策和幫助村民在脫貧過程中少走彎路外，任超表示，作為駐村第一書記，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更多要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積極思考怎樣更好地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同時協調駐村工作隊隊員以及背後單位的力量，將扶貧任務落到實處。

目前，駐村工作隊由幾家幫扶機構聯合組成，每個人都是與定點幫扶公司聯系的橋梁。正是在他們與村幹部的通力合作與幫扶下，在坎子山村委會旁，一塊空地正在盤整地面，據悉，這里9月份就會新建起一所小學，從而解決村里娃娃們要來回翻幾小時山路去上學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