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論：揀股難揀人更難 林少陽

中環在線：湯君明鬧官府累港人更難買樓 李華華

新能源企業死比生更難

http://www.eeo.com.cn/2011/1124/216391.shtml

經濟觀察網 劉偉勳/文 作為中國新能源產業最重要的兩個支柱，風電和光伏製造業都在陷入產能過剩、需求走緩的困境。去年以來國產風電設備暴露的質量問題和近期美國對中國光伏業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更是讓這兩個內憂外患的行業雪上加霜。

業界趨近一致的看法是，新能源行業優勝劣汰的整合期已經開始，很多企業都將面臨生死抉擇。至於洗牌期將持續多久，樂觀者預期只要三至五年，悲觀者則認為需要八到十年。

對於已經進入新能源行業的製造企業而言，即便整合期只有三到五年，也是煉獄般痛苦而漫長的歷程。洗牌期中，那些規模已經靠前的龍頭企業，依然無法獲 得與市場份額相匹配的定價權，它們不得不為了維持生存而壓低價格，並繼續忍受上游供應商和下遊客戶的擠壓。而那些排名靠後，競爭力較弱的企業，也並沒有像 外界預期的那樣退出市場，甚至它們當中的一部分企業還在逆勢增長。

這是中國很多產業在行業整合階段普遍存在的現象，大公司還沒有壯大到寡頭壟斷的程度，小企業也不會輕易從市場上消失，行業魚龍混雜，格局仍未定型。新能源產業的膠著現象更為突出，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的退出比當初的進入（早期的進入門檻很低）還要困難。

具體分析，至少有三個因素促成了新能源企業的退出之難：

一是市場的增長。儘管制約因素越來越多，但新能源行業仍在增長，增量市場可以消化相當一部分產能，小企業也能通過各種途徑獲得訂單。

截至去年年底，我國風電和光伏發電的累計裝機分別達到4473萬千瓦和86萬千瓦，按照討論中的發展規劃，2020年這兩個數字將達到2億千瓦和 5000萬千瓦，分別增長近3.5倍和57倍。如此龐大的市場空間，會讓那些競爭力較弱的小企業也能在細分市場存活，儘管它們的生存會越來越艱難。

二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對地方政府而言，新能源製造業在拉動經濟、創造稅收和就業上的貢獻，遠高於風電場和大型光伏電站建設運營帶來的收益，尤其 是我國2009年實施增值稅改革後，地方政府從風電場和光伏電站直接獲得的稅收收入大幅下降。為了扶持當地的製造業，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明確要求電力開發商 使用本地生產的機器設備，這也讓一部分製造企業借助行政力量獲得了訂單。

三是企業的抗爭。很多企業即便身處困境，也會想盡各種辦法避免破產倒閉。與國外企業通過啟動破產保護程序來尋求重整的習慣不同，國內企業只要有一線 生機，也會勉力支撐，除非其想主動退出市場。很多遇到困難的企業，會採用四處籌錢、申請減稅、降低工資、員工放假等方式開源節流，為自己贏得喘息之機。

一部分企業苦苦支撐，是在等待行業整合進入高潮時被併購重組，通過進入大企業而找到出路。

目前，新能源製造業的冬天剛剛到來，行業整合還沒有真正起步，高潮遠未到來。大部分企業在過去幾年的爆髮式增長中快速擴張，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禦寒能量。行業內部兼併重組的頻繁發生，還有待嚴冬雨雪的到來。

某種程度上，產能過剩、需求放緩是行業發展的必經階段，也是企業蛻變所必需的外部環境。只是由於新能源行業各種非市場因素的存在，無論大企業的突圍還是小企業的退出，都會耗時耗力，充滿痛苦。

SAC近千名員工或將面臨失業 但他們比其他人更難找到新工作

美國檢方在週四對對沖基金SAC Capital Advisors提起刑事訴訟，此舉給SAC的約1000名員工的前景帶來了不確定性，這其中的多數人可能將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工作。

幾乎沒有大型金融機構能夠從美國檢方的刑事指控中存活下來，但這些公司的一些僱員卻能夠在日後東山再起。如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的Leon Black和Jefferies集團的Richard Handler，儘管兩者的僱主在1988年遭到證券欺詐的指控，但這並沒有斷送二人的大好前程。

但對於SAC的僱員們來說就沒那麼簡單了，他們的前程已經不是那麼明朗了。招聘人員們稱，許多知名金融公司都認為僱傭SAC的員工風險太大。此前，檢方在週四的指控中稱，SAC從事了長達十幾年的「猖獗的內幕交易」。

招聘人員對SAC員工心存顧慮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金融服務招聘公司Whitney Partners的Gary Goldstein表示，對於管理資金的人來說，門檻是很高的，因為人們在把自己的基金託付給他們。

而除聲稱其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科恩(Steven A. Cohen)不存在不當行為外，SAC則還在一份聲明中稱：

SAC從未鼓勵、促使或容忍過內幕交易，且SAC一向認真對待合規和管理義務。在這一事件結束後，我們將繼續運營。

一位已經收到了幾封來自SAC僱員簡歷的對沖基金經理表示，他的投資者對僱傭這些人擔任資產組合經理較為不安，但可以考慮其他方面的工作。

另一位經理人自稱在近幾週接到了越來越多的SAC員工的電話，其表示，他更願意僱傭那些未捲入醫保或科技等受內幕交易指控領域的員工。

對沖基金IDW Group的招聘人員Ilana Weinstein表示，在最好的情況下，即使一個員工沒有犯任何罪，人們還是會擔憂他會因法律訴訟而分心。

據對SAC比較熟悉的一位人士透露稱，SAC的一些高層員工已經離開了SAC，SAC營銷人員Chris Rae以及籌資團隊的其他幾名員工已經離職。但目前Rae拒絕發表評論。

股票對沖基金Conatus Capital近期已經雇下了David Selvers，Selver曾擔任過SAC旗下Sigma資本管理單位的資產組合經理，他在6月份時加入Conatus並專門關注科技、媒體和電信投資。但Conatus和Selvers均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部分SAC員工希望另起爐灶

一名參加過一些SAC老員工和潛在贊助商討論的人士透露稱，自去年秋季以來，多名SAC投資團隊的老員工已經和潛在的贊助商進行了接觸，他們希望建立一個自己的基金，因此通過這次接觸考察了投資者的潛在支持並就建立這樣一個基金的程序進行了討論。

有熟悉SAC員工的人士透露稱，SAC員工們也提出了讓其他對沖基金考慮這一建議的請求。這些公司包括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和Guggenheim Global Trading。

仍有員工堅守崗位

一位和SAC員工進行過溝通的人士透露稱，這場訴訟的不確定性使得其他公司不願意僱傭SAC的員工。而多數SAC員工經過權衡之後也決定繼續留在SAC。

有對SAC比較熟悉的人士表示，SAC的許多員工仍留在崗位上。一些關鍵的資產組合經理依然留在SAC或是SAC的下屬單位。這些包括：

負責工業股的Derek Cribbs、負責金融板塊的Jim Haber、負責消費股的Harry Schwefel和Gabriel Plotkin，以及負責科技、媒體和電信投資方面投資組合的Christopher LaSusa和David Older。

而一些仍有數百萬美元遞延補償被鎖起來的SAC員工正在考慮他們於11月份收到這些補償的可能性。有熟悉SAC的人士表示，SAC在解僱員工後經常會保留一些遞延補償。做為一個預防性動作，SAC也在年初調整了一次對資產組合經理的年底獎金。

也有和SAC僱員進行過溝通的人士透露稱，即使SAC變成家族式辦公室，也會有一些員工留下來的。

但週四指控中的一份民事訴訟可能會使SAC能否繼續做為一個家族式辦公室也面臨不確定性。而SAC則表示，其希望公司和檢方能夠達成一個「保護令」，以保證SAC的正常工作能夠繼續運行。

或有更多內幕交易員工未被發現

在去年對兩位對沖基金經理內部交易的刑事訴訟中，檢方出示了一份郵件，在該郵件中，兩位對沖基金經理聲稱SAC的前分析師Jon Horvath承認犯下了內幕交易罪。這名分析師和SAC另一個單位的兩名資產組合經理分享了關於戴爾的內幕信息。其中一位是SAC負責消費股的Gabriel Plotkin。到目前為止，Plotkin尚未被指控有不當行為，且SAC也稱Plotkin未犯下任何錯誤。

到目前為止，Cribbs、Haber、Plotkin、Schwefel、LaSusa和Older均未對此置評。

實質審查落空 《服貿協議》爭論更難善了

討說法，難；要清白，更難 誤上“老賴”黑名單

“老賴黑名單”，本是一種被法院認定的有能力卻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人的信用懲罰制度。因法院誤錄名單，導致夏松們信用受損甚至破產。該制度無疑是需要改進的。

2015年1月8日，夏松開始了一個月的“老賴”生活——無法購買機票和軟臥車票，無法貸款，也不能去高級場所消費，盡管他是多家公司的老總。直至2月9日，湖南長沙芙蓉區人民法院經調查確認夏松並非“老賴”，將他的名字從“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中刪除。

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又稱“失信者黑名單”、“老賴黑名單”。該名單制度自2013年7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82次會議通過，對被執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人民法院應當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依法對其進行信用懲戒。

自從發現自己上了“老賴”黑名單，夏松親身體驗了一個“老賴”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所有懲罰。但無論是進入還是退出名單，對夏松來說，都來得毫無預兆。一場扮演“老賴”的演出，就這麽突然開始，又戛然結束了。

看上去，夏松已恢複清白。但在夏松看來，這場“烏龍”給他信譽造成的瑕疵甚至信用破產，卻不容易彌補。夏松毫無辦法——他無法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真的從未有過欠債行為。法院也無可奈何——除了將他從名單剔除，還能為他做些什麽呢？

“老賴”從天而降

成為“老賴”這件事，最先告訴夏松的，不是法院，而是火車票代售點的售票小姐。

2015年1月12日晚，家住湖南長沙的夏松在家附近的代售點購買去北京的車票。一如往常，他選擇了夕發朝至的軟臥，票價527.5元。

可這一次，點擊“預定”，電腦屏幕卻彈出窗口：“夏*已被法院依法限制高消費，禁止乘坐列車軟臥。”

夏松驚呆了，售票小姐也驚呆了。二人都從未見過這樣的彈窗。

該彈窗是夏松被記入“全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第一次正式警示，也就是說夏松是“老賴”。夏松回憶，面對此景，購票當時的難堪無法形容。至於自己何時上的這個黑名單，夏松表示不知情。

根據最高法、公安部等8部門於2014年1月16日聯合簽署的《“構建誠信、懲戒失信”合作備忘錄》，進入名單的人將受到嚴格的信用懲戒：禁止乘坐飛機、列車軟臥，限制在金融機構貸款或辦理信用卡，不得擔任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

“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法律精神，夏松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1月13日，夏松擠在被他稱為“牛車”的K字頭硬臥車廂里。長沙到北京的1587公里，“牛車”開了21小時。

“我哪里受過這種罪咯！”夏松攤開雙手，憤怒而無奈。這種對他來說無法忍受的“牛車”經歷，在不到一個月里又重複了5次。

他也無法以個人名義在銀行貸款。由夏松擔任董事長的湖南某科技公司，正向銀行申請貸款3000萬元。銀行工作人員稱，若以個人名義申請，將加快貸款下發速度。但因夏松“老賴”的身份，這條捷徑被截斷了。

最讓夏松耿耿於懷的是信譽受損。

2013年10月24日起，“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正式向社會公布，由最高人民法院網站公示所有失信人的姓名、年齡、身份證號等信息。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能查到夏松的“老賴”身份。

2015年1月北京的一次飯局上，談到興起，夏松吐露了自己變成“老賴”的苦惱。當即，一名政界朋友似認真似玩笑地說：“沒想到你‘老夏’竟然是‘老賴’啊！”

這句話在夏松的耳朵里嗡嗡作響。回到長沙的許多天里，他反複咀嚼政界朋友的語氣、語調和可能包含的信息。他這才意識到，作為一名靠信譽走天下的商人，成為“老賴”意味著什麽。

“我真不知道我到底賴了什麽。”夏松說，“要說欠錢，也是別人欠我的，不可能是我欠別人的。”

“我到底賴了什麽”

整個事件要追溯到一場夏松打了七年的官司。

夏松原是湖南天一旅遊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天一公司”）董事長。2005年10月18日，夏松和另一名當事人楊旗，簽訂了一份“股份轉讓協議書”，約定楊旗向夏松支付700萬，由此占股80%，夏松剩余20%股份。此後，因楊旗未按期全額支付700萬，歷經多次催款無效後，夏松於2008年10月將楊旗告上法庭。

七年來，雙方在該協議究竟是“股權轉讓”還是“資產轉讓”，及楊旗是否應該支付余款的問題上爭執不休，前後經歷了三級人民法院的多次庭審，至今未有最終結論。

而夏松被判定為“老賴”，依據的正是該案中的一份判決書。

公示信息顯示，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芙蓉區法院”）依據的法律文書為“（2009）長中民二終字第3263號民事判決書”，其中，夏松承擔的義務包括“將18%股權轉到申請執行人名下，並將財務會計憑證交給申請執行人，負擔案件受理費59096元”，而這些義務，他“全部未履行”。這些信息於2015年1月8日上網公布。

2015年2月10日，楊旗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他從未向法院申請將夏松錄入“老賴”名單，也並非公示中的“申請執行人”。工商局企業登記信息也顯示，夏松已不在天一公司股東名單當中，也就是說，“轉讓股權”的義務實際上已經執行完畢。

更重要的是，根據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湖南省高院”）2013年10月25日的判決，該3263號判決書其實早已被撤銷，不具法律效力。

“法院依據的是一份失去法律效力的文書，根本沒有執行依據。2015年去執行一個2009年的文書，也沒有道理。”一位知情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為了盡快還自己清白，夏松首先找到了芙蓉區法院，但未得到積極處理。夏松開始向各級法院的院長、執行局局長和紀檢組組長寄投訴信，並同步找媒體反映情況。直至2月9日，夏松再次來到芙蓉區法院，才被告知就在當天，他已被從名單中撤下了。

芙蓉區法院執行局局長顏斌曾向夏松解釋稱，由於檔案中並沒有省高院撤銷原判決的文書，他們並不知道原判決已失去法律效力。

據夏松說，“我找到顏斌，顏告訴我，‘錄入工作依照的是卷面，不是案件。你應該在高院撤銷後，馬上把判決書送過來，否則我們怎麽知道呢？’”

這個解釋無法說服夏松。“他根本沒有去核實我到底有沒有執行，就算是沒有執行，他也從沒有通知過我。”夏松稱，自己從未收到過任何法院通知。

據顏斌介紹，芙蓉區法院從2014年12月1日起展開錄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工作，2015年1月18日結束，歷時59天。篩查範圍追溯至2002年的案件，涉及面巨大。為此，執行局組織了專門人員完成統計和錄入工作。

此後13天，即2015年1月31日，湖南省高院院長在湖南省第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報告稱，湖南省全省法院2014年共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9423人次，成績斐然。

“我們面對的是成千上萬的被執行人，不止你一個，也出現過失誤。”顏斌告訴夏松，“原來的程序確實不夠完善，我們正在研究改進。這件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警鐘。”

法院錯了，該怎麽改

“老賴黑名單的具體操作流程，是由每一個法院根據自身的情況來規定和執行的，主要由執行局負責。”廣東中天鼎盛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朝記介紹稱，“最高法只有一個關於老賴的判定或者撤銷的原則性文件，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操作錄入環節的詳細規定或黑名單監管辦法。”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芙蓉區法院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工作已開展十年左右，應已成常規動作，“按理說不應該出現這種失誤”。

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黃野松介紹，其所在法院的操作辦法需要先通知當事人，若是執行財產，需要進行財產調查，最後如果仍拒絕執行，才會采取措施。

“但每個法院在操作時是不一樣的，由於規範不統一，操作就可寬可嚴。”黃野松表示，這種流程在規範意義上是不合理的，“每個法院有自己的尺度。”

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幹規定》正式施行，其中第三條寫明：被執行人認為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錯誤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糾正；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理由成立的，應當作出決定予以糾正。

但夏松仍覺得，“予以糾正”並不能賠償這個錯誤對他造成的傷害。

“信譽對於一個商人來說是生命，我可以證明我現在不是老賴，可我怎麽證明我從來都不是老賴呢？”夏松堅持認為，法院至少需要給他開具一張書面說明，證明這一段汙點記錄確實是由法院失誤造成的。但這一要求被拒絕了。

“如果錄入錯誤，也只能算法院監管不到位而已。”朱朝記表示，大部分人並不清楚，若出現錯錄，究竟是該寫申訴書或情況說明交到法院，還是去法院的信訪或投訴部門。

“目前來說，訴訟程序上是沒有糾錯機制的，你上去容易，下來難。”黃野松認為，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快速出口和反饋機制，讓當事人知道應向哪個部門反映，之後設立一個緩沖期，讓法院按規定核實、調查。“至於造成了損失，是沒什麽賠償可言了。”

一位湖南省高院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據其了解，目前尚無類似判例可參照，且由於情況特殊，這種情況成功申請國家賠償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法院內部對工作失誤做些處理，也確實沒什麽辦法可以幫他恢複名譽。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姚永強說，芙蓉區法院已將夏松從名單中刪除，因此夏提起行政訴訟確認行政行為違法難度較大，一般會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此時，一切歸於平靜，只有夏松的一腔委屈無處申訴。夏松說，他並不是想索要賠償，只是納悶，“難道錯了就錯了嗎？”

【重走五道口】時隔兩年，店鋪生意更難了，但不要低估實體店

這些店鋪離去了，向它們道別

在《創業家》2013年1月刊中，我們報道了15家五道口的店鋪。兩年之後，這些店鋪中有5家已經關閉，它們是：2nd Place酒吧、優勢正裝、驢肉火燒、牛奶糖服裝店，以及Green Tree便利店。我們采訪到了2nd Place酒吧的日籍老板林同勇，還了解到了驢肉火燒倒閉的原因。我們把這兩個案例放在本部分的開頭，既是對其的紀念，也是想說明：在激烈的競爭中如果不能隨機應變，就離失敗不遠了。

高昂的房租和客源減少讓“2nd Place”酒吧敗下陣來，不過它的日籍老板已經選擇在淘寶開店。

一個日本老板的撤離

文/本刊見習記者 周群峰

 

林同勇，這個80後日本老板，在五道口經營了三年半酒吧後，還是不得不撤離回國。曾幾何時，位於五道口華清嘉園7號樓16層的“2nd Place”酒吧，是一個喧囂、時尚、充滿日本情調的地方。這兒更是無數在華日籍留學生的歡樂聚集地，他們在此體驗著家鄉的感覺，紓解鄉愁。

兩年後，當《創業家》記者再次到訪時，這兒卻大門緊鎖，透過玻璃門窗縫隙，看到店內已是空空如也，頗有幾分雕敝之感。對面店鋪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2nd Place”酒吧已經關閉一段時間了，至於老板去哪兒了，店鋪轉手給誰了，並不清楚。

記者撥打林同勇原先的手機號，已經停機。隨即，記者給他發了封電子郵件，幾天後，林同勇給記者的問題做了書面答複。“不好意思，這幾天實在太忙了，有許多事情要處理，這麽晚才給你回郵件。我已經把這家店鋪轉手給其他人了，現在我回到日本了。”林同勇在郵件中寫道。

今年32歲的林同勇出生在東京，2008年來到北京。此前，他在日本做過紀念品銷售員。來北京後，他與一個日本前輩開過一間臨街酒吧，最終因客源有限和高昂的房租而放棄。2011年6月，林同勇獨自租下了華清嘉園這間不到100平的店鋪，成立了日式酒吧“2nd Place”，主要客源以留學生為主。“五道口人氣很旺，而且附近有很多高校，海外留學生也多，所以我把店鋪選址在了五道口。”


“這兒的很多大學每個學期都會有一個日本大學生的新生會，那時候我們就做贊助，參與一些活動，這樣不但可以交很多朋友，而且這些新生很多都成了我們的顧客。”林同勇說。

但是，2014年底，在經營了3年半後，林同勇不得不關掉2nd Place酒吧，轉手出去，返回日本。“我覺得有三方面原因吧：一是每年房租漲得太厲害；二是留學生的總數少了很多；三是我要回國結婚。”當被問及因何撤離五道口時，林同勇這樣答複記者。

“以房租為例，2011年，我簽的房租是每平米1萬元人民幣，去年就漲到了每平米1.43萬元。說實話，這有點讓我吃不消。與此同時，留學生數量又下降得很快，原來是熙熙攘攘，這兩年就變得稀稀疏疏的了。這樣，到了結婚年紀的我，經過綜合考慮，就做出了這個決定。”林同勇說。

林同勇坦言在中國工作生活了六七年，最大的收獲是“結交了很多中國好朋友，大家相處得很快樂。”
 
“回國後，我更加覺得，很多Made in Japan的產品在中國很受歡迎，這一點從很多中國遊客到日本後會瘋狂購物就能看出來”，林同勇說。“現在，我已經開始準備新的事業，和幾個朋友在淘寶網開了個店鋪，賣日本生產的包包等。只要有合適的機會，我一定還會回中國做生意的。”

經營相似品類的兩家店，命運截然相反，在商戰里品牌和資金才是王道。

驢肉火燒走了，西少爺來了

 

文/i黑馬 劉惜墨

 
上次走訪五道口時，我們都為驢肉火燒店捏一把汗，不知道這家藏在胡同里的小店到底能支撐多久？因為店主王磊告訴我們，“如果房租漲到每月一萬五，店就經營不下去了。”
 
當我們時隔兩年，再次來到清華大學東門、中關村東路、雙清路交叉口時，對面的胡同果然人去樓空，原來的驢肉火燒、蜀鄉美食、沙縣小吃都不見了，只留下斷壁殘垣立於蕭瑟的寒風中。當我們紛紛猜測的時候，門口修車鋪的大爺過來說，驢肉火燒已經關門了，好像搬去了東四環。
 
原來，去年海澱區評選北京文明城區的時候，關掉了一大批證件不全的店鋪，驢肉火燒難逃一劫，最終被責令關掉。“這個胡同已經重新規劃了，也許不久之後就會動工蓋樓，到時候連我的修車鋪也會關掉，現在是過一天算一天啦。”

 

 
 
修車大爺還透露，年後驢肉火燒的老板王磊曾經在原址附近看過其他店面，好像看中了旁邊那家店，但租金要48萬。為了擴張生意，王磊引入了另外兩位合夥人。不過至於到底租了沒有，大爺表示不太清楚。
 
驢肉火燒是斷壁殘垣，百廢待興，和它品類相似的西少爺肉夾饃卻從蔔蜂蓮花廣場上不到10平米的小攤位，搬進了超市里面近200平米的獨立門店。西少爺創始人孟兵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不方便透露具體租金，但是記者經過采訪了解到，西少爺的新址是通過與吉野家、永和大王等20多家餐飲公司競標而得，租金肯定不菲。
 
2014年4月8日，西少爺在五道口開設了第一家店。雖然在五道口時間不到一年，但是孟兵表示，這里的競爭非常激烈，基本上一年內會換掉一半項目，最大的變動因素就在於房租的瘋長。比如，一家小店第一年房租10萬，如果一年賺了好多，就會有很多人盯著這個地方，第二年很多店鋪都來競標，就會將房租擡得很高。很多沒有足夠資金和品牌實力的店鋪就這樣被擠走了。
 
驢肉火燒，西少爺肉夾饃，相似的食品類別，卻走上了完全相反的兩條路。一生一死，一榮一衰。商場如戰場，一個戰士倒下，還會有無數後來者前僕後繼。五道口，這個被稱為“宇宙中心”的戰場上，硝煙還在彌漫。

 

為了激勵黑馬哥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您可以長按下面的二維碼給黑馬哥適度打賞，金額有8.8和88元！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為本刊見習記者周群峰和記者劉惜墨，所有內容均為原創，i黑馬版權所有，未經授權嚴禁轉載，如有疑問請聯系heimage0001。

 

 

 

 

如果你對更多創業幹貨感興趣，請加微信heimage0001，註明“姓名+公司名+職位”，否則黑馬哥不會把你拉入創始人雲集的微信群。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3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