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中國金融開放的序幕已經拉開。
“一行兩會”近期密集發力，諸多促進金融機構對外開放的措施已經有條不紊邁開腳步，一批外資金融機構已經在路上。例如，4月27日廈門金美信消費金融有限責任公司正式獲得銀保監會批準籌建，這是首家獲批的兩岸合資消費金融公司；5月2日，銀保監會發出關於籌建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批複通知。從金融監管看，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先後下發監管文件。
“無數例子已經證明，合理有序地推進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能夠給一個國家帶來繁榮和發展，反之則會帶來危機和蕭條。”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在5月19日的“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
不過，如何在這一輪金融開放中把握先機，防範金融風險，仍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金融開放需要有效發揮“鯰魚效應”，促使境內外金融機構形成良性競爭；另一方面，面臨中國經濟轉型，在推動金融開放和防範金融風險兩大核心命題下，練好內功顯得尤為關鍵。
加速市場國際化的必然之舉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成就不難發現，中國目前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金融市場規模也排在世界第三位，但是金融的國際化水平、監管水平、業務產品均還跟不上。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指出，這與中國進入新時代的經濟需求不符，與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中產階層增加、財富增加、人口老齡化等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不符，因此要全面推進金融改革，市場國際化是必然趨勢。
數據顯示，中國資本市場占全球比重已從零上升至今天的11.3%，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第三大債券市場，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從45%提升至65%，中國的保險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前景也十分廣闊。
但比較而言，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國際化程度依然較低。比如外資銀行資產規模占比從2007年的2.32%下降至1.26%，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股票市場股份占比僅為1.15%，在中國債券市場僅占2.44%，外資在保險業占比最高，但也僅為6.1%。
“中國金融市場國際化嚴重落後。”朱民表示，“因此，開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和國際接軌的國際化的中國金融市場。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要做的。”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此前參加博鰲亞洲論壇時宣布的金融業對外開放新舉措，正是金融業實現自身改革和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金融業開放需要新的改革，一是市場準入；二是金融業務全面放寬；三是信用清算、評級征信等金融基礎設施業開放，增強市場透明度和競爭的公平性。在此基礎上，資本市場以“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等舉措進一步保駕護航。
“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必然要求中國的金融業走出去，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會產生‘鯰魚效應’，將使國內金融業更具國際競爭力，支持人民幣國際化，從而給全球補充流動性。”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姚余棟指出，加速金融開放不會有“狼來了”，目前中國的銀行業已經全面領先全球，在防風險和監管標準上更是執行最高要求。例如，中國銀行業在全球率先全面實施了《巴塞爾協議Ⅲ》，而美國、歐盟都沒有完全實施。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祁斌認為，推動金融開放的政策需要真心實意地落地，希望世界上先進的金融機構到中國來並取得成功。首先，如果這些外資金融機構成功了，中國就有更強大的金融體系、更強大的資本市場為實體經濟服務，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崛起；其次，有真正優秀的競爭者，中國金融機構才會成功。
不過，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註重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陸磊稱， 第一，標準的一致性是市場主體和市場本身變革的基本趨勢；第二，行為監管工具箱的創新是監管體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在這樣的趨勢下，陸磊認為，中國依然存在亟需加強的短板。他舉例說，比如人民幣的儲備功能建設，在納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之後，人民幣跨境使用雖然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是據IMF統計，2017年官方儲備中人民幣儲備規模為1128億美元，占比為1.23%，還遠不足以肩負穩定全球貨幣市場的功能。
有效平衡開放與風險的關系
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僅要引入“活水”，也要過濾“汙水”。銀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指出，引入的外資機構必須具備優秀的專業能力、充足的資本實力，雙方監管機構保持良好的溝通。
陳文輝說，我國對外開放必須要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開放不是“一刀切”，要講互利互惠。那些贊同開放、支持合作的國家和地區，就能從中國乃至全球金融開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懼怕開放、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長期競爭力一定會受損。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擡頭的趨勢，中國一定要倡議開放共贏，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與會專家達成共識的是，金融監管與金融風險防範應當為深化金融改革和行業發展保駕護航。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孫國峰從理論上分析了金融市場混業經營的弊端，他表示，混業經營的業務在增加金融機構業務多樣性和競爭力的同時，也放大了道德風險和利益沖突，對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形成了挑戰，帶來了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的風險傳遞。混業經營帶來的風險可以被歸納為：業務不透明的風險、道德風險、監管套利、投資者保護不力。
總結混業經營的四個風險可以發現，混業經營自身存在一個內部矛盾，孫國峰把這個矛盾稱為“混業悖論”。他強調，金融控股集團內部不同的金融業務存在著跨行業、跨市場傳遞的風險，因此需要建立內部的防火墻以隔離這個風險，進行穿透式監管。
同時，不少金融業內人士和學者已經意識到，技術帶給金融行業的沖擊。陸磊表示，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對金融業構成了系統性沖擊，“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業態對整體的金融供給造成沖擊，由此形成了對經濟行為一系列的供給沖擊。”
對此，陸磊給出金融監管三個變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標準的一致性是市場主體和市場本身變革的基本趨勢。第二，行為監管工具箱的創新是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預見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信息的準確性及其濫用。據此，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演變方向在於，“一要以更為權威的數據庫及時校正和對沖虛假信息，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統籌建設金融業綜合統計和金融業基礎設施；二是要建立雙峰監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勢或被誤導的事中消費者保護和追索機制。”陸磊稱。第三，則是要在法規上借鑒涉眾欺詐處理中的集體訴訟的合理內核，全面提高欺詐的社會成本。
“最後一點，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註重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陸磊表示，面向新時代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國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引進來、走出去那麽簡單。
科技對金融監管帶來沖擊，反過來科技也能夠為監管所用。網聯清算有限公司總裁董俊峰的觀點是，監管科技有助於降低監管成本，提升行業發展健康程度。他認為，發展監管科技的意義主要是有助於應對金融創新帶來的挑戰，有助於覆蓋市場多層次主體的風險識別，有助於把控安全性與便利性的平衡。而評估監管科技對於行業各方的價值，他認為可以從監管、市場和公眾三方面來探討：監管科技將顯著助力監管部門，將有效服務市場主體，最終實質上將服務於民。
金融監管敢於亮劍、敢於碰硬
陳文輝指出，要補齊監管短板，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銀保監會將始終堅持“監管姓監”，堅決落實好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各項要求，有效解決金融監管交叉和監管空白，逐步建立現代金融監管框架。
堅持“嚴”字當先、敢於亮劍、敢於碰硬，堅持嚴罰重處，始終保持整治銀行保險亂象的高壓態勢，紮緊制度籠子，防止野蠻增長，為對外開放保駕護航。同時，監管幹部還要努力做到“忠、專、實”，成為政治過硬、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的金融監管人才，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當前，銀保監會正在進一步修訂完善《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及相關配套制度，並在加緊制定出臺關於金融資產投資公司、保險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監管配套制度。同時，我國正在自主推進的保險監管制度體系——“償二代”建設，已在全球與美國RBC標準和歐盟償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並向亞洲國家和地區推介。
陳文輝指出，金融監管法規也將和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做好銜接，在擴大開放的同時做好配套制度建設，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根據銀保監會在官網發布的《穩中求進從嚴監管切實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前三個月共處罰銀行業、保險業機構646家次，罰沒合計11.58億元，責令停止接受新業務12家次；處罰責任人員798人次，罰款合計2861.85萬元，取消任職資格及禁止從業107人。
銀保監會指出，下一步，將繼續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決策部署，深入分析金融亂象成因，進一步加強補齊制度短板工作，從根本上、源頭上遏制金融亂象的發生；始終堅持強監管、嚴處罰的執法導向，提高監管能力，增強執法科學性；以罰促改、懲前毖後，切實維護市場秩序，保障金融穩定。
全球風險管理專業人士協會（GARP）總裁、首席執行官理查德·阿波斯多利克（Richard Apostolik）提出了在緩解系統性風險方面的一個提議，即建立一個獨立的、能夠進行全球性合作的、得到監管部門和業界信任的研究機構，利用保密且脫敏的數據進行分析、開發、研究，高效地、準確地為需求方提供分析結果和解決方案。他也強調了風險教育的重要性。他表示，在整個組織內部提升對於風險的認知是至關重要的，這一點是解決整個問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