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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零口供”如何定罪

宋代也是司法證據制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圖為《洗冤錄》清代木刻本。（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宋代也是司法證據制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

中國傳統司法制度有一個頗受人詬病的地方，就是過於重口供，為取得犯人認罪的供詞，允許用刑訊逼供。而刑訊逼供的口子一旦打開，濫刑幾乎無可避免。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對此有幽默的描述：“在舊小說上，我們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然後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責，逼出供狀，結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這種程序在現代眼光中，會感覺到沒有道理，但是在鄉土社會中，這卻是公認正當的。否則為什麽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傳統的最銷書呢？”

然而，如此審案程序，只能說是寫“舊小說”之市井文人的想象，不可能是國家司法的制度設計，也不是真實的司法情景。中國古代雖說允許刑訊，但法律對於刑訊的使用其實有著嚴格的限制，尤以唐宋時期的“拷囚之法”最為周密。《唐律疏議》與《宋刑統》均規定：一名嫌犯不管庭審多少次，刑訊最多只能三次；兩次刑訊之間須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訊只限用杖，杖笞的總數不得超過二百；嫌疑人所犯若是杖罪，則刑訊的杖笞數不得超過其罪罰之數；嫌疑人三度刑訊仍然拒絕招供，必須保釋(犯盜、殺重罪之人除外)。

宋朝立國，對刑訊的條件限制更為嚴格。宋太祖曾下詔：“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 在沒有佐證的情況下，不得對嫌犯用刑。太祖立法的本意，大概是為防止司法官濫刑，因為“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不過，這一立法卻帶來了一個悖論：如果“狀驗明白”、證據確鑿，那又為什麽還要逼問犯人口供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一道詔令也許可以回答這個疑問：“自今獲賊，如贓伏露驗，事實顯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隱蔽徒伴者，許量拷訊，數勿過二十。”拷訊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審問出共同犯罪的同夥、破案的線索。

應該說，傳統司法確實重口供，但相較之下，宋人更重證據。宋代也是司法證據制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洗冤錄》的作者南宋提刑官宋慈提出：“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今人以為口供是傳統司法的“證據之王”，但宋慈顯然不這麽認為。檢驗所得的法醫報告，其實是比口供更加重要的定罪證據。

另一位南宋法學家鄭克則說：“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固當兼用之也，然證有難憑者，則不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隱，情有難見者，則不若據證，可以屈其口舌之爭。兩者叠用，各適所宜也”；“按證以人，或容偽焉，故前後令莫能決；證以物，必得實焉，故盜者始服其罪。”在宋人看來，“察情”與“據證”都優先於口供；而各種證據當中，物證的證明力又大於人證。不管怎麽說，“證據之王”都輪不到口供。

唐宋時期的司法，甚至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從前的“據供定罪”模式，《唐律疏議》與《宋刑統》都有規定：“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據狀斷之。”意思是說，如果犯罪證據確鑿，能夠排除合理懷疑，那麽即便犯人拒不招供，法官也可以根據證據作出判決，這叫做“據狀定罪”。

《宋史·張近傳》記載了宋代的一起“據狀定罪” 案：前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溫卿，因為胡作非為，“以不法聞”，大理寺正張近“受召鞫治”。哲宗皇帝告訴他：“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張近說：“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況惠卿也？”審訊時，呂溫卿一言不發，擺出“我有權保持沈默”的架勢，始終“不肯置對”。但本案證據確鑿，“溫卿所坐明白”，法官張近又考慮到“倘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也就沒有要求呂溫卿招供。在請示皇帝許可之後，最後“以眾證定其罪”。這是發生北宋的一個承認犯人“沈默權”、以“零口供”定罪的案例。

由於《宋刑統》有“雖不承引，據狀斷之”之規定，我們相信宋代還應該出現過其他一些“零口供”定罪的判例。不過，應當承認，“據供定罪”還是當時主流的判決模式。我們也不能苛責宋人為什麽不將“零口供”列為普遍的司法原則，以一千年前的刑偵技術，絕對無法做到“零口供”。同時期的西方司法雖然不怎麽重視口供，卻不能不忍受更荒謬的“神判”，一個人有罪或無罪，取決於上帝；說破了，其實就取決於運氣。

但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發展也確有令人遺憾之處，那就是唐宋時期萌發的證據重於口供的文明趨勢，未能在後來的明清時代發展下去。《大明律》《大清律》均刪去“雖不承引，據狀斷之”的條款；同時補充規定“凡諸衙門鞫問刑名等項，必據犯者招草以定其罪”，又回到唐宋之前的“口供至上主義”舊路。

而且，唐宋法律對刑訊的種種條件限制，也被 《大明律》刪得幹幹凈凈；同時“拶指”“夾棍”等以前列為非法的拷訊刑具也得到官方的認可。因此，刑訊逼供在明清時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泛濫之勢，誠如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所說：“《唐律》於拷囚之法甚詳，《明律》概行刪去，遂無節度，遇有疑難之案，仁厚者束手難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濫之害，勢所不免。”但也不至如舊小說所寫：“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

(作者系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