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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體眼中的“一帶一路”

2011年，紐約時報廣場上播放的中國國家形象片，向世界展示中國魅力。（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11日《南方周末》）

2015年後，“一帶一路”媒體熱度劇增。除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被各國政府的大力推動外，更關鍵的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正從抽象走向具體。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相關國家的國情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媒體對“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解讀，其背後是對推動各國經濟更加平衡、協調、聯動發展的期待。

自“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後，“如何報道‘一帶一路’”成為所有關註中國和周邊地區政治經濟局勢的人們最關心的話題。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海外媒體對“一帶一路”的關註歷經不解、了解、契合，其背後是“一帶一路”不僅影響著中國，也影響著全世界，是一個全新的治理模式。

對關註中國“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海外媒體來說，即將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年度重點報道對象，“一帶一路”已成為國際輿論場熱詞。

新加坡《聯合早報》認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國今年重要的外交活動，並且評價其為“北京展示自己在全球基礎建設和投資上領導力的機會”。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援引總統普京的話說，高峰論壇框架下兩國元首的會晤，會將兩國關系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雖然論壇還沒開幕，但《印度斯坦時報》駐京記者李學華（Sutirtho Patranobis）已經開始預先采訪中國專家，他關註的重點是中巴經濟走廊對印度的影響。

來自新加坡的記者林展霆說，這是他報道“一帶一路”的第三年，從小方塊開始寫起，他所撰寫的關於“一帶一路”報道現在能占到一整版版面。

向縱深發展，是如今外媒對“一帶一路”報道的總體趨勢。西方媒體早期使用更多的是“絲綢之路”或者“新絲綢之路”。《紐約時報》將之定義為“重啟這條古老貿易路線”的計劃。印度一些媒體稱之為“綢帶和路的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過去三年多，隨著媒體報道深入，“一帶一路”正被沿線國家民眾熟悉。俄羅斯俄塔社總編輯馬拉特·阿布哈金直言，“把這個想法落實時，所有的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居民都得理解，古絲綢之路和現代絲綢之路究竟說的是什麽，其中媒體的力量不容忽視。”

2015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外交部、商務部等部門對“一帶一路”英文譯法進行了規範，“一帶一路”的英文官方翻譯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之所以這麽翻譯，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副司長劉勁松在“上海論壇2015”年會上曾解釋：“一帶一路”並非只有一條經濟帶或者一條海上道路，也不是一元化的平臺，而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和多元化的網絡。

外媒真正關於“新絲綢之路”的報道，始於哈薩克斯坦。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提法與此後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道，共同組成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核心概念。

“當時關於‘一帶一路’的確還有很多疑問，比如這樣一個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將會如何實施等等。”李學華說。

2013年10月，《紐約時報》上海站首席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發表《鐵軌上的絲綢之路》。Bradsher跟著一列從重慶開往歐洲的貨運列車，以惠普為例，解釋“絲綢之路”如何縮短中國制造發往歐洲各地的路程。這篇文章較早具體描述了絲綢之路“能帶來什麽”。

2015年，《紐約時報》對亞投行予以專題報道，稱“一帶一路”是中國“為呼應這家新銀行”正在推進的計劃。

“就是需要通過媒體不斷地解釋和說明，加上真正實際的參與，百姓才開始明白。”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鄭浩建議道。

從抽象走向具體

李學華的直觀感受是，2015年後，自己筆記本中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報道急劇增加。

原因之一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被各國政府的大力推動。

2016年10月，首屆“絲綢之路”媒體合作論壇在南京市舉行。中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韓國等13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主流媒體共同成立“絲綢之路媒體合作聯盟”。

上任兩年多來，土庫曼斯坦駐華大使魯斯塔莫娃·齊納爾第一次參加記者論壇。在她看來，媒體是實現“一帶一路”構想的有力助推器：“促進絲路沿線國家記者緊密合作，會對經濟、文化和其他領域所進行的重要的項目產生非常直接的影響。”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一帶一路”構想越來越具體。

林展霆說，新加坡媒體開始頻繁報道“一帶一路”發生在2015年，新加坡政府和中國政府宣布在重慶進行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

2016年，他的編輯就提出了新要求：要有突破點，不要每一次都只談倡議，“因為‘一帶一路’已經到了一個需要有具體內容的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新加坡《聯合早報》與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聯手推出“一帶一路”專網，旨在推動新加坡企業深入了解“一帶一路”。

2016年5月，《聯合早報》在一篇題為《“一帶一路”與你我大有關系》的文章中承認，“一帶一路”雖是中國的倡議，但不僅是“新加坡和中國”之間的事，“‘一帶一路’微妙地改變著新加坡和其他沿線國家之間的關系”。

林展霆說，新加坡都市報甚至將“一帶一路”作為民生報道：“我們會很緊地扣住‘一帶一路’和新加坡人有什麽樣的關系。”

比如，“一帶一路”能使沿線國家簽證便利化，新加坡旅行社會推出“一帶一路”旅遊配套，新加坡和中國之間的直航班機也將大量增加。

又比如，“一帶一路”可能會促成語言大環境的改變。人們將更頻密使用華語，使這個語言“熱起來”，精通雙語、雙文化的人才將更吃香。

2016年5月，鄭浩參與了香港舉辦的大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會議連續開了三天，從各方面探討了香港在“一帶一路”中能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鄭浩承認，即使現在問香港市民：什麽是“一帶一路”？一些人可能回答不上來,“但他們可以理解，‘一帶一路’後國家會發展，而這種（倡議）能夠使香港融入，發揮到自己的強項，這就夠了”。

多元解讀“一帶一路”

不斷落在實處，媒體報道也由宏觀消息深入到了細分領域。

2015年3月起，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主標題中開始出現“一帶一路”，但大多限於宏觀描述。

轉折出現在2015年5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據俄衛星社報道，兩國元首會談討論的重點是中國“一帶一路”項目與歐亞一體化發展如何結合。此後，基礎設施建設、交通以及環保等具象的報道開始在俄羅斯媒體出現。

2017年5月10日，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新聞中心。（視覺中國/圖） 

而在中亞，一些媒體開始“自采”與“一帶一路”有關的新聞。

哈薩克斯坦國際通訊社報道了中國學者講解“一帶一路”幾種類型、“一帶一路”當選中國2016年度國際詞等新聞。

2015年起，西方媒體開始從不同角度分析“一帶一路”合作倡議。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比，西方媒體將“一帶一路”視為中國的名片，有時將這一倡議融合在中國相關報道中。

2015年7月，歐洲深陷債務危機時，BBC即發表文章《歐洲的未來會如何？》，談到中國正觀察歐洲經濟對“一帶一路”政策的影響。

事實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相關國家的國情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媒體對“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解讀，其背後是對推動各國經濟更加平衡、協調、聯動發展的期待。

他們的態度迅速改變

各國媒體對於“一帶一路”的報道，也是各國對“一帶一路”認知變化的體現，很多支持“一帶一路”的國家也不斷通過媒體表達自己關註重點。

新加坡即希望能夠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2016年11月，《海峽時報》報道新加坡副總統公開稱：新加坡是中國“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堅定支持者。

“中國和新加坡的經濟都在轉型過程中，怎樣通過‘一帶一路’互相扶持，這是最重要的話題。”林展霆說。

“絲綢之路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促進歐亞各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會被邊緣化的。”巴基斯坦聯合通訊公司總編輯納伊姆·喬杜里·穆罕默德曾公開表示。

哈薩克斯坦通訊社報道稱，中哈之間近年來累積的高度政治互信，是哈薩克斯坦對接“一帶一路”的根本前提。

吉爾吉斯斯坦卡巴爾通訊社社長庫巴·塔巴迪耶夫則說，在中亞，每個國家都試圖和中國發展更多方面的一些關系：“雖然我們沒有出海口，但是我們有中國這樣的鄰國。”

2016年10月，吉爾吉斯斯坦媒體引用副總理的話，說中國的投資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每個領域都能看到，該國媒體甚至發表題為《吉爾吉斯斯坦為中國投資歡呼》的文章反映這一景象。

這些“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支持國的媒體對“一帶一路”報道不遺余力。

隨著時間推移，極少數對“一帶一路”持保留意見的海外媒體態度也在慢慢改變。2017年3月，《印度斯坦時報》記者蘇希爾·亞綸（Sushil Aaron）發表評論員文章《為什麽印度要認真對待“一帶一路”》，呼籲更加審視與“一帶一路”的合作。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幾乎每天發布關於“一帶一路”報道，有時一天多達5條報道標題中含有“一帶一路”。俄羅斯衛星網甚至通過引用巴基斯坦前總理的講話提出“世界各國都將受益於‘一帶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