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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低價競爭之苦，大批「珠三角」企業正悄然走上創新之路。
半年來，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對「珠三角」地區46家民營企業（含外資，其中38家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以上）進行了隨機調查，看到32家年銷 售額逾500萬元的企業在組建或加強研發力量，以提升競爭力。一些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他們的競爭對手及兄弟企業中，「只要有點規模 的，都在動這樣的腦筋（指創新）」。
科技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楊林村曾表示，從沿海的情況看，企業的確「已經到了必須把創新作為常規經營和取得競爭優勢的階段」，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數字可以準確描述這一現狀。
創新給所有企業都帶來了新的希望，卻並不必然帶來更好的命運。受訪企業的經歷顯示，在研發階段，受人才、創意、管理機制和對市場的理解力等方面 的制約，只有少數企業能推出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在市場推廣階段，則受到各種潛規則、仿製品、銷售渠道及產品標準混亂等因素的挑戰，多數企業都感到步履 艱難。
台灣明基友達集團董事長李焜耀告訴記者，要真正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不僅需要企業的行動與堅持，更需要教育制度、政治經濟環境的重建。要達到這個目標至少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
為生存而改變
「不是喜歡創新，只是為了改變命運」
很多靠外貿起家的傳統加工企業，其創新故事有著相似的開頭。
亨詠旅遊製品公司是一家高檔酒店一次性用品生產商，是最早進入內地的港資企業之一。1987年在東莞設廠，後遷至廣州，以做外貿為主，兼顧國內 市場。20年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曾一度壟斷新加坡、港澳及國內五星級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市場。生意火爆後，亨詠找了一些小工廠和家庭作坊代工。幾年 後，這些小工廠和作坊以低價私自接單。進入2000年後，亨詠產品的牌號在海內外高檔酒店市場變得日漸式微。
為了生存，公司不得不採取同樣的低價策略爭取客戶。該公司總經理蕭兆維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最近幾年公司毛利率銳減至10%-15%，純利有時是負數。「再按過去的方式做下去，恐怕我們很快就得退出這個行業，必須盡快改變。」
注意到國內的賓館酒店及公共場所用來裝洗手液、洗髮水的可重灌皂液器細菌嚴重超標，加之存在其他缺陷，亨詠決定研發一款能同時解決上述問題的皂 液器。2008年春節後，蕭兆維從廠內精選了五名員工成立研發小組，撤並了一些老的生產線，專門騰出兩台機器用於新產品的制模和樣品生產。「加起來資金投 入了200多萬元。」
經過一年半摸索、30多次試驗與改良，2010年9月中旬這款擁有四項專利的產品在第七屆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上亮相。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在現場看到，這些瘦長方體型、花色繁多的易事泵皂液器被釘在展館的牆上，彷彿一盞盞頗具現代風格的壁燈。
這樣的例子在「珠三角」、「長三角」上百萬家企業中毫不鮮見。
「不是喜歡創新，只是為了改變命運」。廣州市品壹電器科技公司總經理黃向民的話或許可以代表大部分企業的心態。
2005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外貿為主的沿海企業普遍受壓，不少傳統企業負利潤運行。一些對前途持悲觀態度者及時止損，退出了市場。
這一情況到2008年後變得更為明顯。當時，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在東莞一些工業區調查時發現，不少廠房空空如也，「空房出租」的牌子隨處可 見，昔日靠房屋租賃維生的村民收入也驟降三成至五成不等，僅東莞厚街的鞋企當年就倒閉了數千家。記者接觸到的部分企業忙於把技術含量較低的環節轉移到越 南、緬甸及中西部省份，忙於把大廠房換成小廠房，從繁華處搬至偏遠處，忙於購置自動化設備、裁員……那時候，他們更關注如何壓縮成本。
2008年後，沿海企業轉移的步伐放緩。「金融危機讓很多企業對國外訂單能否源源不斷而來不再有信心，除非在轉入地有渠道把產品銷售掉，否則， 花錢去建廠就不划算。」香港貿發局華南首席代表何建榮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經過連續數年的擠壓，最終在沿海地區留下來的企業開始思考如何儘可能地留 住現有客戶，並開闢新市場。
要達到這個目標，僅靠成本控制遠遠不夠。「大家都看到了，成本的壓縮是有底限的，並且，低層次的加工已經越來越難做，毛利越來越低。只有在現有 基礎上多做一些事，比如，增加或改良產品的功能、增加服務內容；或者開發出能滿足客戶需要的新產品，推出自己的品牌，才有可能提價。」何建榮說。
2010年9月中旬，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在中博會上看到這樣的景象：東南沿海地區三分之二的展館都在展示新產品，無論高中低端，都習慣於亮出 專利證號，強調產品的價值點，參展目的主要是獲知市場反應；東北、中西部地區的展館則以展示土特產為主，間或有些新鮮有趣的東西。
「模仿式創新」或「創新式模仿」
模仿式創新的一大副作用在於，同行業的很多企業會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推出的新產品都大同小異
與日韓企業界在轉型初期的情況類似，中國企業的創新亦從模仿開始。但是，這種模仿並非簡單的複製，而是在借鑑對方產品模式的基礎上加以改良，一些產品甚至是對同類產品優點的整合。
由於競爭激烈，「市場不好做」，深圳的歐鳳電器去年以來停掉了所有的老業務——廚房小家電的生產和出口，專注於智能坐便器的研發生產和推廣。據 該公司市場部主管何任光介紹，因為看好智能坐便器的前景，歐鳳從2006年起開始組建研發隊伍，蒐集全球同類產品來分析優缺點。經過三年的研發，去年推出 了自己的多功能智能坐便器。
何任光說，作為中小企業，「我們不敢貿然做原始創新，資金和時間上也都不允許我們從零開始。但是，我們最終研發出來的產品有很多創新點，獲得了 11項專利。」他向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展示了該坐便器的功能：按一下右邊相應的電子鍵，就可以使坐圈加熱、除臭、沖水、通便、洗便、臀部烘乾等。何任光 稱，公司還在進一步研發，希望給這款產品增加尿液和糞便檢測的功能。
據稱，歐鳳為智能坐便器系列產品投入了近兩千萬元的研發、生產和推廣費用。「因為價格比一般馬桶高，市場接受度還不算好，目前還沒到盈利的時候。」何任光說。
在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採訪的企業中，歐鳳是惟一孤注一擲，用100%的精力投入新品研發推廣的廠家。大部分其他企業通常是這樣啟動其創新程 序：根據客戶的反饋對市場進行調研或觀察，購進國內外同行業的高端產品，以瞭解行業趨勢；接著根據企業自身的基礎選定創新方向，用三成或以下的精力謹慎投 入到「創造性模仿」的研發中；餘下的70%或以上的力量仍保留在老業務上，用老業務的經營所得為新業務「輸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的一份報告顯示，儘管當前中國企業創新及創新能力已有較大提升，「但與世界先進企業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有競爭力、較高利潤的產品仍然較少。」
不過，企業主真正關心的是市場，而不是技術本身。不少企業談到，目前無論哪個行業的創新門檻都已經很高，要提出一個具有顛覆性的創意非自身能力 所及，並且從頭做起也風險太大，「不如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做自己的東西，」這也是大部分中小企業當前惟一可行的途徑。至於這些行為該叫做「自主創新」還是 「模仿創新」，他們不太在乎。
「不能認為只有發明創造才是技術創新，」楊林村指出，「每個企業和地區都應根據自身經濟、技術實力選擇技術創新方式。在世界各地，通過引進技術或創造性模仿的途徑，逐步成長為領先創新型企業的並不少見，聯想、華為、中興及比亞迪等企業目前都處於這一過程中。」
然而只有很少的企業注意到，模仿式創新帶來的一大副作用在於，當對市場的判斷趨同時，它會促使同行業的很多企業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最後，所有這些企業推出的新產品都大同小異。
東莞石碣鎮一家電子廠的創辦人跟財新《中國改革》記者講了他們的經歷：該廠曾經投入了數十萬元，研發並生產出一批「高科技節能燈」。後來，廠裡拿著這系列產品到國內一行業會展上參展，結果遭遇當頭一棒：至少有100家同行企業也在研發和生產同類產品。
創新的目的是為了擁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以獲得更高的定價權，實現更大的價值。如不能持續創新，企業間最終仍只能靠價格戰或潛規則來爭取客戶。
行銷之難
創新產品會面對市場的難題，最大的難題在於渠道
在創新的全過程中，把新產品研製出來，只是完成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大量企業主在面對新產品時喜憂參半：更大的挑戰剛剛開始。
做代工利潤太薄：一雙耐克「喬丹五型」運動鞋在美國賣價120美元以上，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到1.5美元；一台中國產的DVD在國外售價32 美元，交給外國人的專利費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國企業只能賺取1美元的利潤，2005年上百家企業因此倒閉。為了更高的利潤或者獲得定價權，大部 分創新企業都選擇回歸內銷市場。
可是，做內銷並不是簡單轉變交易對象和場地，而是相當於二次創業，意味著從一個只需完成「爭取訂單、生產、發貨」三個動作的單純加工廠，變成需要前期調研、瞭解市場、設計產品、品牌推廣、尋找銷售渠道，乃至應對市場潛規則等問題的完整企業。
第一大難題在於渠道。
深圳龍崗一家手袋製品公司從2008年下半年成立設計組，針對國內市場推出了十幾款手袋，希望找商超合作。但是，兩年過去了，樣品送了一堆又一堆，至今沒有成功地攻入任何一家商超，只能找一些零散的小商舖代銷。
「每進一個商場都要收幾萬塊入場費，還要根據銷售收入給商場交納20%-35%的扣點費，平時不定期地要交各種店慶費、節日贊助費。」廣東金進鞋業銷售總監李宏評價國內市場「潛力很大，市場很亂」。
東莞錦泰食品公司算是內銷市場上的先行者，該公司生產的「纖麩」、「蒸薯坊」等品牌零食早已成為各大超市和連鎖零售店的常駐者，不過，公司董事 長袁漢思也抱怨超市的費用過高令企業難以承受：「在入場費之外，公司每推出一個新品還要另外交條碼費，同一種產品的不同口味算不同的條碼。比如同樣是餅 乾，香蕉味算一個條碼，蘋果味算另一個條碼，每一個條碼的產品要進入全國的各大超市，沒有一兩百萬元進場費是搞不定的。」
從現有做法看，企業建立銷售渠道有三種方式：
首先，與商場和超市等零售商合作，爭取進入商超貨架或租用其櫃檯，借助商超成熟的銷售模式和對消費者的聚集效應，不僅可迅速推貨，也可展示和建 立品牌。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辦法，但如前所述，要進成熟的商超不容易。與任何其他行業一樣，在廠家與這些商超之間存在一些固化的利益鏈條，除非能攻進其中 的重要環節，否則，無門可入。進了這個環節以後，則需要面對入場費、條碼費、推頭費、店慶費、贊助費、銷售額返點等等名目繁多的收費。在一些大城市繁華地 段的商超，僅入場費一項就可達十萬元以上，三個月以內銷售額達不到要求的，還會被勒令退場。
其次，企業可以開專賣店或以組織經銷商等形式自建銷售網絡。這一做法可讓廠家免受商超的「盤剝」，獨立運作的空間大，但是成本高、風險大。小企業不敢貿然行事。
還有一種辦法是走網絡銷售之路。以這種方式獲得成功的例子越來越多，但是，如何在海量的網店中獨樹一幟、吸引消費者的關注，是一個同樣富有挑戰的事情，不止需要高技巧，還需要高投入。
低標準陷阱
國內產品標準低且缺乏監管，使得創新產品難以在競爭中獲勝
妨礙創新的另一重障礙是：創新類產品通常價格更高。
以皂液器為例，根據材質的不同，市場上普通皂液器價格從七八元至三四十元不等，亨詠的不可重灌皂液器則為48元；一隻普通燈管的價格在數十元，LED高科技節能燈管的零售價則在200元左右。
該如何在這樣的競爭中突圍？多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產品標準」問題。華南地區一位質監局的工作人員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近年來，中國 大量商品出口後被召回的主因，都是不符合對方國家的質量標準，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外貿企業對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視。遺憾的是，當部分企業轉向內銷 時，仍然沿用過去的老標準來生產產品。「原因是國內產品標準定得低且缺乏監管。」
一些常見的消費糾紛是，一款明明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產品，卻屢屢令使用者受到傷害。「這有操作不當的原因，更主要是產品在設計上考慮得不深入，不周到，沒考慮到消費者的使用習慣。」
這正是許多企業在創新時希望解決的問題——創新的最終目的是獲得消費者認可。
在低價競爭時代，部分企業也許希望市場越混亂越好，國家的質量標準越低越好，監管越缺失越好。到了依靠創新驅動發展的當下，先行者都希望有一個規範的市場環境，有明晰的產品質量標準，有對劣質產品的有效監管，令優質產品享受到創新的成果。
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張暉明表示，政府還需要在維護消費者權益上做更有效的工作。「我買一罐奶粉，我懷疑它有問題，可是我自己沒有檢測設備，國家的檢測機構能不能很公立、很便利地幫我檢測一下？」他認為，公正的懲惡揚善制度有利於企業創新行為。
「山寨」文化雙刃劍
知識產權保護是企業創新繞不開的話題
「做創新很痛苦，我常常覺得撐不下去。」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採訪時，廣州明朗家居用品公司董事長陳朗開門見山，「最痛苦的事就是不斷被『山寨』。」
提到創新，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位於廣州市番禺區南村的明朗家居用品公司是一家高端拖把生產商，擁有40多項專利，多年來為歐美 頂級清潔用品品牌提供代工服務，被視為清潔用品行業裡最具創造力的企業之一。陳朗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即使是為人做嫁衣，明朗依然堅持從產品的概唸 到性能、結構、外觀，再到做模型等所有環節都由自己完成，「不接受別人的標準。」
儘管如此，他對當前的現狀並不滿意：「做外貿拖了我們創新的後腿。」
1998年明朗家居公司創辦之前，陳朗曾是一個高檔拖把的推銷員，賺到錢後，自己開廠生產拖把。一開始只是做一些組裝的工作，從別人那裡買配 件，自己組裝成成品銷售，後來覺得有些配件的功能或材料配置不佳，於是，自己動手設計，改造拖把裡的零配件、桿，使之用起來更為簡便、清潔效果更好。接著 進口生產線，做模型，做自己設計的產品。改良後的產品在市場上脫銷後，陳朗成了拖把設計「發燒友」，「不把拖把改到順手好用決不罷休。」目前全國市場上熱 銷的拖把產品，一桿通配多個拖頭、360度旋轉拖把頭、除蟎設計等均來自明朗的首創。
2005年前，明朗家居以做內銷為主。但對一件侵權事件的衝動性處理改變了公司的運作軌跡，令明朗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自己的品牌，轉向外貿市場為歐美品牌做代工。
「大概從2002年起，我們發現國內有個同行在抄襲我們的東西，不光是產品，連宣傳冊都抄。什麼產品目錄、產品介紹、律師聲明等，除了名字和顏 色換掉，其他的都一模一樣。連我們不好的產品也照抄。」陳朗說，他當時氣壞了，去警告對方，請他停止抄襲。「那個廠的負責人嬉皮笑臉地回答說，『你們做得 好我們才學呀』。」
那個廠連續抄了他們三年，2005年甚至與明朗一起到廣交會的百貨會（針對內銷市場）上搞展銷。「那些年，仿造我們產品的廠家很多，但像這樣厚 顏的第一次見到。」陳朗說，他去找百貨會的執委會委員，希望他們去管一管。「執委會的人回覆我說，這種事情很難判斷到底是你抄他還是他抄你。我向他出示專 利，他說我不管你這些。」一怒之下陳朗叫上三四十個工人把對方的展台砸了，把老闆也暴打了一頓。
「那個事鬧得很大，警察、各級領導都來了。自那以後，國內規模稍大點的展銷會都會安排專人處理知識產權糾紛。」而陳朗由於擔心與對方陷入鬥爭 中，兼之對國內市場感到失望，從此開始外貿之路。「五年過去了，現在國內知識產權保護還是比較弱。我們最近參加了一些國內的展銷會，發現雷同的產品仍然是 鋪天蓋地。」不過，陳朗決定今年重回內銷市場，「不管怎樣，這裡有我們的消費者。」
他說，再遇到知識產權糾紛，他不打算自己去解決了，「還是去打官司試試看吧。」
「山寨」文化在中國向來有爭議。有觀點認為「山寨」產品繁榮了中國的市場，使中國製造業通過學習模仿，從無到有，從代工到自創品牌，擁有了自己 的一片天地。這種觀點持有者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無需太嚴。不過，更多觀點認為，完全抄襲別人的東西，缺少創見的產品是可恥的，「創造性地模仿並不侵 權，」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必須從嚴執行。
科技部知識產權事務中心任副主任的楊林村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在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確有副作用，它可能打壓本國的落後產業和 企業、可能導致結構性失業，引發社會問題，還可能引發行業、產業之間的矛盾等。「但走向市場經濟的現代國家不可能逃避知識產權制度，因為知識產權是一種財 產權，不把這個權利保護好，就無法激勵個人和企業進行創新，也不利於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境外投資與技術，更不利於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與完善。」
他表示，近年來，科技部門與司法機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已經在不斷加強，「只要證據充分，基本上都可以打贏官司。」至於贏了官司後能不能獲得執行，「要看具體情況。」
政府如何擔當責任
一個創新型社會不能單靠企業的努力，比企業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
在上一個十年，「珠三角」誕生了為數不多的幾家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創新型企業，如華為、中興等。然而，華為的當家人任正菲曾在內部會議上表示，中國的管理體系和規則尚不足以產生像美國微軟、IBM這樣的大企業，「華為只有靠自己的進步，否則，一點希望都沒有。」
然而，一個創新型社會不能單靠企業的努力。
科技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楊林村介紹，中國政府掌握全社會60%以上的科技投入資金，其中，對基礎研究、社會公益研究資金的控制度達 100%。更關鍵的是，各級政府擁有把科研經費投向哪裡、投給誰的權力，也擁有監督、管理這些資金流向的權力，還100%地握有制定規則的權力。
他提出，當前在創新的大話題上，比企業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
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國際專利申請數目首次下降，而中國的申請數量為7946件，逆流而上增長29.7%；在 國內，中國去年共受理專利申請976686件，同比增長17.9%。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和數據提供商英國湯普森路透2010年10月8日發佈的報告稱，中 國將於2012年超越日美，成為世界第一專利國家。
「這主要得益於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楊林村稱，作為衡量一個地區創新程度的指標之一，專利申請數自從與GDP一樣被列入政績考核指標後，開始受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視，凡申請者均可獲得一定金額的財政補貼或獎金，以鼓勵其儘可能多地申請專利。當然，在生存環境的逼迫下，政府的鼓勵激發了更多企業創新的意願，而國家對專利保護的力度增強，也使企業與個人專利申請的積極性有所上升。
廣州品壹的黃向民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受惠於廣州市對專利申請的資金補貼政策，該公司自2007年以來共申請了十餘項專利，並推出了一系 列頗具獨創性的家居用品。「按照市區兩級政府的規定，申請費可以全額報銷，另外，每申請一項專利，我所在的黃埔區科技局還給我獎勵1000多元用於前幾年 專利的維持，等於一切費用全免。」
中國科學院廣州一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告訴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每成功申請一個專利，他個人可以獲得7000元的獎勵。而一些高校給的獎勵可以高至上萬元。
不過，與沿海地區龐大的科研創新經費相比，對專利申請者的補貼不過是小菜一碟。更多的經費被投入到了「高新技術企業」「新型戰略型產業」以及一些公眾難以明辨的重大項目中。
於是，業界可以看到這樣一幅景象：似乎所有對創新項目的支持，都不過是錢的問題。大家的爭論點也主要集中在應該如何花錢，是錦上添花——扶持大 企業大項目，還是雪中送炭——支援有前景的小企業或困難企業？為有所兼顧，各地都撒一些小錢給小企業去爭，而把最多的錢，最重要的資源留予大項目、大企業 共享。這樣做可謂一箭雙鵰：GDP增長與科研投入兩不誤。一旦支持的大項目或大企業獲得成功，則又是另一番政績。
在錢的投入之外呢？似乎少人問津。
珠海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任何時候，我都說，我們企業不需要政府在資金方面的幫助，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更好的競爭環境。」
今年2月，格力電器一紙訴狀將廣州市財政局告上法庭，引發媒體高度關注。2008年9月，格力參與廣州市政府採購中心公開競標的番禺中心醫院 「門診樓空調設備及其安裝」採購項目，以全球最大空調廠商的身份及1707萬元的最低報價，輸給了外行的廣東石油化工集團，而後者的報價金額為2151萬 元。格力曾向番禺區財政局投訴，要求恢復己方中標候選人資格，取消廣東石化中標資格，被拒。其後，多方向廣州市政府及財政局投訴均無果，最終，董明珠橫下 心來，2010年廣東「兩會」期間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當眾向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反映情況，汪洋指示「你可以去告他」。
儘管最終格力不得不撤訴，事件亦未獲得實質解決，但董明珠表示自己不僅是在打官司， 「而是希望說出真話，並且通過做一些事，促進我們的政府採購更加陽光。」
對正在創新之路上艱難跋涉的企業來說，「陽光政府」目前還只是一抹遠景。
楊林村也指出，創新真正的動力就是市場，越是平等、公平的市場，越強調創新。「過去，各級政府以創新的名義投入的很多錢，現在看來大部分失敗 了。我個人的意見是諸如補貼專利申請者、給高新技術企業減免稅等優惠政策在實施了一段時間後就應退出，政府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追求公平和平等的市場環境 上。」
財新《中國改革》實習記者楊佩菁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