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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這個展覽， 至少需要3000分鐘

武漢藝術家柯明作品《3000億人民幣的灰燼》。這些灰頭土臉的編織袋中，全是紙幣的灰燼。（CAFAM供圖/圖）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CAFAM）第三屆雙年展揭幕，大廳里搭起高低綿延的彩色腳手架，架上散布著或大或小的二維碼。看美術展也離不開手機了，好像是個令人唏噓但無可抗拒的現實。

每個二維碼代表一個藝術家和他提交給雙年展的作品方案。按照提示安裝應用，可以看到作品方案的文字介紹和一段視頻——藝術家面對一群專家模樣的人，闡述想法，告訴他們作品怎樣實現，大概花多少錢；然後是雙方問答和討論。

CAFAM雙年展辦到第三屆，在展覽策劃方式上邁了兩大步。第一屆雙年展最傳統：由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度定一個主題，圍繞主題選擇藝術家及作品。雙年展的鼻祖，有著120年歷史的威尼斯雙年展就是這個搞法。第二屆，央美在世界範圍內聯系有策展專業的藝術高校，由學校推薦六名活躍在策展領域的畢業生，每人策劃一個單元展，構成一個大展。

第三屆CAFAM雙年展沒有策展人。

“相對固定的雙年展操作方式，很難避免單一化。我們看很多雙年展，這個也是這些藝術家，那個也是這些藝術家。”高高是第三屆CAFAM雙年展的協調員之一。

2016年5月，第三屆CAFAM雙年展對外公布了參展方案征集消息。雙年展主題“空間協商”，既是對藝術作品方案的命題，也是雙年展的操作方式——你提出作品需要的空間和實現方式，我們來商量你能不能使用雙年展空間。

6月到10月，作品方案源源不斷從近二十個城市湧來，美術院校在校生、畢業生、職業藝術家、非職業藝術家、非藝術家……約三百個方案中，最終有220個來到北京，在央美進行的四次共十六場方案協商會上完成了協商。坐在方案提交人對面的方案協商員背景各異，有雙年展顧問委員會的委員、藝術評論家、非當代藝術領域的學者、媒體從業者、藝術愛好者。

美術館大廳腳手架上安裝的220個平板播放器，循環播放每個藝術方案的現場協商過程。每個協商視頻時長約10-20分鐘。它們是這次雙年展的基礎內容，全部看完，至少需要3000分鐘。

只協商，不評判

來自武漢的藝術家柯明提交了方案《3000億人民幣的灰燼》。他帶到協商會現場的，不只電腦里的方案和資料，還有幾個塑料袋，里邊裝著不同顏色的細碎紙屑。2015年他在網上看到新聞，有3000億面額的廢舊紙幣經粉碎壓錠，運到江蘇一家指定工廠焚燒發電。柯明靈感頓生：3000億使用過的紙幣背後，有過多少人的操勞算計，多少歡喜、悲傷、峰回路轉或者陰暗殘酷的故事。現在一切化為黑灰。

輾轉聯系到江蘇工廠，柯明通過合法手續購買了紙幣焚燒後的16噸灰燼，以及少量未焚燒的碎屑。他的方案是用紙幣的灰燼塑造一尊無字碑，形制上仿陜西乾陵那尊著名的無字碑。

材料聳動，簡單陳述後，方案輕松引起了協商員的興趣。央美美術館學術部主任王春辰教授，也是此次雙年展顧問委員會委員，認為塑碑也許多余，“多繞了一個彎，原狀陳列已經足夠了。”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吳洪亮講述了自己在德國巴登-巴登看過的一個展覽，就叫“錢”。其中一件作品是兩個硬幣，一枚歐元，一枚泰銖——兩種硬幣在材質、大小和重量上幾乎完全相同，價值卻相差幾十倍；背後的故事是，也不知誰發現了這種泰銖硬幣，用它在歐洲國家打了很多投幣式電話。

還有人出主意，那些未焚燒的紙幣碎屑，甚至可以分成小份出售給展覽觀眾。

《3000億人民幣的灰燼》最後部分采納了協商員的建議。在央美美術館展廳，沿著白色展墻高低起伏地堆起灰頭土臉的編織袋，袋中是紙幣灰燼。對面展墻上播放柯明在江蘇工廠拍攝的視頻，一個玻璃櫃中整齊地陳列幾堆碎紙屑，觀眾需要稍微想一想，才能通過紙屑顏色辨別出它們曾是面值10元、20元、50元還是100元的紙幣。

“協商員並不評判方案的優劣。”作為雙年展協調員，每一次主持協商會時高高都要跟協商員交代工作方法，“而是他有一個想法，協商員從各自領域提出一些聯想、建議，也許能夠讓方案更豐富。”

蘆慧娟的方案是在美院及周邊撿各種廢棄物，為它們整體或局部鍍上一層金箔。在她看來，上美院就是鍍金。蘆慧娟一直想上中央美院，考了很多年都沒考上。從河南大學繪畫專業本科畢業後又考了兩年央美研究生，還是不行。與協商員的溝通中，她傾倒了心里的怨氣：“好多同學朋友，上過美院的和沒上過的，做的事情是一樣的。”這是《鍍金》的大致意思——哪怕鍍了金，垃圾還是垃圾。“所以還不如讓我來上，我來上之後肯定不一樣。”

“以參加雙年展的方式來美院不也挺好麽？”協商員、藝術批評家楊北辰說。“對啊，這本身也是鍍金啊。”蘆慧娟笑了。

一次展覽，四副撲克

協商要求藝術家具有足夠的口頭表述能力。規定的5分鐘內，藝術家至少要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有限的時間內表達核心觀點，在這麽快速的社會，對每個個體都是越來越需要的基本能力。”高高說，“表達也是梳理和提煉藝術思路的過程，能講清楚，其實你已經想明白了。”

220個方案，最終選出七十多個實施成作品，由雙年展提供部分制作費用。

除了央美院內的兩處展覽空間，雙年展作品還放進了附近的望京醫院、花家地實驗小學，以及東直門的一家商場。

望京醫院里的作品都跟醫學扯得上關系。藝術家沈少民的《我是我自己的結果》，把身體作為某種“期貨”捐獻給藝術。藝術家聲明，在自己離世後把眼角膜捐獻給失明者，接受角膜的人離世後繼續捐獻，如此延續，“能用的器官捐獻給有需要的人”；不能捐的部分，留給藝術家。

他已從六十多名藝術家那里征集了用他身體做作品的方案，方案陳列在門診候診區的展櫃里。方案征集持續到藝術家去世，每兩年集中展覽，並做成文獻。

北京在校學生趙子淇的《微視角》把人們日常交往中時時發生的“以貌取人”拉近到極端距離——她用手持皮膚測試儀掃描500個人同一部位的皮膚，放大到細微的毛囊都清晰可見，輸出成10厘米見方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標註每個人的年齡、性別、職業，在望京醫院一處墻上，拼出五色斑斕的一幅大圖。不時有醫生停下來看，在感受到作者意圖前，他們至少更能察覺這些皮膚的生理甚至病理特征。

沒有變成實體作品的方案，仍是雙年展的組成部分。CAFAM雙年展做了四副一套的撲克牌——正好220張，每張牌的正面是藝術家和方案的名字，背面是它的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