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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成全球金融治理的老大難

2007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治理”(global finance governance)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註。其是指通過規則、制度和機制的建立，對全球貨幣事務和金融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包括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對各種利益關系進行協調。宗旨是通過維護全球貨幣和金融的穩定和公平，推動全球經濟、貿易和投資等各個領域的健康發展。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張禮卿教授認為，盡管這場(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自1929~1933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有很多原因，但從根本上講是因為全球金融治理存在諸多缺陷。對這些缺陷的批評主要涉及美元的霸權地位和貨幣特權，以及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沖擊下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漏洞等。

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以二十國集團(G20)為主要平臺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經濟複蘇和金融市場穩定，但總體上，很多基本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張禮卿在文章中直言“如何對全球貨幣和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從制度層面進行必要的重構，仍然是當今各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重要課題”。

G20機制誕生於金融危機，從華盛頓到倫敦，再到匹茲堡，G20峰會作出一系列重要決定，協調行動穩定了全球經濟形勢。如今，在全球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大背景下，G20的首要議題從應對危機向推動增長轉型。新時代的G20峰會將在杭州重新起步，挑戰有增無減。

2016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

以結構性改革推動增長

作為G20創始成員國，中國一直在G20機制中發揮著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回顧過去10次峰會，從響應配合、提出主張到突出貢獻，再到2016年峰會的主席國，中國正不斷向全球傳遞聲音。

2008年~2009年期間一共舉行了三次G20峰會，即2008年11月的華盛頓峰會、2009年4月的倫敦峰會和11月的匹茲堡峰會。中國積極響應峰會達成的“刺激經濟、恢複增長”這一共識，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同時，中國還成為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成員，參與到這些此前由西方創建並主導的國際經濟治理機構中。但總體看，這三次峰會均為美英發達國家主導。

2010年~2011年期間同樣舉行了三次峰會，即2010年6月的多倫多峰會、9月的首爾峰會和2011年11月的戛納峰會。對於中國提出的增加發展中國家話語權，G20成員在首爾峰會上一致同意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比例。2012年的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會正值歐債危機，中國再次宣布為IMF註資430億美元。

在2013年聖彼得堡峰會、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以及剛剛結束的安塔利亞峰會上中國不斷突出“中國貢獻”、提出“中國主張”、強調“中國機遇”，並以實際行動牽頭打造更符合國際經濟現實和發展需求的實體機構——金磚國家儲備銀行、亞投行等金融機構，都是在2013年提出並進入籌備階段。

2016年，中國更是搖身一變成為G20峰會主席國。眼下，G20所面臨的挑戰並不亞於金融危機時期：IMF已連續三次調低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值;全球央行的“殺手鐧”——貨幣政策寬松，似乎已經火力耗盡;英國脫歐、恐襲、難民危機等不確定性此起彼伏，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下行風險;全球負收益國債已達10萬億美元;歐洲銀行體系受長期低利率、強監管及經濟波動影響，正搖搖欲墜;意大利銀行業風險、歐洲債務風險仍在引發“歐債危機2.0”的擔憂;美聯儲還在糾結加不加息，新興市場的脆弱性仍然未消……因此，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這也是今年G20的核心議題。

作為2016年中國G20峰會“財經渠道協調人”，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強調，G20的基本任務是促進經濟的複蘇和增長、增加就業，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改革。

在2014年2月於悉尼閉幕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G20更是將增長目標量化——成員國承諾，爭取在未來五年內將成員國GDP總和提升2萬億美元以上，同時增加數千萬工作崗位。然而，IMF新任副總裁、中國央行前副行長張濤此前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這一目標的實現仍存挑戰。”

G20公報重申，各國決心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我們的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發揮關鍵作用的同時，我們正在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優先支持高質量投資，同時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

在6月的成都G20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範圍內都很困難，且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財政政策絕對不能取代結構性改革，“如果中國能夠以財政空間輔助改革，例如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合理運用財政空間就能幫助過剩產能部門的失業、低技能員工度過過渡期，這是非常重要的。”

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除了增長、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議題，G20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仍有許多功課要做，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則是首要的。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倫敦峰會前夕刊發了《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建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強調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此後，G20持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取得了多項進展，包括成功實現2009年及2012年兩輪IMF補充資源，完成總額為2500億美元的SDR分配，增強了危機救助能力;成功推動IMF 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大幅提高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等。

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後，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主推議題，並設立後來被稱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工作機制。但是，2011年下半年歐債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的註意力聚焦於應對危機，G20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也在2014年中斷。

2015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進程，中國與各主要大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同時，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全球出現了資本流動和匯率的劇烈波動，G20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也有強烈的意願加強對國際金融架構問題的討論，推動必要的改革。因此，中國在G20各國的支持下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各國普遍期待中國在這一重要議題上繼續發揮領導力。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美國被冠以“霸權貨幣”，但是美國的貨幣政策總會優先考慮其國內經濟穩定的需要，不可能以全球經濟穩定為政策出發點，這樣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金融動蕩的頻繁發生，可見美元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並不是一個具有內在穩定性的制度框架。盡管當前我們尚未找到取代美元地位的貨幣，但是通過擴大SDR的作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等，都將有助於構建多元貨幣體系。

作為本次G20峰會的“賀禮”，世界銀行8月26日發出公告稱，於8月31日在中國銀行間債市簿記建檔發行5億SDR計價債券，期限三年，募集資金凈額將用於發行人的一般運營用途。這也是首只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SDR債券，名為“木蘭債”。

IMF中國磋商代表團團長詹姆斯·丹尼爾(James Daniel)獨家回應《第一財經日報》表示：“IMF對SDR債券的發行表示歡迎，事實上IMF仍在積極探索如何使用SDR來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這項工作也正在進行中。”

隨著人民幣進入SDR，人民幣匯改和國際化也將進一步加速。張禮卿表示，只要中國經濟能保持穩步增長、對外貿易繼續擴大、國內金融市場繼續改革和發展，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穩定，從長遠看，人民幣還是比較有前景的，也可能是美元的最主要挑戰者。

強化宏觀審慎監管

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之一是維護金融穩定，在當下跨境資本流動加劇、全球貨幣政策分化、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的背景下，強化宏觀審慎監管也得到了空前的關註。

今年下半年， 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匯率大幅波動等問題，英國退歐等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可能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從危機預防角度，對風險的早期識別和預警至關重要。

“新興市場的公司債規模已超過了美國債市的規模，且近一半為國外持有，主要集中在國外五大基金手里，因此一旦風險高度集中、五大基金發生變化，新興市場必將蒙受損失。”IMF前副總裁朱民早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新興市場不可低估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的溢出效應。

值得註意的是，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正在不斷強化，因此各國間的政策協調也至關重要。例如，美國次貸危機當年迅速釀成全球性金融危機，其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和退出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穩定造成沖擊。不只是美國，中國這一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溢出效應也在上升，2015年的“8·11匯改”引發了新興市場匯市的劇烈波動，歐美股市也出現了“恐慌性拋售”，這是前所未見的。

為此，G20承諾不斷完善對資本流動及其風險的應對，並已共同采取措施改善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包括加強數據收集、彌補數據缺口等，及早識別資本流動波動帶來的風險。IMF也將總結各國經驗並整合資本流動管理和宏觀審慎政策研究，為各國化解宏觀經濟金融風險提供參考。

作為最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G20也為各國加強政策溝通提供了對話的平臺。眼下，如何繼續有效發揮G20在政策對話方面的積極作用，使之真正成為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持久的協調機制而非“政治秀場”，這是當前全球金融治理領域面臨的最主要挑戰之一。

中國引領金融外交新常態

作為一個正在迅速上升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應借G20峰會的契機，進一步在全球和區域兩個層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例如，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以及由中國參與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都使得中國在努力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的同時，強化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亞投行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區域性投資銀行的範疇，有望對現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響。”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亞投行不僅受到區域國家的歡迎，更引發美國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美元霸權的反感與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熱烈期待，不能不稱之為中國金融外交上的勝利。

IMF總裁拉加德去年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全球的基建需求巨大，而IMF當前和未來的主要任務都不會是基建融資，因此如亞投行這樣的基建投資機構是受歡迎的，只要它們能夠倡導合作、高效運作。”

同時，多邊開發銀行(MDB)多側重基礎設施投資，在經濟增速乏力、基建缺口大、利率處於歷史低位(借款成本低)的當下，加強基建投資是推動長期增長的不二之選，而這也呼應了G20公報的倡議。

G20公報稱：“為支持我們的共同增長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們重申對推進投資議程的承諾，並將重點關註基礎設施發展，堅持數量與質量並重。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具有獨特作用……我們已與多邊開發銀行進行了有效溝通，呼籲他們共同采取行動，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並促進私人投資。”

IMF早前便表示，加大基建投資的黃金期已經到來，只要明確識別需求、投資高質量項目，隨之而來的將是產出效應而不提高債務對GDP的比率。“根據對先進經濟體樣本的分析，投資支出對GDP比率每上升 1個百分點，同年的產出水平將提高約0.4%，四年後將提高1.5%。”

不僅是在中國，眾多歐美國家的基建缺口也十分巨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期也發文稱，“大西洋兩岸都存在未能滿足的巨額公共投資需求。美國基礎設施的老化是出了名的;多年的財政緊縮已讓德國公路與鐵路的惡化狀況超過大部分人的想象。那麽，為什麽不以如此低的利率貸款從事一些急需的維修和改造工程呢?即使不創造就業機會也非常值得這樣做，但事實是，這樣做可以創造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