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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风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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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类似于玩呼啦圈,需要每一个参与者产生控制风险的意愿,并推动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风险收敛的效果
廖岷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历时近四年,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或者是从危机的孕育到危机的爆发、扩散的路径来分析,各国金融当局均认识到: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与生俱来的特征,只能管理,不能消除。

  2007年肇始于美国次级房屋按揭抵押贷款的这轮全球金融风险,由于资产证券化和影子银行体系,表现出了严重的系统性和网络性特征,从而有别于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但各种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均是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风险积累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繁荣和竞争的压力下,市场纪律和金融机构自 律的放松,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某些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超过了现有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应对强度及能力,甚至是一些固有风险管理和监管工具、手段和理念,也发 出了很多误导性的信号。

动态平衡

  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看透,但依然难以找到根本和彻底的解决之道。因为所有问题其实都缘于众多无法解决的冲突和矛盾:经济、金融全 球化、金融创新的好坏两面性之间的冲突;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长远持续发展和自身获取短期巨额利益之间的矛盾;运用金融工具来管理未来不确定性的努力与这 些工具本身所带来的新风险及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假说与现实市场环境中人类不断重犯错误的“动物性”之间的矛盾;现代金融市场追 求信息完备和共享的努力与信息变得更加不对称和难以全面把握和获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金融监管利弊之间的权衡等。

  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只能按照市场的需要,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永无止境的。它类似于玩呼啦圈时实 现的那种平衡,只能通过培育市场每一个参与者产生控制风险的意愿,并推动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风险收敛的效果来维持和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市场参与者,包 括经营机构、中介机构和监管者行为的某种变化,都有可能打破这种“动态”的金融稳定,或者推动金融体系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新平衡实现过程的快慢, 往往取决于一个金融市场本身的韧性、活力和制度的成熟程度。

  这种动态平衡也意味着往往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寻求平衡的过程可能比最终实现这种平衡更加困难,前者不仅受到现实市场环境的直接影响,还更多地 受到了很多非经济金融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各国国内政治上的考量和妥协,而并不完全是管理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治理水平、解决金融监管重叠或空白问题的最佳专 业选择。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和英国监管体制的最终改革方案的博弈过程。再比如,关于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和监管之争,对决策发挥了重大影响的,更 多是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强烈反抗和游说。

解决之道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加坚信:任何国家在发展和使用金融杠杆手段的时候,必须在不断培育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同时,同比例地提升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水平及技术。

  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确保随着其经营活动的风险程度的上升,成本也要阶梯式地上升,这包括动态资本金、拨备、流动性风险管理成本、信息科技、 人员投入以及全部管理成本等。对于金融创新活动,监管者必须在鼓励的同时,给出清晰的边界;对于跨行业的风险传递,要给予重点关注并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同样的金融风险问题往往周而复始,但管理和缓释金融风险的手段必须不断更新,因为虽然风险的实质是一样的,但产生风险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 变化。比如,新的金融风险的网络化和系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风险传递的速度和范围也完全不同,但在风险管理或监管过程中的信息收集,特别是信息处理和分析 能力并没有实现同步前进,这是所有金融机构或监管者在试图应对新的金融风险时,首先需要克服的软肋。

  另外,金融市场各个参与者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即人类的“动物性”也在周而复始。在这场危机中,在金融创新的各个环节中,无论是普通金融消费 者、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还是信用评级公司,都因为利益而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和不忠于职守,因此,应重视单个机构看似合理和理性的行为可能对整个 金融系统带来的影响。尽管我们过去一直就非常重视金融风险的传递和外溢,但完全需要从新的宏观审慎角度和系统性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在伤及众多无辜金融机构同时,也殃及更为广泛和无辜的金融消费者,强化金融机构行为监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全球广泛的认可:对于商业银行,需要在强化审慎监管的同时,提升行为监管的强度和频率;对于投资银行,也需要考虑强化审慎的风险监管。

未解之谜

  迄今为止,这场金融危机留下了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和金融重新走向繁荣的时候,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制度安排是否能够引导市场纪律得以恢复 并发挥作用?竞争能否使市场纪律充分发挥作用以惩罚失败者,包括让“大而不能倒”的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在必要的时候接受市场的惩罚?金融体系在普遍的有 限责任制下的道德风险是否能够彻底避免?金融体系内区分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重要机构之后,这种新的二元结构会给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新风险?传统的公司治理如 何在金融机构的结构、产品和业务更加复杂化的趋势下,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进一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资源跨境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好处的同时,是否能够 建立起跨境金融风险快速处置的机制?如何较好地协调金融风险的全球化监管与各国和各地区的监管分化问题?

  2010年上半年以来,全球有很多更新、更深入的反思和探索,有来自理论和学术界的,也有来自各国风险管理和监管实践的,很多改革建议正在完成细节的设计和推动实施的过程中,这些都将提升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当然,也存在很多让人非常担心的问题:金融监管反思动力正在减退;一些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反思的分化趋势更为明显;一些监管改革方案缺乏可操作 性,甚至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效率及有效性;一些金融机构追逐短期盈利的行为和记忆力短暂的毛病正在重现。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是我们可能 浪费这次金融危机,重新走上风险循环之路的危险信号。而全球宏观经济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正在给金融监管的改革带来更大的挑战。

中国思考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随着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层面的讨论不断深入,中国可能受到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大。面对这种情况,在考 虑完善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之道时,必须既克服盲从心态,又避免盲目自大倾向,立足中国金融业现实,针对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系统性风险问题来认真研究。

  比如,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应对金融危机时,中国银行业在巨额信贷投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变化,特别是一些银行面对繁荣、面对市场竞争、面对各类政府融资平台所表现出来的冲动,值得反思。

  除去众多银行业之外的各种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宏微观因素的影响,银行松懈的审贷标准和各类具有影子银行体系特征的经营行为,似乎带有了与 “次贷”和不审慎金融创新的相似特征。这些风险的化解,不仅取决于被发现的早晚,更取决于解决的信心和勇气。庆幸的是,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尚未发生根本性 变化,现在仍处在宝贵的时间窗口。挑战的是,这个时间窗口正在逐渐消失。

  当然,中国的这些突出的风险产生的市场环境完全不同于美国次贷风险,问题的产生、演进,直至最后的发现和化解的过程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两国 金融监管者对于风险的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次贷危机中美国监管当局的失误已为全球所公认,而中国政府和中国银监会在这些风险面前表现的前瞻性和预警措施的 采取,在推动中国银行业化解这些风险的问题上,再次赢得了市场的初步认可。在宴会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有人撤掉了盛酒的大酒杯。这是风险收敛、恢复平衡和 科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作者供职于中国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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