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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下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第二天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外界一样，他密切关注这次会议对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定调。
三天后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提出“要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
12月7日，当传出各家商业银行上报的明年信贷总量仍将达到7.5万亿元，与今年持平并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消息时，上证指数盘中即大涨。但相形 之下，连续五六年业绩保持高速增长的银行股却仍然低迷不振，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当天以绿盘报收。
对于银行业的风险，最为关切的政府机构当属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
如果说银监会成立后确立了中国银行业专业化的监管体系，现在的银监会则希望，新监管框架能为专业化银行监管升华的过程埋下另一块里程碑。在此基 础上，与国际标准看齐，根据中国的实践，建立一套更加完备、系统、有机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约束长效机制，是银监会的目标。
中国的主要银行在成功上市后，正面临改革动力日渐消减的问题；近两年的信贷大量投放，更为银行业的未来积聚了风险。监管当局能否以更高的监管要求，据此倒逼银行业的深层次改革，亦为未来可能的风险建造可靠的屏障？
刘明康七年前首任银监会主席，此时站在“十二五”规划的新起点上，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总负责人，有着明确的战略规划。12月9日下午，刘明康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回首银监会成立以来的改革路，亦对未来的新监管框架提出新的构想。
监管新框架
“要与国际监管改革同步，一是扩大银行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二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财新－《新世纪》：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新趋势应如何解读？银监会出台的相关政策甚至被认为走到了国际监管改革的前面？
刘明康：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界痛定思痛，全面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虽然资本监管制度方面的缺陷既不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诱发条件，但却位于危机后改革的前沿，更说明了审慎资本监管的重要性。
首先，最低资本充足率从原来的8%抬高到10.5%。而中国的商业银行，无论大小，2010年三季度末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6%。而且当银行低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业务会被叫停，风险资产不能随意扩张，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银行无限地铺摊子。
第二条是核心资本率，国际上最新要求是达到6％（暂未实施），过去仅要求4%，其余4个百分点可通过债务工具来补充，这意味着普通股仅占资本金 的50%甚至更低。而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中普通股占到了75%，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9.6%以上。发行债务工具补充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5%，这样 的审慎规定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另外，资本充足率的计算需要扣除八大项，其中有三项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的内容，另外五项我们已经净扣除。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如果扣除这八大项，资本充足率有可能降到负的1%到2%，要达到10.5%，非常困难。
这一国际监管新规的最后宽限期是2019年1月1日。我当时想怎么那么远？怎么不“长牙齿”呢？当时在巴塞尔开会时我还开了个玩笑，可能还没等我们达标，就又来了一场金融危机。但后来他们说服我，G20国家当中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反对，只因为他们现在实在做不到。
财新－《新世纪》：听说你三次致信巴塞尔委员会？愿闻其详。
刘明康：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监管当局直接参与了本次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的过程，一方面有机会深入理解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制度变革中积极反映国内实践，维护中国银行业的核心利益，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监管改革中的话语权。
我先后给巴塞尔委员会等机构写过几次信，阐述观点和建议，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次是迪拜债务危机发生时，我写信建议要高度重视主权债务危机，并关注欧洲，建议成立TASK FORCE（特别工作组）。对方很认真回了一封信，但是表示不用专门成立TASK FORCE了，已经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在那里加强这个功能。现在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超出了当时的预计。
还有些信的内容是阐述中国对此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具体看法。银监会坚持国际金融监管应高标准、严要求，提出要对金融危机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推进 全面改革，在资本定义、反周期超额资本、流动性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和过渡期安排等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观点。比如对资本的定义，我们提出了股本 和留存利润，即等同于所有者权益。再如杠杆率，一些国家希望把CDS （信用违约掉期产品）量变对冲，这样就可以把风险资产降下一部分，但我们反对。这些意见得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呼应，部分建议被采纳，已反映到巴塞尔委员会发 布的相关文件中。
财新－《新世纪》：对比国际监管新规，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可以提前宣布全面达标？
刘明康：应当看到，现在还存在国际上有，国内没有的监管规定。我们有两个方面需要努力，以跟国际上保持同步：一是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另一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这次国际新的监管框架提出，债务工具可以在监管者拉响警报的时候，强制转为普通股，承担损失。不能像这次危机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动用了大量 资金抢救银行，普通股缩水，银行国有化，股东被“剃头”，但债权人照样分红、分利息，安然无恙。当然监管者也不会轻易动用这种权力。
另外，这次国际监管新规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覆盖面，即资本相对应的风险资产必须包括表内和表外，既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括交易账户。中国的银行业虽 然交易账户规模不大，但也存在或有风险资产。如银行经常就具体项目发贷款承诺函，过去从不记入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资产里。现在规定，凡是这种严格意 义上的承诺函，统统都要归到风险资产，以这一分母来要求10.5%以上的资本充足率。
财新－《新世纪》：银行业内包括资本市场都有一些声音认为，这些规定是否有些超前、过于严格？
刘明康：我们年初提高了对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大型银行为11.5%，小型银行为10%，这一标准并没有高于国际银行业和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水平，而是不能后退的底线。
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并非基于最优资本结构理论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建立统一的最低监管标准，为银行国际竞争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因此，不能把8%做为底线。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按照8%计提的资本远远不能覆盖吸收危机期间银行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目前，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 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3%，英国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2%-14%。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世界前 50家大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仍在11.86%以上，但其实际持有的资本仍不足以吸收危机期间的损失，更不能充分反映银行被动地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社会成 本，包括倾销资产的连锁反应、信贷收缩阻碍经济复苏等。危机后提高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英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将资本充足率 标准提高至12%-16%。
拉响风险的警报
“对外讲风险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财新－《新世纪》：对于银监会提高的一系列新监管标准，银行是不是有意见认为，我们的资产以信贷为主，而非国际上以交易资产为主，风险没有那么大？
刘明康：改革最大的成就是银行自我风险意识的加强。虽然中国以信贷资产为主，没有做CDO（担保债务凭证）、结构性产品的投资，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信贷风险很大。
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我，提到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这次危机和自己是脱轨的。但是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包括中国。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11月后中国银行业加大了信贷投放了力度，因为要拉动经济增长和复苏，但也必然带来了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银监会2007年开五大行的董事长会和行长会，提出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要 从100%提到130%。大家当时不同意，不良贷款有100块，放100块不就是拨备了吗？为什么要提到130%？到2009年第一季度末，银监会把拨备 覆盖率要求提到150%，最后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是188%，现在是200%多。这意味不良贷款即使多冒出1倍来，我们还有足够的拨备去拼，把资本金 保护起来了。
财新－《新世纪》：我们记得，银监会是较早提出要注意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目前解包还原的情况如何？
刘明康：地方融资平台，我们是第一个拉警报的。2009年一季度银行业月均放款达到1.5万亿元，“两会” 结束后，我们在3月份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警示。在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当时里里外外思想都有些排斥，觉得怎么回事？金融危机还在肆 虐全球，这就开始拉警报，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不妥当的，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回过头来，经过一年的调查，现在几个董事长、行长都清楚了，他们都亲自带队下 去来验证银监会的提醒是否有道理，发现省一级的地方融资平台还好，到了地市就有问题了。
我们从2009年3月起纠正地方融资平台的打捆式贷款、用票据占规模、“冲时点”等不审慎行为，4-5月起及时引导银行业从信贷超常规投放逐步转向常态，信贷投放逐渐减少，并要求商业银行全面梳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解包还原，补足抵押和还款来源。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自成立以来每个季度向商业银行通报风险，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内容虽然并不完全公开，却一直深为业界关注，能否介绍这一做法？
刘明康：金融界很奇怪，很多人不喜欢讲坏消息，因为背后是市场，要把市场稳住，不想把股票和债券砸下来。但 在风险方面，我是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比如平台公司有多少，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风险大，这些我都是对外讲的。对外讲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有风险 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银监会每个季度都会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分析全世界和全国的经济走向，提示风险。每次两个半小时，信息量很大。刚开始的时候请银行的高管们 来，张三李四都要请假，现在，他们是其他事儿请假也要来听这个会。我们在会上给的信息非常多，而且真实，另外被认为有很好的前瞻性。过去讲的许多问题，如 经济形势的方向、哪个行业过剩、潜在的风险等，很多都得到了验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动，也请他们讲讲情况。至于银监会提出的单项的风险提示就更多了。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明康：首当其冲还是地方融资平台。而房地产贷款风险最大的仍是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的这些贷款，风险不 在开发商更不在按揭贷款。按揭贷款风险较小，开发商的贷款是有风险，但是开发商现在都已经优选了，名单式管理，按在建工程的50%抵押贷款，一下子就把规 模压下来了。最担心的还是前面的土地储备贷款，又指向了平台公司。第三就是产能过剩风险。
财新－《新世纪》：经过这轮危机和刺激政策之后，如果把前述风险都纳入进来，你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会上升到什么程度？
刘明康： 2005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6%，超过欧美银行业的水准很多，但“十一五”结束时，银行业同口径的不良贷款率降到了1.2%。“十一五”的辉煌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实行更严格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把融资平台、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因素都加进来，我们估计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个百分点左右的不良贷款率是比较真实的和合理的。
目前一般银行还能保持约2个点的利差，这使得即使拨备提高到200%还有利润。2010年，税后利润将超过7000亿元，比2005年大幅提升。
监管“长牙齿”
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
财新－《新世纪》：也不乏意见认为，中国银行业有此辉煌的成就，与其说银监会管得好，不如说是碰上了国家付出巨大财务成本推动银行改革，以及遇上了宏观经济上升周期的大好机会？
刘明康：银监会从2003年秉持着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的理念，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遇到问题就必须说，发生重大风险就必须追究责任。
我举一个没有人花纳税人也没有花投资人的钱的例子。“十一五”开始的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案件数是上千件，涉案金额在50亿元左右，长期是 这么个水平。到“十一五”结束的今年，银行业案件数已经降到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涉案金额在20亿元到30亿元左右，下降一半；每年因涉案处分的人，从过 去上千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
和欧美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案件率已达到世界最好水平。亿元案件率、万家网点案件率，我们都好于欧洲水平、亚洲水平，这两个数字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这些数字证明了监管的有效性，建立了中国银行业的新形象，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还是长牙齿的。
如果发生百万级的案件，我们坚持责任“上追两级”。因为虽然在网点案发，首先上级用人有失察之责；第二，出了案子说明制度不健全，让人有可趁之 机，把票据拿出去克隆，做假的章，借用人家的印鉴。第三，说明内控机制失灵，有了制度没有人查，制度形同虚设，底下的人胆子越来越大，这样的责任追究制 度，有效控制了银行业的案发率。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成立七年来，你认为最有价值的经验何在？
刘明康：现在监管实践经过这次危机证明是成功的。银行业要健康成长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第一，不能脱离实体经 济，随意地创新发展；第二，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必须有隔火墙。银行上市、资本补充、发行债务工具可以要通过资本市场，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必须建 立在自己管理的基础上，不能贪图便宜，从资本市场上借短贷长，造成期限和收益上的不匹配。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暴露的淋漓尽致，起亚汽车就是这样倒掉的。 资本市场是过山车，丧失功能以后，就不能再融资，或者再融资的成本公司受不了，但如果投资、放款都是长期的，项目质量再好，不良资产再低，都要倒闭，因为 没有后续的资金，这也是这次危机很多银行倒闭的原因。这是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可惜的是金融市场上，无论国内国外金融从业人员的记忆都是短暂 的，狂热追求利润，好了伤疤忘了疼。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就提出来我们监管的重心就是风险，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第一是必须管住法人，要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第二就是管风险，监 管部门不管网点多少、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这些都是高管层和董事会负责，但是监管部门一定要管住风险；另外，公司本身应该健全内控机制，实现内部纠错的功 能，而不是光靠外部监管；最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凡是有杠杆率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都必须提高透明度，接受投资 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的监督。
财新－《新世纪》：那你认为银监会在监管方面还需要努力的地方何在？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是什么？
刘明康：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第一，要继续扎实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机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趋同性，由此产生的风险集中问题，将是监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二，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衍生产品柜台交易标准化合同和非标准化合同的清算支付使用不同的结算系统，没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缺乏明确的存款保险机制与安排，缺乏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和破产法庭；缺少高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
第三，监管手段和方式方法仍需改进，监管资源亟待充实。要继续密切跟踪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银行业风险和资本造成的影响，继续探索完善具有前瞻性 的监管方法；要进一步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效能，切实推进非现场监管标准化工作，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还要大力加强并表监管，完善跨 境监管合作。
监管倒逼改革
“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底线守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资本监管是否也可以倒逼银行的改革？
刘明康：本来就是这样。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动态的管理，风险大，资本充足要求就高，风险小，资本充足达标就可 以。再如我们现在推出来新的监管框架中有一个杠杆率工具，对资本扩张的限制性要求就更高了，不能在市场无限的发债借钱去打新股或者投入某个项目。虽然收益 率很好，但是高负债率是不行的。如果发现银行不审慎、信贷分类不准确，不良贷款计算也不准确，迁徙度（好的贷款向坏的贷款走的趋势——编者注）也比较差， 那杠杆率的要求就还要提高。
财新－《新世纪》：你如何看待监管、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监管过严会不会以牺牲竞争力为代价？这也是业界所担心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银行对自己的监管机构就一直有意见，认为欧洲的监管比较松。
刘明康：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
这次危机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监管失察。纽约和伦敦一直在竞争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私募股权基金（PE）是美国的多，对冲基金是伦敦的多，两地都飚着政策，这种竞争使得监管者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害怕一管，就管住了竞争能力。
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干，监管的成本是要花的，就跟人要做体检一样。监管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通过监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发展就会更好。底线守 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比如，这两年中国的银行对外兼并收购，总体很成功。工行去南非收购标准银行50%的股份；几家银行都在香港收购了网络，现在都盈 利了。
现在全世界中国的银行，新加坡、首尔、伦敦、法兰克福，都是盈利的。我们要求这些海外分行和子行要做传统业务，追求盈利与合规，不要标新立异， 跟着中国客户走，服务于留学生、国内企业走出去，“十一五”期间中资海外行没有出现一次事故，境外的监管者对我们很认可，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管风险，如果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监管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刘明康：我们还是风险为基（RISK BASE），这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鼓励银行支持农业、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关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的增速。这是我们13亿人口的特点，民以食为天，粮食不能丢，小企业也不能丢。小企业创造就业最强，民营企业也主要是小企业。除此之外，我们从来不做限制，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从不多讲。
财新－《新世纪》：今年初信贷突然放量，以后在银监会的强力监管下，每个月都非常精确地按照计划发放，不过到了10月、11月，又出现了信贷超计划发放的势头。今年新增信贷会突破7.5万亿元吗？
刘明康：银监会一直引领商业银行严格按照既定的宏观信贷目标，科学把握银行业信贷投放节奏。我们要求商业银 行对信贷风险进行更为审慎、严格的管理，同时确保个人和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得到满足，特别是确保在建、续建项目，不能“半拉子”，还有企业正常流动资金、 个人贷款需求及其他日常金融服务不受影响。
“大而不倒”争议
跨境资产的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关联性和复杂性也是重要因素，应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
财新－《新世纪》：“大而不倒”一直是金融监管中的一个难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这个话题有没有更深的认识？
刘明康：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型金融机构的危机，矫枉必须过正。他们掏空了财政，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对经济的信贷功能，获得注资后，又去买美国国债去了，不放贷款。以后银行将被分两类，一类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类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前者尤其要加强监管等等。
所谓“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是指金融机构的倒闭对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以至于政府不能对相关机构采取破产、关闭等处置措施，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救助的情形。
目前，各方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大而不倒”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建立起事前和事后的一整套解决措施。如何监管还有很多争议，如针对大 机构增加资本管制，这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社会组织都压着监管当局去加强管理。银监会一直认为对大机构的增加资本约束不一定是最有 效的，认为公司治理、加强监管才是根本解决办法，但银监会赞成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逆周期资本要求。
财新－《新世纪》：以规模来定，中国的五大银行全部都进入了世界最大银行的行列。但你为何会对以规模来定“大而不倒”机构提出异议？
刘明康：这几个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并要放到国际的平台上监管，由国际组织进行运行稳定性评估、同行评议（peer review）。
银监会非常赞赏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但认为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Size（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倒掉的雷曼兄弟并不是 最大的投行，北岩银行在英国也不是大银行，冰岛亦是。我们需要从全球关联度和复杂程度（包括交易复杂程度和结构复杂程度）等方面改进对“大而不能倒”机构 的评估方法，我建议这三个指标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个简单的规模指标。就是规模，也应该考虑跨境资产的规模，坏在国内是肉烂在 锅里，坏在国外才有溢出效应，影响别人。
财新－《新世纪》：中国的几大行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无疑有着系统性重要影响，如何才能对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
刘明康：银监会正在研究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具体的监管方法。理论上再大也要倒，不能有道德风险，但毕竟大型机构具有关联度，倒闭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影响。
我们对大型银行有一系列措施，应该说还是有效的。
一是在监管资源上加大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机构的倾斜，严守风险。在银监会内部，五大行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管。二是从今年初起，对大型银行新 增了附加资本的要求，大型银行11.5%，比小型银行高一个百分点。三是加强对大机构的事前约束，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把 握节奏和力度；坚决防止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过分复杂；四是所有新的监管规定首先要在大行上推进，如扩大风险资产的覆盖面等，大行的时间表要先于小银 行，2013年就要达标。小型银行是2016年达标。
最后，继续执行严格的风险隔离与防火墙制度，“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或银行集团，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各类子机构，要完善监管方法，加强并表监管。
监管新挑战
“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财新－《新世纪》：你提到现在大的银行集团下面各类子机构很多，在目前新的监管框架下，跨业经营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窄？如何才能有效监管？
刘明康：我们允许，但是不鼓励跨业经营。
现在很多银行底下都有保险、基金、信托、租赁、投行。我们一是用资本监管的办法，即对子公司的投资都必须在资本金中扣除，投多少就按比例扣多 少；二是并表监管，必须把公司的整个风险状况、损益都并进来；三是建立监管的防火墙。虽然银行、信托等都由银监会监管，但内部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的副 主席都不交叉。
我们一并规定，银行在每个领域的控股子公司只能有一家，每五年做一次后评价，由主管部门进行评价，如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银监会有权通知这家银行全部出售有关子公司。和人一样，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这是要避免重蹈美欧的覆辙：一个伦敦的小子公司拖垮了整个AIG（美国国际集团），美国的一桩收购就让英国最好的银行汇丰（HSBC）亏了几十亿美元。
财新－《新世纪》：像平安收购了平安银行和深发展银行后，相应的监管怎么办？
刘明康：平安集团是由保监会负责并表监管。保监会和我们的合作很好，最早签了详细的监管合作备忘录，2010年，针对跨业经营，我们实现了联合检查。现在证监会在查银行系基金时，也允许我们一起进场。
财新－《新世纪》：不少商业银行还是希望重启资产证券化，借此来减轻资本和规模的矛盾。对此类金融创新，你持什么态度？
刘明康：资产证券化有一个重大教训，目前还没有克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银行腾挪资产，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把银行的风险分散出去。
分散风险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转给能够更好理解风险、消化风险能力最强的人，这样才能达到金融创新的目的，效率更高、价格更低，消费者和 投资人都能获得更好的回报。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次资产证券化是把资产证券重新打包、组合、拆分、再组合，卖给了风险理解更糟和承受能力更差的老 百姓和金融机构，造成像香港这样的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风波，一直到现在法律手续都没有走完。
二是资产证券化必须是透明的，不能让大家看不懂，必须是“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否则就会创造杠杆率，追逐利润，而不是追逐社会的效益，没有附加值。三是不可监管套利。
在买卖双方都还没有把比赛规则搞清楚之前，中国现阶段不适合搞资产证券化。但是我们允许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之间也可转让资产，但都有前提条件。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在制定什么样的新政策，可以让银行有途径转让资产？
刘明康：我们和财政部刚刚拟了一个文，银行的不良资产可以继续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及社会上合格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也可以将资产打包卖给另外一家银行，但是必须通知借款人，“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条款。
也就是说，不能搞三个名堂：第一，不能通过卖资产来规避监管对规模的控制。另外一边也做空中飞人，反正要回购，也不入大账，这绝对不允许。现在 我们依法叫停并且处分有关机构，禁止了监管套利的银信合作。第二，贷款可以在银行间转让，但必须征得借款人的同意。所有银行都应培养这样的信贷文化，尊重 借款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三，在银团贷款转让时，除非银团当中的其他成员放弃优先购买并同意转让的情况下，才可转让给第三方，抵押、担保的合同也要合法 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