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2016年5月23日的澎湃新聞報道，給當前經濟轉型的急迫性，添了一個極其鮮明的註腳：自2011年起，鋼貿行業因債務問題，導致的壞賬規模近100億美元。
鋼貿行業就像一只小小的麻雀，它的債務困境，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一些核心癥結，暴露無遺。不能再指望通過刺激來提振消費、投資、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貨幣刺激政策，效果衰減很快，已經難以為繼。
供給側改革的要點，即是要提高經濟效率，第一步要淘汰那些像無底洞一樣吞噬銀行與財政資金的僵屍企業。但由於這些企業許多是“國”字當頭，及其所涉及就業等現實問題，使這些行政化機構退出市場步履維艱。
供給側改革是個新詞。但提高經濟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已經說了二三十年的老詞。怎麽提高效率？改變國企的預算軟約束，不再白白享受資金、土地等資源型優惠，不再用準入門檻擋住來自民間的競爭者。
這意味著，不預設民企與國企之間的身份差異。它們都是平等服從中國法律的企業，法律也同等保護它們在資金、土地、財產與人身方面的權利。
這首先當然是一場經濟轉型。這場轉型，在最初是一場效率革命，後來延伸到了建立以產權和市場價格為核心的市場秩序。背後是對經濟體的效率與創造力必須奠基於個人財產權與人身權這一基本理念的肯認。
然而，這場經濟轉型不是僅局限在經濟領域所能完成。因為從資金到土地到市場準入，與政府權力的有效與有限息息相關。投身於經濟的“破壞性創造者”們，是否能全心研究市場，不斷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要看其想象力是否受到過多限制，財產與人身是否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與國企能否平等競爭。
這意味著，經濟轉型必然要求政府治理轉型。
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都是當下急務。但如果又是行政指標式硬性完成，可能有逆淘汰的危險，可能去掉一些優質的民企產能與杠桿。
這個問題並非無的放矢。現在的很多過剩產能，本來就是被“調控”出來的。如果始終不能充分信任市場的自動調節作用，過於相信有形之手的“逆周期遠見”，不願意承受任何痛苦，經濟轉型還會被繼續延後。
經濟形勢好，難有轉型的動力。經濟形勢難，能逼著改革向前走。近日，報經國務院審定後，財政部印發了《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明確中央財政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用1000億人民幣對地方和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工作給予獎補，鼓勵地方政府、企業和銀行及其他債權人綜合運用兼並重組、債務重組和破產清算等方式，實現市場出清。
這個錢，不能僅僅作用於本輪“市場出清”，還需要借此真正厘清政府與市場的定位，從而奠定中國新一輪增長的新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