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已經是包括歐美、亞太乃至中東各國資本財富的“中轉站”與“投資平臺”。全球化的貿易和金融投資，更需要一個穩定的匯率機制來承擔起“交易基準”的功能。
在香港的貨幣發展史中，並非沒有嘗試過浮動匯率機制：自1935年放棄銀元本位制後，香港曾嘗試過多種不同的匯率制度，先是實行了近40年的英鎊掛鉤制度，在英鎊改為自由浮動後，港元短暫與美元掛鉤後於1974年改為匯率自由浮動機制。
但浮動匯率實施兩年後，香港經濟便陷入大幅動蕩，其後港元匯率更於1978年至1983年期間大幅貶值40%，直至香港政府於1983年10月推出以7.8港元兌1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後，香港經濟才進入穩定的高速發展期。
這與香港獨特的“交易型”市場結構有關：浮動匯率制下，政府可通過匯率貶值來維護和增強自身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有利於以出口制造為主的“工廠型”經濟體系發展；而聯系匯率制由於免除了匯率波動帶來的大量交易風險和計算成本，更加有利於跨區域與跨市場交易的發展。
這從香港自身的經濟結構轉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1970年代香港經濟內成長起來的制造型企業，在1980年代之後迅速將其“制造端”轉移至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前店後廠”式的粵港經濟合作模式。
在這一市場轉型的背景下，借助中國制造能力的大規模擴張，香港迅速形成了以轉口貿易和金融服務為主體的“交易型”市場體系——對外貿易占其GDP比重高達350%以上，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國制造”。
隨著轉口貿易的興旺，與之密切相關的跨境金融服務也迅速成長起來：今天的香港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已經是包括歐美、亞太乃至中東各國資本財富的“中轉站”與“投資平臺”。全球化的貿易和金融投資，更需要一個穩定的匯率機制來承擔起“交易基準”的功能。
香港政府為此選擇了放棄自身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將匯率制度與貨幣制度合二為一的“貨幣局制度”：在這一機制下，港幣與美元在固定匯率標準下實現完全可兌換，港幣發行量也因此必須與香港政府的外匯儲備量所對應——港元因此而成為固定匯率下的“美元兌換券”。
在這一聯系匯率機制下，香港的法定發鈔銀行（匯豐、渣打、中銀）每發行7.8港元必須向金管局繳納1美元，而持有這一巨額美元儲備的金管局，則通過向市場投放和回收美元以保證港元對美元匯率的穩定。
在這一特殊的貨幣發行與管理機制下，香港的聯系匯率機制經歷了1987年全球股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等多次嚴重沖擊，成功地捍衛了香港作為自由和開放市場的市場信譽，並不斷完善港元聯系匯率的協調和管理機制。